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作品的产生已为人知。康德有义务与哲学院的其他教授们轮流举办教育学的公开讲演。他总的来说讲过4次，最初在1776—1777年冬季学期，然后在1780年夏季学期，此外在1783—1784年冬季学期和1786—1787年冬季学期。第一次他典型地是讲授巴泽多（Basedow）的方法论著作，从1780年开始按照当局的安排（procepto regio）讲授伯克的《教育艺术教程，供基督教教育者和未来的青年教师使用》（1780年在哥尼斯贝格由哈同出版）；但（如林克在前言中所说）“无论是在研究的进程上还是在原理上都并不精确地遵循它”，毋宁说是根本不以某种方式遵循它。他把借这些讲演之机搜集的笔记和写下的评注——“它们按照哲学家的习惯写在一张张纸片上”——交给林克，要他“从中挑选出对公众最有用的东西”。舒伯特（Schubert）在他的版本的前言中（《康德全集》，第Ⅸ卷，ⅩⅤ~ⅩⅥ页；也请参见第Ⅺb卷，155页）如是说明。林克是否真的仅仅以修辞上的加工复述了这些笔录，以及他是否为它们的排列在手稿中发现了足够的依据，或者是被迫完全或部分地自己建立这种排列，这就很难澄清了。至于我们看到的这部作品并未使人认识到一种令人满意的编排，这一点是肯定的。施特吕姆佩尔（Strümpell：《康德、费希特和赫尔巴特的教育学》，1843）曾以并不令人信服的结果致力于把在作品中相互并列的不同观点纳入内在的一致。把这部作品放在“教育学丛书”（莱比锡，西吉斯蒙德和福尔克宁等）配以珍贵的导言和注释出版的威尔曼（O. Willmann），在自己这方面提出了一个划分图式（118页）。他把“正文”（455页）、“论自然的教育”（456页）、“论实践的教育”这些小标题视为林克的“笨拙的附加”，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除此之外，他敢于做出一些较小的位置移动，他甚至觉察到，插话在康德那里并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福格特（Th. Vogt）也（在他的版本中，曼［Fr.Mann］的“教育学经典作家丛书”，第ⅩⅢ卷，第3版，朗根萨尔察，1901）提供了一种精确的编排（没有改动的尝试）。在缺乏做出某种纠正的任何基础的情况下，看来还是就材料的编排而言原封不动地刊印林克的文本好。威尔曼也对这些笔记的产生时间表达了猜测。从在教育学的划分中未使用范畴，以及从在这部作品中表达的观点在他看来与批判时期的代表作不一致的细节中，他作出推论，认为这些笔录在本质上必然还属于前批判时期，对此，惟有与对康德实践哲学的发展的一种全面的研究相联系才能作出裁定。——林克的版本于1803年在哥尼斯贝格的Fr.尼克罗维那里出版。林克的前言签署为“1803年春季博览会”，联系到与福尔摩关于《自然地理学》的编纂的著名争执（参见格丹的导言），这个版本是惟一的单行本。这部作品曾在罗森克兰茨舒伯特和哈滕施泰因的全集版本中，在两个已提到的教育学经典作家文集中，也在弗勒利希（G. Fröhlich）的《教育学经典作家》（朗根萨尔察，F.G.L.格雷斯勒的教科书书店出版，第Ⅺ卷）中重印。 wzerL6Pomcv33MA4fTa4LJCJLD85R2ynNd9ZqfSNqcr2JlNcE3p8CN9Mxfij93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