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个较早的规定，过去在哥尼斯贝格大学一直必须，确切地说是每次轮流由一位哲学教授给大学生讲授教育学。这样，有时也就遇上了康德教授先生的系列讲座，他在此时以他昔日的同事、教会监理会成员D.伯克 编的《教育艺术教程》为基础，但无论是在研究的进程上还是在原理上都并不精确地遵循它。

以下关于教育学的评论的产生就归功于这种情况。如果那些讲座的时间不像事实上那样分配得如此紧凑，而康德以这种方式找到理由进一步就这个对象展开，而且书面上更为详细的话，它们大概会更为有趣，并在好多方面更为详细。

教育学新近通过多个有功之士，特别是诸如佩斯塔罗齐和奥利菲尔 ，选取了一个有趣的新方向，我们可以祝福下一代有了这个新方向，不亚于可以祝福他们长了痘瘢，尽管二者还都必须经历各种各样的责难，而且这些责难当然时而冒充得很博学，时而冒充得很高贵，但毕竟没有因此而特别坚实。康德也在这方面了解当时的新理念，对它们作出过反复的思考，比他的同时代人看得更远，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可以从这些草拟的评论看出，尽管这些评论并不是出自刻意的选择。

关于我附加的注释，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它们不言自明。

在书商福尔摩 随意对我的康德自然地理学版本作出低级的攻击之后，编纂这样一些手稿不可能再是我的一件惬意的工作。既然我能够平静地、心满意足地和积极地生活在我的本来就不狭隘的活动范围里，我为什么就应当丢人现眼地去满足非我分内的要求，让自己蒙受不合时宜的评判呢？最好，我把自己闲暇的时刻献给我可以相信凭借行家们的赞同使我已获得并且还能够获得一些成就的研究。

我们祖国的文学除了其真正博学的分支，恰恰没有上演任何诱人的剧情，而到处都跳出来的党争，与含沙射影的争论和甚至我们较好的头脑也时而参与的那些不受欢迎的口舌之争相结合，并不特别让人想参与。让自己撞出肿包，以便能够连本带息还给自己的对手，并且由此获得某种扛鼎之权，在它的重压下他们误以为自己升为文学的独裁，这样的乐趣，我把它留给别人。唉，这种纸糊的辉煌是要倒霉的！但即便他们变得更好，事情就成别的样子了吗？

林克
于1803年春季博览会 uP3uHLmqRApxcD69Av9Qi9P1Nrp5MHB3p0mSp0c1fELYAlVnsznT7Rxadso2oP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