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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大陆政策 ” 日本帝国主义是依靠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发展起来的。19世纪中叶，日本国内新式的大规模的机械工业逐渐发达，股份公司和银行资本也迅速增长。日本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态，和封建经济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特别强烈的侵略性。
日本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膨胀，必然促使它利用武力向邻近的经济落后的中国和朝鲜等国进行侵略和掠夺。1894年爆发了第一次中日战争，新兴的资本主义的日本打败了腐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清朝，从中国攫取了许多特殊的权利，并加强了它和英、法、德、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能力。19世纪末，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日本资本主义在经过第一次中日战争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后，也迅速地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
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天比一天加紧。它利用地理上和中国接近的便利，企图逐步排挤欧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而独占全中国，并且制定了所谓先独占满蒙、然后灭亡全中国的“大陆政策”。在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它更利用西欧帝国主义无暇东顾的机会，进一步操纵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成为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主角之一，也就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之一。
但是，从第一次中日战争以后的30多年间，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由于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互相矛盾和牵制，日本独吞中国的阴谋一直未能实现。当然，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是在处心积虑地企图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一天没有被根本消灭，它对中国的侵略企图也一天不会自动放弃。
九一八的炮声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 1929年末，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危机。这个危机的破坏力空前巨大，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错综地结合着，并在以后三年间逐步加深。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果，有2 400万工人失业，数千万农民陷于饥饿困苦的境地。这个危机使帝国主义列强间、战胜国和战败国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以及附属国间、工人和资本家间、农民和地主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于是，资产阶级一方面用建立法西斯专政、镇压工人阶级的方法，另一方面用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战争、劫掠防御能力薄弱的国家的方法，来寻找逃出经济危机的出路。日本帝国主义就在这种严重经济危机的困扰下，于1931年发动了劫掠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7月，日军制造了挑拨中国和朝鲜两大民族关系的万宝山事件。8月间，又借口日本军官中村大尉入满蒙调查地理“失踪”，诬称被兴安岭的中国屯垦军所杀，乃在沈阳征集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准备进攻。接着，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而诬赖中国军队破坏。遂于1931年9月18日夜，炮轰沈阳城，攻占北大营。国民党蒋介石却早已给东北全军有“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的不抵抗命令。所以到19日晨，日军在中国几十万军队一枪不发的情况下，占领了沈阳城。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制炮厂，及200架飞机，一概落入日军手中。接着日军又分兵进占安东、营口、长春等地。20日，东占吉林，南迫锦州，海军占领秦皇岛。不到五天，日军就差不多全部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千里河山。这时国民党又命令东北驻军：“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蒋介石还为其不抵抗政策辩护说：“这时必须上下一致……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9月23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演词）蒋介石所依赖的国联原是英、法等帝国主义所操纵的工具，他们一面组织什么“调查团”，主张“共管”，一面鼓励日军由东北进一步去进攻苏联。美帝国主义则更是在主张“和平解决”的烟幕下，直接指使蒋介石不准抵抗，帮助日本占领东北，想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向苏联。所以，日军毫无顾忌地继续向中国进攻，击败了黑龙江东北军马占山部的自动抵抗，又占领了黑龙江的齐齐哈尔；扶植溥仪，筹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11月下旬，日军分兵三路向锦州方向推进，国民党政府竟训令施肇基向国联提议，在锦州设中立区，由英、美、法、意军队驻扎。这就是说，它已经承认锦州以东的东三省不再属于中国了。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满足于这种投降办法，1932年1月进占了锦州。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几十万部队不准抵抗，完全退入关内。总共四个多月时间，辽、吉、黑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三千余万同胞、四千余公里铁路及无尽的宝藏，就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断送净尽。这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从此东北同胞便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了14年。日本在得到这样一个巩固的侵略根据地以后，便肆无忌惮地向全中国、向太平洋地区进行疯狂的进攻。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民抗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从九一八开始，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进攻和国民党蒋介石出卖东北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涨。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首先提出抗日的号召：“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东北游击队，直接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全国人民怒吼起来了，纷纷要求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首先起来的是上海十万大中小学学生的大罢课。接着，9月24日，有上海35 000码头工人大罢工，抗议日军侵略东北。26日，上海有十余万人反日大集会。10月初，上海更有80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派代表到南京要求发枪抗日。广州、香港等地日厂中的中国工人纷纷自动辞工，宁可忍饥挨饿，也不在日本工厂做工，表示对日本侵略的抗议。
全国各地，从上海到北平、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州、福州、武汉、南昌、青岛等处，各界人民莫不愤恨国民党当局的卖国政策，纷纷自动起来抵制日货，要求对日绝交。9月28日，宁沪学生群集南京国民党政府门前，抗议国民党对日妥协和不抵抗政策；当晚，上海七千余学生被国民党强迫用专车押回上海。11月，更大规模的平津学生第二次大请愿，经过艰苦奋斗，又到了南京。蒋介石被迫出见学生，在机关枪、步枪的层层警戒下，故意欺骗学生说：“现在政府正积极准备抵抗日本，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恢复，当杀蒋某之头以谢天下。”实际上，蒋介石却是要更多地杀革命人民的头，失掉更多的国土，来保卫他自己的头，来保卫四大家族的血腥统治。学生当然不听他这一套欺骗人的话，要求立即出兵抗日。于是蒋介石用屠杀回答了学生的正义要求。12月17日，当三万学生联合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时，军警吹着冲锋号，杀气腾腾地向学生开枪射击。在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门口，当场杀死学生30余人，伤百余人。事后，国民党发出文告，竟诬蔑学生抗日游行行为是“越轨行动”，说军警开枪是“自卫手段”和“正当处置”。次日，又派军警包围各地学生住宿处，押解学生上火车，强迫回校。国民党反动派自己不抗日，更不许人民抗日，谁要抗日，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屠杀。
在日军刺刀下的东北人民自动地起来抵抗了。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地方党的领导下，首先是辽西一带的人民发动了武装斗争。原属军阀系统的部队也有开始进行抗日斗争的。国民党政府对于东北抗日的人民和义勇军不仅不予接济，反而扣留各地爱国人民支援他们的捐献物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国际上，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仗义执言，痛斥日本的侵略行为。许多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义勇军的伤病员，苏联人民都给予热情援救。所以当时只有苏联是真正援助中国人民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及其对日宣战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侵犯和国民党新军阀大混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日益壮大起来，革命根据地也连续粉碎蒋介石的进犯和克服一切困难条件而巩固和扩大起来了。各根据地已经普遍建立了人民自己的红色政权——苏维埃政府。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及红军政策、经济政策和关于工农检查及少数民族等多项重要决议，选举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并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等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宪法大纲确定了中国红色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它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它的政体是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制）。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在大会闭会期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议决案。
宪法大纲规定了工农劳动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宣布执行土地法，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宣布制定劳动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和工人有监督生产的权利；承认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宪法大纲还规定了红色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宣布一切和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宣告它和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站在一条战线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于12月21日发表了《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大众一致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无耻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中国”！这种对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和国民党卖国政府的不抵抗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1932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了《对日宣战通电》，指出国民党政府和其他各派军阀，本其投降帝国主义的惯技，接连地将东北及淞沪各地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而对全国人民反日的革命运动，则进行血腥镇压，甚至于强迫对日自动作战的中国士兵撤退以表示对帝国主义的忠诚。国民党反动政府已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通电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此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工农红军和全中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 一·二八”上海抗战的爆发 东北沦陷以后，日军得寸进尺，继续发动了对上海的新进攻。它以为一次闪击战便可以占领上海，并以此作为进攻中国内地的中心基地，达到短期内灭亡全中国的目的；至少它可以借此来巩固它在东北的既得胜利，压迫国民党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并取缔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于是有“一·二八”事变的发生。
1932年1月20日，有日本和尚5人，在上海虹口被人打伤，日本便以此为借口，唆使日本浪人特务焚毁中国三友实业社工厂，杀死中国巡捕并捣毁商店。24日，又自焚日本公使重光公馆，诬赖是中国人所为。27日，日本领事向上海国民党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提出道歉、惩凶、赔款及解散抗日团体等四项要求，并限24小时内答复，否则日军采取自由行动。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答复一一照办，并立即封闭抗日会。同时蒋介石下令，要驻上海的抗日情绪较高的第十九路军从淞沪撤退。然而日本海军陆战队，却按照自己预定的计划，于28日晚，大举进攻上海北站、江湾、吴淞等地。驻上海的蔡廷锴等所率领的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起来迎击日军，英勇的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号召下上海军民的英勇抗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人心振奋，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上海十万日厂工人大罢工（坚持一个半月之久）并号召许多工人、青年学生投奔前线，组织义勇军，和第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或担任运输、交通、侦察、救护等工作。同时恢复了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募集资金和物品，支援前方作战将士，出版《反日民众》等报，宣传抗日政策。在战争开始时日军本想四天占领上海，但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广大人民英勇的援助下，却把日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夺回天通庵、北站等地，两天内杀敌千余。士兵、工人、学生，做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复旦大学等校学生，组织学生义勇军，在前线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单是复旦大学学生死伤就有200多名。上海军民就这样孤军抗战了一个多月，使日军四换主帅，死伤万余，挫败了日军骄横的侵略气焰。后来日军继续增兵到十万，军舰60余艘，飞机百余架。国民党政府却派第五军来制止第十九路军抗日，第五军将士激于爱国热忱，便反抗乱命，参加作战。反动派竟向敌人告密，敌人便乘第十九路军兵力不足，在浏河偷袭登陆，才迫使第十九路军于3月3日退出上海。
蒋、汪对上海抗战的破坏和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 国民党反动集团对上海“一·二八”抗战，不仅是不加支援，而且还迫使第十九路军在弹尽粮绝、死伤过重、日军不断增兵等情况下，不得不退出上海。国民党统治集团蒋介石和汪精卫同谋，高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实际上是不要抵抗，只要“交涉”（投降）。他们对第十九路军一点不接济，还扣留全国各地捐款；阻止第五军将士自动参加抗战，他们继续依赖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调停”。英、美、法、德、意五国，竟想把上海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中立区”。国民党政府虽表示完全同意，却因日本反对未达成协议。后来，蒋、汪便在5月5日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不得驻兵，并允许取缔抗日，把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开到福建去“剿共”。
上海抗战虽然失败，但充分证明中国人民是有力量打败敌人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协定，理所当然地为广大人民所反对和痛恨。从此中国人民更加认识清楚：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决不能只依靠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如果让中华民族的命运由这个反动集团去安排，中国终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蒋介石反动集团为什么要积极破坏抗战呢？这是他们的封建大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他们惧怕革命人民甚于惧怕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早在1931年8月就在南昌说过：“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这就是说，若亡于帝国主义，他还能当帝国主义羽翼下的儿皇帝，封建买办的统治还不致完全垮台，如果人民革命胜利（蒋介石叫做“亡于共产党”），那么四大家族的法西斯统治是一定不能维持下去的。所以，他们口头上的“攘外”、“御侮”都是假的。他们宁愿出卖祖国，勾结民族敌人，集中一切力量，用“安内”、“统一”的幌子，来共同“剿灭”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英勇的中国人民。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指导下有利革命形势的丧失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激起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全国的客观形势有利于革命。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已于8月间粉碎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第三次“围剿”，鄂豫皖的红军也将陈调元所属反动军队打得“片甲不留”，全国革命声势甚为浩大；国民党内反对派、各中间派都活动起来，第十九路军违命开到南京、上海，上海《大公报》、《申报》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停止剿共”，一致对外。12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出洋，国民党广东派孙科等上台，声言要和共产党红军妥协。1932年1月底南京政府因上海发生抗战而迁都洛阳，许多在野派别和军队（如东北军、西北军、粤军），有的同情抗日反蒋，有的中立动摇，并且有人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如果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联合反蒋介石的各派势力，就可能推动以抗日为中心的革命事业的发展。
但是对于当时这一有利的形势，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的中共中央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中共中央没有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它妄图灭亡和独霸中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错误地认为，九一八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于是，他们强调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要一致地进攻苏联和中国革命，而日本帝国主义是“先锋队”，因而忽视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开始激化和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这样，他们就不能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正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收复失地”、“保卫祖国”的口号，而是片面地、不切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结果，不仅使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能有效地领导全国抗日运动，而且也使党不能充分利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来推动抗日运动的开展。
他们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而认为国民党各派和各中间派别都是一律的反革命，因而不但没有采取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而且拒绝各方面人士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和提议，把中间派别的抗日要求看做是欺骗，把中间派别看做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并要求党同他们一律进行“决死斗争”。对当时正在东北抗日的黑龙江马占山部和上海抗日的蔡廷锴部第十九路军都采取了“要兵不要官”的关门主义策略。他们拒绝“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认为只有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才能革命，认为“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而继续主张“打倒一切”。
接着，他们在1932年1月9日又作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指出革命任务是：争取革命在湘、鄂、赣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要红军进攻几个中心城市，不承认有全国性的抗日形势，有击败蒋介石降日一派的可能。这样，党的领导在这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统治下，使组织全国性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就毫不自觉地放过了。1月间，蒋介石联合汪精卫重新上台，全国抗日运动、上海“一·二八”抗战受到了镇压和破坏。6月，蒋介石又重新组织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首先开始了对鄂豫皖红军的进攻。这样，蒋介石就在反共的口号下，组成了反革命统一战线，维持了他的政权。有利的革命形势丧失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又暂时低落下去。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蒋介石在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拒绝全国人民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要求，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口号，积极准备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他们在南京成立“剿共委员会”，筹款3.21亿元，购买大批军火。英国国会议员琼斯曾在国会内说：“中日两国代表在一家军火厂会客室相会，他们并不怒目相视，而是交换价目，两人联合向经理要求减价，结果减低百分之四十。”这件事说明日本购买军火是为了进攻中国，屠杀中国的抗日人民；蒋介石购买军火也是为了屠杀抗日人民，二者的目的原是一致的！（但是在工农红军强有力的回击下，这些军火却纷纷落入红军手中，装备了革命力量。所以毛泽东当时曾说：蒋介石是在给红军当“供给部长”。）同时，蒋介石还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办法，强化反动统治机构，实行保甲连坐法，聘请德、英、美、日军事顾问，提出“三光政策”（所谓“匪区壮丁一律杀光，匪区房屋一律烧光，匪区粮食一律运回，不能运回者烧毁”）。蒋军军行所至，赤地千里，庐舍为墟。此外，蒋介石还发起封建的、法西斯的所谓“新生活运动”，鼓吹封建道德、“一个领袖”等滥调，愚弄人民。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1932年
如前所述，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第十九路军和上海各界人民自动奋起抗战，蒋介石想尽一切办法破坏上海军民抗日，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把第十九路军从抗日前线调到“剿共”前线。随即又调集90个师50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实行第四次“围剿”。蒋介石自任“剿匪”总司令，兼鄂豫皖“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为闽粤赣三省“剿匪”总司令。何成、王均、刘峙为前敌总指挥。这次“围剿”从1932年6月16日开始全面进攻，到1933年3月结束，前后达9个月，分做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自1932年6月至10月，敌以主力向鄂豫皖、洪湖、湘鄂赣三个革命根据地进攻，以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尤其以主力压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对中央根据地则取守势。鄂豫皖区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指挥下英勇作战，给了敌人很大的打击。但是，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下，以及张国焘对于敌我形势的错误估计，骄傲轻敌，疏于防备。结果，当敌军重新集结大举来犯时，又仓促应战，与敌人硬拼，使红军受到很大伤亡。于是，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10月间，越过平汉路西撤，经河南、陕西转移到四川北部。1933年春，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留下的红军，组成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继续坚持斗争。洪湖区在反“围剿”斗争中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由于敌人兵力过大，红二军团亦于10月间被迫转移到湘鄂西和四川东南部、贵州东部一带，1933年夏在贺龙等领导下扩大了湘鄂西根据地。湘鄂赣区的红十六军则于1932年秋南下转入湘赣根据地。
自1933年2月初开始，第四次“围剿”和反“围剿”斗争进入后一阶段，敌以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仍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毅然采取退却步骤，首创大兵团伏击战法，连续歼敌三个师，缴枪万余支，并俘虏蒋军李明、陈时骥两个师长和好几个旅长。至3月间，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开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群众生活，争取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各项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因此，毛泽东于1933年8月和1934年1月先后发表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我们的经济政策》两篇文章，阐明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党和工农民主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下，由于毛泽东等的积极工作，根据地内，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各类合作社普遍建立起来。兵工厂、织布厂、被服厂、草鞋厂、军鞋厂、造纸厂、农具厂、煤炭厂等到处兴起。中央根据地的各项经济建设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有效地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了持久的革命战争，改善了群众生活。
1934年1月22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了总结报告，总结过去四年英勇奋斗的经验，介绍了根据地人民生活改善的状况，指出，农民的生活已大大的改善，例如在1932年，闽赣区的收成，超过这些地方革命前收成的15％，在1933年，则超过25％，一般地说，全区农民的收成，一年之内增加了20％。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秕，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革命根据地内人民生活改善的实际情况，可以拿毛泽东1933年在上杭县上才溪乡的调查为例：那里的农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平均每年只有3个月米饭吃，其余9个月吃杂粮和糠，这时已经吃得饱穿得暖，饭食改善了100％，每人每年可以做一套半新衣服，比以前增加了300％。粮食除吃用外，还可卖给红军缴土地税。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哪一种生活，哪一种政权，是农民群众愿意的呢？让一切国民党地区的农民群众自己去答复这个问题吧！
工农民主政府的各种政策 红色区域工农民主政府实行了下列的各种基本政策：（1）关于民主制度：一切过去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民众，男女一律平等享有无限制的民主权利。市和乡人民代表由劳动人民直接选举，建立了群众性的廉洁政府。切实保证群众在革命中所得到的一切权利，并利用一切革命武装和革命法庭镇压一切反革命的活动；剥夺帝国主义及反动阶级之一切特权。（2）关于土地政策：以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和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彻底地消灭地主经济和封建半封建的剥削制度。无代价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多余部分田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士兵和农村手艺工人；无条件地废除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3）关于劳动政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订立劳动合同，增加工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改善青工、女工和学徒的待遇，组织职工会。（4）关于财政经济政策：实行统一累进税，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国民党区苛捐杂税名目共有1 756种），发展国民经济，有计划地调节、扶助、奖励农、工生产事业和私人经济，组织对外贸易，扩大合作社运动。（5）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实行免费教育，推行识字运动和社会教育，创立师范学校和各种干部学校，及高级研究机关。（6）关于红军建设、扶助少数民族等也均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革命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使千百万劳动人民，过着从未有的没有民族压迫、没有封建剥削，民主自由、幸福愉快的生活。与黑暗的南京政府统治下的广大地区相比较，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和卖国的《塘沽协定 》 上面说过，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已显示出很大的变化。不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更加积极地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也渐渐地表面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损害了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在华权益，从而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又必然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分裂。其中亲英美的派系就要求变更“剿共”政策，附和一致抗日的舆论。这样，激荡全国的抗日救亡的声浪就更加高涨起来。
但是，蒋介石却违背全国人民的愿望，逆历史潮流而动，继续着穷凶极恶的反共内战，请了许多德、日、英反动军官，直接帮他指挥进攻革命根据地。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了我国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接着，2月25日又向热河进攻。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惊慌失措，急忙征集汽车240辆，先装载私产及鸦片运往天津租界，3月3日，自己也抛弃省城承德，向滦平逃命。日军以180人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承德，仅仅一星期就占领了热河全省。于是日军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想一鼓而下华北。3月间，日军大举进攻长城各口，这时驻长城线的将士和长城内外义勇军自动奋起抗战。3月11日，喜峰口的二十九军将士在何基沣等率领下奋勇作战，将敌人逐出喜峰口。接着，驻冷口、古北口的中国军队也自动抵抗日本侵略军。消息传来，全国人民莫不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大家踊跃输将，支援前线英勇杀敌的爱国将士。
但是国民党政府坚持妥协政策，蒋介石亲赴河北制止抗战，对于驻扎长城各口和平津一带超过敌人兵力十倍的军队，禁止其起来抵抗，对请求抗日的部队下令说：“有言抗日者杀无赦”（1933年3月6日蒋介石命令）。结果，4月间长城各口孤立抗日的各部队在蒋介石的阻挠下遭到失败。5月12日，日军占领通州，直迫平、津。国民党所依赖的“国际联盟”，本来在1931年12月已正式成立了以英国人李顿爵士为首的“国联调查团”，1932年初到中国，费时八九个月，这时已草出了一个洋洋20万言的报告书，内容可用一句话来概括：用国际共管满洲的计划来代替日本的独占。这个建议虽然被国民党统治集团甘心接受，但是一心要独吞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却置之不理，继续进兵。于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蒋、汪同谋下，再次向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求和。5月31日，派熊斌、黄郛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内容规定：（1）中国军队退出滦东一带，再不许前进；（2）滦东为非战区，不许驻兵，由中国警察维持治安；（3）日军撤退至长城线，并派飞机和用其他方法监视中国军队是否执行上项协定。这在事实上已是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归日本所有，并将整个华北置于日军监视控制之下。不久日本又制造了一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提出华北特殊化的口号，实际上是要使华北殖民地化。这个亡国条约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国共产党于6月1日发布了《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号召人民奋起反抗蒋介石反动派的卖国内战政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
中国共产党推动和领导下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 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在国民党破坏长城抗战，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的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以共产党员吉鸿昌、抗日将领冯玉祥、方振武为首，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集合了东北义勇军一部、地方武装及平津救亡学生，宣布对日作战，决心收复失地。在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之下，从只有几千人的抗日同盟军，很快扩大到了十余万人。他们以不充足的武器和给养，竟在5月底到7月中旬的50天的短期苦斗中，先后收复宝昌、多伦、沽源、张北等地。正拟向东收复热河的时候，蒋、汪却加以“妨害中央统一政令”、“破坏整个国策”（蒋介石5月28日致冯玉祥电）的罪名，一面收买同盟军孙殿英部，一面委庞炳勋为察北“剿匪”总司令，诬抗日军民为匪，率13个师的大军“围剿”抗日同盟军。结果，冯玉祥被迫下野。但方振武、吉鸿昌仍坚持抗日，分兵三路向滦东挺进。这时，何应钦与日军商妥共同“围剿”抗日同盟军，于9月底，日寇在北，国民党军队在东、西、南，四面包围抗日同盟军，空中并有日机轰炸，方振武、吉鸿昌所部因弹尽粮绝而失败。次年11月国民党政府勾结天津法租界反动当局逮捕了吉鸿昌。吉鸿昌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员英勇不屈的气概，被蒋介石在北平以“抗日罪”杀害。
毛泽东、朱德发出团结抗日的伟大号召 这时，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并且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士兵乃至部分将领中也滋长着抗日的倾向，为了进一步团结抗日力量，毛泽东和朱德于1933年1月17日发出宣言，愿在三个条件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三个条件是：（1）立即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2）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3）武装人民。国民党蒋介石却以更大的围攻来回答这一正义的宣言。但是这个号召，不仅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并且推动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将领，也产生了联共抗日的要求。
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与失败 国民党军队中，首先起来响应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号召、同红军订立抗日协定的，是抗日情绪较高的第十九路军。第十九路军将士自被调到福建参加“剿共”战争之后，在红军合作抗日主张的影响下，普遍不愿“剿共”而愿同红军合作抗日。第十九路军领导者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了国民党内李济深等的一部分势力，于11月20日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21日，和工农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主张武装抗日反蒋。然而，南京政府于12月间动员陆海空军向福建“人民政府”进攻；1934年1月，与第十九路军战于延平、古田一带，并派飞机对福州进行狂轰乱炸，蒋介石的海军也向福州、厦门猛攻，并得到日舰的协助。至1934年1月底，蒋介石占领福州、泉州，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陷于失败。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改编为东路“剿匪”第六路军。蒋介石派陈仪为福建省主席，接收了福建。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准备 第四次“围剿”失败之后，蒋介石便集中一切力量准备第五次“围剿”革命根据地。
第一，搜刮一切财力，准备“围剿”：一方面向美国借款（名为棉麦借款）5 000万美元，向日本借款2亿日元，大量发行公债（1927年到1933年共发行11.4亿元），大量发行纸币（实行所谓“法币”，以纸币兑取人民手中的银元），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加紧劫掠人民财产，以充作内战军费；另一方面蒋介石自己也乘机发了大财，和其姻亲宋子文、孔祥熙，还有亲信陈果夫、陈立夫家族，形成垄断全国经济命脉的四大家族的寡头统治。
第二，加强反动的法西斯统治：1929年由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和徐恩曾组设了CC团，专门从事法西斯特务工作；1932年蒋介石又组织蓝衣社（复兴社）的法西斯组织，由戴笠、康泽、贺衷寒、陈诚、郑介民等特务头子为骨干，实行法西斯统治，宣扬“自由主义已经没落，大多数国家已倾向统制化之一途”，厉行“一党专政，领袖独裁”、“领袖高于一切”、“一切服从领袖”。这样，蒋介石便成了一个最高独裁者。如军事委员会受委员长管，委员长受中央政治委员会管，蒋介石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长，又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总之，一切都是蒋介石一人独裁。蒋介石还规定，各省主席均由军人兼职，形成了法西斯武人专政。在地方上，则厉行保甲制，强化土豪劣绅的统治。
第三，在军事上：首先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大批训练反动军官。蒋介石亲自出马，灌输法西斯思想。聘请德国法西斯头子之一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和大批英、美、法、日帝国主义军官为参谋，招募大批新兵，购买大批飞机、汽车、大炮，扩充军备。在红色区域周围实行堡垒政策，大肆构筑碉堡封锁线，据统计，仅在江西，至1934年1月，共筑碉堡2 900座。又在全国普遍设立地方保安队，以加强全国各地的反动统治，镇压人民的起义。
第四，在思想上：在全国学校实行法西斯的军训，举行会考，加强法西斯思想统治，实行愚民教育。提倡“尊孔”、“读经”，宣传所谓“新生活运动”，鼓吹封建道德等，以便加强其法西斯统治。
蒋介石经过各方面的准备和配合，乃继续向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斗争 蒋介石于1933年9月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第五次大“围剿”，调集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对革命根据地实行总攻。这次“围剿”采取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堡垒政策”的新作战方针，从四面向革命根据地内地压缩。特别对中央革命根据地采取重点用兵，以50万兵力分四路前进，北路顾祝同，西路何键，南路陈济棠，东路蒋鼎文。
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共有兵力10万人，在敌人大兵压境、红军以寡敌众的形势下，加以敌人准备充分，又采用新的军事原则，即堡垒政策，使这次反“围剿”成为最残酷的一次斗争。但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不实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轻视敌人，以为自己力量充足，否认了敌强我弱的条件，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部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诱敌深入、后发制人，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把敌人消灭在敌人区域；主张“先发制人”，向敌人进攻；提出“不丧失一寸土地”等口号，实行拼消耗的单纯防御战；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把兵力分成六路去抵抗敌人的进攻，分散兵力去打硬仗。“左”倾教条主义者一开始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首先打黎川以北的硝石，敌人阵地巩固，不得手；又打其东北的资溪桥巩固阵地又不得手。1934年春，当红军在广昌战役中受挫，遭受很大损失后，又惊慌失措，立即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节节抵御，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截，穷于应付，以致根据地被封锁压缩得越来越小。这时又不敢以红军主力向敌人后方进攻，以调动敌人，打破敌人的堡垒封锁政策。错误的军事路线，不仅使红军苦战一年没有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而且造成了红军的巨大损失。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除西北红军外，其他各地红军亦均先后进行了长征。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1933年9月-1934年10月）
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召开 中央红军突围北上抗日，举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开始长征前，1934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寻淮洲、粟裕等率领第七军团经闽入浙，然后到江西东北部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军第十军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先遣队由赣经浙入皖，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寻淮洲英勇牺牲。1935年1月，先遣队在皖南怀玉山被数倍于我军的蒋介石军队包围。在突围中，方志敏被捕。他坚贞不屈，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用自己的心血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作品。这些著作，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传统教材。同年7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先遣队余部由粟裕、刘英等率领，在浙闽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继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后，中共中央又在1934年7月底决定，以湘赣区的红八军和湘鄂赣区的红十六军组成红六军团，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突围西征，作为中央红军西征的先遣队。西征军突破了湘、桂、黔敌军的层层封锁，于10月到达贵州东北部，和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军第二军团会合，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1934年10月-1936年10月）
1934年11月，坚持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第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等率领下，自河南罗山地区出发，往豫西、鄂北，到达陕南，创立了鄂豫陕根据地。
以上三支红军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第一方面军以至全国红军的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1934年9月底10月初，中央革命根据地留下项英、陈毅等领导一部分武装坚持游击战争（这是后来新四军的基础），主力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即红一方面军）开始西征，一夜之间，全军突围，敌人猝不及防。在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派代表何长工、潘汉年和陈的代表秘密谈判，达成协议，在我军行动的方向上，撤离40里，使红军未经大的战斗，突破两道封锁线。当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大军，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东。红军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殊死的决战。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改变了原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向西，到达贵州境内。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刘少奇、陈云、邓发、凯丰等及各军团的司令员、政委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张闻天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都作了旗帜鲜明的发言，同“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会议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总结，分析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的根本性质的错误，彻底否定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后来，又决定了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三人小组，指挥军事。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长征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骨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到达陕北，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抗日。中央红军在遵义附近集结主力，近两个月中，巧妙地四渡赤水，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击溃许多国民党的“追剿”部队。中央红军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敌军纷至贵阳时，红军旋即向云南突进，绕道川康边境进入四川，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后，和原由鄂豫皖撤至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懋功。党中央先后召开两河口（懋功北部）、毛儿盖（地名，在四川松潘附近）会议，决定关于北上抗日问题，党中央反对了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张国焘由于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主张向西康方面退却，这是十足的逃跑主义。党中央则坚决主张北上到抗日的最前线，迎接革命高潮，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结果党中央的正确主张取得了胜利。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通过渺无人烟的水草地。右路军到达巴西、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电令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发现了这份电报，立即向毛泽东报告。党中央当晚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连夜率右路军组成陕甘支队北上。张国焘则违抗中央的命令，擅自率领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南下至西康甘孜一带，并且公开进行反党反中央的背叛活动，非法地组织了另一个“中央”，破坏党和红军的统一，使红四方面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而中央红军则经过甘陕境内的残酷战斗之后，于1935年10月，胜利地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有的红军北上抗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一个胜利的长征，经历了人类想象以外的艰难困苦。地面有国民党军及地方军阀部队的围追堵截，天空又有敌机轰炸。蒋介石想要在长征途中把红军全部消灭，但中央红军一路上击溃了国民党军410个团和无数的土匪和地主武装，占领过54个城市，征途上披荆斩棘，所向无敌。
红军除了与敌军武装斗争外，还要与山川的险恶、粮食的匮乏（有时不得不吃草根和皮带）以及伤病的折磨作斗争。两次冲过乌江天险，巧计夺取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过天气严寒空气稀薄的雪山，走出荒漠无际的大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中央红军战胜了这一切困难，跋涉11省，历时一年，终于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
1935年11月，即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一个月，和西北红军第十五军团共同歼灭敌军第一〇九师于富县西南的直罗镇。“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6月，任弼时、贺龙、萧克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由湘鄂川黔边区突围，经湖南、贵州、云南，长征到达甘孜，成立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奉中央决定留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会同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坚定地站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一边，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动，主张北上同党中央会合。由于他们的坚持斗争，由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纷纷要求北上和中央红军会合，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和中央会合。7月间，二、四方面军把北上的决定电告中央后，党中央即派聂荣臻、左权等率红一方面军自陕北西征，接应二、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终于在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毛泽东指出长征的意义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这一伟大胜利，证明中国人民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不可战胜的，它是中华民族最高自信心的表现。中国革命经过剧烈的反“围剿”斗争和长征，不但锻炼出了一支坚强的工农红军及其干部，还锻炼出了十分坚强而有能力的中国共产党。
1937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退却逃跑、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在党中央的关怀教育下，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辨明了是非，提高了觉悟，纷纷起来揭发批判张国焘的反党罪行，坚决站到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对张国焘本人，党也进行了挽救。但他执迷不悟，竟于1938年4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当了可耻的叛徒和特务。党中央遂将他清除出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全党全军，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大阴谋，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红军的团结，保存了一大批优秀骨干，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红军长征后南方八省的游击战争 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后，留在南方各省根据地的红军，在项英、陈毅等负责的中央分局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在南方8省15个地区，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在赣粤边，1935年4月初，项英、陈毅到油山，召开干部会议，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高潮的方针。从此，中央局直接领导游击队，以油山为中心进行游击战争。敌人采取了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兜剿等手段，进行残暴的“围剿”。1936年冬天，陈毅在梅山被围20余日，生命安危，系于一发，他写下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豪迈诗篇，表达了他在险恶环境中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游击队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坚决依靠群众，开展了灵活的游击战争，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其他各地区的游击部队，也都向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反围攻、反“清剿”的斗争：在闽西，游击武装1 200人，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率领下，和敌人开展了顽强的战斗；在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在高敬亭率领下，以大别山为依托，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在浙南、闽浙赣地区，有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武装，在粟裕、刘英等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在湘赣区，有谭余保等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的游击战争；在湘鄂赣，有傅秋涛等领导的红十六师坚持武装斗争；闽北、闽东区，有黄道、叶飞各率领一独立师开展游击战争；此外，湘南、豫南等地，都有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活动。
南方各省的三年游击战争，表现了红色游击战士无比坚毅的英雄气概。这些游击战争的坚持，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支援了红军北上抗日，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毛泽东在评价南方各省游击区时指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蒋介石的文化“围剿”和以鲁迅为旗帜的文化反“围剿”斗争除军事“围剿”外，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还在文化战线上加紧进行“围剿”。1932年秋，上海反帝同盟被破坏。1933年夏，150名反法西斯大会的参加人被屠杀。同年5月，女作家丁玲被捕监禁，作家应修人在敌人追捕时坠楼殒命。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学者杨杏佛被刺。1933年11月，上海艺华影片公司被特务捣毁；许多进步的书店先后被破坏。1934年2月，上海149种文艺书籍，奉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命令禁止出售，76种刊物被禁止发行。同年11月，由于《申报月刊》登出了抗日言论，《申报》主持人史量才被暗杀。对于中国人民文化的旗帜、文化革命巨人鲁迅的迫害，反动派更是费尽心机。鲁迅经常处在特务的威吓压迫下，直到逝世为止。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虽然毫无抵抗力，但是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却仍是一败涂地。正如鲁迅在《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中所指出的：“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单单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因此宣告自己一无所有了。”文艺如此，在思想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结果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按：指军事‘围剿’与文化‘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