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撰写本书时，我内心一直都有这个目的，即准确地刻画出生活在我们周围的神经症患者，刻画出那些在实际生活中驱动他们的冲突、焦虑、痛苦，以及他们在与他人及自己发生关联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在这里，我并不关注于任何一种特定类型的神经症或几种类型的神经症，而只想集中讨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神经症患者身上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复出现的性格结构。

我把重点放在了实际生活中现存的冲突，以及神经症患者为解决这些冲突而做的尝试之上，放在了神经症患者实际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们为对抗这些焦虑而建立的防御机制上。这种对于实际情境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从本质上看，神经症的产生源自儿童早期的经验。但是，我与许多精神分析学家不同，因为我认为片面地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神经症患者的儿童期，并认为他们后来的反应从本质上看仅仅是早期反应的重复，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我想表明的是，儿童期经验与后来冲突之间的关系，比那些精神分析学家所宣称的一种简单因果关系要复杂得多。尽管儿童期经验为神经症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但是它们却不是后来出现种种困难的唯一原因。

在集中注意力于实际的神经症困难时，我们认识到，神经症不仅由偶然的个体经验所造成，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文化环境也会导致神经症的出现。事实上，文化环境不仅会为个体经验增添分量与色彩，而且归根结底会决定它们的特定形式。例如，一个人拥有一位专断的或“自我牺牲的”母亲，这是个人的命运，但是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专断的或自我牺牲的母亲，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些现存的文化环境，这样一种经验才会对这个人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

当我们认识到了文化环境对于神经症而言的重要意义，生物条件与生理条件(弗洛伊德认为这些生物条件与生理条件是神经症产生的根源）就退居二线了。只有在相当确切的证据的基础之上，我们才应该对后面这些因素的影响加以考虑。

我的这种理论取向，使得我对神经症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了某种新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涉及迥然不同的问题，例如受虐问题、情感的神经性需要的内涵、神经性罪恶感的意义等，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焦虑在神经症性格倾向产生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我的许多解释偏离了弗洛伊德的那些解释，一些读者可能会问，这是否还是精神分析。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认为什么是精神分析中最为本质的东西。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完全是由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整套理论所构成的，那么这里所呈现的就不是精神分析。不过，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某些基本的思想倾向，这些思想倾向涉及的是无意识过程的作用、无意识过程得以表现的方式，以及将这些过程带入意识的治疗形式，那么，我在这里所呈现的就是精神分析。我认为，严格地拘泥于弗洛伊德的所有理论解释，会带来这样一种危险，即倾向于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希望我们发现的那些东西。这是一种停滞不前的危险。我认为，对弗洛伊德伟大成就的尊重，应该表现为继续巩固他所奠定的基础，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实现精神分析(既作为一种理论，同时也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在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上面这些话同时也回答了另一个有可能会被提出的问题：我的解释是不是阿德勒式的理论。在某些观点上，我的解释与阿德勒所强调的观点有些相似，但是，从根本上说，我的解释依赖于弗洛伊德式的基础。事实上，阿德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说明，如果只进行片面的探索，并且不在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那么即使是一种对于心理过程的富有创造性的洞见，也可能会变得枯燥无味。

由于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界定我在哪些方面同意或不同意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见解，因此，大体而言，我将对于引起争论的观点的讨论局限于我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有明显分歧的那些问题上。

我在这里所要呈现的是我在对神经症进行长期精神分析研究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种种印象。要呈现我的解释所基于的那些材料，我应该将许多详细的个案史都包括于其中，但是在一本旨在概括性地描述神经症问题的书中，这样一种程序无疑会显得冗长累赘。不过，即使没有这些材料，专家乃至门外汉依然可以验证我的观点的正确性。如果他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那么他就可以将我的假设与他自己的观察和经验作一比较，并且在此基础上，对我所说的一切予以拒绝或接受、修正或强调。

本书用平实的语言写成，为了清晰起见，我已避免过多地讨论枝节问题。同时我还尽可能避免使用专业性的术语，因为有这样一种危险一直存在，即术语取代了清晰的思考。因此，在许多读者，尤其是门外汉看来，关于神经症人格的问题似乎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危险的结论。我们无法逃避这一事实，即所有的心理问题都必然是极其复杂、微妙的。如果有谁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那么我提醒他最好不要阅读本书，以免他在寻求现成的公式时感到迷惘和失望。

本书既是写给对此感兴趣的门外汉看的，同时也是写给那些专门治疗神经症患者并熟悉相关问题的人看的。这些人当中，不仅包括精神病医生，而且包括社会工作者和教师，同时还包括那些在研究文化差异时意识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意义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最后，我希望本书对神经症患者本身也有所助益。如果他原则上不把心理学思想作为一种对个人的侵犯、一种强加在个体之上的东西而加以拒斥的话，那么，他就往往能够在自己切身痛苦的基础之上，比起他那些健康的兄弟来，对心理的复杂性有着更为敏锐和精细的理解。不幸的是，通过阅读而知道他自己的处境并不会治愈他的疾病；在他所阅读的书中，他可能更容易辨认出他人的影子，而不是自己的影子。

借此机会，我要表达对伊丽莎白·托德(Elizabeth Todd)女士的谢意，是她编辑了此书。还有那些让我受益的学者，我在本书正文中都已分别提到。另外，我还要向弗洛伊德表达我最大的感谢，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工作的基础和工具。我还要感谢我的患者，因为我的一切见解，都来自我与他们一起进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