序二

李新

胡华同志的逝世，是中国教育界和史学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和党史学界的巨大损失。他逝世的时候，我不在北京，未能参加对他的悼念活动，深以为憾。现在趁他的文集出版之际，写几句话在前面，略表我和他相处近40年的深厚友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他逝世的无限哀思。

提起胡华同志，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因为他是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为这门学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在延安的干部学校中，大都开设“中国问题”或“中国革命问题”的课程，最著名的教授是何干之、李凡夫等同志。胡华同志从陕北公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讲的也是这门课。1940年，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中国革命问题”这门课就专门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了。1948年华北大学成立，立即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作为最主要的课程。当时的政治教员李又华、宋涛、何戊双、王波鸣、郭晓棠和胡华等同志，都讲这门课。由于华北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了解很少，因此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时候，常常要结合着历史来讲，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后来历史部分越讲越多，便把这门课程改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历史”。北平解放后，华北大学搬进了城。胡华同志被派到各单位讲这门课，大受欢迎，于是他把长期教学中积累起来的历史资料编写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送经有关领导同志审阅修改后正式出版。这本书虽然只是一本小册子，但一时风行全国，影响很大。从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成为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课程之一。1952年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门课逐渐转化为“中共党史”，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共党史系就是为了适应这种情况而创办起来的。何干之和胡华同志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著名教授，并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主任。他们两人不但善于教学，而且长于著述。他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编写了许多教材、讲义和各种教学参考资料，其中正式出版的讲义实际上成了全国通用的教科书。他们还为全国培养了大批的教员，使这门课程得以在全国各高等院校以及其他学校普遍开设。

我是1948年到华北大学才认识胡华同志的。我当时担任华北大学一部副主任，他在一部任政治教员，有时还兼任区队长。在华北大学，政治教员是很受尊重和很有地位的，不少的政治教员兼任区队长就是证明。华北大学搬进北平后，政治教员被各单位争着请去讲马列主义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对促使当时广大知识分子革命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胡华同志这一时期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全国解放后，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李培之同志和我在胡锡奎副校长领导下主管教务工作。这时，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直属于教务部，分工由我管，因此我和这个教研室的同志们交往较多，和何干之、胡华同志的关系尤为密切。李培之同志和我对教研室同志们的要求很严格，现在想来可能有些过于苛求了。不过我们都是出于好心，绝没有丝毫整人的动机。特别是李培之大姐，在紧要关头还保护了一些同志。而且从效果来说，这样的严格要求，对同志们后来的发展还起了积极的作用。因为政治教员不仅要业务好，而且首先就要求他的言行能为全校师生的表率。胡华同志后来受到那么多人的敬爱，这既得力于他能长期全心全意地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更得力于他能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断地提高自己，增强党性。我想，现在的政治课教师，应该学习胡华同志的工作精神和革命精神。现在的党组织也应该严格地要求政治课教师，要他们在全体师生中起模范作用。但是，50年代后期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反右倾运动，特别是60年代中期开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则是十分错误的。胡华同志在50年代后期就开始受到冲击，不过还不是很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胡华同志遭受到有如雷霆万钧一般的压力，但他表现很好，他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在任何压力面前也不屈服，绝不乱说一句话，绝不嫁祸于旁人。我这时虽不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但仍住在人大的宿舍，所以对他的情况很了解。我深深地感到：“文化大革命”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它既考验了每个党员的党性，也考验了每个人的人性。像胡华同志这样经得住考验的党员实在太少了！但“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被克服和其后之所以能拨乱反正，正是靠这样一批铁骨铮铮的党员在那里起中流砥柱的作用。胡华同志的逝世，是多么的令人痛惜啊！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我们一些同志想通过1977年纪念八一建军节来改变一下空气。为此，特请胡其安同志重译《伟大的道路》，用出版这本书来纪念朱德同志。同时建立了一个小组，专写周恩来同志的事迹，胡华同志参加了这个小组，他写了《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一书。随着拨乱反正而后全国安定团结局面的出现，胡华同志的工作热情和写作热情都达到了新的高峰。为了推动中共党史这门学科的前进，他约我发起组织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并请何长工同志担任会长。这是成立得较早的群众性的党史学术组织，当时还有不少人把党史视为不可涉足的禁区呢。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确定以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为中心任务，由他亲任主编。这部书现已出版30余卷，成绩卓著，离完成50卷的预订计划已相差不远，可惜胡华同志竟于此时离我们而去了，而且何长工同志也相继辞世！现在只好由我来帮助他完成这一未竟之业。我虽然对何长工同志来说是个晚辈，但比胡华同志毕竟要年长一些，由我来替他负责扫尾工程，是多么的不合理呀！大概是“天意”如此。像我这样的碌碌无能，只好附骥尾，命运注定我去完成这项附骥工程。因此我心甘情愿，决心与编委会的同志们继续努力，完成胡华同志的遗愿，让他能含笑于九泉。

胡华同志从事教育工作，从事革命史、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长达半个世纪以上。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干这种工作都是很艰苦、很清苦的。很多人都没有坚持下来。当然其中不少人是因为革命需要而变动工作的，但那些抱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学术为进身之阶的人，肯定不能坚持过这种艰苦、清苦的教学生活。不过，历史也最公平不过了。只有那些自甘淡泊，坚持过艰苦、清苦的教学生活的人，在学术上才能有所成就。胡华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又能在教育和学术岗位上立定脚跟，永不动摇，所以能作出卓越的贡献，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一个人如何度过其短暂的一生才最有价值，这是古今中外的人们包括无数圣哲都不断思考的问题。我认为，胡华同志虽不是什么伟大人物，但他的一生很有价值，很值得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很值得深思的人生哲理。他的文章也很值得一读，通过读其文而知其人，并从中获得一些教益，那么为他出版这本文集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很感谢编辑出版这本文集的同志们，谨草此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