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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30余人（其中有表决权的27人），代表党员420人。
这次大会的代表中有李大钊、毛泽东、陈潭秋、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向警予、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大会在讨论中，发生了很大的争论。
一种是以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马林为代表，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而不能站在领导的地位。因此，中共的一切工作应该集中到国民党。另一种是以张国焘、蔡和森等为代表，反对和国民党合作，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革命，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政策。他们特别反对工人党员加入国民党，认为这样会“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正式通过了团结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的决议，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正确地制定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使党能够团结各民主阶级的力量，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从而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大革命做了必要的准备。
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发展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中国革命同盟会。同盟会是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主要组织者。它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体，和一部分反清士绅的联合组织。
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皇朝专制朝廷，但是由于同盟会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松懈联盟，领导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它未能真正动员群众，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而在半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致使政权落入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中，革命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改为国民党。由于当时大部分上层党人开始妥协腐化，党内加入了许多反动派——封建政客集团、买办势力，国民党已在实际上丧失了革命的性质。
1913年，反袁的所谓“二次革命”也在短期内被袁世凯打败了，袁世凯随即下令解散国民党。事实上，在这以前国民党已分裂为一些政客集团的小组织，自己已经瓦解了。
1914年，孙中山到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力图恢复辛亥革命前的面目，但是参加的人数很少，力量薄弱，在人民中影响很小。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孙中山在上海，当时他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又受了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影响，遂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其所以称为中国国民党，是表示区别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当时一些最先进的革命者曾积极帮助孙中山，如林伯渠当时就在中国国民党的总务部里做组织工作。但是中国国民党力量还是很微弱，除海外（南洋、美国）有些党部能够在经济上支援孙中山以外，在国内各地并无基础。孙中山为此十分焦急，走投无路。
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建党 1920年7—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大会，规定共产国际应当与今日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压迫各国参加推翻帝国主义事业的革命势力取得密切的联络（《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列宁在大会上代表“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作了报告，热烈地主张援助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
1921年4月，上述委员会的秘书马林（荷兰人）来到北京，经李大钊的介绍，8—9月间到广东会见了孙中山，谈中国情况、谈十月革命。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两点建议：要进行中国革命，就要有好的政党，这政党要联合各个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要有革命武装的核心（过去孙中山等只是联络军阀军队），要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听了十分高兴和赞成。这些建议和孙中山的想法是一致的。自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也知道了革命非有一个好的政党和自己的武装不可。
但是，如何建立起一个好的党呢？当时国民党在内地既无基础，也没有人去做组织工作，更缺乏建设党的经验。于是，共产党就着手帮助国民党在国内各地建立起秘密的国民党党部来，北方由李大钊负责，湖北由董必武负责，四川由吴玉章负责，湖南由毛泽东、李维汉、夏曦等负责。湖南的国民党名义上覃振为支部长，但他不能回湖南，所以事实上是毛泽东、林伯渠、夏曦、李维汉等在做工作。旅欧的中国国民党支部，也由周恩来等协助组织起来。
1922年8月，苏联派越飞来华，和孙中山再次谈改组国民党及建军等问题，并告诉孙中山可以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于是，有了1923年1月的《孙文、越飞宣言》，表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对孙中山的友谊。
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苏联又派鲍罗廷和一些军事顾问来到广州。于是，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当时共产党员谭平山等参加了中央委员会，聘鲍罗廷为顾问。1923年11月，发表了改组宣言和党纲草案，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中国国民党改组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每一省由孙中山指定三人，另由每一省推举三人。
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承认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并且通过新政纲、新党章和改组国民党的各种具体办法。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中除分析了中国的现状外，还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从此，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便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斗争的目标，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基本政策。这是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都参加了这个大会，在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并被选为这个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会后不久（1月27日），孙中山派蒋介石等七人为筹备委员，筹备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聘请苏联顾问，学习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共产党派周恩来去做政治部主任，派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熊雄、萧楚女等去做教官，军校的许多学生是由党从各地选派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是军校的革命骨干。
1924年秋冬，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亲手建立起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把军校的政治工作开展得很活跃。他紧紧依靠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军校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同时，又在师生中组织了革命青年的进步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他经常在军校讲课或作报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提高学生的阶级觉悟。
由于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当时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一度变更了过去的性质，形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种组织形式。原来国民党这个组织，是包含有很多反动派在里面的。在改组时，这类反动派——买办势力、封建势力，有的公开反对或公开脱党了，但是，有的封建买办势力——大资产阶级分子，还潜伏在国民党里面，以便寻找时机，重振旗鼓。曾经在上海国际买办市场上做交易所生意，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流氓帮会都有密切联系的蒋介石，便成为资产阶级右翼在革命阵营中采用两面派手法以攫取实权的主要代表人物。
三民主义的新发展 三民主义是从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中日趋紧迫的三大问题（民族问题、民主问题、土地问题）中抽引出来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解决这三大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限制和损害，因而有一定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的要求，反映到作为革命民主派代表人物孙中山的思想中，他就明白地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原则和纲领。
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又是一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所以，除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其政纲是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以外，其余的三民主义学说不仅是旧民主主义的政纲，而且是极不彻底的，带有改良的温和的色彩。在辛亥革命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目标只是要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并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因而在推翻清朝后，他觉得民族主义已经完成，只要“二民主义”便够了（如《中华革命党政纲》）。那对，他的民权主义也很不彻底、不明确；民生主义方面也只有抽象的“平均地权”。同时，他又缺乏实行这些主义的方法，不敢真正依靠人民。
孙中山在无产阶级、共产党的帮助下，思想上有了极大的进步，如上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对于民族主义，他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于民权主义，则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至于民生主义，则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办法，对农民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改善工人的生活。包含着革命内容的这个宣言和政纲，是当时共产党人帮助起草和修改的，虽然其中还有缺点（如政纲上的建国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主张等），但大体上成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这个宣言和政纲，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虽然在广度和深度上不完全相同，然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上却是相同的（反帝、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民族主义；主张实现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治——民权主义；反对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和限制资产阶级的专利——民生主义）。后来，1924年到1927年革命的胜利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及其真实的革命信徒合作所创造的成绩。一方面，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新的发展（旧三民主义变成新三民主义）；另一方面，便是新的革命方法——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产生（三民主义变成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就是要同列宁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要同中国共产党联合，要依靠广大工农群众。这是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灵魂。
标榜是孙中山的信徒的蒋介石，在当时，假装拥护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在大革命由其叛变而失败后，就公开地抛弃了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拿孙中山旧三民主义中的一些落后的部分，来作为其反革命的理论根据了。
镇压商团武装叛乱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各地群众革命运动突飞猛进。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豪绅都非常恐惧，叫嚣“孙中山赤化”。国民党内部代表买办豪绅的张继、谢持、邹鲁等国民党右派，公开出来反对革命统一战线，说什么“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其所宣传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其作用系在破坏国民党在国际之好感。一方面则注意打破国民党与国内各实力派（按：指当时各派军阀）之合作……其计划系在消灭国民党”（见张继等“护党”宣言）。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一天天尖锐起来，其中最剧烈的一幕，便是镇压商团武装叛乱。
广东商团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和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组织，以英商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为首（他们都是国民党右派）。他们依靠香港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军阀范石生等的军事援助，企图推翻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1924年10月10日，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示威游行，遭受商团的屠杀，死者20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屠杀后，商团全体出发，张贴逼迫孙中山下野的布告，武力威迫商人罢市，并主张邀请帝国主义走狗军阀陈炯明回省主持政局。孙中山这时凭借革命派和群众的帮助，以武力平定了商团军，使广州革命政权得到了初步的稳定。
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 在北方，自从曹锟贿选得了“大总统”，爬到反动权力的最高点后，历史注定他要从宝座上跌下来。全国人民掀起了反曹、吴的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了这个人民运动的先锋。各反对派军阀利用人民反曹、吴的情绪，纷纷起来和曹、吴对抗，而曹、吴则利用“统一”的口号，要削平各反对派军阀。1924年9月4日，爆发了苏浙战争。与奉系有关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地盘，和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发生战争，至10月13日卢永祥战败。
苏浙战争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奏曲，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两军在山海关附近展开了激战。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的前夕，于9月10日发表《第三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向人民分析了一年来各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变幻离合，提出：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
这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后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直系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始转向革命。1924年10月，正当直奉战争紧张关头，冯玉祥在冀东前线倒戈回北京举行政变，通电主和，将其所部改称为国民军，和奉军合击直军，直军全线崩溃。横行一时、自以为天下无敌的直系军阀土崩瓦解，曹锟变成了阶下囚，吴佩孚变成了流浪汉逃到武汉。在北京出现了奉皖两系同意下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这时，因为国民军是军阀队伍中开始倾向革命的军队，所以在国民军统治下，北方革命运动也有了进展。但是奉系军阀势力却也乘机入关，直隶（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一直到上海都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国民会议运动 “国民会议”的口号，原是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7月发表的《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来的。当时正是北京发生曹、吴驱逐傀儡总统黎元洪的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时局曾指出：在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的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主张国民会议由全国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代表组成，而由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来发起。
此后，促成国民会议运动遍及全中国，成为人民反对军阀的民主运动。
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1924年11月又发表了《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召集国民会议。
《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按：指曹、吴驱黎的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他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我们希望国民党领袖们努力号召全国人民的团体，促成此国民会议，并须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
这时，上海、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都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地民众团体都纷纷通电宣言，拥护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全国广大人民广泛地开展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为了迎接全国革命高潮，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向警予等20人，代表党员994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大会。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为了加强领导，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大会还指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同盟军，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否则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广泛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对中央报告的决议案；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组织问题、宣传工作等议决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了党和工人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作用，提出以前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没有正式提出过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大会没有提出土地问题的纲领，对建立革命武装问题也没有讨论。此次大会最重要的收获，是在群众革命运动高潮行将到来的前夜，推动党的工作深入到各阶层广大群众中去，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扩大了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为快要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作了广泛的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孙中山的北上和逝世 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倾向革命，他邀请孙中山北上，借以壮大自己的声威；段祺瑞、张作霖为了欺骗群众，收买人心，也借口共商国是，邀请孙中山北上。
孙中山为了在北京召集国民会议，并利用这一机会和北方人民接近，“拿革命主义去宣传”（孙中山语），就在1924年11月间动身北上，并发表了《北上宣言》。孙中山在这个《宣言》中明确宣布，他的目的是对内要“推翻军阀”，使“曹、吴覆灭之后，永无继起之人”，对外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主张“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要“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宣言》中提出要召集有各人民团体，反对曹、吴的各军和各政党的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共同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孙中山宣布他决不与北方军阀相妥协，号召全国人民支持他的斗争。
孙中山由于和无产阶级政党合作，由于接受了无产阶级的主张，他就能勇敢地同帝国主义对抗，而且相信武力和人民相结合就一定能够打败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这种勇敢而坚决的主张，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他于11月中旬到达上海时，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而帝国主义者则竭力反对他，曾不准他在上海登岸，后来又要驱逐他出上海。上海的美国《大陆报》和英国《字林西报》都写文章谩骂他，说“快赶孙中山出上海，不许他在上海过冬”。这些却更加坚定了孙中山的反帝意志。他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时说：“我这次北上，有两个目的：一、召集国民会议，是对待军阀的；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对待帝国主义的。”又说：“我担负这种责任，是很危险的，但也不必怕，只要全国民众能够了解就是。”
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向段祺瑞政府提出照会，声明可以承认临时政府，但要他尊重不平等条约，不得任意变更。于是段政府一面发表所谓“外崇国信”的卖国声明，一面又提出了召集所谓“善后会议”的主张，以此来同共产党、国民党所号召的反对帝国主义、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并企图阻挠广大群众的革命要求，达到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的目的。根据段祺瑞所颁布的《善后会议条例》，列席善后会议的资格是：（1）有大勋劳于国家者，（2）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领袖，（3）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4）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府聘请或特允者（但不得逾30人）。这样的“善后会议”，不过是第二个军阀官僚政客名流的“筹安会”（按：筹安会是1915年袁世凯策划当皇帝的御用机关），和共产党与孙中山所主张的由工农人民团体自下而上推选出来的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也是段政府对孙中山北上的一个迎头打击。于是，全国工农学生和各界革命群众都竭力反对善后会议，而拥护召开由人民团体选举产生的国民会议。
1925年1月间孙中山到北京后，张作霖、段祺瑞曾企图软化他，要他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同他商讨参加“善后会议”的“条件”；国民党右派分子曾竭力帮助张、段包围孙中山，要他放弃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而参加善后会议。这时身患重病的孙中山坚决拒绝张、段和右派分子的要求。1925年2月1日，段祺瑞召开了他的御用的军阀分赃会议——“善后会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也于同年3月1日在北京举行，同善后会议相对抗。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他在遗嘱中指出：中国要得到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表示了他对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决信念和他的不朽的革命精神。他的这些伟大遗言，为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民所尊重，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坚决奋斗。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为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终生的战士。他在革命生活的晚年，勇敢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主张，并为它的实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此，他成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真诚的朋友。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国的哀悼，北京、广州、上海及全国各地都举行了追悼会，形成一个广泛的宣传革命的政治运动。
五卅运动的时代背景 1923年至1924年，在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因为得到社会民主党反动领袖的帮助，残酷地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镇压了下去，而开始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到1925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贸易已接近于或达到战前的程度。有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的一部分生产（如美国的制造业、采矿业），则是跳跃式前进，其贸易也超过战前的程度。但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埋伏着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要引起对于殖民地的重新争夺。而且，相对稳定的出现，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疯狂地向国内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加紧榨取，向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一步掠夺的结果，这就无法消除他们与国内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矛盾。所以在相对稳定中，预伏着更严重的新的经济危机，包含着新的战争危险，并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世界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
与此相对照的，是列宁、斯大林等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真正稳定和巩固。在1925年，苏联已在新经济政策轨道上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巨大成功，即将过渡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的新时期。
这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大战结束后又卷土重来。它们变本加厉地对中国进行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掠夺，给中国带来了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和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建立的企业，为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对于中国劳动者进行凶残的剥削，像上海的日商内外棉纱厂，日夜轮班工作，每班长达12个小时，而且夜工也不加工资；工资一般每天两百钱，按当时的银元计算也就是一角钱。日本资本家更利用“储蓄金”及各种方法来克扣工人的工资。由于外资在华设厂享有种种特权，中国资本家所设工厂无法和它竞争，就从延长工时和减低工资来维持其利润，弄得工人生活日益恶化。工人为了争自由、争生存，不断与资本家发生冲突，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农民因军阀混战和租税繁重而破产流离，有的地方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就联合起来向地主豪绅、封建军阀展开斗争。如河南卢氏县的农民为了反对军阀拉夫、派款，曾被迫举行三次围城暴动。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因为当时的经济恐慌而大批地失业破产；民族资产阶级因受到外资排挤和军阀压迫而得不到发展，甚至破产停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矛盾也进一步加剧。总之，当时因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军阀连年混战而引起的中国经济危机，正是中国民族危机的标志，中国各革命阶级的革命要求也因而日益强烈了。这一切，正显示着中国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必然到来。
五卅运动的序幕——工人反帝斗争的展开 以日、英、美为首的各帝国主义强盗虽然互有矛盾，但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就联合一致、横行无忌地迫害乃至屠杀中国人民。于是，最受压迫和最革命的工人阶级就首先起来，与帝国主义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
二七罢工的一周年（1924年），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1925年五一劳动节，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余人，决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这次大会上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推选林伟民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大会在其决议中指出，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而且着重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应该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和指导者。
上海小沙渡日商内外棉纱厂的日本资本家长期残酷地苛待工人，1925年2月，又开除了一批男工，而以奴隶式的“养成工”去替代，引起了工人们的罢工。接着上海曹家渡、杨树浦各纱厂工人也响应罢工，参加罢工工人共计7万人。这次罢工在英勇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邓中夏和刘华的领导下，取得了相当的胜利。
接着，青岛日本纱厂大康、内外棉、隆兴、铃木等厂工人18 000人，也在4月里相继罢工，反对日本资本家阻止工人组织工会。这次罢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上海各日本纱厂工人和全国铁路工人的大力援助，终于取得完全胜利。
惨杀的开始——福州惨杀和青岛惨杀 1925年4月8日，福州男女学生数千人为着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对华教育侵略，举行请愿运动。当这些学生露宿在省公署的时候，军阀政府的陆战队、警察队及其他军队向学生们开枪射击，枪柄乱打，刺刀乱刺，打死七人，重伤数十人。这便是作为五卅惨案先声的福州惨杀。
接着，5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起了青岛惨杀。青岛工人自从4月间罢工胜利后，日本厂方不仅不履行条件，而且以种种方法向工人挑衅，并“命令”中国官厅：“工人不安于工作，必须解散工会。”于是奉系军阀的官厅便向工人代表说：“工会应该取消，因为日本人望着害怕。”工人坚决反对，日方便嗾使其走狗奉系军阀，调集武装，于夜3时突然包围工厂，进行野蛮屠杀，工人被杀死八人，重伤十余人，被捕70余人。
五卅惨案 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开枪打死坚持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工人领袖顾正红（共产党员），并杀伤十余个工人。这一屠杀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反抗，特别是学生。21日，上海文治大学学生举行募捐救济死伤工人，结果遭受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定30日在会审公堂开审。此外，帝国主义又提出损害中国主权、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等提案，同时为了欺骗社会舆论，还提出取缔童工法案。为着这两件事，上海各校学生决定在5月30日举行演讲宣传。
5月30日，各校学生2 000多人，分头到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传单，向群众讲述顾正红被杀、学生被捕的情况，以及反对工部局的所谓提案。租界的英国巡捕到处捕捉讲演学生，只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拘禁学生即达数百名。3时许，群众将近万人聚集于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正在相持之际，英帝国主义竟下令开枪，向徒手的群众射击。顿时血肉横飞，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这便是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
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三罢运动
上海南京路大屠杀后，群众更加愤激，到处举行集会演讲。中国共产党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来领导这个运动。在共产党人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等领导下，31日
，上海20余万有组织的工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决定将这次运动扩大到各阶级去，结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6月1日，上海伟大的“三罢”实现了——20余万工人总同盟罢工，五万余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甚至公共租界的华籍巡捕也罢岗表示抗议。
这时，英、日、美等帝国主义已开来大批军舰，海军陆战队布满上海，对工人、学生大肆逮捕和屠杀。帝国主义军队遇见工人、学生装束的就打。群众死伤，日有所闻。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培养干部的学校）被封闭，瞿秋白、刘少奇等被通缉。
6月7日，上海的反帝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了。加入这一组织的有：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未参加）。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表现了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各革命阶级团结一致的精神。
6月11日，上海工学商各界20多万人举行群众大会，反帝的情绪很高，大会提出17条交涉条件，主要内容包括：（1）立即撤退在华各种武装，取消戒严令；（2）送回被捕学生，恢复被占、被封各校的原状；（3）惩凶，赔偿，道歉；（4）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5）优待工人，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的自由；（6）将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案撤销；（7）制止越界筑路；（8）收回会审公堂，取消领事裁判权；（9）巡捕头应分配华人充任；（10）永远撤退驻华的英、日海陆军……
“十七条”的提出，表现了中国人民革命外交的精神。
反动派破坏革命运动 在群众伟大的反帝浪潮下，帝国主义者感觉五卅时代已不是义和团时代了，群众的新型的革命运动，已不是一场血腥的屠杀可以简单地镇压下去了。于是他们改变策略，除了对工人和革命学生继续采取屠杀镇压政策外，还采取了更阴险的办法：他们和买办资产阶级虞洽卿（上海总商会会长）等同谋，设法分裂反帝统一战线，首先压迫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使之脱离反帝运动，然后再以全力来镇压工人阶级和革命学生，企图各个击破。
于是，他们对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一面以“司法调查”、“关税会议”等进行利诱；一面则以停止借款、通汇、运输和供电相威胁。同时，又通过戴季陶、梁启超、胡适等“高等华人”提出“缩小范围”、“友谊协商”等口号。在这种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下，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虞洽卿等遂乘机采取了卑鄙的行动：修改“十七条”，决定6月26日单方面停止罢市，克扣各地募交工人的救济费，压迫工人复工。奉系军阀则出面封闭工商学联合会、上海总工会，下令通缉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副委员长刘华（11月间被孙传芳逮捕，于12月17日英勇就义）。
到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纪念日），上海20万群众在纪念“九七”国耻游行中，又遭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屠杀。至此，上海群众运动暂时受到了挫折。
全国各地的反帝运动和省港大罢工 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都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帝怒涛。北京5万多学生的示威游行及20多万群众所举行的国民大会，都和军警发生冲突。汉口各界罢工、罢课、罢市也横遭屠杀。此外，长沙、九江、青岛、天津、南京、厦门、福州、济南、开封、杭州各地反帝运动几乎无不同军警冲突，演成流血的惨案。广东、湖南等地的农民也参加了斗争。
在各地反帝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是香港和广州的反帝运动。6月19日，香港十多万工人开始罢工，并提出要求：（1）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2）对香港政府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低房租、居住自由六项。英国香港政府便立即戒严，并向支持工人正义行动的广东革命政府实行封锁。广州、香港的群众更加愤怒。6月23日，广州7万多工人、学生、市民和军人举行援助上海惨案的盛大游行示威，路过沙面租界对岸之沙基时，英兵开枪扫射，英、法、葡的炮舰开炮轰击，当场打死群众52人，伤170多人，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沙基惨案。沙基大屠杀发生后，广州、香港的群众反帝情绪更加高涨，广东革命政府宣布同英国断绝经济关系，封锁海口。6月29日，香港的中国工人，在中国工人阶级著名领袖、中共优秀党员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罗登贤等领导下，爆发25万人的大罢工，并有13万工人陆续撤回广州，使香港一时变为死港、臭港，摇撼了英帝国主义在华南的统治基础。他们返省后，同广州工人通力合作，反帝运动的声势更加壮大，这就是震动一时的省港大罢工。
罢工工人在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下，正式成立了工人纠察队（两千余人），厉行抵制英货、日货运动，并积极组织各地工农群众，保卫和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
省港大罢工在广东革命政府及广东几十万有组织的农民支持之下，坚持一年半之久，这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光荣的一页，即使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
五卅运动中，上海、汉口，特别是省港的工人举行大罢工，一方面领导了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坚持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另一方面也为不久以后的北伐战争奠定了良好基础。
五卅后的国内形势——浙奉战争、三一八惨案、国民军退却 五卅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矛盾又加剧起来，表现为浙奉战争的爆发。1925年10月，英、美帝国主义工具孙传芳（浙江督军）利用群众反奉的情绪，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向上海、南京（奉系地盘）等地进击，发动反奉战争。吴佩孚亦乘机再起，自称十四省讨逆联军总司令，攻击直（河北省）、鲁两省的奉系军队。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奉系军阀在上海及津浦线上遭到失败。
在奉军溃退时，张作霖曾派张学良、郭松龄入关助战。郭松龄由于受到工农运动急速发展的影响而倾向革命，于11月23日在滦州倒戈，率军出关，占领锦州，进逼沈阳。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为恐慌，便亲自出马，并且装扮成奉军，直接进攻郭松龄。在日军和奉军的夹攻下，郭松龄于12月失败被杀。
五卅运动之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受了群众革命影响，也进一步倾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李大钊在北方采取联合国民军、反对直奉军阀的策略。在中国共产党和群众帮助下，国民军取得了京、津、河北、内蒙古、河南等地。在国民军控制的地区，革命运动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京津、京绥线和张家口的工人运动，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开展起来，河南各县的农民运动也大有发展。
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看到国民军势力扩大、北方群众运动发展，就又重新联合向革命进攻。1926年3月，日舰两艘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13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抗议。16日，以英、美、日为首的八国公使向中国提出严重通牒，因而引起北京人民的愤怒。3月18日，北京各界数千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帝示威，游行队伍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段祺瑞下令卫队开枪，打死群众47人，伤199人，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李大钊亲自领导了这次反日运动，他虽头部受到重伤，仍镇静地指挥群众退却。
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指使奉直军阀联合向国民军进攻的战争，也于1926年3月开始，国民军于4月间被迫退守南口，后来又退入张家口、内蒙古及西北一带。从此，北方革命运动暂时趋于消沉状态。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奉系军阀张作霖重又盘踞河北、察哈尔、山东等省，英美帝国主义走狗直系军阀吴佩孚则盘踞河南、湖北并派兵进入湖南，孙传芳则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
第一次东征和讨伐杨、刘 在孙中山北上前后，军阀陈炯明仍旧盘踞在广东的惠州、潮州、汕头一带，得到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军事援助，威胁广州。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创建起来的两团黄埔学生军为骨干的东征军，于1925年2月对陈炯明举行第一次东征，在共产党人彭湃领导的广东东江农民的援助下，攻克了潮、汕，取得了很大胜利。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第一次东征（1925年2-3月）
五卅后，1925年6月初，驻广东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互相勾结，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该两军在广州勒索筹款、贩烟开赌，无恶不作）。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坚决主张，将东征的黄埔学生军和粤军撤回广州，讨伐杨、刘，交战一天半，6月12日，滇桂军全部瓦解，革命政府遂转危为安。
这两次战争的胜利，使广东革命政府的地位大为巩固。事实证明：和工农群众的力量相结合的革命军队，是能够打败军阀的军队的，虽然这些军阀的背后有帝国主义做他们的后台。平定杨、刘军阀后，7月1日，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在这以前叫做大元帅府），并将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的各个参加革命的军队的名称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基础的东征军扩大改名为第一军，周恩来担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各军普遍仿照黄埔军校和第一军设置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进行政治的领导和训练。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由共产党人担任。这时正是五卅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高涨的时候，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和广东革命的农民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支柱。
第二次东征——平定陈炯明 10月间，广东的革命军队，又在省港的革命工人和东江的革命农民的协力支援下，举行了第二次东征。10月14日，东征军攻破了陈炯明的老巢惠州，11月将陈部完全击溃，收复东江。由周恩来担任东江行政委员，建立革命政权，发动工农群众。随后，革命军将广东省的北江、南路、中路反革命势力也全部肃清。到1925年12月底，广东除琼崖外，已完全为革命军所统一了。
在这几次革命的战役中，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都起了先锋作用。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第二次东征（1925年10-11月）
第三次劳动大会和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 在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后全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1926年5月1日，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到会代表共500余人，代表有组织工人124.1万余人。大会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选举苏兆征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五卅运动后，在全国农民运动发展的基础上，广东农民运动在共产党员彭湃、阮啸仙、周其鉴、黄学增等人的领导下，也有飞速的发展，并于1926年5月在广州举行了广东全省第三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有11个省的农民协会代表列席参加，已经初步具有全国的规模。据当时的统计，广东有62万农民已经加入了农民协会。
蒋介石的起家 蒋介石是革命阵营中的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他在辛亥革命时，曾投靠上海政治流氓集团的头子陈其美门下。后来又依附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包探、青帮头子黄金荣，拜黄做“老头子”，并且在交易所里充当经纪人，做投机买卖。孙中山联苏后，他觉得依附孙中山对他有利，就投奔孙中山。孙中山派他到苏联去进行一次短期考察，回国后，他高唱左倾的调子，使孙中山觉得他很革命，又因为他在日本学过军事，孙中山和廖仲恺就叫他去当黄埔军校的校长。他窃取了这个重要的职位，就为一切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所瞩目。从此，他就作为资产阶级右翼，特别是江浙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混入革命阵营内部，装出一副革命的面孔，喊着动听的口号，来篡夺革命，以便最后出卖革命。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革命领袖廖仲恺遇刺。国民党右派反共分子胡汉民因有重大嫌疑而被迫离开广东，和胡汉民相勾结的粤军许崇智部被缴械。蒋介石就一跃而为广东最大的实力派（他因当黄埔军校校长，学生军归他率领），乘机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总监，统辖各军，篡夺了革命的军事领导权。
右派的反革命活动——西山会议、戴季陶主义、孙文主义学会 胡汉民原是国民党的右派领袖，因刺廖案涉嫌，被迫出走。其他一些右派如林森、邹鲁、谢持、居正、张继等十余人于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开会，以“护党”名义，公开反共反革命，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除了公开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的西山会议派以外，当时在国民党中还出现了一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反动思想的所谓戴季陶主义。戴季陶在5月间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曾提出反对国共合作的所谓“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的谬论。6—7月间又发表了几个反革命的小册子，如《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把孙文主义曲解为儒家的“中庸之道”，以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发展。戴季陶主义的出现，为蒋介石新右派集团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提供了理论根据。同时，戴季陶在和西山会议派的沟通下（戴本人也曾出席西山会议），在广州组织了反共反人民的“孙文主义学会”。蒋介石一方面对西山会议派采取某种疏远或打击的态度，以表示他“革命”；另一方面对由他的亲信王柏龄、贺衷寒、缪斌等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则又采取扶植、纵容、拉拢的态度，以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
蒋介石深深知道：他所以能爬上国民党军事领袖的地位，主要是窃取了共产党人辛勤努力的成果，因为没有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熊雄、萧楚女、聂荣臻等共产党人从事军校的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六个月到一年，黄埔军校就不能培养出什么人才来；没有苏联的接济，就组织不成军队。另外，如果没有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和邓演达等的支持和帮助，也很难组织这样一个学校。所以蒋介石为了把黄埔军校控制在自己手里，就竭力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以反对革命力量。他除了勾结那些在军阀队伍中未能捞到高官厚禄的军事流氓何应钦等人以外，就通过这个反共的封建买办军事法西斯团体“孙文主义学会”，来准备反革命的力量。
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国民党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国民党右派和各色反革命分子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向革命积极进攻时，中国国民党于1926年1月1日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56人。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是真正的左派，认识到要革命必须联俄、联共、维护工农利益。汪精卫、陈公博等是投机革命的假左派，蒋介石当时也是假左派）的革命势力的主持下，通过了革命的决议，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和三大政策，以纪律制裁西山会议派（有的开除，有的警告）。这次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36人，其中共产党员有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7人，候补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邓颖超等7人。毛泽东当选为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汪精卫不到任），吴玉章是大会的秘书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
毛泽东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1925年，他回湖南领导农民运动。在他的推动下，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短时间内成立了许多农民协会，对当时湖南的军阀、地主、豪绅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后来北伐军顺利通过湖南打下了群众基础。1925年12月，为了击退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反革命叫嚣，当时毛泽东主编的国民党的机关报《政治周报》，从思想上、政治上向反革命的宣传进行反击，对国民党新老右派、国家主义派给以无情的抨击，成为革命党人及广大人民的喉舌。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由彭湃、阮啸仙等主办的前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招收两广及湖南的农运干部；毛泽东接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把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国，共招收了来自20个省的327名学员，给全国农民运动培训了骨干力量。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恽代英、李立三、彭湃、阮啸仙等都在讲习所讲过课。
中山舰事件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左派在表面上是占了优势，但是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及其党羽，却正在酝酿着反革命阴谋，想把左派的势力镇压下去。
在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之后，蒋介石看到北伐即将举行，如果不把共产党人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赶出去，他就无法控制第一军，也就没有实力来控制革命运动，更谈不到攫取革命领导权了。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传达一个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称接奉蒋校长电话，要海军局调派所辖中山舰到黄埔候用。中山舰开到了黄埔，阴谋分子立刻散布谣言，说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并在形式上“密报”蒋介石。蒋介石表示“惊异”，说并无调遣命令。20日晨3时，蒋介石即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调动武装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调动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东山苏联顾问办事处和住所，逮捕了李之龙及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共产党员50多人，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
自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右派的活动更活跃了。5月15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限制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人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而让一些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取而代之。蒋介石也在这次会议后开始把国民党中央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这时蒋介石及其党羽还不敢公开反共，还想利用工农力量来窃取革命的果实。“整理党务案”实施后，蒋介石继续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一面仍旧在口头上表示联共，一面准备更大规模地进行反共活动，以便乘机发动反革命政变。
毛泽东的预见 蒋介石的这些阴谋活动是利用了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弱点。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山舰事件后，曾主张对蒋介石的反叛行为必须加以反击，但为陈独秀所拒绝，他总是片面强调“联合”，不敢斗争。这种妥协让步的政策助长了蒋介石的野心。
就在1926年3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提出了正确的主张。
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同时，他指出：“……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又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③。他在这时已看出，当时的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在革命中动摇的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右翼。后来蒋介石国民党的叛变证实了他的科学的预见。最后，毛泽东指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右倾机会主义者恰恰不懂得这一点，他们甚至对于已经表现敌对行为的不可靠的同盟者也毫不提防，结果就使自己陷入了软弱无能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