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详细地讨论现今的神经症之前，我必须重新拾起我在第一章中撇下的话头，并澄清我所说的焦虑的确切含义。这样做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焦虑是神经症的动力中心，因此，我们将不得不一直与它打交道。

在前面，我曾把焦虑作为恐惧的同义词来加以使用，由此就表明了这两个词之间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它们都是对危险作出的情绪反应，而且它们都可能伴随着生理上的感觉，如颤抖、出冷汗、剧烈心跳等，这些生理反应可能会非常强烈，以致一种突然的、强烈的恐惧可能会导致死亡。不过，焦虑与恐惧之间仍有一些不同之处。

如果一个母亲只因为自己的孩子出了一点丘疹，或是患了轻微的感冒，就害怕孩子会死，我们就称这种反应为焦虑；但如果孩子确实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母亲因此而害怕孩子会死，我们就称这种反应为恐惧。如果有人一站在高处就害怕，或者在讨论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主题时感到害怕，我们就称这种反应为焦虑；而如果一个人在风雨交加之际在一座深山中迷路时感到害怕，我们就称这种反应为恐惧。至此，我们应该可以作出简单而明晰的区分了：恐惧乃是对一个人不得不面对之危险作出的一种恰当反应，而焦虑则是对危险作出的不恰当的反应，甚至是对于想象出来的危险作出的反应。

不过，这种区分有一点缺陷，那就是，关于反应是否恰当的决定，得取决于特定文化中所存在的一般常识。但是，即使这种常识表明某种特定态度没有事实根据，神经症患者也会毫无困难地给他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基础。事实上，如果有人告诉一个神经症患者，说他对于遭到某个疯子的攻击的担忧乃是一种神经性焦虑，他们就会陷入无望的争论之中。他将会指出，他的恐惧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会指出他所害怕的那种东西确实会出现。如果有人认为原始人的一些恐惧反应与实际的危险并不相称，那么这些原始人也会同样固执地坚持己见。例如，如果一个部落的禁忌是不准食用某种动物的肉，而生活在这个部落中的某个原始人万一食用了这种被视为禁忌的肉，那么他一定会害怕得要命。作为一个外在的观察者，你可能会称这种恐惧为不恰当的反应，认为这事实上是一种完全没有根据的恐惧。但是，一旦你了解了该部落关于这种禁忌肉食的信念，你就会认识到，这种情境对于那个误食者来说代表着一种真实的危险，这是一种狩猎或捕鱼之地会遭到掠夺的危险，或者是一种会罹患疾病的危险。

不过，在我们于原始人身上发现的焦虑，与我们所认为的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身上的焦虑之间，有一个不同之处。与原始人的焦虑不同，神经性焦虑的内容并不符合大家共同持有的看法。对于这两种焦虑，一旦理解了焦虑的含义，认为其是不恰当反应的印象就会消失。例如，有这样一些人，一方面，他们对死亡有着一种恒久的焦虑；而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他们对死亡又有着一种隐秘的渴望。他们对于死亡的种种恐惧，加上他们对于死亡所打的如意算盘，就会产生一种对于迫近之危险的强烈恐惧。如果了解了所有这些因素，那我们就不得不称他们的这种死亡焦虑为恰当反应了。我们还可以从这样一些人身上看到另一个简化的例子：他们一发现自己正置身悬崖边缘，或者是一个很高的窗户边，或者是站在高高的大桥上，就会感到非常恐惧。这里也是一样，从表面看，这种恐惧反应似乎也是不恰当的。但是，这样一种情境可能会让他们面对，或者在他们内心激起一种在生存愿望和出于某种原因而从高处往下跳的诱惑之间的冲突。导致焦虑的可能正是这种冲突。

所有这些考虑都表明，我们的定义需要作一些修改。恐惧与焦虑都是对危险作出的恰当反应，但是在恐惧的情况下，危险是显而易见、客观存在的，而在焦虑的情况下，危险则是隐藏的、主观性的。这就是说，焦虑的强度与情境对于所涉及之个体而言的意义是成正比的，而至于他如此焦虑的原因，他本人根本就不知道。

对恐惧与焦虑作出区分的实际意义在于，试图说服一个神经症患者摆脱焦虑———说服的方法———是没有用的。他的焦虑涉及的不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情境，而是他内心所感受到的情境。因此，治疗的任务只能是找出某些情境对于神经症患者而言的意义。

在描述了焦虑的含义之后，我们还必须弄清楚焦虑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文化中的一般人极少会意识到焦虑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通常情况下，他们能记住的只是他在儿童时期曾有过一些焦虑、他曾做过一次或多次让他感到焦虑的梦，以及他在某一超出其常规的情境中(例如，在与一位非常有影响的人作一次重要谈话之前，或者考试之前）感到极为恐惧。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神经症患者身上获得的信息一点也不一致。一些神经症患者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正深受焦虑之苦。焦虑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它可能表现为弥漫性的焦虑，以焦虑—攻击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与特定的情境或活动联系在一起，如恐高、恐上街、恐公开表演；还可能具有明确的内容，例如担心自己精神错乱、患上癌症、吞咽针头等。其他一些神经症患者则认识到，他们不时地会产生焦虑，有时候知道导致焦虑产生的外在条件，而有时候并不知道导致焦虑产生的外在条件，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外在条件有什么重要性可言。最后，还有一些这样的神经症患者，他们仅仅意识到自己有抑郁感、不适当感、性生活紊乱，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他们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正经受焦虑的困扰，或者曾经经受过焦虑的困扰。然而，进一步的研究通常会证明他们最初的陈述并不正确。在对这些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发现，在其表面之下，他们与第一组患者有着一样多的焦虑(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精神分析使得这些神经症患者意识到了他们先前的焦虑，而且他们可能会回忆起那些曾经让他们感到忧心忡忡的梦或情境。然而，他们所承认之焦虑的程度，通常不会超过正常人的程度。这表明，我们可能具有焦虑，而自己却一无所知。

若以这种方式呈现，这里所涉及问题的重要性就显示不出来。它还只是一个更综合问题的一部分。我们都产生过爱、愤怒、怀疑这些感受。它们是如此的短暂，以至于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们；而且它们是如此的昙花一现，以至于我们很快就将其忘诸脑后。这些感受可能真的无关紧要而又短暂易逝，但也可能是隐藏在神经症患者背后的一种巨大动力。对某一种感受的觉察程度，并不能说明这种感受的强度或重要性。 应用到焦虑上，这表明，我们不仅有可能有焦虑而不自知，而且焦虑也有可能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而我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事实上，我们似乎都在极力地逃避焦虑，或者避免感受到焦虑。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而最为常见的原因在于，强烈的焦虑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为折磨人的情感之一。那些曾经历过强烈焦虑的患者会告诉你，他们宁死也不愿意再经历一次那样的折磨。除此以外，焦虑这种情感之中所包含的一些因素，对于个体来说也尤为难以忍受。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无助。在面对巨大的危险时，人们可能会变得积极而勇敢。但是在焦虑状态中，人们会感觉到———事实上也的确是———无助。对于那些视权力、地位以及对所有情境的控制感为最高理想的人来说，要承认这种无助是特别不能容忍的。由于感觉到了自己的反应明显不恰当，他们就开始憎恨这种焦虑的感受，就好像它证明了他们的软弱与怯懦一样。

焦虑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其明显的非理性。对于有些人来说，让一些非理性因素来控制他们，是更为无法忍受的事情。而对于那些在内心隐秘地感觉到被自己身上那些非理性异己力量吞没之危险，以及那些自动地把自己训练成严格地服从理智支配的人来说，这种非理性尤其难以忍受。因此，他们决不会有意识地容忍任何非理性的因素。除了包含个体的种种动机之外，后一种反应还涉及了一种文化的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一直着重强调理性的思维与行为，而将非理性，或者那些看起来似乎非理性的东西视为低劣的。

在某种程度上与此联系在一起的，是焦虑中的最后一个因素：正是通过这种非理性，焦虑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含蓄的告诫，即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已经出了问题；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鞭策，鞭策着我们对自己进行彻底的检查。这倒不是说我们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一种鞭策，而是说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它实际上都无疑是一种鞭策。我们当中没有谁会喜欢这样一种鞭策；人们可能会说，我们最为反感的就是意识到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某种态度。然而，一个人越是无助地感到自己正陷身于恐惧与防御机制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中，就越是紧紧抱住自己的幻想不放，坚信自己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正确且完美无缺的，越是会本能地拒绝任何———即使只是间接地或含蓄地———关于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的暗示，以及任何改变的需要。

在我们的文化中，逃避焦虑有四种主要的方法：把焦虑合理化；否认焦虑；麻痹焦虑；避免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思想、情感、冲动以及情境。

第一种方法———合理化———乃是逃避责任的最佳解释。它指的是将焦虑转化为一种合理的恐惧。如果忽略了这种转化的心理价值，那么我们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这种转化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变化。不管她是否承认自己焦虑，或者是否将她的焦虑解释为一种合理的恐惧，那位过分操心的母亲实际上都只是在关心自己的孩子而已。然而，我们可以无数次地做这样一个实验，即告诉一位这样的母亲，说她的反应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恐惧，而是一种焦虑；这就表明，她的反应与现存的危险是不相称的，并且卷入了个人的因素。作为对这种告诫的反应，她会反驳这种暗示，并且会不遗余力地证明你完全弄错了。玛丽不是在托儿所感染上了这种传染病吗？约翰尼不是在爬树的时候摔断过腿吗？最近不是有人用糖果来诱骗孩子吗？她的行为难道不是完全出于对孩子的爱和责任心吗？

无论何时，只要碰到这样一种对于非理性态度的强力辩护，我们就可以确定，这种辩护态度对于该个体来说具有重要的功能。这样一位母亲不仅不会因为自己的情绪而产生一种无助感，而且相反，她感觉自己有能力积极主动地对这种情境采取点措施。她不仅不会承认自己的软弱，而且相反，她会为自己的高标准而感到骄傲。她不仅不会承认她的态度中充满了非理性的因素，而且相反，她感觉自己是非常理性、合理的。她不仅不会正视和接受挑战，以改变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而且相反，她会继续把自己的责任转嫁给外部世界，并因此逃避面对她自己的动机。当然，她必须为这些暂时的优势付出永远都无法消除内心忧虑的代价。尤其是她的孩子们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但是，她认识不到这一点，而且归根结底，她也不想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她在内心深处始终抱有这样一种幻想，即她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内心的东西，而又能设法得到这种改变所带来的一切利益。

对于所有认为焦虑是一种合理恐惧的倾向来说，这条原理也是正确的———无论焦虑的内容是什么：对于分娩、疾病、饮食失当、灾难、贫困等的恐惧。

第二种逃避焦虑的方法是，否认焦虑的存在。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否认它，也就是将它完全排除在意识在外，我们并不能对焦虑做什么。这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恐惧或焦虑的生理伴生现象，如颤抖、出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频、呕吐、腹泻，以及心理方面的烦躁不安、无端冲动或无能为力的感觉。当我们害怕，以及意识到自己害怕时，可能会出现所有这些感受以及生理感觉；它们也可能是一种现存的受到压抑之焦虑的唯一表现。在后一种情况下，对于自己的情形，个体能够了解到的只是这样一些外在的事实证据，例如他在一些情形下不得不频繁地去小便，他在火车上总是要呕吐，有时候他夜里会盗汗，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原因。

但是，我们同样也可能有意识地否认焦虑，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克服焦虑的尝试。这类似于正常水平上发生的情况，即通过全然不考虑恐惧来消除恐惧。关于这种正常的水平，最为人所熟悉的例子是士兵，他们受到克服恐惧之冲动的驱使，表现出英勇的行为。

同样，神经症患者也可能有意识地作出克服焦虑的决定。例如，有一个女孩，她一直到临近青春期都深受焦虑的折磨，特别是那些与窃贼有关的焦虑。不过她有意识地决定无视这种焦虑，夜晚独自一人睡在阁楼上，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行走。她被拿来作精神分析的第一个梦显示了这种态度的一些变式。这个梦中所包含的一些情境事实上都是十分可怕的，但是她每次都能够勇敢地面对。其中一个情境是，她在夜里听到花园里有脚步声，她走到阳台上，厉声问道：“谁在那儿？”她成功地摆脱了对于窃贼的恐惧，但是由于那些导致她产生焦虑的因素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因此这种依然存在的焦虑的其他后果并没有消除。她仍然孤僻内向，羞怯胆小，老是觉得自己是个无用的人，并且不能安下心来做任何有建设性的工作。

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往往并没有这种有意识的决定。通常情况下，这个过程是自动进行的。不过，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意识地作出决定的程度，而在于它所导致的结果。神经症患者“竭尽全力”所能得到的全部结果，不过是消除了焦虑的某一特别表现形式，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女孩只是摆脱了对于窃贼的恐惧一样。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低估这一结果的价值。它不仅可能具有实际的价值，同时也可能具有一种加强自尊的心理价值。但是，由于人们对这些结果通常作了过高的估计，因此我们有必要指出其消极的方面。 不仅人格的基本动力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而且当神经症患者失去了在他身上所存在的障碍的一种显著表现时，他同时也就丧失了应对这些障碍的一个关键刺激。

这种不顾一切地想要摆脱焦虑的过程，在许多神经症患者身上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并且往往不易被识别出来。例如，许多神经症患者在特定的情境中表现出来的攻击性，常常被视为是真实敌意的一种直接表现，而其实际上却可能主要是在感觉受到攻击的压力之下，不顾一切地想要征服一种现存的胆怯。尽管某种敌意通常也确实存在，但神经症患者却可能极大地夸张了他实际感受到的攻击性，他所感受到的焦虑促使着他去战胜他的胆怯。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会出现将这种不顾一切的鲁莽错当成真实侵略性的危险。

第三种缓解焦虑的方法是麻痹焦虑。这可以有意识地、不加掩饰地通过酒精或药物来达到麻痹的目的。不过，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可以达到这一点，而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其中之一就是由于害怕孤独而让自己投身于社会活动之中。不管这种恐惧本身已经被认识到，还是表现为隐约的不安，它都不可能改变这种情境。另一种麻痹焦虑的方式是沉溺于工作之中，我们可以从工作的强迫性质中辨认出这个过程，也可以从在周末与节假日所表现出来的不安中辨认出这个过程。同样的目的也可以通过一种对睡眠的过度需要来达成，尽管这种过量的睡眠并不能使人在很大程度上恢复精力。最后，性行为也可以作为安全的阀门，焦虑可以由此而得到缓解。人们早就认识到，强迫性的手淫可能由于焦虑而产生；但却没有认识到，所有的性关系都可能是由焦虑导致的。那些主要通过性行为来缓解焦虑的人，一旦没有机会获得性满足，即使是非常短的时间，也会极为不安、烦躁易怒。

逃避焦虑的第四种方式是最为彻底的，即避免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情境、思想或情感。这可能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就像害怕开车的人回避开车，害怕爬山的人回避爬山一样。更准确地说，一个人可能会意识到焦虑的存在，并能意识到对焦虑的回避。不过，他也有可能只是模糊地意识到，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焦虑，而且也可能只是模糊地意识到，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回避焦虑的行为。例如，他可能完全无意识地在那些与焦虑有关的事情上拖延时间，如作决定、去看医生或者写信等。或者，他可能会“假装”，也就是主观上认为他所期待的一些活动———如参加一次讨论、对员工发号施令、与另一个人断绝关系———并不重要。或者，他可能“假装”并不喜欢这样一些事情，并以此为理由躲避这些事情。因此，一个害怕在舞会上被人忽视的女孩，可能会通过让自己相信她根本就不喜欢社交活动，而干脆避免参加这种舞会。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入这一点，即这种回避是自发地起作用的，那么我们就会接触到一种抑制现象。所谓抑制，指的是不能去做、去感受、去思考一些事情，其功能在于回避个体在试图去做、去感受或者去思考那些事情时所产生的焦虑。在人们的意识中往往并不存在焦虑，而且他们也没有能力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克服这种抑制。抑制最为引人注目的形式通常存在于癔症性机能丧失中：癔症性的失明、失语或者四肢瘫痪。在性领域，性冷淡和性无能就是这种抑制的代表，尽管这些性抑制的结构可能非常复杂。在心理领域，注意力不能集中、不能形成和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能与他人交往等，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抑制现象。

如果我们用几页纸的篇幅来专门罗列各种抑制现象，以便读者对抑制的形式、种类以及发生频率有一个全面的印象，这也许是很有价值的。不过，我认为，我不妨把这个留给读者，让他自己去回顾他在这方面所观察到的现象，因为抑制在今天已是众所周知的现象，而且发展充分的话，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简单地考察一下要意识到抑制存在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否则，我们就会低估抑制的发生频率，因为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身上究竟有多少抑制存在。

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做某件事情，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有做这件事情的欲望。例如，在能够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着某个方面的抑制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拥有着那个方面的野心。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是否不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确不常知道。例如，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人，他正在听一篇论文的宣读，并同时对这篇论文有了一些批判性的想法。这时，一个小小的抑制会导致他羞于或怯于表达这样的批评，而一个更为强大的抑制会阻止他对自己的想法进行组织。结果就是，只有在讨论结束之后，或者第二天的早上，这些想法才会又回到他的脑海中。但是，抑制也可能非常强大，以至于根本不让他产生任何批评性想法。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事实上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也会倾向于盲目地接受别人所说的一切，甚至会十分赞赏别人的意见；而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任何抑制。换句话说，如果一种抑制强大到足以阻碍我们的愿望与冲动，那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种抑制的存在。

如果一种抑制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以致他乐于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阻碍意识的第二个因素就会出现。例如，如果某个人身上存在着一种与任一竞争性工作相关的巨大焦虑，这种焦虑使他在经过种种工作尝试之后变得疲惫不堪，那么这个人可能就会坚持认为自己不够强健，不能胜任任何工作，这种信念保护了他；但是如果他承认这样一种抑制，他就不得不重新回去工作，从而把自己置于可怕的焦虑之中。

第三种可能性将我们带回到了文化因素上。如果个人的抑制与文化方面所认同的抑制形式相一致，或者与现存的意识形态相一致，那么个人就不可能意识到这些抑制的存在。一位患者身上存在着严重的对于接近女人的抑制，但是他意识不到自己受到了抑制，这是因为他是根据一个广为接受的观念———认为女人是神圣的———来看待自己行为的。在认为谦虚是一种美德的教条基础之上，我们很容易形成一种不敢有所要求的抑制；我们可能注意不到一种不敢对政治、宗教或者任何特定利益领域中居支配地位的各种教条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抑制，因此我们可能也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身上所存在的一种与惩罚、批评或隔离有关的焦虑。但是，为了对这样的情境作出判断，我们当然必须详细地弄清楚个人的因素。批判性思维的缺乏并不一定意味着抑制的存在，也可能是由于一般的思想懒惰、愚昧，或者是由于一种确实与占统治地位的教条相一致的信念。

这三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解释不能辨认出存在的抑制的原因，同时也可以解释下面这一事实的原因，即甚至是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学家也可能很难察觉这些抑制。但是，即使假定我们能够辨认出所有的抑制，我们对于抑制发生频率的估计也依然会过低。我们将不得不把所有这些反应都考虑在内，尽管这些反应还不是完全成熟的抑制，但却处于臻于成熟的途中。在我们心里虽有一些这样的态度，不过我们依然能够做一些事情，然而，与这些事情有关的焦虑却对活动本身施加了一些影响。

首先，从事某种我们会感到焦虑的活动，会产生一种紧张、疲劳或者衰竭的感受。例如，我有一位患者，她正逐渐摆脱不敢在大街上行走的恐惧，但是对此依然怀有相当的恐惧，每当星期天上街散步的时候，都会感到非常的精疲力竭。这种衰竭并不是任何身体虚弱所致，这一点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加以证明，即她可以做繁重的家务活，却一点也不会觉得累。正是这种与户外散步相关的焦虑，导致了这种衰竭；虽然这种焦虑已经较少，使她能够到户外散步，但是它还是能够有效地使她感到衰竭。许多通常被归咎为工作过度的障碍，事实上不都是由工作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与工作有关的焦虑，或者与同事之间关系有关的焦虑引起的。

其次，与某一特定活动有关的焦虑，会导致那一活动的机能受到损害。例如，如果有一种与下命令有关的焦虑，那么，这些命令将会以一种带有歉意的、徒劳无益的方式下达下来。而关于骑马的焦虑将会导致个体不能驾驭马匹。人们对于这些焦虑的意识程度是不尽相同的。某一个体可能会意识到，焦虑使得他不能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完成任务，或者，他也可能只有这样的感觉，即他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再次，与某一活动有关的焦虑，会破坏这种活动本来应该具有的欢愉。这种说法并不适用于较小的焦虑；相反，较小的焦虑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激情。怀着某种轻微的恐惧乘坐游乐场里的过山车，可能会使得这项活动更为刺激；但如果怀着强烈的焦虑，就会使其成为一项苦刑。一种与性关系相关的强烈焦虑，会使得性关系变得索然无味，而且如果个体意识不到这种焦虑，他就会觉得性关系本来就毫无意义。

最后这一点可能容易让人混淆，因为我在前面说过，厌恶感可以被用来作为回避焦虑的一种手段，而现在，我又说，厌恶感可能是焦虑的一种结果。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厌恶可能是回避焦虑的手段，也可能是焦虑的结果。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它说明要理解心理现象是多么的困难。心理现象错综复杂、难以理解，除非我们下定决心去考察无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相互作用，否则，我们就不能在心理学知识上取得任何进步。

讨论如何保护自己、防止焦虑的目的，并不是给出一幅关于所有可能防御的详尽无遗的画面。事实上，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防止焦虑产生的更为彻底的方法。我现在主要关注的是证明这样一种论断，即我们实际具有的焦虑可能会比自己意识到的更多，或者我们可能具有焦虑，而自己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同时，我还关注于指出一些可以从中发现焦虑的共同点。

因此，简而言之，焦虑可能隐藏在诸如心跳过速、疲劳这样的生理不适感背后；它可能会被一些看似合理或有根据的恐惧所掩盖；它也可能是驱使我们去酗酒，或者沉溺于各种娱乐消遣之中的潜在动力。我们经常发现，它是无力去做某些事情，或者无力享受一些事情的原因所在。而且我们还老是发现，它是隐藏在抑制背后的动力因素。

由于某些我们将在后文讨论的原因，我们的文化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产生了大量的焦虑。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建立了一种或两种我所提到过的防御机制。一个人所患有的神经症越严重，他的人格就越多地被这些防御机制所渗透和决定，他不能做或者不能考虑去做的事情就越多———尽管根据他的活力、心理能力或者教育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去做这些事情。神经症越严重，存在的抑制就越多。这些抑制不仅微妙，而且严重。 R00k+xrMHFYn8ilmQ051qX1D3N+q3GRT+TUF6hrcKcjCYsbFzUYdXH2icLAU00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