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恐惧与焦虑之间的区别时，我们作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焦虑是一种从本质上包含主观因素的恐惧。那么，这种主观因素的性质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先来描述一下一个人在感到焦虑时所经历的体验吧。他有时候会感到一种强大的、无法逃避的危险，对这种危险，他本人感到彻底的无助。不管焦虑的表现形式是什么，不管是一种对于癌症的疑病性恐惧、对暴风雨的恐惧、恐高，还是任何与之相似的恐惧，这两种因素，即强大无比的危险以及对这种危险的无力抵抗，都始终存在。有时候，他可能觉得，那种让他感到无助的危险力量来自外部———暴风雨、癌症、事故等；有时候，他感觉这种对他产生威胁的危险来自他自身无法控制的冲动———害怕自己会忍不住从高处往下跳，或者害怕自己会忍不住拿刀子杀死某人；而有时候，这种危险则是完全模糊不清、不可捉摸的，就像是焦虑发作时经常发生的那样。

但是，这些感觉本身并不是焦虑所特有的特征。在任何涉及一种事实性的强大危险，以及一种事实性的对该危险的无助感这样的情境中，这些感觉都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我可以想象得到，处于地震之中的人们，或者一个正在遭受残忍折磨的不到两岁的婴儿的主观体验，与一个由于暴风雨而产生焦虑的人的主观体验，并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在恐惧的情况下，危险是真实存在的，那种对于危险的无助感也由现实所决定；而在焦虑的情况下，危险是由内心因素所激发或夸大的，那种对危险的无助感也是由个人自身的态度所决定的。

因此，那个关于焦虑中的主观因素的问题，就被还原为了一种更为具体的探究：究竟是哪些心理条件导致了这种迫近的强大危险感，以及一种对于该危险的无助态度？这无论如何都是心理学家必须提出来的问题。身体内的化学条件也可以导致这种情感以及焦虑的生理伴生现象，但是就像化学条件能够让人欢欣鼓舞或沉睡这一事实一样，它们都根本不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

就像在处理其他问题时那样，在处理这个关于焦虑的问题时，弗洛伊德也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是通过他最为重要的发现而做到这一点的，即焦虑中所涉及的主观因素在于我们自身的本能驱力；换句话说，焦虑所预期的危险，以及对该危险所产生的无助感，都是由我们自身冲动的爆炸性力量所引起的。在这一章的末尾，我将更为详细地讨论弗洛伊德的观点，同时我还将指出在哪些方面我的结论与他的不同。

一般来说，任何冲动都有激发焦虑的潜在力量，只要对这种冲动的发现或执着意味着对其他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利益或需要的侵犯，只要这种冲动是非常迫切或充满激情的，情况都会如此。在有着明确且严厉的性禁忌的时代，例如维多利亚时代，屈服于性冲动往往意味着招来实际的危险。例如，一个未婚少女，如果屈服于性冲动，就必须面对良心谴责和社会耻辱的现实危险；而那些屈服于手淫欲望的人，则必须面对阉割的威胁、致命身体伤害或心理疾病的警告这样的现实危险。在今天，对于一些反常的性冲动，如暴露癖和恋童癖等，这一点也是同样适用的。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正常的”性冲动而言，我们的态度是非常宽容的，以至于可以在内心承认这些性冲动，或者将其付诸实践，其间所涉及的严重危险通常比以往要小得多；因此，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为之担心的实际理由。

关于性的文化态度的改变，可能要为这一事实负较大的责任，即根据我的经验，这些性冲动本身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是隐藏在焦虑背后的动力。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有些夸张，因为毫无疑问，从表面上看，焦虑确实是与性欲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经常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与性交相关的焦虑，或者由于焦虑的结果而在这方面有种种抑制。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却表明，焦虑的基础通常并不在于性冲动本身，而在于与性冲动相伴随的敌意冲动，例如，通过性行为来伤害或侮辱对方的冲动。

事实上，正是这各种各样的敌意冲动，构成了神经性焦虑所由产生的主要来源。我担心这种新的说法，听起来又会显得好像是仅仅适用于某些案例的不太合理的概括。但是，这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敌意与它所产生的焦虑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联系）并不是我这种说法的唯一基础。众所周知，强烈的敌意冲动可以成为焦虑的直接原因，如果对于这种冲动的追求意味着是对自我目的的挫败的话。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许多诸如此类的情况。F先生与玛丽姑娘一起徒步爬山。F先生对玛丽姑娘心仪已久，但是，由于那种莫名其妙发作的醋意，他突然对她有一种强烈的恼怒。在与她一起走在一条陡峭的山路上时，他突然产生了一种严重的焦虑，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有一种想要把玛丽姑娘推下山崖的冲动。像此种焦虑的结构，与源自性的焦虑中所体现出来的结构完全相同：这是一种强迫性冲动，如果屈服于这种冲动，对自我而言就意味着是一次灾难。

然而，在绝大多数人身上，敌意与神经性焦虑之间直接的因果联系一点都不明显。因此，为了阐明我为什么要宣称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中，敌意冲动乃是导致焦虑的主要心理因素，现在，有必要详细地考察一下由于压抑敌意而导致的心理后果了。

压抑敌意，指的是“假装”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从而在我们应该提出异议，或者至少当我们想要提出异议时，避免提出异议。因此，这样一种压抑所产生的第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它产生了一种没有防御的感觉，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强化了一种早已存在的无防御感。当一个人的利益在事实上遭到了侵犯时，如果压抑敌意，就有可能让他人占他的便宜。

化学家C先生的经历，代表了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现象。C由于工作过度，患上了所谓的神经衰弱。他天赋过人，雄心勃勃，而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于某些姑且撇开不论的原因，他压抑了自己富有雄心的努力，因此一直看起来很谦和。当他进入一家大化学公司的实验室时，一位年岁比他稍大、职位比他略高的同事G,将他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并一直对他表示了极度的友好。由于一系列个人的因素———对于他人关爱的依赖，早就存在的对于批判性观察的胆怯心理，未能认识到自己的雄心，因此也未能看到他人的野心———C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友情，而且没有注意到，事实上G除了对他自己的职业外，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毫不关心。有一次，让他隐隐感到震惊的是,G将一个与可以付诸实施的发明相关的想法说成他自己的，而事实上这是C的想法，是C以前在一次友好交谈中透露给G的。有那么一瞬间,C对G产生了怀疑，但是由于他自身的雄心事实上激起了他内心的强烈敌意，所以，他不仅立即将这种敌意压抑了下去，而且同时还将由此产生的合理批评与怀疑也一起压抑了下去。因此，他仍然相信,G是他最好的朋友。结果，当G劝他不要继续某一工作路线时，他只是从表面的价值来接受了这一劝告。当G作出了那项本可以由C来作出的发明时,C也只是感觉G的天赋与才能远远超过了他自己。他还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个值得钦佩的朋友而感到高兴。因此，由于压抑了自己的怀疑和愤怒,C无法注意到，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与其说G是他的朋友，倒不如说是他的敌人。由于执着于自己被他人喜欢这种幻觉,C放弃了为自己的利益而战的准备。他甚至认识不到自己一项至关重要的利益正受到侵犯，因此他也就不能为之而战，而让他人利用了自己的弱点。

那些借由压抑来克服的恐惧，也可以通过把敌意置于有意识的控制之下来加以克服。但是，一个人是控制还是压抑敌意并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因为压抑是一个类似于反射的过程。如果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中，个体无法忍受地意识到自己身处敌意之中，压抑就会发生。当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个体不可能通过有意识的控制来克服敌意。意识到敌意有可能会让人无法忍受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所敌视的人，同时也可能是我们所深爱或者需要的人；原因还在于，人们可能不想正视导致敌意的那些原因，如嫉妒或者占有欲等；或者在于，从内心承认对某人的敌意，可能是一件让人害怕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境下，压抑就成了即时消除疑虑最为便捷、最为快速的方式。通过压抑，那种让人感到害怕的敌意就会从意识中消失，或者被阻挡在意识之外。我想换一种说法来重复这句话，因为尽管十分简单，但是它却是精神分析中较少为人所理解的论断之一：如果敌意受到了压抑，那么个体就丝毫都想不到他心中怀有敌意。

不过，从长远来看，这种最为快速的消除疑虑的方式，却并不一定就是最为安全的方式。通过压抑过程，敌意———或者为了表明其动力特征，我们在这里最好使用“愤怒”(rage)一词———被驱逐出了意识，但是它却并没有消失。它从个体的人格背景中分离了出来，因而失去了控制。它作为一种具有高度爆炸性和爆发性的情感，在个体的内心翻滚，并因此倾向于发泄出来。这种被压抑的情感的爆炸性更为强大。这是因为，正是它与人格其他部分的相隔离，使它具有了更为广泛，并且往往更为令人惊奇的维度。

只要个体意识到了仇恨(animosity)，这种仇恨的扩展就会从三个方面受到限制。首先，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中，对于周围环境的考虑使他知道，对于一个敌人或者一个假想的敌人，他能够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其次，如果他所愤怒的乃是他所钦佩、喜欢或者需要的人，那么这种愤怒早晚都会被整合进他的整个情感之中。最后，由于人类已经对于什么是适宜做的、什么是不适宜做的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意识，因此，不管他的人格如何，这都会限制他的敌意冲动。

如果愤怒受到了压抑，那么，通向这些限制性可能性的通路就会被切断。其结果就是，敌意冲动会从内外两方面突破这些限制，尽管只出现在幻想中。如果我上面提到的那位化学家C遵从于他的那些冲动，那么他就会告诉别人G先生如何滥用了他的友谊，或者向他的上级透露G剽窃了他的思想，或者阻止G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由于他的愤怒受到了压抑，这种愤怒也就分化、扩散开来，很可能就像他的梦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在梦中，他以某种象征性的方式成为一个杀人犯，或者成为一个令人钦佩的天才，而其他人都很不光彩地败下阵来。

通过这种分化作用(dissociation)，受到压抑的敌意通常会随着时间的进程，由于外部因素而逐渐强化。例如，如果一个高级雇员由于他的上司没有跟他商量就作出了一些安排，而对这位上司心怀愤怒，而如果这个雇员压抑了他的愤怒，从不对这位上司的安排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这位上司当然就会一直骑在他的头上。因此，新的愤怒就会不断地产生。

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后果产生自这一事实，即一个人通常会把那些难以控制的具有高度爆发性的情感记录在自己的心中。在讨论这一事实的后果之前，我们得先考虑一下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从定义上看，压抑一种情感或冲动的结果是，个体再也意识不到这种情感或冲动的存在，因此在他意识中，他并不知道他有任何针对另一个人的敌意情感。那么，我怎么能够说他会在自己心中“记录”(register)这种受到压抑的情感呢？答案就在于这一事实，即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取舍，而正如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在一次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识水平。不仅受到压抑的冲动仍在发挥作用———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之一———而且在意识的一个较深水平上，个体通常都知道这种冲动的存在。如果将其还原为尽可能简单的说法，就意味着，从根本上说，我们无法欺骗自己。而且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观察比我们自己所意识到的更好，就像我们对他人的观察，往往比我们所意识到的更好一样———例如，就像我们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通常比较正确这一事实中所体现的那样———不过，我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注意我们的观察。为了避免重复啰唆的解释，当我意指我们知道自己内心的活动而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就用“记录”这一词来表示。

只要敌意及其对其他利益的潜在危险总是非常强大，压抑敌意的这些后果本身可能就足以产生焦虑。模糊的焦虑状态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不过，在更为通常的情况下，这一过程并不会到此为止，因为人有一种强制性的需要，需要消除这种从内部威胁自身利益与安全的危险情感。于是第二种类似反射的过程就产生了：个体将他的敌意冲动“投射”(project)到外部世界之中。第一种“假装”，即压抑，需要第二种“假装”：他“假装”那些破坏性冲动不是来自自己的内心，而是来自外界的某人或某物。从逻辑上讲，他自身的敌意冲动所投射的对象，恰恰就是这些敌意冲动所针对的对象。结果，这个人现在就拥有了投射者大部分的心理，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个人被赋予了与投射者本人自身受到压抑的冲动所具有的相同的残酷无情的性质；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在任何危险中，这种效力的程度不仅取决于真实的条件，而且取决于对于这些条件所采取的态度。一个人越是缺乏防御，危险看起来就越大。

作为一种附带的功能，投射也可以用来满足自我辩护的需要，即并不是个体自身想要去欺骗、偷窃、剥削、侮辱他人，而是他人想要对他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一个妻子忽视了自己想要毁灭丈夫的冲动，并且主观上确信自己是非常爱丈夫的，那么由于这种投射机制，她很可能会认为自己的丈夫是一头想要伤害她的野兽。

投射的过程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得到另一个为达到同一目的的过程的支持：一种对报复的恐惧可能会控制住这种受到压抑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想要伤害、欺骗、欺诈他人，会同时产生一种害怕他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恐惧。这种对报复的恐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普遍特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罪与罚的原始经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个人的报复预先假定了一种动机，这些都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毫无疑问，这种报复恐惧对神经症患者的心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些由受到压抑的敌意所产生的过程，导致了焦虑的情感。事实上，压抑所产生的状态，正是作为焦虑的特征的状态：由于感到来自外界的强大危险而萌生的一种缺乏防御能力的感觉。

尽管焦虑产生的步骤一般而言十分简单，但是在实际中，导致焦虑产生的条件通常却难以理解。其中的一个复杂因素就是，被压抑的敌意冲动往往并不投射到事实上与之相关的那个个体身上，而是投射到其他的事物上。例如，在弗洛伊德的一个案例中，小汉斯就没有形成对自己父母的焦虑，而是形成了对白马的焦虑。 而我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患者，在压抑了对她丈夫的敌意之后，突然产生了一种与游泳池中的水爬虫有关的焦虑。似乎任何东西，从微生物到暴风雨，都可以成为焦虑附着的对象。之所以出现这种将焦虑从与之相关的人身上分离开来的倾向，原因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这种焦虑事实上所指向的对象是父母、丈夫、朋友或者是某个关系亲密的人，那么，拥有这种敌意就会使人感到不符合对权威尊重、对爱情忠贞、对朋友赞赏的现存关系。在这些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全否认敌意的存在。通过压抑他自己的敌意，这个人就否认了自己身上存在任何敌意；而通过将自己受到压抑的敌意投射给暴风雨，他也就否认了他人身上存在任何敌意。许多幸福婚姻的幻觉就是建立在这种鸵鸟政策之上的。

说一种对于敌意的压抑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焦虑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每次发生这个过程，焦虑就一定会显现出来。焦虑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或者将要讨论到的种种保护性机制中的一种，而得以即时地转移开来。例如，置身于这样一个情境之中的人可能会通过这样一些手段来保护自己：发展出一种对于睡眠和饮酒越来越强烈的需求。

从压抑敌意的过程中，可以产生出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焦虑。为了更好地理解由此产生的种种结果，我将以下述形式呈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A.感到危险来自某人自身的冲动。

B.感到危险来自外界。

从压抑敌意所导致的结果看,A组似乎是压抑的一个直接后果，而B组则以投射为前提。无论A组还是B组都可以再进一步分为两个亚组。

(1)感觉危险是指向自我的。

(2)感觉危险是指向他人的。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四种主要的焦虑类型

A(1)：感到危险来自某人自身的冲动，并且指向自我。在这一类型中，敌意会继发性地转而针对自我，对于这一过程，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例证：因自己控制不住想要从高处往下跳而感到恐惧。

A(2)：感觉危险来自某人自身的冲动，并且指向他人。

例证：因控制不住想要拿刀伤害他人而感到恐惧。

B(1)：感到危险来自外界，并且指向自我。

例证：对于暴风雨感到恐惧。

B(2)：感到危险来自外界，并且指向他人。在这一类型中，敌意被投射到了外部世界，而敌意所针对的最初对象依然存在。

例证：过分操心的母亲，对于一些威胁其子女的危险产生焦虑。

不用说，这样一种分类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提供一种快速的定位方面，它或许有一些用处，但是它并不能揭示一切可能情况。例如，我们不可由此推断，具有A型焦虑的人绝不会把他们受到压抑的敌意投射出去；我们只能据此推论，在这种特定形式的焦虑中，投射并不存在。

敌意能够导致焦虑，但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此。这一过程还会对周围的其他方式发生作用：当焦虑基于一种受到威胁的感觉时，它也可以很容易地反过来在自卫中产生一种反应性敌意。在这个方面，焦虑与恐惧并没有任何区别，恐惧同样也可以引发攻击性。如果反应性敌意受到压抑，它也会产生焦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敌意与焦虑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其中一个总能激发并强化另一个），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如此大量残忍无情的敌意。 这种交互影响，同时也是严重的神经症患者虽没有任何明显的外界不良条件，病情却常常会日趋恶化的基本原因所在。焦虑与敌意究竟哪个是首要的因素，这一点并不重要；对于一种神经症的动力学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这一点，即焦虑与敌意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总的来说，我所提出的焦虑概念，是用本质上属精神分析的方法来提出的。它要根据无意识力量、压抑过程、投射等诸如此类的动力才能发挥作用。不过，如果我们进行更为详细的探究，就会发现，它在若干方面与弗洛伊德所采取的立场有所不同。

弗洛伊德曾相继提出两个关于焦虑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简而言之，焦虑来源于一种对于冲动的压抑。这种冲动专指性欲冲动，因而是一种纯粹的生理学解释，因为它是以这样一种信念为基础的，即如果性能量受到阻碍不能发泄出来，它就会在体内产生一种生理紧张，并从而转变为焦虑。根据他的第二个观点，焦虑———或者他所谓的神经性焦虑———来源于对那些冲动的恐惧，而对那些冲动的发现和追求将会招致一种外来的危险。 这第二种解释是心理学上的解释，它不仅指性冲动，同时也指攻击冲动。在这种对于焦虑的解释中，弗洛伊德根本就没有关注到冲动的压抑或者不压抑，而只是关心对这些冲动的恐惧，因为对这些冲动的追求将会导致一种外在的危险。

我的焦虑概念则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两个观点必须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理解焦虑的全貌。因此，我让他的第一个概念摆脱了它纯粹生理学的基础，并将其与第二个概念结合了起来。总的来说，焦虑并非主要来源于一种对我们冲动的恐惧，而主要来源于一种对我们受到压抑的冲动的恐惧。在我看来，弗洛伊德之所以未能很好地利用他的第一个概念———尽管这一概念是以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心理学观察为基础的———其原因在于，他只是为其提供了一种生理学阐释，而不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心理学问题，即如果一个人压抑了一种冲动，那么他在心理方面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我与弗洛伊德有分歧的第二点，从理论上看不太重要，但是在实践方面却十分重要。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一观点，焦虑可能由任何一种其表达会招致外来危险的冲动所导致。性冲动当然就是这样一种冲动，但是只有关于它们的严厉个人禁忌和社会禁忌，才会使其成为危险的冲动。 根据这种观点，性冲动引发焦虑的频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存文化对于性欲的态度。我并不认为性欲是焦虑的一个特殊来源。不过，我的确相信，在敌意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受到压抑的敌意冲动中，确实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来源。把我在这一章中所呈现的概念用简单、实用的话总结一下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发现了焦虑或焦虑的迹象，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敏感点受到了伤害，并因此激发了敌意，以及是什么东西使得压抑成为必要？我的经验是，朝着这些方向进行探索，通常就能获得一种关于焦虑的令人满意的理解。

我与弗洛伊德有分歧的第三点在于他的假设。他假设，焦虑仅仅产生于儿童时期，开始于所谓的出生焦虑，并继之以阉割恐惧，而后来生活中所产生的焦虑乃是以那些依然停留于婴儿期的反应为基础的。“毫无疑问，我们称之为神经症患者的人，他们对待危险的态度依然停留于婴儿时期，并且没有脱离已经废弃的焦虑处境而成熟起来。”

让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一解释中所包含的各种因素。弗洛伊德断言，在儿童时期，我们特别容易产生焦虑的反应。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它有充分的、容易理解的理由，因为儿童对于种种不利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无助。事实上，在性格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总是发现，焦虑的形成开始于儿童早期，或者至少我所说的基本焦虑，其基础在儿童早期就已经埋下了。不过，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认为，成年神经症患者身上的焦虑，仍与最初引发焦虑的那些条件有关联。举例来说，这就意味着，一个成年男子也仍然会像小男孩那样因为阉割恐惧而烦恼，尽管形式略有不同。无疑，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罕见的病例，在这些病例中，一种婴儿期的焦虑反应可能会伴随着适当的刺激，以未加改变的形式，重新出现在后来的生活中。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所发现的，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不是重复，而是发展。在有些案例中，精神分析使得我们可以对一种神经症的形成，获得相当完整的理解，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从早期的焦虑到成年的怪癖之间，存在着一条没有间断的反应链。因此，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后期的焦虑也包含那些受到存在于儿童期的特定冲突制约的因素。但是，焦虑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一种婴儿期反应。如果把焦虑视为一种婴儿期反应，就会混淆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将一种婴儿期态度误认为一种只产生于儿童期的态度。如果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把焦虑说成一种婴儿期反应，那么我们至少也有同样正当的理由，把它说成儿童身上的一种早熟的成人态度。 fQx5BdpomLAjMVowTDHTGZiu4Bc0OFfevMrYJq+lT77fVUtzPXeNEEI/h05gr+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