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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934年是“喧哗与骚动”的4年，在“红色恐怖”中拉开帷幕，在撤离革命根据地的灾难中谢幕。1934年秋天，短暂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结束，期间毛泽东自富田事变后确立了在江西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1932年秋天，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受失败，之后两年尽管还不至于为反对派所不容，但确实逐渐远离了决策中心。这些政治事件突出了毛泽东性格中最负面的特征。我们已经了解他的性格中善于计谋的一面，如同《西游记》 [1] 中著名的猴王孙悟空一般。1930年，他性格中另一面的“虎气”开始显现。当时的反叛者认识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领导的气度和无情。
很久以后的1970年12月18日，当时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神一般的伟人，他在接受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谈到被人民崇拜，最后他开了个玩笑，用四个字形容自己：“无法无天” [2] 。翻译立刻把这句话译为“我是个头顶破伞的云游僧人”，塑造了一个孤独伟大的领袖形象，和阿尔弗雷德·德·维尼在《命运集》中塑造的摩西一样，沉思着走在历史的道路上，四周一片苍白。其实它是中国人常说的歇后语：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翻译对原文作了些更改，也没说错。可是对于这句经常被挂在嘴边的歇后语背后所隐藏的意思，所有的中国人都忽略了。中国人喜欢说双关语，中文的四声声调也很适合双关语。如果我们不发第四声的“发”，而是第三声的“法”，这就是反宗教的人对僧侣的评价：“没有法律也没有信仰”(无法无天)。1964年8月，毛泽东在给康生(中国的贝利亚）的信中称自己“毕业于丛林大学”。在其他场合，他也多次提及。正如菲力普·肖特所说，1930年12月后，毛泽东身上的政治无知消失殆尽，猴子也能成为老虎。 [3]
1930年，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的政治保卫处处长李韶九突然带士兵到江西省行委驻地富田进行调查，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富田事变就此拉开序幕。肃反委员会隶属于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总前委，驻地在东固。1930年11月30日，毛泽东下令逮捕李文林。 [5] 约一周前，有人向毛泽东诬告李文林是AB团成员。12月3日和12月5日，毛泽东先后写了两封密信给李韶九，任命后者调查此事。第二封信中写道：“重要犯须立即捉起详审外，再则李白芳更比段袁重要，谅你们已捉了，并且你们要从这些线索找得更重要的人。” [6] 而后者正是这么做的。
李韶九到达富田，立即逮捕了8名江西省行委领导进行审讯。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和毛泽东的秘书古柏(在寻乌调查中曾提及）当时都被派往富田，协助肃反，总共逮捕了120名干部。
12月9日，李韶九根据这些人的招供，前往红二十军军部驻地东固，逮捕了独立营营长刘敌。刘敌和李韶九是湖南老乡，刘敌辩称自己是被阴谋陷害的，而李韶九相信了，没有立即逮捕关押刘敌。10日黎明，刘敌乘机逃离，匆忙召集了400名士兵赶到山另一侧的富田，经过12日一晚的血战，杀了看守的百余名士兵，占领监狱并释放了20余名被怀疑为AB团的人。这就是“富田事变”。事变领导人在革命政府广场前召开士兵大会。整个会场群情激愤，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之后红二十军向西转移，离开毛泽东控制的势力范围，一路通过永阳和吉安南部，抵达赣江以西，最后以永新和九龙山为驻地。大部分的江西行委跟随转移，12月15日红二十军领导向中央写信谴责毛泽东，要求撤其职。 [7] 信中写道：“毛泽东为人阴险狡诈，自私自大……他在会上发表意见时，所有人都必须赞成。否则他便利用党组织钳制言论或者杜撰事实，使人无法活下去。他对待干部一贯是化为己用……总之，他不仅不是一个革命者，也不是布尔什维克，他想成为党的皇帝。”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参谋部收到一封诬告信，信中声称毛泽东指示古柏搜集证据证明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是AB团的首脑。收到这封信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3位将军知道眼下情形严峻，于12月17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富田事变，认定这是由AB团领导的反革命分子发动的兵变并表示支持毛泽东。 [8] 随后毛泽东于12月20日写了封长信《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信中主要表达了两个观点：(1)AB团分子密谋消灭红军、推翻土地革命并消灭革命领袖。(2)8月召开的赣西南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是李文林和AB团阴谋分子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的密谋，目的是废除2月7日在陂头会议上作出的革命决议。信中毛泽东还多次提及诬告信和对他的控告。毛泽东其实知道这些都是严刑拷打导致的后果。
事实上，3位红军统帅迅速作出上述决定是迫于战争形势。11月末，国民党集结41个团，10万余人的兵力，毫不费力地夺下吉安，形成了一个由东至西240公里的弓形包围圈，其中4个纵队向南推进。12月初，蒋介石亲临南昌督战。除了强大的地面部署，空中还有20多架飞机轰炸行军中的共产党部队(其中1931年10月，黄公略在东固附近被飞机炸死）。面对这种形势，仅4万余人、装备简陋的红军部队担心会被闽赣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歼灭。3位将军对毛泽东的支持正是这种担心的体现。此外，从1930年夏末开始，李文林就率支持者在江西的军队中大肆围捕AB团分子，大约2 000多名军民被杀，当时红军主力和毛泽东还未抵达江西苏区中央根据地。在强大的敌人和危险的叛变面前，红一方面军的将领除了坚守别无选择。按照中央10月30日在罗坊会议上作出的“诱敌深入”的政策，红一方面军在4周的时间中边战边退，仅剩下游击队不时地扰乱敌军。毛泽东在1932年5月6日的信以及1936年12月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国民党军队得到永丰、南丰、石城和安源(靠近福建的宁化）等一部分红区白区交界处的百姓的支持。红军部队一撤退，地主、民兵和土匪们就立刻回来，而且村子的防御工事越坚固，对共产党的敌意就越大。更糟糕的是，“在富田—东固一带的老百姓受到AB团的欺骗，不再信任红军，甚至对红军有敌意” [9] 。不过，在永丰—兴国—宁都一带的山区，比起国民党军队，老百姓更支持红军。1931年8月12日蒋介石在报纸上苦楚地承认“跟共匪打仗比打一场大战还要难，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土地上打仗，而且还能够从当地人民群众中得到一切所需” [10] 。而国民党部队战线过长，深入腹地，4个纵队完全被隔开了。
12月24日至30日，红军部队4万余人秘密东进，通过山间的羊肠小道迅速逼进龙冈。这天天刚亮，红军利用浓雾的掩护(毛泽东当时称之为天时）突然包围龙冈。国民党有一个师驻扎在龙冈，几个小时后，4个团被全歼，12 000名士兵被俘，其中包括了3位将领。军衔最高的张辉瓒被当众砍头，脑袋挂在木筏上沿着赣江顺流而下至南昌。1931年1月3日，东侧的国民党第二纵队开始撤退，抵达东韶时兵力仅剩一半。1月4日，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结束。红军不但回到了原来的驻地，还占领了新根据地，都分布在玉山天堑以东。 [11] 翌日，红军庆祝胜利，15 000名国民党士兵被击毙，缴获枪械10 000多支、机关枪70支、迫击炮4门、子弹130 000发以及电台1部。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第三号人物项英从上海抵达苏区，调查富田事变。
1930年秋天至1931年秋天的3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帮助毛泽东登上中共的权力顶峰。但是中共苏区和王明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关系却在冷却。王明不相信毛泽东，也不信任他领导的中共苏区。这种怀疑既表现在军事路线上，也表现在政治线路上。毛泽东在军事上的胜利暂时延缓了政治上的失败，直至1932年秋天的宁都会议。
1930年11月，国民党集结10万人发动第一次“围剿”战争，1931年1月初在龙冈惨败。同年2月再次发动战事，投入20万兵力，一直持续到5月末。1931年5月末共产党开始反攻 [12] ，夺取了福建武夷山的建宁。这两次胜利毫无疑问都依赖于毛泽东正确的军事策略，尤其是1931年4月17日、19日以及20日中央政治局在青塘召开中央革命军事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从而结束了长达两个月的路线纷争。军中大部分领导都赞成毛泽东和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策略，利用地形优势及游击队，待国民党军队深入后，趁兵力分散且疲惫而歼之。然而，项英以及4月初在任弼时带领下抵达江西的“四中全会代表团” [13] ，担心兵力与国民党军队相差悬殊，提出分兵退敌的策略，建议红军撤出根据地，把兵力分散在四川和湖南南部等地。最后由于国民党军队迅速集结，项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14] 军事会议最后决定顽强抵抗，避免采用持久战的军事策略，把江西根据地建成中国的苏维埃区。
接连两次打败国民党，共产党内再无人怀疑毛泽东和朱德的军事路线及眼界，但第三次“围剿”战争打破了这种认同的一致。蒋介石不仅以更快的速度集合了30万人的兵力，还采用了空中侦察和无线电联络。国民党的将军们从前几次失利中吸取了教训，虽然8月6日在龙冈失利，但他们没有受失利的影响，而是继续推进部队，合围来不及撤走的红军部队。红军不得不千辛万苦翻过山头撤回东固，损失惨重。2万名红军士兵向南蜿蜒前行，以摆脱围追的国民党军队。
当时有3个因素幸运地救了毛泽东。第一是国民党内部可能再次爆发了军阀混战。3月初，蒋介石在南京派人监视对手胡汉民 [15] ，汪精卫和孙中山之子孙科得知后，在两广军阀的支持下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8月末，南京政府决定迅速派重兵入驻湖南，以应对南方可能发生的叛乱。9月6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和红军在高兴圩激战后，撤出了兴国。这一战，共产党损失惨重，8 000名士兵弹尽粮绝后牺牲，称得上皮洛士式的胜利，红军俘虏了2 000名士兵 [16] 并在9月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亦很大。第二是皇姑屯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东北。之后的几个月，国民党对日作战的压力与日俱增。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入侵上海，十九路军奋勇抗敌，直至上海沦陷。第四次“围剿”战争不得不推迟到1932年夏天。第三是1931年12月14日 [17] ，驻扎在宁都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 000名士兵 [18] ，在断饷4个月后，被共产党的军官成功策反，起义投入红军旗下，成为红军第五军。
这3个因素都不是毛泽东在制定军事策略时预料到的。红军的领导干部十分清楚，他们能够从这个灾难中脱困得救事出偶然。红军内部立刻爆发了争辩。8月30日，中共苏区中央政治局给总前委写了一封长信。此时，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已经控制了中国所有的苏区，江西苏区正在准备迎接周恩来的到来。 [19] 信中不指名地指责毛泽东“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20] 。10月初，这种尖锐的批评传至前线作战的红一方面军，沉浸在胜利中的红一方面军非常惊讶及气愤。除了政治方面，这种批评还体现了当时中共的不安：不改变策略，如何应对第四次“围剿”？尤其是红军在准备这些战斗时自身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1]
第三次“围剿”战争末期红军的人数已经开始减少。如果算上脱党分子与伤亡人数，红军士兵减少1/3，军官人数减少1/2。1930年10月，红军第七路军6 000~7 000人离开广西玉河根据地，1931年4月初抵达江西，加上“宁都事变”后当地的自卫组织和游击队的加入，1931年9月红军人数达到5万人。这个数字与40万到50万人的国民党正规军队相比微不足道，共产党决定在苏区大力招募兵力。毛泽东期盼的志愿加入的士兵数只占当地人口的1.5%~2%，红军开始采取征兵的招募方式。至此红军不再是一支纯粹以意识形态为动机、不断迁徙、对当地十分陌生的军队。新的红军是在当地招募的战士，旨在保卫家园，行军减少，装备更高级，是为适应现代战争而操练的部队。
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作战方式需要改变。1931年10月14日，毛泽东下令攻打炮楼和土围子，尽管动用了炮兵、坑道和工程队，但还是没能取得胜利。 [22] 首先就是吸纳游击队和当地自卫组织成为红军正规军，推行义务兵役制度。这个做法推行了数月。其次是红军的装备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930年秋天，红军一支2 000~3 000人的师只有800支一发式手枪。1931年末，红军3/4的士兵都配有汉阳兵工厂制造的五发式手枪。1931年5月，红军第一次用上了电台。1931年12月末，红军已经有了16部电台。“宁都事变”后，红军得到了19 800支现代手枪、2 000支枪、400支机关枪、300门迫击炮、40门大炮、2 000匹骡马和8部电台。而第三次“围剿”战争初，红军只有3门山炮、2门低伸炮和50门迫击炮。1931年10月，红军还在兴国附近的关田建立了一个小型兵工厂，日产千发子弹。1934年，彭德怀曾经统计过共产党士兵和国民党士兵的射击数据，平均共产党士兵每射1发子弹，国民党士兵要射300发，但是共产党士兵经过严格的射击精确性训练，每17发就有1发射中目标(朱德的统计是每20发），因此共产党士兵的射击命中率远远高于国民党士兵。此时红军开始有统一的着装，即蓝色的棉衣制服，冬天是双层棉衣，头戴有红星标志的帽子；配备了65斤的装备，1杆枪、2颗手榴弹、100发子弹、5斤粮食和一些红辣椒。当初红军游击队上井冈山的时候，像传统上的绿林好汉一样衣衫不整。而从这时起，红军开始有了统一的制服。
1931年党中央代表项英抵达江西，掌握了江西中央苏区的政治权力，毛泽东的权力被削弱。
然而项英的计划一开始并不顺利。1931年1月15日，项英成立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任书记，项英任代理书记，取消了总前委和毛泽东担任的总前委书记职务。在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同时，还建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和全国其他红军，项英兼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除此，毛泽东只是委员会下属的政治部主任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项英没能把权力落实，他的军事才能不及毛泽东，而且他和瞿秋白都是四中全会选举产生的，被怀疑支持“立三路线”。
4月初，由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组成的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代表团抵达江西，改变了江西根据地的政治格局。早在2月23日的信函中，中央就指示要重新建立总前委，恢复毛泽东的职务。王明和共产国际的米夫 [23] 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因为欣赏毛泽东，而是希望通过削弱项英来打倒李立三。
4月17日，在宁都的青塘举行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富田事件的决议》 [24] 。决议批评了项英在富田事变上的态度，进一步肯定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但是决议也承认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手段不当，这也为以后反对毛泽东埋好伏笔。4月17日对毛泽东而言是值得纪念的一日，斯图亚特·施拉姆在所编的《毛泽东全集》 [25] 中详细描述了当日通过的决议：毛泽东赞成六届四中全会制定的路线，并利用这个路线肯定了其在1929—1930年的所有作为，尤其是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和1930年2月陂头会议期间的做法。他声称，1929年他离开领导岗位，红军倒退成为“武装流亡分子”;1930年他被孤立，红军犯了“地主和富农的机会主义错误”。而且“立三路线”对彭德怀的红三军造成的破坏远甚于他的红一军。当他的意见重新被采纳时，红军在军事上连连取得胜利。由此毛泽东开始将自身与共产党的光辉历史紧密相连，直至1945年的六届七中全会确定了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毛泽东的报告可能引起了王明的不满，王明已经决定要让毛泽东为自己大胆的言行付出代价，一直伺机打击报复。4月18日，毛泽东延续着前一日的辉煌：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采纳了他制定的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战略。
然而，8月30日王明在《中央给苏区中央政治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 [26] 中，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当时红军正处于国民党的钳形包围中，上海的局势也十分紧张，这些情况王明似乎完全没有纳入考虑范围。信中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十分书生气，指出苏区中央局(暗指毛泽东）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工作没有鲜明的阶级区分……例如你们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土地问题上。这里有3份毛泽东当时撰写的研究土地问题的资料。 [27] 2月27日，毛泽东注意到江西苏区的农民在春耕时不愿耕种。他认为原因有3个：(1)最近几个月中进行了四五次土地分配，过于频繁的变动使得农民心中十分不安。(2)缺少耕畜。(3)红白两区交界处的山匪时常扰民。资料中还附有毛泽东的一些建议：土地分配时犹豫不决、反反复复危害极大，农民担心分配所得的土地不能任意使用。因此必须清楚地告知农民土地分配依照公平原则，分配的土地永久归百姓所有。“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己出卖，得了钱来供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田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以上这些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苏联革命也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8月，中央军事委员会的2号通知肯定了毛泽东的看法：要与富农阶级作斗争，他们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保卫工农阶级的利益。要避免将反对剥削的斗争变成集资的方式，例如批斗年收入只有20美元的人，这样只会使所有人都贫穷。把中农当作富农来批斗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因此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政策要求绝对平等，是比较极端的改革措施，但是他不赞成在目前的民主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就取缔一切土地的拥有者和富农阶级。他甚至同意富农获得一部分出租土地所得的剩余价值。相反，王明打算把斯大林在苏联实施的反富农化运动直接搬到中国，取缔所有地主和富农阶级。相比王明的极左主义，毛泽东的左派显得比较温和，这也是被王明指责为富农主义的原因。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后，毛泽东采取了一些反击措施：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发电报给临时中央，汇报中央局的决定：由于项英的“工作能力不够领导”，由毛泽东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一职；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并选举新委员。电报实质上是希望党中央同意中央局5月末后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并取消王明8月30日的信中以党中央名义下达的命令。 [28] 党中央回复决定11月1日至5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29] 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把近期军事上的顺利归功于王明“分兵退敌”的政策；公开批评中央局的政策；把毛泽东的抗日意愿定义为“狭隘经验论”，把他的土地分配政策痛斥为“富农主义”，并再次谴责毛泽东对游击战的偏好以及对阵地战和攻打大城市的迟疑。11月7日，在瑞金庆祝俄国十月革命的一片欢腾中，这样激烈的批评令人非常惊讶。在这次大会上，所有人都认为毛泽东将当选主席，因为中共领导人中没有人的声誉能与之相提并论。这也是苏联的希望。实际上，王明的政策十分灵活：因为难以反对，他把毛泽东推上了临时政府的主席位置，但是他又不希望毛泽东快速崛起，成为江西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
中华苏维埃第一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600名来自全国苏区的工农兵代表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选举毛泽东为临时政府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任副主席。选举产生了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任委员。瑞金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31] ，燃放着鞭炮烟花，上午有阅兵式，晚上是火炬庆祝活动，高台上红旗飘飘，播放着广播，空中飘着风筝，其中有一只代表英国，下面还拖曳着象征印度和爱尔兰的标志。大会的主会场设在明朝时建造的谢氏祠堂，周围是名贵的树木，主席台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一面红旗和一面镰刀加斧头的党旗。上面拉着一条横幅“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另一边的一条写着“阶级斗争”。中共在红军广场上举行了简单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仪式。
瑞金成为临时政府首都，这个小城距离南昌300公里，仅有难以行走的小路相连。此外最重要的城市就是40公里以东、武夷山另一侧的汀州，与潮州—汕头三角洲有水路相连。经济封锁使这个区域完全与外界隔绝，只能见到走私物品，根据地缺盐，缺少药物和生产物资。当地气候湿润，以红土地为主，主要物产是板烟和樟树。实际控制的面积并不完全相连，大约有15万平方公里，1 000万人口，分布在7个省份。最稳固的区域在赣西南和闽西地区，尽管其中还掺杂着一些白色区域，但基本上是一整个区域，面积大约为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15个人民特派员管理各个部门，还设立外交专署(尽管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负责起草发表声明。10月，瑞金和上海的党中央建立电台联系，电台良好地运行了3年，直到长征前才关闭。
临时政府的官员都住在当地叫沙洲坝的地方。红军很快在附近的树林中搭建起一个星形会议大厅，大厅内设有2 000个座位，另外附有能容纳1 000人的防空洞。毛泽东住在当地一位乡绅的漂亮住宅中，人们还加了砖板防范老鼠，在客厅一侧开了一扇窗户。毛泽东能够直接看见正在召开的会议。从此，人们称呼他为毛主席，这个称号跟随了他一生，看上去毛泽东似乎成了党内第一人。
事实上却不然，毛泽东的统治和苏维埃政权一样是空中楼阁。毛泽东本人确实希望有所作为，但是这个政权只在红军控制的区域才有效力，而且只有那些红军信任的党内领导才真正在行使权力。中华苏维埃政权基本上没有公务员，所有的预算主要来自战斗缴获的物资或者是对阶级敌人的罚款以及没收的物品。从1931年11月(第一次代表大会推选毛泽东为主席）到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削弱了毛的权力），毛泽东作为政府首脑参与政治决策19次，作为军事领袖参与决策21次，调解与王明及其代表的共产国际之间的冲突有4次。要知道1931年10月至1932年夏天，国共内战暂时平息，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非常有影响力，但是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作为则比较少。而作为国家主席，他几乎没有决定性的意见，只行使了形式上的权力。
1931年4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宣布向日本宣战。 [32] 由于与其他参战方缺少共同的前线、作战信息错误等原因，反而被当时抗日倒蒋的英雄马占山、蔡廷锴将军等斥责为叛徒。但是毛泽东继续活跃在抗日舆论的前线，1931年9月21日在《致国民党兄弟》的信中呼吁国民党士兵起义，带上武器加入红军，共同抵御日本入侵。 [33] 同年12月11日，毛泽东以苏维埃国家主席的名义，写信致全国同胞，要求通过罢工、罢课和罢商的“三罢”行动反对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 [34]
此外，毛泽东在刑事问题上参与过5次，主要涉及当时苏区肃反运动，差不多是他作为主席参与的总决策数的1/4。在经济问题上只参与过1次。 [35] 当地事务的处理上有3次，如1932年8月永新的问题 [36] 。作为苏区的最高领导人，这些确实有些少。1931年12月1日，毛泽东签发通缉令，“缉拿和扑灭顾顺章 [37] 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比起共产党红军“无时无刻都要打击叛徒”的命令，这样的通缉令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1931年12月末，周恩来抵达瑞金，取代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1932年1月7日，周恩来成立肃反公安机构，由邓发领导并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指出“AB团是危险的反革命力量”，同时批评毛泽东的肃反工作处理不当。周恩来计划在1月9日召开中央局会议，提交并讨论该决议。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指示红军扩大苏区统治区域，计划夺取湖北、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尤其是江西北部平原的吉安、南昌和抚州 [38] 等大型城市。周恩来决定首先巩固赣西南的中央根据地，消灭区域内的白区堡垒，然后直取南部的赣州，打通连接中央苏区和赣西井冈山根据地的通道。 [39] 彭德怀支持这一策略，毛泽东和朱德坚决反对，指出赣州敌军重型装备齐全，恐难攻克。
1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会上总结了3次反“围剿”战役胜利的经验。与会的“国际派” [40] 提出日本入侵东北是为进攻苏联做准备，号召大家“武装保卫苏联”。毛泽东拒绝这样的口号，认为这种分析轻视了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作用，指出应该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入侵，从而扩大阶级斗争的基础。一位共产国际成员生气地指责毛泽东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者” [41] ，要求开除毛泽东党籍。毛泽东听后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地离开会场。会议中途另选主持人，在毛泽东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召开。
翌日，毛泽东称病向党中央申请休假。 [42] 一周后，在妻子贺子珍的陪同下，前往离瑞金100多公里的东华古庙休养。古庙位于山顶的一块大岩石上，可以俯瞰整个平原。庙中树木茂盛，空气潮湿，房间破烂不堪。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古庙唯一可住的房间里，靠近一个石槽。每天，平原上的苦力把水拉到石槽边，供人梳洗。毛泽东带了两个沉重的铁箱，里面是资料、手稿和书籍。天气晴朗时，警卫就把一个箱子放在附近的林中空地上，那里视野极好，而毛泽东就坐在箱子上抽着美国烟开始思考问题、阅读书籍、摘抄笔记。士兵经常送来党中央和政府出版的报纸刊物，毛泽东的职务由副主席项英暂代。日本进攻上海后，毛泽东写了《对日战争宣言》，由于他当时拒绝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宣言一直到1932年4月15日才在《红色中华》上刊登。
在此期间，2月初，彭德怀指挥红军攻打赣州32天未克，4次进攻损失了3 000兵力，毛泽东和朱德的担心得到了印证。3月7日，国民党援军从南边的吉安和北边的梅县前后夹击红军，彭德怀绞尽脑汁方使红军脱困。
3月9日，项英只带了一名警卫骑马专程从瑞金赶到东华，请求毛泽东暂停休养，回到瑞金主持工作，指挥前线作战。尽管当日下着大雨，但毛泽东不顾贺子珍的哀求，冒雨骑马赶到赣州以东20公里的江口前线。3月17日和18日，中央领导人进行了两天的军事会议，讨论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认为攻打赣州本身就是错误的，建议放弃赣州，转而攻打福建西北。闽西北自1929年后一直有零星的游击队活动，当地地形适合红军作战，而且敌军驻军不强，主要是一些改编的强匪。彭德怀和共产国际提出反对，认为行动方针不符合党中央要求夺取长江大型城市的要求。最后周恩来作出裁决：决定红军兵分两路，红三军由彭德怀指挥，沿赣江北上，夺取重要城市；红一军由林彪指挥，聂荣臻 [43] 任政治委员，兵力是红三军的两倍，向西北行，以南丰、南城和抚州为主要目标。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随红一军行军北上。原计划两军合围南昌，然而，途中毛泽东向总指挥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阐明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得到他们的赞同。21日，行军至汀州，林彪、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发电报建议采取毛泽东的建议，将中路军的行动方向改向闽西。 [44] 毛泽东随后匆忙赶回瑞金，参加3月27日和28日召开的中央局会议，并在会上作出承诺，保证红一军取得胜利。当时久攻赣州不克，加上彭德怀的红三军没有捷报传回，周恩来只能采取毛泽东的建议，支持向闽西发展的建议。林彪和聂荣臻于3月21日致电中革军委的请示也起了重要作用：“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日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根据这种说法，红一军中途改变行军路线是因为敌军威胁了苏维埃政权的右翼地区，故红军不得不直下漳州，沿九龙江抵达海边。然而，毛泽东改变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制定的线路，确实如此吗？胡绩溪认为毛泽东的目的是夺取厦门。 [45] 厦门与日本殖民地台湾隔海相望，厦门被占后必然导致日军在该地区进行军事干预，从而打破在上海签订的停火协议，拖延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战争的时机。而且攻打厦门时红军会与日军交火，从而落实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对日宣战的宣言。如果毛泽东的计划确实如此，则红军便能借机成功闯入国际舞台，这当然不是苏联所希望的。当时苏联正在努力与国民党重建自1929年中断的外交关系，并且苏联根本不希望惹怒日本。这样我们也更容易理解1932年夏天为什么毛泽东无法得到苏联人支持的原因。不过当时苏联驻中国代表德国人艾威特曾在博古(秦邦宪）面前为毛泽东辩护，称莫斯科反对解除毛的职务。 [46] 他们之所以还能够容忍毛泽东，完全是顾忌毛泽东的威望和知名度。这些人只打算在第二战场活跃，而毛泽东则希望一个更大的天地。
得到军委的许可后，毛泽东立刻赶回汀州。期间红一军已经攻下汀州，向龙岩开进。毛泽东致电瑞金，强调红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以阻断陈济棠 [47] 的广东军队，避免红一军和根据地被分割开。由此这场军事行动已经完全背离了最初的本意，毛泽东重新在军事上取得领导地位。周恩来把军委移至汀州，此时红一军夺取了上杭，之后不久的1932年4月20日，红一军歼灭国民党两个团，攻占闽南重镇漳州。红军举行了简单的入城典礼，毛泽东身穿灰色中山装，头戴凉盔帽，骑着白马，率2万士兵分4排敲锣打鼓地进入漳州。 [48] 漳州城人口5万，是个繁荣的海边城镇，紧邻厦门。红军在此逗留了49天。入漳后，上海、香港、汕头报刊的新闻都进行了报道：“红军入漳，沿海大震，漳泉逃厦者，十余万人，言传红军欲攻福州。红军欲入潮汕，帝国主义兵舰集厦门者二十八艘。”
毛泽东志得意满，22日致信周恩来 [49] ，描述了当地百姓热烈欢迎红军的场景。缴获战利品颇丰：五十万两银元，食盐、药品和呢绒，武器、军需以及机器(一台车床、一个鼓风机、一个三十马力的马达）。这些机器被运往关田的兵工厂，500个工人在3个从奉天(沈阳）兵工厂来的领导的带领下，开始制造兵器，当年5月末生产出了第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军需。红军还缴获两架飞机，但他们当时还不懂如何驾驶。还有几箱书，沿公路开车送回瑞金，其中比较珍贵的是《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作品的中文译著。红军还新招募了1 000名士兵。
毛泽东的这次获胜离不开周恩来的支持，但是周毛两人的联盟只是暂时的。5月5日后，国民党和日本在上海战场上休战，共产党愈加担心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毛泽东和共产国际的矛盾也越发突出。应对这次“围剿”战争的军事战略争论了几个星期。《红旗周报》4月末连着两期的社论再次批评毛泽东的游击队思想、经验主义以及观望主义 [50] ，认为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提出的“积极进攻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1932年7月22日，在纪念1928年萍乡起义的系列文章中，红三军表示支持积极进攻的路线，反对毛泽东的战略。 [51] 有作者还这样批评道：“有些人没能坚定地攻打赣江的大型城市，反而跑去了厦门。”1932年8月1日《革命与战争》上刊登了刘伯承将军 [52] 的一篇文章。他刚从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归来，文中严厉批判了毛泽东所推崇的孙子兵法，提出应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迅速改变中国红军的战术战略思想。 [53]
5月3日，毛泽东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进行反驳 [54] ，措词严厉，指出：“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毛泽东认为国民党遭受3次“围剿”失利以及日本出兵之后，实力大减，特别是蒋介石的势力遭到打击，因此我们对第四次“围剿”战争的战略也应不同于前3次。“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这些观点令人诧异，毛泽东似乎把对方对自己的批评奉还给对方，而且极度乐观——显然毛泽东没有意识到第四次“围剿”战争的紧迫性，因此他放心地移师闽东。或许他认为苏联和国民党重新建交后，蒋介石能容得下共产党。信中也反映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夺取白区城市并不意味着必须沿赣江南下夺取南昌，与国民党的精英部队硬碰硬。毛泽东希望以实力较弱的敌军为目标，比如闽军，故此前作为不算违抗中央的命令。从信中还能看出毛泽东不愿回师江西，而当时中央苏区正严阵以待第四次“围剿”战争，下令红一军立即返回瑞金。5月29日，毛泽东终于离开漳州，他没有乘势进攻厦门，当时帝国主义军舰齐集厦门海域，火力覆盖了整个厦门半岛。朱德、王稼祥前来监督红一军，红军绕道广东与红五军团会合，6月初在梅县附近的水口与陈济棠的粤军激战了3天。
第四次“围剿”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开始反思此前的乐观和期望，转而赞成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方式。一位红军干部余则鸿，可能是毛泽东的密友，7月11日在总前委刊物上撰文呼吁红军向宁都一带残存的敌军发起攻势，保护农民的秋收，取缔广昌和石城一带秘密社团，赶走乐安县的地主及打手们。 [55] 红军不应该再走“立三路线”，冒险进攻防御完备的大型城市而放弃大后方。他还画了地图，这些城镇构成不规则的四边形，而中央苏区正位于四边形的中央。经过多次书信往来后，周恩来采取了折中方案。
1932年8月8日，毛泽东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他再次将所有力量集中在一支部队上。同日，红一军在赣江北上作战，进逼南城和抚州(现临川）。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博古赢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在地图上查看刚才提及的城市 [56] ，就会发现这些都是江西中央苏区前方的小城镇，防御较弱，红军能轻而易举地攻下，目的是防止敌军渗透。因此就实质而言，这是毛泽东的战略而非博古的战略。然而，红军只在最初取得了几场胜利，之后便遇到了阻碍。进攻南城时，红军发现国民党军队已经集结完毕，屡攻不克后，8月29日决定放弃攻占南城。更糟的是，9月初，红军不得不退回玉山的东绍，这里已经离苏区中央不远了。此时，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战争，投入了40万兵力，已经攻下了鄂北大别山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张国焘率军撤退，向西转移，在川陕边界的巴中—通江—南江三角洲地带建立根据地。湘鄂交界处贺龙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随后失陷。这是红军最早的两次长征，红军再也无法威胁到武汉。当年的秋冬两季，江西中央苏区以北的压力剧增。显而易见，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是有缺陷的，改变路线的争论又爆发了。 [57] 出于军事战斗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中共内部产生了两个决策中心，双方以无线电相连：前方的军事最高会议，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7月初周恩来加入成为四人领导小组；后方的中央政治局设立在瑞金，由任弼时、项英、邓发和顾作霖组成。中央政治局得到在上海的博古与洛甫(张闻天）的支持，上海通过海参崴直接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保持电报联系。5月30日后，周恩来感到政治的权力渐渐转移至共产国际手中，对毛泽东的支持开始动摇。但是当7月25日后方致电前方，要求重新攻打赣州时，他果断地和王稼祥一起支持朱德和毛泽东的策略，拒绝服从命令，这就产生了前面提到的折中方案。 [58]
9月2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不同意红军撤退，要求继续向北发展，双方的分歧愈发明显。9月26日，毛泽东以前线4位领导人的名义回电后方，提请中央注意。 [59] 之后一个月，尽管军事路线尚不明朗，但红军继续在“赤化”敌军控制的村庄，推进土地革命，避免作战时陷入阵地战。最后前方后方的8位领导人决定在宁都县内的东山坝小源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召开，刘伯承作为顾问列席参加。在宁都会议后的两年时间内，毛泽东渐渐远离了共产党的权力中心。会议期间以毛泽东为主的前方和以任弼时为首的后方意见分歧严重，显然是对立的阵营。任弼时通过电台得到了在上海的洛甫的支持，指责前线没有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示，集中批评毛泽东对胜利缺乏信心，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这点是从赣州失利和拒绝进攻吉安得出的），有保守主义、游击队思想、观望主义、逃避作战的倾向；尤其批评了毛泽东违抗命令，带领红一军进攻厦门的行为，指责毛泽东“消极怠工”。面对指责，前方的4位领导的意见也有分歧。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承认错误，但是坚持毛泽东已经认识到错误并积极改正，而且“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必须留在前线，可担任周恩来的助理或者顾问。毛泽东则据理力争，两次通过电台联系上海，希望得到苏联顾问的支持，但后者故意拖延回复。
[61]
由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由他“负主持战争全责”。会议决定毛泽东保留军事顾问一职，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毛泽东将总政治委员一职交给了周恩来，10月12日
[62]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命令正式公布了这个消息。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前往汀州傅连暲
[63]
主持的福音医院，看望即将分娩的妻子。然而博古和洛甫都不满意会议达成的共识，10月6日
给苏区中央去电，拒绝承认宁都会议的决议，批评周恩来态度不明，要求毛泽东不再担任任何军事领导工作，调回瑞金后方，只担任国家主席的工作。同时还要求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批评毛泽东阵前退缩的态度。博古似乎意图将毛泽东开除党籍，但是苏联人并不同意。
[64]
毛泽东知晓后勃然大怒，就病倒了。经诊断，他得了疟疾，感染了肺结核并有精神抑郁。此后，每逢政治上不如意的时期，他一直患有精神抑郁。毛泽东在福建汀州的疗养院内休养了4个月。他住在一位西方贵族的别墅内，风景秀丽，木制凉廊充满异域风情，四周环绕着的橘园和蕉园散发着甜美的芳香。
从1932年毛泽东失去前线军事指挥权到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期间，毛泽东的地位难以准确定义。他确实不再参与党内决策，从1933年1月起留在瑞金后方，仅负责苏区中央局工作，但是他也没有成为反对派。 [65]
1945年5月末，六届七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把这段历史描述为毛泽东被王明、博古等共产党左派完全剥夺了权力，毛泽东无须为江西苏区中央遭逢的巨变负责。
在这段时间中，毛泽东确实被逐渐边缘化，但并未彻底。尽管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他在军队中仍然有一定影响力。而且作为苏维埃临时政府国家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66] ，他仍是民事工作上的领导人，还领导了一场土地政治运动。两年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毛泽东带领红军逃出国民党的包围圈，重新掌握了红军的领导权。
毛泽东的军事权力被削弱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作为军委领导人签署的最后一道命令是10月12日的人民委员会第30号命令，内容是“现任瑞金驻军司令刘伯承调任前线，瑞金驻军司令一职由叶剑英 [67] 担任”。胡绩溪指出刘伯承1932年8月1日曾撰文批评毛泽东的军事战略 [68] ，这次调任昭示着“共产党军事路线的转变” [69] 。1932年10月25日，周恩来下令红军不必等待敌军深入，全面出击，摧毁敌军战事筹备基地。 [70] 红军以此战略在1933年2月至3月痛击敌军，大获全胜：国民党的两个师被歼灭，一个师2月末在宜黄附近大败而逃。3月末国民党军队边战边撤，损失一万士兵。这场战役由周恩来和朱德指挥，大获全胜，采用的战术已经不同于毛泽东的战略。 [71] 战场集中在白区，打破了黎川—广昌—东韶—永丰一带的包围，苏区中央安全了，不过博古和共产国际定下的夺取赣江下游城市的目标并未达成。这场战役的胜利一部分要归因于日军逐渐逼近热河，迫使蒋介石从江西调动多支部队应对东北战事。但是共产党的领导把这场胜利归功于红军主动出击的进攻战略，一扫毛泽东的悲观主义和缺乏信心。在1933年4月1日的一篇文章中，周恩来乐观地计划在苏区建造更多的要塞 [72] ，招募更多的士兵，红军兵力要达到18万，大大加强进攻火力。
毛泽东反对的进攻战略却在战场上大获全胜，此时博古等人准备发起一场政治运动，以孤立毛泽东。
这场运动从攻击罗明入手。罗明自1932年起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此前在长汀的福音医院养病时与毛泽东谈论了许久。毛泽东分析了闽西战略形势，即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国民党军队随时可能反扑，应避免阵地战，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1933年1月中旬，博古出发前往瑞金之前，在上海与罗明会面，期间罗明热情地讨论了毛泽东的游击战略。 [73] 当时毛泽东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力的决议尚未公开，由周恩来代替毛泽东职务的决定1933年5月才公布，因此罗明当时尚不知情。1933年1月21日在新泉召开的福建省委会议上，他仍然极力主张开展游击战争。会中还谈及当前形势下群众工作中的困难。1933年1月上旬，博古抵达瑞金，2月15日，和洛甫一起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指责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形成了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撤销罗明的一切职务。 [74] 随后的几个月，运动声势越来越大，指责罗明的游击队思想、专制主义、农民思想、保守主义、经验主义等，这些批评正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指责。4月，江西省委召开批判会议，与毛泽东相关的领导干部被撤销职务或者派往他处，包括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江西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古柏和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指挥谢维俊。他们被指责为具有农民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而他们则讽刺博古等是从外国来的小主人。上千名共产党干部受到牵连，遭到审讯，甚至被斥责免职。 [75] 博古开始解散毛泽东的人际网络。不过这次运动不像反AB团那样血腥，可能是出于博古的人文主义思想；也可能是由于当时蒋介石正积极筹备第五次“围剿”战争，清洗无疑是自杀行为；亦可能是因为红军内部部分人员尚不听从博古，1934年红军将领的争论正是这种体现。 [76]
1933年6月，毛泽东出席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提出申诉 [77] ，但没有得到博古的支持，后者认为没有前次宁都会议正确的决定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同年夏初，毛泽东离开了叶坪的主要领导人住所。国民党的空中轰炸日益频繁，毛泽东和其他重要领导人一起住到16公里以西的沙洲坝 [78] ，以分散红军中央领导层。毛泽东被故意隔离开，失势显而易见。大家都避之不及，警卫员汪东兴 [79] 曾听贺子珍说起毛泽东曾经自嘲道：“好像我掉进尿桶浑身散发着臭味似的。”这段时间，毛泽东广泛阅读，有时和陈毅及朱德谈论唐诗，或者建议要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推行阅读曹雪芹的古典名著《红楼梦》 [80] 。1934年1月后，他经常与瞿秋白 [81] 在图书馆会面，两人一起沉浸在古典书籍的阅读中，努力加强人民委员会的教育，而此时苏区中央的领土由于战事失利而日益缩小。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渐渐形成了半退休的状态，第一次做起了历史学家的工作。8月13日，毛泽东以1920年时的笔名“子任”在红军机关报《红星报》上发表《吉安的占领》一文。 [82] 这是篇简短而色彩绚丽的军旅散文。在提到黎明的进攻时，毛泽东这样写道：“晚上看不见的红旗一到东方的红日涌出来的时候，一齐都看见了……发现了敌人的红尾巴飞机。”他生动有趣地描述敌人被捉时的狼狈：“像捉猪捉羊一样”捉住土豪劣绅，“这里牵了一路，那里锁了一串”。毛泽东还在占领吉安的教训中提到发现“AB团的阴谋”。这场战役的胜利意义极大，这是红军1929年2月11日走出井冈山后取得的首场胜利。毛泽东再次经过当时的战场大柏地，作了一首词：“谁持彩练当空舞……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83]
毛泽东不是那种会一直忧郁抱怨的人。尽管在军事方面不断遭受排挤，但他努力使自己政治上的权力保持完整，不受任何影响。因此即使被排除在军事领导人之外，他仍然在1932年10月中旬至1934年夏末27次提出自己的军事见解。 [84] 他还指示撤销新兵招募。1932年11月25日，他要求军队在造路的富农苦役 [85] 中招募新兵，一个民兵监督5个苦役；多次撰文提及当地武装和游击队力量(11人一班，配备3支枪、5根矛）。毛泽东还多次请求清洗AB团分子，加强军队的斗争性。
在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战争期间，毛泽东多次颁布法令鼓舞红军战斗。包括两篇纪念红军烈士的文章，在瑞金树立一座英雄纪念碑以及两座纪念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纪念碑。签署了一系列政府命令以帮助苏维埃临时政府摆脱物资禁运、四面楚歌的困境：1932年12月末，号召百姓提早春耕以应对国民党的武力入侵；1933年3月至6月曾撰文3篇讨论苏区的饥荒及红军粮草问题。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物资难以自由流通，投机分子哄抬价格，粮价暴涨4~8倍，政府只能向百姓借谷接济军队。1933年6月6日第42号命令号召军队啃树皮、吃树叶渡过难关。 [86]
在此期间，毛泽东另有15篇通告谴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卖国行为。2篇文章写于1934年7月，号召向华北派遣工农红军抵抗日本入侵；5篇文章谴责帝国主义在上海主持的停战调解会议 [87] 。毛泽东尤其谴责英帝国主义利用西藏势力夺取中国西康省(现四川西部）和四川省，意图将中国西部变成英国的殖民地。
在工人阶级方面，1934年4月24日，毛泽东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五一”劳动节宣言》。4月16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援助上海美亚绸厂工人罢工斗争宣言》。宣言的措词为“4月10日法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法西斯对工人进行了大屠杀，罢工工人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23个小时，100名工人被杀，900人受伤”。
另外还有5篇关于苏区地方选举的公文，5篇纪念南昌和广州起义的文章，9篇涉及经济问题(发行苏区货币、发行国库券、控制货币流出等）的文章，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仅有1篇(1933年10月列宁师范学校招收600名学生，成立革命文艺团体蓝衫 [88] 团）。这些行政公文的真实作者未知，主要参考苏联的时政出版物，由毛泽东签名公布，影响力均不大。
1931年12月起草婚姻法，提出男女平等，毛泽东并未参与讨论。1919年，毛泽东曾撰文大力赞扬妇女 [89] ，当国民党造谣称“共匪共妻”时还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运动。此次沉默可能是因为确实没有新的内容可补充。这部法律肯定了婚姻自由，妇女有自由择偶和提出离婚的权利，大致上符合毛泽东以往的提议。这部法律与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传统截然相悖，实施时困难重重。因此1934年4月18日该法律进行了修订，增添了一条：军人的妻子若想离婚，需得到丈夫的同意。这次修订考虑到了军队的士气。毛泽东对妇女性自由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1933年11月在兴国区《长冈乡调查》中显示出的态度比1930年的《寻乌调查》 [90] 温和了不少。 [91] 文中专门有一段提到了妇女问题：离婚完全自由。在过去的4年半中，1%的妇女结过3次婚，婚姻法实施之前50%的妇女有情人，当妇女有权离婚时，这个比例跌至10%，她们获得了土地，也更愿意参加革命。
1933年6月后，毛泽东写了多篇文章探讨土地问题，确切地说是关于如何确定农民阶级成分的问题，共有16篇，有些篇幅颇长。1933年2月起，博古任命毛泽东负责查田运动。查田运动1932年2月8日开始，毛泽东从1933年6月2日开始正式负责这场运动。 [92] 这个任命颇让人费解，在苏区中央，土地问题和军事问题是两大核心的问题。博古一方面把毛泽东赶出中央领导层，一方面又把他迎了回来。查田运动中，毛泽东握有绝对权力，但这并不保证他一定会作出正确的抉择。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取得前3次反“围剿”的胜利，获得党内一致赞同，这种一致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陷阱。其实共产国际想把苏联斯大林的反富农化运动直接搬到中国来。在面对李立三时，毛泽东的政治立场是中间偏左，主张保护中农阶级。然而作为这次查田运动的负责人，他不得不改变立场，以免被视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失去共产国际的支持。
1933年6月17日，中央苏区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八县区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开幕。毛泽东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发表演说，指出：查田运动必须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坚持阶级路线。 [93] “土地分配在苏区4/5的地区中都存在问题。根据2月末至今的调查，在一个乡 [94] 就有27个地主富农家庭被划为中农阶级。瑞金县15个区 [95] 中，15个乡的苏维埃领导人的家庭成分不好，约占领导人数的8%，其中一半人在革命前是地主或者富农。”毛泽东总结说，“农村阶级斗争还没有深入”，土地分配要“通过阶级成分”划分。查田运动的步骤如下：先组织贫农投票列出地主阶级与富农的名单。乡区两级调查委员会提炼名单，最后交由村民全体会议批准或者修改。查明是地主或富农阶级的家庭将被没收土地，剥夺所有资产。“如果过去通过错了的……应该推翻原案……如是中农一定要赔他的土地财产……如是富农，现在有赔则赔，如果实在没有赔，只好将来替他想别种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争取群众，招募更多的军人士兵。当时整个苏区气氛十分紧张，毛泽东却十分淡然。这场运动提倡绝对均等，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十分相似，而毛泽东从小就对这些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十分钦佩。7月13日毛泽东给瑞金附近一个区的领导人写信，谈到初步成果：在该区12个乡中有270户家庭被重新划入地主和富农阶级，约占当地户数的10%。查出10例遗漏的家庭，常年由宗族的族长管理，还借了1 000元高利贷给其他农民。这确实是一项严厉的土地政策。
8月末，毛泽东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96] 。文中指出，从6月的八县查田大会后，查田运动已经成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有些地方放弃对查田运动的领导，有些地方竟对地主、富农投降。并着重指出，必须迅速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着重论证了这一点。“苏区农村中弥漫着恐慌气氛，人们把查田运动错误地理解为剥夺中农阶级土地的土地再分配运动。在兴国，我们已经把错误没收的土地还给了中农。”此外，贫农对农村无产阶级的态度十分强硬。那些通过劳动或者经商获得收入的富农被划入地主阶级。1931年一个富农因为经商及“一名亲戚是AB团分子”而被处决，没收一切家产，留下了家里待养活的17口人。这些错误都是极左思想造成的。9月1日，在27号摘要中，毛泽东继续进行深入分析：现下查田运动的目的不是土地再分配，阶级成分调查也不是为了把中农划入危险的富农阶级。确定阶级成分，要十分谨慎，要逐一调查，避免错误地“贴标签”。“侵犯中农利益的[是]绝对不许可的。”“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绝对不能搞错敌人。10月10日，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阶级》 [97] 一文。文中清楚阐明“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苏维埃政权将没收他们一切家产，坚决消灭地主阶级”。至于富农，自己参与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分，应没收土地，但不没收耕牛、耕具、房屋。富农也能分配到土地，但土地质量较次。“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作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土地未经本人许可不可以再分配，有些中农土地不足也能分到土地。”在10月10日的另一篇文章中，毛泽东细致地定义了阶级：生活相对富裕的农民，“如果依靠剥削获得的收入不超过15%”，仍然被划为中农，可保留土地；对于那些家庭成员多、长期患病或遭受灾害的家庭，剥削收入的比例不超过30%；对工商业收入还有更复杂的计算方法。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尽量避免极左的土地政策加重苏区危机，危害革命基石。
随后毛泽东在11月18日至26日对苏区南部的长冈、才溪和石水三乡进行调查研究。在当地两三位负责人的陪同下，毛泽东做了仔细的调研，情况堪忧：在长冈乡，1933年春季一整个月闹饥荒，80%的人口受灾。政府决定从富田和东固购买四大斗大米。“百姓解决了粮食问题，可还面临缺盐的问题。”65%的适龄儿童去学校上学。11月份人民选举产生了55名代表(其中16名妇女），但是参加选举的候选人人数不足，其中“有四位代表(其中两名是女性）愚不可及且办事不力”。93%的选民投票一致。当时正在“赶制一面50厘米宽的红旗，全乡4/5的人运送旗帜到省会参加一个纪念仪式，而且仪式中的6 000个爆竹是由百姓集资购买的”。全乡1 784名乡民自1928年起陆续有320名外出打工或者参加了红军。在当地招募士兵226名，约占全乡人口的13%，其中2/3的人是当年招募的。毛泽东得出结论道：“根据此次及上次的调查(1932年），苏区已经没有地主和富农了。”这个结论同样表现出毛泽东在土地政策上温和的立场。事实上，毛泽东在这次运动中的做法和面对“立三路线”时是一样的：表面上接受“左”倾的土地政治路线，实施时尽量采取温和的做法，比如在这次阶级划分中认定中农不属于地主或富农阶级。然而共产党的规定要求没收一切私有财产。自然博古等人会攻击毛泽东。
当然，1933年秋天实施这项温和的土地政策，也是战争局势所迫。1933年5月31日，蒋介石向日本妥协，签订有利于日军的塘沽协定 [98] ，从而能够抽身对付察哈尔省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及共产党。1933年秋，蒋介石在庐山多次召开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最终通过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0月初，国民党在黎川一带展开第五次“围剿”战争，5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加上30万人的辅助人员，修碉筑路，稳步推进。共产党军队在兵力和武器配备上都远不如国民党。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博古等人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决定留在苏区打阵地战。共产国际还向红军指派一名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 [99] ，他于10月抵达瑞金。同月，朱德指挥红军重新夺下黎川，战事僵持了整整一个月，付出了巨大代价。红军运用1932年至1933年冬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采取面对面的进攻战略，但是这次是一个彻底的失败。
正当国民党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战争时，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生了兵变。 [100] 这支粤系军队从上海调驻福建“剿共”前线，当地土地贫瘠，税负又重，1932年孤军在上海抵抗日本入侵等事件使指挥官普遍对蒋介石不满。塘沽协定的签订彻底激怒了他们。陈铭枢司令、蒋光鼐总指挥与李济深密谋准备起义。9月，他们频繁与共产党接触，10月26日在瑞金与共产党签订停火协议并达成《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01] 。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 [102] 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当时共产党并不信任“剿共”的十九路军，他们还深刻地记着1931年与十九路军交手的情况。毛泽东也有这种偏见，他不信任这种儿戏般匆忙的决定，但是他敏感地觉察到这是军事上的一个大好时机。1933年12月5日，党中央就“福建事变”向人民发表声明，批评此次事变没有实际行动。 [103] 12月20日，党中央致电“闽变”领导，当时蒋介石已经开始进攻十九路军，剿灭叛变。电报的基调比较谨慎：当地红军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与十九路军共同抵抗蒋介石军队。第二封电报于1934年1月13日发出，再次要求十九路军“武装群众”，但对于派遣共产党军事力量辅助作战却只字未提。而且当时为时已晚 [104] ，十九路军的大部分指挥官已经叛逃。1月中旬开始，“福建事变”在两周内即被平息。2月11日，苏区中央还暗自庆幸没有掉入“闽变”的陷阱之中。
随后，第五次“围剿”战争开始了，很快共产党就陷入了绝境。
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开了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四中全会在1931年1月召开，批判了“立三路线”，选举产生了以向忠发为首的党中央，在向忠发被捕遭杀害后由博古继任。后党中央被迫撤离上海，迁往瑞金。经过3年，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形势。
五中全会没有留下原始资料。 [105] 1945年的《党史若干问题决议》一文把这次会议看作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毛泽东因病没有出席。据李德回忆，博古当时嘲讽了毛泽东的缺席。会上毛泽东被选为新一届中央局委员，但没有被列入政治局常务委员(即秘书处）名单。王明和张国焘缺席进入秘书处。选举产生了4位主要领导人博古、洛甫、周恩来和陈云。当毛泽东需要阅读存放在洛甫处的中国苏维埃运动报告一文时竟然遭到拒绝。大会上，陈云做了白区情况的报告，洛甫做了苏区情况的报告。1月16日，博古介绍了党目前的工作形势和任务 [106] 并组织讨论。全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在1932年9月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做出的对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分析，博古显得十分乐观：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获得成功，资本主义国家陷入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南京政府统治出现了分裂，“福建事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将实现一省或数省的苏维埃革命首先胜利。第五次“围剿”战争必将像前4次一样彻底失败。奇怪的是，大会上竟然没有详细地分析和讨论当前的军事形势。
1月24日，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洋溢着欢欣鼓舞的气氛，毛泽东致开幕词，介绍了中央苏区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 [107] 以及五中全会对目前形势的分析。致词中还提到查田运动的调查分析。“有些地方不注重农民分配土地的权利，农业生产大幅降低。”毛泽东认为国家在目前阶段需要私有经济部门，不能视之为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经过两天的讨论，毛泽东再次作总结发言。对目前无序的状态，毛泽东流露出隐隐的担忧。(1)“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我们已经击碎第五次“围剿”，事实上决定性的战役就在眼前。(2)“有些同志”误以为“福建事变”是革命性的，其实这是反革命的陷阱。“有些同志”认为福建的地主继续向农民收取地租，整个苏维埃政权为机会主义者所把持，这不是事实。这条结论影射反罗明路线运动。(4)“有些同志”批评新婚姻法给予妇女离婚的便利以及将男女法定结婚年龄推迟到20岁和18岁。这些批评是不正确的，如果丈夫是军人，则妻子必须得到丈夫同意方能离婚。 [108] 而且“过去贫农要等到四五十岁方能成婚，而现在他们只需要等上一两年就行了”。(5)“革命必须在各个方面给百姓带来好处”，但是有些同志“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在汀州，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群众没有盐买，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相反，在江西的长冈、福建的才溪 [109] ，扩大红军容易得很。长冈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80个当红军去，才溪百个人中有88个当红军去。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1 500人，每户销了3元公债。在兴国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从早到晚只是千篇一律地重复‘要扩大红军，要扩大红军’，就像老和尚不停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最后我们得到的只是阿弥陀佛，红军士兵一个都招募不到”。
1月29日前方传来消息，蒋介石兵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二苏大”主席团决定缩短会期，紧急动员群众上前线。毛泽东作了大会报告。报告只用了半小时，尽管他不在前线，但是对前方军事形势的分析却十分精彩。他指出，国民党“大筑乌龟壳”，大修堡垒，从三路进攻。东路军集结于福建沙县，翻越武夷山进攻瑞金。中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从黎川进攻建宁，向广昌推进，是“围剿”的主力军。西路军一个纵队位于永丰，向苏区中心的兴国推进。毛泽东强调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决定性的战役就在眼前，要团结一致粉碎敌人的“围剿”，就要努力扩大红军，推进赤色戒严，镇压反革命活动，实行坚壁清野，动员运输队上前线去，集中粮食保障红军供给，使一切苏维埃工作配合革命战争。“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我们不是三岁小儿，我们有前三次粉碎围剿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在报告中暗暗地提到了他领导的前几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2月1日，毛泽东宣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大会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6名候补委员。毛泽东等17人组成主席团，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执行委员会副主席。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洛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苏区中央政治主动权仍在毛泽东手里。代表们都对毛泽东的工作印象深刻，认为他是唯一说实话的中央领导人。
然而，军事形势日益严峻。4月10日打响的广昌战役具有决定性意义，广昌是瑞金最后一道屏障。 [110] 博古把军委搬到广昌，代替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他把指挥权全权交给李德，后者下令发动反攻，冲杀切割敌人封锁线，以打破包围圈。这场战役红军付出惨重代价仍未能保住广昌。4月28日广昌失守。
与此同时，博古在洛甫的支持下重新开展查田运动，这次毛泽东没有参加。在严峻的战事下，成千上万的难民出逃，红军战士大批逃跑，村与村之间相互指责。国民党军队占领后的大屠杀更加剧了这种恐慌。这种纷纷逃命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当年秋天战事结束。国民党军队吸取了前几次失利的教训，放弃长驱直入的打法，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战事持续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从5月末起便不再参加任何会议。他前往会昌与于都两县间地区视察。或许他很清楚红军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最好还是保持距离。 [111] 李德在《回忆录》中指控毛泽东故意疏远中央，意图分裂党。但是金冲及的《毛泽东传》提到5月末毛泽东在会昌一带十分活跃。 [112] 他和当地的军事负责人交谈，尤其是井冈山的老战友何长工。他还亲切会见一位刚刚被陈济棠击败撤退至会昌的将军。毛泽东指出：他们面对的敌人那么多，现在应把主力抽下来，以小部队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把它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同时还要向陈济棠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毛泽东重提自己的军事战术，反对博古等人。这也是李德指责毛泽东的原因。在金冲及所著的传记中还提到毛泽东给当地干部作报告，讨论查田运动，提高钨矿开发，扩大苏区范围。7月末，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轰炸，毛泽东撤出沙洲坝，和贺子珍住在瑞金以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上的道观中。 [113] 四周风景怡人，岩石、瀑布、松林和竹林密布。9月初，毛泽东再次前往于都，心里十分清楚这里是红军撤退的必经之路。当地一位红军将领龚楚在回忆录中说道，他给毛泽东送去了一只鸡和两斤猪脚，毛泽东拿干部特殊津贴付了10块钱。贺子珍用这些东西做了一桌美味佳肴。晚上9点，龚楚来找毛泽东，两人喝着米酒，抽着烟，就着豆油灯回忆起在井冈山的艰苦岁月。毛泽东在谈到被排挤时还洒下了眼泪。 [114] 然而，尽管丧失了决策权，但毛泽东和王明、洛甫一样时刻关注着时势变化。
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是李德、博古等人。1934年春天后，共产国际意识到江西苏区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建议红军撤出根据地，跟张国焘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一样，进行战略转移。 [115] 秘书处开始着手筹划，经过长时间酝酿，5月正式做出撤退的决定。3月27日毛泽东获知转移的打算，此后就跟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直到最后才得知正式决定。 [116] 为了突破国民党的钳形包围圈，中央命令红六军团1万余人，由任弼时和萧克指挥，8月初撤出江西根据地，前往湘南开展游击活动。红六军成功突破桂东—汝城一带封锁线，长途跋涉数月后于10月末在湘西北、川西南的武陵山与贺龙指挥的红二军顺利会师。 [117] 红七军7 000人由方志敏和寻维州指挥，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浙江方向突围，减轻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红七军行至闽江，逼近福州，迫使蒋介石火速从江西调离两个师回防，达成预定目标。然而，11月江西中央苏区迅速沦陷，蒋介石立刻腾出20万兵力全力追堵先遣队，红七军12月14日在安徽南部黄山不远处几乎全军覆灭。 [118] 在瑞金，李德坚持仅撤离少部分人员，日后再返回江西，而周恩来坚持大部队转移，放弃江西根据地，博古支持周恩来的建议。接着他们开始讨论参与转移和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人的名单。 [119] 激烈的战事和江西炎热的天气使野战医院里躺满了伤病员。于是受了重伤的陈毅和瞿秋白被留了下来。当然根据地还需要有才能的领导组织游击活动，因此项英也留了下来。毛泽东也差点留下来，9月末他突发恶性疟疾在于都病倒，幸亏洛甫迅速派了傅院长给毛泽东治病，在注射了奎宁后，毛泽东总算病愈。数月来的战斗使洛甫对博古和李德的无能颇有微词，转而对毛泽东的军事远见钦佩不已。 [120]
1934年10月10日，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下，红军8.6万人开始撤出瑞金，向西北转移。项英和陈毅带领3万人留下来，一半人组成了8个独立团的师部，另一半人组成游击队。10月15日，毛泽东刚刚病愈，身形消瘦，在于都召开会议，向留下来的士兵发表讲话，指出红军的撤离并不意味着革命的失败。 [121] 10月18日，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于都县城，穿过赣江上的旧桥与赣江另一端的大部队会合，踏上长征的路途。贺子珍后来也追上大部队。她再次怀孕了，生下孩子后不得不把孩子交给当地一名农妇抚养，这个小孩从此以后再也没能找到。
毛泽东并不是失败者，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及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国家主席。而且他不必承担战斗失利的压力，因为如果按照他的军事战略，失败可能就能避免。他的政治命运体现的正是“输就是赢”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