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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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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必然规定性使几何学家通过信念中的直观性、阐释方面的精确性以及广泛的运用范围而体验到一种非同一般的快乐。对此，全部人类知识都不能显示出任何可与它媲美的东西，更不用说超越它了。但是，我现在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考察这一对象。我以一种哲学的目光观察它，并且发现，鉴于秩序与和谐这些如此必然的规定，在一种非同一般的杂多中存在着协调和统一性。例如，我打算通过一条直线围绕一个固定的点的运动围起一个空间。我轻而易举地就可以了解到，由此我得到了一个其所有的点都与上述固定的点距离相等的圆。不过，我根本找不到理由在一个如此单纯的结构下设想许多同样由此而被置于秩序的重大规则之下的杂多。然而我发现，所有在圆内的某一点上相互交叉的直线，当它们抵达圆周时，在任何时候都是按照几何比例被分割的；此外，所有从圆外的某一点出发与这些直线相交的直线，在任何时候都被分解为这样一些部分，它们彼此之间的比例同它们与整体的比例成反比。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直线在以上述方式与圆相交时将会采取无限多的各种各样的形态，并且觉察到，它们尽管如此却始终遵循着其不能背离的那种规律，那么，虽然这方面的真理很容易领会，但令人诧异的是，描绘这一图形并不需要什么准备工作，即便这样却还是由此产生出如此多的秩序，以及在杂多中的一种如此完善的统一性。
假设给定了几个斜面，它们与水平面的斜度各不相同，其长度应使自由滚下的物体在完全相同的时间内到达水平面。每一个懂得力学规律的人都将看出，为此需要作出一些准备。但是，在圆中的这种安排自身就具有无限多的位置变换，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极其准确的。因为所有与直径相遇的弦，无论它们是从该直径的最高点还是最低点出发，无论人们想让它们向哪个方向倾斜，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通过它们完成的自由下落是在相同的时间里发生的。我想到，当我向一位聪慧的学徒讲述这个命题及其证明时，在他充分地理解了一切之后，其感触不亚于遇到一种自然界的奇妙景象。而事实上，人们对杂多在像一个圆这样显得如此普通和简单的事物中按照如此有益的规则形成如此离奇的统一感到惊异，并且有理由感到惊赞。也并不是自然界的奇迹借助其中贯穿的美或者秩序为惊奇提供了更多的原因，除非是这种奇迹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在此不能如此清晰地看出这种美或者秩序的原因，而惊赞则是无知的女儿。
我在其中搜集奇闻异事的这个领域，是如此充满了这样的东西，以至于无须稍稍移动一步，在我们置身的地方就呈现出不可计数的美妙景象。有一些几何学的解式，在那里，只有借助详尽的准备才显得可能的东西仿佛无须任何艺术就在事物自身中得到了说明。每一个人都感到这些解式是不难掌握的，人们自己在这里所能做的越少，而尽管如此解式却仍显得越错综复杂，事情就越是如此。两个同心圆之间的圆环，其形状与一个圆面大不相同，对每一个人来说，把圆环变成这种图形最初都是困难的和不自然的。然而，一旦我看出，与里面的圆相切的直线如果向两端延长到与较大的圆的圆周相交，就是其面积与圆环的面积相等的圆的直径，我就不得不对所寻求的东西如此轻而易举地在事物自身的本性中显露出来并且没有给我在这方面的努力增添什么的简单方式表示一些惊异。
为了在空间的必然属性中看出与极大的杂多性同在的统一性，并且在显得具有一种与他物完全分离的必然性的东西中看出联系，我们只需把目光对准那些其无限的属性我们仅知一小部分的圆形。由此可以得知，这些和谐关系的那种不可测度性，通常就包含在空间的诸般属性中，较高级的几何学在各种各样的曲线的相似性中说明了这些属性中的许多种，所有这些属性就像自然界偶然的美妙现象一样，除了借助对这些属性的思想认识进行的知性练习之外，还激起了一种类似的或更高的情感。
如果鉴于自然界的诸如此类的安排，人们可以询问杂多如此广泛的一致的根据，那么，人们应该更少地留意对空间无限多样化的规定性的均匀和统一性的感知吗？这种和谐之所以很少令人惊异，乃是因为它是必然的吗？在我看来，它是必然的，这只会更令人惊异。由于众多中的每一个都具有其独特的和独立的必然性，而众多却再也不能具有相互关系中的秩序、协调和统一，人们由此就不能像借助自然界的偶然安排中的和谐那样，由于根据的统一也会导致在所有的结构范围内的统一，而被引导到对事物本质的最高根据的猜测吗？
如果我们在大自然中发现一种似乎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而作出的安排，因为它不是纯粹按照物质的一般属性呈现出来的，那么，我们就把这种设置看做是偶然的，看做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如果表现出新的一致、秩序和用处以及特别为此找出的中间原因，那么，我们也是以类似的方式对它们作出判断的，这种联系是事物的本性完全不具备的，而且纯粹是因为有人乐意把它们如此联结起来，它们才处于这种和谐之中。为什么猫、狮子等等的爪子长得能够向后蜷曲，除了由于这些动物必须有合适的工具来捕捉和抓牢猎物、某个创造者为使它们的爪子免于磨损作出这样的安排之外，我们提不出任何普遍的原因。然而，如果物质所具有的某些更一般的性质，除了它们所带来的好处以及为这种好处起见人们可以想象它们被如此安排之外，无须最起码的新措施就表现出一种对更多一致的特别适宜性；如果一个单纯的规律，每一个人单是为了某一好处就会认为它是必要的，虽然如此它却表现得能够带来更多得多的好处；如果其余的益处和协调性不是人为地，而毋宁说是以必然的方式由此产生的；最后，如果这是如此贯穿整个物质的自然界的，那么显而易见，甚至在事物的本质中也蕴涵有与统一性、与联系的普遍关联，一种普遍的和谐笼罩着可能性自身的王国。这引起了对如此之多的适宜性和自然契合的惊赞，它使精密的、被迫的艺术变得多余，尽管如此却永远不能被归之于偶然，而是表现出一种蕴涵在各种可能性自身中的统一性和所有事物的本质对惟一的一个重大根据的共同依赖性自身。我试图借助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来澄清这种非常重要的奇异现象，我将审慎地遵循此方法，从通过观察直接可确定的东西出发从容不迫地上升到普遍的判断。
如果一定要求有一个目的来作为自然界中某种设置最初被引起的根据，那么，可以在无数种益处中选择一种，由于它，大气圈的存在可以被看做是必要的。因此，我承认这一点，并且称人和动物的呼吸是这种设置的终极目的。现在，这种空气由于上述性质，不再仅仅要它为了呼吸需要的性质，同时还为无限多必然与此相伴、不允许再由特殊的设计来促成的结果提供了契机。同样的空气弹力和重量还使吸吮成为可能，离开了吸吮，动物的幼崽就必然得不到营养，而泵抽装置的可能性则是这方面的一个必然结果。借助这样的装置，就可以把雾气里的湿气向上吸，它们在上面积厚成云层，美化白昼，经常削减太阳过分的热量，而尤其是有助于通过来自较低地区水面的战利品来温和地使地面上的干燥地区变得湿润。延长白昼并通过从夜到昼的过渡中逐渐出现的中间程度而对眼睛无害的破晓曙光，尤其是风，则完全是它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请想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设想：如何才能使热带大陆通常必然比陆地较低地区更热的海岸应当享有一种更可以接受一点的温度，他极为自然地想到为此目的必须在最炎热的白昼时辰吹起的海风。但是，由于夜间变凉在海上要比在陆地快得多，这种风总吹可就让人受不了了，所以他将希望，如果安排得让风在夜半时辰从陆地吹回，将会更合天意，这也将能够同时促成其他许多益处。如今问题仅仅是，借助什么样的力学和艺术的安排才能保持风的这种转换；在这方面，人们还有重大的理由担忧，由于人不能要求所有的自然规律都应当为自己的舒适作准备，所以这种手段虽然是可能的，但它与其他手段却契合得如此糟糕，以至于最高的智慧不会认为这样安排是好的。因此，所有这些考虑都是不必要的。至于一种按照深思熟虑的选择作出的安排，在这里却是大气按照普遍的运动规律完成的，它们在其他方面的益处的同一个简单原则无须新的、特别的设置就造成了这些安排。在这样一块大陆烤人的土地上由于白昼的炎热而变得稀薄的空气必然地屈服于凉爽的大海上更密更重的空气，从而造成为此从最炎热的白昼时辰直到晚间都在吹的海风，而出自同样的原因在白昼没有像陆地空气那样严重地变热的海洋空气，则在夜间更快地变冷，收缩集中，引起陆地空气在夜间的回流。众所周知，热带的所有海岸都享受着这种风的转换。
为了指明简单的、非常普遍的运动规律与秩序和协调性之间的关系，我仅仅关注大自然的一小部分，即大气的影响。人们轻而易举地就能够注意到，就在这个视域里，宏大的自然秩序无法测度的路程一览无余地显现在我面前。我保留在后面为扩充这一美好的景色再补充某种东西的权利。现在，假如不想到马保梯
先生在必然的、极为普遍的运动规律的协调性方面所作出的重要发现，我就会遗漏某些本质性的东西。
我们所援引来作为证明的东西，虽然涉及影响广泛的、必然的规律，但却只是世界物质的一个特别种类。与此相反，马保梯先生证明，甚至物质起作用在根本上所遵循的最普遍的规律，无论是在平衡中还是在撞击中，无论是弹性物体还是非弹性物体，无论是就光在折射时的吸收而言还是就其弹回时的折返而言，都服从于一个支配性的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行动中任何时候都遵守着最大的节约。由于这一发现，物质的作用虽然自身可能千差万别，但却被归于一个普遍的公式，它表达了与适当、美和谐和的关系。尽管如此，运动自身的规律却处于如此状况，以至于没有它们就永远不能设想一种物质；而它们又是如此必然，以至于无须作丝毫试验就可以极为清晰地从所有物质普遍的、本质的属性中推导出它们。上述那位敏锐的学者立刻感觉到，由于由此在宇宙无限的杂多中造成了统一，在盲目的必然中造成了秩序，所以必然有某一个最高的原则存在，凭借它，所有这一切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和谐与适宜性。他有理由相信，事物最简单的本性中的一种如此普遍的联系，提供了比根据特殊的规律对各种不同的偶然秩序和可变秩序的所有遵循都更适宜的根据，来以某种方式在一个完美的元始存在者中确定无疑地发现世界中万有的终极原因。如今重要的是，更高级的世俗智慧将如何利用这一重要的新认识；如果我认为，柏林王家科学院是把这作为运动规律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一有奖征答
的目的，并且没有人作出预期的回答，那么，我相信自己并没有猜错。
如果在实际意义上接受偶然性，让它存在于可能性的质料因素对另一种质料因素的依赖性中，那么显而易见，物质的运动规律及其服从这些规律的属性就必然以某种方式依赖于一个伟大的共同的元始存在者，即秩序和协调性的根据。因为有谁会愿意承认，在纷繁的杂多中，每一个别的东西都有它自己完全独立的本性，尽管如此却由于一种令人诧异的偶然，所有的一切都如此相互适合，以至彼此谐和无间，在整体中为自己创造出统一性。然而，这一共同的原则必然不仅仅旨在这种物质以及赋予这种物质的属性的存在，而是还旨在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的可能性，旨在本质。这一点之所以是显而易见的，乃是因为应当充满一个空间的东西、应当有能力作出碰撞和压迫运动的东西，除了上述规律必然地从中产生的那些条件之外，根本不能在别的条件下被设想出来。在这一基础上，人们认识到，物质的这些运动规律是绝对必然的，也就是说，既然物质的可能性被当做前提条件，那么，按照别的规律起作用就与这种可能性相矛盾，这是最高类型的逻辑必然性；尽管如此，物质的内在可能性自身，即作为这种可设想者的基础的材料和实在物，却并不是独立的或者自为地给定的，而是借助某一个原则被设定的，杂多在这个原则中获得了统一，不同的东西在它里面获得了联结，它在实际意义上证明了运动规律的偶然性。
当上帝凭借自己的意志而成为一个事物的根据时，我把该事物对上帝的依赖性称之为道德的，而把其余一切依赖性都称之为非道德的。如果我据此断言，上帝包含着事物内在可能性的最终根据自身，则每一个人都将轻而易举地理解，这种依赖性只能是非道德的；因为意志没有使任何东西成为可能，而是仅仅包含着已经被假定为可能的东西。如果上帝包含着事物存在的根据，那我就承认，这种依赖性在任何时候都是道德的，也就是说，事物之所以实存，乃是因为上帝想要它们存在。
也就是说，事物的内在可能性给决定使其存在的那种东西提供了材料，这些材料包含着对协调一致的一种非常的适宜性和蕴涵在其本质中的、与以多种方式井然有序的和优美的一个整体的契合。一个大气圈实存着，为了由此应当达到的目的起见，这可以归之于作为一个道德根据的上帝。然而，在一个惟一的、如此简单的根据的本质中却蕴涵着如此巨大的一种生产能力、如此众多已经蕴涵在它的可能性中的适当性与和谐，它为了与一个世界的其他可能事物按照多种多样的秩序规则彼此契合并不需要新的措施，这肯定不能又被归之于一种自由的选择；因为一个意志的所有决定都以对应被决定者的可能性的认识为前提条件。
凡是应当在一个自由选择中寻找其根据的事物，就此而言也必然是偶然的。如今，必然地从惟一的一个根据产生的众多的、多种多样的结果彼此之间的统一，不是一种偶然的统一；因而这种统一不能被归因于一种任意的规定。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泵抽装置、呼吸的可能性、液体物质——只要这种物质存在——上升到云雾中、各种风等等，它们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因为它们都取决于惟一的一个根据，即空气的弹性和重量，因此，杂多在一里面的这种协调一致绝不是偶然的，从而也不能归因于一个道德的根据。
在这里，我只是始终关注空气或者其他任何一种事物的本质与如此众多美好结果可能产生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仅仅考察它们的本性对如此众多的目的的适宜性；在这里，由于一个统一的根据与如此众多的可能结果的一致，统一性肯定是必然的，而这些可能的结果就此而言相互之间以及与事物自身是不可分的。至于这些益处的现实产生，就事物与之相关的众事物中的某一个可能缺少或者外来的某种力量可能阻碍这种影响而言，则是偶然的。
在空间的各种属性中，蕴涵着美妙的比例关系，而在它的各种规定无法测度的杂多中，则蕴涵着一种值得惊赞的统一性。所有这些谐和的存在，就物质应当充满空间而言，必须连同其所有结果归因于第一因的任意；然而，就与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极为和谐的所有众多结果的协调而言，要再在一个意志中寻找它却是不适当的。在出自空气本性的其他必然结果中间，也必须算上由这种本性给在其中运动的物质造成阻挡而产生的那种结果。从无法测度的高度下落的雨滴受到空气的阻挡，以缓和的速度下降，没有这种减缓，它们将在从如此高度的下落中获得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力量。这就是一种益处，因为没有这种益处空气就是不可能的，这种益处也就不是凭借一个特别的意旨而与空气的其他属性结合在一起的。无论物质各个部分的联系，例如就水而言，是物质自身可能性的一个必然结果，还是一种特意作出的安排，其直接的影响都是它的各个小部分作为雨滴的圆形。但这样一来，按照非常普遍的运动规律，美丽的彩虹就成为可能，每当不受遮挡的太阳照进对面下落的雨滴时，彩虹就以一种动人的景色符合规则地出现在地平线上。这里有液体的物质和重的物体，这只能归因于这位强大的创造者的愿望，但一个天体在其液态中完全必然地按照如此普遍的规律致力于取得一个球形形状，这种形状此后比别的任何可能的形状都更好地与宇宙的其余目的契合，因为举例来说，这样一种表面能够使光最为平均地分布，这却在于事物自身的本质。
物质的联系，以及各个部分与其可分性相结合的阻抗，使得摩擦成为必然，而摩擦又具有如此之大的益处，与所有多种多样的自然变化中的秩序如此契合，就像某种不是出自如此普遍的根据，而是借助一种特殊的设置附加的东西似的。如果摩擦不减缓运动，那么，某个时候产生的力的保持将通过向其他东西的传递、反弹、不断继续的撞击和震动而最终使一切都乱成一团。物体停留于其上的平面也就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是完全水平的（它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才是这样），否则物体在任何时候都会滑动。所有搓拧成的绳子都只有靠摩擦来保持。因为与绳子的整个长度不等长的线，如果不是与通过搓拧把它们挤压在一起的那种力相符的摩擦抑制住它们的话，稍用点力就能把它们抽出来。
因此，我在这里援引了出自最单纯、最普通的自然规律的如此不被注意的、常见的结果，这不仅是为了人们从中得出各种事物的本质相互之间所拥有的重大的、范围无限广泛的契合以及应当归因于它的重大结果，即便是在人们不够熟练地将某些自然秩序一直追溯到这样一些单纯的、普遍的根据的场合也是如此，而且也是为了使人们觉察如果考虑到这样一种契合而把上帝的智慧称之为它的特别根据就会蕴涵的悖谬。拥有如此众多美好的关系的各种事物存在，这应当归因于为了这种和谐起见而创造它们的那一位的睿智选择，但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凭借简单的根据而与多种多样的一致有一种如此广泛的适宜性，并且由此而能够在整体上获得一种值得惊赞的统一性，这却是在于事物的可能性；由于在此进行选择时必须作为前提条件的那种偶然性已经消失，这种统一性的根据虽然可以在一个睿智的存在者中寻找，但却并不借助于它的智慧。
某种东西，如果它的存在和它的变化都在大自然的力量中有充分的根据，那么，它就处在大自然的秩序之下。为此就要求：首先，大自然的力量是这方面的作用因；其次，大自然的力量被集中于产生这种作用的方式自身在自然作用规律的规则中有充分的根据。与此相反，在并非如此的地方，不处于这样的根据之下的情况就是某种超自然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之所以成立，要么是邻近的作用因在大自然之外，也就是说，是神的力量直接地造成了它，要么是第二点，即便是大自然的力量集中于这一实例的方式，也不包含在大自然的规则之下。在第一种场合，我把事情称之为质料上超自然的；在后一种场合，我却称之为形式上超自然的。由于看起来只有后一种场合需要作出一些说明，其余的都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我想举一些这方面的实例。在大自然中有许多力量，它们有能力毁掉单个的人或者国家或者整个人类：地震、风暴、海啸、彗星等等。即便是按照一种普遍的规律，上述情况中的一些时有发生，在大自然的状态中也有充分的根据，然而在它们的发生所依据的规律中间，人类的罪恶和道德堕落却根本不是与之相关的自然根据。一个城市的罪孽对地下隐秘的火并没有影响，而第一个世界的耽于享乐也并不属于能够在其轨道上将彗星召向自身的原因。如果发生这样一种情况，人们把它归因于一种自然规律，那么，人们由此是想说它是一种不幸，而不是想说它是一种惩罚，人在道德上的所作所为不可能按照一种自然规律而成为地震的根据，因为在这里原因与结果之间没有联系。例如，在地震把牙买加的罗亚尔港市翻了个底朝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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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称之为一个自然事件的人所理解的是，虽然居民们的罪行按照其布道人的见证完全应得这样一种毁灭来作为惩罚，这一事件却仍被看做是众多事件中的一种，它按照大自然的普遍规律时而发生，因为地球上有各个地区、在各个地区中时而有各个城市，在各个城市中又时而有堕落的城市受到震动。与此相反，如果这被看做是一种惩罚，那么，大自然的这些力量由于按照自然规律不能与人的品行有联系，所以就必须通过最高的存在者来分别地针对每一这样的个别场合；但这样一来，虽然中间原因是大自然的力量，在形式上来理解，事件却是超自然的。尽管通过为此特别被置入世界上的作用力之中的长长的一系列准备，这一事件才最终作为一种惩罚而实现，尽管人们想假定上帝在创世时就已经为它们此后通过由此在大自然中设置的力量在适当的时候发生而作好了一切安排（就像人们可以在惠斯顿关于《圣经》中的大洪水应当源自彗星的理论
中想到这一点那样），由此也根本没有减少超自然的东西，而只不过是把它远远地推移到了世界的创造，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它。因为这整个序列，由于倘若考虑到出发点，它就根本不能被看做是出自更为普遍的自然规律的一个结果，所以就其排列的方式与出发点相关而言，就标志着一种直接的、更为重大的神性关照，这种关照指向一个如此绵长的结果链条，以便同样避开可能使准确地达到所寻求的结果成为泡影的各种障碍。
与此相反，之所以存在着遵循大自然秩序的惩罚和奖赏，乃是因为人们在道德上的所作所为按照原因与结果的规律与它们有联系。纵欲无度以衰弱多病痛的生活告终；阴险狡诈终必失败，而正直则归根结底是最好的政治。在所有这一切里面，都出现了各种结果按照大自然规律的结合。但是，无论世界上有多少惩罚或者奖赏或者任何一种别的事情，尽管在许多事情中占支配地位的是某种齐一性，但自然力量的方向在任何时候都必然是朝着每一个个别的事例发生的，所以，它们虽然服从一种直接的神性规律，即神的智慧的规律，但却不服从任何自然规律。
大自然的所有事物就其存在而言都是偶然的。不同种类的事物，例如气、土、水，它们的结合毫无疑问同样是偶然的，就这一点来说都可以将其仅仅归因于最高创造者的任意。然而，尽管自然规律就其所涉及的事物自身以及它们在其中得以实施的结合都是偶然的而言，似乎没有必然性，但毕竟还是有一种很值得注意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存在着许多自然规律，它们的统一性是必然的，即与一个规律一致的同一个根据也使其他规律成为必然的。例如，同一种空气弹力和重量，是呼吸规律的根据，同时也必然是泵抽装置的可能性、生成云雾、维持燃烧和风等等的可能性的根据。只要哪怕是它们中间的一个有了根据，就也给其他的找到了根据，这是必然的。与此相反，如果某类遵循某个规律的相似结果的根据不同时在同样的本质上是另一类遵循另一个规律的结果的根据，那么，这些规律的一致就是偶然的，或者说，在这些规律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偶然的统一性，而据此在事物中所发生的，就都是按照一种偶然的自然秩序发生的。人视、听、嗅、尝等等，但并非相同的一些属性是视觉的根据，也是味觉的根据。为了听和品味，他还必须有别的器官。各种如此不同的能力的一致是偶然的，而且由于它们的目的在于完善，所以就又都是艺术的。就每一个器官而言，又有艺术的统一性。在眼睛中，让光线进入的部分就与让眼睛翻白的部分是不同的，也与接收图像的部分是不同的。与此相反，使地球成为球形的原因，与自转相对抗使地球上的物体保持不动的原因，还有使月球作圆周运动的原因，却不是不同的原因——惟有重力是必然足以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如今，对所有这些结果来说都在大自然中找到了其根据，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完善，而如果规定一种结果的根据对另一种结果来说也是充分的，那么，由此就给整体带来了更多的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完善在这里所援引的事例中是必然的，附属于事物的本质，就此而言应归因于它的所有协调、丰饶和优美都由于大自然的根本秩序或者由于大自然的秩序中必然的东西而依赖于上帝。但愿人们能够理解，我知道不可把这种必然性应用于这些事物自身的存在，而是仅仅应用于蕴涵在它们的可能性之中的协调和统一性，这是一种如此极为重大的适宜性和丰饶性的必然根据。植物界和动物界的造物无一例外地为一种偶然的、但与伟大的智慧协调一致的统一性提供了值得惊赞的实例。吸吮汁液的管道、吸吮空气的管道、加工汁液的管道以及蒸发汁液的管道等等，这是一个巨大的杂多，其中任何一个个别的东西与另一个东西的结果都没有适应性，它们结合成为整体的完善是艺术的，以至于植物自身及其与如此不同的目的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偶然的、任意的东西。
与此相反，尤其是无机的自然界，在一个简单的根据与众多可观的结果的关系中，提供了多得无法言说的证据，以至人们也被打动而去猜测，也许甚至在有机的自然界中某些完善能够显得以它的特殊安排为根据的地方，这些完善也可能是出自同一种根据的必然结果，这种根据把它们与许多其他美好的结果已经结合在自己根本的丰饶性之中，以至于即便是在这些自然王国中，也可以有比人们所能够设想的更多的必然统一。
如今，由于大自然的力量及其因果规律包含着大自然的一种秩序的根据，这种秩序就其把多种多样的和谐综合为一种必然的统一而言，导致诸多完善在一个根据中的结合成为规律，所以人们也就可以鉴于不同的自然结果的美好和有用性而把它们看做是隶属于根本的自然秩序的，并借此把它们看做是隶属于上帝的。与此相反，由于在一个整体中还有某些完善并不是由于惟一的一个根据的丰饶性成为可能的，而是需要不同的为此目的可以统一起来的根据，所以又有某些艺术的安排会是一种规律的原因，而据此发生的结果则隶属于大自然偶然的、艺术的秩序，借此隶属于上帝。
世俗智者们或者毋宁说健康理性的一个著名的规则是：没有显著的原因，就不应当把任何东西视为一个奇迹或者超自然的事件。这个规则包含着：首先，奇迹是很罕见的；其次，即便是没有遵循神的意志的许多超自然影响，也将按照自然的规律达到宇宙的全部完善；因为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如果世界没有频繁的奇迹就缺少其存在的目的，那么，超自然的事件就必须是某种习以为常的东西。一些人认为，结果与其根据的自然联结的形式因素自身就是一种完善，充其量必须忽略它会有更好的结果，如果这结果只能以超自然的方式取得的话。他们直接地在自然的东西自身中设定了一种优先权，因为所有超自然的东西作为一种秩序的中断，对他们来说似乎都会造成弊端。然而，这一困难只是想象出来的。善仅仅存在于目的的实现中，而且只是就目的而言才被归之于手段。如果按照自然秩序没有产生完善的结果，那么，自然秩序就不直接包含优先权的根据在自身，因为它只是按照一种手段的类别被考察的，而手段不允许有自己的评价，是只允许从由此达到的目的的重要性借来的一种评价。人们在直接实施这种评价时所感到的困难，其观念在这里暗中混淆，并给予人们可以托付给外来力量的东西以优先权，甚至在结果中发现不了某种具有预期益处的时候也是如此。然而，如果没有更大的麻烦就可以像木头被放在锯床上那样把它转化为木板，那么，这一机器的所有艺术都只不过是一种玩具，因为它的全部价值都只能就它作为这一目的的一个手段而言才能成立。尽管如此，某种东西之所以是善的，并不是因为它按照大自然的进程发生；相反，大自然的进程是善的，乃是就从它产生的东西是善的而言。由于上帝在它的决定中包含着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一切都绝大部分通过一种自然的联系遵守着最佳者的规则，所以上帝认为它配得上自己的选择，这并不是因为善就在于有自然联系，而是因为通过这种自然联系，不需要许多奇迹就极为正确地达到了完善的目的。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自然的普遍规律在世界上按照这些规律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进程中如此完美地符合至高无上者的意志，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人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们具有这种适宜性，以至于人们不必比所知道的更为经常地承认隐秘的超自然防护措施来不断地为它们的缺陷提供帮助呢？
在这里，我们关于所有事物的本质都依赖于上帝的概念本身，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比人们在这一问题中所期待的还更为广泛的益处。自然界的事物甚至在其内在可能性的最必然的规定中，都还带有依赖于万物连同睿智和美善的特性都在其中协调一致的那个存在者的特征。人们可以预料它们协调一致并有美好的结合，而且在惟一的一个根据与众多可观的规律所拥有的某些有利的关系中有一种必然的统一性。在大自然按照必然的规律起作用的地方插入神的直接修补，这将是不必要的，因为如果结果按照自然秩序是必然的，那么，就再也不可能按照最普遍的规律发生某种让上帝反感的事情。事物的偶然联结取决于上帝的意志，而它们的本质关系作为自然秩序中必然因素的根据则来自上帝中与其属性绝对极为和谐的东西，事物的结果应当怎样，我要说的是，这些结果怎么可能与上帝的意志相悖呢？这样，世界上所有力学的、从而出自运动规律而必然的变化，之所以都必然是善的，在任何时候都是因为它们自然而然地是必然的；可以料想，只要结果是按照自然秩序不可避免的，它们也就是不可更改的。
但是，为了避免所有的误解，我要说明：要么世界中的种种变化出自宇宙的初始安排和大自然普遍的、特殊的规律是必然的，此外一切都是在物体世界里以力学的方式发生的，要么尽管这一切却仍然有一种尚未被充分认识的偶然性，就像出自自由的行动一样，其本性并未得到相应的认识。后一类世界变化，就它们似乎在规定的根据和必然的规律方面自身有一种无拘束性而言，在同等程度上自身包含着一种可能性，偏离自然事物向着完善性的普遍倾向。因此人们可以预料，超自然的补充还是必要的，因为在这方面大自然的进程有时会违背上帝的意志，这是完全可能的。然而，由于即便是自由行动的存在物的力量，在与宇宙其余存在物的结合中也并不完全摆脱一切规律，而总是服从一些虽然并非强制性的，但却是按照任性的规则以另一种方式肯定得以实施的根据，所以即便在这里，事物的本质对上帝的普遍依赖性也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重大的根据，使人在整体上把这类事物中按照大自然的进程发生的结果（个别事例中表面上的偏离不可把我们引入歧途）看做是适当的和符合最佳者的规则的，以至于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大自然的秩序才需要一种直接的超自然的改善或者补充，就像它们的启示也只是就某些时代和某些民族才被提及一样。经验与甚至最自由的行动也对一种重大的自然规则具有的这种依赖性是一致的。因为无论结婚的决定多么偶然，人们在婚姻与在世人口的比例相当稳定的同一个国度里还是发现，如果选取较大的数字，例如在110个
两性都有的人里面，就有一对夫妻。众所周知，人的自由对于延长或者缩短生命的作用有多大。尽管如此，这种自由的行动也还是服从一个重大的秩序；由于如果选取大的数字来看，在平均值上死者的数字与活着的人的数字非常精确地总是处在同一个比例上。我仅仅举这少许几个证据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在普遍的自然秩序的规则方面，甚至自由的规律也并不具有这样一种无拘束性，并不是在其余的自然界里面已经在事物自身的本质中固定了与完善和协调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关系的同样根据，也在自由行为的自然进程中至少应当无须各种各样的奇迹就造成对最高存在者的一种更大的倾向。但是，我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自然变化的进程之上，如果这些变化由于先天的规律而是必然的话。在这样一个秩序中，奇迹要么根本是不必要的，要么是鲜有必要的，因为以自然的方式产生这样一些需要奇迹的不完善的东西，可能是不合适的。
如果我关于大自然的事物形成的概念就是人们通常关于这些事物所拥有的概念，即它们的内在可能性是自身独立的，不需要一个外来的根据，那么，假如有人说一个具有某些完善性的世界没有诸多超自然的作用是不可能的，我根本不会认为这是出乎意料的。毋宁说，没有连续不断的一系列奇迹就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凭借一种自然的重大联系造成某种适宜的东西，我认为这是罕见的和不可理解的。因为这必然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偶然：事物中的每一个都各自有自己独特的必然性，它们的本质却应当如此契合，以至于最高的智慧能够把它们统一为一个巨大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依赖性，但凸显出来的却是按照普遍的规律不可更改的和谐与优美。与此相反，由于我知道，只是因为有上帝存在，某种别的东西才是可能的，所以我自己期望事物的可能性有一种符合它们的伟大本原的协调一致，有一种凭借普遍的安排契合成为一个整体的适宜性，这个整体与它们获得自己根据的那个存在者的智慧是非常和谐的；而且我甚至认为，如果某种东西按照大自然的进程依据普遍的规律发生或者将发生，但却令上帝反感并且需要一个奇迹来补救，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它发生，那么，就连它的诱因也都属于时而发生、但永不为我们所理解的那些事物。
人们还可以毫无困难地理解，如果人们认识到奇迹为什么对于世界的完善来说能够鲜有必要的本质原因，那么，它也适用于我们在上一考察中称之为形式意义上的超自然事件的那些事物；人们在一般的判断中也经常承认这样的超自然事件，因为人们相信凭借一个颠倒过来的概念就可以在里面发现某种自然的东西。
在净化了的世俗智慧的方法中，流行着一个规则，它虽然没有得到正式的表述，但在实施中却是在任何时候都要遵循的：在对某些结果的原因的自然研究中，人们都必须聚精会神地尽可能保持大自然的统一性，也就是说，从惟一的已知根据派生出诸多结果，不要为了不同的结果由于一些表面上更大的不相似性而马上假设新的、不同的作用因。据此人们假定，就一个统一的根据对于多种多样的结果来说已经足够了而言，在大自然中有着巨大的统一性，并且相信有理由把一类现象与他类现象的统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视为某种必然的东西，而不是视为一种艺术的、偶然的安排的结果。有多少结果并非是由惟一的重力派生的，人们曾经相信必须为此找到不同的原因：一些物体的上升和另一些物体的下降。一旦人们在那种简单的自然力量中找到漩涡的原因，它们就适合于把各天体保持在圆周运动中。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物体遇热膨胀，光、弹力、雷雨，也许还有磁力，都是弥漫在所有空间之中起作用的同一种物质即以太的多种多样的现象；而且人们如果发现被迫为一类结果假设一个新的本原，就根本不会感到满意。甚至在一种非常精确的匀称似乎需要一种特别的艺术安排的地方，人们也倾向于把它归因于出自普遍规律的必然结果，并且在人们以一种艺术的指令为基础之前，还总是遵循着统一性的规则。雪花的形状如此有规则，而且远远比盲目的巧合所能够造成的所有笨拙的东西都更为精致，以至于如果不是每一个冬天都提供了无数次机会使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经验来确信这一点，人们就要怀疑给我们描述雪花的人的真诚了。就从外部能够感到的来说，人们很少会遇到花朵表现出更多的可爱和匀称，人们根本看不到艺术能够创造的任何东西，比大自然如此挥霍地铺天盖地的这种产物包含有更多的正确性。而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想到要从一个特殊的雪种子来派生出它们，并且虚构出一个艺术的自然秩序，而是人们把它当做一种附带结果，归因于以必然的统一性把这种产品的形成同时包括在自身之内的更普遍的规律。 [2]
尽管如此，大自然富含某一不同种类的创造，这里所有思考其产生方式的世俗智慧都发现自己被迫离开这条道路。伟大的艺术以及按照某些意图通过自由选择进行的偶然结合，在这里都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同时成为一种属于艺术的自然秩序的特殊自然规律的根据。植物和动物的构造表现出普遍的、必然的自然规律不足以解释的这样一种安排。由于把一种植物或者动物的第一次产生看做是出自普遍的自然规律的一个力学附带结果是荒唐的，所以，尽管如此还有一个由于上述原因悬而未决的双重问题
：是它们的每一个个体都直接由上帝创造，从而具有超自然的起源，而只有生长，即随着时间向展开的过渡，才被委之于一种自然规律，还是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的一些个体虽然直接起源于上帝，但却以一种我们不理解的能力、按照一种正式的规律生殖自己的同类而不仅仅是展开呢？两者都表现出困难。澄清哪一个困难最大，也许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这里与我们有关的，无非是就理由都是形而上的而言来说明它们的偏重。例如，一棵树如何凭借内在的机械状态而能够如此制作和改造营养汁液，使得在叶孔中或者在其种子中产生某种包含着一棵类似的小树或者能够从中长出一棵类似的小树的东西，按照我们所有的知识，这却是无法认识的。布丰先生的内在形式
和有机物质的元素，在马保梯先生看来按照欲望和厌恶的规律
组合成它们的回忆的结果，要么是与事情自身一样不可理解，要么是完全任意地杜撰的。然而，不转向诸如此类的理论，人们因此甚至就必须提出另一种同样任意的理论，即所有这些个体都有超自然的起源，因为人们根本不理解它们的自然产生方式？过去有人以力学的方式解释过产生自己同类的发酵能力吗？尽管如此，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没有涉及一种超自然的根据。
由于在这一场合，所有这样的有机产品的起源都被看做是完全超自然的，所以，尽管如此人们依然相信，当人们允许自然哲学家利用逐渐生长的方式时，还是给他留下了某种东西。不过要考虑到：人们由此并没有减少超自然的东西，这种超自然的产生无论是在创世时还是逐渐地在不同的时刻发生的，超自然的东西在后一场合并不多于在前一种场合，因为全部区别的结果并不是神的直接行动的程度，而仅仅是如果。但是，就那个自然的展开秩序而言，它并不是大自然的丰饶性的一个规则，而是一种没有用处的拐弯抹角的方法。因为由此一点也没有节省神的一种直接行动的程度。据此，似乎不可避免的是：要么对任何物种来说都把果实的形成直接归因于一种神的行动，要么承认对植物和动物最初的神性安排有一种适宜性，不仅在结果中按照自然的规律展开，而且真正地生殖出其同类。
我现在的意图仅仅是借此指出，人们必须承认自然事物具有比通常所承认的更大的可能性，按照普遍的自然规律产生其结果。
所有从上帝的作用出发认识上帝的存在的方式，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要么人们通过感知到打断大自然的秩序并直接表现着大自然所服从的那种力量的东西来达到这种认识，这种信念是由奇迹引起的；要么大自然偶然的秩序把人引向神性的创造者，而关于大自然的秩序，人们清楚地知道它以别的许多仍然表现出伟大艺术、力量和美善的方式都是可能的；要么第三种，在大自然中感知到的必然的统一性与事物符合伟大的完善性规则的本质性秩序，简而言之，大自然的合规则性中必然的东西，把人引向一个最高的本原，它不仅是这种存在的最高本原，而且甚至是所有可能性的最高本原。
如果人们完全变得粗野，或者一种顽固的恶蒙蔽了他们的眼睛，那么，似乎惟有第一种手段才有一些力量，将人们引向最高存在者的存在。与此相反，一个高贵的灵魂的正确考察在大自然的秩序所呈现的如此众多的优美与合目的的结合中所发现的证据，足以从中得出拥有伟大智慧和力量的存在者，而对于这种信念来说，如果它对于有德的行为是足够的，也就是说，如果它在道德上是确定无疑的，通常的知性概念就够了。关于第三种推论方式，必然要求世俗智慧，而且也只有一种较高程度的世俗智慧，才能够以与真理的伟大相符合的清晰性和信念，达到上述那个对象。
后两种方式人们可以称之为自然神学的方法；因为它们两个都指示着从对大自然的考察出发上升到对上帝的认识的道路。
迄今为止常见的自然神学方法的主要特征在于：首先，根据其偶然性恰如其分地把握完善性与合规则性，然后根据里面所有合目的的关系指出艺术的秩序，以便从中推论出一个睿智的、美善的意志，但在此之后又通过附加的对作品之伟大的考察，把创造者无法比拟的力量的概念与此统一起来。
这种方法是出色的：首先，因为信念完全是感性的，从而是非常生动的、受人欢迎的，据此也是通常的知性易于领会的；其次，因为它比任何一种别的方法都更为自然，毫无疑问每一个人都首先从它开始；最后，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关于值得敬拜的存在者的崇高智慧、关怀或者还有力量的概念，这个概念充实着灵魂，拥有最大的力量来对惊诧、谦恭和敬畏发挥作用。 [3] 即便是对于哲学家来说，这种证明方式也比别的任何一种方式实用得多。因为哲学家虽然在这里没有为自己的研究知性或者冥思知性发现确定的、抽象的神性理念，确定性自身也不是数学的而是道德的，但却有如此众多的证据，每一个都具有如此重大的印象，它们支配着他的灵魂，而思辨则以某种信任从容不迫地紧随着已经获得位置的信念。很难有人敢把自己的全部幸福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证明自以为是的正确性上，尤其是如果它与生动的感性劝说相悖的话。不过，由此产生的信念的力量，恰恰因为它是如此感性的，也就如此确立起来并不可动摇，以至于它并不担心下结论和作出区分的危险，并且对于钻牛角尖的指责远远地置之度外。尽管如此，这种方法仍有自己的错误，这些错误虽然本来只能归因于使用这种方法的那些人的行事方式，但却是足够重大的。
1.它把大自然所有的完善、和谐和优美都看做是偶然的，看做是凭借智慧的安排，但它们中间的许多都以必然的统一性出自大自然最根本的规则。在这里最有损自然神学意图的东西在于，自然神学把自然完善性的这种偶然性看做是对证明一个睿智的创造者来说极其必要的，因而世界上的事物所有必然的协调一致对这一前提条件来说都成为危险的异议。
为了确定这种错误，请注意以下的内容。人们看到，作者们是怎样按照这种方法致力于使植物界和动物界富含无数终极目的的产物不仅脱离偶然性的力量，而且也脱离按照物质自然界最普遍规律的力学必然性。在这方面，他们一点也不会感到困难。在他们这一边的理由真是太明显了。然而，当他们从有机自然转向无机自然时，他们依然坚持这同一种方法；但在这里，他们却发现自己几乎任何时候都由于事物变化了的本性而受到无法回避的困难的束缚。他们还总是谈到伟大的智慧把大气圈如此之多的有益属性统一起来，谈到云、雨、风、晨昏等等，就好像使空气产生风的那种属性与使空气拉升蒸汽或者在高空变稀薄的属性是借助一种睿智的选择统一起来的，如同对一个蜘蛛来说，它用来盯视自己猎物的不同眼睛与蛛丝穿过纺管一般从中抽出的丝腺，与它将蛛丝黏粘在一块儿或者攀附其上所用的灵巧肢足或者还有其足突，都在一个动物身上结合起来一样。在这后一种场合里，统一性对于所有被结合起来的益处来说（就完善在于这种统一性而言）显然是偶然的，可以归因于一种睿智的任意，而与此相反，它在前一种场合里却是必然的；而只要上述益处的适宜性被归因于空气，另一种益处就不能与它们分离开来。正是因为人们除了借助智慧的机制之外，不承认判断大自然的完善性的其他任何方式，所以任何一种广泛的统一性，如果它明显地被视为必然的，就将构成一种危险的异议。我们马上就将看到，按照我们的方法从这样一种统一性出发仍然可以推论到一种神性的智慧，但并不至于让它派生自作为其原因的睿智选择，而是派生自一个最高的存在者里面的这样一个根据，这个根据同时必定也是它里面的一种伟大智慧的根据，因而是派生自一个睿智的存在者，但并不是通过它的智慧。
2.这一方法并不足以就是哲学的，而且还经常阻碍哲学认识的传播。某种自然机制一旦是有益的，它通常就被直接从神的意志的意图出发，或者借助一种特别由艺术安排的自然秩序来解释；要么是由于人们曾经牢记，大自然的结果按照它们最普遍的规律不能够以这样的协调为结局，要么是即便人们承认它们也有这样的结果，也还是把世界的完善归因于一种盲目的偶然，由此也就错认了神性的创造者。因此，在这样一种场合就给自然研究设定了界限。地位降低了的理性很乐意放弃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它把这样一种研究看做是多管闲事，而成见也就更加危险，因为它借口虔诚与合理地服从所有智慧都必然在其认识中统一起来的伟大的创造者，而使懒汉对于不知疲倦的研究者享有优先权。例如，人们讲述山脉的用处，这样的山脉有无数个；而一旦人们举出相当多的益处，并且在它们中间把人类不能缺少的那些益处综合起来，人们也就相信有了理由把它们视为神的直接设置。因为它们被看做是出自普遍的运动规律的结果（因为人们根本不去猜想它们应当与优美的、有益的结果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必定是偶然的），按照他们的看法这就叫做让人类的一种本质性的长处取决于盲目的偶然。对地球上河流的考察也是类似的情况。如果人们听从自然神学的作者们，那就会去想象，它们的河道都是由上帝开凿的。如果人们通过把每一座个别的山脉或者每一条个别的河流都看做是按照普遍的规律无法实现的上帝的特殊意图，从而可以说是虚构出上帝要使用其特殊措施的手段，以便从中得出这种个性的结果，那么，这也不是哲学思维。因为按照本章第三个考察里面所指出的，诸如此类的产物尽管如此依然是超自然的；甚至，由于它不是按照大自然的秩序（因为它只是凭借独特的安排作为惟一的事件产生的）就可以解释的，所以这样一种判断程序就是建立在关于大自然自身的优先权颠倒了的观念之上的，尽管它必然被强制性地引向一个个别的实例，按照我们所有的知识这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转弯抹角的手段，而不可以被看做是智慧的一个程序。 [4] 当牛顿通过确实可靠的证明确信地球的形状就是所有被旋转运动改变了的重力方向所垂直相对的那种形状之后，他推论说地球在开始时是液态的，并且按照静力学的规律借助自转正好获得了这一形状。他和其他任何人都同样清楚地知道一个天体变成球体所蕴涵的好处，也知道为预防绕轴自转的不利后果而极为必要的扁率。这些全都是配得上一个睿智的创造者的安排。尽管如此，他毫不犹豫地把它们作为一种结果归因于最必然的力学规律，并不担心由此失去所有事物的伟大统治者。
因此，也可以有把握地猜测，他从未就行星的结构、它们的公转及其轨道的位置而言直接地求助于一种神的安排，他没有作出判断：此处一种力学的起源之所以不可能，并不是因为它们不足以达到合规则性和秩序自身，（因为，为什么他不担心前面提到的事例中的不适宜性呢？）而是因为天宇的空间是空荡荡的，没有一种行星相互作用确立其轨道的共同性在这种状态里是可能的。但如果他想到问一问：天宇的空间是否在任何时候都是空荡荡的，以及至少在初始状态，在这些空间也许相互联系被充满的时候，那些其结果自此以后保存下来的影响是否是可能的；如果他对这一远古的状态有一种持之有据的猜测的话，人们也就能够确信，他曾以一种与哲学相称的方式在最普遍的力学规律中寻找宇宙状态的根据，而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担心这种解释把世界的起源从创造者的手中转交给了偶然性的权势。据此，牛顿的著名例证不可以被懒惰的信任当做借口，来把草率地诉诸于一种直接的神的安排冒充为一种哲学风味的解释。
当然，由于大自然的无数安排按照最普遍的规律始终还是偶然的，所以除了希望它们这样而不是那样结合起来的那一位的睿智意图之外，毕竟，它们没有别的根据。但是，人们并不能反过来推论说：在一种自然的结合与符合一种睿智选择的东西一致的地方，它们按照大自然普遍的作用规律也依然是偶然的，是借助艺术的布置特意地设定的。就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而言经常发生的是，人们所想象的规律的目的是错误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除了这种失误之外还要蒙受一种损害，即错过起作用的原因，直接地坚持只不过是虚构出来的一种意图。此前，聚斯米尔希
自认为在这种神明天意中找到了为什么生男多于生女的根据，为的就是通过较大的男婴数字，来使这个性别由于战争和比另一个性别更危险的职业类型所蒙受的损失得到补偿。然而，通过后来的观察，正是这位细心而又理智的人得到了教训：男孩的这种过剩在童年时代就由于死亡而被如此取消，以至于到了前面提到的原因刚能够包含着损失的根据的年代里，男性的数字还要小于女性的数字。人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奇异的现象是可能服从于一个更为普遍得多的规则的一个事例，也就是说，人类较强壮的这一部分也在生殖活动中占有较大的份额，以便在双方的产物中使自己的性别占有优势，但与此相反，由于为此更多地要求某种拥有较大完善性的基础的东西也在发展中遇到所有属于该完善性之实现的事态，所以完善性较小的性别将比其完备性更多地要求各种理由汇聚的性别以更大的数字达到完备的程度。不过，无论这一规则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这里至少都能够说明：求助于道德的理由，也就是说，求助于从目的出发的说明，在还可以猜想自然的理由通过与普遍必然的规律相结合规定结果的地方，将妨碍哲学认识的拓展。
3.这一方法只能用于证明世界的联系和艺术性结合的创造者，但不能证明物质自身的创造者和宇宙构成部分的起源。这一明显的缺陷必然使所有仅仅使用这种方法的人们陷入被称之为更精致的无神论的失误的危险之中，按照这种失误，上帝在真正的意义上是被视为工匠，而不是被视为世界的创造者，他虽然安排和塑造物质，但却不生产和创造物质。由于我将在下一考察中权衡这种不足，在这里仅仅予以说明就行了。
此外，上述方法在任何时候都是既最符合人类知性的尊严也最符合其弱点的那些方法之一。事实上，在大自然中有无数的安排，它们最切近的根据必定就是其创造者的终极目的，而如果人们考虑那些直接地隶属于创造者的智慧的安排，这也是导向他的最易行的道路。因此，把自己的努力运用在补充它而不是攻击它，纠正它的错误而不是因此蔑视它，是合情合理的。下面的考察将用来实现这一意图。
就关于宇宙的一个神性的创造者的思想而言，再也没有比打算把一个重大而又丰饶的适宜性、有益性和协调一致的规则归因于大概如此的偶然更有害、同时也更不理智的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学说体系中原子的偏斜就是这样的东西。我没有在这种判断方式的荒唐性和明显的蒙蔽方面逗留，因为其他人已经充分地说明过它们，相反我注意到：在事物与合规则的联结的关系中被认知到的必然性、有益的规律与一种必然的统一的联系，与最偶然的、最任意的安排一样，提供着一个睿智的创造者的证据；尽管对他的依赖性在这一观点中必须以另外的方式来表象。为了恰如其分地认识这一点，我要说明的是：秩序和多种多样有利的协调一致在根本上标志着一个聪慧的创造者，甚至在人们想到这种关系对事物来说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之前就是如此。按照通常的健康理性的判断，世事变迁的顺序或者一个有可能取代另一个的那种结合，虽然为偶然性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论据，但却少有使知性猜测一个创造者的作用。这就要求有哲学，即便是哲学的应用，在这种场合也是错综复杂、难以把握的。与此相反，重大的合规则性和协调一致在多声部的和声中令人生疑，而没有一个聪慧的创造者，通常的理性自身决不会认为它们是可能的。适宜性的这一个规则可能在本质上已经包含在另一个规则之中，或者任意地与之结合在一起，这样人们就认为秩序与合规则性要么出自偶然、要么在诸多拥有自己各不相同的存在的事物中也出自自身而成立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聪慧的根据，广泛的和谐就其可能性而言从来没有被充分给出。在这里，马上就表现出人们应当如何根据其起源来判断完善性的方式之间的一个重大的差别。
自然界中的秩序如果被看做是偶然的、出自一个聪慧的存在者的任性的，它就根本不是证据，证明即便自然界在这样的秩序中按照智慧结合起来的事物，也是从这一创造者获得其存在的。因为惟有这种结合，才是以一个聪慧的计划为前提条件的；所以，就连亚里士多德和许多其他古代哲学家，也都不从神明派生出物质或者自然界的材料，而是仅仅派生出形式。也许只是从启示教给我们世界对上帝完全的依赖性以来，世俗智慧也才作出应有的努力，把构成自然界原材料的事物自身的起源，看做是某种没有一个创造者就不可能的东西。我怀疑有人在这方面成功过，而且我在上一章列举了我的判断的根据。至少，世界各部分偶然的秩序如果表示一个出自任性的起源，就根本不能对这方面的证明有任何助益。例如，就一个动物的结构而言，感性感知的肢体与任意运动和生存部分的肢体如此艺术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一旦有人被引导忽视一个将组合成动物躯体的物质置入如此卓越的秩序之中的睿智创造者，人们必定要冷嘲热讽（因为一个人不会如此缺乏理智）。由此根本不能得出更多的东西。这种物质自身就是永恒的和独立的，还是也是由同一个创造者创造的，这一点在此仍悬而未决。但是，如果人们认识到，并非所有的自然完善性都是艺术地结合起来的，相反，具有重大裨益的规则也以必然的统一性结合在一起，而这种可结合性就蕴涵在事物自身的可能性之中，那么，所作出的判断就会截然不同。鉴于这种认识，人们应当作出什么判断呢？没有对一个睿智的创造者的依赖，这种统一性、这种丰饶的协调一致是可能的吗？如此巨大的、多种多样的合规则性形式上的东西不允许这样。然而，由于这种统一性的理由仍然就在事物的可能性之中，所以就必须有一个睿智的存在者，没有它，这些自然事物自身就是不可能的，它作为一个重大的根据，如此众多的自然事物的本质在它里面统一成如此合规则的关系。但在这种情况下显而易见的是，不仅这种结合的方式、而且事物自身也都只是凭借这一存在者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只能作为它的结果来实存；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清楚地认识大自然对上帝的依赖性。如今要问的是：这些物种究竟是怎样依赖于这样的存在者，可以让我由此出发理解与智慧的诸规则的协调一致？我的答复是：它们依赖于这一存在者中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由于包含事物可能性的根据，从而也就是它自己的智慧的根据；因为后者在根本上是以前者为前提条件的。
但无论是所有事物本质的根据，还是智慧、美善和权柄的根据，就根据的统一性而言，必然是所有的可能性都与这些属性和谐相处。
我在下面作一简要的总结：由于普遍的自然规律对神性存在者的依赖，凭借对它们的丰饶性的信任的引导，
1.人们在这样一些以一种必然的统一性除其他相当多的后果之外还与这些结果的产生相关的普遍规律中，寻找甚至最有利的状态的原因。
2.人们在各种不同的有益性于一个根据里面的这种结合中发现了必然的东西，因为不仅为了从中推论出对上帝的依赖性的方式与真正关注艺术的和选拣的统一性的方式不同，而且也是为了把按照持久必然的规律得出的成果与大致的偶然区分开来。
3.人们不仅在无机自然界中，而且也在有机自然界中猜测一种更为重大的必然统一，如同其显而易见的那样。因为即便就一个动物的结构来说也可以猜测：只用一次安排就可以有一种丰饶的有益性，来造成诸多有利的结果，而我们一开始会认为为此需要许多特殊的安排。注意到这一点，不仅非常符合哲学，而且对自然神学的推论也是有利的。
4.人们利用明显是艺术的秩序，为的是由此推论出一个创造者的智慧来作为根据，而利用自然规律中的本质性的和必然的统一，则是为了由此推论出一个睿智的存在者来作为根据，但并不是借助它的智慧，而是借助它里面与这种智慧必然和谐一致的东西。
5.人们从世界偶然的结合推论到宇宙如何拼合起来的方式的创造者，但从必然的统一推论出同一个存在者，作为甚至物质和所有自然物的基本材料的创造者。
6.人们凭借能够说明在力学上或者也在几何学上必然的东西与整体之最佳状态协调一致的普遍规则，把这一方法扩大化，并且毫不犹豫地在这一观点中衡量空间的属性，从空间广大的杂多中的统一性出发阐明上述基本概念。
我想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上述方法。地球的山脉是地球上最有益的状态之一，而伯内特
认为，比起作为我们罪过的惩罚的荒野，它们并不是更好的东西，毫无疑问这是没有道理的。按照自然神学通常的方法，人们罗列了这些山系广泛的益处，据此，它们被看做是凭借一种智慧为了如此多种多样目的的用途而作出的神的安排。按照这样一种判断方式，人们将得出如下思想：普遍的规律如果没有在这一事例上作出的独特的艺术的安排，就不能造成地面上的这样一种形状，而诉诸全能的意志，则要求研究的理性恭敬地保持沉默。与此相反，按照一种更好地受到教育的思维方式，这种自然设施的益处和美根本不是忽视物质普遍的和单纯的作用规律、以便不把这种状态视为它们的附带结果的理由。也许很难澄清：地球的球体形状是否根本不比使它的表面偏离这种均匀的圆形的那些起伏不平具有更为明显的益处和更为重要的结果。尽管如此，每一个哲学家都毫不犹豫地把它们视为世界最古老时期最普遍的静力学规律的一种结果。为什么不平和凸凹不同样属于这样一些自然的、非艺术的结果呢？看来，对于每一个大的天体来说，它逐渐地从液体过渡为固体时的状态都必然地与宽广的洞穴的产生紧密结合；当它那内部还是液态的团块的最轻的物质——其中也有空气——随着逐渐的分离上升到它已经变硬的外壳之下时，在这外壳下面就必然有这样的洞穴；由于这些洞穴的宽广必然与天体的大小成正比，固态拱顶的塌陷也将同样地宽广。甚至一种合规则性，至少是这些起伏不平的链环，就这样一种产生方式来说似乎也并不陌生、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人们知道，在一大团混合物中轻物质在某个地方的上升对混合体的相邻部分的上述运动是有影响的。我不在这种解释方式上耽搁很多时间了；在这里，我也无意于就这种解释方式而言表示些许顺从，而是只打算借助它而对判断的方法作出简短的说明。
地球的全部大陆都以一种非常有益的方式贯穿着江河的河道来作为河床。但在所有的大陆上也都有如此众多的起伏不平、山谷和平坦的地区，以至初看起来似乎不可避免的是，江河之水流淌的河道都肯定是特别地建造和安排的。若不然，按照其他地方的无规则性，从高处奔流而下的水必然四处泛滥，淹没许多平地，在山谷形成湖泊，使陆地不是风景如画、井然有序，而是一片荒野、不可利用。谁会不在这里感受到一种必要的非常安排的宏大形象呢？然而，关于江河成因的所有自然研究都会被一种假定的超自然安排终止。与此相反，由于我并不让这种合规则性把自己搞糊涂，并不马上在普遍的力学规律的领域之外期待它们的成因，所以我遵循观察，以便从中得出关于这些江河的产生方式的某种东西。我发现：许多江河的河床至今仍在拓宽，它们加高自己的河岸，直到自己不再像过去那样淹没周围的陆地。我意识到，所有的江河过去确实就像我们担心它们没有一种非常的安排就必然会发生的那样泛滥成灾；我由此得出：当时没有发生任何这样的非常的安排。亚马孙河在数百英里长的河段显示出清晰的痕迹，表明它过去并没有受限制的河床，而是必然地大量淹没陆地；因为两边的土地直到很远都像湖泊一样平，而且是由淤泥构成的，在那里一颗小石子就像一颗宝石那样罕见。就密西西比河来说，人们可以发现同样的情况。此外，尼罗河和其他江河特别表现出，这些河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延长了许多，而在江河由于邻近海洋漫过平地而显然有自己的入海口的地方，江河逐渐地扩大自己的河道，继续沿着延长了的河床流淌。但在这种情况下，在得到经验的指点之后，我相信可以把所有江河河道形成的过程追溯到以下的简单理由。从高处奔流而下的泉水或者雨水最初按照土地的斜坡无规则地流动，注满了一些山谷，漫过一些平坦的地区。然而，在流动最快的地带，水就由于速度而不能顺利地沉积自己的淤泥，而是与此相反，更经常得多地让淤泥向两边沉积，这样就加高了河岸，而最湍急的水流就有了自己的河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水的注入自动减少的时候（出自地球历史的专家们周知的那些原因，这在时间的进程中是必然要发生的），江河就不再漫过它自己给自己修建的河岸了，从混乱的无序中就产生出合规则性和秩序。人们明显地看到，直到这个时代，特别是在作为江河最年轻部分的入海口处，这种情况还在发生，而且完全就像按照这一计划，淤泥的沉积在邻近江河一开始漫过其新河岸的地方必然比远离它的地方更为经常一样，人们也还可以觉察到，确实，在江河流过平原地区的许多地方，江河的河道比周围的平地还要高。
有一些普遍的规则，大自然的结果遵循它们发生，它们可以为力学规律与秩序和协调一致的关系提供一些解释；其中之一就是：运动和阻抗的力相互作用之久，一直到它们相互提供最小的障碍为止。这一规律的根据是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来的：惟有其结果与合规则性的关系，才令人惊赞地详尽而伟大。外圆滚面，即一种代数曲面，就具有这样的本性：牙状物和柱状物在按照这种本性被打磨掉棱角之后，相互之间所承受的摩擦就极小了。著名的凯斯特讷
教授先生在一个地方提到：一位经验丰富的矿山专家曾就长期使用的机器向他指出，这种形状确实是由长期的运动磨成的；这是一种以相当错综复杂的设计为基础的形状，它因自己所有的合规则性而成为大自然一种共同的规律的一个结果。
为了从简单的自然作用出发引证某种由于服从上述规律从而自身展示着一种合规则性的端倪的东西，我提出河流的一种作用。由于大陆所有地区的陡坡有巨大的差异，所以可以预料，在这种斜坡上流动的江河偶尔会有落差大的急流和瀑布，它们虽然罕见，但却毕竟是出现了一些，并且包含着一种巨大的不合规则性和令人不喜欢的东西。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可以猜测）在最初的狂野状态中诸如此类的瀑布是常见的，但坠落的力量仍然翻起和冲走松动的土壤，乃至一些尚未变得足够坚硬的岩石，直到江河使自己的水流降低为相当平缓的斜坡，因此在还有瀑布的地方，河底都是岩石的，而且在许多地区江河都是在陡峭如削的两岸之间流动，也许是它自己在两岸间为自己凿出了深邃的河床。几乎所有的江河在其流程的绝大部分都不超过相当缓和从而可以通航的速度，人们认为这是非常有益的。尽管在开始时，几乎不能单独地无须特别的艺术就预期这些江河所流经的土地的非常不同的陡峭度会造成上述情况，但很容易就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流逝必然自动地出现某种速度，无论陆地的地基多么陡峭，只要它是松动的，江河就不能轻易地超越这一速度。因为它们将如此长久地冲刷这地基，深入进去，在一些地方降低、在另一些地方加高其河床，直到它们在上涨时从河底裹挟走的东西与它们在较和缓地运动时使之沉积的东西差不多相等时为止。强制性的力量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如此之久，直到速度达到适度的程度、而推动与阻抗的相互作用达到相等时为止。
大自然为同一件事物就多种多样的利用而言的广泛有益性提供了无数的例证。把这些好处立刻视为目的，视为包含着其原因为什么由神的任性在世界中予以安排的那些动因的成果，这是错误的。除了其他的好处之外，月亮还造成了这样的好处，即落潮与涨潮借助在海峡和陆地附近的海流而使船逆风或者无风行驶。借助它和木星的卫星，人们找到大海的经度。出自所有自然王国的产品，每一种都具有巨大的益处，其中一些人们也在予以利用。假如有人像通常发生的那样，把所有这一切都算作神的选择的动因，由于木星卫星的好处而诉诸创造者的安排，这安排想由此给人提供一种确定各个地方的经度的手段，这是一种荒唐无稽的判断方式。人们要提防，别把某个伏尔泰式的嘲笑
合情合理地揽到自己头上，让他以类似的口吻说：你们看，我们为什么有鼻子；毫无疑问是为了我们能够把眼镜架在上面。凭借神的任性，尚未得出充足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恰恰这些仅仅为达到一个目的所必需的手段，在许多其他关联中也是有益的。在所有被造物的本质中普遍存在的这种值得惊赞的共同性，即它们的本性彼此并不陌生，而是在多重的和谐中相互联结，自动地彼此适应，并在其本质中包含着一种达成总体完善的广泛的必然统一，这就是如此多种多样的益处的根据；人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方法把这种益处视为一个最高的睿智创造者的证据，但不可以在所有的场合都视为由特殊的智慧为了特殊的附带好处而与别的结合起来的安排。毫无疑问，即便从来没有因为发明望远镜而将木星的卫星用于测量经度，木星为什么拥有卫星的动因也是完备的。被视为附带结果的这些用途仍然一起被考虑，为的是由此看出万物创造者无可测度的伟大。因为除了千百万其他类似的方式之外，它们是甚至在事物的可能性中把创造的各个看起来彼此毫不相干的部分统一起来的那个伟大链环的证据；若不然，人们也就不能在任何时候都把一种任意安排的成就所带来的、创造者所认识并包括在其意旨中的好处而算做这样的选择的动因，即便无视这样的附带结果，这些动因也已经是完备的。毫无疑问，水具有保持水平的本性，并不是为了人们能够在水中映出自己。如果人们想用理性来作出判断，那么，诸如此类被观察到的益处根本不能按照流行的有限自然神学方法被运用于人们在这里所注目的意图。只有我们试图赋予它的附加物，才能使这样一些积累起来的观察真正地成为所有事物普遍地从属于一个最高的睿智存在者这一重要推论的根据。如果你们把自己的意图尽你们所能扩展到某个造物在上千种关系中至少就其可能性而言所展示出的无法测度的用途（仅仅一棵椰子树就给印第安人创造出无数的用途），那么，你们就在这些关系中把相距最远的创造环节彼此联结起来了。如果你们恰如其分地惊赞直接艺术的安排，那就不要忘了也在被创造事物的可能性与普遍的和谐所拥有的丰饶关系和如此多种多样的美的纯朴次序的美好景象中惊赞和崇拜这样一种力量，在这种力量的永恒基本源泉中，事物的本质显得仿佛是为一种杰出的计划作好了准备。
我在前文中曾经说明，在世界上的事物中间，就它们给予相似、类似、平行以及随便怎么称谓的东西的理由而言，必然存在着的重大的对立关系，理应不被完全轻率地予以忽视。我不再纠缠于这种东西在幽默游戏方面的、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想象出来的应用，我觉得，即便是对于哲学家来说，这里也蕴藏着重要的反思对象，即在某一个齐一性的共同根据中，非常不同的事物的这种协调一致怎能如此之大、如此详尽，同时却又如此之精确。这种类比也是我们的认识的非常必要的辅助手段，数学自身提供了这种辅助手段。我不再列举例证，因为值得担忧的是，按照诸如此类的相似如何被感觉到的方式，它们并不对任何别的知性都有同样的作用，而我在这里插入的思想毕竟是不完备的，还不是可以被充分理解的。
如果有人要问，对于几何学家所研究的空间的诸多关系中的巨大统一性，人们究竟可以有一种什么样的应用，我猜想，关于数学客体的统一性的普遍概念也可以使人认识大自然中统一性和完善性的根据。例如，在所有的图形中间，圆形是同样的周长围起可能最大的空间的图形，而这样的周长之所以能够包围这样的空间，只不过是因为在这里毫无例外地有一种此圆周与中心的距离方面的精确相等。如果一个图形是由直线围起来的，那么，就周边与中心的距离而言，可能最大的相等就只有在不仅各角上的点与这一中心的距离彼此完全相等、而且从这一中心到各边所作的垂线也彼此完全相等的情况下才能成立。由此就产生一个正多边形；而且借助几何学已经表明，在周长相等的情况下，边的数目相等的其他多边形所围起的空间在任何时候都将小于正多边形。就与一个中心的距离而言，还有一种也是最简单的相等方式，即只要多边形各角顶点与同一个中心的距离完全相等；这里就表现出，每一个能够与圆内接的非正多边形，在所有的非正多边形中所围起的空间是以同样的边所能围起的最大空间。除此之外，最后还有一种多边形，在它里面边的大小等于角顶点与中心的距离，也就是说正六边形，在所有的图形中它是以最小的周长围起最大的空间、以至它同时是与其他同样的图形拼接时外部不留下任何缝隙的图形。在此，马上就出现了这种说明，即空间中最大与最小的对立关系取决于相等。而由于大自然通常提供了许多必然相等的事例，所以就最大与最小这样的对立关系的普遍根据而言，从上述几何学的事例中得出的规则，也就能够被运用在对大自然中节约规律的必然遵循中。就此而言，在碰撞规律中任何时候都必然有某种相等：在碰撞后，如果两个物体是非弹性的，那么它们的速度就在任何时候都是相等的；如果它们是弹性的，那么它们就由于弹性力而被撞得总是相等，并且是借助碰撞发生所借助的那种力量，两个物体的重力的中心就其静止或者运动而言根本没有因为碰撞而被改变，等等。空间的各种关系是如此无限地多种多样，但仍然允许如此确定的一种认识和如此清晰的一种观察，以至它们就像已经经常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出色地当做认识的符号（例如表达幸运时的期待）那样，从而也能够提供从最简单和最普遍的根据出发认识当然是必然的作用规律——如果它们取决于关系的话——中的完善性规则的手段。
在结束这一考察之前，我想列举对世界上出现的完善现象——如果人们把它们都归在上帝之下来考察——的各种哲学解释方式的不同程度；我从哲学尚属隐蔽的那种方式开始，而以哲学已经表现出其极大努力的那种方式结束。我说的是秩序、美与适宜，它们都是把世界上的事物以一种符合世俗智慧的方式归属于一个神圣的创造者的根据。
其一，人们可能把大自然进程中的一个个别事件看做是某种直接产生自一个神的行为的东西，而哲学在这里的事务，则无非是提出这种特别的依赖性的一种证据。
其二，人们把世界上的一个事件看做是世界的力学从创造以来就当做一个个别事例特别关注的事件，例如在不同的现代人的思想体系
看来的世界大洪水。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事件同样是超自然的。上述世俗智者在这里所利用的自然科学只不过效力于指出他们自己的机敏，并且虚构出某种按照普遍的自然规律也许会发生的事情，而这种事情实现的结果就是前定的特别事件。因为若不然，这样一种方法就不符合决不以炫耀无用的艺术为目的的神性智慧；例如，如果一个人在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他直接地开炮的时候要用定时装置安排射击，使大炮在规定的时刻凭借自动的巧妙装置开火，人们就会指责他的这种无用艺术。
其三，如果大自然的某些部分被视为从创造以来就持久存在的、直接出自伟大的大师之手的一种安排，而且是一个个别的事物、不是作为一种遵循某个恒常规律的秩序引入的安排的话。例如，如果有人断言上帝在万物之始就直接安排好了山脉、江河、行星及其运动的话。毫无疑问，由于大自然的一种状态必然是事物的形式以及质料直接依赖于上帝的初始状态，所以这种判断方式就此而言有一种哲学的根据。然而，由于在审视自然事物按照普遍的自然规律所拥有的适宜性之前，就因为一种安排有益且有序而把它直接地归之于创造活动，这种做法未免过于草率，所以这种判断方式就此而言仅仅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哲学的。
其四，如果人们在恰如其分地认识大自然按照一般的规律所具有的不足之前，就把某种东西归之于大自然的一种艺术秩序的话，例如，如果人们由于一般的机械力量包含的某种东西中的秩序与美也许是显而易见的，就从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出发来解释它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每一个别的动物或者植物都直接地隶属于创造，那么，与除了一些直接被创造的东西之外而把其他的产物按照一种繁育能力（不仅仅是成长能力）的规律归之于被创造的东西相比，这种判断方式的哲学因素就更小，因为在后一种场合是更多地按照大自然的秩序来作出解释；就此而言大自然自身的不足必然会得到清晰的证明。但是，属于哲学解释方式的这一程度的，还有将世界里面、而不仅仅是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里面的安排从艺术的、为了一种意图起见确立的规律引申出来的每一种做法。
例如，尽管始终都可以猜测，雪和北极光是以必然的统一性从其他规律出发的非常合适的一个附带结果，但人们却这样谈论它们，就好像产生这二者的大自然秩序是为了格陵兰岛人或者拉普人（为了他在长夜中不至完全在黑暗中）起见而引入它们似的。如果人们把对人的一些益处说成是神的一种特殊安排的根据，例如森林和田野绝大多数都被绿色覆盖，乃是因为这种颜色在所有颜色中具有中庸的强度，为的是以温和的风格保护眼睛，那么，人们几乎就会在任何时候都处在上述错误的危险之中。对此人们可以提出异议说，戴维斯海峡的居民几乎因雪而失明，必须求助于防雪盲镜。应予指责的不是人们寻找有益的结果并把它们归之于一位慈善的创造者，而是这些结果的发生所遵循的自然秩序被想象成为艺术的和与其他结果任意结合的，因为它们也许是与其他结果处于必然的统一之中的。
其五，如果对大自然的完善安排作出判断的方法，在任何时候都准备也容许超自然的事件，同时承认大自然的真正艺术的秩序，特别不让对益处和所有适宜性的旨趣妨碍自己在必然的普遍规律中寻找它们的根据，具备对统一性的保持的充分留意和对为此起见增多自然原因的数目的合理反感，那么，它所包含的真正世俗智慧的精神就最多。如果再附加上对能够解释以自然的方式无须特殊的安排就发生的东西与理性存在者的益处规则或者惬意规则的必然结合的根据的那些普遍规则的留意，而且人在这种情况下上升到神圣的创造者，那么，这一自然神学的判断方式就恰如其分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5]
天体的形状、天体运动并构成一个宇宙体系所遵循的力学，此外还有其轨道的位置在时间的进程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所有这些都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被以如此显著的清晰性和确定性所把握，以至人们再也不能举出任何一种别的认识，以如此无可怀疑地正确的方式、以这样的直观性来解释一种自然对象（这种自然对象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它的这种多样性）。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一点，在此就不应当也陷入一种猜测，即这种结构获得其开端并最初被赋予如今按照如此简单易懂的规律继续的运动那种自然状态，同样比也许我们通常在大自然中寻求其起源的绝大多数东西都更易于认识和理解。有利于这种猜测的根据是昭然若揭的。所有这些天体都是圆形的团块，就人们所知，没有组织和隐秘的艺术准备。牵引它们的力量就一切迹象来看是物质固有的一种基本力量，从而既不可以也不能够予以解释。它们完成其飞行所借助的抛掷运动以及这种运动被赋予它们所遵循的方向，连同它们团块的形成，是人们从中寻找最初的自然原因的最主要的东西，甚至几乎是惟一的东西：简单的、远远不像大自然其他大多数作用那样错综复杂的作用；对于后者来说，当它们恰恰相反，在这里以一种最易于理解的计划展现在眼前的时候，它们的发生所遵循的各种规律通常却根本不能以数学的正确性来认识。即使有一种幸运成功的如此之大的声望，除了像太阳系这样一个自然部分令人动心的庞大的印象，通常却也没有任何东西拦路了；在太阳系中，自然原因都是可疑的，因为它们的充分性显得太没有价值，并且与最高创造者的创造权利相悖。然而，同样，难道人们不能说出一个庞大的宇宙一旦存在、要继续保持其运动所凭借的力学吗？对其运动的全部保持都取决于一块被抛入空中的石头在其轨道运行所遵循的那种规律；一个简单的规律，富有各种极合规则的结果，并且值得将整个宇宙的维持托付给它。
另一方面，可以说，人们不能清楚地说明最不起眼的野草按照完全可理解的力学规律被产生所凭借的自然原因，而人们却敢于在宏观上解释一个宇宙体系的起源。不过，从前可曾有过一位哲学家，能够像解释天体的所有运动所遵循的规律那样，如此清晰并且在数学上确定地解释一株已经现存的植物中的生长和内在运动所遵循的规律吗？对象的本性在这里已经完全变了。在这里，庞大的、令人惊异的东西比微小的和值得惊赞的东西无限地更易于把握；一个行星的产生，连同它为循环运转而被抛出所凭借的抛掷运动的原因，从所有迹象来看要比仅仅一片雪花的产生更容易认识，或认识得更清晰；在一片雪花中，一个六角星精湛的正确性从所有迹象来看要比行星运行轨道的圆形更为精确；就雪花而言，各条射线与一个平面相关，与这些天体的轨道对其圆周运动的共同平面所作的相比，要正确得多了。
我将阐述按照普遍的力学规律解释宇宙大厦起源的尝试，不是关于整个自然秩序，而是仅仅关于构成大自然最原始基础的巨大质量及其轨道。尽管我的构思尚嫌粗糙，未精雕细琢，但我希望讲出一些能够促使其他人进行重要观察的东西。其中的一些在我看来具有对于较小的对象来说很少留有怀疑、只有比人们对普遍自然规律的信任更大的必要艺术的成见才能与之对立的一种可能性程度。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人们虽然没有找到本来所找的东西，但沿着这条路径却遇到了人们未曾猜想到的好处。即便是这样一种益处，如果它能够呈现在其他人的反思面前，即便是假说的主要目的消失在这里，也是一种足够的收获了。在这里将依照牛顿或者其后继者的学说以物质的普遍引力为前提条件。那些凭借形而上学的定义按照自己的鉴赏相信摧毁了机敏的人物从观察和数学推理方式出发得出的结论的人们，可以把以下的命题当做某种只是与本文的主旨略有渊源关系的东西跳过去不读。
6个行星连同其伴星在离一个共同平面不远、也就是说离太阳延长了的赤道平面不远的轨道上运动。相比之下，彗星则在离此很远的轨道上运动，并向四面八方越出这一关系平面。如果现在不是如此之少的、而是数千个行星或者彗星属于我们的太阳系，那么，黄道带就会显得是一个由无数星体照耀的区域，或者是一个在淡白的微光中消失的带子，其中一些较近的行星光芒相当可观，而远离的行星则由于成群结队且光线微弱，而仅仅表现出一种雾状的形象。因为就所有这些行星共同围绕太阳所做的圆周运动而言，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些行星处在这一黄道带的各个部分中，尽管另一些行星改变了自己的位置。与此相反，彗星则以所有可能的散布来覆盖这一明亮区域两边的天域。如果我们通过这一虚构作好准备，将我们的眼睛对准宇宙更为广阔的范围，那么，我们将确实地看到一个明亮的区域，其中各个星体虽然就一切迹象来看距离我们非常遥远，但却比其他地方更密集地向同一个平面聚集，而两边的天域却是由以各种方式散布的星体覆盖的。我所指的是银河，它非常精确地拥有一个最大的圆周的方向，一种值得集中所有注意力的规定性；从中可以理解，我们的太阳连带我们，共同处在众星体的那个最多地挤向某一个共同关系平面的集群之中；而在这里，类比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根据，可以猜测：我们的太阳也跻身于其中的这些太阳构成一个宇宙体系，这个体系在宏观上按照与我们的行星世界在微观上类似的规律而井然有序；所有这些太阳连同它们的伴星都会有其共同轨道的某一个中心，只是由于无法测定的距离以及其圆周运动漫长的时间，它们才显得根本没有改变其位置，尽管就一些太阳来说，确实已经观察到其位置的移动；这些巨型天体的轨道同样与它们不能远离的一个共同平面相关；而以小得多的集群占据其他天域的星体，则在这方面类似于我们行星世界的彗星。
从我觉得具有最大的可能性的这一概念出发，可以猜测，如果有更多这样比我们的太阳所属的、给处身在它里面的人造成银河现象的世界秩序更高级的世界秩序存在，那么，在宇宙空间的深处，它们中的一些看起来将就像是淡白的、发出微光的斑点，而如果另一个这样的恒星秩序的关系平面斜对着我们，看起来将就像是一些椭圆的形状，它们在一个小空间中从遥远的距离展示着一个恒星系，就像我们的银河的恒星系那样。天文学确实早就已经揭示了诸如此类的斑点，虽然人们对此形成的意见如在马保梯
先生关于星体形状的书中可以看到的那样，是非常不同的。
我期望，这一考察能够受到认真的考虑。这不仅仅是因为由此关于创造所形成的概念比它通常所能够做到的令人吃惊地动人得多（由于一大群数不清的与我们的太阳一样的太阳构成了一个体系，它的各个成员通过圆周运动而结合在一起，但这些体系也许又是数不清的，我们能够认识到它们中间的一些，它们自身又可能是一个更为高级的秩序的成员），而且也是因为甚至对邻近我们的各个恒星或者毋宁说缓慢地移动的太阳的观察，在这样一个概念的引导下，也许就能够揭示出一些如果没有某个研究计划就会不受注意的东西。
各个行星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围绕我们的太阳运动，而且都与一个共同的关系平面即黄道只有轻微的偏差，恰恰就像是受一种物质吸引的物体，这种物质由于充满了整个空间，而使自己的运动围绕一个轴旋转。各个行星都有朝向太阳的重量，而侧向运动的大小如果要使它们进入环形轨道运动，则必定具有一种精准的正确性；而且就像对于诸如此类的力学作用来说不能期待一种几何学的精确性一样，所有的轨道也都与圆周有所偏离，尽管偏离得不多。它们都是由物质构成的；按照牛顿的计算，它们离太阳越远，这种物质的密度也就越小，就像当它们在飘荡于其中的空间里由一种散布在那里的世界原始材料构成时，每一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发现的那样。因为就万物落向太阳的努力而言，较密品种的物质肯定比较轻品种的物质更多地涌向太阳，并更多地聚集在太阳附近，而后者的降落则由于自身的密度较小而更多地受到延缓。但按照布丰
的说明，太阳的物质在密度上差不多等于拥有所有行星质量之和的物质，这与一种力学意义上的形成也是一致的；按照这样的形成，在不同的高度上，行星是由不同种类的元素构成的，否则充实这一空间的所有其他物质都将降落到它们共同的中心即太阳上。
不顾这一点而要把诸如此类的结构直接交到上帝手中、却不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力学规律有所作为的人，被迫引证某种东西，而为了这种东西，他在此就把通常他在自然学说中并不轻易允许的东西看做是必要的。为什么众行星宁可朝一个方向而不朝不同的方向、宁可在一个关系平面的附近而不向所有的天域循环运动，他根本不能举出目的。天穹的空间如今是空荡荡的，就所有这些运动而言，它们互不妨碍。我很乐意得知，可能有一些隐秘的目的，它们是不能按照一般的力学来把握的，也没有人认识它们；然而，决不允许任何人在想将一种意见建立在它们上面时以它们为前提条件，却不能够展示它们。最后，如果上帝直接赋予各行星抛掷的力量，并布置它们的轨道，那么就可以猜测，它们不会在自身表现出在大自然的每一产品那里都可以遇到的不完善和偏离的特征。如果它们与一个平面相关是对的，那么就可以猜测，上帝会精确地照此来布置它们的轨道；如果它们接近于圆周运动是对的，那么人们就可以相信，它们的轨道将精确地变成圆周，而无法看出的是，为什么甚至在应当是一种神的直接艺术行动的东西那里，还必然剩留下最精确的正确性的例外。
出自最遥远天域的恒星世界的成员，即彗星，其运行是非常离心的。虽然它们的轨道偏离黄道带如此之远，但如果取决于神的一种直接行动的话，它们就同样能够以圆周轨道来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大胆地想象如此之大的离心性的益处，因为说一个天体，无论在哪个天域，总是在同样的距离上运动，总是具有符合这一距离的安排，这要比说它相对于距离的重大差异却有同样有益的安排更易于理解；至于牛顿所列举的优点，显然它们通常没有一点可能性，除非是在从前假定了神的直接安排的情况下，它们至少可以充当某种目的的一些借口。
把行星世界的结构直接地归属于神的意图，这种错误最清晰地表现出来，是在人们想为行星的密度与距离的增加成反比地下降虚构动因的时候。据说，各个太阳的作用是以这种规模下降的，而说凭借太阳的作用而变暖的天体，其密度也是按照这种比例确立的，这是很得体的。如今众所周知的是，太阳只作用到一个天体表面下的很小深度，因此，从太阳使该天体变暖的影响中并不能推论出该团块的密度。在这里，从目的出发得出的结论太过巨大。手段，即整个团块密度的减小，包含着安排对于目的的大小来说多余的、不必要的详尽性。
在所有的自然产生中，就它们的结果是协调、秩序和益处而言，虽然表现出与神的意图的一致性，但也表现出起源自普遍的规律的特征，这些规律的结果远远不止涉及这样一些个别的事例，而且依照它们，在任一个别作用中都自在地表现出这样一些不仅仅针对这一惟一产品的规律的一种混杂。为此起见，也出现了就一个特殊目的而言对可能最大的精确性的偏离。与此相反，一种直接超自然的安排，由于其实现根本不以出自物质更普遍的作用规律的结果为前提条件，也就不被它们特殊的混杂起来的附带结果所改变，而是精确地实现具有最可能的正确性的计划。在行星世界与共同的中心较为接近的部分里，更为接近完全的秩序和精准的准确性，而朝着系统的边界越过或者远离关系平面的两边，这种准确性却蜕化为无规则性和偏离，恰恰就像对一个具有力学起源的状态可以预料的那样。就神的一种直接安排而言，决不能遇到不完全地实现的目的，而是到处都表现出最大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就像人们除此之外在动物的结构那里察觉到的那样。
上面迄今所引证的一种力学起源的证据是如此重要，以至仅只它们中间的一些，就早已打动所有的自然研究者到自然的动力中寻找行星规定的原因了；这主要是因为各个行星在太阳围绕自己的轴旋转的同一个方向上作圆周运动，而且它们的轨道如此接近地与太阳的赤道平面相遇。牛顿是所有这些涡旋的伟大摧毁者；在他的证明之后，人们依然长久地像从著名的马兰
先生的例子上可以看出的那样，眷恋着这些涡旋。牛顿的世俗智慧的可靠的、令人深信不疑的证据明显地说明，像各行星在周围造成的涡旋这样的东西，在天穹是根本遇不到的，根本没有这样的液体流在这些空间里，甚至横穿所有这些轨道的彗尾也继续着它们那坚定不移的运动。由此肯定可以推论出：就像天穹的空间如今空荡荡的、无限稀薄一样，不可能有力学的原因给众行星加入圆周运动。然而，一旦所有的力学规律都消失了，并且通过一种大胆的猜测让上帝直接地抛出行星，以便它们与行星的重力相结合而作圆周运动，那就迈出了过大的一步，以至于他也不能再停留在世俗智慧的领域之内了。随即映入眼帘的是，还剩下一种场合使这种状态的力学原因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行星世界如今空荡荡的空间以前是充满的，以便造成经过我们太阳的引力占支配地位的这一区域的所有天域的运动力的共同性。
在这里，我可以指出可能使天体运动的原因得以成立的那种惟一性状，这对于为一个假说所作的辩护来说，是人们难得能够自夸的一种显著的情况。由于这些空间如今是空荡荡的，所以它们从前必定是充满的，否则作圆周运动的力的广泛作用就决不能成立。据此，这种四处散布的物质在此之后必定聚集到天体上来；也就是说，如果我更为仔细地考察，这些天体将由太阳系的空间中散布的基本材料构成，而构成它们的微粒在散布状态中所拥有的运动，对它们来说在结合之后还留在相互隔绝的质量中。自此之后，这些空间就是空荡荡的。它们不包含任何在这些天体中间能够有助于传递圆周运动的物质。但是，这些空间并不总是这样的，我们将察觉到如今不可能有任何自然原因成立的运动，但它们是大自然最早的原始状态的残留物。
我只想从这一说明再前进一步，以便接近这些巨大的质量的产生方式及其运动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概念，而把更为全面地填充微不足道的剪影的工作留给进行研究的读者自己。据此，如果构成太阳和受太阳强有力的吸引支配的众天体的材料散布在行星世界的整个空间，而在太阳的团块如今所占据的某个位置上物质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向它的普遍降落，而太阳体的吸引将随着其质量而增长。很容易就可以猜测，在微粒自身从宇宙大厦最遥远的天域的普遍降落中，尽管在所有的天域里密度多种多样，但密度较大的物质却将按照它们接近中心的程度聚集在较低的天域，那里一切都涌向共同的中心。因为只有最重种类的微粒才能有最大的能力在这种混沌中穿过较轻种类的混合体，以便极大地接近引力中心。在从这一区域周围以不同高度所作的降落中产生的运动里面，相互阻碍的微粒的阻抗决不可能如此完全相等，以至由此获得的速度不向某一边偏移而发生衍射。而在这种情况下，就表现出物质反作用的非常常见的一种规则，即它们如此持久地相互推动、相互操纵、相互限制，直到它们相互提供的障碍极小；据此，侧向运动最终必然统一为向着同一个区域的一种共同的自转。这样，构成太阳的微粒已经以这种侧向运动到达太阳，而由这种材料构成的太阳则必然有在同一个方向上的自转。
但是，从引力的规律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种作旋转运动的宇宙材料中，所有的部分都必然致力于穿过在其共同的自转中通过太阳中心、按照我们的推理与这一天体的赤道平面相会的那个平面，如果它们并不是已经处在这一平面上的话。据此，所有这些部分都主要是在太阳附近拥有延长了的太阳赤道平面附近的空间中的最大聚集的。最后，非常自然的是，既然各种微粒必然如此之久地相互阻碍或者相互加速，一言以蔽之，相互碰撞或者相互推动，直到一个微粒根本不再能够干扰另一个的运动，那么，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只有恰恰拥有它们在与太阳的距离中同引力保持平衡、以便每一个微粒都在自由运动中沿着同心圆旋转所要求的侧向运动程度的那些微粒保持着飘浮。这一速度是降落的一个结果，而侧向运动则是一种反弹的结果，这种反弹如此持久，直到一切都自动地顺应障碍最小的状态。其余不能达到这样一种精准的准确性的微粒，则必然由于逐渐减弱的运动而降落到普遍引力的中心，增大太阳的团块，太阳据此将拥有一种与处在它周围空间的其余物质的平均值差不多相等的密度；这样，按照上述的情况，它的质量必定远远超过以圆周围绕它保持飘浮的物质的集合。
在这种我觉得自然而然的状态中，既然散布的材料为形成不同的天体，首先在延长了的太阳赤道平面的一个狭窄的空间里，离中心越近则密度越大，并且到处都以在这一距离上为自由的圆周运动所要求的一种速度按照向心规律直到很远的地方围绕太阳旋转，如果人们在这里假定由这些微粒构成了诸行星，那么，可能不会发生错误的是，它们不应当具有这样一种离心力，凭借这种离心力，虽然因为它们是由不同高度上的微粒构成的，所以有所偏离，但仍然应当以非常接近圆的轨道运动。同样非常自然而然的是，在很高的地方形成的行星（在那里，它们周围的空间大得多，这种空间就使微粒速度的差别超过了行星被牵引向中心所凭借的力量），在那里也获得了比邻近太阳的地方更大的团块。与行星世界许多别的值得注意的现象的一致我就不谈了，因为它们是不言而喻的。
在星系最遥远的部分，尤其是在离关系平面很远的地方正在形成的天体，即彗星，不可能具有这种合规则性。在一切都结合成隔离的质量之后，行星世界的空间就成为空荡荡的。然而，在后来的时间里，还可能有此后任何时候都在天空中自由地以圆周轨道围绕太阳运动的微粒从这一关系域的最外边界降落：最稀薄的物质，也许就是构成黄道光的材料。
这一考察的意图，首先是为了举出我们前面的证明授权我们采取的方法的一个实例，也就是说，在这里要排除一种没有道理的担忧，就好像从普遍的自然规律出发对世界的伟大安排所作的任何一种说明，都会给宗教的恶意的敌人打开一个挺进宗教之堡垒的缺口似的。在我看来，上述假说至少拥有充足的根据，来邀请具有广博见识的人们对其中介绍的只是一个粗糙大纲的计划作一番详细的检验。哪怕人们通过相信从普遍的自然规律所能够得出的合规则性和秩序而作好了准备，只是给予自然的世俗智慧一片自由的天地，并且能够被打动，把一种解释方式——无论是这一种还是另外一种——看做是可能的、与对一位睿智的上帝的认识是协调一致的，那么，就与本文相关的而言，我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
此外，在涡旋，即如此之多的体系所喜爱的工具，被在大自然的领域之外放逐到弥尔顿的虚空外缘
之后，值得作出哲学努力的是，人们仍然理所当然地研究，是否不用虚构特别的力量，大自然自身就提供了某种能够说明众行星无一例外地朝向同一个天域离心运动的东西，因为另一种运动已经由向心力在作为大自然持久纽带的引力中提供。至少，我们所勾画的平面并不远离统一性的规则，因为即便是这种离心力，也像对于偶然的运动来说很得体的那样，被作为一个结果从引力派生出来，因为偶然的运动应当作为结果从物质即便在静止中也固有的力量中引申出来。
关于这一点我要说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体系虽然初看起来与我们的构思有类似之处，但就与推论出一个世界创造者的关系来说，却完全不同。在他们的体系中，运动是永恒的，没有创造者，作为如此之多的秩序的丰富源泉，碰撞是一种偶然和巧合，为此不存在任何根据。在我们的体系中，一个众所周知的、真实的自然规律，按照一个非常易于理解的前提条件，必然地导向秩序，而由于这里发现了一种以合规则性为结果的规定性根据以及大自然沿着协调和优美的轨道所获得的东西，人们就被导向了对一个根据的猜测，从这个根据出发，就可以理解与完美的关系的必然性了。
然而，为了再举另外一个实例来说明，引力的作用如何以必然的方式注定为在四散的元素的结合中产生合规则性和优美，我想补充一个对土星环在力学上的产生方式的说明；我觉得，这一说明具有人们能够期待一个假说所具有的那么多的可能性。只要人们向我承认：土星在最初的宇宙年代里被一个诸如在离太阳不太近的不同彗星上都可看到的那种大气层所包围，而且没有彗尾，云雾圈的微粒从这一行星（我们要承认它有一种绕轴自转）上升，随后云雾或者由于行星冷却或者出自其他原因而开始重新降落回行星，那么，就能够以力学的正确性得出其余的东西了。这是因为，由于所有的微粒都必然从平面上它们上升的那个点上获得了与这一位置相同的速度，以便围绕该行星的轴运动，因此所有的微粒都必然由于这种侧向运动而致力于按照向心力的规则围绕土星作自由的圆周运动。
但是，所有那些其速度并不恰恰具有凭借离心力正好与它们飘浮的高度上的吸引力达到平衡的程度的微粒，就必然地相互碰撞、相互减缓，直到只剩下那些能够按照向心规律以自由的圆周运动旋转的微粒围绕土星作圆周运动，而其余的则逐渐地降落回到土星的表面上。如今，所有这些圆周运动都必然穿过延长了的土星赤道平面，这对每一个知道向心规律的人都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最终土星过去的大气层剩余的微粒将围绕土星积聚成一个圆周状的平面，它占据了这一行星延长了的赤道，它的最外沿也由于在彗星那里规定大气层边界的同一个原因而被截断。自由运动的宇宙材料的这一外缘必然地成为一个环，或者毋宁说，除了环的形状之外，上述运动的结果不可能是别的形状。这是因为，由于它们都只能从土星表面上它们上升的那些点上获得其作圆周运动的速度，所以从土星赤道上升的那些微粒就必然具有最大的速度。由于在与中心的所有距离中，只有在一个距离上这种速度恰恰适宜作圆周运动，而在任何较小的距离上都太弱，所以在这个外缘中就必然能够从土星的中心出发画一个圆周，在这个圆周内部所有的微粒都必然降落到这颗行星的表面上，而在这个想象的圆周和它的最外沿的圆周之间所有其余的微粒（因而也就是包含在一个环状空间中的微粒）将继续自由飘浮着以圆周轨道围绕它运动。
在作出这样一番解析之后，人们就达到了给出土星绕轴自转的时间所凭借的那些结论，而且其可能性如同人们承认同时规定它们所凭借的那些根据一样大。这是因为，由于内沿的微粒所拥有的速度与土星赤道的一个点所拥有的一样大，此外这一速度按照引力的规律拥有作圆周运动应有的程度，所以人们就可以从土星卫星之一与土星中心的距离和环的内沿与土星中心的距离之比、此外从已给出的该卫星公转的时间得出微粒在内沿绕行的时间，从这一时间以及环的最小直径和该行星的直径之比得出后者的绕轴自转。这样，通过计算得出：土星必定以约5小时40分钟的周期绕轴自转；如果人们在这里考虑到与其他行星的类似性，这个结果与其他行星自转的时间显得非常和谐。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土星在开始时所拥有过的彗状大气层的前提条件是否能够得到承认，为了阐明自己的主要定理而从中得出的结论，在我看来都依然是相当可靠的：如果在它周围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云雾圈，那么，一个飘浮的环在力学上的产生就必定是从中得出的必然结果，因此，听凭普遍规律决定的大自然自身从混沌中产生，就以合规则性为目标。
所有这些考察的总和把我们导向一个最高存在者的概念；这一最高存在者在自身包含着只要由尘土制作的人们敢于将探索的目光投向对于被造的眼睛来说遮蔽着不可探究者的奥秘的帷幕背后就能够设想的一切。上帝是充足的。凡是存在的，无论是可能的还是现实的，都只是就凭借他被给定而言才是某种东西。一种属人的语言可以这样让无限者对自己说：我从永恒到永恒存在，在我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除非它凭借我而是某种东西。这一思想，这一所有思想中最崇高的思想，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没有被触及。在事物按照杰出的计划达到完善和优美的可能性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被看做是神的智慧的一个自身必然的对象，但自身却并不是出自这一不可理解的存在者的一个结果。人们把其他事物的依赖性仅仅限制在它们的存在上，由此就抽掉了对那个最高本性如此之多的完善的根据的巨大兴趣，并把它给予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永恒怪物。
惟一的一个根据造成诸多结果的丰饶性，各种物类在按照普遍的规律不会偶尔发生冲突地在一个合规则的计划中相互适应的协调和适宜，必须首先在事物的可能性中找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智慧才能积极去挑选它们。如果甚至这些可能性也不是在非依赖性的东西里面建立的，将会从另一个外来的根据出发为它设定什么限制呢？在这一可能性的领域里，不以某一个实存者为前提条件，却存在着统一性和丰饶的适宜性，由此具有最高程度的权柄和智慧的存在者在把那些外在的关系与自己内在的能力相比时发现自己有能力造就巨大的完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可理解的偶然呢？毫无疑问，这样一个表象决不再把善的起源毫发无损地交到一个惟一的存在者的手中。当惠更斯发明摆钟的时候，如果他想到这一点，他绝不会把构成摆钟完善性的这种齐一性完全归于自己；使得通过在它里面的自由降落而在同样的时间里画出小的和大的弧线成为可能的摆线本性，能够使这种实现仅仅受他的控制。从重力的简单根据出发，大量美好的结果也只不过是可能的，这一点，如果不是取决于通过现实的实施造成所有这些联系的人本身的话，将明显地减少和分担他对如此之多建立在惟一的一个根据之上的秩序诱人统一性和巨大规模的兴趣。
一旦我清晰而且轻而易举地看出原因对结果的充足性，对一个结果从一个原因产生所感到的惊赞就终结了。在这一基础之上，如果我把人的躯体的力学结构，或者毋宁说无论什么样的艺术安排，看做是全能者的一个作品，并且仅仅注意现实性，那么，就没有任何惊赞能够成立；因为很容易清晰地理解：那能够创造一切的，也能够创造这样一部机器，只要它是可能的。然而，无论人们为了更容易理解而怎样阐明这一点，总还是剩有惊赞的。因为哪怕是仅仅像动物的躯体这样的东西有可能，这也是令人惊异的。即便我能够完全认识动物躯体的所有弹簧和管道、所有的神经通道、杠杆和力学设施，也还总是剩有惊赞：如此多种多样的设施被统一在一个结构之中是如何可能的，为了一个目的进行的活动与为了达到另一个目的而进行的活动是如何配合得这么好的，此外同一种拼合是如何还有助于维护机器并重新纠正从偶然的伤害产生的结果的，以及一个人能够是一个如此精致的组织、并且虽然有如此之多的败坏理由却还如此之久地存续又是如何可能的。在我也最终告诉自己，如此之多的统一性与和谐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存在者，它除了诸多现实性的根据之外还包含着所有可能性的根据之后，这也没有取消惊赞的理由。因为人们虽然可以通过与人所做的事情的类比，对一个存在者如何可能是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原因形成一些概念，但却绝不能对它如何还包含着另一些事物的内在可能性的根据形成概念；看来，这一思想拔得太高了，以至于一个被造的存在者不可能够得上它。
如果我们按照其充足性来思考神的本性，它的这一高深概念就可以在我们直接缺乏裁决根据的关于可能事物性状的判断中充当一种辅助手段，从这种作为一个根据的本性出发推论到别的作为结果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是否能够发现一种在完善程度上没有终点的升华，因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一种自然秩序，在它之上不能再设想一种更为杰出的秩序；此外，即便我在这里承认一个最高的等级，是否也至少有一些不同的世界，它们不被任何世界所超越，在完善性上彼此完全相等。就诸如此类的问题而言，仅仅从对可能事物的考察出发就对某种东西作出裁决，是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我与神圣存在者相联系来考虑两个任务，并且认识到，一个世界相对于另一个世界所获得的选择优先权，没有在那个作出选择的存在者的判断中的优先权，或者干脆与这一判断相悖，就使人认识到它各种不同的能动力量的协调中的一种缺陷，而它的效用的一种不同的关系，没有各种根据中的一种成比例的差异，就使人认识到最完善的存在者中的一种弊病，那么，我就深信不疑地推论说：前述情况必然是虚构的和不可能的。因为我在作出人们看到的全部准备之后领会到：从预作前提条件的、人们仍然不能充分证明的可能性出发推论到最完善的存在者的一种必然的行为（这种做法具有似乎贬低最完善的存在者里面的最大和谐概念的性质），与从已知的、事物的可能性与神的本性必然具有的和谐出发，从已知最适宜于这一存在者的东西推论到可能性相比，人们所拥有的根据要少得多。因此我将猜测，在所有世界的诸般可能性中，不可能有这样必然包含着最高存在者的理性选择之中左右为难的根据的关系；因为正是这一至高无上的存在者，包含着所有这些可能性的终极根据，而在这些可能性中，除了与其起源和谐的东西之外，决不可能发现别的什么东西。
就连神的充足性的这个超越所有可能的和现实的东西的概念，与人们通常使用的无限者的概念相比，也是表示这一存在者的极大完善性的正确得多的表述。因为尽管人们可以任意地解释这后一个概念，就其原初意义来说，它也毕竟明显地是数学的。它表示一个量与另一个作为尺度的量的比例，这个比例大于所有的数字。因此，在本来的词义上，神的认识被叫做无限的，乃是就它相对来说与任何一种别的所谓的认识都有超越一切可能的数字的比例而言的。如今，由于这样一种比较把神的规定性与受造事物的规定性置于人们不能声称的一种同类性之中，此外也不能那么使人理解人们由此想得到的东西，即毫不减弱地拥有一切完善性，所以与此相反，人们在此所能够设想的一切，都共同存在于充足性的表述之中。无限性的称谓仍然是美的和真正美学的。对所有数字概念的超越拨动着灵魂，并由于某种左右为难而使灵魂感到惊异。与此相反，我们所推荐的表述更多地符合逻辑上的正确性。
[1] 参见拉依：《论世界的开端、变迁和衰亡》*。
*参见《康德全集》，第Ⅰ卷，444页及其注释。关于牙买加的地震，参见那里指出的出自1698年的德文译本，217页以下。——科学院版编者注
[2] 霉菌*与植物类似的形状打动了许多人，把它列入到植物王国的产品之中。然而，按照另一些考察更为可能得多的是，它表面上的合规则性不会妨碍把它像狄安娜之树**一样看做是出自共同的纯化规律的一个结果。
*康德大概联系到“约瑟夫·蒙图斯关于霉菌的论文。出自《波伦亚科学院备忘录》，第Ⅲ卷，148页”。《汉堡画报》，第ⅪⅩ期，563~587页，1757。参见其第ⅩⅩ期，582页以下。——科学院版编者注
**参见马保梯：《物理学的维纳斯》，第5版，125页，1748：“当我们把银币、硝酸、水银及水相混合，而这些材料的各部分相互组合并形成一种相似于树的植物，那么人们就不能拒绝称其为树（狄安娜之树）。”——科学院版编者注
[3] 当我特别想到人们在《汉堡画报》就可以看到的希尔博士*的显微镜观察，并且仅仅在一个水滴中就看到无数的动物种类，看到用毁灭性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强盗般的物种在致力于追捕别的物种时被这个水滴世界的更为强大的统治者摧毁时，当我在一滴物质中观看诡计、暴力和叛乱的场景，并由此抬眼仰望苍穹，看到无法测度的空间密布着各个世界和尘埃时，没有一种人类的语言能够表达这样一种思想所激起的情感，所有精致的形而上学分析也都远远不及这样一种直观所特有的崇高和尊严。
*希尔（John Hill，1716？—1775），原初是药剂师，在不同的领域里，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从事写作。著有《一般自然史》，伦敦，1748—1752。希尔的实验在1753—1758年公布，对于我们这段话来说是第13次实验：《汉堡画报》，233~290页，1757。——科学院版编者注
[4] 但愿在启示提供信息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神性的关系的事例中，哲学家们翻腾自己物理学知识多管闲事的做法有所收敛；因为这些知识对宗教根本没用，只不过使事情是否完全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而已变得可疑罢了；就像在人们把消灭辛那赫里布麾下的军队归因于萨米尔的风的事例中一样。哲学在这里就像在惠斯顿的理论*中那样，通常都陷入把天文学关于彗星的知识运用于《圣经》诠释的窘境。
*参见105页注释。——科学院版编者注
[5] 我就此只是想说，这必然是人类理性的道路。因为按照蒲柏的下述诗句，到那时谁依然还会提防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
走吧，给上帝睿智的统治秩序规定规则，
然后最终又返回到你自己本身，做一个愚人。
**参见蒲柏：《试论人》，布洛克斯翻译，35页，1740。引用不准确。——科学院版编者注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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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存在着一个上帝这一伟大真理的信念，如果它应当具有最高程度的数学确定性的话，就具有这一特点：它只能通过惟一的一条道路达到，并且给予下面这种观点以优先权，即诸般哲学努力就惟一的一个证据而言必须统一起来，以便纠正在解释这一证据时可能闯入的错误，而不是一旦确信在更多诸如此类的证据中作选择不可能时就抛弃它。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提请注意，人们必须牢牢盯住真正要实现的那个要求，即要证明的不是一个非常伟大也非常完善的第一因的存在，而是最高的存在者的存在，不是某一个或者多个这样的存在者的存在，而是惟一的一个最高存在者的存在，而且这一点不是仅仅凭借或然性的重大根据，而是凭借数学的明晰性证明的。
上帝存在的所有证据都只能要么从单纯可能者的知性概念、要么从实存者的经验概念获得。在第一种场合，要么是从作为一个根据的可能者推论到作为一个结果的上帝的存在，要么从作为一个结果的可能者推论到作为一个根据的神性实存。在第二种场合，又是要么从我们经验到其存在的东西推论到一个第一因、一个非依赖性的原因的实存，但借助解析这一概念推论到这一原因的神圣属性，要么从经验教导的东西直接推论，既推论到它的存在，又推论到它的属性。
如果应当从作为一个根据的单纯可能者的概念推论出作为一个结论的存在，那么，就必须通过解析这一概念才能在里面发现所说的实存；因为除了通过逻辑的分解之外，一个结果从一个可能者的概念中没有另一种派生。但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就必须像一个谓词那样包含在可能者里面。由于这按照第一章的考察一是绝不成立的，因此可以看出，对我们所说的真理的证明按照上述方式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们有一个建立在这一根据之上的著名的证明，即笛卡尔学派的证明。人们首先想象出一个可能事物的概念，设想所有真正的完善性都统一在它里面。于是人们认定，存在也是事物的一种完善性；因此，人们就从一个最完善的存在者的可能性推论到它的实存。同样，人们能够从每一件事物的概念，哪怕该事物仅仅被设想为自己的类的最完善者，例如仅仅从一个最完善的世界是可以想象的，就推论出它的存在。不过，我不参与对这种证明的那种在其他人
那里已经遇到过的反驳，而是仅仅涉及本文一开始就说明过的东西，即存在根本不是谓词，因而也不是完善性的谓词，所以从一个包含着诸多不同谓词的任意结合、以便构成某一个可能事物的概念的说明出发，决不能推论到这个事物的存在，因而也不能推论到上帝的存在。
与此相反，从作为结果的事物的可能性到作为根据的上帝的存在的推论就完全是另一种方式了。这里将研究的是，为了某物是可能的是否就必须以某种实存者为前提条件，以及少了它甚至就没有一种内在的可能性得以成立的那种存在，是否并不包含我们一起结合在神明的概念中的这样一些属性。在这一场合首先清楚明白的是，如果我并不以仅仅在某些条件下才可能的东西的实存为前提条件，我就不能从有条件的可能性推论到一种存在，因为有条件的可能性只能使人理解，某种东西仅仅能够在某些联结中实存，而原因的存在只是就结果实存而言才得到说明，但在这里它却不应当从结果的存在推论出来，所以这样一种证明只能在它完全成立的情况下从内在的可能性引导出来。此外人们发现，它必须从所有事物绝对的可能性中产生。因为这只是应当已经被认识到不以某种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内在可能性自身，而不是一个可能者与其他可能者相互区别所借助的特殊谓词；因为谓词的区别也在单纯可能者里面成立，但却绝不表示某种实存的东西。据此，按照上述方式，从所有可思者的内在可能性必然推论出一个神圣的存在。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发生，在本文整个第一章中已给予了证明。
人们想从存在着的东西的经验概念出发，按照因果推理的规则达到一个第一因和非依赖性的原因的实存，从这种实存出发借助对概念的逻辑解析达到它表示一种神明的各种属性，这种证明是著名的，尤其是通过沃尔夫学派的哲学家们
而声誉鹊起，然而它仍然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承认，直到“如果有某物存在，就也实存着某种不依赖其他任何事物的东西”这一命题，一切都是合规则地推理的，因而我承认，某一个或者多个不再是另一事物结果的事物的存在，是显然已得到很好证明的。如今，命题的第二步，即这一非依赖性的事物是绝对必然的，可靠性就少得多，因为它必须是借助还一直受到攻击的充足理由律
得出的；不过直到这里，我仍毫不犹豫地认可一切。据此，有某种东西以绝对必然的方式实存。从绝对必然的存在者的这一概念出发，应当推导出它最高的完善性和统一性的属性。但在此作为基础的绝对必然性的概念可以像第一章中指明的那样，以两种方式取得。在第一种方式中，由于它被我们称之为逻辑的必然性，就必须指明：在那个事物中可以发现所有的完善性或者实在性，从而那个存在者独一无二地就存在而言是绝对必然的，它的诸般谓词都是真正肯定性的，它的对立面则是自相矛盾的。而由于从所有实在性在一个实在者中的这同一种无一例外的结合应当推论出它是一个惟一的存在者，所以显而易见，对必然者概念的解析将建立在这样一些根据之上，按照这些根据我也必然能够作出相反的推理：所有的实存性存在于其中的东西，以必然的方式实存。现在，不仅这一推理方式按照上一节是不可能的，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证明根本不是建立在未被使用而完全作为前提条件的经验概念之上，而是完全与笛卡尔学派的证明一样，仅仅从人们自以为于其中可以在谓词的同一或者冲突里面发现一个存在者的存在的概念出发的。
我的意图并不是解析人们按照这种方法在不同的人那里遇到的证明自身。揭示他们的推理错误是易如反掌的，而且这一点也已经部分地被其他人所看到了。然而，由于人们仍然还会一直希望借助一些纠正来补救他们的错误，所以人们从我们的考察可以看到，无论从它们产生出什么样的东西，除了从可能事物的概念、而并非从经验出发的推理之外，它们都决不可能成为别的什么东西，因而充其量应当列入第一类的证明。
至于这一类的第二种证明，由于是从实存着的事物的经验概念推论到上帝的存在，同时推论到他的属性，所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证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无论如何值得通过联合起来的努力获得相应的完善性的。世界上展示给我们感官的事物不仅表现出它们偶然性的清晰征兆，而且也通过人们到处都觉察到的伟大、秩序与合目的的安排，表现出具有伟大的智慧、权柄和美善的一个理性创造者的证据。一个如此详尽的整体中的伟大统一性使人得出，所有这些事物都只有惟一的一位创造者，尽管在所有这些推论中没有表现出几何学的严格性，但它们却无可争议地包含着如此之多的坚定性，以至它们不会让任何一个有理性者按照自然的健康知性所遵循的规则对此有片刻怀疑。
从所有这些评判中可以看出：如果人们想从可能事物的概念出发进行推论，则对于上帝的存在来说，就像我们在本文第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除了在其中甚至所有事物内在的可能性也被视为以某个存在为前提条件的东西的论据之外，不可能有别的论据。此外还可以看出：如果推论应当从关于实存着的事物的经验教导我们的东西上升到同样的真理，那么，证明就只能通过在世界上的事物中感知到的属性和世界整体的偶然秩序被导向最高原因的存在以及性质。请允许我把第一种证明称之为本体论的证明，把第二种证明称之为宇宙论的证明。
我觉得，这种宇宙论的证明与人的理性一样古老。它是如此自然，如此受人欢迎，并且如此随着我们认识的进程拓展它的反思，以至只要存在着任何一个理性的造物愿意参与从其作品中认识上帝这种高贵的考察，它就必定持久地存在。德勒姆
的、纽文逖特
的以及许多其他人的努力就这一意图而言都给人类理性争了光，尽管有时出现许多虚荣心，通过宗教热情的口号把一种令人崇敬的威望给予各种各样的物理学认识甚至幻觉。尽管有所有这些卓越性，这种证明方式却始终不能具有数学的确定性和精确性。人们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推论到呈现给我们的那个整体的一个伟大得无法理解的创造者，但却不能推论到所有可能存在者中最完善的存在者的存在。对于世界来说，极为可能的是，只有一位惟一的第一创造者，然而这一信念相当缺乏抗拒最狂妄的怀疑欲的那种详尽性。这就造成：我们不能推论到原因中的属性比我们为了由此出发理解结果的程度和性质所认为必需的还要更多、还要更伟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除了结果给予我们的之外，关于这一原因的存在没有别的理由来作出判断的话。如今，我们认识到世界上的许多完善性、伟大和秩序，由此出发只能以逻辑的明晰性推论出，它们的原因必定具有许多知性、权柄和美善，仅此而已，决不能推论出它是全知、全能的等等。我们在其中感知到统一性和无一例外的联结的，是一个无法测度的整体，我们能够以重大的根据由此判断出，存在着它的一位惟一的创造者。然而，我们必须对我们并不认识所有的造物感到满足，并因此作出判断，凡是我们已知的东西，都只显示一个创造者，由此我们作出猜测，即便是我们还不认识的东西，也将具有这样的性质；虽然这是非常理性地设想的，但却不是严格地推论的。
与此相反，如果我们不那么过分地自夸，那么，我们所勾画出来的本体论的证明似乎是能够具有人们在一种证明中所要求的那种明晰性的。然而如果问题是在两种证明中哪一种证明是最好的证明，那么，人们将会回答：一旦取决于逻辑的精确性和完备性，本体论的证明就是最好的证明；但如果人们要求一般的正确概念的可理解性、印象的生动性、优美和对人性的道德动力的感动力，那么，就必须承认宇宙论证明的优势了。而由于通过同时说服健康知性、用能产生丰富的高贵行动的崇高情感来振奋人，要比通过满足更精致的思辨、用仔细斟酌的理性推理来教导人，毫无疑问具有更多的显著性，所以，如果人们想做得正确，就不应当否认著名的宇宙论证明具有普遍实用性的优点。
据此，如果我乐意承认像莱马鲁斯
在他关于自然宗教的著作中所提供的对关于上帝及其属性的重要认识的这样一种阐述具有实用性的优点，超越了别的任何一种更多地注目于逻辑明晰性的证明，也超越了我的证明，这并不是一种追求他人掌声的奉承手段，而是一种正直。因为且不考虑这位主要处于一种健康的、优美的理性的纯朴运用之中的人物的这部作品和其他作品，诸如此类的理由确实具有很大的证明力，并且比逻辑抽象的概念更多地唤起直观，尽管后者能够更精确地使人理解对象。
尽管如此，由于探索的知性一旦踏上研究的轨道，在它周围的一切都真相大白，而且——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述的话——环绕它的问题的那个圆圈画完整之前，是不会满意的，所以没有人会把像现在这种努力那样被运用于一种如此重要的认识中的逻辑精确性的努力看做是无用的和多余的，这尤其是因为有许多场合，没有这样的谨慎的概念依然会是不可靠的和可疑的。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我们归为两大类的四种可以设想的证据中，无论是笛卡尔学派的证据，还是借助分解一个非依赖性事物的概念而从存在的经验概念得出的证据，都是错误的、完全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不能用应有的明晰性证明，而是根本不能证明。此外还指出了，从世界上的事物的属性推论到神明的存在和属性的证明包含着一种有力的、很优美的证据，只不过它决不能具有一种证明的明晰性罢了。如今就只剩下了：要么对此根本没有一种严格的证明是可能的，要么它必须建立在我们上面指出的证据之上。由于说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证明的可能性，所以没有人会断定前者，而结果将是按照我们已经指出的那种东西得出的。只存在着一个上帝，只存在着一种证据，使人有可能以对完全根除一切对立面的那种必然性的感知来认识上帝的存在。这是一个甚至对象的性质就能够直接导向的判断。别的所有在某处存在的事物也都可能不存在。据此，关于偶然事物的经验不能为从中认识那个不可能不存在的事物的存在提供有力的证据。只不过仅仅在对神的实存的否定完全是虚无这一判断中，包含着上帝的存在与别的事物的存在的区别。事物的内在可能性、本质是这样的东西，取消了它，就根除了一切可设想的东西。因此，所有存在者的本质之存在的独特征兆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寻找证据吧，如果你们以为不能在这里找到证据，那你们就从这条未经修整的人行小道转到人类理性的宽广大道上去吧。人们相信上帝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但人们证明上帝的存在却并不同样必要。
原文收入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作于17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