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借以形成自己的学术的文化中，一切进步都以把这些获得的知识和技巧用于世界为目标；但在世界上，人能够把那些知识和技巧用于其上的最重要的对象就是人，因为人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因此，按照人的类，把他作为赋有理性的地上存在者来认识，这是特别值得被称为世界知识的，尽管人只是构成了地上造物的一个部分。

一种系统地安排的关于人的知识的学说（人类学 ），可以要么是生理学方面的，要么是实用方面的。——生理学的人类知识关涉大自然使人成为什么的研究，实用的人类知识则关涉人作为自由行动的存在者使自己成为或者能够并且应当使自己成为什么的研究。——谁对于例如记忆能力可能以之为基础的自然原因作出深思，他就可能对所获得的感觉留下的印象在大脑中存留的痕迹反复（据笛卡尔 ）玄想；但他在这时必须承认，他在自己的表象的这种活动中是纯然的旁观者，而且必须听任自然，因为他既不认识脑神经和纤维，也不善于把它们用于自己的意图，因而对此的一切理论玄想都是纯粹的白费力气。——但是，如果他把对被认为妨碍或者促进记忆的东西的知觉用于扩展记忆或者使之敏捷，并且为此运用人的知识，那么，这就会构成实用人类学的一个部分，而这正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人类学。

这样一种人类学，作为必然跟随在学术之后的世界知识来看，如果它所包含的是世界上的事物的广泛知识，例如不同国度和气候下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的广泛知识，真正说来就还不被称为实用的，而是在它包含着作为世界公民的人的知识时才如此。——因此，甚至作为属于自然活动之产物的人种，其知识也还不算实用的世界知识，而只被算做理论的世界知识。

认识世界和拥有世界这两个表述在含义上相距甚远，因为前者只是理解他所旁观到的活动，后者则是参与这一活动。——但是，要评判所谓的上流社会，即高贵者阶层，人类学家处在一种很不利的立场上，因为这些人彼此过于接近，离其他人又太远。

旅游，哪怕只是阅读游记，就属于在范围上扩展人类学的手段。但是，如果人们想知道，为了在更大的范围扩展人类知识，自己应当在外面寻求什么，那么，他就必须事先在家里通过与自己的城乡同胞 的交往来获得这种知识。没有这样一个计划（它已经以人类知识为前提条件），世界公民在其人类学方面就总还是很受限制的。在这一点上，总体知识如果是由哲学来整理和引导的话，就总是走在局部知识的前面；没有哲学，一切所获得的知识就只能充当零碎的摸索，而不能充当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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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达到这样一种具有周密性的科学的一切尝试，都面临着明显的、依附于人的本性自身的困难。

1. 那觉察到有人在观察他并且试图研究他的人，将要么显得尴尬（害羞），而此时他就不能表现出自己的本来面目；要么就伪装自己，而此时他是不想被认出自己的本来面目。

2. 哪怕他只想研究自己，首先就他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容伪装的情绪状态而言，他也陷入一种临界的境地，也就是说，当动机在活动时，他不观察自己，而当他观察自己时，动机又平息了。

3. 地点和时间如果是持续不断的，就造成了习惯；习惯如人们所说，是第二本性，它给人对自己的判断，即他应当把自己看成什么人，增加了困难，但更给他应当对与他交往的另一个人形成一个概念增加了困难；因为人由于自己的命运而被置入，或者他也作为冒险家自己把自己置入的境地的改变，使得人类学更加难以把自己提升到正式科学的地位。

最后是一些虽然并非人类学的源泉，但毕竟是它的辅助手段的东西：世界历史、传记，甚至戏剧和小说。因为虽然配给后两者的真正说来不是经验和真实，而仅仅是虚构，而且这里允许对个性和人被置于其中的情境仿佛在梦幻中一样加以夸张，因而它们显得对于人类知识来说没有教导任何东西，但那些个性，诸如理查逊或者莫里哀这些人所构想的，却毕竟在其基本特点上必须取材于对人的现实活动的观察，因为它们虽然在程度上有所夸张，但在质上却毕竟必须与人的本性相吻合。

一种系统地构想，但毕竟通俗地（通过联系让每个读者都能够就此找到的例子）在实用方面安排的人类学，给读者们带来的好处是：能够把观察到的、具有实践效果的这种或者那种人类特性置于其下的诸标题，其完备性借此给予读者如此之多的推动和要求，让他们把每一种特性都当做一个专题，以便把它置于属于它的专业之中；由此人类学中的种种工作就自动地分配到这种研究的爱好者们中间，并通过计划的统一性而最终联合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就促进和加快了公益科学的成长。 ^[1]

[1] 在我最初自主接受的、后来作为教职托付给我的纯粹哲学的教学工作中，我30多年来举办过两种以世界知识为目的的讲座*，亦即（冬季学期的）人类学和（夏季学期的）自然地理，就连外行人也认为，把它们当做通俗报告来听是可取的；其中前者就是眼前这个小册子，至于后者，要从我用来讲课的，也许除了我没有别人能够辨认的手稿出发，提供这样一个小册子，就我现在的高龄来说，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关于人类学的讲座于1772—1773年冬季开始，关于自然地理学的讲座大概于1756年开始，参见《康德全集》，第Ⅱ卷，443、4页[参见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456、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译者注]；以及E.阿诺尔德：《康德研究领域里的批判性按语》，269页以下，1894。据此，“30多年来”的说明仅涉及两个讲座都举办的时间。——科学院版编者注 b3YmSEpLjTOLQlKTHcp8hOku3YF/TDkR4oMTFIMMH/uyGqQ4CRFUtfzykgRUXg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