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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秋天，毛泽东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但他仍然和德高望重的前辈们一样，无法防范可能出现的挫折。共产党成立后的前15年内，党的历届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博古、李立三先后下台。
4年后，毛泽东有了更大的抱负。在这几年艰难的岁月中，政治风云变幻，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岌岌可危，而蒋介石投降日本概率增大，这些都促使毛泽东去结束这种不确定的状态。毛泽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挑战了斯大林的最高权威，共产党人在高山峻岭间建立了自己的基地。
从1937年冬天开始，毛泽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然他的外表几乎没有改变。他一米八的个子，仍然年轻瘦削：照片上，他的额头宽阔，留着浓密的黑头发，几乎不打理，比站在他身边的人高出一个头。他不刷牙，牙齿给烟草熏黑了。蓝色或灰色的厚棉袄式样简单，打着补丁。他依然土气，甚至粗鲁：当众捉虱子，穿着短裤散步，像赶大车的人那样说粗话，有时候发起火来让人害怕。这个地方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留短发，他留着长发，是中国传统农民和狂狷的文人的混合体。
他对饮食仍然不注意，嗜好红辣椒和肥猪肉，幸好他喜欢新鲜蔬菜和淡水鱼。他晚上熬夜，半夜吃夜宵，抽美国烟，依赖安眠药才能睡个安稳觉，从黎明一直睡到中午。他最重要的文字都是在深夜写的，与周恩来或朱德工整的字迹不同，他的字强劲有力又潦草。所有这些特点在“北伐”时期已经很明显了。
然而，每一天，另一个毛泽东都在诞生。衣服穿在他身上不再空荡荡的了，他的脸圆润了一点。以前他很瘦，现在，他只是有点单薄而已。
在保安时，毛泽东住在两个没有任何起居用品的窑洞里。在瓦窑堡，他在抗大发表演讲，大学设在一个道观里，只有一间小房间，领导和红军将领坐在413号标准油的空箱子上 [1] 记笔记。
自从将红色首都设在延安之后，中央拨了一间逃跑富商的住所给毛泽东，位于城郊的凤凰山上。他有了一个接待室和一个堆满了旧书的大办公桌。在北方，砖头是上了釉的，用来辟邪和抵御最寒冷的风。和中国北方地区的所有村庄一样，人们靠炕取暖。但毛泽东是唯一有木澡盆的领导，他的警卫提着水桶从井里汲水。
毛泽东不喜欢睡在炕上，很快他便获得了一张木床，和他在湖南时的床一样，墙上也装了暖气。后来日本的炸弹掉进了他的庭院，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搬到距离延安城5公里的杨家岭，住在一个狭窄的山谷里，日本飞机不敢贸然前来。虽然这间窑洞不如原来的住所宽敞，但从土黄色的山崖内挖出来几间房间，比较舒适，门口种着榆树、柏树和柳树 [2] 。他在这里一直住到1942年。
毛泽东的日常生活有了改善，但他的家庭生活出现了问题。事实上，贺子珍在长征中失去了三个孩子，其中两个被送了人。1936年她生下了一个女儿李敏(乳名娇娇），但长征期间受的伤并没有痊愈。
1937年8月下旬，贺子珍又怀孕了，她于1938年春到达莫斯科。在那里，她做手术取出了让她疼痛难忍的炸弹碎片并生下了一个儿子，她的第五个孩子，她给儿子起了个俄语名字柳瓦。但是1949年年初，这个孩子死于肺炎。从此，贺子珍，这个远在苏联却依然钟情于丈夫的妻子患上了抑郁症，1943年她甚至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
此外，毛泽东和杨开慧有三个孩子，此时还有两个活着 [3] 。自从母亲被害之后，这两个孩子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很凄惨。1937年康生负责带他们离开中国，经过马赛去莫斯科。1939年8月26日，毛泽东写信给他们，敦促他们努力学习。他曾委托林伯渠带书给他们，要求他们念这些书。 [4] 1940年年底，两个儿子给他写信汇报他们已经结束了国际儿童院的学习。1941年农历新年正月二十一 [5] ，毛泽东以一个传统的父亲的口吻给他们写了回信。他对于他们在写作上取得的进步感到十分高兴，并建议他们趁着年纪尚轻，多学习自然科学，少谈些政治，“只有科学是真学问”，然后他还补充了一句自己的状况：“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
1937年8月下旬，毛泽东认识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是井冈山一位老战友的妻子介绍的。秋初时节，这个姑娘已是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她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坐在第一排。这个姑娘名叫江青 [6] ，艺名“蓝苹”，在上海演过话剧，拍过几部电影。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了她：她名声不好，但是漂亮而优雅，与延安严肃的气氛格格不入。会间，她向毛泽东提了几个政治问题，并设法在会后与他继续攀谈。几个星期后，她的一场京剧表演深深打动了毛泽东。表演结束后，毛泽东亲自祝贺她演出成功，还把自己的外套披在她的肩上为她遮挡风寒。1938年11月，毛泽东向政治局报告已与江青结婚 [7] ，1939年他告知贺子珍反对她回国。贺子珍的行为让他感到不舒服，而能干的江青则不然。作为毛泽东的配偶，她做事谨慎小心，殷勤地照顾他，按照他的喜好炖煮口味偏辣的菜。1939年年初，江青出发去南泥湾，在这个延安城南的荒芜小镇参加艰苦的军垦，当时这片军事用地归王震旅长管辖。尽管怀有身孕，她仍然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下生活了6个月之久。1940年8月3日，江青回到延安，生下一女，取名为李讷。当时谨慎小心的她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她不再化妆，她的穿着打扮更像一个农家妇女。流言慢慢平息，此时江青默默忍受着党内主要领导对她的冷漠，30年后，她会将这一切连本带利讨回来。
毛泽东在延安生活，这个地方矿藏丰富，好似一个绿色的小岛，嵌在蓝色的天空下。毛泽东在这里阅读、思考、写作，同各种学者探讨，接见外国记者 [8] 。1937年秋，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 [9] 离开上海，前往延安。他在上海时曾受到周扬很深的影响：艾思奇每周举办一次内部讨论会，给毛泽东上一些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别课程。毛泽东任命陈伯达 [10] 做他的特别秘书。陈伯达也是讨论会成员之一，为他翻译列宁、斯大林以及其他苏维埃意识形态的俄语书籍。与江西时期的造反者不同，毛泽东慢慢地成了隐退山间的贤人。1936年秋，丁玲 [11] 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绑架，经共产党营救释放后来到延安，毛泽东在大窑洞里为她举办了欢迎会，“壁上红旗飘落照”。同年11月，毛泽东作了一首词送给丁玲，将她的文笔与“三千支毛瑟枪”相媲美。1938年1月初，毛泽东接见了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与后者的会谈引起毛泽东深思，就好像他在1月12日写给艾思奇的信中所言：“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12] 对于梁漱溟提出反对阶级斗争，回到理想化的合作式农业社会的建议，毛泽东表示宽容。 [13] 1938年5月14日，毛泽东抽空写信给林彪，以老师的口吻指正其5月2日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话 [14] 。但是，这个学生都已经是红军将领中最出色的将领了。
此外，毛泽东继续致力于探索中国哲学思想，尤其是孔子 [15] 和墨子的思想：1939年2月1日，他写信给陈伯达，评论了陈伯达之前写的关于墨子的一篇文章 [16] 。文章认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并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断言“墨子学派是辩证唯物主义”。当时陈伯达的《孔子哲学》即将出版。2月20日，毛泽东给洛甫寄了一封信，建议他让陈伯达修正《孔子哲学》中对于“唯心主义的表述”。2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洛甫，就自己对这本书的保留意见做了解释：他认为陈伯达谈及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述了郭沫若的话，孔子的功绩仅有教育普及这一点不符合事实，与文章内容冲突，此外他还认为陈伯达在文章中过多地引述了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和冯友兰 [17] 的话。“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1938年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 [18] ，他以徐志摩 [19] 的艺术为例批评艺术至上主义：尽管全面抗日需要统一战线，但“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记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富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作者塑造一些“爱国英雄”。毛泽东以法捷耶夫的《毁灭》 [20] 和他最喜欢的小说曹雪芹的《红楼梦》为例。对于前者，毛泽东认为这位苏维埃作家“描写调马之术写得很内行”。对于后者，毛泽东这样评述：文艺工作者就如同这部作品中的两位主角，“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毛泽东尤其要求那些艺术工作者搜集民谣，“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从毛泽东的这些建议中，我们体会到某种政治介入文学创作的意愿，这种意愿或多或少与政治宣传混淆在一起。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需要一种新型的学者，这种人才对于世界的认识是具体的而非书本的，主要通过无线电传播自己的学识。 [21]
显然，毛泽东介入最多的是这些年中他最熟悉的领域：战争艺术。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见，分析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22] 第二天，毛泽东接受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的采访，再次确认了自己先前的论断。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中，他说：“我们必须从抗日战争中汲取革命精神，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打一场人民战争” [23] ，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 [24] ，毛泽东意识到阵地战的变化，将自己的论断系统化。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两篇演说，演说稿收录于7月7日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 [25] 毛泽东的文章内容新颖，在他之前，没有人曾在游击战中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也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如此细致入微地分析游击战的各种细节。从另一方面来说，除了列宁以外，在他之前很少有领导人如此清晰地理解“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这句名言出自毛泽东在1938年春读到的普鲁士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毛泽东的思想慢慢趋于成熟：要追溯其思想脉络，我们可以研究他在游击战中对红军主要指挥官反复重申的命令，以及战争前9个月他发表的文章。 [26] 毛泽东不仅认清了形势，甚至还预知了各种事件，着实令人信服。由此，毛泽东的声望与日俱增。继上海、太原相继失守之后，毛泽东总结出这样一个重要观点：运动战中日本会赢。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国民党改编自红军的八路军部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共产党游击部队扮演次要角色，起到了战术上而非战略上的作用。毛泽东将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概括为“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这一阶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马上就要进入到第二阶段了。毛泽东把这一阶段概括为“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他指出这一阶段是十分困难的阶段，国民党方面随时准备投降，必要的人员流动缺乏支援。而国共之间的关系比第一个阶段更紧张，共产党方面必须随时做好独立行动的准备。事实上，在这一阶段，游击战的重要性慢慢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共产党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因而最初的形势完全逆转：游击战马上就要承担起战略主导性的角色。游击队员通过拉长与敌军交锋的战线，利用持久疲劳战拖垮敌军。在关于游击战的讲话中，毛泽东一再强调游击战对于解决冲突的重要性，称这一战术能体现出中国人的独创性。对其他国家来说正规的战争才是最重要的，游击战只起到辅助效果而已。对于小国而言如此，对于像苏联这样的大国亦是如此。苏联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它有能力在辽阔的疆土上以现代武器与敌军抗衡。然而中国却不同，“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只在这种情况下，游击战不仅起到战术性的作用，更起到战略性的作用。毛泽东随后分析了游击战实施的利弊：这种形式的战争非常适用于山区，并且已经在山区发展起来，同时它也适用于湖泊地带，如淮河、中部平原上(安徽）的湖泊、洪泽湖、江苏省北部的高邮以及南部的太湖地区。自1938年春起，毛泽东开始筹划扩张。项英、叶挺和陈毅带领新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在这场农民战争中，民兵必须和人民保持鱼水关系，只有在人数上占优，确保突击一定能制胜的情况下才发动进攻。游击战的前提是人民大众的支持：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在江西是如何清除共产党的。近一年来，我们体验了日本人对付中国村民的各种恐吓方式。游击战需要做大量的动员和解释工作。随后我们进入到持久战的第三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日方军队最后撤至鸭绿江：此时游击战就不再是主导的战争形式了。在这一阶段，共产党人必须有能力接受新的挑战，恢复运动战的作战模式。抗日战争被毛泽东视为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一战。这将是解放全世界人民的最后一战。我们注意到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成了中国军事传统经典的补充，强调特殊的作战艺术。与此同时，他开始提倡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毛泽东进入了一生中决定性的转折点。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他遭遇到两次政治危机。第一次危机是在党内，由王明的回国引起。这次危机历经了持久战的第一阶段及运动战时期。接着，第二次危机出现在战争的第二阶段——阵地战期间，前线相对稳定，但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危机，这次危机不断加重直至1941年1月。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制军用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这架飞机11月14日从莫斯科起飞，途经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及甘肃兰州。毛泽东协同政治局全体成员到机场迎接第一批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人员。这批人员包括王明、康生，三个较为次要的干部，以及从迪化登机的陈云。尽管毛泽东自称十分欢迎王明等人回国，但是他很清楚王明、陈云和康生以及之后从安徽到访的项英加入政治局后，将会改变政治局内部的权力关系，并朝着不利于他的方向转变。事实的确如此，在10个月的时间里，王明与毛泽东几乎势均力敌地进行着较量。从12月9日到14日的第一次全体大会开始，政治局就出现了两方僵持的状态。 [27] 王明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代表，11月11日他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会面后，声名日盛。他作了一次长篇报告，在报告中他依仗自己的威望要求共产党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他批判毛泽东怀疑蒋介石在统一战线这个问题上的诚意——毛泽东在8月的洛川会议上提出蒋介石不可信，并在11月12日的报告中再次重申他的怀疑。王明获得了大部分与会人员的支持或默许：共产国际的权威不容置疑。毛泽东避开风头，成功地阻止了一场改变路线的政治表决。他必须接受从莫斯科回来的3位政治局成员进入书记处和由25位成员组成的筹办共产党七大的委员会。25人委员会由毛泽东负责，王明、康生、陈云和洛甫协助。此后，毛泽东在书记处成了少数派，他唯一能够信赖的只有洛甫，他的领导地位很有可能只是别人所设的圈套。最终，王明被任命为统一战线工作负责人，成为领导核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党的七大召开的时候，王明在党内的地位与毛泽东不相上下，甚至晋升为党内头号人物。尽管如此，季米特洛夫还是劝诫王明不要排挤毛泽东 [28]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军事能力及在红军将领中的声誉印象深刻。这位格鲁吉亚人为了保护苏联，必须让日本人战败，毛泽东可以成为一剂良药，刺激斗志始终犹豫不决的蒋介石抗战到底，而王明则不行。
王明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毛泽东看起来斗志薄弱。12月18日王明安心地赶赴武汉会见蒋介石。他在武汉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一同设立了共产党的中央办公室——长江局，长江局很快成为党的第二个中心，王明为书记。党的第一个中心在延安，由毛泽东、洛甫和任弼时掌管，负责红军的基层工作、军事问题及日常事务。擅长政治谋略的毛泽东让共产党通过了一项决议，所有的政治决策都必须由书记处或者政治局半数以上成员的同意方可通过，以此来抗衡党内王明的势力。因为毛泽东知道，除了洛甫对自己无条件支持以外，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康生 [29] 很快会站在自己这边，而陈云则是一个对于领导层内部斗争漠不关心的人。与毛泽东不同，王明主张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进行全民防守，共产党员全力参与，就像他在12月27日在汉口所发表的声明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30] 事实上，他打算依赖大城市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以及爱国动员“把武汉打造成第二个马德里”，并由此提高他在党内的声誉。共产党授予他在武汉出版发行《新华日报》的权力并开设征兵处，这对王明来说是一个吉兆。日本人无法经过此地。
事实上前线状况堪忧。在日军登陆杭州湾之后，中方那些流动性比较小的部队受到敌军的包围，导致上海失守。国民党方面因将士大量死亡以及士气不足，一步步败退。 [31] 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在两个多星期里，日军在此地烧杀抢掠奸淫。 [32] 与此同时，另一支日本部队攻占太原，一路向南，途径汾河直至与黄河的交汇处，西安城岌岌可危。第三支日军部队自12月底跨过黄河，次年5月2日攻占战略铁路枢纽徐州。期间，中方仅在4月份由李宗仁指挥获得台儿庄战役的短暂胜利。6月初，中国部队以数十万农民的性命为代价，炸开郑州花园口堤坝，使黄河改道，隔断了日军的去路。至此黄河流向改至山东南部，带有大量淤泥的河水同淮河交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半湖泊流域，不久之后，就有游击队员在这片流域战斗。从6月12日开始，日本的左翼部队沿长江往新的临时首都武汉的方向推进。由于军事补给仅来源于广东，10月中旬武汉在日军的攻击面前显得不堪一击。10月25日，广东沦陷，武汉部队撤退。10月27日，日本部队进入武汉城。国民政府在四川天然要塞的庇护下撤至重庆。直至1944年，战线一直保持不变。
战争局势风云变幻，对共产党内部的政治讨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的会议 [33] 上，王明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徐州周围地区都保住了。王明在讨论会上致了开幕词。 [34] 他的语气总体上是乐观的，他重申了在12月所表明的立场：必须加强统一战线，两党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前提下结成一个民族革命联盟，该联盟的行动必须无条件得到获准。但同时也需要“统一的军队，统一的代表团，统一的指挥，统一的战略”。由过去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将听命于蒋介石的最高领导和指挥。所有新的红军根据地必须获得国民党的批准审核，并终止没收地主与富农的土地充公，除非他们当了汉奸。必须选举出一个国民参政会，并得到各群众组织的赞同。战争必须以运动战为主，配合阵地战，游击战只能起到辅助作用，用以干扰敌我的交锋。
第一天保持沉默的毛泽东在28日 [35] 发表了自己对于形势的看法：他的语气显然要比王明悲观许多。在他看来，国民党太过于腐化，无法担此大任。正因为共产党不能独立打赢战争，而日本也永远无法征服整个中国，侵略者最终将“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战争必定会耗费很长时间，因而要将自己的力量合理安排，将部队撤退至农村。浪费兵力，试图在城市防守是无用的。毛泽东的言下之意是，对付日军的方法其实就是在江西对付蒋介石第一次“围剿”时的方法：任由敌军不断攻城略地，从侧翼干扰，当战线拉很长的时候再予以回击。但至少在表面上，他接受了王明提出的共产国际的路线方针，在之后的辩论中才提出自己的观点。由于在政治局势单力薄，他再一次排除了对于一项不利政策进行表决的危险。2月2日，王明在武汉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谈话中记者问毛泽东统一战线的好处之一是否是“为了捍卫整个民族，确保各党派间的言论自由”。不久之后，毛泽东义正词严地声明经过这几个月，“他的权力被极大地束缚于自己的窑洞中” [36] 。而李维汉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写道：“这六个月来，毛泽东一直处于少数派的位置。” [37] 1945年共产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声明“从1937年12月会议以来，直至1938年10月，右倾主义路线在党内又重新抬头” [38] ，而这篇报道直至1986年才公布于世。
为了打破僵局，保持团结，政治局决定3月1日派遣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局主任任弼时赴莫斯科，与共产国际探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策略及战争的导向。 [39] 众所周知，党在延安和武汉有两个中心这一棘手的问题将借此机会解决。在此期间，为了平息对手的怒火，同时使国民党和苏维埃方面放心，毛泽东咬牙忍耐，再次证明了他的稳重和谨慎。在2月15日写给《大公报》记者范长江 [40] 的一封信中，毛泽东提出统一战线干部提议的民主革命和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一个和平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共产党要避免流血牺牲”。1938年4月1日，在培养国家干部的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对1 500名学生说“国民党越强大越好”，并祝愿“国民党有一千万党员，而共产党有一百万党员” [41] 。5月4日，毛泽东认为国共两党自1927年以来一直忍受着分裂的痛苦。5月13日，毛泽东否认徐州战败已成定局，并迫切要求做好准备保卫武汉。 [42] 5月15日，毛泽东在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起草的布告 [43] 中提到，敌人“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所有这些声明本来应该由王明签署！
事实上，5月9日徐州的沦陷证实了毛泽东的担忧，也为毛泽东开辟了前程。5月14日、5月22日 [44] ，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向新四军 [45] 、江苏党的负责人、武汉华中党组织发布了多项指示：从今以后，以上各相关单位要全力深入农村，发展游击队及根据地。那些涌向武汉的志愿兵和共产党部队必须深入农村。6月15日，王明等人因扒开黄河堤坝取得效果而重拾信心。他们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反，把武汉视为“新马德里”，主张在安徽的平原开战以阻止敌军抵达武汉，八路军负责留守敌军后方以切断敌军的军事补给。为配合这场战斗，共产党进行了一场全民动员。 [46] 共产党的政治行动让国民党回想起1925年至1927年的形势，8月5日国民党对民众组织进行了一场严格的控管。8月17日，国民党当局将共产党在武汉的书记处所在地贴上封条，戴笠领导的军统又开始杀害共产党及相关人员。王明想要将革命重心转至城市的梦想破灭了。和不久之前的上海一样，武汉也不再是新的彼得格勒了。10月25日，弃守武汉证明了王明右倾政策的失败。
相反，毛泽东在夏天转入了反攻，中国在运动战上的失败日益显著，他从6月开始提出持久战理论。为了谨慎起见，毛泽东常常拒绝让自己陷入与国民党的联盟，以免失去自由。1938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恢复毛泽东的国民党党籍，毛泽东以国共合作形式尚不明朗，担心1924年的历史重演为由拒绝了这项决议 [47] 。7月5日，蒋介石设立国民参政会，并将其视为社会制度民主化的第一步，任命毛泽东和其他6位共产党为参政会成员，毛泽东对此表示感谢。由于任务繁重，毛泽东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成立大会。 [48] 8月6日，在由毛泽东的老部下和政治局的新盟友洛甫、陈云、王稼祥、刘少奇、康生记录，致长江局各负责人王明等人的关于军事行动的电报中，毛泽东写道，“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至事实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实际上，“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持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之后的指示都旨在根据毛泽东5月提出的框架发展游击队，尤其是在那些国民党惨败后放弃的城市中。 [49]
毛泽东对王明发起了他的“莫斯科保卫战”。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就接替王稼祥成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事实上王稼祥一直想回国，回国之后，他就补了任弼时留下的空缺，成为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或许王稼祥是想要逃避在莫斯科盛行的恐怖氛围吧。当时斯大林制造了一系列打击其对手或臆想对手的诉讼案件，许多革命时期的老兵都被判了死刑，从1936年夏的基诺维耶夫开始，到1937年12月的图哈切夫斯基，至1938年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批判达到顶峰。 [50] 任弼时和王稼祥对于苏联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早年都在莫斯科求学，很早就与王明结识，1934至1935年又都归毛泽东直接领导。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汇报了当前中国的形势，确认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38年1月底苏联总参谋部安德利亚诺夫秘密前来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带给毛泽东三百万美金和一份红军参与抗击日军的伟大计划 [51] 。自此毛泽东在共产国际中更有发言权。这一举动在当时并不令人意外，斯大林曾希望看到红军从3个师变成30个师 [52] ，还曾在上海战役中派了2 000名苏维埃飞行员前去支援当时几乎快被消灭的国民党的青年飞行员 [53] 。
中国军事形势的变化无疑加强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是具有军事才华的。而对王明，斯大林也许会喊：“王明，你有多少部队？”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一项决议重申了对统一战线政策的支持，并批判看似针对张国焘 [54] ，实则指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同一天，季米特洛夫会见了王稼祥和任弼时，并向他们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对于共产党内部领导团体情况的指示。斯大林十分赏识毛泽东。1938年8月初王稼祥回到延安，马上向毛泽东汇报此事，后者随即于9月14日至27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并要求武汉中央的负责人务必出席。9月10日前后，他在城南门外亲自迎接王明。王明无视任弼时此项任务的成果，要求在武汉召开会议未果。周恩来、博古和徐特立随后从西安赶来。 [55] 14日会议一开始，王稼祥便向政治局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有一年了。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亲密团结。” [56]
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这次胜利。 [57] 9月24日，他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共讲了5个问题，肯定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成功至关重要，它同时也确定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和党的七大的领导方针：而共产国际最主要的指示是加强党内团结”。毛泽东随后分析了军事形势，认为日益临近的武汉沦陷“将开启抗日战争的新阶段”，这一新的形势会对统一战线产生影响：随着运动战的结束，国共两党间的紧张关系无疑会变得更激烈。9月26日，毛泽东受党内委托，将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为党的七大做准备。
9月29日，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开幕，毛泽东的胜利得到确认。这次会议共有52位中央委员出席，持续时间很长，直至11月6日才结束。的确，自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党的五中全会以来，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是时候认清形势了。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首先委员会通过了一封准备10月4日由周恩来亲自递交给蒋介石的信 [58] 。这封在形式上十分恭敬的信预言了抗日战争的“光明前景”，并解释了持久战的概念，毛泽东借此含沙射影地教训了蒋介石。毛泽东终止了所有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扮演角色的讨论，并又一次让苏维埃方面对共产党的政策放了心。之后毛泽东就听凭事态自然发展。大约两周以后，辩论陷入僵局，毛泽东才作了发言。他的发言持续了三天，或者说是三个下午一个晚上，10月12日、13日、14日下午以及14日的晚上，委员会配合他的生活节奏 [59] 开会，足见他的巨大影响力。他那8个部分组成的长篇报告 [60] 平息了所有的争议。第一部分对自五中全会以来的历史作了简短回顾，指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强调了被共产国际认可的统一战线。第二部分概括了15个月以来的抗战情况，并重提1936年7月16日埃德加·斯诺对他的采访，以及关于持久战的分析：“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在第三至第六部分，毛泽东对战争即将开始的新阶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二阶段要比第一阶段更加困难，因为战争进入了僵持阶段，投降的倾向将会增强。据毛泽东估计，在这一阶段，游击战将起到战略性的作用。毛泽东还提到1938年8月苏日之间的张鼓峰事件 [61] ，当时人们认为即将爆发的苏日战争将终结中国面对强大敌人孤立无援的状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苏联有一种隐晦的批判。大家再次肯定战火会更集中，形势更紧张的战区在欧洲，因而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预见是有道理的。在军事陷入僵局的这几年，“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础的地位。……只要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 [62] 。毛泽东仍然将共产党屈居于统一战线的第二位，他的言下之意是：政治生活需要民主化。共产党已做好准备为全面实现三民主义而战，为此国民党必须成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容纳全国爱国党派与爱国志士于一个伟大组织之中”。共产党员将全力参与，并把参加成员名单交给国民党。另一种可能性是形成一个国民联合会，蒋介石为最高领导人。否则，共产党就维持现状，出现问题的时候再进行讨论。接下来毛泽东对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运动的概括做了描述，认为慕尼黑协定将对冒险主义有利，而内维尔·张伯伦和皮埃尔·埃蒂安·弗朗丹“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在第七部分，毛泽东说明了共产党在国内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粗略地描述了1927年8月至五中全会之前共产党的历史，以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和“左”倾机会主义(李立三）的抗争。这一切是为了对长征开始以来出现的机会主义进行新的抗击做铺垫：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这一错误导致了苏维埃在江西的败北；之后，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与反党行为。这次抗争是为了继续加强党内团结和纪律。毛泽东转而进入了他报告中最引起争议的部分 [63] ：必须要全面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它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它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事实上，“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过是一个西班牙的唐·吉诃德，再加一个中国的阿Q，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报告的第八部分号召与会者继续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总之，毛泽东完全履行了他的诺言：他团结了全党，终止了领导间的斗争，表现了他的宽宏大量，尽管在某些地方他也抨击有些教条主义的干部喜欢卖弄自己的学问、在国外学习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等。
15日，洛甫的报告沿袭了毛泽东的调停精神，探讨了几个关于将共产党从地下状态转至合法状态的问题。他尤其强调，党内积极分子采取国共内战时的行为，痛恨国民党，“与社会尤其是上层阶级一刀两断”，这种过激的观点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他多次引述毛泽东的话，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一次严厉且详尽的抨击。 [64] 10月20日，王明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报告。很久以后，在他被流放莫斯科时所写的回忆录中 [65] ，他甚至说他亲自起草了一份政治决议准备在11月6日进行表决。这项决议不包含任何直接的攻击，且重点强调保持并扩大统一战线以“有力支持蒋介石”，“减少并避免国共之间的摩擦”。王明和其余国民参政会的领导随即结束党代会赶赴重庆，参加10月28日至11月6日蒋介石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议。周恩来一同前往，将大会通过的信亲自交给蒋介石。10月27日武汉沦陷。
毛泽东不再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他用两次讲话结束了这次大会，阐述了那篇长篇报告中的保留意见，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11月5日，他的讲话首先针对国民党 [66] 。他的语气变得强硬：我们政治上所做的让步(“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必须“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不能忘记国民斗争与阶级斗争本质上是一样的。 [67] 这暗示永远不要让共产党陷于困境之中。这也是毛泽东对另一个目标王明的攻击。毛泽东明确地说：王明的中心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使共产党屈居于国民党之下是一个错误 [68] 。6日，他扩大了批判范围：抨击王明提出的合法路线，认为革命的核心在农村而不是城市。他毫不掩饰地借用了一些犬儒主义的观点：不妨寻求国民党的同意，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援助。在另一些情况下，可以先斩后奏，比如秘密征集二十万人的军队，或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农村根据地。“在资本主义各国”，如同苏联的革命，经历了长期的合法斗争，“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69] 。
毛泽东此番言论回应了1927年8月7日在八七会议上的讲话，那次党的紧急会议罢免了陈独秀并发动了土地革命战争。这11年来，毛泽东艰难地夺取了党内的领导地位，并证明了他的政治策略。我的表述包含两重含义。
第一重含义：对毛泽东而言，共产党和红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强调党内团结、党的纪律和精神时提到了这一点。
第二重含义：越来越强调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开始与苏维埃式的革命保持距离，主张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战争艺术中国化、共产党中国化，从而开辟中国特色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是毛泽东创造的杰作。
然而此时毛泽东并未获得彻底胜利：至少在需要通过表决的决议上，他必须对王明作出很大的让步，并对国民党保持谨慎。在政治局12位成员中，有4到5位有可能会反对毛泽东。尽管如此，大会通过表决补充了12月7日所做的关于党内组织问题的决议 [70] ，大大加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力：他领导的书记处每周举行会议，他在这个书记处获得了多数人的肯定，但他拒绝成为总书记。王稼祥是他的助理。政治局每3个月开一次会，在没有会议的空档期，书记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做出决定。从理论上讲，党在两届会议期间的领导权以中央委员会为基础，但实际上，后者只是在事后起到监督管理的作用。就这一点来讲，毛泽东沿袭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的模式。王明此时受命于统一战线小组办公室。11月9日长江局被撤销，由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1939年1月）和刘少奇领导的中原局取而代之，王明已经失去了在党内的实质权力。
成为党内领袖的毛泽东开始迎来一个新的巨大挑战，那就是在统一战线框架下，国共之间的关系问题。
从这一点上来说，毛泽东的分析是符合事实的：继武汉沦陷之后，前线的状况趋于稳定，与此同时，国共之间的关系却愈发紧张起来。
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毛泽东一直要求八路军军事和政治负责人在日军后方设立游击队根据地。那些社会名流不是投降日本人，就是躲避在城市里，国民党军队中不是土匪武装就是非正规军，而那些微不足道的游击队员不是被除名就是被共产党归入自己的部队。从1939年1月开始，国共各自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今日两党的合作是为明日成为对手做准备。在现阶段，双方都还彼此需要：共产党为了扩大边区，发展抗日根据地，需要国民党在财政和物资上的支援；而国民党为了重新统一中国，使国家摆脱外交上的孤立无援，需要继续获得苏联的军事支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声明他继续抗日是为了恢复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形势，因此决定与伪满洲国和共产党决裂，而与日本和解是最好的选择。此外，一项要求国民党员“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秘密决议在党内通过，从而导致两党从春天开始出现直接的摩擦 [71] 。
毛泽东这边的情况是，从1月12日开始，他起草了一些指示，直到9月份才公布于众：“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72] 而国民党方面一直批判共产党“虚伪”：他们的游击队“游”而不“击”。
在毛泽东的指示中，他围绕着“团结抗日”这个主题提出各种可能性。1939年3月12日，毛泽东参加“纪念孙中山和卡尔·马克思的大会” [73] ，他说“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1939年3月2日，毛泽东为聂荣臻写的一本小册子撰写前言，已经提到这样的言论。聂荣臻在这本书中认为“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根据地”，三民主义在此地“真正落实了”。 [74]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话。 [75] 毛泽东正面评述了蒋总统的言论，称国家是第一位的，民族也是第一位的，军事事务必须放在首位，而胜利也是首要的。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蒋介石或多或少有些投降倾向。1939年6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76] ，并且揭露了“东方慕尼黑”阴谋。7月9日，他又重申了这一点，并鼓励“坚持国共长期合作”，他指出统一战线才是抗击日军的“法宝” [77] ，要“打到鸭绿江为止”。在国共摩擦最严重的时期发生了“平江惨案”，我们由此才发现毛泽东只是在表面上对国民党态度缓和。平江是湖南省东北角的大县，是1927年秋收起义的一个中心。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的士兵和特务将新四军通讯处洗劫一空，共杀死了6名共产党干部和士兵。 [78] 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执行五中全会时的秘密决议。8月1日，延安召开抗议集会，毛泽东要求惩治罪犯，“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此后，他将蒋介石的反共攻击视作向日军投降和毁灭中国的准备。汪精卫回到上海后，于1939年5月和10月两次去东京，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了受日本人公开保护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如此戏剧性地归顺于日本人更加重了毛泽东的怀疑。9月9日至18日，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周恩来发言为共产党的行为辩护，尽管如此，国民党仍然不断抨击共产党代表王明。1939年9月8日，毛泽东坚持在延安迎接国民党的代表团，其中包括国民党右翼领袖张继，并要求在会议上欢呼蒋介石和林森的名字。 [79] 同一天，他在国民参政会上同其他6名共产党代表团成员签署了一份反对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文件 [80] ：团结与冲突，必将成为这几个月反反复复的军事摩擦的主线。10月，重庆政府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支援，12月，开始对部队进行经济封锁，一年以后，受影响的人数达到40万之多。那些前往延安加入抗战的青年被逮捕，拘禁在营地中。在评论这些事件的时候，毛泽东认为应该超越三民主义。他谈得更多的是人民的三大革命原则，并且再三谈到资本主义废除后的阶段是建立社会主义。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的结论加深了毛泽东的担忧。对此有些措手不及的毛泽东用一番斯大林式的言辞回应道：这一条约证明了苏联因贯彻和平政策，国力和声望获得增长。 [81] “这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个具有极大政治意义的事件。”它结束了英法反动派的阴谋。毛泽东曾在9月14日说“帝国主义的第二次战争”和第一次战争一样，“都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互相掠夺的非正义战争”，“不论是德日意，不论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这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共和国和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毛泽东在回答埃德加·斯诺采访时问到的一个问题时说，世界反革命的“第一名魁首，已经是张伯伦了”。他认为西方的民主国家同意打倒希特勒的前提是之后将要进攻苏联。签订了条约之后，“希特勒是斯大林的囊中之物” [82] 。一方面毛泽东认为苏联现在将转而支持亚洲，让日本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他又害怕苏日之间会签订一个类似的(互不侵犯）条约：因为传言已经不胫而走。
事实上，当前的政治形势非常令人担忧，毛泽东必须全力以赴。因为江西的失败，更因为与国民党之间禁止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充公的脆弱协定，毛泽东无法再次采用苏维埃时期的基本社会政策。他决定加强统一战线的“法宝”：扩充党员及士兵以抗击日军。他在农村建立基层党组织，发展由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和民兵，显然这是蒋介石不愿意见到的。他十分仔细地安排军队力量的分布。若是平型关战役在1939年打的话，规模就会大不同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从理论上来说是正规军——主要接受埋伏和游击能力的训练，征收的士兵装备轻便、移动性强，以十来个到百来个为单位。1939年尽管遇到了不少困难，情况还是乐观的：经历长征之后筋疲力尽的共产党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保存了军事实力以及足够的根据地。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和革命根据地错综复杂，互相影响，我将对此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83]
陕甘宁边区是比较稳定的关键地区，除了延安城遭到几次空袭之外，没有遭受日军的侵袭，也没有国民党驻军。这一边区也是共产党在中国北部农村驻扎的第一块边区。套用一句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这一边区是革命的屁股(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 [84] 150万居民生活在这片85 000平方公里的广阔领土(相当于葡萄牙的面积）上，分为23个县。这片土地几乎全是沙漠，除了靠近河流的地区有29%的耕地，其余的地方大约只有10%的土地可以耕种。我们估计一家人生活至少需要50亩地。1934年，12%的大地主拥有46%的土地，他们的财富来源于高利贷或抵押：85%的农民家庭仅靠50亩地生活，按人头计算，每个人仅有12亩地。从前延安居民有63 000人，到1930年这里只有30 788人。
共产党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社会的秩序，而他们对于根据地中心地带的长期监督打击了本地乡绅的气焰，土改政策在1935年至1936年间实行，1937年后中止，给穷苦人民带来了福利：1938年，80%的土地属于80%的人民。尽管穷苦的状况还是很严重，但是严重的程度却在慢慢减轻：1939年，延安的9个区36万居民中，人均耕地面积为20亩，很显然超过了最低生活水平。然而在北部靠近长城的区域中，6个县内54.5万居民人均耕地面积却只有6亩。随着1937年年底开始执行温和的政策，允许私人租种和雇佣，这种盛行的混合经济确保了这个边区的人民在食物上自给自足。再加上自1939年年底以来，国民党政府每年给予215万美金的财政补助 [85] ，这个边区在税务上的减免成为可能。1937年9月6日，由中共老党员林伯渠担任主席的地方政府成立，这个政府很快被国民党承认。这一边区的相对安全稳定吸引了十万人移居到此，这些人包括因穷苦或战争逃亡的农民、学生、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他们被共产党日益上升的声誉吸引：从1938年年底开始，他们中的两万人得到进入延安的批准。为了管理和保护这里的15到29个县，以及1 549个乡，边区拥有8 000名干部、18 000名八路军战士、15 000名警察以及224 000名民兵，他们的常备武器是矛、刀和猎枪。1939年10月，共产党党员已达36 131人之多，占总人口的2.5%。共产党员人数的迅速增长源于秘密社团哥老会的介入，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这一组织中发言：在许多乡里，超过半数的新党员来自哥老会。 [86] 这种高效的共产主义的“渗透”或者说对长期在地方乡绅控制下的秘密组织进行的政治化并非没有风险：1937年5月，周恩来在延安崂山遭到哥老会袭击，他的七个随行人员被杀。 [87] 为了避免遭到恶势力的袭击，共产党定期会对基层组织进行整顿。不过重点是共产党透过灵活的政治管理，已经成功渗入农村。这一成功使得陕甘宁边区成为一个十分特殊的边区，与30年代末期共产党建成的边区完全不同，毛泽东在分析他的政策带来的影响时，是以这个眼皮子底下的边区为蓝本的。
另一个边区叫晋察冀(山西—察哈尔—河北）边区，1938年1月22日得到国民党承认。第二个边区远远没有第一个边区稳固，在这个“屁股”上的革命无法持久。这一边区的领土面积为80万公里，有2 500万人口，分布在108个县内。然而在这一根据地的成立大会上，河北太行山中心地带的阜平县148名代表中只有39名代表出席了。共产党只能固守十分之一的土地，相当于陕甘宁边区的面积，并且只能领导两百万到三百万居民。此外，与前一个边区不同的是，这个边区由一片片不连续的内陆组成，在参谋部的地图上看起来就好像是一系列的斑点。在平型关大捷之后，聂荣臻的部队建立了这一边区：边区边界受到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支持，双方招募成员共同成立了牺盟会和抗日决死队，薄一波 [88] 等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非常具有影响力。由于这些组织是以热情但是缺乏经验的民兵为成员建立的，他们组成的山西“新部队”与原来地方上的“老部队”关系很不好，他们上前线的表现力还有待改进。然而这一次比较混乱的动员却使共产党在这一边区扎下根来。1939年12月，他们影响并管理了五台山30个县、河北中部20个县和察哈尔南部4个县。日军无法忍受这个“反动”边区对于他们在中国北部铁路干线的威胁，定期进行清理战。这一始终受到威胁的根据地为八路军提供了众多的新兵，1938年的时候已经组成了三个师，15 000名正规军。在这一边区，共产党作为军事力量被接受。 [89]
其他的根据地都不被国民党承认。
由贺龙的军队建立的晋绥(山西—绥远）根据地包括山西西北部一半的山区，面积达33万公里，人口300万。这一边区形成一个狭长的走廊，起到方便前两个边区交流沟通的作用。
晋冀鲁豫(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边区还处于形成阶段。这一边区于1938年秋在太行山的南部建立，由刘伯承统帅，邓小平任政委，驻扎在此地的3万士兵和民兵与晋察冀边区的战士一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根据地的建立十分困难，因为此地不适宜游击战。在这些树木已经被砍伐光的小山丘上，农民自1939年以来就进行着一场地下战，他们在地下挖避难所，靠储存的粮食生活。共产党无法继续向南部挺进，在这块国共内战的第一片土地上，蒋介石的核心部队拥有稳固的地位，而且极具战略意义的陇海铁路从这里通过。这块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被国民党承认，虽然后者一年给予38 000美金的微薄财政补助。直至1941年7月7日这里才成立了边区政府，管辖着14个县的500万居民。开辟山东初期，省长面对日军的进攻不战而逃，引起国民党内部的混乱，不过这反而有利于共产党的工作。然而这一开辟工作很快陷入了僵局，因为日军对这一地带十分熟悉。“八路军山东支队”共有3万人，自1939年3月起由徐向前领导。
统一战线这个“法宝”起到了不可思议的作用。1937年才4万人的共产党到了1939年12月已经有80万人之多了。抗日战争初期92 000人的八路军而今已经有270 000名战士，而新四军也从两年前的12 000人增加到50 000人。共产党以变化多端的方式控制着中国北部100万到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 000万到4 000万的人口。1944年4月，毛泽东估计“抗日根据地”的总人口达到了一亿。
尽管如此，即使事实上共产党仅对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拥有稳固的管理权，蒋介石还是无法忍受。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当局”——共产党对重庆政府的称呼——自第二次统一战线建立以来，第一次挑起了一场未命名的反共战役。他们把自己的行动视为对共产党非法扩张的打击，并认为共产党训练有素的部队在为“日伪政府”效力。参与此次行动的第一位高级将领是阎锡山，他是山西的老牌“军阀”，但从三月开始，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八路军再次攻占他们两个月前失去的土地，手下的3万名士兵加入了八路军。 [90] 山东的形势一直很混乱。1940年，国共之间的斗争比抗日还要严重。1940年11月，八路军在山东的人数达到7万，但是国民党对于这一边区仍然拥有绝对控制权，共产党仅控制了这一边区与河北的交界处、泰山和山东半岛底部。毛泽东十分熟练地在各处运用1940年3月11日他在延安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的战术，并将其概括为“有理，有利，有节” [91] 的口号。也就是说：不主动攻击国民党，但在对方攻击时要反击；在有十足把握胜利的前提下才发起战斗；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如果他们没有进行新的进攻，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斗争告一段落。3月6日，毛泽东在他控制的边区依据“三三制”原则分配行政责任：共产党员占1/3，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中间分子占1/3。7月7日，毛泽东强调了“左”倾回归的威胁，令一般资产阶级害怕。 [92] 194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布了关于晋察冀边区的管理纲领 [93] ：只没收叛徒的土地充公，禁止工人罢工，保证让农民和佃农向地主缴交债款。1941年5月，《双十纲领》的适用范围扩大至陕甘宁边区。虽然在陆地上与国民党部队的短暂交火日益频繁，毛泽东仍然在1940年2月1日确信大部分的国民党员拥有光明的前程，只有党内那些少数根深蒂固的反动派的未来才是黑暗的 [94] 。
的确，在毛泽东温和的言辞背后隐藏着更为强烈的指示。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做了一次报告，报告的第五点是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权力问题的 [95] ，他明确指出：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治权力机关的领导地位是十分有必要的。为此我们必须保证那些占有三分之一席位的共产党员都具有高水准高素质。如果这一条件能够得到保证，那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能保障，没有必要为了让其他人真心接受我们的建议而增加共产党员的人数。1940年3月1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 [96] ，陈述了自己有些犬儒主义的观点：“须避免在陵川、林县地域 [97] 再与中央军冲突，如彼进迫，我应北退，如彼再三再四进迫不已，然后我军加以还击，其曲在彼，否则政治上对我甚为不利。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现正派军队向雪枫、胡服两区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联系。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难了……何应钦已在参政会常驻会议报告了一次。下月参政会开五次大会，彼现派在洛阳等处之视察团回川，必将大做文章。我们现在就应准备在政治上迎接蒋之新进攻，因此军事上必须立即刹住，转为守势，彼军进迫，我军后退，一枪不打，服从命令，才能造成政治上有理有利地位。”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读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读了马基雅维利的书！
事实上，自9月以来，人们能够感觉到统一战线的“法宝”也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陷阱。蒋介石和国民党强化了对政权的控制：蒋介石得到了不久以前孙中山先生的头衔——最高统帅。1939年11月，国民党宣布准备在1940年召开制宪大会。战争使得中央政权为众人所接受，更加稳固，甚至更加合法，尽管共产党对内陆的掌握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他们仍然面临被边缘化的巨大危险。
毛泽东不能任由形势这样发展：1939年冬季，他准备应对眼前的困境。他既不希望被边缘化，也不希望隶属于国民党。他知道与国民党公开的决裂将会增加后者投降的危险，但是他已下定决心夺取这场战争的领导权，将战争的冲突转向日军与共产党的冲突。此时他是共产党内无可争议的首领，为此，他必须加强党内团结，增强党的实力，巩固党的基础，同时考虑到党历史上的两个特性，对他而言，其一是与游移不定的资产阶级的关系，其二是武装斗争的优势。这解释了为什么1939年10月4日他重新启用了军事杂志《共产党》，帮助党“共产化” [98] 。在由毛泽东和几位合作者在1939年12月编写的名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99] 的政治培训教材中，毛泽东回顾了中国三千年的封建制度，对中国社会做了分析并重新审视他关于中国改革的视角。他粗线条地描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资产阶级加入革命的过程，接着描述了之后的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从蒋介石所谓的三民主义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他进一步说，第二阶段只有等到第一阶段完全实现之后才会到来，他对于那些无法预见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人表示了一定的批判。鉴于过往的经历，他比江西苏维埃时期更为谨慎小心，对游民、流氓、流浪汉、乞丐、妓女、无赖的革命潜力持保留态度，但惋惜将这些人全部消灭的想法。他同样证实了被改良主义诱惑的工人阶级不可信任，认为改良主义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党所扮演的角色混淆了。他第一次转向知识分子，在一段话中特别提到地主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再次证实了他对于地主阶级的怀疑。“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都来自于代表封建制度残余的这个阶级：他们对于革命的归顺可能也是暂时的。”与此同时，毛泽东再三叮嘱无产阶级(也就是共产党）要欢迎他们。
在1939年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当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面，强调了这一运动的决定性作用，这一运动的发起人——知识分子扮演了核心角色，并指出，只有与工人和农民大众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才是革命的。他还拿孔子开玩笑，称其不会耕地也不知如何种白菜。12月1日，他批评了那些怀疑并且不录用知识分子的干部。毛泽东在1939年12月9日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认为“一二·九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同样重要，并指出自己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对于政治缺乏经验，满脑子都是《诗经》和孔子的《论语》。借着这个机会，他回忆了数千名青年学生不顾国民党的阻拦上街示威游行，被国民党逮捕的壮举。为了欢迎丁玲，毛泽东引用了拿破仑的名言“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 [100] ，在一片欢呼声中他说：“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
同一时期，毛泽东写了两篇文章补充重建共产党的概念，这也是革命三大“法宝”之一。12月20日，在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 [101] ，毛泽东慷慨激昂地说：“在全人类中间，出了这位斯大林，这是一件大事：有了他，事情就好办了。你们知道，马克思是死了，恩格斯也死了，列宁也死了，如果没有一个斯大林，那一个来发号施令呢？……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完成，而斯大林把它完成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事实上，几千年以来，领导阶级一直反复强调被压迫者要学会顺从，而今据毛泽东所说，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总结成为一句话：“造反有理” [102] 。对毛泽东而言，斯大林是至高无上的领导人，他的思想非常深刻。在诺曼·白求恩 [103] 的纪念大会上，毛泽东补充说，战士们必须将身心都献给共产党。
经过几个月的思考，毛泽东在1940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国文化》第一期上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 [104] 。这篇文章重申了他在秋天的几个报告，斯图尔特·施拉姆将其定义为“掩盖无产阶级专政的葡萄叶” [105] 。事实上，此文只是重申共产党支持三民主义。他一再强调孙中山用他的三民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来定义他的“三大政策”：与苏联结盟，与共产党合作，由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组成统一战线。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共产党只会没收土地分配给那些耕作这片土地的人，还没有考虑要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同时他也确保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直被谨慎对待的“中间阶层”如今也可以放心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章的话，会发现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一样很容易妥协，唯有工人阶级才是彻底革命的。事实上，毛泽东认为工人阶级就是共产党，也就是说要讨回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他同时指出，如果国民党放弃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三大政策中的任何一个，就是落入了反动的阵营，必须要发展“新三民主义”，并把农民的问题看作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总结道，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十分有必要的。革命的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106] 。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而今已经不是国共两党的摩擦了，两党正走向决裂。
1940年夏初，中国的政治氛围十分沉闷。春天，面对法国军队的撤退，人们很难预测英国独自面对轴心国还能坚持多久。6月20日，法国封闭了海防—云南府(现在的昆明）铁路。7月18日，英国封闭了滇缅公路。整个冬季，日军轰炸重庆，造成成千上万百姓伤亡：中国没有防空力量，它的空军在上海战役的时候几乎全军覆没了。此刻蒋介石或多或少隐藏的投降动机变得越来越强烈：为何要在势如破竹的敌人面前如此坚持？与敌人和解是否才更为妥当？
为了阻止投降的企图，中国共产党想要证明日军不堪一击，表达抗日的决心。支持这场战争的领导人一开始就有这个想法，包括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对此毛泽东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应当避免从八路军较弱的前线正面抗击敌军，而应凭借游击队在背后攻击敌军，并在共产党控制的范围内拉长战线，避免受到国民党的管控。整个1940年，他都在极力建议共产党的将士们发展游击队、发展山东和北方平原的抗日根据地。如果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有一个沟通的桥梁的话，这一切就会更加简单。在这一点上，正面战争的支持者和游击战的拥护者达成了共识：必须破坏日军对八路军实施的“囚笼政策” [107] ，这一政策涉及的范围包括东面的北京—武汉铁路、南面的陇海铁路以及北面的正太铁路(石家庄—太原），这些铁路能够为遭受攻击的驻军提供快速救援和支持。对于彭德怀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不过是一次规模有限的小型破坏行动，无须经过党内军事委员会和毛泽东的同意。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参谋部决定百团大战从8月20日正式开始。意外的初战告捷激起了党内部队将领的战斗热情，他们原本就对抗击国内其他力量已经没有什么兴趣。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提到这种“头脑发热”，他认为自己可以使敌军遭受重创，并在北方建立广阔的根据地。这一点在1940年8月31日对彭德怀的采访中得到了证实 [108] ，他将这次行动称为“百团大战”，这是“共产党军队第一次大规模对日进攻”。他没有总结这场105个团20万人参加的18 000次战斗。斯图尔特·施拉姆说，1940年9月10日，毛泽东曾向书记处下达了一条没有中央军委批示的命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负责人集中力量全力抗击日军，“应仿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如果施拉姆说的不是事实，那么这场战争并不符合毛泽东战略上的考虑 [109] 。如果这份文件不是追求更长远的胜利，那么毛泽东就是像其他人一样“头脑发热”了。不管怎样，他很快就失望了：从9月中旬开始，日军得到伪满洲国的支持，10月底开始反攻。日军伤亡2万人，200人被俘，还失去了对交通的控制，这一切都是他们无法容忍的。傀儡政府伤亡5 000人，18 000人被俘。但是共产党军队的损失也很惨重：17 000人。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嘱咐彭德怀要更加谨慎小心，他说：“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 [110] 毛泽东认为在这个战争阶段，这样的战役属于大规模自杀，但他并非无视既得利益。1940年12月22日，彭德怀提前一周结束百团大战，毛泽东写了唯一一条给书记处的针对百团大战的指令：“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尚需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毛泽东将一个并不可靠的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胜利。之后发生了“皖南事变”，共产党遭受了无可争议的军事上的败北，不得不进行更为惊人的恢复工作。
但是，毛泽东此次大获全胜的政治重建是在一个十分灰暗的背景下进行的：1941年对于共产党来说是可怕的一年。
从军事上讲，日军在多田骏和冈村宁次的指挥下，自1941年7月开始发动十分激烈的反攻。15万日军在10万伪军的协助下突然进攻共产党开展百团大战的地区。他们从城市和交通枢纽开始，有条不紊地深入内陆，毁灭可能留宿游击队战士的乡村，并在离开之前留下一些有看守的小碉堡。1942年，在太行山有7 700个小碉堡，它们之间靠11 860公里的封锁带连接。日军还沿着北平(北京）—汉口铁路挖了几百米的封锁沟，烧了很大一片高粱地 [111] ，形成一条500米宽、500公里长的封锁带，遣散了这个地带的所有居民，并且派巡逻队日夜守卫。在太行山南部 [112] ，1941年、1942年共产党分别遭到日军263次和410次攻击：只有一个25公顷的边缘地带幸免，晋察冀根据地也被减掉了三分之一。第二个封锁带在1941年建完，比沿着铁路建的那个长了一倍。抗日的乡村被迫转入地下生活，有时甚至要掘地三尺来保护自己，除非最终投降。大部分村庄都曾在某一段时间被日本人或日伪政府占领，而今又重新由那些传统的地头蛇管理，他们的管理伴随着对农民的报复行动，因为后者曾经夺走过他们的土地。共产党管理的人数从1939年的4 400万跌至1942年的2 500万，90%的根据地缩小为简单的游击队区。百团大战中攻下的晋察冀边区的26个县全部丢失，而其中12个县的负责人不得不撤到山区。
1941年的第二个困难是经济秩序。只有在延安周围的陕甘宁边区躲过了日军的入侵，但是它不得不忍受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以及1940年和1941年两年的坏收成。这一边区什么都缺——粮食、住处、衣服、盐……——由地方政府发行的货币比国民党管辖地区的货币崩溃得更为迅速。 [113] 在重庆，我们以1937年的生活成本为基础指数100来计算，1940年到1942年期间，指数分别为224、1 980和6 620，而延安的指数分别为500、2 200和9 900，非常可怕。这个情况在晋察冀边区更为严重，战争使得这个地方变得愈加荒芜，必要时需要征地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然而共产党方面却没有应对的方案：土地充公已经在老的根据地实行过，而统一战线的政策又阻止征用1938年以后获得的土地。重庆政府的补助因1939年潜在的国内战争而取消，经济封锁却愈加严重。唯一剩下的办法就是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人民将通过“解放”来救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