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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3年中，长征初期毛泽东在政治上还是个失败者，后来被确立为共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几年后诞生了一个神奇的共产主义政权，开辟了新的道路。这几年主要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4年10月—1935年10月长征。长征缔造了新中国。在第一个阶段中，毛泽东自1935年起重新掌握了权力。
第二阶段，毛泽东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同年夏天两人决裂，毛泽东率领几万追随者抵达陕北。
第三阶段大约持续了一年多，国共形成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得到了新生。短短一千多个日子，毛泽东就从一支衣衫褴褛的“土匪”部队的首领成为全国最大的反对党魁首，共同参与爱国战争，声名远播海外。
尽管出发前共产党召开过多次筹备会议，但长征究竟该走向何处仍未确定：最终目标是从湘南绕行重回江西？还是在湘北与贺龙、任弼时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抑或是在湘南重新建立根据地？没有人想到长征最后会走了一万多公里抵达边远的陕西。 [2]
红军分成3个野战纵队开始转移 [3] ，主力在于都横渡赣江。此处赣江江宽100米，红军从1座古石桥以及5座浮桥上经过，水浅处士兵直接涉水而过。随行有一支运输队，由3 000~5 000名雇工(每日领取1元工资）和几百名前几次“围剿”战斗期间的苦役组成，部队绵延80公里。毛泽东后来向斯诺提起，整个队伍不像是军队行军，更像是在搬家。这些人负责搬运印刷器材、银行货币模板、无线电与电报机、炮弹弹药、兵工厂设备、数箱黄金白银、一台X光机、数千箱档案、多台发电机设备、两台克虏伯山炮 [4] 以及数十发炮弹。
毛泽东穿着粗布上衣，背着两床铺盖、一把伞、一袋书、一件雨衣和一件大衣。之前常背的九袋背包没有背着。他刚刚病愈，行路困难，由一名护士和一名秘书随行。刚开始，他还骑着自己的爱马，后来山路崎岖，身体疲惫，渐渐骑不动马 [5] ，只能躺在担架上，由四个士兵担着担架赶路。担架上面有一块蜡布，避免毛泽东遭受日晒雨淋。另一位领导王稼祥在第四次“围剿”战争中身负重伤，弹片卡在腹部取不出来 [6] ，也只能躺在担架上，长征途中胃部都插着流管。两人在路上时而讨论唐诗，时而交流对政治和军事的看法。有时候山路太窄，士兵就把两人的担架头尾两连，使两人的讨论不被中断。两人均不需要对失利负责，转而对失利原因深入分析，有时候二纵中央工作团共青团总支书记胡耀邦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也加入讨论，两人身患疾病，都躺在担架上。他们都对博古及李德两人盲目乐观、刚愎自用十分不满。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把这些谈话称作“担架密谋” [7] 。
红军8.6万人从瑞金出发，在崎岖的小路上赶路，其中只有35名女性，都是重要领导人的妻子。其中20多人充当护士，协助6名医生工作。伤重难愈的士兵只能留在农民家里，部队留下几块钱买药以及一名所谓的医生。大部分留下的人都被追兵俘虏、枪毙。
由于大雨如注，很快大家都裹上了一层泥浆。这8.6万人中有4万~4.5万名士兵，剩下的是干部、后勤和机关人员。这支部队成为后来的红色政权的核心，几乎所有苏维埃政权的干部都在其中，包括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
红军1万多公里的长征异常艰苦，路上行军368天，其中235天在白天赶路，18天夜间行路，以躲避国民党军队空袭。几乎每天都有一到两次武装冲突，大的战役有整整15天。整个行军中只休息了100天(其中56天在四川西北部）。队伍中主要是负得了重、赶得了长路、做得了粗活的农民。他们平均每天在崎岖小路上赶路39公里，有时候甚至需要开辟道路前行；突击队有时一天要走80公里路。大部队经常需要在4天中行军200公里。在刚开始的几个星期后，几乎所有的驮物牲口都不见了，脚力也逃的逃、溜的溜，最后都是士兵用扁担把这些物资挑到陕西的。要知道他们本身已经有30公斤的配备：1支枪、2颗手榴弹、50发子弹、5斤大米、盐、干蔬菜和辣椒、水壶和碗，另有1条铺盖、1套冬衣、3双厚底布鞋(鞋尖和鞋跟还包了铁）。每个士兵还有1把油纸伞和1根拐杖。2盒木棒插在绑腿内，红星八角帽内还插着1根针。很快帽子就换成大大的竹叶帽，蓝色棉织军服也破损了，跟普通农民没两样。这身衣服帮助掉队的士兵迅速逃入村庄隐蔽起来，但是士兵想逃跑也更加容易了，尤其是在长征初期。这支英雄的部队越来越像《水浒传》中的人物，而非20世纪的部队。他们与太平天国和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部队无异了。
毛泽东要比博古、洛甫等从国外归来的知识分子更了解这支队伍，他的影响力随着部队深入内陆与日俱增：长征的线路就像画在中国传统封闭的西部地区上的一个括弧，两端是江西和陕西，弧顶是贵州；与之相对的是近代开放的太平洋沿岸，从广东到北京，以上海为弧顶的另一个括弧。这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转移到了中国最古老的地域。在那里我们找到了毛泽东克服挫折和失败，获得成功的秘密。
国民党军队集结大量兵力，组成了4道封锁线。为了突破封锁，博古、李德和周恩来4月初派潘汉年与何长工 [8] 乔装打扮，与粤系军阀陈济棠秘密协商。陈济棠素来与蒋介石不合，在第五次“围剿”中负责防堵红军南下，十分担心南京政府会借机消灭自己的势力。陈济棠根本不愿意与红军交战，而且早与赣南红军定有物资流通与购买的秘密协议。老谋深算的他深知与红军作战将导致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广东，从而使他失去自己的地盘。而且何键 [9] 的湘系军队已经沿湘江而下，集结在粤湘边境。因此陈济棠决定和共产党签订秘密协议，双方停火并给红军让出十几公里的通道。 [10] 这使红军10月21日晚轻易地突破信丰一带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并在11月2日顺利突破粤北城口一带的第二道封锁线。
但是当红军部队继续南下至大庾山一带时，先头部队遭到陈济棠军队的顽强阻拦，全力拦截红军进入广东腹地。红军于是向西行军，复向北，轻而易举地突破湘南的第三道封锁线，抵达蓝山后才休整两天。过了好几天，蒋介石才明白红军突围旨在离开江西不再打算返回，11月12日蒋任命何键为“追剿”总司令，薛岳协助，“追剿”歼灭红军。蒋介石认为在这个季节湘江河水不深，红军可能在全州和兴安 [11] 一带涉水渡江，与贺龙的部队在湘北会合。于是何键率领湘军和中央军12个师，在全州—灌阳—兴安一线50公里内集结军队，意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国民党军队此次调遣使得红军轻易地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
张戎和哈利戴从何键的态度中得出以下结论：红军能够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实际上是蒋介石暗中计划好的。 [12] 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他计划把红军赶进黔滇川，利用“追剿”中共之际进入西南三省。这三省面积约是法国的两倍大，一亿多人口，仍由军阀统治，不服蒋介石的统治，处于半独立状态。因此在红军未进入此三省前尚不能将之消灭，以免错失良机。其二是蒋介石长子，蒋氏的亲生骨肉蒋经国被苏联人扣为人质。1925年11月，年仅15岁的蒋经国被国民党要员邵力子送往莫斯科学习。早年蒋介石对邵力子十分信任，后来才证明邵其实是共产党。此后蒋经国被迫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公开指责其父，1931年与被俘的两名苏联代表交换才得以回国 [13] ，从中也可以看出蒋经国当时被挟持。蒋介石为了爱子不得不想方设法营救困境中的共产党。这个父爱的观点十分感人，但是依照当时的情形，这种观点难以令人信服。
确实，11月15日红军轻易地在湘南洨河一带突破何键的第三道封锁线，但其中缘由并非如张戎与哈利戴所陈述的那样。相反，何键在两日后被蒋介石任命为红军“追剿”总司令，并不是为了嘉奖他出色地完成任务，而是为了给共产党拉开一张“追剿”大网。在共产党意欲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何键给了红军致命的打击。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红九军团已经开始抢渡湘江。桂系军阀白崇禧和粤系军阀陈济棠一样不欢迎何键率领湘军到来，故意给红军留出40公里的通道。至当日晚，先头部队已经渡过湘江，控制了湘江两岸。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军委纵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距湘江渡河点还有80多公里，需要花上4天才能到达。这同时拖慢了担任保护任务的第二纵队(红三、红九军团）和殿后的红五军的进度。11月28日，何键率十几个师抵达全州，向正在徒步涉水过江的红军发起猛烈攻势。空军飞机从天上疯狂扫射，整个战役持续了3天，到12月1日晚上才结束。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是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一役。红军共损失1.5万人：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为了保住渡口损失惨重；红九军团和红五军团则为了保护军委纵队渡江而被全歼，几乎所有的物资装备都丢弃了。此役过后，从江西出发的8.6万人仅剩下了3万多人。渡江后，红军放弃直接北上，转而西行，利用广西北部复杂的地形掩护，躲避国民党的“追剿”，避免被全歼的命运。 [14] 红军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像一支逃亡的部队，上千士兵逃跑。博古和李德的处境更加困窘。无论怎样，红军此时的状态只适合打游击战，任何与敌军的正面交战都无异于自寻死路。
张戎和哈利戴曾经对这种分析提出异议。 [15] 他们认为何键了解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故意退让，尤其是让红军参谋部在数日内渡过湘江，然后装模作样地在12月1日向殿后部队发起进攻。整场战役只有3 000人牺牲 [16] ，共产党的伤亡主要来自士兵出逃、重伤未愈或者脱水而死。然后何键利用“追剿”之际顺利控制了贵州、云南和四川三省。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当时共产党领导原本未计划要向西挺进，他们起初的计划一直是到湖南西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会合，湘江战役遭受惨重损失后才决定向西而行，这个决定是偶然的。何键既不可能知道最高统帅的内心愿望，也不可能事先预知共产党的决策。
在这几周中，毛泽东和其他人一样经历着殊死战斗。他从一片绝望的形势中看到了一线转机。博古等人的领导方式是不适用的，而且已经走到了尽头，入春以来连番遭受军事失利是一系列错误决策导致的。博古和李德坚持北上与红二军会合，但是在北上的道路上蒋介石已经设置30万精兵布防，准备像湘江战役一般歼灭红军。所有的将领和士兵都不愿意走这条路。毛泽东在王稼祥和洛甫的支持下，力挽狂澜。周恩来感觉到了部队中紧张对立的气氛，在湖南通道县一个封闭的农庄中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 [17] 通道县位于湖南西南，双江江边，地处湘黔桂三省交界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毛泽东起先比较谨慎。博古和李德不顾湘江战役的惨烈教训，坚持北上与红二军会合。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向西，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贵州的士兵只有“两根杆”——枪杆和烟杆，易于红军躲避“追剿”。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后红军方才确定了长征的路线。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命令部队第二日向西行进。这也是毛泽东自1932年宁都会议后，他的战略路线第一次被采纳。15日，红军进入通道以西50公里的贵州黎平县。国民党追军还在湘西的大山里徒劳地搜寻。红军暂时摆脱追兵，能够在这里好好休整几日。18日在黎平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洛甫、王稼祥的支持。会议决定放弃与贺龙部队会合，以遵义为核心，在黔北大娄山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随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只是对离开江西以来红军遭受的损失感到悲痛不已，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原因的探讨却十分含糊，甚至还不适时地论证游击战的危害。20日，部队整装出发，击退了黔军的阻拦，后抵达贵州的商业中心猴场(现草塘)。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重申毛泽东的主张：建立川黔根据地。李德指出，国民党3个“追剿”师正以迅猛速度接近红军。他是为自己的主张作最后的努力，但是没有得到支持。决议指出要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力求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必须避免大规模的阵地战。由此，毛泽东的军事战术自1932年为博古等人所摒弃后重新被接纳。
1月2日，红军用芦苇和竹子搭木筏架起浮桥强渡乌江。渡过乌江后有贵州省唯一的一条石路，连接了贵阳、遵义和四川。相对之前经过的地方，这里地势相对平坦，物资丰富。唯一的阻碍就是天险乌江，河床由玄武岩构成，河流湍急，水深好几米，江面宽250米，江上仅有12艘渡船，每艘船上有一个营的士兵把守。遵义城中还驻有一个营的守军。城内有居民5万，主要商业为鸦片生意，而且离著名的高粱白酒之乡茅台不远。然而面对红军的逼近，所有士兵都跟着守将 [18] 一起不战而逃了。
1月7日，红军顺利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两天后举行了庆祝胜利的阅兵式。毛泽东同洛甫、王稼祥住在一栋三层红砖别墅中，有一个漂亮的阳台。博古和李德住得较远，在一个天主教教堂的对面，教堂后来改为野战医院。15日，朱德召开简短会议，纪念1919年在柏林被杀害的革命烈士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女眷们都住在第三中学，其中贺子珍已经怀孕8个月。朱德、周恩来和军委被安置在不远处的一座方形两层灰砖小楼内。大屋高墙垂门，方形客厅十分宽敞，铺着胡桃色地板，有25个不成对的椅子和几张弯腿桌子。室内有一盏油灯照明，仅有一个铁做的小火盆取暖。屋子的原主人是一个富有的银行家，已经逃往贵阳。
1月15日傍晚到17日，在这座小楼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 ，会议原定于12月中旬召开，17日下午，前线战事吃紧，会议中断，经18名委员讨论和投票的两项决议尚未来得及通过(决议经过秘书处修过，直到数周后的2月8日才正式发布)。17日下午，红三军和国民党军队在遵义以南30公里处的刀把水古镇展开交锋，同时薛岳率领军队开始横渡乌江。与会的红军将领决定立刻休会，当日傍晚迅速回归战斗岗位，指挥作战。1月19日清晨，红军撤出遵义。
参加遵义会议的有20人。其中6名政治局委员：博古、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和毛泽东；4名候补委员：王稼祥、何克全(又名凯丰）、刘少奇和邓发；7位军事将领：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20] 。还有共产国际特派员李德。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李德的翻译伍修权也一同参加了会议。王稼祥和聂荣臻在湘江战役中受了脚伤，躺在担架上开会。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张国焘、陈毅、任弼时和项英等人缺席。2月中旬，中央致电通知缺席委员遵义会议的决定，这一决定同时在红军和党内领导层 [21] 中发布，因此李德称“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夺取红军和党内权力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22] 。这一观点是不足信的。大会由博古主持，他首先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作总结报告，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围剿”战争和红军撤出江西根据地的形势。博古的演讲没有准备讲稿，但十分流利，他把失利归咎于“客观因素”：两军军事实力存在巨大差异，帝国主义大力支持南京政府，等等。接着，周恩来从主观角度分析了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如为应对国民党军队封锁包围筑造的防御工事毫无作用。在他看来，战事失利的主要责任人是李德。洛甫第三个发言，批评了博古的分析。
之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一小时的发言数度被掌声打断。与前几位领导人不同，毛泽东说了实话，也说出了大伙内心真正所想的。他严厉批评了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和单纯的防御路线，这种防御路线使红军在敌军猛烈的火力和空袭下极易被发现，被摧毁；李德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使红军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战术击溃；指责长征开始向西行进的路线是逃兵思想。会上王稼祥宣布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改由毛泽东负责。陈云和刘少奇都发言支持毛泽东。只有凯丰为博古辩护。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凯丰数次打断毛泽东，批评道：“你根本不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你所读的只是孙子兵法。” [23] 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等将领都批评李德。由于伍修权因会议上激烈的气氛而感到不适，无法进行翻译，李德难以跟进会议。他长时间一言不发，低着头，在客厅一角不停地抽烟。朱德和周恩来给了致命的一击。这一次，周恩来痛击了博古。
2月8日遵义会议决议获得通过，重申了毛泽东的主张。对毛泽东而言，这个胜利显然是重要的，但是还不足以决定日后他成就的伟业。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成为5位中央领导人之一。尽管当时他的朋友们仍然沿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称呼“主席”，但是毛泽东还不是共产党党首，也非党内第一号人物。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然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被孤立，对此气恼不已，于2月5日辞去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由洛甫代替。当时洛甫在军事上没有建树，长征的路线主要由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和刘伯承4人决定。3月4日，毛泽东恢复宁都会议前的前敌政委职务。这次官复原职有一定的偶然性：周恩来和朱德在前几次战役中指挥不当，洛甫和刘少奇没有军事指挥经历，项英和张国焘没有随军长征，陈云2月初出发前往莫斯科与王明会合，军中只剩下毛泽东可担此重任。
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洛甫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于2月8日经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决议主要有两篇文稿。第一篇15 000字，评价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作战；另一篇仅3 000字，总结了经验教训。决议批评了博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仍然指出其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其在江西招募10万士兵的成绩。 [24]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是主观原因导致的：低估国民党的兵力，高估红军的战斗力。李德在会议后期加入了讨论，根据陈云回忆，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并没有失败，毕竟红军主力突破了“围剿”，保存了实力。李德本人的陈述也证实了陈云的观点：“遵义会议并不认为第五次围剿是国民党的胜利，红军主力不仅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而且在川黔滇湘等地广泛开展游击活动，发展壮大。蒋介石自身兵力也因一年半旷日持久的围剿战事而大大减弱” [25] 。如果不是红军自身指挥不当，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一定会像前4次一样粉碎“围剿”的。大会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灵活进攻的战略路线，快速进攻，快速撤退，集中兵力歼灭敌人，避免持久战。党内各级会议中都批评了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而对博古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团级以上的干部。
经过10天休整 [26] ，红一方面军约3.5万人重整士气，整装上路，每个士兵收到军饷2元，穿上了新鞋和衬绒厚衣，有些还穿上了上蜡的皮鞋。毛泽东骑着白马，和周恩来、洛甫一起走在军队的最前面。他们对长征的目的地已经十分清晰。1月18日决议的第一条指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建议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西康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都比贵州成熟，而且驻扎的敌军兵力较弱，也方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27]
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四川西北部高地，以万源为中心建立了根据地。1933年后，总兵力达到8万人，徐向前 [28] 任总指挥，根据地内老百姓有500万人。1934年后川陕根据地陷入了困境，四川军阀刘湘为击败其他军阀而与蒋介石联手，40万装备精良的士兵向川陕根据地发起进攻。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军策应北进入川的红一军。张国焘是当时根据地唯一的政治局委员，决定退出川陕根据地，首先向陕西南部绕行。3月末，红四军强渡嘉陵江，摆脱追兵向西而行。5月15日宣布在邛崃山 [29] 以北茂县和理县成立中华西北苏维埃政府。四川省有六大军阀拥兵60万，相互厮杀，1912年至1933年总共爆发了470场战斗，苛捐杂税导致当地1/3的人口外逃，当地连年饥荒，百姓民不聊生，故而军队实力不强，这些都是革命因素。张国焘计划在西康、青海甚至新疆建立新根据地，在这一带，苏联的影响力极大。
1935年1月末至4月末，有两支队伍进行了长征：红四方面军向北转移，行程较短，一路上平安无事；红一方面军向南长途跋涉，一路上打了许多恶仗。
毛泽东率领红军强渡长江刚开始很不顺利。于是他决定兵分三路，沿着遵义至四川荒废的古代官道，越过黔北咽喉的娄山关后，沿着湍急的赤水河岸边的峭壁行进，穿过赤水市复向北，预备在泸州一带渡船过长江。当时在这两个城镇已经出现小型蒸汽渡轮。
1月26日，林彪的先头部队顺利抵达赤水，很快便遭到阻截。敌人占领附近的小山丘上的制高点，火力极强。林彪的部队没有大炮，几次冲锋不果，只得后撤。毛泽东起初没有重视这场失利，令彭德怀率军埋伏，围歼尾追的敌军。红军1月28日向土城发起猛攻，毛泽东站在远处的岬角上，持着望远镜注视着战场，他在等候佳机派出精锐部队一举歼灭敌军。这种战术在前几次的战斗中都获得了胜利，然而这一次却失败了。战前，毛泽东从战俘口中得知敌军番号，预判是4 000人左右实力较弱的黔军。然而当彭德怀贸然出击时，面对的是一万人装备精良的川军。很快红军陷入了苦战，午后，毛泽东派林彪前去支援，亦未能解困，最后不得不把所有兵力都投入了战场。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红军得以利用夜幕撤退，搭浮桥横渡赤水向西而行。1月29日，红军穿过四川，达到云南西北的扎西(现威信）。蒋介石判断红军可能北渡长江，在江边严防以待，没有乘胜追击。土城一役，红军4 000士兵阵亡，士气更加低落。毛泽东的决定却十分出人意料：鉴于前往四川之路已断，他下令原路返回，突袭娄山关，击败国民党两个师的守军，缴获1 000支枪，击毙3 000士兵，另俘虏了2 000人，其中4/5的俘虏都加入了红军。2月28日，红军再次占领遵义。
很快红军又撤出遵义，两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率军在以遵义为中心，500至600米的半径内打转，四渡赤水。此役毛泽东一直引以为自豪，他成功地混淆蒋介石的判断，带领红军巧渡长江。 [30] 当时的媒体也印证了这一说法，《中国每周评论》4月13日报道称赞“红军队伍中有天才存在”。一个国民党的将领也说“老蒋被共产党牵着鼻子走” [31] 。我们注意到当时云南军阀龙云故意给红军留出一条通道，使红军迅速离开云南。当地的彝族提供物资帮助红军。3月30日，红军兵临贵阳城下。4月29日，林彪率领的前锋逼近云南昆明。蒋介石连忙飞抵成都，复抵贵阳，坐镇督“剿”。老蒋一再遭到共产党的愚弄，不时急调精锐部队驰援，致使长江上游云南四川境内的金沙江两岸布防出现大片空虚。5月1日至9日，红军迅速渡过金沙江，没有遇到任何阻拦。当时红军雇用了36个船员，以每天1银元和5盎司的鸦片作奖励，分7艘大船，每船容纳50多名士兵，横渡金沙江。每次渡江需要3~4分钟，金沙江江面布满暗礁和旋涡，只能在白天渡江。两岸峡谷地势险峻，国民党的空军飞机无法侦查，地面军队估计不足，加之山路难行，被红军甩在了后面。5月10日，红军抵达四川南部会理城下，只剩下2.5万人。红军欲借助竹梯攻城，被击退。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8人）在会理城郊召开，当时气氛十分紧张。与会者认为毛泽东兜大圈子的方针，一方面确实迷惑了敌人，另一方面也使红军自身筋疲力尽。贺子珍的经历正是大部队遭遇的最好的反映。土城失利前夜，她产下一名女婴，由于战事，她不得不把第四个孩子交给当地一户农民抚养，以后再也没能找到这名女婴。两个月后的一次空袭中，她差点被炮弹击中，此后长征一路上她都一直躺在担架上，意识不清，一生都没有真正恢复健康。而且由于连战不利 [32] ，博古势力重新抬头。党内开始出现对毛泽东的批评：负责党务的洛甫打算撤销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4月25日晚10点，林彪和聂荣臻致电朱德，要求立即改变策略。 [33] 朱德不同意两人的要求，还告知了毛泽东。刘少奇和杨尚昆建议红军稍作休息，等待贺龙部队前来会合，红二军已经从湘北出发开始长征。这些争论一直到红军幸运地渡过长江才停息：人们重新燃起希望，包括李德在内的中共领导人一致同意红一军继续原有路线，渡过长江右岸的支流大渡河。在这种危急的情形下，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反对者。他批评林彪道：“现在必须要走弧线绕大圈，避免走直线。”林彪后悔不已，一言不发。彭德怀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做自我批评。其他人都不敢发表意见，只有洛甫放下之前的成见，主动支持毛泽东。 [34] 当老虎怒啸时，其他动物都沉默了。这几个月中他性格中的“猴气”显露了出来，像猴子一般灵活迷人，这种性格起了重要作用。
2月5日，当红军通过鸡鸣三省村 [35] 时，毛泽东有计划地派遣潘汉年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职务变化。潘汉年直至8月末才到莫斯科，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落幕，王明在莫斯科当地招募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并汇报了中国革命的情形。潘汉年 [36] 首先坐船，然后坐火车穿过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途中遇到另一位中央代表，政治局常委陈云。红军抵达大渡河时，毛泽东令陈云前往莫斯科，报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博古的领导职务，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陈云指出：“毛泽东已经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决定。” [37] 《真理报》12月13日刊登了《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一文，着重介绍了毛泽东富有传奇色彩的生平，这说明共产国际已经承认了毛泽东的地位。
当时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如何率领红军渡过大渡河。红军继续向北行进了500公里(直线距离约为300公里），沿着35公里的山间小径，一个接一个鱼贯前进。为躲避国民党的空袭，红军在夜间行军，一切都十分顺利。
然而，5月24日当部队抵达安顺场时，许多将士开始心生不安，尤其是朱德。 [38] 大渡河由喜马拉雅山积雪融化而成，水流湍急。3/4个世纪前，正是在这个地方，太平天国的石达开被大渡河堵住去路，陷入清军重围，全军覆没。红军只找到3艘渡船，每艘仅能容纳80人，需要8天才能全部渡过大渡河。尤其此处地势开阔，敌人可以轻易地从飞机上轰炸扫射。毛泽东决定改向西北，沿一条小径迅速抵达130公里以外的泸定桥渡河点。这条小径其实是岸边峭壁侧面突出的一块狭窄台地。泸定桥是一座著名的铁索桥，桥长100多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组成，1701年建造，是从北京至成都—康定—拉萨一线的重要通道，也是该地区唯一的渡河通道桥。为了赢得先机，红军日夜兼程，以强行军的速度一天行军100公里飞奔，于5月29日傍晚大败桥头守军，夺取了泸定桥。 [39] 泸定地区两面峡谷不利于飞机侦察，红军大部在之后几天顺利渡过大渡河。这时离张国焘的红四军直线距离只剩下160公里。毛泽东再次选取一条出人意料的线路：避开商队常走的人烟稠密区，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所经夹金山海拔3 437米，山口海拔也有1 300米，大渡河以东部分的大雪山海拔7 556米，终年积雪。这个季节大雪山异常寒冷，许多士兵耐不了严寒，或者筋疲力尽，有些战士吃惯了大米，消化不了藏族的粮食糍粑，上千名战士倒在了雪山里。在大雪山上，无线电不通，两支红军队伍只能摸索接近。
红四方面军抵邛崃山的理县后，从农民处得知红一方面军的踪迹。李先念奉军部命令率侦察兵策应红一军。6月9日，李先念抵达位于夹金山出口的达维镇。12日，两支部队的巡逻兵在懋功(现小金）附近短暂交火，后从军号中认出对方，两支部队终于会合了，士兵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15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在达维召开。达维镇是一个仅有106户农户的小镇，以喇嘛寺院和农民集市为中心建造。1/3的土地贫瘠，只能种植罂粟。6月14日，红军在市集召开庆祝会，士兵们还跳起了舞，周恩来、毛泽东和朱德向会师的两支队伍讲话。6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共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共同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 [40] 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消灭蓝衣社 [41] 。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洛甫致电张国焘，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强调红军“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消灭松潘地区的敌军，打通前往甘肃的通道”。6月18日再次致电张国焘，大意与前封电报相同，并指出“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毛泽东和其他红军领导害怕在川北重蹈当年反“围剿”撤出江西时的覆辙。6月25日，张国焘衣衫鲜亮，骑着匹好马，抵达两河口，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3人迎接。后3人均是身形消瘦，衣衫也破破烂烂，眼睛里露出激动的情绪。在1万士兵的欢呼下，4位领导亲切拥抱。毛泽东发表简短演说，欢迎张国焘到来，后者则对中央红军的现状感到悲痛。
当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1.5万人，人困马乏，军容不整；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军军容整齐，有4.5万人。 [42] 他自恃兵力强盛，能够挟持会师后的红军和党中央。在他眼里，毛泽东只是在遵义会议后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其实不堪一击。在两军会师之前，张国焘就有意识地夺取红军和党内的重要职位。在屡次取得军事胜利后，他在军中也树立了威望，甚至宣扬自己有天神相助。
在这种情形下，6月25日至6月28日在两河口，周恩来主持召开了3天的政治局会议 [43] ，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张毛两人为西进还是北上争论不休，这一次还是毛泽东北上夺取松潘地区的主张获得了支持。毛泽东再一次显示出他的务实和对地理、对战局的了如指掌：红军应该沿古代商队路线北上，前往已经汉化的甘肃地区；而西藏的藏民对汉族怀有敌意，不宜西进。自3月2日蒋介石飞抵成都后，国民党中央军加强了对四川的控制，南下成都和四川盆地已无望。东面胡宗南部130个团已经集结完毕，但是北面他的20个团还没有完成布防。这场“兄弟间”的讨论气氛仍然比较友善，最后也没有进行投票。毛泽东的论点鲜明有力，张国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后，勉强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44] 。6月29日朱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议，大部分的将领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然而，这种共识并没有持续很久。毛泽东率军迅速北上挺进到毛儿盖，向松潘地区发起进攻未果。而张国焘借故拖延时间，慢吞吞地沿岷江北上，一天只推进1~2公里，借此表达如果没有他的支持，红军就一事无成。毛泽东不得不撤军，并在芦花(现黑水）重新召开政治局会议，任命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张国焘麾下两员大将徐向前、陈昌浩 [45] 分别兼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周恩来当时得了肝炎，和刘伯承一起以大局为重，主动退让。张国焘选择首先控制军队，轻视了党中央和政府的作用。而毛泽东则相反，在政治领域中他寸步不让，当洛甫主动提议让位，由张国焘担任总书记时，毛泽东严厉拒绝。他知道，红一军近期连续征战获胜，对红四军将领把持红军的做法早已心生不满。8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张国焘按兵不动，贻误攻占松潘地区的战机。而张国焘反驳丢掉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的人没资格教训别人。会议后，红军重新确定北上抗日的路线，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张国焘把持下的前敌指挥部，争论终于平息。
左路军4.5万人，由张国焘、朱德指挥，主力是红四方面军与前敌指挥部并携带所有军事物资(包括译码员和无线电设备），在两河口附近的卓克其集结完毕后向北行进抵达阿坝，向东迂回，穿过西川北部的高原草地后，在甘肃边界与右路军会合。
右路军1.5万人，以红一方面军为主，还有红四军的几个团和党中央，由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 [46] ，叶剑英任参谋长。毛泽东、林彪和彭德怀都跟随右路军北进。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过大草地抵达巴西。两支队伍如此绕行完全是因为没能一举攻下松潘地区，丧失了先机。鉴于两支队伍穿过大草地有一定困难，毛泽东于8月20日在毛儿盖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和朱德准备北进之事缺席会议，彭德怀和杨尚昆也由于其他军事事务缺席。周恩来一直病着，躺在担架上出席会议。会上投票肯定了6月28日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认为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是危险的。决议还提出要“表现出布尔什维克赤化川陕甘地区的决心”。根据最新的中国资料 [47] 显示，会议投票通过一项关于张国焘的决议，但这项决议仅在红军和党内高层发布：张国焘采取的西进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的力量及胜利的信心，是右倾机会主义。
接下去的一周，悲剧掩盖了紧张的政治争斗气氛。毛泽东的右路军面临穿过65公里的松潘草地的考验。松潘草地海拔3 300米，其实是覆盖有植被的沼泽。战士只能沿着一条模模糊糊、有一半已经淹没的小径行进，花了6天才走出草地。3 000~4 000名红军战士在过草地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的被淤泥吞没，有的被毒蛇咬到，有的高烧不退，还有的筋疲力尽而亡。 [48] 右路军穿过草地抵达巴西地区前，还击溃了15公里以东突然出现的国民党一个团，并歼灭匆忙赶来的国民党一个师，本身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49] 9月2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右路军一共5 000士兵阵亡，必须尽快休息，整理部队，然后向甘肃进发，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在南部和东部集结。此时，张国焘率左路军从巴西以西100公里的阿坝出发穿过松潘草地，然而8月30日至9月2日大雨，葛曲河水大涨，毛泽东在过葛曲河时河水尚浅，但等张国焘抵达河边时已经难以徒步涉水渡河，而且也无法造桥过河。张国焘致电党中央，表明军粮不够，需赶回阿坝。 [50] 电报中张国焘再次批评毛泽东的路线，建议两军合并乘胜回击松潘。此时毛泽东的先头部队在林彪的指挥下已经抵达甘肃境内的俄界，大部仍留在巴西。张国焘开始撤退，在巴西与阿坝两地，双方频繁致电。彭德怀对当前形势担心不已，生怕张国焘部兵变，派了精锐部队保护军委。9月9日，张国焘致电中央政治局，坚持南下直击敌军，并要求毛泽东率部尽快前来会合。政治局联名回电，措词严厉，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迅速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
9月9日至10日夜间，毛泽东在巴西秘密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与洛甫、博古、周恩来和王稼祥紧急磋商，当时王稼祥和周恩来仍然躺在担架上。毛泽东后来向斯诺证实道：“这是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红军当时命悬一线。” [51] 毛泽东命令林彪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叶剑英带领军委赶来会合。10日凌晨2点，中央政治局致电张国焘，命令尽快北上在巴西会合，不得违抗命令。同时，彭德怀指挥红一军从巴西向北秘密行进，不点任何灯火。陈昌浩命令彭德怀立刻调头返回，彭德怀也通知了毛泽东。陈昌浩还命令徐向前阻截北上者，遭到拒绝，徐向前认为“红军不能向红军开火”。一个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大学生骑马追赶而至，大声命令队伍服从指挥部的命令。这次是李德挺身而出，一把把他从马上扯下。巴西地区的红四军仍然拒绝北上，毛泽东淡然接受：“我们不能强迫一对新人结婚。那些想北上的就北上，想留在原地的就留在原地吧”。
经过2天行军，毛泽东率部队于9月11日抵达甘肃南部的俄界，红军锐减至8 000~10 000万士兵；但是几乎全体政治局委员(除了2名）、党中央、大部分的政治事务委员会委员以及红军最优秀的4名将军都跟随着毛泽东。故12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谴责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红军将趁夜色秘密离开巴西，正面与敌军冲突，为张国焘部队北上创造条件。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丧失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意图分裂党、分裂红军，有军阀主义、汉族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并威胁开除张国焘党籍。不过，这项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
后来毛泽东告诉彭德怀，在这场危机中，他也差点动摇：如果红四方面军以武力阻拦的话，他只能跟着张国焘南下。 [52]
事实上，他的命运再一次跌入谷底：胡宗南和薛岳30万人的部队集结在红军的东面、东北面、东南面和北面，在甘肃和陕西的道路上都设置了重兵。红军大部跟随着张国焘，9月13日和14日在阿坝发表声明，谴责毛泽东“对革命缺乏信心，具有逃跑主义倾向”。朱德仍然站在毛泽东一边。15日，张国焘宣称“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麾下有8万士兵和3万官员干部。他深信自己必将胜利。
相反，毛泽东在俄界报告中指出的前景则比较灰暗。他历数了目前的困境，甚至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改变长征目的地，放弃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机会，尽可能靠近苏联建立根据地。如在新疆建立根据地，利用甘肃丝绸之路的通道向东发展，“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分支得到一定帮助” [53] 并避免“瓮中捉鳖”。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5人共同协商决定长征目的地，任命李德负责“重组委员会”，以增进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毛泽东希望陈云在此期间已经安然抵达莫斯科。彭德怀负责将第一、第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4个团组成，每个团下辖4个营，总人数6 000~7 000人。
9月17日，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腊子口位于白龙谷隘口，只有30多米宽。两边是千丈悬崖峭壁，河上架有一座木桥，桥头筑有两个碉堡。红军一支突击队，沿峭壁攀藤而上，悄悄爬上石岩峭壁的后坡，似神兵天降一般对敌发起攻击，敌人措手不及，在两面夹击下狼狈逃窜。 [54] 北上的通道完全打开了。毛泽东命令部队在哈达铺(白龙）休整两日。聂荣臻从当地的一份报纸中得知国民党正在“围剿”“共匪”刘志丹带领下的陕北红军。 [55] 这时候毛泽东才知道陕西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也是在这时候才确定陕西根据地的大致位置。对于这支打了一路恶仗、筋疲力尽的部队而言，这是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毛泽东精神振奋，立刻抓住这一机会，召开党和红军干部会议。在会上他首先批评了张国焘选择南下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有北上才有出路。“我们两人到底谁才是右倾机会主义？”然后他宣布红军与刘志丹的部队会合，建立陕北根据地，好似这个临时做出的决定是一开始就想好了的。他说，我们确实人数不多，“但是敌人以为我们人数更少，无论如何我们都比井冈山时期强大了”。
国民党在天水—兰州设立封锁网，以保护肥沃的渭河河谷地区。9月27日，红军毫不费力地突破封锁线。28日，毛泽东再次向将领强调长征的新目的地是陕北——放弃了在中苏边境交界处建立根据地的设想。 [56] 3个星期内红军行军500里，击退了一小股骑兵和当地一些武装，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拦。翻过六盘山后，红军抵达陕北的黄土高原。这个高原因赭石土壤颜色命名，植被稀疏，狭窄的河谷分布在黄河支流两岸。10月14日，高岗和刘志丹派出的红十五军侦察兵与红一方面军会合。10月20日，毛泽东作《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57] 10月22日，在吴起镇会见红十五军前来联系的同志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离开巴西后的战斗情况，通过在陕北建立新根据地的提议。10月27日，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重新分配职务：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周恩来负责协调与后勤。长征结束了。毛泽东几周前曾高兴地作词 [58] ：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诗中的“苍龙”可能指他毕生的敌人蒋介石，确实一年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俘虏。但是当时，“苍龙”指的是另一头怪物——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比喻还体现出在这块世界尽头的干旱之地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都获得了新生。
从1935年秋天开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受到三方面的威胁：张国焘、蒋介石和日本人。当时红军人数处于历史最低阶段，还不到一万人，任何一方的威胁可能都是致命的。然而，毛泽东凭借战略战术和运气的帮助终于战胜了命运。
红军长征结束，抵达陕北瓦窑堡(现子长）与保安(现志丹）一带，这里是当时中国最贫穷的地方。1932年后在这片黄土地上已经建立起一些小型苏区。面积大约为2.3万平方公里，人口25万，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5~20人。由深厚黄土沉积形成的黄土高原绵延上百米，植被稀疏，夏季7~8月雨水集中，水量丰富，侵蚀出许多深谷，而在其他时候只剩下涓涓细流。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人类极大的破坏，只有沿河岸边6%的土地和一些侵蚀还不严重的斜坡可供耕作。畜牧方面，人们养羊，但只有一半的农户有驴。农业产量极低，耕具只有犁和锄，耕畜严重不足，还不够拉犁；妇人和小孩经常要帮忙拉犁。通常春天土地肥沃时种植小麦，也种植黍类，制成红浆饮用。 [59] 当地人住在地下的窑洞。1860—1870年，当地人大量出逃，现主要居住族群为回族 [60] 。1929—1931年爆发大饥荒。张学良退出东北后，在陕西驻军20万人，发展军事，意图重新恢复该地区昔日的繁荣。
因此陕北的情形与江西苏区十分不同：如果说这里存在大地主的话，数量也极少，一个村庄只有一两个，主要是些富农。大部分农民都是小土地者，甚至是佃农。他们租借6~8公顷土地耕种，从地主那里获得种子和住房，但是要上交大部分的收成，还要义务做许多劳役：巡逻、挑水、抬轿、打扫院子、打猛禽等。在革命者眼里，这些全部都是封建残余。事实上，当地人民生活在高利贷和重税的剥削之下。高利贷形式多样，有粮食尚未收成时半价出售，或者每5天提高利息10%，并需要以土地、农庄、耕畜甚至是活人做抵押。借钱者还必须义务干活。普通的农民都有负债。当地的富人正是依靠土地抵押而发家的。 [61]
陕西地处中国西部腹地，古称关中，是秦汉两代的摇篮，公元前3世纪就在这里建立起了大秦帝国。始皇陵就在长安(现西安）附近。在西安和延安的途中有中国人的始祖黄帝的陵墓，受人崇敬。长安还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或终点），古代商人从这里出发，翻过喜马拉雅山，穿过中东的沙漠，最后抵达地中海沿岸的安条克城。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以及曾经活跃在这里的民国先烈的经历(如反清斗士刘师培 [62] )深深地震撼着毛泽东，他的许多诗词都反映出这种情感。
1936年12月后，毛泽东完全掌握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起先，红二十六军的两位将领刘志丹 [63] 和高岗 [64] 出身名门，很有威望。跟随者主要是参加过1930—1935年70次兵变的西北军士兵。他们没有军饷，平时生活在兵营中，受冯玉祥的影响很深。这位“基督将军”1920—1927年统领部队时，士兵们接受了精神教育和爱国教育，这是当时其他军阀部队中所没有的。因此兵变后，士兵们不愿加入土匪，反而跟随一些对共产党有好感的大学生加入了共产党，由此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十六军有兵力2 000~4 000人，全盛时期控制了瓦窑堡以西20个地区90万人口。后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北“剿共”，山西军阀阎锡山从东面进攻，部队人数降到2 000人，根据地面积也日益缩小，刘志丹和高岗决定寻求徐海东 [65] 指挥的红二十五军的支援。张国焘率领红四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后，部分兵力留下来组成红二十五军，在湖北北部和安徽北部山区组织游击战。1935年9月18日，红二十五军4 000人进入陕西南部的秦岭山脉，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会合。两支队伍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团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11月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同时兼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博古和洛甫任副主席。11月21日，红十五军团执行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歼灭国民党一个师。 [66] 毛泽东的威望更高了。
就在这个时候，全国政治形势风云突变。塘沽协定签署后，日本在中国华北地区挑起各种军事争端，策划内蒙古和华北地区自治(包括察哈尔省、绥远、热河，即现在的内蒙古和河北），而中国军队奉行不抵抗政策，步步后撤。1935年12月9日至12日，北京(北平）上千名大学生和有识之士走上街头，抗议丧权辱国的投降条约，要求一致抗日。 [67] 共产党尽管人数不多，但在这场学生运动中却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共产党自身的态度也历经变化：起初，共产党认为若要抗日，则首先要赶走“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68] 蒋介石；但是在1935年8月1日通过的《八一宣言》中，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这份宣言实际上由王明起草，在莫斯科发表。共产国际鉴于德国共产党事业在纳粹的统治下遭受巨大失败，努力推动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宣言提出，只要国民党停止第六次“围剿”，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合作联合抗日，并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一些不甚详细的改革措施。宣言使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但直到11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才从莫斯科来瓦窑堡 [69] ，带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 [70] 毛泽东同意新的方针路线，于11月26日致信国民党的一位将领，陈述红军愿意休战，与国军携手抗击日军。 [71] 11月28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共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72] ，这是共产党战略转折的开端。宣言提出：蒋介石是“最大的叛国贼”，他的政策将会“亡国灭种”。“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 [73] 12月1日，毛泽东致信洛甫，提出“为了形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要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 [74] 同时优待战俘，不再枪毙被俘的国民党将领。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召开 [75] ，大会通过3项决议。根据洛甫的报告做出《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批评共产党之前采取的关门主义，提议抗日反蒋战线要联合小地主、富农和民族资产阶级。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尽快扩充红军。红一军的人数要达到20万人，和游击队共同抗日(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再次重申了江西时期的战略方针)。“打通苏联”以便获得重型武器援助。巩固苏区并向西向北扩大。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76] 报告的语气简单具体，毫不空洞；对社会阶级的分析简明扼要，很好地鼓舞了民心。蒋介石身后是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利益集团(1927年《论湖南农民运动》中提到土豪劣绅），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关于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随后又被这个革命的火焰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去了。现在他们开始犹豫不决，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代表的正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同红军打过死仗，后来又同红军建立了抗日反蒋同盟 [77] 。毛泽东还批评了教条的“关门主义”，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认为只有《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关门主义者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分析完敌方的阵营后，毛泽东还对中国民族革命营垒里的情形进行了清醒的分析：“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张国焘夸大了中央红军的失败是片面的看法，就好像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 [78] )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毛泽东还诗人般说道：“从盘古 [79] 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这个时候，其他几支红军也从1934年起开始长征，最后的命运却各不相同。尽管毛泽东在1935年12月份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支持，但他仍然必须克服张国焘以及西进的红四军带来的难题。
1935年9月11日，毛泽东率右路军趁夜色偷偷离开巴西驻地北上，立刻激怒了张国焘。张国焘随即带领部队离开阿坝南下，随军同行的还有朱德和刘伯承。10月5日，张国焘谴责毛泽东不战而逃，宣布另立中共中央 [80] ，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他们。12月5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宣布成立“第二中央”，包括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要求“你们应称北方局” [81] 。朱德、刘伯承、李先念和徐向前似乎都同意这一决定，尤其朱德和刘伯承两人还先于张国焘进入中央政治局。张国焘对自己8万人的兵力过于自信，除了这招虚张声势的做法外没有寻求其他政治合法性。一开始他就出现了失误。
11月19日后，张国焘的部队屡遭挫折，损失严重：国民党大批部队尾随红军长征抵达四川，红四军在南下成都时意外遭到刘湘军队的猛烈抵抗，1万士兵阵亡；同月月末，遭遇薛岳率10万大军，携飞机和重型武器围堵拦截，再损失6 000人。张国焘不得不退入川藏交界处的深山。1936年6月起，两广独立牵制了南京国民政府 [82] ，红四军得到几个月的短暂休整。然而入秋后，国民党大军再次逼近，张国焘不得不违背初衷，率领4万人重新北上。抵达西藏的炉霍(甘孜）时，红四军已经完全陷入了困境。尽管他多番努力，包括1936年1月在四川召开建立根据地筹备会议，但始终无法建立起区别于毛泽东的陕北根据地的稳定而有影响力的革命根据地。
第二个错误表现在政治上：张国焘之前的虚张声势没有达到效果。面对挑衅，毛泽东沉着冷静，灵活应对。1936年1月2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言词谨慎但立场坚定，严厉批评了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命令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并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该决定得到政治局几乎所有委员的支持。林育英和彭德怀刚刚进入政治局，在这场冲突中当起了调解员。张国焘也明白自己所面临的威胁：1936年1月28日，他无条件支持《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作出的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他提议在中央代表团的领导下成立两个政治局，即毛泽东领导下的西北局和自己领导下的西南局。显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的合法性问题，态度有所转变，不再气势凌人，比较谨慎。而毛泽东继续保持低姿态。1936年5月20日，依照中央政治局的声明，致电张国焘和解 [83] (至少表面如此）：“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两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获胜者通常都是比较平和的，这次毛泽东赢了：6月6日，迫于军中两位政治局委员朱德和刘伯承以及徐向前将军的压力，张国焘被迫在炉霍宣布撤销“第二中央”。
与此同时，1935年10月，陈诚率130个团的兵力进攻湘西北部根据地，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和任弼时的红六军撤出根据地 [84] ，南下长征。1936年4月，为了支援困境中的红四军，红二军在云南北部渡过金沙江，于6月底达雅砻江边的雅江县，此间离士气低落的红四军只有100多米。 [85] 7月初，两支队伍会合一同北上，7月末抵达阿坝。 [86]
这是张国焘犯的第三个错误：贺龙和任弼时都支持毛泽东领导。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接受北上。中央批准红二、红四方面军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朱德、贺龙和徐向前任副书记。两支队伍兵分三队北上，很快抵达甘肃会合。贺龙希望能在甘肃与红一军会师，此时彭德怀正率军执行“西征计划”，进入甘肃东部迎接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再也无法阻止4支红军队伍10月中旬在会宁会师，尤其当时国民党刚结束南方叛乱，迅速派遣30万兵力入驻山西南部。1936年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以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张国焘为副主席。至此，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力量均集中在中国西北。
张国焘却不是轻易认输的人。会师后的红军总共将近6.1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军2万人，红二和红六方面军1万人，红四方面军3.1万人。这个人数已经大大超出陕北土地的负荷。1936年10月11日，张国焘提出“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2.1万人向西在甘肃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张国焘本人没有参与西征，反而率领1万人前往保安。他希望通过这次合法的途径，能够主持一个独立于陕北的新根据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也许他计划在甘肃新疆一带建立根据地，是鉴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已经投降，他能够通过新疆直接获取苏联的军事物资和顾问的援助。然而“宁夏战役计划”并不顺利，西征军与彭德怀的沟通协调不良；黄河突然水涨，使四方面军主力未能全部渡过黄河，尤其是12月12日至25日的西安事变后，毛泽东担心蒋介石会向西北增军，命令西路军向东返回。军委命令屡有变更，致使队伍在大约十多天的日子中进退不得，陷入绝境。 [87] 1937年1月中旬 [88] ，西路军在甘肃通道高台地区部遭到马步芳和马步青兄弟的袭击，三分之一的兵力被灭。2月末，刘伯承率援军支援，可惜才到半路，西路军已经全军覆亡。1937年9月，幸存者陆陆续续回到陕北，李先念率领一千多人也是在这个时候回到陕北的。张国焘尽管没有经历这场灾难，但是他从此失去了军队。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他的错误，安排他离开延安前往汉口工作，最后张国焘于1938年4月投降国民党。 [89]
经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几个月的艰苦奋斗，毛泽东渐渐巩固了陕北根据地：至1936年年末，苏区面积扩大到30个区，老百姓人口达到150万，红军人数增长了2万。此时毛泽东担心在陕西一隅之地，共产党可能被边缘化，他决心要在国内政治活动的核心领域有所作为，而且要让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共产党。
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4月初，统一战线更像是一种口号。在瓦窑堡的政治局会议上，共产党就对共产国际七大制定的这个战略重点缺乏热情，只停留在“抗日反蒋”的简短口号上。这一点可以从共产党各级领导公开发表的讲话 [90] 中看出。然而从1月起，共产党开始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表 [91] 以及张学良频繁接触。国民党一方的联系人是陈立夫和另一位中央委员会委员，另一方是共产党人王牧师(董健吾）和潘汉年。2月19日，张学良支持双方在瓦窑堡会面。
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得知情况后，立即致电王牧师，更改5月4日电报并致张学良，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停止国共内战：(1)国民党立即停止进攻苏区。(2)所有中国军队进驻河北，抵御日寇迈进。(3)南京政府容许人民政治自由。3月27日，毛泽东向政治局解释这一政治转变，任命周恩来与张学良谈判，在上次秘密会谈达成的基础上推进南京与瓦窑堡之间的合作事宜。毛泽东希望能够在敌军阵营制造分歧，以分化瓦解蒋介石的力量。
4月9日，毛泽东从前线致洛甫的电文同样指出，“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 [92] 。为了实现扩大抗日阵线这一目标，毛泽东决定谨慎对待富农和民族资产阶级。7月15日 [93] ，毛泽东以中央政府名义向在陕西—山西一带很有影响的秘密社团哥老会发表宣言 [94] ，指出：“哥老会和我们一样长期受到官府，军阀和官僚的镇压，成员被诬蔑为匪徒。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代表所有受压迫者，允许哥老会光明正大的存在，我们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
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邀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西北红区。斯诺是英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 [95] ，对中国人民的抗日革命抱同情态度，批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 [96] 。斯诺当年31岁，他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从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后已经在校友本杰明·鲍威尔主编的《中国每周评论》上发表过不少文章。1932年12月，与海伦·福斯特在上海结婚。海伦是来自犹他州的清教徒，一直以笔名尼姆·威尔斯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两人都是自由的美国人民，与国民党左派孙中山遗孀宋庆龄来往密切。在宋庆龄处，斯诺结识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哈罗德·伊萨克斯、鲁迅等人，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中国共产党。 [97] 1933年3月后，斯诺在北京安家，开始学习中文。他勉强能说中文，但是不会读写。在北京他认识了其他一些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具有独立意识的外国人，如约翰·法邦克、欧文·拉铁摩尔、泰亚尔·德·夏尔丹神父、埃文斯·卡尔逊 [98] 、詹姆斯·贝特兰和小说家赛珍珠。当时赛珍珠正在翻译《水浒传》(英译名《四海之内皆兄弟》），经常高声朗读。斯诺还在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中兼职教授新闻学，与中国学生私交甚密，其中黄华 [99] (真名为王汝海）、俞大卫(俞启威 [100] )和姚依林 [101] 都是共产党地下党员。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斯诺夫妇十分活跃，通过大量文字和照片资料帮助全世界了解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1934年3月，报社预付750美元，请斯诺基于之前的报道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但是蒋介石剿灭了江西苏区，计划暂时搁浅。1936年，新东家兰登书屋重新提出这一计划，斯诺也希望做出轰动世界的独家报道，于是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1936年5月初，经过多方撮合(俞大卫曾在天津与刘少奇会面，宋庆龄帮忙牵线，可能还得到了北大的俄语教师柏烈伟的帮助），斯诺应共产党的邀请前往陕甘宁边区访问。托马斯·康蓬证实1936年5月中央局为斯诺的来访专门召开会议，对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答复都作了详细讨论。大会由洛甫主持，王稼祥负责整理问题并将报告交大会讨论，吴亮平(翻译）、洛甫、博古和毛泽东都参加了会议。
6月，斯诺抵达西安，当时西安局势十分紧张，邓发和蓝衣社的人都盯着张学良。埃德加·斯诺和乔治·海德姆医生在西安期间的经历堪比一部间谍片 [102] ，7月初他们坐上张学良军队的卡车抵达延安，当时延安仍然在张学良的东北军手中。抵达延安后，斯诺在一个向导的带领下，牵着驴走了两天，直到眼前的景色成了一望无际的黄土。一脸胡须的周恩来在一个小村庄里迎接斯诺。之后的两天中，周恩来用英语向斯诺介绍了共产党的政治形势。之后一行人骑着马，在20个红军士兵的护送下继续出发。
7月13日，中央政治局所有成员在保安迎接斯诺，仪式十分隆重：军号、旗帜、领导发言等。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出席仪式。欢迎晚宴十分传统，由于服用过量安眠药，毛泽东中途离席，回屋睡觉。神态不甚灵活、身材消瘦的毛泽东令斯诺十分震惊，他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亚伯拉罕·林肯的形象。毛泽东对传统束缚的藐视也深得斯诺之心：毛泽东经常穿着衬裤与斯诺交谈，还当着他的面毫不遮掩地挠痒捉虱子。他的作息习惯十分奇特：早上睡到11点，中午吃早饭，晚上工作到深夜，凌晨吃了安眠药才入睡。他曾和斯诺一起在午夜吃简餐。毛泽东住在三个简陋的窑洞中，窑洞外有一个庭院，窗户是用油纸糊的，靠蜡烛照明。15、16、18、19、23日采访时的翻译是吴亮平，他精通英语和俄语，跟随红军一起长征。黄华后来才来到保安，陪同斯诺参观苏区，并担任9月23日那天的翻译。毛泽东回答了斯诺的问题，很多时候都在叙述自己的生平，这些叙述后来成为共产党撰写党史的最初资料。所有的采访笔记都先由黄华翻译成中文，经毛泽东审查和修改后，再译回英语。 [103] 斯诺还采访了毛泽东身边的几十位共产党干部和战士。1936年10月12日，斯诺带着大量采访笔记和多卷胶卷离开保安。他回到北京后数次召开新闻招待会 [104] ，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西安事变突然爆发，斯诺采访的意义迅速被扩大：人们十分好奇这些掌握着中国命运的“共匪”究竟是谁。1937年3月《红星照耀中国》的初稿《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105] 一书在伦敦出版，获得巨大成功：几周内销量达到10万册。次年2月在纽约出版，销量一般，初版只销售了2.35万册，1944年再版销售了2.7万册。1938年11月，中文译本《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又一译名）诞生，再版过4次。
此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孤胆英雄的形象在英语读者当中深入人心，这是一群能行人所不能(飞夺泸定桥），能为自己奋斗的事业献身，致力于拯救国家脱离苦海的人。毛泽东在采访中坚持共产党是“一个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政党，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并表示对1927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做法持保留态度，这些观点西方人十分赞赏。当然西方共产党和苏联就没有好脸色了，仅以《中国英雄人民》为名出版了该书的几个选段。书中毛泽东只在附录中的一页出现，一位名为阿林的作者写了前言，称赞“斯大林是天才”，批评斯诺“小资产阶级的粗俗思想”。
在这些反对声中 [106] ，一部著名的专著诞生了，它记录了长征的伟大功绩，集合了一名寻求独家报道 [107] 的美国记者 [108] 的新闻才能和毛泽东高超的交流艺术。随着《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毛泽东1935年10月所作的《长征》 [109] 一诗在上海和北京广泛流传：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塘沽协定签署后，日军继续向华北进逼，成立河北、绥远、热河和察哈尔等省自治政府，威胁扶植德王成立蒙古国，计划把蒙古变成第二个溥仪的伪满洲国。 [110] 面对日军的入侵行为，群众抗日激情日益高涨。1935年“一二·九”运动从北京扩大到上海及其他重要城市。
这种情形下，国共两党以及张学良各自态度不一，毛泽东在中间灵活处理，运筹帷幄，成功充当了事件仲裁者，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弱势地位一去不复返了。
(1)蒋介石坚持先“剿共”，后“抗日”，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主要看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人的态度，对日军日益猖狂的野心十分忧心。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国民党军队不足以抵抗日军，故态度前后不一，看上去怯弱怕战。
(2)张学良和驻扎在西安的东北军的态度不同于蒋介石。他们希望早日打回东北，收复故乡失土，但是没有南京政府的支持，他们无法与日军抵抗。张学良本人反共，尊敬蒋介石，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不是没有取而代之的可能。
(3)最后是共产党的态度。一年多来，共产党一直承受着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后者敦促其尽快结束国共内战，故而不再把反蒋和抗日并提。第三国际铲除托派势力后，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命运和世界局势紧密相连。他希望中国在亚洲能够牵制日本的野心，不愿看到中国陷入内战。因此斯大林慢慢与蒋介石亲近。蒋介石亲信陈立夫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商讨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若蒋介石被推翻，国民党群龙无首，缓和的局势可能戛然而止，而国民党内部亲日派就会掌握大权。中国共产党这边势力弱小，急需苏联援助 [111] ：1936年春天，毛泽东派邓发前往莫斯科，寻求获得苏联方面重型武器、飞机、浮桥、无线电及防空武器的援助，以便更好地应对国民党的“围剿”和日后在西北对日作战。然而，斯大林却认为援助国民党的中央军更符合苏联的战略方针。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自1934年秋天中断后于1936年7月6日重新连上，斯大林能够直接向中共下达命令，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起纳入自己的指挥。
从7月13日至12月初，国共两派对合作一事始终犹豫不决，时而关系紧张，时而秘密磋商。
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大会上发表声明，拒绝承认日本在华北成立的任何傀儡政府，“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 [112] 。此番声明令毛泽东既惊讶又欣慰。他利用斯诺来红区采访之际，重申联合抗日的呼吁，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尤其在亚太地区。 [113] 18日，他断言“蒋介石即将参与反日抗战，不然他将被不愿变为日本奴隶的手下推翻”。7月27日，他大胆地在政治局会议上预测不久之后时势将发生剧变，国共之间将有新的关系，“现在蒋介石也在谈合作了，可能成立国民防卫政府”。“‘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蒋介石不再是叛徒了？8月末洛甫的声明中，对蒋介石的称呼已经恢复为北伐时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最高统帅”。毛泽东估计“共产党的敌人原本约为中国人口的10%，现在只有5%”这一态度的改变让共产国际比较满意，后者之前对共产党迟迟未在中国执行新的政策感到十分不满。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7月23日的报告中，认为共产党“尽管对国民党的作战中表现十分英勇，但是比起对手蒋介石而言，政治成熟度还有2~3年的差距”。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批评后者还在执行之前的政策，认为将“蒋介石和日军并列”的做法在今时今日是十分不合适的。毛泽东8月2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呼吁停止内战，并派遣潘汉年到南京与陈立夫会面。毛泽东指出：“抗日”和“反蒋”在当前形势下是不能共存的，应该转变为“逼蒋抗日”。在9月15日和1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将目前的革命形势与1925—1927年革命作对比，提出国共再次合作是有可能的。9月23日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再次提及这个观点，但是他同样指出：“如果蒋介石发动内战，我将直捣南京。”这句话的威胁意义十分强烈，最后没有写入书中。9月18日，与宋庆龄交流时，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态度仍然十分悲观。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及1927年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坚持“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西方现代国家，它是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农民的国家”。10月5日，毛泽东致信张学良，建议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冲突，并希望其促成蒋介石与共产党停战谈判。
然而10月中旬后，蒋介石顺利结束两广事变，再次把注意力转到“剿共”上。10月17日，毛泽东吸取了之前的教训，致电朱德和张国焘，通报会谈遭遇困难，指出“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10月末，蒋介石视察西安，得知张学良和周恩来秘密接触，觉察到东北军和共产党在前线停战对峙，立刻召集将领，坚定地说：“抗日必须先剿共，共产党是最大的叛国贼，不剿共等同于不抗战。”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家饭店与潘汉年会面，提出必须取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红军可保留3 000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并要周恩来出来谈判。 [114] 南京政府毫不掩饰自己的企图，要求共产党投降。11月12日，毛泽东立即阻止周恩来前往南京谈判。12月1日，毛泽东以党中央的名义致信蒋介石说：“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 [115] 救国救民之豪杰”。11月27日张学良主动请缨，率东北军赴绥远抗日。毛泽东得知后再次致信蒋介石，声称共产党和张学良想法一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与红军之间不开火”。12月10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告知潘汉年与陈立夫谈判情况，重申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诺改换抗日番号，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116] 同时，蒋介石在上海逮捕“七君子” [117] ，12月4日，下令张学良和杨虎城配合第六次“围剿”，全力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张、杨部队调至南方。
蒋介石亲自飞抵西安督战。12月12日清晨，蒋介石设立在西安附近临潼 [118] 的军部突然被东北军少壮派和士兵包围。护卫队顽强抵抗，蒋介石趁机逃脱，但最终还是被活捉。当时蒋介石穿着睡衣，躲在一块大石头后，冻得直发抖，连假牙都没带。这是他一生都无法忘记的耻辱。兵变后，张学良和杨虎城立即致电南京政府，通报全国“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119] ，并提出救国八项主张，简而言之：停止一切内战，驱逐亲日派，开放民众爱国运动，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通电的表达十分奇特，表现出地方军阀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习惯做法。这八项主张与月前共产党向东北军提出的要求十分相似，而且东北军对此十分赞同。
南京方面，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故意置蒋介石的安危于不顾，要求立刻出兵讨伐张、杨二氏，救出最高统帅。而宋美龄和宋子文极力主张和平营救，然而他们可斡旋的时间并不多。12月16日，国民党飞机从洛阳起飞轰炸西安，同时中央军开始向西安集结，内战一触即发。
兵谏当日，张学良当即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上毛泽东发言，要求将“大叛国贼”蒋介石交给人民审判，言下之意显然是宣判蒋介石死刑。根据张国焘的回忆，毛泽东十分清楚此事最终决定权在张学良。 [120] 然而，当时张学良声明决不危害蒋介石，而且共产国际也迫切希望国共停止内战，坚持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因此不难理解周恩来会在12月17日致电张学良要求处死蒋介石，以表明他加入共产党的坚定决心。 [121] 在毛泽东最初发给共产国际的急电中也有相似请求：毛泽东恳请共产国际批准逮捕蒋介石，“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122] 12月15日前，共产党的所有声明都未对外公布。事实上，毛泽东在起初对蒋介石被俘感到欢欣鼓舞，随后立刻把个人情感放在一边，冷静思索应对之法。12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兵变是“革命性的”，“有积极意义”。他制定出方针：“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个口号体现出了轻重缓急，“抗日和揭露蒋介石的罪恶”。随后与会者发言，其中朱德和张国焘都希望处决蒋介石。最后，毛泽东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突出抗日援绥的旗帜。
12月13日中午至15日期间的多封电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情形。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除了表达对扣押蒋介石的赞同，要求将其送审外，还提醒少帅采取措施，抵制中央军的进攻，更告知胡宗南若南下，红军决从其侧后坚决消灭之。12月14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采取行动，以鼓舞“提心吊胆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士气。15日，毛泽东致电提出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张学良为总司令，杨虎城、朱德为副；巩固内部，去除亲蒋分子。同日，毛泽东以红军军委主席名义向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致电，称蒋介石被俘是“突发事件”，是蒋氏错误政策所导致。 [123] 共产党支持张学良13日提出的救国八项主张，敦促南京政府切勿让日本人有机可乘，“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毛泽东清楚地指出何应钦和亲日派的武力讨伐目的不在救蒋，而在取而代之后投降日本。他还提到“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同时表示如国民党答应张、杨二氏主张，共产党愿意“投入20万兵力，与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毛泽东的主张十分鲜明：和平解决危机。电报结尾，毛泽东还请求“国民党内爱国分子”驱逐亲日派，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是没有蒋介石的国共合作，他和斯大林的意见仍有分歧，后者坚持认为国共合作离不开蒋介石。
16日，毛泽东开始转变立场，他在致电阎锡山时指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并要求释放蒋介石。同日，周恩来骑骡从保安出发，沿着坑坑洼洼的小路，17日筋疲力尽地抵达延安。同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少帅，确认胡宗南和汤恩伯率领的中央军人数不多，不足为惧，并请求张学良派3万人奇袭陇海—京汉铁路 [124] 一线，此举旨在威慑南京并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了鼓舞士气，毛泽东还指出：正如13日承诺的，中共已数度联系莫斯科，至今未有消息，如若莫斯科认为此举并非简单的兵变，而是民心所向，相信他们会同情的。如出于国际外交考虑，苏联也有可能不再公开支持中共等。“恩来已抵延安，速令城开放行。”张学良心急如焚，立刻派专机前往延安接周恩来。18日，内战一触即发之夜，周恩来从西安发电说：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当日，毛泽东与洛甫和博古讨论，征得两人同意后，决定推进释放蒋介石，迫使其达成几项条件，以挫败亲日派的阴谋。在这种人心惶惶的情形下，考虑到毛泽东事先制定的策略，共产党做出这样的决策也绝非偶然。 [125]
12月19日，洛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做报告 [126] ，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12月14日的《真理报》与《消息报》指出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受日本指使，“在南京政府准备抗日时发动兵变，意在除去最高统帅蒋介石”。 [127] 因此毛泽东再次强调“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的建议巧妙地将共产党从西安事变的同盟转变为调解者：对于“用军事手段”扣押“军事政治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一事感到遗憾，提出南京与西安之间对立，任何扩大内战的可能都会“形成抗日联合的阻碍”。这与刚开始将西安事变定义为革命性的举动相去甚远。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要么内战，南京的亲日派力量将从中获利；要么结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联合抗日。共产党显然会选择后者，和平解决事端，形成抗日联盟。毛泽东说：“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一旦何应钦讨伐张、杨，红军要打好保卫战。随后，毛泽东分别致电陈立夫和张学良，提出双方终止对立，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参加，商讨联合抗日、共赴国仇和处置蒋介石事宜。同日，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复电周恩来，指出红军将开赴西安，与东北军共同抵抗中央军从洛阳的进攻。毛泽东确实对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周全了。
只有一项例外：12月20日，共产国际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终于抵达保安 [128] 。指示由季米特洛夫起草，斯大林签字同意 [129] ，指出共产国际始终坚持西安事变完全不利于“形成抗日统一战线”，建议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想办法和平解决：(1)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2)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130] 。(3)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4)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这项指示没有任何新的内容，也没有白纸黑字地写明释放蒋介石。12月18日后共产党所有的决定都是由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自己分析得出的。 [131] 据悉，毛泽东读完电报后，气得直顿足，破口大骂。 [132] 在场的许多人，包括斯诺在内，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公共场合表达对斯大林的不满，而此后两人的嫌隙越来越大。我认为这些事情在时间顺序上可能存在问题。毛泽东生气可能是出于其他原因：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没有任何新的想法，他建议毛泽东和共产党听命于张学良与南京政府，令毛泽东十分反感，而且手把手地教怎么做，这让他感到很恼火。
毛泽东的怒火没有持续太久：12月21日起，毛泽东电示潘汉年，下达的指示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四点建议。“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12月22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西安事变终于有望和平解决。
之后事件在几天内圆满解决了。12月16日，东北军与中央军发生军事冲突。22日，张学良要求东北军停火，并邀请宋子文和宋美龄飞抵西安。23日和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宋子文紧密磋商释放蒋介石事宜，宋美龄随后加入。条件细节尚未谈妥之际，蒋介石同意12月25日上午在房内会见周恩来。 [133] 当时宋子文和宋美龄也在场：蒋介石口头答应停止剿共，联共抗日，邀请周恩来赴南京直接谈判。蒋介石只是做出稍微让步，对共产党而言却是巨大成功，仅仅几周，共产党就不再是被围剿的法外分子，南京政府承认了它的合法性。
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在机场，蒋介石十分含蓄地提醒张学良和不在场的杨虎城，称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反动阴谋。 [134] 飞机返回南京，张学良自愿被扣留，以表达对统帅所做一切的悔意。蒋介石安然返回南京的消息一出，在上海及其他一些大城市中，人们燃放烟花爆竹热烈庆祝：蒋介石从未如此受到人民拥戴。也许在一片热闹的情形下，人们庆祝的是内战终于有望结束。护送一事，张学良事前没有告知杨虎城，他担心东北军中有些人不愿释放蒋介石。周恩来也不知晓，毛泽东曾令其务必拿到蒋介石停止内战全力抗日的书面签字。12月31日，张学良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所有民事权利。 [135] 杨虎城拒绝投降，1937年1月5日被南京政府撤职，29日抵抗失败 [136] ，流亡欧美 [137] 。
一场政治危机戏剧性地结束了，如同变戏法一般，原来的囚徒后来成为狱卒，而之前的狱卒却沦为囚徒。表面上一切都归于平静：蒋介石回到故乡浙江奉化休养，党内实权交予何应钦，宋子文失宠。亲日派获得了胜利，蒋介石12月25日向周恩来做出的承诺再无人提起。
当日午夜，毛泽东致电红军统帅，慎重又清醒地指出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是我们提出的……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 [138] 。他指示野战军尽快占领渭河平原的咸阳和三原，两座城市均离西安不远。几周后，红军趁东北军与中央军作战士气低落之际，占领潼关 [139] 要塞，一些部队驻扎在华山附近以及秦岭山脉，直接威胁陇海铁路。1937年1月13日是农历新年，红军有秩序地进入延安。延安城中等规模，高处有一个8层白塔，市内有大型的集市。此后，延安就成为共产党的革命圣地，气派自然不可与简陋的保安同日而语。 [140] 1月27日，毛泽东向政治局会议作报告 [141] ，总结了当前良好的政治形势。“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抗日是迟早的事。”
之后六个月，毛泽东一边不停地敦促国民党兑现承诺，一边继续占领阎锡山和蒋介石撤离军队后留下的北部山区村镇。莫斯科对此十分恐慌，1月19日和20日两次致电，批评共产党“错误的做法危害到了西安事变达成的和平协议”。1月24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自12月15日后转变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似乎毛泽东已经完全忘记了斯大林的电报曾经惹得他勃然大怒。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会上重提内战时期的反共言语，并谴责中共协助策划了西安事变。毛泽东的态度仍然十分乐观，表示如果国民党遵守承诺，共产党将做出巨大让步：苏区成为中华民国一个特区，不再没收地主土地，红军更改番号，听从国民革命委员会指挥。3月1日在接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142] 的采访时，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情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这种民族战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许多”。此时，周恩来正与蒋介石的特使会面商讨和谈之事。 [143] 3月末，周恩来飞抵杭州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蒋介石态度有所好转，愿意了解共产党人爱国之心并且同意将共产党三个师5万人编入国民革命军，共同抗日。但坚持必须由南京政府领导共产党苏区和红军，拒绝任何两党间共同政治纲领。4月7日至20日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艰苦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提议，任命周恩来起草国民联合政府计划并拟在下次谈判时呈交蒋介石。5月3日至7日，毛泽东在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全体代表会议 [144] ，发言指出，共产党进入了新的时期，“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这就需要我们和全国人民更大地发展抗日和民主的运动，进一步地批评、推动和督促国民党……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争取和平和民主”这句话体现了共产党的合法化。毛泽东还强调，“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显然，毛泽东借用了列宁的理论，反对托洛茨基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5月15日接受尼姆·威尔斯采访时毛泽东对此番观点作了重新阐述，将这一分析传播到盎格鲁—撒克逊世界。5月24日，周恩来准备再次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致电强调苏区作为特别行政区必须由共产党人林伯渠领导，并且朱德必须领导军委并具有一定实权 [145] 。
然而，周恩来6月4日和蒋介石庐山会谈的结果令人十分失望：蒋介石不同意《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中提出的建议，而提出要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国共双方各派相同数量的干部参加，负责与共产国际和苏联联络。蒋介石还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留洋。但是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态度，周恩来7月7日又飞抵上海，把新的方案呈交蒋介石，之后得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政府坚定的抗战立场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计：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面对西安事变后民众高涨的情绪，蒋介石已经无路可退，尽管害怕也只能顽强抵抗。
1937年夏的这场政治斗争中，三方都表现出同等的睿智。日本人希望在美国人插手前实际控制中国，进而确立在亚太地区的优势。蒋介石知道若不停止内战，便无法应对日军。但是与昔日对手结成联盟，意味着重新接纳共产党，十年来的努力付诸东流。故他希望利用艰难的时局尽量控制共产党的军队，降低风险。而毛泽东必须参加抗日战争，证明共产党新的地位——领导国家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又要尽量保持红军军队的独立性。 [146]
7月8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党中央表达了同样的态度。
7月14日，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彻底转变政治立场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
7月15日，周恩来在庐山与蒋介石举行第三次谈判，建议国共发表合作宣言。宣言中，共产党表示支持孙中山三民主义，全力支持民主革命，国民党承诺坚定抗日，重建民主(即将共产党合法化)。
7月17日，蒋介石宣布决不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宣布对日抗战。
7月20日，毛泽东开始对蒋介石迟迟不回复周恩来的提议感到些许不耐烦。
7月23日，重申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7月28日，致信国民党，下达最后通牒：8月20日，红军将主动抗日，无论是否得到南京政府的允许。
7月29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失守。随后几周，日军沿京绥铁路向戈壁滩进军，沿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直指南京）挺进黄河。国民党军队奋起抵抗，损失惨重，被迫撤退。
7月31日，因组织抗日活动被囚苏州的“七君子”被释放。
8月4日，毛泽东向红军将领建议“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红军出三分之一的兵力，其他兵力保卫革命根据地。
8月5日，毛泽东指出红军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但不是“独当一面”。红军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同时接受红军投入一半兵力，甚至三分之二的兵力，但是“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蒋介石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红军既要谨慎又要可靠？
8月9日，日军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故意挑衅，一时间局势剑拔弩张。
13日，淞沪战役打响，国民党投入30万精锐部队，日本派遣了20万人。1937年11月12日国军撤退，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战况极其惨烈，国民党死伤士兵27万人，三分之一为青年士官，而日军伤亡仅为六分之一。
13日，毛泽东再次会见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表示认可中央军的抗日行为，但指出国民党尚未动员一切力量，政治犯也没有全部释放。毛泽东还承认共产党在军事指挥上保持了独立自主。
8月13日至15日，日军进攻长三角，直逼南京，蒋介石派特使转告周恩来，希望共产党将所有军队投入战斗。
18日，毛泽东向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解释说国民党希望共产党派出所有部队参战，以借机摧毁革命根据地。
21日，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军政部长何应钦任命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八路军下辖三个师。
同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协议。苏联派了数百名飞行员参加空战，很快就扭转了日军的空中优势地位。
8月22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洛川召开。洛川会议并不著名，但是具有重要意义。 [147] 会上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的建议产生分歧。后两位认为红军眼下应该投入全部兵力全力抗战，而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是场“持久战”，应坚持游击战，反对将部队集中，并重申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强调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关键在于国民党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的问题。
8月27日至9月1日期间，毛泽东发表多项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决定性作用。共产党提出“资产阶级追随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的问题。
9月7日，毛泽东写下《反对自由主义》 [148] 一文，指出自由主义是种个人和自私的行为。反对教条主义，提倡党纪党规：似乎共产党党内爆发了一场政治运动。
此时，日军分三路合围进攻，西路挺进黄河，东路逼近山东，淞沪战场上的局势也越来越不利于国军。9月22日，国民党决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讲话。宣言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宣言提出两党合作的总目标：(1)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迅速地准备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2)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3)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中共中央再次郑重向全国作出四项承诺：(1)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2)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3)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4)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9月29日，毛泽东谈到蒋介石的决定时态度仍然有所保留 [149] ：在这场战争中，人民还没有全部动员起来，因为国民党一直没有接受共产党8月25日提出的十大纲领，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的纲领。国民党掌握着国家权力，并且决定和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然而他们还继续着旧的政治，始终没能下定决心改革国家政治制度。” [150] 从9月12日至29日，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中曾经6次跟红军将领强调红军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不集中打仗，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10月1日，毛泽东跟叶剑英、博古和潘汉年强调，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林彪的带领下大胜日军，取得平型关大捷一事，有助于巩固与阎锡山的关系，但是这场战役死伤400名战士，其中三名高级官员战死，代价太大，不可重蹈覆辙，并且应加大宣传，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共产党军队参加了这场战役。
这一年秋天，毛泽东意识到在与蒋介石九个月的较量中自己胜利了。这个胜利应归功于日本人吞并中国的野心，蒋介石只能在屈辱投降和危险抵抗之间选其一。毛泽东被推到了领导抗日的最前线，他的事迹传到了海外。早在1936年2月毛泽东登上山西积雪的山脉时，他就想着国家的命运。尽管当时处境还很不稳定，但他脑海中浮现的是称雄这个平原的古代霸者，秦始皇在这里出生，成吉思汗最后在这里离世，《沁园春·雪》 [151] 正是这种心境的体现。
作为列宁思想的继承者，毛泽东深知每个共产党领导人都必须了解马列主义。然而当时留苏的统帅口中说的都是权威的术语，毛泽东不能灵活自如地使用，倍感压力。1936年11月至1937年7月，毛泽东努力弥补这个缺点，整宿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李达和艾思奇的著作以及珍贵的苏联马列理论的中译本，边阅读边做大量笔记 [152] 。基于这些阅读，毛泽东从1937年春天起在延安抗大讲课，8月初日军进攻上海后讲课停止。课程安排在每周二、周四上午，每次四小时，下午是师生讨论，总共110课时。毛泽东计划编写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教材：初稿写了3章16个部分，共61 000字 [153] 。然而这本著作没能完成，11月起，教材内容和各种油印工作文件混在一起。在《毛泽东选集》中，我们只看到其中两个章节：第一章“实践论”，第二章“矛盾论” [154] 。今天我们再阅读这些著作时，其单调的风格仍然让我们很惊讶，文中透露出些许厌烦的情绪，完全不同于毛泽东早期政论性的文章，如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部分文章都是简单地照搬苏联文章。从古希腊到法国启蒙运动，再到德国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争，已经是二手甚至是三手的文章了。我们难免会想到列宁或者斯大林的哲学思想：同样的内容最后得出简略的结论。尽管文中有些格言毛泽东还不能灵活运用，但他努力学习，做阅读笔记，让秘书抄小卡片帮助他每天背诵。他对其中两个话题产生了兴趣。一方面在重新阅读1930年的著作《反对本本主义》时，毛泽东想起了自己的从政经历，得出必须实事求是的结论。这条理论日后成为反对博古和王明支持者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是矛盾论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置身于当时的环境，我们就能明白毛泽东因此收获的威望。在黄土高原的兵营中，在内陆只有农民行走的小径上，知识分子的生活平凡乏味，能听到费尔巴哈、黑格尔、恩格斯、马克思这些外国人名字时是多么令人兴奋。在他们眼里，这些名字代表了外国的理念，对于实质内容是否精彩，他们毫不在乎。而毛泽东也许希望能达到古代文人的高峰，模仿他所崇敬的王夫之的文风撰写笔记。
没有人怀疑毛泽东自离开江西这几年中发生的巨大转变，他本人也体会到了。他知道从此以后他掌握了这个国家的命运，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他也知道多亏这几手本领，他能够领导其他人，他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