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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H·弗莱格姆（Eugene H·Flegm），供职于通用汽车公司，历任会计主管、总审计师（auditor general）。拥有注册会计师、注册舞弊督察（Certified Fraud Examiner，CFE）职业资格。）
会计准则制定者的理念转变为偏好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的会计，这个重大的转变为那些心怀不轨的企业管理层提供了便于捏造利润数字的记账方法（measurement basis）。如果这些记账方法被心怀不轨的经理利用，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
注册会计师关注审计收费之多寡胜过关注审计本身。一些观察家还提及了工商管理硕士（MBA）项目中道德准则的缺失。“我们培养出了训练有素的人。可是如果某些愤世嫉俗的观察家批评我们同时训练出了很多罪犯，我们应当不会感到惊讶。”美国国会对监管机构的资助不足使得问题恶化了，美国证监会没有足够的人手能够像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那样开展深入的调查。注册会计师的职业价值观是不确定的。所有这一切，再加上向公允价值计量基础的转变，导致公共会计师存在的必要性面临严重的质疑。
花旗集团因为业务的问题和辞退三位高管而一次性花去了80亿美元。2005年它花20亿美元平息安然股东的集团诉讼，2004年花25。8亿美元平息世通公司投资者的集团诉讼。摩根大通、巴克莱、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美林、多伦多道明银行（Toronto Dominion Bank）、加拿大皇家银行、德意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均有诉讼案件有待处理。
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认为公共会计服务是一种商品，因此，它允许会计师做广告并相互竞争。从那时起，注册会计师行业开始走下坡路，讨好客户的压力越来越大。2001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自我监督机制被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取代。
1934年美国证监会成立时，注册会计师行业只有五项“原则”。卡门·布劳希望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来制定公众公司会计规则。于是，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1936年设立了会计程序特别委员会，但进展乏力。在等待两年之后，布劳失去了耐心，告知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如果它再不采取行动，他就亲自动手干。1938年，在布劳的劝说下，美国证监会的全部五位委员以3∶2投票决定把规则制定权转授给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要知道，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并未授权美国证监会转授信息披露规则制定权。但此后并无权威机构反对其授权行为。之后的35年，学术界和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制定准则时紧紧抱团。1959年，它们决定为会计准则制定一套理论基础。作为对比，1940年佩顿和利特尔顿的著作虽然流传最广，但一直未被准则制定机构正式认可。会计原则委员会成立时，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邀请施普劳斯和穆尼茨为其撰写一份理论大纲。他们两位拿出的是《会计研究文集》第3辑《企业广义会计原则试行公告》。但会计原则委员会认为该文件过于激进，未予采用。
1976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了一个革命性的文件——《会计概念框架讨论备忘录》（the Discussion Memorandum on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ccounting），颠覆了会计传统。虽然自1940年佩顿和利特尔顿的著作出版以来利润表和配比观念一直是财务报告的重点，但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还是把重点转向了资产负债表。这份文件的理论依据是特鲁布鲁德报告中所主张的收益的经济学概念。该报告提出：“收益（利润）的会计计量固然应当采用经济效益的概念，但更应当直接采用现金流量作为衡量标准。”
后来担任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的托马斯·A·墨菲（Thomas A·Murphy）和罗杰·史密斯（Roger B·Smith）参加了这些会议。1967年我加入通用汽车时墨菲是主计长，他是后来的财务会计基金会的创始出资人。1976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概念框架讨论备忘录后，时任常务副董事长的墨菲安排我代表公司撰写反馈意见，我就援引佩顿和利特尔顿的著作，强烈捍卫历史成本计量基础。
我代表通用汽车出席公司报告委员会（Committee on Corporate Reporting，现名为Financial Executive International）的活动达17年之久，一直竭力劝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不要追求所谓的经济学上的利润概念。
加里·普雷维茨和我一起与美国会计学会共同组织会计学术界与公司经理的对话达10年之久，我坚持尽力向学术界陈述企业会计的实务状况。以至于一位教授说我们是“钻到鸡窝里的狐狸”。
对于审计师来说，会计数据应当是可审计的（auditable）；对于公司管理当局来说，会计数据应当有助于评价企业分部和企业整体的业绩。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说，你们别想参与准则制定，我们就是要控制你们。但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工作干得实在差劲。它抛出的准则为安然、Qwest、Global Crossing和帕玛拉特提供了大利工具去愚弄股东。它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衍生工具是极难估计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准则要求按照虚拟的市价记录衍生工具，还要求折算30年期的合同的现值，这样的规则必然导致差错。
“安然事件中最离奇的事情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错误的，反而是正确的。安然并没有忽视规则和监管条例，相反，该公司的管理层利用会计规则达到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估值的问题源自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概念框架。特鲁布鲁德的报告所提出的目标导向表面上看是在倡导经济学上的收益概念，其实只不过是个虚幻的口号。他们没有考虑到，相当一部分人是不诚实的，是不道德的，那种人时常会利用别人的诚实来达到可耻的目的。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规则制定者的责任是减少会计的主观性，而不是去增加会计的主观性。更重要的是，它把会计为所有者考核代理人的职能转变为为潜在的投资者报告企业的潜在价值。
令人惊奇的是，包括美国国会和美国证监会在内的监管机构都没有批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助长舞弊的过错。《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也对这一点只字未提。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仅仅关注事务所的行为，却没有关注规则本身的不合理性。
贝瑞思福德对公允价值会计的评论很有趣。他虽然偶尔为之辩护，但却反对普遍地使用该规则。他认为：第一，很多情况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公允价值的确定都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第二，如此得出的会计数据对财务报表的使用者而言不会有什么好处。第三，如此得出会计数字是企业经理人难以理解的，这就导致他们更加不信任会计数字。预计弃置费用就是这样奇怪的东西，会计准则要求企业以预计的公允价值记录这样一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利润的计划将导致收入的会计处理比我们现在刚刚适应的繁杂规则还要复杂。公允价值无疑在某些情况下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企图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我个人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仅仅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和换股合并时评估公允价值这两种情形下是恰当的。
我认为，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推行公允价值会计时是傲慢无理的。他自我标榜是在维护自由的企业制度和支持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允价值的捍卫者也一再强调公允价值比历史成本更具相关性。我倒认为，如果数据是不可靠的，那么它不可能是相关的，历史成本的可靠性远远比公允价值会计下的概率密度数值更加值得珍视。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没有认识到，企业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是战略风险。市场份额、产品质量、产品设计水平、市场响应速度、有才能的员工、领导力、伦理道德水平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利润。
如果继续奔向公允价值会计，那么我们将不仅会看到越来越大的舞弊案，还会拥有三套账簿：一套记录历史成本数据，用于加强管理（控制）和评价经理与职工的业绩；一套用于纳税申报；另一套专门按照监管机构的要求采用公允价值会计编报会计报表。
美国共有约490万家企业，而只有约1。7万家受美国证监会管辖。要求所有企业都采用公认会计原则的设想是不可能的。显然，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关注的是为证券投资界服务。我认为它是在拿着鸡毛当令箭。美国证监会应当认真地亲自履行1934年《证券交易法》赋予它的职责，完全承担起制定信息披露规则的责任。它应当重新强调以历史成本作为会计计量基础。历史成本数据才是审计师有能力审计的数据，才是评价业绩的依据。这样才能降低会计的主观性，同时有助于提供可审计的数据。继续奔向公允价值会计，将会导致独立公共会计师行业的终结。
公司会计师（corporate accountant）的目标不应当是为短期的投机者服务，而应当为长期的所有者服务，应当着眼于加强管理控制、防范舞弊。
资料来源：Eugene H·Flegm。“Accounting at a Crossroad”，The CPA Journal，New York。Vol。75，Iss。12。Dec。2005，pp。16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