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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恐惧与焦虑之间的区别时，我们作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焦虑是一种从本质上包含主观因素的恐惧。那么，这种主观因素的性质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先来描述一下一个人在感到焦虑时所经历的体验吧。他有时候会感到一种强大的、无法逃避的危险，对这种危险，他本人感到彻底的无助。不管焦虑的表现形式是什么，不管是一种对于癌症的疑病性恐惧、对暴风雨的恐惧、恐高，还是任何与之相似的恐惧，这两种因素，即强大无比的危险以及对这种危险的无力抵抗，都始终存在。有时候，他可能觉得，那种让他感到无助的危险力量来自外部———暴风雨、癌症、事故等；有时候，他感觉这种对他产生威胁的危险来自他自身无法控制的冲动———害怕自己会忍不住从高处往下跳，或者害怕自己会忍不住拿刀子杀死某人；而有时候，这种危险则是完全模糊不清、不可捉摸的，就像是焦虑发作时经常发生的那样。
但是，这些感觉本身并不是焦虑所特有的特征。在任何涉及一种事实性的强大危险，以及一种事实性的对该危险的无助感这样的情境中，这些感觉都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我可以想象得到，处于地震之中的人们，或者一个正在遭受残忍折磨的不到两岁的婴儿的主观体验，与一个由于暴风雨而产生焦虑的人的主观体验，并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在恐惧的情况下，危险是真实存在的，那种对于危险的无助感也由现实所决定；而在焦虑的情况下，危险是由内心因素所激发或夸大的，那种对危险的无助感也是由个人自身的态度所决定的。
因此，那个关于焦虑中的主观因素的问题，就被还原为了一种更为具体的探究：究竟是哪些心理条件导致了这种迫近的强大危险感，以及一种对于该危险的无助态度？这无论如何都是心理学家必须提出来的问题。身体内的化学条件也可以导致这种情感以及焦虑的生理伴生现象，但是就像化学条件能够让人欢欣鼓舞或沉睡这一事实一样，它们都根本不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
就像在处理其他问题时那样，在处理这个关于焦虑的问题时，弗洛伊德也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是通过他最为重要的发现而做到这一点的，即焦虑中所涉及的主观因素在于我们自身的本能驱力；换句话说，焦虑所预期的危险，以及对该危险所产生的无助感，都是由我们自身冲动的爆炸性力量所引起的。在这一章的末尾，我将更为详细地讨论弗洛伊德的观点，同时我还将指出在哪些方面我的结论与他的不同。
一般来说，任何冲动都有激发焦虑的潜在力量，只要对这种冲动的发现或执着意味着对其他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利益或需要的侵犯，只要这种冲动是非常迫切或充满激情的，情况都会如此。在有着明确且严厉的性禁忌的时代，例如维多利亚时代，屈服于性冲动往往意味着招来实际的危险。例如，一个未婚少女，如果屈服于性冲动，就必须面对良心谴责和社会耻辱的现实危险；而那些屈服于手淫欲望的人，则必须面对阉割的威胁、致命身体伤害或心理疾病的警告这样的现实危险。在今天，对于一些反常的性冲动，如暴露癖和恋童癖等，这一点也是同样适用的。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正常的”性冲动而言，我们的态度是非常宽容的，以至于可以在内心承认这些性冲动，或者将其付诸实践，其间所涉及的严重危险通常比以往要小得多；因此，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为之担心的实际理由。
关于性的文化态度的改变，可能要为这一事实负较大的责任，即根据我的经验，这些性冲动本身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是隐藏在焦虑背后的动力。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有些夸张，因为毫无疑问，从表面上看，焦虑确实是与性欲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经常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与性交相关的焦虑，或者由于焦虑的结果而在这方面有种种抑制。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却表明，焦虑的基础通常并不在于性冲动本身，而在于与性冲动相伴随的敌意冲动，例如，通过性行为来伤害或侮辱对方的冲动。
事实上，正是这各种各样的敌意冲动，构成了神经性焦虑所由产生的主要来源。我担心这种新的说法，听起来又会显得好像是仅仅适用于某些案例的不太合理的概括。但是，这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敌意与它所产生的焦虑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联系）并不是我这种说法的唯一基础。众所周知，强烈的敌意冲动可以成为焦虑的直接原因，如果对于这种冲动的追求意味着是对自我目的的挫败的话。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许多诸如此类的情况。F先生与玛丽姑娘一起徒步爬山。F先生对玛丽姑娘心仪已久，但是，由于那种莫名其妙发作的醋意，他突然对她有一种强烈的恼怒。在与她一起走在一条陡峭的山路上时，他突然产生了一种严重的焦虑，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有一种想要把玛丽姑娘推下山崖的冲动。像此种焦虑的结构，与源自性的焦虑中所体现出来的结构完全相同：这是一种强迫性冲动，如果屈服于这种冲动，对自我而言就意味着是一次灾难。
然而，在绝大多数人身上，敌意与神经性焦虑之间直接的因果联系一点都不明显。因此，为了阐明我为什么要宣称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中，敌意冲动乃是导致焦虑的主要心理因素，现在，有必要详细地考察一下由于压抑敌意而导致的心理后果了。
压抑敌意，指的是“假装”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从而在我们应该提出异议，或者至少当我们想要提出异议时，避免提出异议。因此，这样一种压抑所产生的第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它产生了一种没有防御的感觉，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强化了一种早已存在的无防御感。当一个人的利益在事实上遭到了侵犯时，如果压抑敌意，就有可能让他人占他的便宜。
化学家C先生的经历，代表了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现象。C由于工作过度，患上了所谓的神经衰弱。他天赋过人，雄心勃勃，而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于某些姑且撇开不论的原因，他压抑了自己富有雄心的努力，因此一直看起来很谦和。当他进入一家大化学公司的实验室时，一位年岁比他稍大、职位比他略高的同事G,将他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并一直对他表示了极度的友好。由于一系列个人的因素———对于他人关爱的依赖，早就存在的对于批判性观察的胆怯心理，未能认识到自己的雄心，因此也未能看到他人的野心———C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友情，而且没有注意到，事实上G除了对他自己的职业外，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毫不关心。有一次，让他隐隐感到震惊的是,G将一个与可以付诸实施的发明相关的想法说成他自己的，而事实上这是C的想法，是C以前在一次友好交谈中透露给G的。有那么一瞬间,C对G产生了怀疑，但是由于他自身的雄心事实上激起了他内心的强烈敌意，所以，他不仅立即将这种敌意压抑了下去，而且同时还将由此产生的合理批评与怀疑也一起压抑了下去。因此，他仍然相信,G是他最好的朋友。结果，当G劝他不要继续某一工作路线时，他只是从表面的价值来接受了这一劝告。当G作出了那项本可以由C来作出的发明时,C也只是感觉G的天赋与才能远远超过了他自己。他还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个值得钦佩的朋友而感到高兴。因此，由于压抑了自己的怀疑和愤怒,C无法注意到，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与其说G是他的朋友，倒不如说是他的敌人。由于执着于自己被他人喜欢这种幻觉,C放弃了为自己的利益而战的准备。他甚至认识不到自己一项至关重要的利益正受到侵犯，因此他也就不能为之而战，而让他人利用了自己的弱点。
那些借由压抑来克服的恐惧，也可以通过把敌意置于有意识的控制之下来加以克服。但是，一个人是控制还是压抑敌意并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因为压抑是一个类似于反射的过程。如果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中，个体无法忍受地意识到自己身处敌意之中，压抑就会发生。当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个体不可能通过有意识的控制来克服敌意。意识到敌意有可能会让人无法忍受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所敌视的人，同时也可能是我们所深爱或者需要的人；原因还在于，人们可能不想正视导致敌意的那些原因，如嫉妒或者占有欲等；或者在于，从内心承认对某人的敌意，可能是一件让人害怕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境下，压抑就成了即时消除疑虑最为便捷、最为快速的方式。通过压抑，那种让人感到害怕的敌意就会从意识中消失，或者被阻挡在意识之外。我想换一种说法来重复这句话，因为尽管十分简单，但是它却是精神分析中较少为人所理解的论断之一：如果敌意受到了压抑，那么个体就丝毫都想不到他心中怀有敌意。
不过，从长远来看，这种最为快速的消除疑虑的方式，却并不一定就是最为安全的方式。通过压抑过程，敌意———或者为了表明其动力特征，我们在这里最好使用“愤怒”(rage)一词———被驱逐出了意识，但是它却并没有消失。它从个体的人格背景中分离了出来，因而失去了控制。它作为一种具有高度爆炸性和爆发性的情感，在个体的内心翻滚，并因此倾向于发泄出来。这种被压抑的情感的爆炸性更为强大。这是因为，正是它与人格其他部分的相隔离，使它具有了更为广泛，并且往往更为令人惊奇的维度。
只要个体意识到了仇恨(animosity)，这种仇恨的扩展就会从三个方面受到限制。首先，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中，对于周围环境的考虑使他知道，对于一个敌人或者一个假想的敌人，他能够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其次，如果他所愤怒的乃是他所钦佩、喜欢或者需要的人，那么这种愤怒早晚都会被整合进他的整个情感之中。最后，由于人类已经对于什么是适宜做的、什么是不适宜做的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意识，因此，不管他的人格如何，这都会限制他的敌意冲动。
如果愤怒受到了压抑，那么，通向这些限制性可能性的通路就会被切断。其结果就是，敌意冲动会从内外两方面突破这些限制，尽管只出现在幻想中。如果我上面提到的那位化学家C遵从于他的那些冲动，那么他就会告诉别人G先生如何滥用了他的友谊，或者向他的上级透露G剽窃了他的思想，或者阻止G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由于他的愤怒受到了压抑，这种愤怒也就分化、扩散开来，很可能就像他的梦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在梦中，他以某种象征性的方式成为一个杀人犯，或者成为一个令人钦佩的天才，而其他人都很不光彩地败下阵来。
通过这种分化作用(dissociation)，受到压抑的敌意通常会随着时间的进程，由于外部因素而逐渐强化。例如，如果一个高级雇员由于他的上司没有跟他商量就作出了一些安排，而对这位上司心怀愤怒，而如果这个雇员压抑了他的愤怒，从不对这位上司的安排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这位上司当然就会一直骑在他的头上。因此，新的愤怒就会不断地产生。
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后果产生自这一事实，即一个人通常会把那些难以控制的具有高度爆发性的情感记录在自己的心中。在讨论这一事实的后果之前，我们得先考虑一下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从定义上看，压抑一种情感或冲动的结果是，个体再也意识不到这种情感或冲动的存在，因此在他意识中，他并不知道他有任何针对另一个人的敌意情感。那么，我怎么能够说他会在自己心中“记录”(register)这种受到压抑的情感呢？答案就在于这一事实，即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取舍，而正如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在一次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识水平。不仅受到压抑的冲动仍在发挥作用———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之一———而且在意识的一个较深水平上，个体通常都知道这种冲动的存在。如果将其还原为尽可能简单的说法，就意味着，从根本上说，我们无法欺骗自己。而且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观察比我们自己所意识到的更好，就像我们对他人的观察，往往比我们所意识到的更好一样———例如，就像我们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通常比较正确这一事实中所体现的那样———不过，我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注意我们的观察。为了避免重复啰唆的解释，当我意指我们知道自己内心的活动而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就用“记录”这一词来表示。
只要敌意及其对其他利益的潜在危险总是非常强大，压抑敌意的这些后果本身可能就足以产生焦虑。模糊的焦虑状态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不过，在更为通常的情况下，这一过程并不会到此为止，因为人有一种强制性的需要，需要消除这种从内部威胁自身利益与安全的危险情感。于是第二种类似反射的过程就产生了：个体将他的敌意冲动“投射”(project)到外部世界之中。第一种“假装”，即压抑，需要第二种“假装”：他“假装”那些破坏性冲动不是来自自己的内心，而是来自外界的某人或某物。从逻辑上讲，他自身的敌意冲动所投射的对象，恰恰就是这些敌意冲动所针对的对象。结果，这个人现在就拥有了投射者大部分的心理，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个人被赋予了与投射者本人自身受到压抑的冲动所具有的相同的残酷无情的性质；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在任何危险中，这种效力的程度不仅取决于真实的条件，而且取决于对于这些条件所采取的态度。一个人越是缺乏防御，危险看起来就越大。
作为一种附带的功能，投射也可以用来满足自我辩护的需要，即并不是个体自身想要去欺骗、偷窃、剥削、侮辱他人，而是他人想要对他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一个妻子忽视了自己想要毁灭丈夫的冲动，并且主观上确信自己是非常爱丈夫的，那么由于这种投射机制，她很可能会认为自己的丈夫是一头想要伤害她的野兽。
投射的过程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得到另一个为达到同一目的的过程的支持：一种对报复的恐惧可能会控制住这种受到压抑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想要伤害、欺骗、欺诈他人，会同时产生一种害怕他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恐惧。这种对报复的恐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普遍特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罪与罚的原始经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个人的报复预先假定了一种动机，这些都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毫无疑问，这种报复恐惧对神经症患者的心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些由受到压抑的敌意所产生的过程，导致了焦虑的情感。事实上，压抑所产生的状态，正是作为焦虑的特征的状态：由于感到来自外界的强大危险而萌生的一种缺乏防御能力的感觉。
尽管焦虑产生的步骤一般而言十分简单，但是在实际中，导致焦虑产生的条件通常却难以理解。其中的一个复杂因素就是，被压抑的敌意冲动往往并不投射到事实上与之相关的那个个体身上，而是投射到其他的事物上。例如，在弗洛伊德的一个案例中，小汉斯就没有形成对自己父母的焦虑，而是形成了对白马的焦虑。
而我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患者，在压抑了对她丈夫的敌意之后，突然产生了一种与游泳池中的水爬虫有关的焦虑。似乎任何东西，从微生物到暴风雨，都可以成为焦虑附着的对象。之所以出现这种将焦虑从与之相关的人身上分离开来的倾向，原因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这种焦虑事实上所指向的对象是父母、丈夫、朋友或者是某个关系亲密的人，那么，拥有这种敌意就会使人感到不符合对权威尊重、对爱情忠贞、对朋友赞赏的现存关系。在这些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全否认敌意的存在。通过压抑他自己的敌意，这个人就否认了自己身上存在任何敌意；而通过将自己受到压抑的敌意投射给暴风雨，他也就否认了他人身上存在任何敌意。许多幸福婚姻的幻觉就是建立在这种鸵鸟政策之上的。
说一种对于敌意的压抑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焦虑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每次发生这个过程，焦虑就一定会显现出来。焦虑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或者将要讨论到的种种保护性机制中的一种，而得以即时地转移开来。例如，置身于这样一个情境之中的人可能会通过这样一些手段来保护自己：发展出一种对于睡眠和饮酒越来越强烈的需求。
从压抑敌意的过程中，可以产生出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焦虑。为了更好地理解由此产生的种种结果，我将以下述形式呈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A.感到危险来自某人自身的冲动。
B.感到危险来自外界。
从压抑敌意所导致的结果看,A组似乎是压抑的一个直接后果，而B组则以投射为前提。无论A组还是B组都可以再进一步分为两个亚组。
(1)感觉危险是指向自我的。
(2)感觉危险是指向他人的。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四种主要的焦虑类型
A(1)：感到危险来自某人自身的冲动，并且指向自我。在这一类型中，敌意会继发性地转而针对自我，对于这一过程，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例证：因自己控制不住想要从高处往下跳而感到恐惧。
A(2)：感觉危险来自某人自身的冲动，并且指向他人。
例证：因控制不住想要拿刀伤害他人而感到恐惧。
B(1)：感到危险来自外界，并且指向自我。
例证：对于暴风雨感到恐惧。
B(2)：感到危险来自外界，并且指向他人。在这一类型中，敌意被投射到了外部世界，而敌意所针对的最初对象依然存在。
例证：过分操心的母亲，对于一些威胁其子女的危险产生焦虑。
不用说，这样一种分类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提供一种快速的定位方面，它或许有一些用处，但是它并不能揭示一切可能情况。例如，我们不可由此推断，具有A型焦虑的人绝不会把他们受到压抑的敌意投射出去；我们只能据此推论，在这种特定形式的焦虑中，投射并不存在。
敌意能够导致焦虑，但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此。这一过程还会对周围的其他方式发生作用：当焦虑基于一种受到威胁的感觉时，它也可以很容易地反过来在自卫中产生一种反应性敌意。在这个方面，焦虑与恐惧并没有任何区别，恐惧同样也可以引发攻击性。如果反应性敌意受到压抑，它也会产生焦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敌意与焦虑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其中一个总能激发并强化另一个），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如此大量残忍无情的敌意。
这种交互影响，同时也是严重的神经症患者虽没有任何明显的外界不良条件，病情却常常会日趋恶化的基本原因所在。焦虑与敌意究竟哪个是首要的因素，这一点并不重要；对于一种神经症的动力学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这一点，即焦虑与敌意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总的来说，我所提出的焦虑概念，是用本质上属精神分析的方法来提出的。它要根据无意识力量、压抑过程、投射等诸如此类的动力才能发挥作用。不过，如果我们进行更为详细的探究，就会发现，它在若干方面与弗洛伊德所采取的立场有所不同。
弗洛伊德曾相继提出两个关于焦虑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简而言之，焦虑来源于一种对于冲动的压抑。这种冲动专指性欲冲动，因而是一种纯粹的生理学解释，因为它是以这样一种信念为基础的，即如果性能量受到阻碍不能发泄出来，它就会在体内产生一种生理紧张，并从而转变为焦虑。根据他的第二个观点，焦虑———或者他所谓的神经性焦虑———来源于对那些冲动的恐惧，而对那些冲动的发现和追求将会招致一种外来的危险。
这第二种解释是心理学上的解释，它不仅指性冲动，同时也指攻击冲动。在这种对于焦虑的解释中，弗洛伊德根本就没有关注到冲动的压抑或者不压抑，而只是关心对这些冲动的恐惧，因为对这些冲动的追求将会导致一种外在的危险。
我的焦虑概念则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两个观点必须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理解焦虑的全貌。因此，我让他的第一个概念摆脱了它纯粹生理学的基础，并将其与第二个概念结合了起来。总的来说，焦虑并非主要来源于一种对我们冲动的恐惧，而主要来源于一种对我们受到压抑的冲动的恐惧。在我看来，弗洛伊德之所以未能很好地利用他的第一个概念———尽管这一概念是以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心理学观察为基础的———其原因在于，他只是为其提供了一种生理学阐释，而不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心理学问题，即如果一个人压抑了一种冲动，那么他在心理方面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我与弗洛伊德有分歧的第二点，从理论上看不太重要，但是在实践方面却十分重要。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一观点，焦虑可能由任何一种其表达会招致外来危险的冲动所导致。性冲动当然就是这样一种冲动，但是只有关于它们的严厉个人禁忌和社会禁忌，才会使其成为危险的冲动。
根据这种观点，性冲动引发焦虑的频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存文化对于性欲的态度。我并不认为性欲是焦虑的一个特殊来源。不过，我的确相信，在敌意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受到压抑的敌意冲动中，确实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来源。把我在这一章中所呈现的概念用简单、实用的话总结一下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发现了焦虑或焦虑的迹象，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敏感点受到了伤害，并因此激发了敌意，以及是什么东西使得压抑成为必要？我的经验是，朝着这些方向进行探索，通常就能获得一种关于焦虑的令人满意的理解。
我与弗洛伊德有分歧的第三点在于他的假设。他假设，焦虑仅仅产生于儿童时期，开始于所谓的出生焦虑，并继之以阉割恐惧，而后来生活中所产生的焦虑乃是以那些依然停留于婴儿期的反应为基础的。“毫无疑问，我们称之为神经症患者的人，他们对待危险的态度依然停留于婴儿时期，并且没有脱离已经废弃的焦虑处境而成熟起来。”
让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一解释中所包含的各种因素。弗洛伊德断言，在儿童时期，我们特别容易产生焦虑的反应。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它有充分的、容易理解的理由，因为儿童对于种种不利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无助。事实上，在性格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总是发现，焦虑的形成开始于儿童早期，或者至少我所说的基本焦虑，其基础在儿童早期就已经埋下了。不过，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认为，成年神经症患者身上的焦虑，仍与最初引发焦虑的那些条件有关联。举例来说，这就意味着，一个成年男子也仍然会像小男孩那样因为阉割恐惧而烦恼，尽管形式略有不同。无疑，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罕见的病例，在这些病例中，一种婴儿期的焦虑反应可能会伴随着适当的刺激，以未加改变的形式，重新出现在后来的生活中。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所发现的，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不是重复，而是发展。在有些案例中，精神分析使得我们可以对一种神经症的形成，获得相当完整的理解，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从早期的焦虑到成年的怪癖之间，存在着一条没有间断的反应链。因此，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后期的焦虑也包含那些受到存在于儿童期的特定冲突制约的因素。但是，焦虑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一种婴儿期反应。如果把焦虑视为一种婴儿期反应，就会混淆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将一种婴儿期态度误认为一种只产生于儿童期的态度。如果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把焦虑说成一种婴儿期反应，那么我们至少也有同样正当的理由，把它说成儿童身上的一种早熟的成人态度。
焦虑可以通过实际的冲突情境来获得完整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在一种性格神经症中发现了一个产生焦虑的情境，我们就必须一直考虑先前存在的焦虑，以便解释敌意为什么会在那个特定的场合产生，并受到压抑。那么，我们将会发现，这种先前的焦虑，反过来又是一种早先即已存在之敌意的结果，如此等等。而为了理解这整个发展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则不得不追溯到儿童时期。
这将是我讨论儿童期经验问题的少数几个场合之一。与精神分析文献中的惯常做法相比，我较少涉及儿童期，其原因并不是我认为儿童期经验不像其他精神分析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重要，而是因为在这本书中，我所要讨论的是神经症人格的实际结构，而不是导致神经症人格的个体经验。
在考察了大量神经症患者的童年史之后，我发现，在他们所有人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这样一种环境，这种环境以不同的组合显示出了下面这些特征。
最为基本的不幸都是缺乏真正的温暖和爱。一个儿童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忍受通常被视为创伤的东西———例如突然的断奶、偶尔的打骂、性体验等———只要他在内心感到自己被人需要、被人爱。不用说，儿童能够敏锐地感觉出爱是否真诚，而且也不会被任何虚假的情感表示所欺骗。一个儿童之所以不能获得足够的温暖和爱，主要原因在于，其父母由于自身患有神经症而不能给予他以温暖和爱。根据我的经验，尤其常见的是，这种温暖的根本缺乏被掩盖了起来，而父母往往宣称他们一心想的都是孩子的最佳利益。教育理论告诉我们，一位“理想”母亲过分操心的态度或自我牺牲的态度，乃是造成这样一种氛围的基本因素，这样一种氛围比任何东西都更能够为孩子将来强烈的不安全感奠定基础。
而且，我们还在父母身上发现了各种必然会引起敌意的行为或态度，如对其他孩子的偏爱，不公平的责备，令人捉摸不定地时而过分溺爱、时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守诺言；而最为重要的是一种对待孩子需要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很多个等级(从暂时性地不闻不问，到一贯地干涉孩子最为合理的愿望），例如，干涉子女的交友，嘲笑孩子的独立思考，破坏孩子所追求的兴趣，不管这些兴趣爱好是艺术上的、体育上的，还是机械方面的———总之，父母的这样一种态度，即便不是有意为之，在实际中也意味着会破坏孩子的意志。
在有关导致儿童产生敌意之因素的精神分析文献中，主要的重点往往放在了儿童愿望所遭受的挫折之上，尤其是性领域以及妒忌方面的愿望。情况有可能是这样的，婴儿期敌意之所以产生，部分是因为总体上对于快乐的禁止性文化态度，尤其是对婴儿期性欲的禁止性文化态度，不管后者涉及的是性好奇、手淫，还是与其他儿童之间的性游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挫折并不是反叛性敌意的唯一根源。观察表明，毫无疑问，和成人一样，如果儿童觉得剥夺是公正的、公平的、必要的或者有目的的，那么他们也能够接受大量的剥夺。例如，只要父母不对此施加过分的压力，并且不以完美和严厉来苛求他们，儿童是不会介意有关清洁卫生的教育的。同样，儿童也不会在意偶尔的惩罚，只要他从总体上能够确信自己是被爱着的，只要他觉得这种惩罚是公平的，只要这种惩罚不是有意要伤害他或者侮辱他的，他就不会在意。挫折本身是否会导致敌意，这个问题很难判断，因为在给儿童强加了许多剥夺的环境中，通常也存在着许多其他刺激因素。重要的是强加在挫折之上的精神，而不是挫折本身。
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人们通常强调挫折本身的危险，这已经导致许多父母抱着这样一种观念，甚至比弗洛伊德本人走得更远；而且他们根本不敢对子女有任何干涉，深恐子女因此而受到伤害。
显然，无论在儿童还是在成人身上，妒忌都可能是可怕仇恨的来源之一。毫无疑问，兄弟姐妹之间的妒忌
，以及父母中某一方的妒忌，都会在神经症儿童身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或者毫无疑问，这种态度可能会对往后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不过，关于产生这种妒忌的条件这个问题的确会出现。我们在兄弟竞争以及俄狄浦斯情结中所观察到的妒忌反应，是否必定会发生在每一个儿童身上，抑或它们只是由某些特定的条件所激发？
弗洛伊德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观察，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进行的。他从这些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与父母中的一方有关的强烈妒忌反应是极具破坏性的，这种破坏性足以引起恐惧，并且可能会对性格形成与个人关系产生持久的干扰性影响。由于经常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到这种现象，因此他假定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不仅把俄狄浦斯情结设想为神经症的核心所在，而且试图在此基础上理解其他文化中的复杂现象。
正是这样一种泛化，让人觉得怀疑。在我们的文化中，某些妒忌反应确实很容易出现在兄弟姐妹以及父母子女的关系中，正如这些反应也很容易出现在每一个密切地生活在一起的群体中一样。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具有破坏性与持久性的妒忌反应———在谈到俄狄浦斯情结或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时，我们所想到的正是这些———在我们的文化中如弗洛伊德所设想的那样常见，更不用说在其他文化中了。总的来说，它们是人类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应却是经由儿童成长于其中的氛围而人为地得以产生的。
具体来说，究竟哪些因素得为妒忌的产生负责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神经性妒忌的一般内涵时有所讲解。在这里，我们只要提一下缺乏温暖和竞争精神会促成这样的结果，就已足够。除此之外，患有神经症的父母制造了我们上文讨论过的那种氛围，他们通常都不满意于自己的生活，通常都没有满意的情感关系和性关系，因此他们往往倾向于将自己的子女作为爱的对象。他们把自己对于爱的需要释放到了子女身上。这种爱的表达并不总是带有性的色彩，但是无论如何，它具有高度的情感内涵。我非常怀疑，潜在于子女与父母关系之中的性欲，会强大到足以引起一种潜在的障碍。不管怎样，我所知道的所有病例，都是患有神经症的父母通过恐吓和温柔，迫使子女沉浸于这些充满热情的依恋之中，从而带上了弗洛伊德曾描述过的占有欲和妒忌的所有内涵。
我们通常习惯于认为，对家庭或某位家庭成员的敌意性反抗，对儿童的发展来说是不幸的。当然，如果儿童不得不反抗患有神经症之父母的种种行为，这的确是不幸的。但是，这种反抗如果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的话，那么对儿童性格形成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在于感受或表达了一种反抗，而在于对这种反抗的压抑。压抑批评、反抗或谴责，会导致很多危险，其中之一就是，儿童可能会将所有的责备都揽到自己身上，并感觉自己不值得人爱。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种情境的种种内涵。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危险是，受到压抑的敌意可能会导致焦虑，并开始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种发展。
为什么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儿童会压抑敌意？其原因有很多，这些原因以不同的程度、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发挥其作用，它们包括：无助、恐惧、爱或罪恶感。
儿童的无助，通常仅仅被视为一种生物学事实。尽管儿童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要依赖于其环境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因为与成年人相比，他们的体格不够强健、经验不够丰富———但是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生物学方面的强调还是过头了。在两三岁之后，儿童就会发生一种决定性的改变，从占优势的生物性依赖，转变为一种包括该儿童的心理、智力以及精神生活的依赖。这个过程将会一直持续到儿童成长至青春早期，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为止。尽管在儿童继续依赖其父母的程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但这一切都取决于父母在其后代的教育上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倾向于让孩子强壮、勇敢、独立、能够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境，还是主要倾向于保护孩子，使他顺从听话，让他对实际生活一无所知，或者简而言之，直到孩子20岁或者更晚，都把他当成幼儿对待。在不利环境条件下成长的儿童，他们的无助通常由于恐吓、溺爱，或者一直处于情感依赖的状态，而被人为地强化了。一个儿童越是无助，就越不敢感受和表现出反抗，而这种反抗也就会被延迟得越长久。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潜在的情感———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格言———就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需要你。
威胁、禁令、惩罚，以及儿童亲眼目睹的突发脾气或暴力场面，都可以直接地引起恐惧；恐惧还可以由间接的恐吓引起，例如让孩子记住生活中的种种巨大危险———细菌、大街上的车辆、陌生人、野孩子、爬树等。孩子越感到恐惧，就越不敢表现出敌意，甚至不敢去感觉敌意。在这种情形下，格言就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怕你。
爱可能是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父母缺乏对孩子的真诚之爱时，他们往往会在口头上大肆强调自己是如何的爱孩子，如何的为孩子牺牲，直至耗尽心血。一个儿童，尤其是一个同时又不断受到恐吓的儿童，可能会紧紧地抓住这种爱的替代品，不敢作出任何反抗，唯恐失去做一个乖孩子所得到的奖赏。在这样的情境下，格言是：我必须压抑敌意，因为我怕失去爱。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种种儿童在其中会压抑自己对父母之敌意的情境，因为他害怕任何敌意的表示都会破坏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他受到了一种明显恐惧的驱使，即这些强大的巨人会遗弃他，收回他们那种让人安心的慈爱，或者转而反对他。此外，在我们的文化中，儿童通常都被教育成因为自己感觉或表达了某种敌意或反抗，而感到内疚；也就是说，儿童通常都被教育成这个样子，即如果他表达出或感觉到对父母的愤怒，或者如果他违背了父母所设定的规则，那么，他在自己的眼中就会变得一文不值或可耻。产生罪恶感的这两个原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儿童越被教育得因为越过禁区而感到内疚，就越不敢对父母有任何怨恨或责难。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领域就是这样一个最常激发罪恶感的领域。不管这些禁令是以感觉得到的沉默的形式、还是以公开的威胁和惩罚的形式表现出来，儿童都经常能感觉到，不仅性好奇和性行为是被禁止的，而且如果他沉溺于这些性好奇和性行为，那么他就是肮脏、卑劣的。如果出现任何有关父亲或母亲的性幻想和性愿望，那么，即使它们由于一般的性禁忌态度而未能公开表现出来，也有可能使儿童感到内疚。在这种情形下，格言就是：我必须压抑敌意，因为如果感觉到敌意的话，我就成坏孩子了。
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组合，都可能使一个儿童压抑他的敌意，并最终导致焦虑。
但是，任何一种婴儿期焦虑最终都必定会导致一种神经症吗？我们目前的认知尚未进步到可以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个人的信念是，婴儿期焦虑是神经症形成的一个必要因素，但不是其充分的原因。一些有利的环境，如及早地改变不利环境，或者通过各种形式抵消不利因素的影响，似乎都可以预防某种特定神经症的形成。不过，正如现实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生活环境并不能减少焦虑，那么，不仅这种焦虑可能会持续下去———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的那样———而且，它还必定会逐渐地增强，并推动构成一种神经症的所有过程。
在那些有可能影响婴儿期焦虑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中，有一种是我们要特别加以考虑的。敌意与焦虑的反应是局限于那些迫使儿童产生这种反应的环境，还是会发展为一种针对所有人的敌意与焦虑态度，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例如，如果一个孩子非常幸运，有一位慈爱的祖母，有一位善解人意的老师，有一些好朋友，那么，他与这些人交往的体验就可能会避免让他感到所有人都是坏人。不过，一个孩子在家庭中的处境越困难，就越容易不仅形成针对父母和其他儿童的仇恨反应，而且形成一种针对所有人的不信任感或仇恨态度。一个儿童越是与他人隔绝，不能使他人的经验成为自己的经验，就越有可能促成这样一种发展。最后，一个儿童越是掩盖他对自己家庭的怨恨(例如，通过顺从父母的态度来加以掩盖），就越会将自己的焦虑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并因此认定整个“世界”都是危险的、可怕的。
有关“世界”的一般焦虑，也有可能是逐渐地形成或增加的。一个在上述氛围中长大的儿童，在与其他儿童的交往中，将不敢像他们一样有胆量或好斗。他将会失去被人需要这种最让人感到幸福的自信，甚至将会把一个无害的玩笑也当成一次残忍的拒绝。他将会比其他儿童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由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因素或者相类的因素所促成的状态，乃是一种在内心逐渐增加的、无所不在的孤独感，以及置身于一个敌意世界的无助感。对单个刺激所作出的种种单个的敏锐反应，会固化成一种性格态度。这种态度本身不会构成一种神经症，但是它却是一块肥沃的土壤，某种特定的神经症随时可能从这块土壤中生长出来。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我给了它一个特别的称谓：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它与基本敌意(basic hostility)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在精神分析中，疏通(working through)焦虑所有不同的单个形式之后，我们逐渐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即基本焦虑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尽管个体的焦虑可能由实际原因所引发，但是即使在实际情境中没有任何特定刺激的情况下，基本焦虑也依然存在。如果拿神经症的整个情形与一个国家不安定的政治状态相比较，那么基本焦虑与基本敌意就类似于对政治体制的潜在不满与反抗。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能完全看不出任何表面现象，或者它们可能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国家中，它们可能表现为骚乱、罢工、集会、游行；而在心理学领域也是一样的，焦虑的形式可能会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症状。不管特定的刺激如何，焦虑所有的表现形式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背景。
在单纯的情境神经症中，基本焦虑是不存在的。情境神经症是个体对实际冲突情境所作出的神经性反应，而这些个体的个人关系并未受到干扰。下述情况也许可以用作这些病例中的一个典范，因为这些病例经常会在心理治疗实践中出现。
一位45岁的妇女抱怨说自己在晚上老是心跳加速、焦虑不安，且伴有大量盗汗现象。在她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器质性病变，而且所有证据都表明，她是一个健康的人。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古道热肠、心直口快的女人。20年前，由于一些环境而非她本人的原因，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25岁的男人。她和他一直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性生活也很令人满意，他们共同生育了三个孩子，这些孩子都发展得很好。她一直都很勤劳，并且善于料理家务。最近五六年来，她的丈夫开始变得有些脾气暴躁，性能力也大不如前，但是她忍受了这一切，没出现任何神经性反应。麻烦开始于七个月之前，当时，一个年龄与她相当、可以托付终身、值得喜欢的男人开始对她大献殷勤。结果，她开始对她年老的丈夫感到怨恨，但是考虑到她整个心理与社会背景，以及基本美满的婚姻关系，她完全压抑了这种情感。在几次访谈的帮助之下，她已经能够正视这种冲突情境，并因此摆脱了焦虑。
没有什么比拿性格神经症案例中个体的反应与纯粹情境神经症案例(就像上文刚刚引用的案例）中个体的反应作一比较，能够更好地表明基本焦虑之重要性了。后者也出现在健康个体身上，这些健康人由于某些可以理解的原因而不能有意识地解决一种冲突情境，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正视冲突的存在以及这种冲突的性质，因此也就无法作出明确的决定。这两种类型的神经症之间存在的一个明显差别在于，对情境神经症的治疗往往非常容易取得效果。对性格神经症的治疗则往往必须在极大困难下进行，并因此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时候治疗的时间实在太长，以至于患者等不及治愈就退出了治疗；而情境神经症则相对比较容易治疗一些。一次关于情境的理解性讨论，通常不仅是对症状的治疗，而且也是对病因的治疗。而在其他一些病例中，对病因的治疗乃是通过改变环境来消除困难。
因此，在情境神经症中，我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在冲突情境与神经性反应之间存在着一种适当的关系；而在性格神经症中，这种关系似乎并不存在。由于基本焦虑的存在，即使最轻微的刺激也有可能引发最强烈的反应，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
尽管焦虑外显形式的范围，或者说为对抗焦虑而采取的防御措施的范围是无限的，在每一个个体身上也是迥然不同的，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焦虑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与强度有所不同而已。我们或许可以大致地把它描述为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助、被遗弃、受到威胁的感觉，一种仿佛置身于一个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妒忌自己的世界之中的感觉。我的一个患者在她自发画出的一幅画中就表达了这种感觉，在这幅画中，她是一个瘦小、无助、赤身裸体的婴儿，坐在画面的中央，周围是各种各样张牙舞爪的妖魔鬼怪、人和动物，随时准备攻击她。
在各种精神病患者身上，我们通常发现，患者对于这样一种焦虑的存在有着相当高程度的意识。在偏执狂患者身上，这种焦虑被限制在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人身上；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则往往对周围世界中的潜在敌意有着一种敏锐的觉察，这种觉察非常敏锐，以至于他们甚至很容易将他人对自己作出的善意表示，也当作包含着潜在的敌意。
然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他们对于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却很少有所知觉，至少他们意识不到这种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对他整个一生会有怎样的重要性和意义。我有一位患者，她曾在梦中看到自己成了一只小老鼠，为了不被别人踩到而不得不成天躲在洞中———这对她在生活中的实际表现作了最为真实的写照———她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事实上害怕所有人，而且她还告诉我她不知道什么是焦虑。一种针对所有人的基本不信任，被一种表面的信念(这种表面的信念就是，总的来说，人都是非常值得喜欢的）掩盖了起来，而且这种基本不信任还可能和与他人之间表面的、敷衍的友好关系同时存在；所存在的一种对于所有人的极度轻蔑，也可以借随时称赞别人来加以伪装。
尽管基本焦虑所涉及的对象是人，但是它也可以完全摆脱某个人的特征，转变为一种受到暴风雨、政治事件、细菌、意外事故、罐装食品威胁的感觉，或转变为一种受命运摆布的感觉。对于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来说，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态度的基础并不难；但是，要让神经症患者本人认识这一点，即他的焦虑所针对的实际上并不是细菌之类，而是人，则往往需要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精神分析工作。而且神经症患者对人的恼怒并不是，或者说并不只是因为某些实际刺激而作出的适当而又合理的反应，而是因为他已变得从根本上对他人有敌意，不信任他们。
在描述基本焦虑对神经症患者而言的意蕴之前，我们必须先讨论一个很可能早已在许多读者心中产生了的疑问。难道这种针对他人的基本焦虑和敌意的态度(被描述为神经症的基本构成因素），不是一种我们大家都隐秘具有(尽管很可能程度相对较轻一些）的“正常”态度吗？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观点。
如果“正常”这个词是从一种普遍的人类态度这个意义上来加以使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德国哲学与宗教语言所谓的 生之苦恼 (Angst der Kreatur)中，基本焦虑确实有一种正常的推论结果。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是，在一些比我们自身更为强大的力量，如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意外事故等面前，我们所有人事实上都是很无助的。我们在儿童期的无助中第一次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这种认知会在整个一生中都伴随着我们。这种关于 生 (Kreatur)的焦虑与基本焦虑一样，也包含着面对更大力量时的无助因素，但是它并不认为这些力量中包含着敌意。
不过，如果“正常”一词是从对我们文化而言为正常这个意义上来加以使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这么说：一般而言，在我们的文化中，只要其生活不是过于闭塞的，经验通常能使一个人在成熟的时候变得更为保守，更善于提防他人，更为熟悉这样的事实，即通常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为懦弱和便利心理所决定。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会把自己也包括在内；而如果他不诚实，他就会在他人身上更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简言之，他会形成一种与基本焦虑非常相似的态度。不过，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区别：健康、成熟的人不会对这些人类的弱点感到无助，在他身上也不会存在不分青红皂白的倾向(而在基本的神经性态度中，我们发现了这种倾向）。而且，他依然能够给一些人以许多真诚的友谊和信任。或许，这样一种事实就可以解释它们之间的区别，即健康人是在他能够整合那些不幸经验的年岁里遭遇着大量的不幸经验的；而神经症患者是在他无法掌握的年岁里遭遇了那些不幸经验的，而且由于无助，他对这些不幸经验作出了焦虑的反应。
基本焦虑对于个体对自己以及他人的态度而言，有着特定的意蕴。它意味着，情感隔离如果同时伴随着自我的内在软弱感，那么这种隔离就会更让人难以忍受。它意味着对自信心之基础的一种削弱。它播下了一种潜在的冲突的种子，因为一方面神经症患者想要依赖他人，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他对他人有着深深的不信任和敌意。它意味着，由于内在的软弱感，个体感觉到了一种想要把所有责任都放到他人肩上的愿望，感觉到了一种想要受到保护、受到照顾的愿望，但是由于基本敌意的缘故，他有着太多的不信任，以至于无法实现这一愿望。因此，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寻求安全保障上。
焦虑越是难以忍受，保护手段就越是必须彻底。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试图用来保护自己免受这种基本焦虑的方式主要有四种：爱、顺从、权力和退缩。
第一，获得任何形式的爱，都可以作为一种对抗焦虑的强有力的保护手段。格言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第二，顺从可以根据是否涉及特定的人或制度而粗略地作进一步划分。例如，在对标准传统观念的顺从中，在对某些宗教仪式的顺从中，在对某个权威人物之要求的顺从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特定的顺从焦点。遵从这些规则，或者顺从这些要求，乃是一切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些态度可能会以不得不“听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听命”的内容会随着所要顺从之要求或规则的不同而不同。
当这种顺从的态度并不附着于任何制度或个人，它就会呈现出更为一般化的形式，表现为顺从所有人的潜在愿望，并且避免任何有可能引起愤怒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压抑了自己的所有要求，压抑了对他人的批评，心甘情愿地让自己受到虐待而不自卫，并且随时准备不加区分地帮助他人。偶尔人们也会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焦虑是上述行为的基础，但在通常情况下他们都完全意识不到这一事实，并且还坚定地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大公无私或自我牺牲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如此的崇高，以至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愿望。无论是顺从的特定形式，还是顺从的一般形式，其格言都是：如果我屈服，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这种顺从态度同样也可以服务于借爱来获得安全的目的。如果爱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以至于他在生活中的安全感都依赖于此，那么，他就会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而且这大体上还意味着对于他人愿望的顺从。不过，通常情况下，个体都无法相信任何爱，因此他的顺从态度就不是旨在赢得爱，而是为了赢得保护。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有通过刻板的顺从，才能获得安全感。在他们身上，焦虑非常强烈，对爱的不信任非常彻底，以至于爱的可能性完全被他们拒于门外。
第三种保护自己对抗焦虑的尝试是通过权力实现的———试图通过获得实际的权力、成功、获得他人钦佩、智力优势或占有某物，来获得安全感。在这种为获得保护而作出的尝试中，格言是：如果我拥有权力，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
第四种保护手段是退缩。上面所说的三种保护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愿意与世界角逐，愿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与之周旋。不过，通过从世界中退缩出来也同样可以实现这种保护。这并不是说遁入沙漠或过着完全隔离的生活，而是说当他人对自己的内在需要或外在需要产生影响时，不去依赖他人。外在需要方面的独立可以通过诸如聚敛财物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占有的动机完全不同于为了获得权力或影响而占有的动机，而且对占有物的使用同样也是不同的。只要囤积占有物的目的是为了独立，那么通常情况下，占有者都会感到非常焦虑，以至于他们无法享用这些占有物；而且他们通常都具有一种吝啬节俭的态度，因为占有的唯一目的是预防所有万一发生的不测事件。另一种服务于同一个目的的、使自己在外在需要方面独立于他人的手段是，将个人的需要缩减到最低限度。
内在需要方面的独立，可以表现为试图使自己脱离与他人的情感联系，这样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伤害到自己或者使自己失望了。它意味着压抑个人的情感需要。这种独立的表现之一就是一种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的态度，包括对个人自己也满不在乎，这样一种态度通常见于知识分子圈中。对自己满不在乎并不意味着认为自己无足轻重。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这些退缩手段，与屈从或顺从的手段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两者都涉及了对个人愿望的放弃。但是，在后一种类型中，放弃个人愿望是为了“听命”或顺从他人的愿望，以便能获得安全感；而在前一种类型中，“听命”的想法根本就不存在，放弃个人愿望的目的，乃是为了获得独立，不依赖于他人。这里的格言是：如果我退缩，就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我了。
为了评价各种为保护自己免受基本焦虑而作出的尝试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它们的潜在强度。它们不是由一种想要满足快乐或幸福欲望的愿望所促成，而是由一种安全需要所促成的。不过，这并不是说它们无论如何都不如本能驱力那样强大，那样不可抗拒。经验表明，诸如对某种野心的追求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与性冲动一样强大，甚至更为强大。
只要生活情境允许这样做而不会招致任何冲突，那么排外地或片面地追求这四种手段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会有效地带来个体所想要的安全感———即使这样一种片面的追求通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导致整个人格的贫瘠。例如，在一种要求妇女服从家庭或丈夫、顺从各种传统形式的文化中，一个遵循顺从路线的妇女，可能就会获得安宁和许多次级性满足。一个一心只想攫取权力和财富的君主，其结果同样也可能是获得安全感和功成名就的人生。但是，事实上，对于某一目标一往无前的追求，通常并不能成功地实现其目的，因为他所设定的要求非常过分，考虑非常不周，以致卷入了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之中。更为常见的是，人们往往并非仅仅通过一种方式，而是通过几种方式(而且这几种方式是互不相容的），来从一种巨大的潜在焦虑中获得安全感。因此，神经症患者同时也可能被强迫性地驱使着去控制所有人而又希望被所有人爱，去顺从他人而又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去疏远他人而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正是这些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最为常见的动力中心。
最经常发生冲突的两种尝试，乃是对爱的追求和对权力的追求。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我将更为详细地讨论这两种尝试。
从原则上说，我所描述的神经症结构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矛盾。弗洛伊德认为，大体而言，神经症是本能驱力和社会需要(或者社会要求在“超我”中的表现）之间冲突的结果。然而，尽管我也同意这一点，即个体努力与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是每一种神经症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充分条件。个体愿望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神经症，但可能会导致生活中的事实性限制，也就是说，导致对种种欲望的简单压制或压抑，或者用更为一般的话说，导致事实性的痛苦。只有当这种冲突产生了焦虑，而且试图缓解焦虑的努力反过来又导致了种种防御倾向(这些防御倾向尽管同样是不可抗拒的，但它们却是彼此互不相容的）时，神经症才会产生。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四种保护自己免受焦虑的方式，它们在许多人的生活中都可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有那样一些人，他们最主要的努力就是得到爱或得到承认，而且为了满足这一愿望，他们会全力以赴；有些人的行为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倾向于顺从，屈服，不采取任何自我肯定；有些人的全部努力就是希望获得成功、权力或者占有财物；还有一些人则倾向于将自己封闭起来，不依赖于他人。不过，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我宣称这些努力体现了一种对抗某种基本焦虑的保护作用，这一宣称是否正确。难道它们不是既定人类可能性之正常范围内的各种内驱力的一种表现吗？以这种方式来进行争辩，错就错在它采取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形式来提出问题。在现实中，这两种观点既不相互矛盾，也不相互排斥。爱的愿望、顺从的倾向、为产生影响或取得成功而付出的努力，以及退缩的倾向，都以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存在于我们所有人身上，而没有任何神经症的征象。
而且，这些倾向中的这种或另一种，在某些特定的文化中，可能是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态度。这一事实再一次表明，这些倾向很可能是人类身上的正常潜能。正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描述的，在阿拉佩希文化(Arapesh culture)中，对于爱、母爱的态度，以及对于他人愿望的顺从，乃是占据支配地位的；正如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指出的那样，在夸基乌特尔人(Kwakiutl)中，以相当残忍的方式来追求声望的做法，是一种得到公认的模式；至于出世(to withdraw from the world)的倾向，在佛教中，乃是一个主要的趋势。
我的概念并非旨在否认这些内驱力的正常特性，而是为了坚持这一点，即所有这些内驱力都可以用来对抗焦虑，提供安心；而且，通过获得这种保护性机能，它们的特性就会发生改变，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可以借用一个类比来很好地解释这种差异。我们可能会因为想要测试一下自己的体力和技能，以及想要从高处鸟瞰风景，而爬上一棵树；我们也可能因为被一只野兽追赶而爬上这棵树。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是爬树，但爬树的动机却完全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爬树是为了娱乐；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则是受到恐惧的驱使，出于安全的需要而不得不这样做。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要不要爬树完全是自己的自由；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却因为一种紧迫的需要而被迫这样做。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寻找一棵最符合我们意图的树；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爬上离自己最近的那棵树，而且它甚至可以不必是一棵树———它也可以是一根旗杆或一栋房屋，只要它能够服务于我们保护自己这个目的即可。
驱动力的不同也会导致感觉与行为方面的一种差异。如果我们受到一种想要获得任一满足的直接愿望的驱使，那么我们的态度将会具有一种自发性、区别性。而如果我们受到焦虑的驱使，那么我们的感觉和行为则会是强迫性的、不加区别的。当然，其间存在着许多过渡阶段。在诸如饥饿和性这样的本能驱力中(这些本能驱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源自匮乏的生理紧张所决定），生理紧张可能会堆积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获得满足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强迫性和不加区别性，而这两种特性是由焦虑所决定的内驱力的特征。
而且，在所获得的满足中也存在着一种差异———用一般的话来说，这种差异就是快乐和安全感之间的差异。
不过，这种差异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鲜明。对于诸如饥饿或性这些本能驱力的满足是快乐，但是，如果生理紧张一直受到抑制，所获得的满足就会非常类似于焦虑缓解所获得的满足。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一种从难以忍受的紧张中摆脱出来的宽慰。在强度上，快乐和安全感可能会同样强烈。性的满足，尽管种类不同，却可能与一个人突然从一种强烈的焦虑中解脱出来所产生的感受同样强烈；而且，一般说来，对于安全感的追求不仅可能与本能驱力一样强烈，而且可能会产生同样强烈的满足。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讨论过的那样，对安全感的追求，同样也包含着其他次要的满足来源。例如，除了安全感的获得之外，被爱的感觉、被欣赏的感觉，以及获得成功或产生影响的感觉，也可能是具有高度满足感的。此外，正如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获得安全感的各种不同途径，可以使受到压抑的敌意得到发泄，从而提供了另一种摆脱紧张的宽慰感。
我们已经看到，焦虑可能是某些内驱力背后的驱动力，而且我们已经概观了以这种方式产生的一些最为重要的内驱力。现在，我将更为详细地进一步讨论其中的两种内驱力，事实上，这两种内驱力在神经症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对爱的渴望，对权力和控制的渴望。
对爱的渴望在神经症患者身上非常常见，非常容易被受过训练的观察者辨认出来，以至于可以将它视为标志一种现存的焦虑及其大致强度的最为可靠的指征之一。事实上，如果有人对一个总是具有威胁、怀有敌意的世界从根本上感到无助的话，那么，对爱的寻求就似乎是最合乎逻辑的、最直接的寻找任何种类的仁爱、帮助或欣赏的方式。
如果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状况就是他心中经常所想的那样，那么，对他来说，要获得爱应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如果要我用言语表达出他经常只是模糊地感觉到的东西，那么，他的印象就有点像这样的情况：他所想要的是如此的微乎其微，只不过是希望人们对他友善，给他建议，赏识他这样一个可怜的、无害的、孤寂的灵魂；只不过是急切地想要给他人以快乐，急切地希望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情感。这就是他所见或所感的一切。他并没有认识到他的敏感、他潜在的敌意以及他苛刻的要求，对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干扰；他也无法正确地判断自己给他人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印象，或者他人对自己作出的是什么样的反应。因此，他自己也很困惑，不理解为什么他的友谊、婚姻、爱情、工作关系总是不能令人感到满意。他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一切都是他人的错，认为他们不体谅他、不忠贞、恶习缠身；或者由于某个深不可测的原因，他缺乏那种受人欢迎的天赋。因此，他总是不断地去追逐爱的幻象。
如果读者还记得我们前面关于一种受到压抑的敌意如何导致焦虑，以及焦虑反过来如何又导致敌意(换句话说就是，焦虑与敌意是如何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讨论，那么，他就能够认识到神经症患者思维中的自我欺骗，以及他之所以会遭遇失败的原因。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神经症患者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之中，即他无力去爱，但对他人的爱却又有极大的渴求。在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讨论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实际上却很难回答的问题：什么是爱？在我们的文化中，爱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样一个随手给爱下的定义，即爱是一种给予和获得情感的能力。尽管这一定义中也包含着某些真理，但它却过于笼统，不能帮助我们澄清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大多数人都可能在某些时候富有爱心，但是，一种完善的爱的能力却是一种特质。因此，最为重要的考虑应该是流露出的态度：它是对他人表现出来的一种基本的肯定态度，还是出于，例如害怕失去他人或者希望将他人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产生的一种态度？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表现出来的态度都作为标准。
尽管要说出爱是什么的确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却可以明确地说出爱不是什么，或者说哪些因素是与爱不相容的。我们可能会非常喜欢一个人，但有时候会对他非常生气，不答应他的某些要求，或者是不希望他打扰自己。但是，这样一种有外界原因的愤怒或退缩反应，与一位神经症患者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神经症患者总是提防着他人，认为他们对于第三者所表现出的任何兴趣都是对自己的忽视，并且将任何要求都解释为一种强迫，或者将任何批评都解释为一种羞辱。这并不是爱。因此，它也不能同那些用爱来对某些特质或态度提出建设性批评，以便(如果有可能的话）帮助矫正这些特质或态度的行为同日而语。但是———正如神经症患者经常做的那样———对他人提出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要做到尽善尽美的要求，也并不是爱，这样一种要求中暗含着一种敌意：“如果你不完美，就见鬼去吧！”
如果我们发现一个人将另一个人仅仅当作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仅仅或主要是因为对方能够满足自己的某些需要而加以利用，那么，我们也会认为这与我们关于爱的观念完全不相容。在诸如仅仅为了性的满足而需要对方，或者婚姻中仅仅为了获得声望而需要对方这样的情境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很容易把这个问题弄得模糊不清，尤其是当所涉及的需要具有一种心理的性质时就更是如此。一个人可以欺骗自己，相信他深爱着另一个人，即使他仅仅是出于一种盲目崇拜而需要对方。不过，在这样的情形下，对方很可能会遭到突然的抛弃，甚至很可能会转而遭到敌对：一旦这个人开始感到不满，并因此失去崇拜的功能(对方之所以被爱，正是由于这种崇拜)。
在探讨爱是什么，以及爱不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过，切不可矫枉过正。尽管爱与利用被爱之人以获得某种满足完全不相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爱必须是完全利他的、富于牺牲精神的。同样，仅仅是那种不需要对方为自己付出任何东西的情感，也不配叫爱。那些表现出任一此类信念的人，实际上暴露出的是他不愿意给他人以情感，而不是表现出一种经过彻底思考的信念。当然，我们希望能从所爱的人那里得到某些东西———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满足、忠贞、帮助；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甚至想要得到一种牺牲。一般来说，能够表达出这些愿望，甚至为了这些愿望而奋斗，乃是心理健康的一个象征。爱与对爱的神经性需求之间的差异就在于这一事实，即在爱中，爱的情感是首要的，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首要的情感是对于安全的需求，而对爱的幻觉仅仅是次要的情感。当然，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中间状态。
如果一个人为了获得对抗焦虑的安全感而需要另一个人的爱，那么，在他有意识的内心里，问题通常会被弄得完全模糊不清。因为总的来说，他并不知道自己内心充满了焦虑，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之所以不顾一切地伸出手去抓住任何一种爱，目的是为了获得安全感。他所能感觉到的仅仅是，有这么一个人是他所喜欢或信任的，或者是他为之着迷的。但是，这种他自认为发自内心的爱，却很可能只是一种因为他人向他表示和善而作出的感激反应，或者是由某个人或某种情境引起的一种希望或爱的反应。那个或明或暗地唤起他身上这种预期的人，将会不知不觉地被赋予某种重要性，而他的情感则会表现为爱的幻觉。这样的预期可以由这一简单的事实唤起，即一个很有权力、很有影响的人非常友善地对他，或者一个让人一看就知道很有安全感、非常自立的人待他很友善。这种预期也可以由爱欲的或性欲的高涨唤起，尽管这些可能与爱全然无关。这种预期可能以某种现存的关系为根源，这种现存的关系暗含着一种给予帮助的承诺或情感支持：与家庭、朋友、医生的关系。许多这样的关系都在爱的幌子下继续维持着，也就是说，在一种对于依恋的主观信念下维持着，但实际上，这种爱不过是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紧紧地抓着对方不放。这并不是真正的、可靠的爱的情感，这一点表现在自己一旦有任何愿望得不到满足，就会随时将爱抽回的行为之中。对于我们的爱情观来说，一个基本的因素———情感的可靠性和坚定性———在这些情形下根本就不存在。
我已经暗示过无力去爱(incapacity for love)的最后一个特征，不过我还是想特别地强调一下：对他人人格、特质、局限、需要、愿望以及发展的忽视。这种忽视部分是焦虑的结果，正是这种焦虑，促使神经症患者紧紧地依附于另一个人。一个溺水的人，一旦抓住一个游泳者，通常不会考虑对方是否愿意、有无能力带他上岸。这种忽视部分则是一种对他人的基本敌意的表达，这种基本敌意最为常见的内容乃是轻视和妒忌。它可能会被一些不顾一切地想要体贴对方，甚至想要为对方牺牲的努力所掩盖，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些努力并不能阻止某些异常反应的出现。例如，一位妻子可能会在主观上相信她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但是当她的丈夫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兴趣或者与朋友在一起时，她就会非常不满，抱怨个不停，或者感到闷闷不乐。一位过于保护孩子的母亲可能会深信，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幸福着想，但是她却从根本上忽视了孩子独立发展的需要。
那些将对爱的追求作为保护手段的神经症患者，几乎从未意识到自己没有爱的能力。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将自己对于他人的需要，误当成一种爱的倾向，不管是对单个个体，还是对全人类，都是如此。他们有一种迫切的理由要坚持并捍卫这样一种错觉。放弃这一错觉就意味着揭开了这样一个困境，即自己一方面对他人怀有基本的敌意，而另一方面又想要得到他人的爱。我们不可能一方面看不起一个人，不信任他，想要破坏他的幸福或独立性，而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的爱、帮助和支持。为了实现这两个事实上互不相容的目的，个体就必须严格地将这种敌意的倾向从意识当中驱逐出去。换句话说，这种对于爱的幻觉，虽然是出于真正的喜爱与需要之间一种可理解的混淆，但是在使对爱的追求成为可能方面却具有特定的作用。
神经症患者在满足自己对于爱的饥渴时，还会遭遇另一个基本的困难。尽管他也许能成功地(至少是短暂的成功）获得他想要的爱，但他却不能真正地接受这种爱。人们应该可以预期到他会像久渴思饮的人那样，急不可耐地、欢欢喜喜地接受任何给予他的爱。事实上，这种情形确实会发生，但却非常短暂。每一位医生都知道，和善和体谅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即使没有进行任何治疗，而只对患者进行了医疗看护和彻底的检查，所有生理的和心理的困扰也都可能会突然消失。一位情境神经症患者，甚至是一位非常严重的情境神经症患者，当他感到自己被人爱着的时候，所有症状可能会完全消失。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就是这种情形的一个著名例子。甚至在性格神经症患者身上，这种关注(不管是爱、兴趣，还是医疗保健）都可能足以缓解焦虑，并因此改善患者的状况。
任何一种爱，都可能给神经症患者一种表面的安全感，甚至是一种幸福感，然而，在其内心深处，他却并不相信这种爱，或者会激起某种不信任或恐惧。他之所以不相信这种爱，是因为他坚信任何人都不可能爱他。而且这种不被人爱的感觉通常是一种有意识的信念，不会因任何相反的事实经验而动摇。事实上，神经症患者有可能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它从未有意识地干扰这个个体。但是，即使未经表达，它也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就好像它一直都存在于意识中一样。而且，它也可能隐藏在一种“不在乎”(don’t care)的态度之下(通常受到骄傲的支配），这样就很可能为我们进一步地挖掘它设置了困难。这种不被人爱的信念，与无力去爱是非常相似的；事实上，前者是后者的一种有意识的反映。一个能够真正爱他人的人，绝不会怀疑他人是否爱自己。
如果这种焦虑真的根深蒂固，那么，任何给予神经症患者的爱都会遭到怀疑，而且他立刻就会认为给予他这种爱是别有用心的。例如，在精神分析中，这样的患者会认为，分析者之所以想要帮助他们，仅仅出于他们自己的野心，或者分析者之所以会欣赏性或鼓励性的评论，仅仅出于治疗的目的。我的一个患者，就把我在她情绪极不稳定的一段时期里提出周末为她治疗的建议，视作一种明确的羞辱。公开表示的爱，很容易被看作一种奚落。如果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孩公开向一位神经症患者示爱，那么，这位神经症患者很可能将其看作取笑，甚至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挑衅，因为他难以想象，这个女孩会真的爱他。
给予这样一个人的爱，不仅可能会遭到怀疑，而且可能会激起实际的焦虑。就好像屈服于这样一种爱就意味着陷入了一张蜘蛛网中，或者就好像相信了这样一种爱就意味着生活在食人族中却被解除了武装。一位神经症患者在开始意识到有人正给他以真正的爱时，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恐惧的感觉。
最后，爱的证实可能会产生一种对依赖的恐惧。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对于任何一个没有他人的爱便无法生活的人来说，情感依赖(emotional dependency)是一种真实的危险，而且任何与它有一点相似的东西，都会激发他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这样一个人必定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自己作出任何积极的情感反应，因为这样一种反应很快会招致依赖于他人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他就必须蒙蔽自己，不让自己产生这样的意识，即他人是友善的或乐于助人的。无论如何，他都会想方设法地抛弃一切爱的证据，并且在自己的情感世界中，坚持认为他人是不友善的、不关心人的，甚至是心肠歹毒的。以这种方式创设出来的情境，与这样一个人的情境非常相似：他急需食物，却由于害怕食物有毒而不敢吃。
因此，简言之，对于一个受到自身基本焦虑驱使，并因此(作为一种保护的手段）寻求爱的人来说，获得如此多的所欲求之爱的机会，绝不是什么好事。正是这种产生需要的情境，干扰了这种需要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