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可以通过实际的冲突情境来获得完整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在一种性格神经症中发现了一个产生焦虑的情境，我们就必须一直考虑先前存在的焦虑，以便解释敌意为什么会在那个特定的场合产生，并受到压抑。那么，我们将会发现，这种先前的焦虑，反过来又是一种早先即已存在之敌意的结果，如此等等。而为了理解这整个发展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则不得不追溯到儿童时期。

这将是我讨论儿童期经验问题的少数几个场合之一。与精神分析文献中的惯常做法相比，我较少涉及儿童期，其原因并不是我认为儿童期经验不像其他精神分析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重要，而是因为在这本书中，我所要讨论的是神经症人格的实际结构，而不是导致神经症人格的个体经验。

在考察了大量神经症患者的童年史之后，我发现，在他们所有人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这样一种环境，这种环境以不同的组合显示出了下面这些特征。

最为基本的不幸都是缺乏真正的温暖和爱。一个儿童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忍受通常被视为创伤的东西———例如突然的断奶、偶尔的打骂、性体验等———只要他在内心感到自己被人需要、被人爱。不用说，儿童能够敏锐地感觉出爱是否真诚，而且也不会被任何虚假的情感表示所欺骗。一个儿童之所以不能获得足够的温暖和爱，主要原因在于，其父母由于自身患有神经症而不能给予他以温暖和爱。根据我的经验，尤其常见的是，这种温暖的根本缺乏被掩盖了起来，而父母往往宣称他们一心想的都是孩子的最佳利益。教育理论告诉我们，一位“理想”母亲过分操心的态度或自我牺牲的态度，乃是造成这样一种氛围的基本因素，这样一种氛围比任何东西都更能够为孩子将来强烈的不安全感奠定基础。

而且，我们还在父母身上发现了各种必然会引起敌意的行为或态度，如对其他孩子的偏爱，不公平的责备，令人捉摸不定地时而过分溺爱、时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守诺言；而最为重要的是一种对待孩子需要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很多个等级(从暂时性地不闻不问，到一贯地干涉孩子最为合理的愿望），例如，干涉子女的交友，嘲笑孩子的独立思考，破坏孩子所追求的兴趣，不管这些兴趣爱好是艺术上的、体育上的，还是机械方面的———总之，父母的这样一种态度，即便不是有意为之，在实际中也意味着会破坏孩子的意志。

在有关导致儿童产生敌意之因素的精神分析文献中，主要的重点往往放在了儿童愿望所遭受的挫折之上，尤其是性领域以及妒忌方面的愿望。情况有可能是这样的，婴儿期敌意之所以产生，部分是因为总体上对于快乐的禁止性文化态度，尤其是对婴儿期性欲的禁止性文化态度，不管后者涉及的是性好奇、手淫，还是与其他儿童之间的性游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挫折并不是反叛性敌意的唯一根源。观察表明，毫无疑问，和成人一样，如果儿童觉得剥夺是公正的、公平的、必要的或者有目的的，那么他们也能够接受大量的剥夺。例如，只要父母不对此施加过分的压力，并且不以完美和严厉来苛求他们，儿童是不会介意有关清洁卫生的教育的。同样，儿童也不会在意偶尔的惩罚，只要他从总体上能够确信自己是被爱着的，只要他觉得这种惩罚是公平的，只要这种惩罚不是有意要伤害他或者侮辱他的，他就不会在意。挫折本身是否会导致敌意，这个问题很难判断，因为在给儿童强加了许多剥夺的环境中，通常也存在着许多其他刺激因素。重要的是强加在挫折之上的精神，而不是挫折本身。

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人们通常强调挫折本身的危险，这已经导致许多父母抱着这样一种观念，甚至比弗洛伊德本人走得更远；而且他们根本不敢对子女有任何干涉，深恐子女因此而受到伤害。

显然，无论在儿童还是在成人身上，妒忌都可能是可怕仇恨的来源之一。毫无疑问，兄弟姐妹之间的妒忌 ，以及父母中某一方的妒忌，都会在神经症儿童身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或者毫无疑问，这种态度可能会对往后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不过，关于产生这种妒忌的条件这个问题的确会出现。我们在兄弟竞争以及俄狄浦斯情结中所观察到的妒忌反应，是否必定会发生在每一个儿童身上，抑或它们只是由某些特定的条件所激发？

弗洛伊德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观察，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进行的。他从这些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与父母中的一方有关的强烈妒忌反应是极具破坏性的，这种破坏性足以引起恐惧，并且可能会对性格形成与个人关系产生持久的干扰性影响。由于经常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到这种现象，因此他假定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不仅把俄狄浦斯情结设想为神经症的核心所在，而且试图在此基础上理解其他文化中的复杂现象。 正是这样一种泛化，让人觉得怀疑。在我们的文化中，某些妒忌反应确实很容易出现在兄弟姐妹以及父母子女的关系中，正如这些反应也很容易出现在每一个密切地生活在一起的群体中一样。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具有破坏性与持久性的妒忌反应———在谈到俄狄浦斯情结或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时，我们所想到的正是这些———在我们的文化中如弗洛伊德所设想的那样常见，更不用说在其他文化中了。总的来说，它们是人类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应却是经由儿童成长于其中的氛围而人为地得以产生的。

具体来说，究竟哪些因素得为妒忌的产生负责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神经性妒忌的一般内涵时有所讲解。在这里，我们只要提一下缺乏温暖和竞争精神会促成这样的结果，就已足够。除此之外，患有神经症的父母制造了我们上文讨论过的那种氛围，他们通常都不满意于自己的生活，通常都没有满意的情感关系和性关系，因此他们往往倾向于将自己的子女作为爱的对象。他们把自己对于爱的需要释放到了子女身上。这种爱的表达并不总是带有性的色彩，但是无论如何，它具有高度的情感内涵。我非常怀疑，潜在于子女与父母关系之中的性欲，会强大到足以引起一种潜在的障碍。不管怎样，我所知道的所有病例，都是患有神经症的父母通过恐吓和温柔，迫使子女沉浸于这些充满热情的依恋之中，从而带上了弗洛伊德曾描述过的占有欲和妒忌的所有内涵。

我们通常习惯于认为，对家庭或某位家庭成员的敌意性反抗，对儿童的发展来说是不幸的。当然，如果儿童不得不反抗患有神经症之父母的种种行为，这的确是不幸的。但是，这种反抗如果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的话，那么对儿童性格形成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在于感受或表达了一种反抗，而在于对这种反抗的压抑。压抑批评、反抗或谴责，会导致很多危险，其中之一就是，儿童可能会将所有的责备都揽到自己身上，并感觉自己不值得人爱。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种情境的种种内涵。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危险是，受到压抑的敌意可能会导致焦虑，并开始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种发展。

为什么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儿童会压抑敌意？其原因有很多，这些原因以不同的程度、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发挥其作用，它们包括：无助、恐惧、爱或罪恶感。

儿童的无助，通常仅仅被视为一种生物学事实。尽管儿童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要依赖于其环境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因为与成年人相比，他们的体格不够强健、经验不够丰富———但是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生物学方面的强调还是过头了。在两三岁之后，儿童就会发生一种决定性的改变，从占优势的生物性依赖，转变为一种包括该儿童的心理、智力以及精神生活的依赖。这个过程将会一直持续到儿童成长至青春早期，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为止。尽管在儿童继续依赖其父母的程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但这一切都取决于父母在其后代的教育上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倾向于让孩子强壮、勇敢、独立、能够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境，还是主要倾向于保护孩子，使他顺从听话，让他对实际生活一无所知，或者简而言之，直到孩子20岁或者更晚，都把他当成幼儿对待。在不利环境条件下成长的儿童，他们的无助通常由于恐吓、溺爱，或者一直处于情感依赖的状态，而被人为地强化了。一个儿童越是无助，就越不敢感受和表现出反抗，而这种反抗也就会被延迟得越长久。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潜在的情感———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格言———就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需要你。

威胁、禁令、惩罚，以及儿童亲眼目睹的突发脾气或暴力场面，都可以直接地引起恐惧；恐惧还可以由间接的恐吓引起，例如让孩子记住生活中的种种巨大危险———细菌、大街上的车辆、陌生人、野孩子、爬树等。孩子越感到恐惧，就越不敢表现出敌意，甚至不敢去感觉敌意。在这种情形下，格言就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怕你。

爱可能是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父母缺乏对孩子的真诚之爱时，他们往往会在口头上大肆强调自己是如何的爱孩子，如何的为孩子牺牲，直至耗尽心血。一个儿童，尤其是一个同时又不断受到恐吓的儿童，可能会紧紧地抓住这种爱的替代品，不敢作出任何反抗，唯恐失去做一个乖孩子所得到的奖赏。在这样的情境下，格言是：我必须压抑敌意，因为我怕失去爱。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种种儿童在其中会压抑自己对父母之敌意的情境，因为他害怕任何敌意的表示都会破坏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他受到了一种明显恐惧的驱使，即这些强大的巨人会遗弃他，收回他们那种让人安心的慈爱，或者转而反对他。此外，在我们的文化中，儿童通常都被教育成因为自己感觉或表达了某种敌意或反抗，而感到内疚；也就是说，儿童通常都被教育成这个样子，即如果他表达出或感觉到对父母的愤怒，或者如果他违背了父母所设定的规则，那么，他在自己的眼中就会变得一文不值或可耻。产生罪恶感的这两个原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儿童越被教育得因为越过禁区而感到内疚，就越不敢对父母有任何怨恨或责难。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领域就是这样一个最常激发罪恶感的领域。不管这些禁令是以感觉得到的沉默的形式、还是以公开的威胁和惩罚的形式表现出来，儿童都经常能感觉到，不仅性好奇和性行为是被禁止的，而且如果他沉溺于这些性好奇和性行为，那么他就是肮脏、卑劣的。如果出现任何有关父亲或母亲的性幻想和性愿望，那么，即使它们由于一般的性禁忌态度而未能公开表现出来，也有可能使儿童感到内疚。在这种情形下，格言就是：我必须压抑敌意，因为如果感觉到敌意的话，我就成坏孩子了。

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组合，都可能使一个儿童压抑他的敌意，并最终导致焦虑。

但是，任何一种婴儿期焦虑最终都必定会导致一种神经症吗？我们目前的认知尚未进步到可以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个人的信念是，婴儿期焦虑是神经症形成的一个必要因素，但不是其充分的原因。一些有利的环境，如及早地改变不利环境，或者通过各种形式抵消不利因素的影响，似乎都可以预防某种特定神经症的形成。不过，正如现实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生活环境并不能减少焦虑，那么，不仅这种焦虑可能会持续下去———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的那样———而且，它还必定会逐渐地增强，并推动构成一种神经症的所有过程。

在那些有可能影响婴儿期焦虑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中，有一种是我们要特别加以考虑的。敌意与焦虑的反应是局限于那些迫使儿童产生这种反应的环境，还是会发展为一种针对所有人的敌意与焦虑态度，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例如，如果一个孩子非常幸运，有一位慈爱的祖母，有一位善解人意的老师，有一些好朋友，那么，他与这些人交往的体验就可能会避免让他感到所有人都是坏人。不过，一个孩子在家庭中的处境越困难，就越容易不仅形成针对父母和其他儿童的仇恨反应，而且形成一种针对所有人的不信任感或仇恨态度。一个儿童越是与他人隔绝，不能使他人的经验成为自己的经验，就越有可能促成这样一种发展。最后，一个儿童越是掩盖他对自己家庭的怨恨(例如，通过顺从父母的态度来加以掩盖），就越会将自己的焦虑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并因此认定整个“世界”都是危险的、可怕的。

有关“世界”的一般焦虑，也有可能是逐渐地形成或增加的。一个在上述氛围中长大的儿童，在与其他儿童的交往中，将不敢像他们一样有胆量或好斗。他将会失去被人需要这种最让人感到幸福的自信，甚至将会把一个无害的玩笑也当成一次残忍的拒绝。他将会比其他儿童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由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因素或者相类的因素所促成的状态，乃是一种在内心逐渐增加的、无所不在的孤独感，以及置身于一个敌意世界的无助感。对单个刺激所作出的种种单个的敏锐反应，会固化成一种性格态度。这种态度本身不会构成一种神经症，但是它却是一块肥沃的土壤，某种特定的神经症随时可能从这块土壤中生长出来。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我给了它一个特别的称谓：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它与基本敌意(basic hostility)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在精神分析中，疏通(working through)焦虑所有不同的单个形式之后，我们逐渐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即基本焦虑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尽管个体的焦虑可能由实际原因所引发，但是即使在实际情境中没有任何特定刺激的情况下，基本焦虑也依然存在。如果拿神经症的整个情形与一个国家不安定的政治状态相比较，那么基本焦虑与基本敌意就类似于对政治体制的潜在不满与反抗。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能完全看不出任何表面现象，或者它们可能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国家中，它们可能表现为骚乱、罢工、集会、游行；而在心理学领域也是一样的，焦虑的形式可能会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症状。不管特定的刺激如何，焦虑所有的表现形式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背景。

在单纯的情境神经症中，基本焦虑是不存在的。情境神经症是个体对实际冲突情境所作出的神经性反应，而这些个体的个人关系并未受到干扰。下述情况也许可以用作这些病例中的一个典范，因为这些病例经常会在心理治疗实践中出现。

一位45岁的妇女抱怨说自己在晚上老是心跳加速、焦虑不安，且伴有大量盗汗现象。在她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器质性病变，而且所有证据都表明，她是一个健康的人。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古道热肠、心直口快的女人。20年前，由于一些环境而非她本人的原因，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25岁的男人。她和他一直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性生活也很令人满意，他们共同生育了三个孩子，这些孩子都发展得很好。她一直都很勤劳，并且善于料理家务。最近五六年来，她的丈夫开始变得有些脾气暴躁，性能力也大不如前，但是她忍受了这一切，没出现任何神经性反应。麻烦开始于七个月之前，当时，一个年龄与她相当、可以托付终身、值得喜欢的男人开始对她大献殷勤。结果，她开始对她年老的丈夫感到怨恨，但是考虑到她整个心理与社会背景，以及基本美满的婚姻关系，她完全压抑了这种情感。在几次访谈的帮助之下，她已经能够正视这种冲突情境，并因此摆脱了焦虑。

没有什么比拿性格神经症案例中个体的反应与纯粹情境神经症案例(就像上文刚刚引用的案例）中个体的反应作一比较，能够更好地表明基本焦虑之重要性了。后者也出现在健康个体身上，这些健康人由于某些可以理解的原因而不能有意识地解决一种冲突情境，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正视冲突的存在以及这种冲突的性质，因此也就无法作出明确的决定。这两种类型的神经症之间存在的一个明显差别在于，对情境神经症的治疗往往非常容易取得效果。对性格神经症的治疗则往往必须在极大困难下进行，并因此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时候治疗的时间实在太长，以至于患者等不及治愈就退出了治疗；而情境神经症则相对比较容易治疗一些。一次关于情境的理解性讨论，通常不仅是对症状的治疗，而且也是对病因的治疗。而在其他一些病例中，对病因的治疗乃是通过改变环境来消除困难。

因此，在情境神经症中，我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在冲突情境与神经性反应之间存在着一种适当的关系；而在性格神经症中，这种关系似乎并不存在。由于基本焦虑的存在，即使最轻微的刺激也有可能引发最强烈的反应，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

尽管焦虑外显形式的范围，或者说为对抗焦虑而采取的防御措施的范围是无限的，在每一个个体身上也是迥然不同的，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焦虑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与强度有所不同而已。我们或许可以大致地把它描述为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助、被遗弃、受到威胁的感觉，一种仿佛置身于一个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妒忌自己的世界之中的感觉。我的一个患者在她自发画出的一幅画中就表达了这种感觉，在这幅画中，她是一个瘦小、无助、赤身裸体的婴儿，坐在画面的中央，周围是各种各样张牙舞爪的妖魔鬼怪、人和动物，随时准备攻击她。

在各种精神病患者身上，我们通常发现，患者对于这样一种焦虑的存在有着相当高程度的意识。在偏执狂患者身上，这种焦虑被限制在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人身上；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则往往对周围世界中的潜在敌意有着一种敏锐的觉察，这种觉察非常敏锐，以至于他们甚至很容易将他人对自己作出的善意表示，也当作包含着潜在的敌意。

然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他们对于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却很少有所知觉，至少他们意识不到这种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对他整个一生会有怎样的重要性和意义。我有一位患者，她曾在梦中看到自己成了一只小老鼠，为了不被别人踩到而不得不成天躲在洞中———这对她在生活中的实际表现作了最为真实的写照———她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事实上害怕所有人，而且她还告诉我她不知道什么是焦虑。一种针对所有人的基本不信任，被一种表面的信念(这种表面的信念就是，总的来说，人都是非常值得喜欢的）掩盖了起来，而且这种基本不信任还可能和与他人之间表面的、敷衍的友好关系同时存在；所存在的一种对于所有人的极度轻蔑，也可以借随时称赞别人来加以伪装。

尽管基本焦虑所涉及的对象是人，但是它也可以完全摆脱某个人的特征，转变为一种受到暴风雨、政治事件、细菌、意外事故、罐装食品威胁的感觉，或转变为一种受命运摆布的感觉。对于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来说，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态度的基础并不难；但是，要让神经症患者本人认识这一点，即他的焦虑所针对的实际上并不是细菌之类，而是人，则往往需要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精神分析工作。而且神经症患者对人的恼怒并不是，或者说并不只是因为某些实际刺激而作出的适当而又合理的反应，而是因为他已变得从根本上对他人有敌意，不信任他们。

在描述基本焦虑对神经症患者而言的意蕴之前，我们必须先讨论一个很可能早已在许多读者心中产生了的疑问。难道这种针对他人的基本焦虑和敌意的态度(被描述为神经症的基本构成因素），不是一种我们大家都隐秘具有(尽管很可能程度相对较轻一些）的“正常”态度吗？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观点。

如果“正常”这个词是从一种普遍的人类态度这个意义上来加以使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德国哲学与宗教语言所谓的 生之苦恼 (Angst der Kreatur)中，基本焦虑确实有一种正常的推论结果。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是，在一些比我们自身更为强大的力量，如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意外事故等面前，我们所有人事实上都是很无助的。我们在儿童期的无助中第一次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这种认知会在整个一生中都伴随着我们。这种关于 生 (Kreatur)的焦虑与基本焦虑一样，也包含着面对更大力量时的无助因素，但是它并不认为这些力量中包含着敌意。

不过，如果“正常”一词是从对我们文化而言为正常这个意义上来加以使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这么说：一般而言，在我们的文化中，只要其生活不是过于闭塞的，经验通常能使一个人在成熟的时候变得更为保守，更善于提防他人，更为熟悉这样的事实，即通常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为懦弱和便利心理所决定。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会把自己也包括在内；而如果他不诚实，他就会在他人身上更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简言之，他会形成一种与基本焦虑非常相似的态度。不过，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区别：健康、成熟的人不会对这些人类的弱点感到无助，在他身上也不会存在不分青红皂白的倾向(而在基本的神经性态度中，我们发现了这种倾向）。而且，他依然能够给一些人以许多真诚的友谊和信任。或许，这样一种事实就可以解释它们之间的区别，即健康人是在他能够整合那些不幸经验的年岁里遭遇着大量的不幸经验的；而神经症患者是在他无法掌握的年岁里遭遇了那些不幸经验的，而且由于无助，他对这些不幸经验作出了焦虑的反应。

基本焦虑对于个体对自己以及他人的态度而言，有着特定的意蕴。它意味着，情感隔离如果同时伴随着自我的内在软弱感，那么这种隔离就会更让人难以忍受。它意味着对自信心之基础的一种削弱。它播下了一种潜在的冲突的种子，因为一方面神经症患者想要依赖他人，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他对他人有着深深的不信任和敌意。它意味着，由于内在的软弱感，个体感觉到了一种想要把所有责任都放到他人肩上的愿望，感觉到了一种想要受到保护、受到照顾的愿望，但是由于基本敌意的缘故，他有着太多的不信任，以至于无法实现这一愿望。因此，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寻求安全保障上。

焦虑越是难以忍受，保护手段就越是必须彻底。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试图用来保护自己免受这种基本焦虑的方式主要有四种：爱、顺从、权力和退缩。

第一，获得任何形式的爱，都可以作为一种对抗焦虑的强有力的保护手段。格言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第二，顺从可以根据是否涉及特定的人或制度而粗略地作进一步划分。例如，在对标准传统观念的顺从中，在对某些宗教仪式的顺从中，在对某个权威人物之要求的顺从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特定的顺从焦点。遵从这些规则，或者顺从这些要求，乃是一切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些态度可能会以不得不“听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听命”的内容会随着所要顺从之要求或规则的不同而不同。

当这种顺从的态度并不附着于任何制度或个人，它就会呈现出更为一般化的形式，表现为顺从所有人的潜在愿望，并且避免任何有可能引起愤怒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压抑了自己的所有要求，压抑了对他人的批评，心甘情愿地让自己受到虐待而不自卫，并且随时准备不加区分地帮助他人。偶尔人们也会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焦虑是上述行为的基础，但在通常情况下他们都完全意识不到这一事实，并且还坚定地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大公无私或自我牺牲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如此的崇高，以至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愿望。无论是顺从的特定形式，还是顺从的一般形式，其格言都是：如果我屈服，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这种顺从态度同样也可以服务于借爱来获得安全的目的。如果爱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以至于他在生活中的安全感都依赖于此，那么，他就会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而且这大体上还意味着对于他人愿望的顺从。不过，通常情况下，个体都无法相信任何爱，因此他的顺从态度就不是旨在赢得爱，而是为了赢得保护。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有通过刻板的顺从，才能获得安全感。在他们身上，焦虑非常强烈，对爱的不信任非常彻底，以至于爱的可能性完全被他们拒于门外。

第三种保护自己对抗焦虑的尝试是通过权力实现的———试图通过获得实际的权力、成功、获得他人钦佩、智力优势或占有某物，来获得安全感。在这种为获得保护而作出的尝试中，格言是：如果我拥有权力，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

第四种保护手段是退缩。上面所说的三种保护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愿意与世界角逐，愿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与之周旋。不过，通过从世界中退缩出来也同样可以实现这种保护。这并不是说遁入沙漠或过着完全隔离的生活，而是说当他人对自己的内在需要或外在需要产生影响时，不去依赖他人。外在需要方面的独立可以通过诸如聚敛财物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占有的动机完全不同于为了获得权力或影响而占有的动机，而且对占有物的使用同样也是不同的。只要囤积占有物的目的是为了独立，那么通常情况下，占有者都会感到非常焦虑，以至于他们无法享用这些占有物；而且他们通常都具有一种吝啬节俭的态度，因为占有的唯一目的是预防所有万一发生的不测事件。另一种服务于同一个目的的、使自己在外在需要方面独立于他人的手段是，将个人的需要缩减到最低限度。

内在需要方面的独立，可以表现为试图使自己脱离与他人的情感联系，这样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伤害到自己或者使自己失望了。它意味着压抑个人的情感需要。这种独立的表现之一就是一种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的态度，包括对个人自己也满不在乎，这样一种态度通常见于知识分子圈中。对自己满不在乎并不意味着认为自己无足轻重。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这些退缩手段，与屈从或顺从的手段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两者都涉及了对个人愿望的放弃。但是，在后一种类型中，放弃个人愿望是为了“听命”或顺从他人的愿望，以便能获得安全感；而在前一种类型中，“听命”的想法根本就不存在，放弃个人愿望的目的，乃是为了获得独立，不依赖于他人。这里的格言是：如果我退缩，就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我了。

为了评价各种为保护自己免受基本焦虑而作出的尝试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它们的潜在强度。它们不是由一种想要满足快乐或幸福欲望的愿望所促成，而是由一种安全需要所促成的。不过，这并不是说它们无论如何都不如本能驱力那样强大，那样不可抗拒。经验表明，诸如对某种野心的追求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与性冲动一样强大，甚至更为强大。

只要生活情境允许这样做而不会招致任何冲突，那么排外地或片面地追求这四种手段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会有效地带来个体所想要的安全感———即使这样一种片面的追求通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导致整个人格的贫瘠。例如，在一种要求妇女服从家庭或丈夫、顺从各种传统形式的文化中，一个遵循顺从路线的妇女，可能就会获得安宁和许多次级性满足。一个一心只想攫取权力和财富的君主，其结果同样也可能是获得安全感和功成名就的人生。但是，事实上，对于某一目标一往无前的追求，通常并不能成功地实现其目的，因为他所设定的要求非常过分，考虑非常不周，以致卷入了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之中。更为常见的是，人们往往并非仅仅通过一种方式，而是通过几种方式(而且这几种方式是互不相容的），来从一种巨大的潜在焦虑中获得安全感。因此，神经症患者同时也可能被强迫性地驱使着去控制所有人而又希望被所有人爱，去顺从他人而又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去疏远他人而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正是这些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最为常见的动力中心。

最经常发生冲突的两种尝试，乃是对爱的追求和对权力的追求。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我将更为详细地讨论这两种尝试。

从原则上说，我所描述的神经症结构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矛盾。弗洛伊德认为，大体而言，神经症是本能驱力和社会需要(或者社会要求在“超我”中的表现）之间冲突的结果。然而，尽管我也同意这一点，即个体努力与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是每一种神经症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充分条件。个体愿望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神经症，但可能会导致生活中的事实性限制，也就是说，导致对种种欲望的简单压制或压抑，或者用更为一般的话说，导致事实性的痛苦。只有当这种冲突产生了焦虑，而且试图缓解焦虑的努力反过来又导致了种种防御倾向(这些防御倾向尽管同样是不可抗拒的，但它们却是彼此互不相容的）时，神经症才会产生。 p+dVNmKBTMfq+5btfNSAzAFFdar7GNhd/478RM4EWtV58bMlukjpj3gNhdcSTI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