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神经症影响人格的方式上，因此我们的研究范围也局限于两个方向。首先，神经症可能发生在这样的一些个体身上，他们的人格没有受到损害和扭曲，却仅仅由于充满了冲突的外在情境而形成了一种神经症的反应。在讨论完一些基本心理过程的本质之后，我们将回过头来简要地探讨一下这些简单的情境神经症(situation neuroses) 的结构。在这里，我们的兴趣主要不在这些情境神经症之上，因为它们并不能揭示出神经症人格，而仅仅表明一种暂时性的对于特定困难情境的适应缺乏。当说到神经症时，我所指的乃是性格神经症(character neuroses)，也就是这样的状况，在其中———尽管该症状表现与情境神经症的症状表现完全一样———主要的障碍在于性格的畸形。 它们乃是一个潜在的慢性过程的结果，通常开始于孩提时代，并且或强或弱地影响到人格之或多或少的部分。从表面上看，性格神经症也可能由一种实际的情境冲突所致，但是如果仔细地收集一下这类患者的历史，就会发现，那些难弄的性格特征在任何混乱的情境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而眼前这种暂时性的困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先前存在的那些个人障碍所导致的，而且，这类患者会神经性地对某一种生活情境作出反应，而这种情境对于一般的健康人来说根本就不意味着有什么冲突。这种情境只不过是表明了一种可能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神经症的存在而已。

其次，我们对于神经症的症状表现并不太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主要在于性格障碍本身，因为人格的畸形是神经症中常见的现象，而临床意义上的症状可能会变动不居或完全缺乏。同样，从一种文化的视角看，性格形成比症状更为重要，因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是性格，而不是症状。由于精神分析学家对神经症的结构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已经认识到，治愈症状并不一定意味着神经症的痊愈，因此，总的来说，他们的兴趣已经发生了转变，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性格畸形，而不是症状之上。形象地说，我们可以说神经症症状并不是火山本身，而仅仅是火山的爆发，而病原性冲突就像火山一样，深藏在个体内心深处，甚至不为患者本人所知。

在认可了上述限制之后，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天的神经症患者是否具有非常本质的共同特征，以至于我们可以谈及一种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至于那些与不同类型的神经症相伴随的性格畸形，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它们的相同之处。例如，癔症型性格就与强迫型性格完全不同。不过，吸引我们注意的差异是机制上的差异，或者用更为一般的话来说，是两种障碍的表现方式以及解决方式的差异。例如在癔症型性格中，投射(projection)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在强迫型性格中，冲突的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我所留意到的相似性并不是它们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它们得以产生的方式，而是冲突本身的内容。更确切地说，这些相似性主要并不在于从遗传方面导致障碍的那些经验，而在于实际导致个体发生障碍的那些冲突。

要阐明这些动力及其分支，就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弗洛伊德和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都主要强调这样一个原则，即分析的任务在于发现一种冲动的性欲根源(如特殊的性感区），或者是发现一再重复出现的婴儿期模式。尽管我坚持认为，如果不追溯至其婴儿期的状况，我们就不可能对神经症患者有一种完整的理解，但是我也认为，如果片面地运用发生学取向，就会混淆而不是澄清这个问题，因为它会导致人们忽视实际存在的无意识倾向及其机能，以及它们与同时存在的其他倾向(如各种冲动、恐惧，以及保护性措施）的相互作用。发生学上的理解，只有在它有助于机能性理解时才是有用的。

基于这种信念，在对不同年龄、不同气质类型、拥有不同兴趣，以及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属于不同类型之神经症患者的最富于变化的人格类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所有这些神经症患者身上，那些动力性中心冲突的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本质上看是相似的。 我在精神分析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通过对正常人以及当代文献中人物形象的观察，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如果剔除神经症患者一再出现的问题通常所具有的虚幻、深奥的性质，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它们与我们文化中那些困扰正常人的问题，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已。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得不与竞争、害怕失败、情感孤独、对他人和我们自己的不信任等问题(这里仅列举一些可能存在于神经症患者身上的问题）作斗争。

一般而言，某一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个体都必须面对同样的问题，这一事实表明了这样一个结论，即这些问题是由那种文化中存在的特殊生活环境所造成的。它们并不代表“人性”所共有的问题，这一点得到了下述事实的确证，即其他文化中的动力和冲突与我们文化中的不同。

因此，在谈及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时，我不仅指存在着具有基本共同特性的神经症患者，而且还指，这些基本的相似性从本质上说是由我们时代和文化中所存在的种种困境造成的。随后，我将尽我的社会学知识向读者说明，我们文化中的哪些困境应该为我们所具有的心理冲突负责。

我关于文化与神经症之间关系假设的正确性，应该用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医生的共同努力来加以验证。精神病医生不仅应该研究特定文化中所出现的神经症，就像人们根据诸如发病率、发病严重性或者神经症类型这些正规标准一直所做的那样，而且他们尤其应该从潜在于神经症之下的是哪些基本冲突这个视角来开展研究。人类学家则应该从其结构给个人造成了什么样的心理障碍这种观点出发，对这同一种文化进行研究。这种相似性在基本冲突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是一种通过表面观察就可以看出的态度相似性。我所说的表面观察，指的是一个好的观察者不需要借助精神分析技术这些工具，就可以从他非常熟悉的人(例如，他自己，他的朋友、家人或者同事）身上观察到。现在，我将对这些可能经常观察到的现象作一简短的剖析。

因此，这些可观察到的态度可以粗略地分类如下：第一，对于付出和获得爱的态度；第二，对于自我评价的态度；第三，对于自我肯定的态度；第四，对于攻击性的态度；第五，对于性欲的态度。

关于第一种态度，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的主要倾向之一就是，对于他人之赞同或爱的过分依赖。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获得他人的喜爱，并赢得他人的称赞，但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种对于爱或赞同的依赖，与爱或赞同在他人生活中所具有的真实意义极不相称。尽管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被自己中意的人所喜欢，但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却存在着一种对于赞赏或爱的不加分辨的渴求，以致他们完全不管自己是否在乎那个当事人，或者那个当事人的判断对自己是否有任何意义。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这种无休止的渴望，但是当他们想要得到的关注没有出现时，他们的敏感就会暴露出这种渴望的存在。例如，如果有人不接受他们的邀请，一段时间不打电话给他们，或者甚至只是不同意他们的某种意见，他们就可能会感到深受伤害。这种敏感也可以通过一种“不在乎”的态度而得以隐藏起来。

而且，在他们对爱的渴望以及他们自己感受或付出爱的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矛盾。与他们对于考虑自身愿望的过分要求相伴随的，正是他们对于他人需求的漠不关心。这种矛盾并不总能表现出来。例如，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过于体谅他人，并热切地渴望帮助他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行为是强迫性的，并非出自一种自发的热情。

在这种对他人之依赖中表现出来的内在不安全感，是在对神经症患者进行表面观察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第二个特征。自卑感和不足感是绝对无误的特征。它们可能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一种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愚笨、缺乏魅力的信念———而且它们的存在可能在现实中没有任何基础。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绝顶聪明的人会认为自己愚不可及，或者一些美艳绝伦的女子却认为自己毫无吸引力。一方面，这些自卑感可能会公然地以抱怨或担忧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这些莫须有的缺陷会被视为理所当然，没有必要在其之上浪费任何心思。另一方面，这些自卑感可能会被那些自我夸大的补偿性需要，被一种强迫性的炫耀癖好所掩盖，以我们文化中各种沽名钓誉的象征(如金钱、古画收藏、老式家具收藏、女人、与社会名流的社会交往、旅游或者优越的知识等）来给他人和自己留下深刻印象。这两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会完全地突显出来，不过更为通常的是，人们将能够区别性地感觉到这两种倾向的存在。

第三种态度，即对于自我肯定的态度，往往涉及明确的抑制作用。我所说的自我肯定，指的是一种肯定自我或自己主张的行为；我对这个词的使用并不含有任何过分出风头的含义。在这个方面，神经症患者表现出了大量的抑制作用。在表达自己的愿望或要求、做某件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表达一种意见或有根据的批评、命令某人、选择希望与之交往的人、与人打交道等方面，他们身上都存在着很多的抑制作用。同时，在我们所说的坚持个人立场方面，也存在着抑制作用：神经症患者通常无法保护自己不受他人的攻击，或者在他们不愿意顺从他人的意愿时无力说出“不”。例如对一位向他们大肆兜售一些他们并不想买的东西的推销员，或者一个邀请他们参加舞会的人，或者一个想要与他们做爱的女人或男人，他们都无法表示拒绝。最后，在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方面，也存在着种种抑制作用：他们在作出决定、形成意见、勇于表达只符合自己利益的愿望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难。这样的愿望必须隐藏起来：我的一个朋友在她的私人记录中将“电影”放在“教育”的名下，而将“酒类”记在“健康”名下。在后一种抑制倾向中，尤其重要的是对于作出计划的无能为力。 无论是一次旅行，还是一个生活计划，他们都无力作出计划———神经症患者总是让自己随波逐流，甚至在诸如职业或婚姻这样的重要决定上，也是如此。对于自己在生活中想要什么，他们完全没有清晰的概念。他们完全被一些神经性恐惧驱使着，就像我们在一些人身上看到的，他们由于害怕贫穷而拼命地聚敛钱财，或者由于害怕从事建设性的工作而无休止地卷入一些风流韵事。

第四种障碍，即关于攻击性的障碍，我指的是与自我肯定态度，以及反对他人、攻击他人、贬损他人、侵犯他人的行为或者任何形式的敌意行为截然不同的障碍。这种类型的障碍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方式是，倾向于攻击、支配、挑剔他人，倾向于指挥、欺骗他人或者对他人吹毛求疵。具有这些态度的人偶尔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攻击性；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丝毫意识不到这一点，并且还主观上确信自己是非常诚实的，或者仅仅是表达一种意见，或者甚至认为自己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尽管在现实中，他们一直都十分蛮横、咄咄逼人。不过，在另外一些人身上，这些障碍却以一种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表面观察，人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态度，即这些人很容易就感到自己受了骗，被人辖制，遭人责备，被人利用或蒙受耻辱。同样，这些人往往也意识不到这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态度，相反会悲伤地认为，整个世界都在歧视他们、利用他们。

第五种特性，是表现在性欲方面的态度，可以粗略地将其归为一种对于性行为的强迫性需要，或者是对于这些行为的抑制作用。在通向性满足的任何一步中，抑制作用都有可能会出现。它们可能会出现在个体与异性的接触、对异性的追求、性机能本身以及性欢娱等的过程中。前面所描述过的那些特性，也都将会出现在关于性欲的态度中。

或许我们还可以对上面提到的这些态度作更为详细的描述。不过，我在后面将回过头来对它们一一加以讨论，而现在若继续对它们作巨细无遗的描述，则不会对我们的理解有多大的帮助。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态度，我们必须考察产生这些态度的动力过程。了解这些潜在的动力过程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所有这些态度，尽管表面上看缺乏条理性，但是它们在结构上都是相互关联的。 tzH3K/xMwcb7aUtg4hlcyScvDU0Ru0edzFbEYTInzkurE6uCIqvM6zIYKdJXfoq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