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四种保护自己免受焦虑的方式，它们在许多人的生活中都可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有那样一些人，他们最主要的努力就是得到爱或得到承认，而且为了满足这一愿望，他们会全力以赴；有些人的行为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倾向于顺从，屈服，不采取任何自我肯定；有些人的全部努力就是希望获得成功、权力或者占有财物；还有一些人则倾向于将自己封闭起来，不依赖于他人。不过，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我宣称这些努力体现了一种对抗某种基本焦虑的保护作用，这一宣称是否正确。难道它们不是既定人类可能性之正常范围内的各种内驱力的一种表现吗？以这种方式来进行争辩，错就错在它采取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形式来提出问题。在现实中，这两种观点既不相互矛盾，也不相互排斥。爱的愿望、顺从的倾向、为产生影响或取得成功而付出的努力，以及退缩的倾向，都以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存在于我们所有人身上，而没有任何神经症的征象。

而且，这些倾向中的这种或另一种，在某些特定的文化中，可能是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态度。这一事实再一次表明，这些倾向很可能是人类身上的正常潜能。正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描述的，在阿拉佩希文化(Arapesh culture)中，对于爱、母爱的态度，以及对于他人愿望的顺从，乃是占据支配地位的；正如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指出的那样，在夸基乌特尔人(Kwakiutl)中，以相当残忍的方式来追求声望的做法，是一种得到公认的模式；至于出世(to withdraw from the world)的倾向，在佛教中，乃是一个主要的趋势。

我的概念并非旨在否认这些内驱力的正常特性，而是为了坚持这一点，即所有这些内驱力都可以用来对抗焦虑，提供安心；而且，通过获得这种保护性机能，它们的特性就会发生改变，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可以借用一个类比来很好地解释这种差异。我们可能会因为想要测试一下自己的体力和技能，以及想要从高处鸟瞰风景，而爬上一棵树；我们也可能因为被一只野兽追赶而爬上这棵树。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是爬树，但爬树的动机却完全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爬树是为了娱乐；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则是受到恐惧的驱使，出于安全的需要而不得不这样做。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要不要爬树完全是自己的自由；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却因为一种紧迫的需要而被迫这样做。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寻找一棵最符合我们意图的树；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爬上离自己最近的那棵树，而且它甚至可以不必是一棵树———它也可以是一根旗杆或一栋房屋，只要它能够服务于我们保护自己这个目的即可。

驱动力的不同也会导致感觉与行为方面的一种差异。如果我们受到一种想要获得任一满足的直接愿望的驱使，那么我们的态度将会具有一种自发性、区别性。而如果我们受到焦虑的驱使，那么我们的感觉和行为则会是强迫性的、不加区别的。当然，其间存在着许多过渡阶段。在诸如饥饿和性这样的本能驱力中(这些本能驱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源自匮乏的生理紧张所决定），生理紧张可能会堆积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获得满足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强迫性和不加区别性，而这两种特性是由焦虑所决定的内驱力的特征。

而且，在所获得的满足中也存在着一种差异———用一般的话来说，这种差异就是快乐和安全感之间的差异。 不过，这种差异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鲜明。对于诸如饥饿或性这些本能驱力的满足是快乐，但是，如果生理紧张一直受到抑制，所获得的满足就会非常类似于焦虑缓解所获得的满足。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一种从难以忍受的紧张中摆脱出来的宽慰。在强度上，快乐和安全感可能会同样强烈。性的满足，尽管种类不同，却可能与一个人突然从一种强烈的焦虑中解脱出来所产生的感受同样强烈；而且，一般说来，对于安全感的追求不仅可能与本能驱力一样强烈，而且可能会产生同样强烈的满足。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讨论过的那样，对安全感的追求，同样也包含着其他次要的满足来源。例如，除了安全感的获得之外，被爱的感觉、被欣赏的感觉，以及获得成功或产生影响的感觉，也可能是具有高度满足感的。此外，正如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获得安全感的各种不同途径，可以使受到压抑的敌意得到发泄，从而提供了另一种摆脱紧张的宽慰感。

我们已经看到，焦虑可能是某些内驱力背后的驱动力，而且我们已经概观了以这种方式产生的一些最为重要的内驱力。现在，我将更为详细地进一步讨论其中的两种内驱力，事实上，这两种内驱力在神经症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对爱的渴望，对权力和控制的渴望。

对爱的渴望在神经症患者身上非常常见，非常容易被受过训练的观察者辨认出来，以至于可以将它视为标志一种现存的焦虑及其大致强度的最为可靠的指征之一。事实上，如果有人对一个总是具有威胁、怀有敌意的世界从根本上感到无助的话，那么，对爱的寻求就似乎是最合乎逻辑的、最直接的寻找任何种类的仁爱、帮助或欣赏的方式。

如果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状况就是他心中经常所想的那样，那么，对他来说，要获得爱应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如果要我用言语表达出他经常只是模糊地感觉到的东西，那么，他的印象就有点像这样的情况：他所想要的是如此的微乎其微，只不过是希望人们对他友善，给他建议，赏识他这样一个可怜的、无害的、孤寂的灵魂；只不过是急切地想要给他人以快乐，急切地希望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情感。这就是他所见或所感的一切。他并没有认识到他的敏感、他潜在的敌意以及他苛刻的要求，对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干扰；他也无法正确地判断自己给他人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印象，或者他人对自己作出的是什么样的反应。因此，他自己也很困惑，不理解为什么他的友谊、婚姻、爱情、工作关系总是不能令人感到满意。他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一切都是他人的错，认为他们不体谅他、不忠贞、恶习缠身；或者由于某个深不可测的原因，他缺乏那种受人欢迎的天赋。因此，他总是不断地去追逐爱的幻象。

如果读者还记得我们前面关于一种受到压抑的敌意如何导致焦虑，以及焦虑反过来如何又导致敌意(换句话说就是，焦虑与敌意是如何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讨论，那么，他就能够认识到神经症患者思维中的自我欺骗，以及他之所以会遭遇失败的原因。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神经症患者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之中，即他无力去爱，但对他人的爱却又有极大的渴求。在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讨论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实际上却很难回答的问题：什么是爱？在我们的文化中，爱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样一个随手给爱下的定义，即爱是一种给予和获得情感的能力。尽管这一定义中也包含着某些真理，但它却过于笼统，不能帮助我们澄清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大多数人都可能在某些时候富有爱心，但是，一种完善的爱的能力却是一种特质。因此，最为重要的考虑应该是流露出的态度：它是对他人表现出来的一种基本的肯定态度，还是出于，例如害怕失去他人或者希望将他人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产生的一种态度？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表现出来的态度都作为标准。

尽管要说出爱是什么的确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却可以明确地说出爱不是什么，或者说哪些因素是与爱不相容的。我们可能会非常喜欢一个人，但有时候会对他非常生气，不答应他的某些要求，或者是不希望他打扰自己。但是，这样一种有外界原因的愤怒或退缩反应，与一位神经症患者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神经症患者总是提防着他人，认为他们对于第三者所表现出的任何兴趣都是对自己的忽视，并且将任何要求都解释为一种强迫，或者将任何批评都解释为一种羞辱。这并不是爱。因此，它也不能同那些用爱来对某些特质或态度提出建设性批评，以便(如果有可能的话）帮助矫正这些特质或态度的行为同日而语。但是———正如神经症患者经常做的那样———对他人提出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要做到尽善尽美的要求，也并不是爱，这样一种要求中暗含着一种敌意：“如果你不完美，就见鬼去吧！”

如果我们发现一个人将另一个人仅仅当作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仅仅或主要是因为对方能够满足自己的某些需要而加以利用，那么，我们也会认为这与我们关于爱的观念完全不相容。在诸如仅仅为了性的满足而需要对方，或者婚姻中仅仅为了获得声望而需要对方这样的情境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很容易把这个问题弄得模糊不清，尤其是当所涉及的需要具有一种心理的性质时就更是如此。一个人可以欺骗自己，相信他深爱着另一个人，即使他仅仅是出于一种盲目崇拜而需要对方。不过，在这样的情形下，对方很可能会遭到突然的抛弃，甚至很可能会转而遭到敌对：一旦这个人开始感到不满，并因此失去崇拜的功能(对方之所以被爱，正是由于这种崇拜)。

在探讨爱是什么，以及爱不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过，切不可矫枉过正。尽管爱与利用被爱之人以获得某种满足完全不相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爱必须是完全利他的、富于牺牲精神的。同样，仅仅是那种不需要对方为自己付出任何东西的情感，也不配叫爱。那些表现出任一此类信念的人，实际上暴露出的是他不愿意给他人以情感，而不是表现出一种经过彻底思考的信念。当然，我们希望能从所爱的人那里得到某些东西———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满足、忠贞、帮助；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甚至想要得到一种牺牲。一般来说，能够表达出这些愿望，甚至为了这些愿望而奋斗，乃是心理健康的一个象征。爱与对爱的神经性需求之间的差异就在于这一事实，即在爱中，爱的情感是首要的，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首要的情感是对于安全的需求，而对爱的幻觉仅仅是次要的情感。当然，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中间状态。

如果一个人为了获得对抗焦虑的安全感而需要另一个人的爱，那么，在他有意识的内心里，问题通常会被弄得完全模糊不清。因为总的来说，他并不知道自己内心充满了焦虑，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之所以不顾一切地伸出手去抓住任何一种爱，目的是为了获得安全感。他所能感觉到的仅仅是，有这么一个人是他所喜欢或信任的，或者是他为之着迷的。但是，这种他自认为发自内心的爱，却很可能只是一种因为他人向他表示和善而作出的感激反应，或者是由某个人或某种情境引起的一种希望或爱的反应。那个或明或暗地唤起他身上这种预期的人，将会不知不觉地被赋予某种重要性，而他的情感则会表现为爱的幻觉。这样的预期可以由这一简单的事实唤起，即一个很有权力、很有影响的人非常友善地对他，或者一个让人一看就知道很有安全感、非常自立的人待他很友善。这种预期也可以由爱欲的或性欲的高涨唤起，尽管这些可能与爱全然无关。这种预期可能以某种现存的关系为根源，这种现存的关系暗含着一种给予帮助的承诺或情感支持：与家庭、朋友、医生的关系。许多这样的关系都在爱的幌子下继续维持着，也就是说，在一种对于依恋的主观信念下维持着，但实际上，这种爱不过是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紧紧地抓着对方不放。这并不是真正的、可靠的爱的情感，这一点表现在自己一旦有任何愿望得不到满足，就会随时将爱抽回的行为之中。对于我们的爱情观来说，一个基本的因素———情感的可靠性和坚定性———在这些情形下根本就不存在。

我已经暗示过无力去爱(incapacity for love)的最后一个特征，不过我还是想特别地强调一下：对他人人格、特质、局限、需要、愿望以及发展的忽视。这种忽视部分是焦虑的结果，正是这种焦虑，促使神经症患者紧紧地依附于另一个人。一个溺水的人，一旦抓住一个游泳者，通常不会考虑对方是否愿意、有无能力带他上岸。这种忽视部分则是一种对他人的基本敌意的表达，这种基本敌意最为常见的内容乃是轻视和妒忌。它可能会被一些不顾一切地想要体贴对方，甚至想要为对方牺牲的努力所掩盖，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些努力并不能阻止某些异常反应的出现。例如，一位妻子可能会在主观上相信她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但是当她的丈夫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兴趣或者与朋友在一起时，她就会非常不满，抱怨个不停，或者感到闷闷不乐。一位过于保护孩子的母亲可能会深信，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幸福着想，但是她却从根本上忽视了孩子独立发展的需要。

那些将对爱的追求作为保护手段的神经症患者，几乎从未意识到自己没有爱的能力。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将自己对于他人的需要，误当成一种爱的倾向，不管是对单个个体，还是对全人类，都是如此。他们有一种迫切的理由要坚持并捍卫这样一种错觉。放弃这一错觉就意味着揭开了这样一个困境，即自己一方面对他人怀有基本的敌意，而另一方面又想要得到他人的爱。我们不可能一方面看不起一个人，不信任他，想要破坏他的幸福或独立性，而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的爱、帮助和支持。为了实现这两个事实上互不相容的目的，个体就必须严格地将这种敌意的倾向从意识当中驱逐出去。换句话说，这种对于爱的幻觉，虽然是出于真正的喜爱与需要之间一种可理解的混淆，但是在使对爱的追求成为可能方面却具有特定的作用。

神经症患者在满足自己对于爱的饥渴时，还会遭遇另一个基本的困难。尽管他也许能成功地(至少是短暂的成功）获得他想要的爱，但他却不能真正地接受这种爱。人们应该可以预期到他会像久渴思饮的人那样，急不可耐地、欢欢喜喜地接受任何给予他的爱。事实上，这种情形确实会发生，但却非常短暂。每一位医生都知道，和善和体谅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即使没有进行任何治疗，而只对患者进行了医疗看护和彻底的检查，所有生理的和心理的困扰也都可能会突然消失。一位情境神经症患者，甚至是一位非常严重的情境神经症患者，当他感到自己被人爱着的时候，所有症状可能会完全消失。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就是这种情形的一个著名例子。甚至在性格神经症患者身上，这种关注(不管是爱、兴趣，还是医疗保健）都可能足以缓解焦虑，并因此改善患者的状况。

任何一种爱，都可能给神经症患者一种表面的安全感，甚至是一种幸福感，然而，在其内心深处，他却并不相信这种爱，或者会激起某种不信任或恐惧。他之所以不相信这种爱，是因为他坚信任何人都不可能爱他。而且这种不被人爱的感觉通常是一种有意识的信念，不会因任何相反的事实经验而动摇。事实上，神经症患者有可能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它从未有意识地干扰这个个体。但是，即使未经表达，它也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就好像它一直都存在于意识中一样。而且，它也可能隐藏在一种“不在乎”(don’t care)的态度之下(通常受到骄傲的支配），这样就很可能为我们进一步地挖掘它设置了困难。这种不被人爱的信念，与无力去爱是非常相似的；事实上，前者是后者的一种有意识的反映。一个能够真正爱他人的人，绝不会怀疑他人是否爱自己。

如果这种焦虑真的根深蒂固，那么，任何给予神经症患者的爱都会遭到怀疑，而且他立刻就会认为给予他这种爱是别有用心的。例如，在精神分析中，这样的患者会认为，分析者之所以想要帮助他们，仅仅出于他们自己的野心，或者分析者之所以会欣赏性或鼓励性的评论，仅仅出于治疗的目的。我的一个患者，就把我在她情绪极不稳定的一段时期里提出周末为她治疗的建议，视作一种明确的羞辱。公开表示的爱，很容易被看作一种奚落。如果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孩公开向一位神经症患者示爱，那么，这位神经症患者很可能将其看作取笑，甚至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挑衅，因为他难以想象，这个女孩会真的爱他。

给予这样一个人的爱，不仅可能会遭到怀疑，而且可能会激起实际的焦虑。就好像屈服于这样一种爱就意味着陷入了一张蜘蛛网中，或者就好像相信了这样一种爱就意味着生活在食人族中却被解除了武装。一位神经症患者在开始意识到有人正给他以真正的爱时，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恐惧的感觉。

最后，爱的证实可能会产生一种对依赖的恐惧。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对于任何一个没有他人的爱便无法生活的人来说，情感依赖(emotional dependency)是一种真实的危险，而且任何与它有一点相似的东西，都会激发他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这样一个人必定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自己作出任何积极的情感反应，因为这样一种反应很快会招致依赖于他人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他就必须蒙蔽自己，不让自己产生这样的意识，即他人是友善的或乐于助人的。无论如何，他都会想方设法地抛弃一切爱的证据，并且在自己的情感世界中，坚持认为他人是不友善的、不关心人的，甚至是心肠歹毒的。以这种方式创设出来的情境，与这样一个人的情境非常相似：他急需食物，却由于害怕食物有毒而不敢吃。

因此，简言之，对于一个受到自身基本焦虑驱使，并因此(作为一种保护的手段）寻求爱的人来说，获得如此多的所欲求之爱的机会，绝不是什么好事。正是这种产生需要的情境，干扰了这种需要的满足。 ZVMA0fIjoKH9KdJmeF1J/brbwOLxTb3pceyTAXAtdh5fMRUUlWhKD4VAu2Bhhmj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