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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收起义失败后的第三年，这些一开始在山野间与当地两帮土匪共居一隅的“绿林好汉”很快发展成了一支既能挑战国民党中心地带政权，又能与中共中央平等商议大事的力量。这个成功分两步取得：先是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扎根；接着从1930年2月起，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军事转移后，在闽西赣南地区壮大。一个崭新的社会在偏远山区建立，然而内战的阴霾和领导权的更迭让这个新生政权承受了太多的政治压力。
在作进一步介绍之前，我们有必要在脑海中形成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很大程度地影响了这段嘈杂而激烈的历史：这段历史在这个世界最偏远的地区之一拉开帷幕，江西省消息闭塞，拥有16万平方公里，一千二三百万人口 [1] ，包括两大地区。
赣北地区，南起吉安这座赣江边拥有5万人口的城市，北至江西省会南昌，这座拥有30万人的城市坐落在注入长江的鄱阳湖边。两地通过赣江这条交通要道紧密相连。整个地区主要由丘陵和布满水田的冲积平原构成，地形赋予了此地较为发达的交通网络——一条南北向御道和几条部分铺了碎石的主干道，也赋予了江西东北部地区古老繁荣的贸易——北部边界的景德镇在几个世纪前就步入了工业化，当地的瓷器经广东商人之手出口，举世闻名。鄱阳湖北岸的九江位于长江之畔，自19世纪初作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以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在这一带，任何共产主义军事行动都极为困难，甚至是灾难性的。西部的萍乡则是个矿区，通过铁路与湖南相连，属于湖南省的经济势力范围。
赣南地区，包含一系列葱茏茂盛的山脉。几条像井冈山脉(位于湘赣边界）、白云山脉(位于兴国、东固两地之间）一样海拔逾千米的陡峭岩石山俯瞰整个地区。除了能让一些轻型船只航行的赣江(部分区域无法行船）以外，此地几乎没有对外联系的通道，尤其是没有像样的道路，只有一些连马车都没法走的崎岖山路，而且因为这些山路通常在多石的山口易被切断，所以主要的运输方式就只有靠人背。季风带来的降雨和秋季的暴风雨将这里的田野变成泥淖，几乎找不到平整的地方。当地唯一的城市是位于南面拥有5万人口的赣州市，其他都是些1万到1.5万居民的镇，人口主要集中在有水稻田的河谷地带。本地人是当地原住居民的后裔。客家人是后进入的移民，在几个世纪以前从广东梅县地区及福建迁移过来。他们住在高山上，开垦被雨水侵蚀的贫瘠土地，特别贫穷，与本地人关系紧张，常常发生冲突。
现代化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微乎其微。从1922年开始，一个连接当地各重镇和省会南昌的无线电网络开始修建。寻乌是该地区的南方重镇，通过赣州连接广东、南昌两地，有一个能操作200元以内现金运送的三级邮政所。毛泽东在1930年发表的著名的《寻乌调查》 [2] 中重点介绍了这个地方：“前年三二五暴动，抓了邮政局长，罚过五百元。此次新局长怕抓，先期跑了。三二五暴动还杀了一个电报局长。”实际上，当时的无线电联络员被起义部队就地处决了，因为他们发现他曾向赣州驻军发了紧急电报，请求派部队增援寻乌。显然，共产党人明白控制通信的战略意义。1931年秋天，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以来，共产党在前后方的联络中大量使用了无线电报。
同一时期，共产党人从敌人手中缴获了几套靠手动发电的无线电通信设备 [3] ，这些设备都派上了用场。然而在这个多山的地区，这些设备发送范围有限，运行又不稳定，信息传播总是不畅。1930年7月28日，苏联人在上海法租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地下无线电收发系统，直接将上海与海参崴联系起来。不过，当时在瑞金还没有灵敏度高到可以捕捉这个系统信号的电台。所以江西的中共领导人和上海的中共中央联系还得靠人送信，而他们面临的封锁越来越严。有件事能说明两地间发出一个指令到指定机关存在多么惊人的延时：一封李维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确定毛泽东军事地位的信花了5个月才送到。该指令于1928年6月4日从上海发出，到达井冈山时已经是11月2日了。 [4] 1929年2月7日，因为当时红军数战不利，中共中央发出指令，要求将红军拆分成小的游击队，这个指令传到瑞金已经是两个月之后的4月3日了。指令传到时，红军已在大柏地大败国民党赣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1929年2月11日）。因此毛泽东在4月5日的回复 [5] 中，抨击中共中央的悲观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前一天的4月4日，周恩来重新研究了他2月7日起草的指令是否正确。考虑到缺乏信息，不能准确判断具体形势，他在4月7日寄出的信中要求朱德和毛泽东向上海派遣一名使者汇报革命形势。尽管这个决定应该在5月上旬中共中央密使刘安恭到达前就送达了，但这种反反复复反而只能凸显出毛泽东对党的决策不够尊重的态度。 [6] 在这两方面影响下，经历了几个月时间的收信与发信，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指令变得极为无效。共产国际的集权领导与中共中央的领导并不适应当地的形势，出现了各种不服从命令的现象。
毛泽东正巧利用了这种不灵便的组织运转，莫斯科领导人几次突兀地更换在华领导人更是加剧了这种运转的劣势。毛泽东在1929年5月20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曾抱怨在两年中仅收到过党中央的两次指示。一次是上文提到的1928年6月的指示，一次是1928年7月11日在莫斯科结束的中共六大的一系列重要决定，后者于1929年1月初才送到井冈山。所以，这份重要文件花了6个月才从莫斯科送到瑞金。须知当时布哈林与斯大林一起商定了一些指导性的路线方针来指导中共六大的召开。然而就在瑞金收到文件的几个星期后(4月22日），斯大林给布哈林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将后者驱逐出了苏共的领导层。
毛泽东在赣南地区的革命运动至此遇到了瓶颈。不仅是因为此地过于偏僻，也是由于通信缓慢带来的时间上的滞后。从那时起，这种时空上的脱节就招致了众多党内将领的不满。1932年，向来心直口快的彭德怀比喻说当时毛泽东的视野如同井底之蛙：狭隘、好古、小农、小工商思想，就是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对信息的狂热追求正说明了他想看看井外的世界。这让他的为人处世除了一开始给人的印象外，都与当地的土匪大不一样。
1928年上半年，毛泽东克服了一切极端的困难，全力巩固自己的井冈山根据地。他早就预料到国民党还只是把他当作一股地方势力，跟其他的法外之徒没什么两样。1月，他在遂川建立了一个工农兵政府，2月他又在宁冈建立了一个。袁文才和王佐 [7] 的地方武装投奔共产主义革命，何长工担任政委，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2月18日，毛泽东亲自率军在茅坪周边的宁冈和新城三战三捷，全歼国民党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这也是他首次赢得的对正规部队的大捷。 [8] 因为最初的头衔被免除，毛泽东一直没有正式职务，3月，趁此机会他被任命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同时，为了巩固自己得益于共产党这股政治力量而树立起来的权威，毛泽东加快执行党中央传达的种种指示。
尽管毛泽东从不把自己归为土匪之流，尽管在三湾改编 [9] 中他再三强调要尊重老百姓，他部下的一些举动与那些收编的部队仍然没有多大差别。靠井冈山地区可怜的2 000名劳动力，部队显然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收成好的年份，谷物总产量加起来也仅勉强达到10 000担。 [10] 一些红军战士袭击了周边的一些乡镇，烧房子，抢村庄，对一些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的农民和商人，或者敲诈勒索，或者直接处决。那些资本家、土豪劣绅也遭到同样下场。出于实际的需要，这些过激的举动不被视作特例，而是规定。毛泽东在1928年5月2日写给中共江西支部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红军的组织状况。他强调“一支18 000人的农民武装”所带来的不便。他们听从党的指挥作战，但是却将注意力放在夺取战利品而非战斗上。在1928年7月4日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他感叹一支不深入群众的业余军队是有害的。1928年8月，他给江西省委写信，信中的第二点强调了烧毁城市是个错误；第五点表态不惜代价整治军纪，消除流氓行为；第六点讲述了11月10日红军在永新和新城作战时，四团的一支警卫队在宁冈地区几个农民的帮助下没有站岗，而是忙着偷牛。1928年12月6日红军第一届党代会上采纳了针对第六点提出的解决方案。 [11]
毛泽东一直致力于将一支由游民、流氓和其他社会底层人员组成的杂牌军建成一支有纪律的武装力量。但1928年3月，一名由中共湘南特委派遣的代表中止了他的努力。此人叫周鲁，一个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他向毛泽东传达了1927年11月和12月31日上海中央作出的一系列决定，特别指责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中犯了“军事逃跑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撤了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现任省委委员的资格，甚至还称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 [12] 这一切显然是为了在高过自己的毛泽东面前树立自己的威信。幸亏毛泽东在几天前明智地提到了自己的一些功劳，他军事上的指挥权得以保留，但这仅剩的权力也可能随时被剥夺。 [13] 在这灾难性的氛围中，朱德 [14] 和陈毅 [15] 的部队在经历了9个月的撤退后又于3月在湘南地区接连遭到失败。中共中央不得不让快被消灭的残部进行战略转移，与毛泽东会合。当时朱德和陈毅通过毛泽覃已经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毛泽东是个不折不扣的常胜将军！
由于周鲁后来被国民党部队逮捕并被处决，毛泽东得以摆脱他的监管。4月24日，毛泽东在根据地接待了这4 000名垂头丧气的士兵。当时朱德还与中央保持着联系，他告诉毛泽东他并未被开除党籍。朱毛于是很快达成一致，在中央的支持下建立了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其管辖范围扩大到有50万人口的7个地区，由袁文才任苏维埃政权主席。中央决定任命毛泽东为特别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这次东山再起得益于周恩来实事求是的政治作风。这个狭小而动荡的苏区由一支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的部队保护，部队有10 000余名战士，分为6个团。其中朱德率领的第二十八团、毛泽东率领的第三十一团有实战经验；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第二十九团，当地征兵凑得的农民部队第三十二团均无战斗经验。毛泽东在治军上的努力也终于取得了一定成效，尽管我们看到的这支部队仍然存在一些纪律和忠诚问题，尽管仍有一半的战士拿不到枪，用大刀、木棍和拳头战斗。
1928年5月20日至22日，鉴于已取得的成就，毛泽东在宁冈附近的茅坪召集了60余位代表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任特委书记，陈毅任军委书记，毛泽东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16] 然而好景不长，5月29日，又一个省委代表来到茅坪，此人即是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手握大权。紧接着，6月又调来了3个代表，4人陆续带来了4个上级指令。指令都流露出对当地情况的不满，但又相互矛盾：有的要求维持井冈山根据地，有的却对此只字不提，甚至要求放弃根据地。然而这些指令又同时传达了攻打湘南重镇衡阳的设想。朱德在几个月前曾在此地碰过硬钉子：那里集结了湖南最精锐的部队，因为近来几次战争都证明了得衡阳者得长沙。同时，江西省委又以自己的名义下令攻打吉安。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混乱。6月下旬，所有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于安全考虑，这次会议不在国内举行。党中央只剩下李维汉一人，他是长沙新民学会的成员，熟悉并欣赏毛泽东。
5月2日，毛泽东以自己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介绍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有些不快地要求中央下达指示支持他的创举。这份报告在5月19日由江西省委送出，于6月初送达上海。李维汉在4日对此作了批示：重新成立被周鲁废除的前敌委员会，支持毛泽东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湘赣两省传播革命火种。这封信预测中共六大将采取实用主义路线，但送达井冈山的时候已经是11月初了！尽管6月30日前线特委就得知中央反对攻打湘南地区的战略，因为这威胁到红四军的生存问题，但毛泽东不得不在杨开明 [17] 面前低头，因为杨已经在毛泽东被剥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之后成了他的上级。此外，7月中旬，杨开明取代毛泽东成为前敌委员会书记。此时，湘赣两地国军正联手攻打井冈山。红军决定由朱德率领两个团负责断后，抵抗湘军精锐部队的进攻，毛泽东则带领其余两个团牵制实力较弱的赣军，直到朱德从后方杀回。
朱德很好地完成了既定的任务，但杨开明仗着自己的地位，命令朱德去攻打衡阳，而不是照先前商定的回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这是个灾难性的决定，毛泽东不得不放弃部分根据地，丢掉了宁冈。为了与杨开明的特委抗衡，他还撤退到山中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自任书记。为了避免被当时已包围井冈山的敌军消灭，他不愿意为了增援朱德而放弃根据地：8月30日，他指挥了一场战役，利用他的部队熟知当地复杂地形的有利条件，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毛泽东立刻写下了一首词，题目就是战斗发生的地点，表达他亲自见证这一时刻的激动心情：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18]
10月4日到6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重新夺回的宁冈 [19] 召开，毛泽东得以重新恢复他的政治权威。杨开明由于疾病和声望低落，被毛泽东的亲信谭震林取代，毛泽东也确定了行动委员会书记一职。一个月后的11月2日，李维汉于6月4日在上海写的回信终于送达井冈山。在得知他恢复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时，毛泽东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11月底，中共中央又任命他为红四军党代表，从此就有了“朱毛红军”的称号。这个称号使有些人曾误以为这是一群“红胡子强盗” [20] 。12月10日，一支由年轻将领彭德怀 [21] 率领的800人部队在井冈山与朱毛会师。这些战士在7月底以红五军的名义起义，被编入红四军，红四军的兵力达到12 000人。
这艰苦而动荡的一年到了年底，我们列举毛泽东的两篇文章来说明他对革命形势的把握。10月5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发表讲话，我们找到了此次讲话的草稿。 [22] 他描绘了中国的总体形势，也提及中共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国民党发起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反革命。中国当前的形势好比是1905年的俄国，资本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中国的资产阶级历史任务已经宣告失败。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不同派系军阀的战争，反映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斗争，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也造成了一种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形势。毛泽东的思想中首次出现了中国特殊国情这个概念，这也是他一直拒绝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统一领导，而是宣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譬如各系军阀，表面上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实际上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他们之间连年打仗，让小块的红色根据地得以长期存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在北伐期间爆发过伟大的群众运动的地方，才能从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训练有素的红军，“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
在安定了听众对未来的信心之后，毛泽东将“八月失败”归咎于省委派来的代表“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下一步要做的是巩固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地区(大小五井山区）和宁冈城，并向北推进4公里，巩固九陇山区和永新城。在党的领导下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向大城市发起进攻的时机尚未成熟，绝不可行，就算攻下来了也守不住。 [23]
毛泽东自己也不知道他的主张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所达成的慎重路线不谋而合。在布哈林 [24] 的影响下，此次大会通过了发展游击队、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决议，以此来削弱国民党的实力，等待更好的时机。红军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要在根据地积极动员征兵；农民则应该受无产阶级，即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称赞本次大会的决策建立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后来他打了个形象的比方：“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 [25]
该讲话草稿的第二部分分析了党面临的困难。他介绍了关于在农村地区难以从农民中吸收无产阶级领导人员的问题，我们在《毛泽东选集》中找到一些话来解释这一现象：过去，党组织都比较独裁，权力高度集中在书记手里。没有共同决议或一点民主意识。比如，毛泽东曾经就是特委的唯一成员。特别是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错觉：百姓只认识个人而不认识党组织。这样的党绝非布尔什维克的政党。
这种奇怪的自我批评不久被指责为“书记的独裁造成的不良工作作风”。在选举执行委员会委员时，毛泽东是当选者中得票最少的人之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在得知李维汉的来信时，表现出欣喜若狂来。不论如何，中央的一系列决定让他成为井冈山的一把手：他需要上海方面的支持并最终如愿以偿。
最后，毛泽东还批判了“分田地时，在富农、中农和贫农之间实行极端的平均主义，而忽略了雇农”，并为曾经的错误而惋惜，“除了莲花和茶陵地区，在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时对封建大地主、绅士进行了屠杀，连看门狗也不放过”，同时还忽略了富农、中农和贫农之间的斗争。于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只不过是“农协的化身”，政府的工作被“主席和总书记包揽”；有些苏区政府甚至“被富农控制”。不过，井冈山的土地法 [26] 预见到了没收所有土地的问题，重新分田地时考虑了家庭劳动力的状况，要么种自己的地，要么在合作农场种地，要么在苏区政府管理下的大农场工作。政策路线非常刻板。面对上级“右倾主义”的指责，毛泽东好像流露出了不满。
另一篇文章是11月25日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的名义提交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后来经过一些修改和删节，又以《井冈山的斗争》 [27] 为题发表。两个版本分析的内容一样，而报告更详细地体现了遇到的困难，主要分为4个方面。
首先是军事上的困难。红军其实是拼凑起来的，在一年内丧失了三分之二的原始兵力，即秋收起义时原张发奎手下的警卫团，浏阳、萍乡一带的农民武装，湘南工农义勇队，水口山的矿工以及部分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正规部队。此后的部队大多由前线地区的农民和战俘组成，占总数的四成。有些农民一分得土地马上回家种地，留下的多是游民。游民“有战斗力”，但要“加紧政治训练”。四分之一的战士入了党。1929年9月1日，陈毅化名董力写了一篇报告 [28] ，做了详细具体的叙述：又经历了一场战役以后，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叶、贺旧部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二，湘南农军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四，历次俘虏敌方士兵所改编的约占十分之二，在赣南闽西新招募的约占十分之二——并未将流民计算在内。从籍贯上看：湘南人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五，闽赣人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二，其余十分之三则为其他各省人。战斗兵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六。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现在大半成了干部，而新兵和战俘占到战斗兵的十分之四。武器供给极为缺乏，以致没有缴获武器的胜利被认为是战术上的失败。同时我们通过陈毅还了解到：“每每红军经过某地……群众毫不懂红军是什么东西，甚至许多把红军当作土匪打。”毛泽东和陈毅的分析恰好反映了对红军现状深深的忧虑，部队建设任重道远。
其次是土地问题也让毛泽东操心。在井冈山地区，六成的土地归地主所有，农民仅占四成。根据地周边的六七个县不断失而复得，有50万人口，在一块像卢森堡那么大的区域内，分配土地根本无从谈起。事实上，每当红军进入新的地区时，为避免遭当地农民的反对，并不立即实施土地政策，大地主的土地除外。毛泽东似乎对接下去采取的政策感到为难。尤其是中间阶级，“中间阶级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义，恐吓贫农，延宕分田的时间”，除非“进至革命高涨”，“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在永兴地区，红军打败了白军之后，处决了几个延宕分田的人，才实际把田分下去。
对毛泽东来说，为了防止中间阶级反水，似乎有必要实行强力手段。“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白色恐怖下中间阶级的反水……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一来，马上逃之夭夭。此外，富农也向根据地政权施压，要求在分田地时，除了考虑劳动力因素外，还要以资本(工具、牲口、房产等）为标准。毛泽东显然觉得困扰。他询问中央当初苏联内战时，是如何在受白色恐怖威胁的情况下实施土地政策的。此外，毛泽东还注意到中间阶级比穷人更受经济封锁和流动资金缺乏的苦。几天前的11月14至16日，在一个由69位代表出席的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上 [29] ，毛泽东换了一种方式提出这种发现：“禁止盲目烧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这样的犹豫显得很突兀，因为接下来实施的政策是极度“左”倾的。
再次是党组织的素质低下。革命高涨时，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党员人数超过1万人。当困难来临时，很多人立即脱离组织甚至背叛组织。9月以后，厉行清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组建——当时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谈开除和批评，并未处决。
最后提出的问题被长期掩盖，也许是最严重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个美国历史学家韦思谛 [30] 深入当地进行实地考察，搜集到了一系列的证据和全新的资料。他发现1930年12月富田事变之后，政治危机本应已解决却又反复出现有其根源。这关系到数百年以来这一地区的本地人和客家人之间的关系。本地人在当地占据山谷中最肥沃的土地；而几个世纪来客家人 [31] 从广东和福建迁移而来，他们占领山地，开垦最贫瘠的土地，微薄的产出又被山下城里的本地人剥削收购。毛泽东提到：“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这个问题在宁冈尤为明显：“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 [32] ，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
这段文字再现了一些史实，因为韦思谛的作品变得更加为人所知。这段历史实际上对大多数以前研究者的成果提出了质疑。以往在研究江西苏维埃政权时，均重在讨论中国共产党内部帮派的斗争、毛泽东所起的作用以及上海中央与地方支部之间的不稳定关系。如周锡瑞和珀拉切克通过研究1921年至1927年共产主义根据地的原始分布情况，提出了赣南山区高地的社会生态学。吉安城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城里的阳明中学和第七师范学校里，“中层阶级”——用毛泽东的话讲——包括当地精英、小地主、工商业主、知识分子等阶层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
这些年轻人中，有的到南昌或广东继续深造，回到家乡(通常是当地比较大的乡镇）时，带回了知识分子的争论。有些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成立了一些共产主义小组；另一些则相反，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甚至自发组织了“铲共党”(旨在消灭共产主义的组织）、带些神秘色彩的“AB团”(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这些年轻人在当地扎根，大多数由本地人组成。正如毛泽东回忆的那样：这些最初的共产党人在从1927年4月开始的白色恐怖中顽强地以上海—南昌—吉安—广州为轴心进行抵抗。当与农民合作遭到破坏时，他们转而致力于创建秘密组织，同帮会、绿林好汉(通常是客家人）、小股农民武装一同联手反抗地方政府推出的新税收或不受欢迎的祸民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离井冈山不到100公里的东固白云山脚下，出了一位武术高手——段起凤，他一身农民打扮，是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在北伐期间，他带领贫农占领了一个大地主的庄园，分发了地主的财产。在距吉安西北20公里处的吉水安福地区，1900年出生的李文林是最早的共产党成员之一，他几乎是年轻时期的毛泽东在当地的一个翻版：出身富农，家里有两公顷土地，请了一个雇农。他在一所新式学堂读书，成绩优异，后来又在吉安上中学。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了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当白色恐怖席卷当地的时候，他组建了一支小规模的农民武装，后来又成立了红四军独立第二团。在由一批异乡青年组成的赤卫队的协助下，李文林取得了一些小规模的胜利。
这些革命的种子为毛泽东提供了一片热土。然而1928年冬天之后，这种发展的背后承载了因军事和政治权力交替带来的种种矛盾。韦思谛勾画了一幅赣南地区政治人类学的草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确切地说宁冈一带，都不易防守，除了一些客家人和土匪控制的高地。不过毛泽东在此处感觉相对自在，因为当时靠南瓜和野生红米已经勉强能养活为数众多的部队，虽然饥肠辘辘的士兵还觊觎着山下谷地里的战利品。根据地的另一部分位于九龙山脚下的永兴城周围，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地方，本地人众多，在毛泽东的部队到来之前就种下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火种。然而毛泽东在那里并不觉得自在，因为他和他的部队都讲一口湖南话，穿得像土匪，总被当作外人。他努力团结这些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和小股农民武装，他的到来给当地的共产主义政治生活带来了新的转机。光靠拳头打拼是看不到未来的，应该建立一个或几个革命根据地，实施土地革命政策，同时引入家庭改革和妇女解放运动等其他各种改革，设立基本的管理部门，建立一支常规部队。
让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他和各阶层的对立，这在他后来的报告中也有较完整的体现。这些人中显然有受土改冲击的地主、保守的农民、捍卫没落封建家族传统的中间势力。还有本地人，更多的是江西人，他们有自己的斗争方式，难以接受湖南人带来的战术 [33] ，尽管这种战术经过毛泽东的实践取得了成功。这种战术不讲究在第一时间抵御来犯之敌，而是任由其进入根据地腹地，以便接下来切断敌军联系，将对方切成几块后，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分而歼之，但这将群众暴露在了敌人的报复之下。1928年9月，宁冈和永新就遭到这样的报复。最后还有当地的共产党干部、土匪帮派和会道门成员，尽管他们眼光比较传统和狭隘，但为了服从总的政治战略要求，让出了部分地区——我们可以称之为本位主义者。
1928年的11月和12月，毛泽东着手开展第一次党内肃反。1929年1月初，他收到共产党六大的决议，再次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他在23名委员中位列第十二。相比1928年艰难的开头，他有了个较好的结束。然而井冈山根据地有些难以维系，当地养不活一支12 000人的部队，同时国民党湘赣两地5支纵队组成14个团，25 000人的部队蠢蠢欲动。夏天的失败证实了没有重型武器的支撑，要守卫根据地是何等艰难。1929年1月4日至7日，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了战略方针 [34] ：会议决定由王佐、袁文才部队协同彭德怀部队守卫井冈山；同时朱毛带领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前去攻打敌军的大后方——江西赣州，以达到围魏救赵的目的，放弃井冈山是绝不可能的。
1月14日，3 600余名红军战士在风雪中沿着一条几乎不能算是路的小道离开了大山的庇护，在距离赣州城40公里的一条路上给了敌军突然一击，然后到达位于安远、寻乌和定南三地交界的鹤子圩。紧接着他们突然掉头往西南方向挺进，在大余碰到一支国民党部队，交战失利后立刻转移到隔壁的广东省。 [35] 有几次，敌人都追到了后脚跟，无奈之下只能靠断后部队的牺牲来摆脱敌人。朱德的妻子就是在当时被俘后被杀害的，头颅还被示众。
在此期间，彭德怀带领着剩下的部队，在以一敌三的情况下抵御敌军的“围剿”长达一个星期。土匪、流民组成的部队很快被击溃了。与原计划不同的是，朱毛的部队并未及时赶回增援，最后在形势惨烈、万般无奈之下，井冈山不得不被放弃，只留下了伤员、妇女和儿童，后者大部分被敌军屠杀。最初跟随彭德怀平江起义的800人只剩下了283人。 [36] 战士们还常常怀疑是不是被朱毛背叛了，因为后者正好避开了这场灾难。或许毛泽东认为比起革命的前途，保全自己更为重要，抑或他已经知道赣州固若金汤，根本就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上海的媒体刊登了红四军遭到失利以及华南地区部分共产党游击队被消灭的消息。周恩来得知后在2月7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给朱毛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将部队分解成至多500人一组的小分队散入各游击队。至于朱毛二人，应立即离开战场，解散部队，迅速到上海与中央汇合。“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因为当前的问题事关生死存亡，在这种灾难性的背景下，这是最为稳妥和合理的回应。 [37] 信中同时也表达了对朱毛6个月以来未曾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不满，问朱毛是未收到中央指示还是故意置之不理。周恩来提醒朱毛不应忘记自己的责任；为避免引起反感，强调自己对朱毛部队怀有特殊的感情。周恩来还在信中附带了一份关于拆分部队、分流游击队的详细计划。而实际上，他甚至不知道他试着遥控指挥的部队当时身在何处。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向广东省委写了一封信，根据红四军当时的严峻形势，要求广东省委寻找朱毛部队，帮助他们摆脱危险。这是斯大林远在莫斯科根据“科学”的马列主义理论做出的判断，他还派出一些所谓专家调查实际情况。
这封信直到4月3日才送到毛泽东手上，当时朱毛部队已经在江西东南部的瑞金地区享受着部队最近取得的胜利。命运的转盘又一次转到了对毛泽东有利的一面。朱毛两三千人的部队在深入广东之后又迅速向北折返，通过山间小路回到了江西。2月10日，在大柏地茂密丛林的掩护下，挺进到距离瑞金北部30公里处。侦察兵对追兵情况进行了仔细观察，发现对方已经将他们包围，但又苦于山区没有像样的路，已将部队分成几部分。朱毛得知后命林彪 [38] 率部连夜急行军绕到了敌军部队后方。11日凌晨，林彪突袭追兵部队的后方，敌军大败逃窜，同样，另外五六支掉队较远的部队也接连被行动迅速的红军突击队一一击溃。国民党江西部队第五师第十五旅刘士毅带着千余残兵逃进了赣州城：他损失了800兵力和枪支、6挺重机枪和几门迫击炮。毛泽东也由此成为一位真正的军事家，林彪则是他手下一个出色的战术执行者。红军因此士气高涨，不战而胜，夺取了宁都。
在这关键的几个月中，两则有朱德和毛泽东签名的声明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支红军队伍。第一则是在即将离开井冈山时写的。 [39] 这是一份关于共产主义10条革命目标的号召，被概括为几句口号：“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这篇声明被刷在“自由”宁都的城墙上，证明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光荣的革命军队。
然而毛泽东似乎很早就想结束这种流浪式的行军模式，建立一个或者多个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实施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他通过前几个星期的战争胜利，提高了自己在朱德领导的红军军委中的威信。在李文林和段起凤两位已经在当地站稳脚跟的将领所带领的独立二团和独立四团的掩护下，红军战士终于得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休整。毛泽东与这两位的关系不错：在他1930年1月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将李文林列入应学习的革命根据地人物之列。 [40] 此外两人还在1月17日组织过一次会议，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当时也列席。
然而，革命形势尚未明朗。3月10日，为了摆脱江西国军的追兵，朱德率军前往福建。3月14日，他在福建汀州(确切地说是在长汀）击溃了当地守军。狂妄自大的小军阀郭凤鸣在此役中被击毙，其财产在翌日被全数分发给了百姓，1 000名国军士兵被俘，缴获500余支枪和一批弹药。朱毛的部队则士气高涨。更为有利的是3月20日，蒋桂战争爆发，这让红军四处躲藏、根据地被破坏的状况得以暂时告一段落。毛泽东在攻占汀州后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重新召集了前敌委员会成员开会。他的报告回顾了年初以来遇到的种种困难：损失了600名战士——其中很多是干部——以及200支枪，这是取得成功需要付出的代价。他表现得很乐观，计划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形成一个向南弯曲的以瑞金为中心的大弧形，人口达到约200万。毛泽东战略性的设想让他预见到了以后两年多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轮廓。他分析敌方各势力的纷争，得出结论称这会提高红军中党组织的稳定性。事实上，4月1日，也就是彭德怀刚到瑞金时，朱毛召开了红四军改制会议，吸收了少数的红五军的部队，将团部改为纵队。 [41] 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削弱了地区司令朱德的权力，彭德怀为副军长，陈毅为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一人指挥前敌委员会，权力更大了。
每个纵队由1 200人组成，配备500到600支枪，由司令指挥。纵队可分为两个支队，支队又分为三个大队。大队这种基础组织由200人组成，配备83支枪。这是一种理想的游击队组织形式，因为它的规模让他们能够迅速找到食物和方便住宿，同时具有足够的火力来对付遭遇战。第一纵队由林彪指挥，这是他首次在红军中升职，部队主要由原毛泽东带领的第二十八团组成；第二纵队由原第二十八团剩余部队和特种部队组成；第三纵队由原朱德带领的第三十一团组成。李文林和段起凤两个独立团随后被改编为第四纵队。彭德怀部队在井冈山与朱毛会师后被改编为第五纵队。宁冈周围各部队被改编为第六纵队。总兵力大约有5 000人，配备2 100条枪。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4月3日送达瑞金的信引起了毛泽东的惊愕和愤怒。从5日起，毛泽东就开始以前委的名义回信 [42] ，拒绝将红四军拆散，并回绝了同朱德回上海和中央领导汇合的提议。毛泽东不知道的是，其实中央已经撤销了这两个决定，他强烈的反应表现出挑战中央的姿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同党中央领导平等地对话，他甚至开始给中央上课：他写道，中央在分析形势时表现出了悲观主义。所有人都期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正在到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因此，拆分红军将会是个错误的决定。同时，让朱毛远离一线不能保证中央派来顶替他们的同志具备同样的能力：除了刘伯承和恽代英，毛泽东想不出第三个人。毛泽东暗示中央缺乏自信和不负责任，当然是通过一些比较明智的方法表达出来的：“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最后，毛泽东坚持要求朱德仍扮演关键性的军事领袖角色，自己则做前委书记。
4月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这种乐观精神：4月1日夺取瑞金，同月8日红军又攻下了于都。前委遂于4月11日召开会议，罗寿南以中央军事部代表身份列席。 [43] 几天前他带来了一封2月7日的不合时宜的信：拆散一支打胜仗的部队是不可能的！4月30日，宁都被攻克，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开始在赣南地区形成。5月20日，蒋桂战争结束，敌军部队应该很快会回来。然而就在这时粤桂战争爆发，闽南部队前去增援粤军。机会千载难逢，5月19日起，朱毛率领3个纵队翻山越岭，深入闽西地区，直取龙岩、上杭两地。第一纵队成功攻克永定，并在5月27日爆发了一场10 000人参与的大游行，一些达官显贵被当众羞辱，挂牌游街，之后这成了一种惯例。
5月15日，在兴国实施的土改不像井冈山那么严厉 [44] ，只没收了公共土地和大地主的土地，保留了富农和中农土地。毛泽东开始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因此他止步于宣传革命工作，而不急于实施土地政策。6月1日，毛泽东在福建永定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 [45] 报告分为4个部分，14点，讲述了红军第一、第二纵队在福建进行55天游击战的情况。现在部队进入瑞金，“与中央指示的‘分开游击统一指挥’相合”。考虑到中央的敏感性，毛泽东(在第5、第6两点中，第8点遗失）断言可以在今后一年内控制赣南地区，又可与宁冈及井冈山地区6个区域，以及方志敏 [46] 在赣东的游击队联系。因为在福建写报告，他建议以闽西为中心建立一个稳定的苏维埃根据地。在报告中，毛泽东还详细分析道，在总共1 320人中(显然是林彪带领的第一纵队兵力，毛泽东与林彪配合起来较其他部队更为默契），有192名学生、311名工人、106名小商贩、626名农民。工人可能是原湖南安源煤矿的矿工、一些农村手工业者、雇农和各种社会游民——毛泽东努力想让他的被斥为由“强盗”组成的部队戴上无产阶级的光环。
红军军力(第11到第14点）当时已经增至大约10 000人，配有4 500条枪，其中前3个纵队(指被合称为朱毛红军的部队）由3 000名战士组成。其中1 329名是党员，有2 000条枪，堪称主力。44.3%的战士是党员，这些纵队的凝聚力来自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而不是仅仅来自地方意识或是靠雇佣关系维系的忠诚。在第9点中，毛泽东提到东江(广东）打算在梅县一带举行暴动，请求红军支援，前委持否定态度。因为“不赞成此时举行总暴动”。在第13点中他强调了官方媒体关于红军的负面宣传过于夸张，“报纸所载我们怎样杀人放火的消息，全与事实不符，如前在汀州十七天，仅向大商人筹款二万，豪绅地主筹款三万，彼就宣传几十万；仅杀五人都是最反动的(郭凤鸣营的）；长汀革命委员会烧四个，红军烧一个，彼则宣传为五百多间房子；仅杀郭凤鸣死党三四人，彼则宣称为杀千多人，总之全是胡说，不足为信”。
毛泽东请福建省委负责在厦门设交通机关，专司前委与中央信息的传达。附上价值1万元的烟土，托龙岩县委转交。最后毛泽东称派遣留俄学生22人，并强调所有人精神上都十分疲倦。
总之，他为自己写了一份巧妙的辩护词，建议结束流浪式的行军战术(在第9点中提到），以他设想的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第6到第7点）和政治化的红军(第11到第14点）取而代之。毛泽东处理和中央关系的这种灵活性在6月1日体现得更为明显——在这天，政治局还没有收到这封比4月5日那封更具有说服力的信，就已经承认自己分散红军的提议受到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布哈林的影响，是错误的；同时朱毛有能力领导红军，因此也不存在让二人离开红军的问题。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此毛泽东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几个星期前他和遥远的党中央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是当地党组织和红军遇到的实实在在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始于军事情况的好转，随着5月上旬红军到达刘安恭控制的宁都后进一步扩大。 [47] 刘安恭此时刚从苏联学习军事归来，被中央任命为红四军前委的军政治部负责人。事实上他填补了之前被毛泽东撤销的军委位置，在当地党组织中排在第三位，位列朱毛之后。然而，刘安恭一到任就凭借着自己掌握的新科学知识，极力巩固自己的势力。在他看来，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以及其他人跟强盗无异，无法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精妙之处。
为了达到目的，刘安恭利用了这支不久前拼凑起来的部队中核心领导层面出现的矛盾。大家都看到了毛泽东在逐渐削弱朱德的权力，林彪在大柏地战争胜利后突然被毛泽东安插进了少数的“指挥官”行列。林彪也在6月8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对朱德含沙射影，说“某些同志的野心被压抑太久”。在这封信中，林彪也不完全支持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在5月18日召开的前委会议中表现出对政治形势过于乐观的态度，同时他认为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不大。毛泽东在6月14日给林彪作了答复。 [48] 在这封《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断言一场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他还称，因为自己身体不适，已经准备辞去职务专心养病。党部已经在红四军中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毛泽东回信的真正目的是在这个无声的战场上回应别人对他的诋毁 [49] ：有人批评他“工作作风不良”、“前委书记专政”、“特立独行”，喜欢到处干预职权范围之外的事，注重控制和集权。红军战士们大多数是年轻人，过着几乎禁欲的生活。他们中间流传着毛泽东和一个18岁的漂亮小姑娘——贺子珍的故事。1928年3月，袁文才将贺子珍介绍给毛泽东，她一开始为毛泽东翻译当地方言。 [50] 贺子珍是永兴这个井冈山脚下的繁荣乡镇里一个茶庄老板的女儿，在一所由芬兰传教士创办的学校中受过良好的教育。教士很注重对她行为举止的培养。1926年北伐运动传播到当地时，她的兄长加入了共产党，她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她剪掉长发以示和教会决裂的决心。在白色恐怖时期，她兄长被捕，被袁文才率部攻打关押地点救了出来。于是，贺子珍背着一把毛瑟枪跟他进了山。贺子珍很快被毛泽东吸引，最后大家举办了盛大的宴会来庆祝二人的结合，婚礼由袁文才3个妻子中的大房主持。
彭德怀到达瑞金后，情况并未好转。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彭德怀站在湖南老乡毛泽东的一边；然而从性情上看，他似乎更偏向于朱德——一个军校培养出来的军人。陈毅当时也左右为难：与朱德同为四川人，但是未经军校培养(在参加革命时仅仅是个追随者），同时又被毛泽东的智慧和战略想象力折服，同为古体诗的爱好者。刘安恭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了一分为二的红军和共产党因为个人的矛盾逐渐瘫痪，表现出对朱德的偏向。
从5月底到6月中旬，危机仍未平息。而蒋介石在又一次平定了内部斗争后，筹划着新一轮对赣南地区共产主义革命根据地更大规模的“会剿”。广东国民党部队夺取了闽西的龙岩，红军则在撤出后进入了白砂地区。在白砂，具体地说是在6月8日，前委内部发出了第一份明确的政治声明，毛泽东指出前委和刘安恭的新军委存在双重领导。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前委“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他愿意退出领导团队。会议以压倒多数票(36比5)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第二次在4个月的期限内撤销了军委。然而，他还是听从了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出的决定。
6月22日，大会在龙岩公民小学举行(龙岩当时已被朱德占领，该城在1929年3次易主）。会议由陈毅主持，他必须调解前委的内部矛盾。 [51] 讨论激烈而尖锐，发言极为自由。代表们并不认可毛泽东在声明中指出的红军中普遍存在的“流寇主义”，因为这种指责“没有依据”。他们也不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创建一个从井冈山至闽西赣南地区的革命根据地的设想。此外，对毛泽东提出的以一种特殊的民主集中制的方式 [52] 结束党内极端民主化的方法进行了投票表决，这让反对他的声音更加强烈。会议最终指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前委执行小组，成员包括6个纵队的领导人和5个“司令”：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毛泽东不再担任书记职务，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灵活和随和的陈毅。毛泽东又气又病 [53] ，开始和脱离他控制的前委代表们赌气。事后陈毅讲 [54] ，他当时对讨论作了总结，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今天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政治历练，会议明确了政治领导，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战士们对作为战争基础的群众工作的重视。尤其我们面临着很多批评，但是我现在不想讲这些，而是要想这些问题中对我有利的因素和不正确的因素。”会后，毛泽东在几名较为亲密的同志的陪同下，立刻到附近的医院治病。
在此期间，由广东、江西、福建三地派出的3支国民党部队一步步将红四军压缩包围在闽西边缘一带。陈毅作为新任前委书记，在根据地发动群众，准备抵抗数量远远超过自己的敌军包围部队，同时召开了第一次闽西党代会。毛泽东则早在7月9日就到了蛟洋，该地位于去玳瑁山的途中，离上杭不远，他在那里有邓子恢等坚决拥护他的好友。大会本应在7月11日召开，50名代表们也都已经在前一天晚上到达文昌阁。毛泽东自知是少数派，他一到就声称注意到代表们不了解当地状况，于是亲自发起了一场关于当地周围农村地区农民的经济、政治状况的调查活动。他说服众多代表同他一起进行此项调查。会议直到7月20日才召开，与原计划差了一周多。23或24日，毛泽东再次以患病为由缺席会议。
此外，当地共产党领导人给厦门去信，邀请福建省委派一位代表参加大会，但这位代表在途中被国民党部队逮捕。大家白白地等着这位代表，也造成了会议的延期。经所有人同意，讨论终于得以展开，同时也得知当时国民党部队离他们仅有几小时的行程。前委负责人兼会议主席(无法确定是否为陈毅）在还未选举领导人或投票选出解决方案的情况下立即停止了大会。毛泽东仿佛突然病愈，紧急组织当时还在场的代表(大多数人偏向于他）讨论在一块即将被敌人占据的土地上建立党组织，并通过了他提出的关于在赣南至闽西连城地区创建一个革命根据地的设想。他设法让他的朋友们(主要是湖南人）被选入闽西特委的领导层，由此控制了一块根据地的政治权力。同样在29日，陈毅和朱德在几个小时之后在距原址以北20公里处连城 [55] 附近的新泉再次召集前委开会。这是一次陈毅和毛泽东的激烈对抗，很多见证人向我们证实了当时两人公开的争吵。情况陷入了僵局，前委决定派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形势，并要求他设法解决这种不和。当时彭德怀身在遥远的井冈山——宁冈革命根据地。
疟疾终于击垮了毛泽东，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简陋，没有治疗疟疾的唯一有效药物奎宁，毛泽东不再出席任何会议。不过8月18日，毛泽东通过新成立的闽西特委宣布他反对朱德做出的将部队向闽中地区挺进的决定。因陈毅前往上海汇报，朱德当时任前委书记。毛泽东提出了相反的战术：将部队散入农村，甚至放任敌军深入闽西，通过在敌军后方实施游击战的策略扰乱对方，在敌军疲惫不堪时集结分散部队进行反击。据毛泽东的分析，这个战术切实可行，因为敌军部队之间矛盾重重：若敌军部队先“会”则不会“剿”，因为他们相互间的矛盾会让他们行动瘫痪；即使能切实实施“剿”，也不能长时间“会”在一起，还会因为分赃抢功而相互起冲突。由此看来，持久战的雏形已经开始形成。
因为发高烧，毛泽东常常不省人事或胡话不断。随着国民党部队不断入侵根据地，他又不得不时常更换藏身之处，朱德和陈毅在闽中地区受挫后也开始收缩部队。毛泽东开始在上杭附近的苏家坡接受治疗，接着又转移到大洋坝，最后在永定金丰山附近的一个只有10来户人家的小村庄牛牯扑——一个以泉水闻名的景点落脚。他和妻子贺子珍住在当地一个10平方米的小竹寮里，门上挂了一块题为“饶丰书房”的木牌子。在疾病入侵和敌人进攻的双重危机中，毛泽东如饥似渴地读书阅报。 [56] 毛泽东像隐居的文人墨客一样，吃着从附近溪流里捕上来的鱼头补脑，喝大量牛奶，注重饮用水的水质，再次尝试学习英语又无果而终。同时，随着病情的好转，他重新有了精力关注前线形势，这让他的藏身之处看上去更像是前线指挥部。他给进行中的战争报告做批注，研究军事地图，对林彪带领的第一纵队的游击战和李文林带领的第四纵队抗击永定地区国民党部队的战斗尤为感兴趣。9月上旬，朱德率领第二、第三纵队同第一、第四纵队会合，同时国民党部队中的粤军和闽军之间的关系日系恶化，“围剿”失败。正如毛泽东所说：“会而不剿，剿而不会。”
朱毛之争日渐公开化，相关的议论也传到了上海。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在得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相关决议后，由周恩来在8月21日撰写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政治局在信中强调朱毛之争主要归咎于刘安恭生硬的工作方法，后者于10月底在梅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57] 。他同意暂时撤销朱德部队中的军委，并强调红军的责任不仅是行军打仗，还要开辟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信中最后还声明：“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可以说政治局的态度完全偏向毛泽东，但对他提出的在接下去的几个月时间里建立一个稳定的大型革命根据地的建议并不认可。
实际上，中央这样的态度有两个不为人知的原因，与分化红军内部的争论没有关系：第一个原因是满洲里的中东铁路公司事件。1919年7月25日，苏联外长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曾代表年轻的苏俄政府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在华取得的一切特权和领土，并将满洲里铁路归还中国，但铁路问题未能及时解决。1924年5月，中国在外交上承认苏联。1927年11月，因为中国国内的反共白色恐怖，中苏关系遭到破坏，尽管苏联在华领馆并未立即关闭。1929年5月，张学良将军和蒋介石政府达成协议，同意关闭哈尔滨的苏联领馆，紧接着又在7月逮捕了中东铁路公司的苏联工作人员，停止了从西伯利亚赤塔到黑龙江哈尔滨之间的铁路运输。11月，苏联突然派远东部队在司令加仑的率领下进行军事干涉，苏军到达中国境内距哈尔滨250公里处。最终，此次危机在12月22日通过《伯力协定》得以平息，结束了双方的敌对状态。
在几个月的暗战中，忠于共产国际原则的中国共产党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强盗们”对苏联犯下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1930年1月，毛泽东签署了一封中国红军给国民党(毛泽东称之为“刮民党”）部队的信，逐点分析此事。 [58] 苏联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强烈希望在中国发展游击队，扰乱国民党的后方，随时准备发动突然袭击，给蒋介石“一个教训”。同毛泽东一样，他们也预感到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了。当时毛泽东还是为数不多的手握军权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因此，斯大林对他很感兴趣：1929年7月至1930年2月，毛泽东的名字曾4次出现在苏联《真理报》上。 [59] 然而共产国际却误认为他因病逝世，在1931年5月20日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份讣告，对毛泽东作了很高的评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周恩来作为与共产国际联系最为紧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被邀请高调评价毛泽东。
从1929年6月开始，李立三在文章中谈到革命浪潮，提出在中原地区的一个或者几个省份取得革命胜利的条件下，红军配合城市内部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向几个大城市发动攻击。他尤其提到武汉、长沙和南昌三城。在这个设想中，毛泽东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棋——这就是政治局做出偏向毛泽东的选择的第二个原因，陈毅在8月27日作的汇报中也确认了这一点。陈毅诚实而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平凡，称毛泽东“政治上强”，也比较正确，因为他有能力“从政治上来说明一切问题”。这个评价显示了毛泽东的智慧。8月29日，成立了一个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负责起草政治局给前委的指令。
9月28日，陈毅起草的指示信获得通过。10月22日，他带着信回到当时广东省梅县北部的松源，与红四军指挥部会合，把这封信的复件交给毛泽东。 [60] 信中批评了认为革命只能靠红军是狭隘的军事观念。陈毅再一次声明他只想加强领导人的权威，并批评了某些人的极端个人主义。但他认为一年之内在大半个江西地区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还批评了朱德和毛泽东各自的工作方法，称其中存在形式主义，缺乏坦诚和政治性，但保留了二人各自的职务：毛泽东重任前委书记，朱德指挥军队。这样两人都归到了党的领导下。
陈毅缺席的这段时间，很多因素都发生了变化。8月21日，朱德收到政治局的来信后，为了响应号召，于9月下旬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 [61] 会议开了10来天，讨论很激烈，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实质上还是朱毛两派互不退让的对立。大会因为毛泽东的缺席而止步不前。后来大会向毛泽东发出信函，请他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因为这是中央的决定。当时毛泽东身在距永定30公里左右的河西。
与会代表们看到他的身体状况后就让他继续养病。正如熊寿祺在1930年5月16日的报告中所写：大会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当时前委什么事都是民主的，大家要怎样干就怎样！前委事先对于选举没有丝毫意见，八次大会时为了一个党代表权力的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八次大会因为无组织的状态，开了3天毫无结果，是极端民主化的表现。
毛泽东在回到河西后又在10月10日左右坐担架到了上杭。他住在汀江江畔边一座雅致的小楼中，在一家条件良好的医院里接受了为期10天的治疗。有人帮他弄到了奎宁，他的健康状况快速好转。他与上杭县委书记谭震林和邓子恢关系密切，还与后者联合举办了平民小学，并担任数门功课的教师。
当他在当地再次遇见朱德时，不久前不可分割的两人之间在红四军领导问题上的矛盾依然存在。当时两广军阀战事又起，让中央认为广东形势对红军有利。朱德遵守了上海来的指示，决定攻打广东东江地区，通过华南地区客家人移民的主要地区之一梅县进军。毛泽东并不同意这个计划，因此当朱德在10月19日率领3个纵队开始进军时，毛泽东又一次以患病为由拒绝前往东江。事实上当时国民党部队已经逼近上杭，10月下旬红军不得不撤退，毛泽东却坚持留下来指挥游击队。他住在离上杭不远的苏家坡养病，很快在农村地区开展调查，并接连完成了三份通告，由他在闽西特委的朋友发表。文中他强调，要培养干部的政治性，必须亲自进行实地考察，由此在干部中开展了一场作风整顿运动。为了体现自己身体状况的好转，他在10月11日以重阳节和蒋桂矛盾为题写了两首词。
10月31日，率军出征东江的朱德在梅县遭遇重大失利，主要原因是蒋桂战争的结束让国民党部队重新集中精力对付红四军。11月18日，前委召开会议，决定以建立闽西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为主，取代远征的尝试。而朱德和陈毅也写信给毛泽东请他重新出山任前委书记。11月23日，红军占领了闽西的汀州(长汀），朱德派人请毛泽东出山。26日，毛泽东终于离开了不久前居住的上杭蛟洋，偕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前往汀州，一支100人组成的警卫团穿着崭新的军装陪同。在这种高规格的迎接下，毛泽东很快到达汀州并与陈毅和朱德会面。
根据当时的涂振农的回忆，陈毅对自己6月份以来的行为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讲述了最近在上海同周恩来和李立三讨论的内容，毛泽东随后获得了新的权力。朱德则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承认自己的错误，作为纪律严明的军人，完全服从中央的指示。所有人都同意这种军事和政治上的对抗是因为缺乏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进行补救。毛泽东在当天写了两封信 [62] ，同时决定尽快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选举新的领导，并纠正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错误趋向。
第一封信是写给中共中央的，讲述了陈毅回来以后的情况以及“在中央正确的指导之下”做出的决定，回顾了红军最近攻打梅县的失败，但是肯定了军队的士气仍然高涨，而目前国民党部队对汀州的进攻并不危险：红军已经准备好在后方对国民党部队发动一次进攻，并已经储备了一个月的生活用品和弹药。毛泽东认为红军主要的弱项在于同志们和干部们的理论水平偏低，需要大力提高。此外，也许正应了这封信中所说，解救汀州(新泉和连城方向）的行动已经成功开始，李文林率领的第四纵队配合此次行动，并安排了为期10天的政治整训，以清除红军战士中存在的流寇思想，并使战士们“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团结在正确的思想周围”。我根据《毛泽东年谱》 [63] 把这句反映毛泽东早期思想的话语翻译成法语。这句话描述了一种政治运动的方式，后来成为毛泽东最偏爱的武器。
第二封信则更为私人，至少看上去如此。这是毛泽东写给他的“兄弟”李立三的。毛泽东先简单地寒暄了几句，接着表明自己当时已经重新上任，尽管还没有完全康复。他流露出对妻子杨开慧的思念——这应该是真实的，贺子珍当时称自己和毛泽东的婚姻并不幸福。此外毛泽东还强调自己没有杨开慧和儿子毛岸英的地址，请李立三将这情况告诉当时在上海的弟弟毛泽民，以便让其打听他妻儿下落。除了要求得到渴求的书报信息以外，毛泽东还称迫切希望“立三兄”能“抽暇写信指导”。接着他加了一句话，也许是为了迎合李立三以及远方的“大哥”斯大林：“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事实上，在满洲里铁路事件期间，还是共产党员的陈独秀向中央委员会写了3封信。7月17日，中共谴责国民党进攻苏联，号召中国人民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7月18日，陈独秀对共产党发布的声明表示遗憾，称声明将使得共产党人更为孤立，更有利于国民党控制意识形态。中共中央对此作出回应，给陈独秀扣上了“国民党资产阶级左派”的帽子。而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在8月5日写的第二封信显得尤为激烈和尖锐。在8月12日写的第三封信中，陈独秀完全偏向于托派，批判了斯大林的冒险主义。11月15日陈独秀被开除党籍。毛泽东支持这次开除的决定，同时巩固了当时的胜利果实。
12月20日左右，参加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开始陆续到达位于上杭北部的古田。代表们在干部和政治委员的指导下分成10个一组，研究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的根源、危害以及纠正的方法，最终树立无产阶级价值观。 [64]
1919年冬天到1930年秋天，毛泽东的命运经历了第三次转折。第一次发生在1919年左右，还是年轻教员的毛泽东在北京度过了一段不如意的时光后，在长沙成为介入五四运动的政治记者。第二次是在1927年年底，他成为崇山峻岭庇护下的“法外之徒”。1930年秋天，他开始实践一种新的作战艺术，以战略的眼光看待游击队，将后者视为能成功与南京军队对抗的力量。同时，由于内战气氛极度紧张，他开始进行第一次整风运动，开展阶级斗争并寻求实现平等和专政。由此，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
在毛泽东的精心准备下，古田会议通过了9项决议，但只有第1项日后被《毛泽东选集》收录，并起了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题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65] 毛泽东作了政治形势的报告，朱德则汇报了军事形势，陈毅介绍了他的上海之行以及政治局的一系列决定，也谈到了陈独秀、彭述之被开除党籍的事件。自此，对于饱受疲惫和贫苦的战士们来说，毛泽东成了开拓前景，带来美好梦想，至少是希望的唯一领导人。毛泽东在当时的两首词 [66] 中写道：“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赣江风雪迷漫处”，“十万工农下吉安”(《如梦令·元旦》,1930年1月30日；《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0年2月)。
这种革命浪漫主义伴随着对形势的乐观估计：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在中国将掀起高潮。决议对由社会底层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红军队伍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流寇主义”感到遗憾。毛泽东列举的后果如下：不负责任、极端民主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狭隘的军事观点。毛泽东在这些行为中发现了很多过去农民运动的特点。当年成千上万手无寸铁又无家可归的游民涌入黄巢(唐朝灭亡者）或者李自成(明朝灭亡者）的部队中时，亦是如此。他并不否认这些古代起义者的热情，但这些传奇的领袖们所运用的战术显然不再适用于强调纪律和技术的现代战争。暴动者“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此外，毛泽东还讽刺有些起义者用大城市作为吸引人员加入的砝码，因为他们可以在那里放开肚皮吃香的喝辣的。他最后还批评有些干部对待士兵态度粗暴，存在体罚、处决逃兵、关禁闭、漠视伤员等恶习。这在第二纵队，即朱德纵队中尤为明显。后来，毛泽东用一句话概括：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38年11月6日)。 [67] 朱德很遵守规则，不再直接干预政治事务。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信中以一种严肃而又友好的口吻批评了林彪的“悲观主义”，他认为后者没有预见到新一轮的革命高潮正在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他提到自己对1929年2月7日中央要求分散红军的批判，并强调1929年4月自己在于都会议上提出的正确观点，即考虑在江西全省境内建立一个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性。由此，毛泽东以一种清醒而坚定的革命路线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他允许4个支持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人来分享他的见解：朱德(作为对他服从的奖赏）、贺龙、李文林和方志敏。 [68]
我们发现毛泽东这种似乎带点狂妄的自信源于某次前委扩大会议。1930年2月6日至9日，毛泽东在吉安县东固附近一个叫陂头的小村庄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红五、红六军军委及其各行委、中心区委、苏维埃党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 [69] 会议日期在最后一刻被提前，而毛泽东并未向赣南党委报备。被排斥在外的党委负责人只能做徒劳的抗议。会议决定成立统一领导红军和赣西南、闽西等革命根据地的总前委。
此次选举产生的总前委共设17名委员，其中7名常委——毛泽东是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央委员。他担任总前委书记，权力扩大到红四军、红五军和红六军。 [70] 常委(包括候补常委）的其他成员为朱德(红四军首领）、彭德怀(红五军首领）、黄公略(红六军首领）、潘心源(秋收起义元老之一）以及一个新成员刘士奇——这个宁冈的湖南人是贺子珍的妹夫。曾山 [71] 是常委中唯一一个江西本地人，与毛泽东关系亲密，但几乎不被其他本地领导认可。谭震林、邓子恢和李文林等是普通委员。
大会通过了一条严厉的路线，让人想到不久前在井冈山推行的路线。2月9日投票通过赣西南《土地法》，其中的第二款除了准备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之外，还要求一旦当地大部分农民要求分配这些剩余的田地、山林、池塘和房屋，其他的土地所有者也要交出多余的土地。在一份2月14日发布的通告中，毛泽东呼吁攻打吉安并在当地成立一个江西苏维埃政府，届时中共的9个地区中将会有115万“红色群众”。2月16日发布的前委第1号通告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把苏维埃区域扩大到江西省全境，发展工农武装，深入土地革命：“世界革命高潮要随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运动中爆发，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地要到来，中国苏维埃将继俄国苏维埃而出现，成为世界苏维埃的有力支柱。而中国之内首先出现的将是江西苏维埃，因为江西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都比各省要成熟。”
然而这份以胜利者的语调发出的决议最后声称：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 [72] ，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则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布尔什维克化。
韦思谛注意到，逐步弱化宁冈这个井冈山脚下的革命中心，对九龙山脚下的永新城有利，永新更为开放、人口更多、防守更容易，当地的党组织掌握在本地人而非客家人手中。微地缘政治的变化和党内正在爆发的尖锐的政治危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是否应认清毛泽东的反对者们的“阶级倾向”，即他们保护富农，所以反对毛泽东以贫农为基础的“极端左倾主义”？是否应该将这个开始变得血腥的冲突与红军内部战略上的冲突联系起来？实际上，毛泽东主张让敌人深入苏维埃根据地，外来的战士能够接受，但本地的战士是不能容忍的。所有这些因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都将起作用，但要从这些事件中区分出哪些反映个人的争执，哪些是政治路线的冲突，哪些是出于阶级情况的考虑或者地区、氏族上的对立，就非常困难了。更何况文献资料依然不完整，很多事件长期被掩盖或将继续被掩盖下去。
毛泽东和中央的关系在1927年到1929年经历了一个由紧张到平和的过程。1930年，随着“立三路线” [73] 的提出、挣扎和夭折，这种关系又经历了一段新的敏感时期。毛泽东在这几个月的危机中尽可能避免与中央发生直接冲突——他在党内还没有足够的分量来处理这次危机。 [74] 他更倾向于在执行上海传达给他的指示时，采取与自己的战略思想一致的那部分而故意忽略与自己有分歧的部分——这也得益于信息传播的滞后。在1929年年底，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上海之间建成了新的电报联系，信息经共产国际地下联络部的加密或解密，有效地加快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交流。上海和苏区之间的交流依然依赖信使。毛泽东利用上级与他领导的团队之间存在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来保护自己行动的自主权。
1929年冬天到1930年春天，毛泽东首先努力不让自己卷入新的危险征途。1929年4月5日，他批评中央2月7日的信件中存在“悲观主义”的立场。1930年1月5日，他写信给林彪批评他过于悲观，这些都与李立三的观点相合。因为毛泽东同他一样看到了全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的革命高潮正在到来，而中国将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得益于此，毛泽东在2月初召开的陂头会议中当选为前委书记。李立三为了加强红军力量进攻大城市，只好默许了毛泽东的行为。然而李立三在1930年2月26日发布了中共中央第70号通告，批评红四军只满足于在乡下开展游击战，而要求红军时刻准备北上。
3月18日，毛泽东以新任前委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不可能服从中央这个命令的缘由，因为国民党的3个军团出现在通往南昌的道路上。 [75] 毛泽东建议部队向福建漳州一带挺进，以便利用军阀混战之机占领一个出海口。在等待回音的过程中，他着手让红四军分散进入赣南和闽西地区的农村地区宣传革命。李立三在4月3日的回信中指责毛泽东发展红军速度过慢，彭德怀已经将自己的部队人数扩充了3倍。当月周恩来前往莫斯科，李立三更加自由。6月11日，他起草了一份决议 [76] ，重申新一轮的革命高潮已经开始到来，并批判了先前开展游击战的战略思想与党的最新路线不符，宣称红军应该准备好攻打武汉、长沙、南昌之类的大城市。5月中旬，李立三在上海秘密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将红军部队整合起来，分成4个编队。5月20日至23日，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议要求建立一个全国性苏维埃政权。毛泽东并未出席这两次会议，而李文林则参加了第二次会议，并与李立三取得联系。
实际上，毛泽东从5月3日到6月5日在寻乌度过了愉快的一个月，这是红军在5月2日攻打下来的一个有2 684人口的大型乡镇。在一名叫古柏的共产党员的协助下，毛泽东在当地整个区域开展了一次为期10天的社会调查。 [77] 同时，毛泽东还写了一本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78] 的小册子。调查是对小册子主题的延续，毛泽东明确声明：“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在5月份于上海召开的两次秘密会议上，李立三从书本出发来论证他的战略思想，事先并没有经过任何实地调查或者核实。毛泽东在寻乌周围开展斗争，以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名义来反对李立三的教条主义思想。他知道自己拒绝将部队开往南昌的态度坚持不了多久了，北上的命令于6月28日下达。 [79] 离开苏区意味着将地盘留给竞争对手，毛泽东尤其担心李文林得到了李立三的提携，而在当地巩固自己的地盘。6月下旬，毛泽东召开了一次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合会议，会议先在上杭附近的南阳地区召开，后来又转移到了汀州。 [80]
会议做出两个重要决议，一个关于富农问题，另一个则关于流氓问题，是毛泽东对李立三的间接反驳。这两个决议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寻乌调查》的结论中。此次在对众多村庄的寻访中，毛泽东随身带了一个笔记本做笔记。可以说对毛泽东来讲，这既不是一次纯粹的社会调研(尽管报告中有时体现出这样的内容），也不是一次经济研究(尽管其中的统计数据极为丰富），更不是为了搜集相关素材以撰写关于当地政治形势的报告(该地区位于江西南部，有12万人口，分布在各个农村中，其中有8个是客家寨），调查描写的真相是被作为工具使用的：毛泽东在无法直接抗衡中央的情况下，通过调查为自己提出的反对意见增加可信度。早在调查开始前，结论就已经得出了，调查仅仅是为了反映结论。
因此对于这篇文章，我们不应指望它有其他层面的意思。如果我们核对里面提供的数据，就会发现有很多不相一致的地方，对社会概况的描述也显得过于简单。不过，我们发现里面记录了愤怒的农民上交收成时的歌谣：“袋子一大捆，擎把过街溜。吗个都唔问，问谷曾晒就？穷人一话毛，放出下马头。句句讲恶话，俨然税户头。” [81] 从中可以看出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契约关系，后者要向地主上交四到六成的收成，合同期多为五到七年，仅由地主保管。如果佃农没有照商定的数量缴纳晒好的干净谷子，地主就可以单方面终止合同。调查中还记录了几十个乡绅的生平传记。作者描绘了一个极为贫困的地区，占总人口3.5%的地主阶级拥有1/3的土地，年收入为100到300担，即60到180公担大米。显然这个数目很小：即使将这些谷物全部没收也满足不了占人口七成以上，只占有7%到8%土地的贫农。这部分群众的需要最迫切，也最愿意追随共产党，他们要求没收一切氏族、祠堂、庙宇的社会土地(占总量的40%)以及富农(4%)甚至中农(18%)的土地。他们对土地无休止的渴望让土改政策得以一直延续下去。
从中又引出了另一条关键的线索：拥有剩余财富的人们与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极为残酷。后者发现与自己争一小碗饭的竞争对手消失时，自己能得到巨大的好处。此外还有一条关键的线索：这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村民几乎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与外面世界仅有的联系是挑夫们挑着百八十斤的货物沿着崎岖的山路赶上几十里地去福建，或者是船员装上五六公担的货物通过内河河道去广东梅县。像这样做地区生意也赚不够20块钱——这太少了。
因此，经过这次调查，我们就不会惊讶，1930年6月底在南阳会议上通过的土地政策是毛泽东历来推行的政策中最严厉的。 [82] 会议投票表决通过了关于富农的决议，将“富农”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划分：第一种是半地主性的富农，就是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的一种人；第二种是资本主义的富农，即不把土地出租，有些还向别人租入土地，雇用工人耕种的一种人；第三种是既不出租土地又不雇用工人，单以自己劳力耕种，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一种人，他们通过“谷物交易和高利贷”来剥削人民，比半封建地主阶级更为恶劣。有记载称，在革命初期，富农烧毁契约，分发田地，高举红色臂章甚至往党内钻营。然而他们的目的是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在下一次与贫农和农村无产者对立之前取得农民组织领导权。决议还指出，“我们曾经主张把第三种富农称为中农，不主张在斗争中打击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还总结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失败是因为冒险主义和军事主义，而不是因为彭湃发起的对富农的斗争。毛泽东将1927年湖南和湖北农民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并非农民运动过火，而是不到位”。在决议中，他简单反驳了对富农进行斗争会不利于生产的观点，因为贫农被激发起来的热情会增加农业产量。他同样也反驳了以江西袁文才和福建傅柏翠 [83] 为首对他提出的“左”倾批评。此二人反对分配氏族土地，主张将此类土地用作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农场。毛泽东认为这是为控制土地的富农和乡绅进行辩护。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消灭富农，而是为了争取贫农的支持。不论如何，只要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社会主义化没有完成，富农就永远压迫贫农。接下来的目标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毛泽东将阶级斗争作为工具来动员社会力量，他需要用这种力量控制共产党。
南阳会议的另一项决议关于流氓问题。 [84] 毛泽东先前写过一系列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如在1926年1月分析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文章中，毛泽东将这些不入流的社会边缘人物看作一股潜在的革命力量，并称赞了他们的战斗能力。然而1930年6月，他又将这些人视作随时准备投靠统治阶级的危险分子，应该从组织中驱逐出去。他还确定这些流氓是有组织的秘密社团，并列出了一串长长的名单。这些社会成员“个人主义、无纪律性、享乐主义、破坏主义、不信任群众并敌视社会”，必须立刻将他们的首领以及部分同党清除出党，给他们安排工作，并强迫他们劳动，培养无产阶级思想。决议还谈到净化红军的必要性，呼应了2月份陂头会议上发出的警告。危机笼罩着脆弱的苏维埃地区。
由于对毛泽东表现出来的顺从感到欣慰，李立三在6月底到7月中旬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权威。他向湘赣闽边界派了一个叫涂振农 [85] 的人，后者在汀州遇到了毛泽东，并在南阳会议上当着与会代表的面介绍了中央最新的决定：将红四军改编为红一军团，北上攻打南昌，转而夺取九江，然后前往届时应该已经被其他红军队伍攻占的武汉，夺取华中地区各省，为全国大革命打开局面。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出台了一系列组织措施，并于7月18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会议上正式确定下来。各个省的行动委员会集中领导党内一切军事和政治活动，由李立三领导的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同时成立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同样由李立三领导，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李立三领导了4个军团 [86] ，而他实行的大范围集权依然与地区实际情况完全脱节，尤其是我们先前提到缺乏可信赖的联系网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疯狂的计划所带来的唯一胜利消息——攻占长沙，还是李立三通过上海的媒体报道得知的！
毛泽东表面上很听话，但他的部队却不紧不慢。到7月24日，经过27天的行军，部队才取道赣江，抵达樟树市的清江地区，共前进了270公里，南昌城还在北面80公里处。要渡过赣江困难重重，攻打吉安彻底失败。不过，29日，红一军团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放弃攻打固若金汤的南昌城，转而派遣一支分队攻占赣江对岸的南昌火车站，以便能在8月1日为庆祝南昌起义3周年鸣响礼炮：李立三的宏伟计划成了烟火表演！8月1日下达的新命令要求部队开往山区，攻占南昌西方60公里处的小城奉新，方便使部队分散进入农村发动农民。接着红一军团重新前进，但没有按照指定的路线去南昌，而是转向了湖南。幸运女神又一次向毛泽东露出了微笑。
7月27日，红三军团突袭并攻占了长沙。显然，彭德怀无法守住城池，8月4日在国民党将领何键的反攻下被迫撤离。从8月中旬开始，红三军团的战士们就在浏阳市附近的长寿街进行休整。不过，就在几天后，毛泽东和朱德抵达湖南，在浏阳以南50公里处的文家市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他们以牺牲700人的代价，消灭国民党的3个团，歼敌1 000余人，抓获俘虏1 000多名。23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和朱德的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附近的永和市会师，决定将两个军团合并，成立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步兵3万人以及一个炮兵团。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毛泽东另外还兼任新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的权力扩大到苏区所有的党组织。 [87] 尽管他在进攻南昌的问题上不服从命令，但毛泽东表面上对李立三权威的服从还是为他赢得了很大的好处：他从此有了一支力量和规模都极为可观的军队可以依靠。
此外，9月，政治局还恢复了毛泽东的候补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 [88] 7月23日，李立三在上海收到了一封共产国际的来信。共产国际对他的战略思想提出了极大的质疑，不同意革命高潮迅速到来的著名论断，而是建议先控制一两个省份。此外，共产国际还将周恩来和瞿秋白派回国内，二人于8月20日左右回到上海。李立三一直对这封令他不快的信件秘而不宣，并在8月6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中共总行动委员会成立会议上宣布正式展开革命运动。攻克长沙的短暂胜利促使他要求对这个城市发动第二轮攻击，同时也接受了毛泽东权力迅速扩张的事实。8月26日，莫斯科方面传来一则消息，毫不避讳地指责了李立三的冒进主义，并声明攻占大城市根本没有任何希望，他必须放弃在武汉和上海进行暴动的模糊计划。 [89] 李立三还想挽回点面子，在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他称自己推行的政治路线并没有错，只是在指挥上出现了一些战术运用的失误。然而接下去属于他的日子结束了：11月16日，一封共产国际领导10月发出的信件寄达上海，信中不留情面地将“立三路线”定义为“冒险主义和反列宁主义”，并要求这位领导人到莫斯科解释他的所作所为。李立三前往苏联。
毛泽东对这些变故尚不知情。红一方面军根据收到的命令，向长沙发动了二次进攻，毛泽东任政委，朱德担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司令。当时红军仅有一个工兵营和一个寒碜的炮兵营，甚至还不会使用从敌军手里缴获的电台。何键的3万部队依靠完善的防御工事网，打退了红军的好几次进攻。红军方面伤亡惨重，尤其是在9月10日的进攻中，损失了超过一成的兵力。他们又得知国民党驰援长沙的部队在名将张发奎的率领下步步逼近。9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下令攻打湖南东部一线城市，并绕袭赶来支援的敌军，“饮马长沙会师武汉”。红军最终从长沙撤围。13日，红军各部队都纷纷将长沙附近的江西和湖南的城市作为进攻目标。红一军团攻下江西吉安。
9月17日，毛泽东在醴陵以前委总书记的名义向中央委员会写了一篇报告，解释为何放弃继续攻打长沙 [90] ：主要是军事方面的原因，同时，缺乏城市群众的支持是另一个原因。他在信中还介绍了让他权力明显扩大的新机构，并声称攻打吉安符合中央下达的指令。10月2日，红一方面军兵临吉安城。4日早晨，守军部队作了象征性的抵抗后立即撤退，红军顺利进城。 [91] 毛泽东就这样带着一支经过战争洗礼的大部队回到了江西。
这两次攻打长沙给毛泽东个人带来了一个悲剧。当时，他的行踪不定，第二任妻子 [92] 杨开慧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岸英、岸青、岸龙(分别生于1922年、1923年、1927年）住在长沙。由于没有开展政治运动，在彭德怀第一次攻打长沙城时，杨开慧并没有引起当局的关注。而第二次攻打长沙城是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因此国军将领何键在10月24日想到应该逮捕杨开慧和她的大儿子。国军要求杨开慧告发自己的丈夫并发布声明与这个“强盗”脱离关系，杨开慧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最终在11月14日被枪决——年仅29岁。毛泽东得知她的死讯后显得异常悲痛。1957年他在给朋友李淑一回信时写了一首动人的词作，他哭诉道：“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吴刚捧出桂花酒”、“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93] 。
在此期间，党内的政治对手们在共产党控制的各区域内有所行动，自春天以来显露出来的社会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剧。他们很好地利用了毛泽东不得不按照李立三的要求攻打大城市而离开的机会。5月20日至23日，李文林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7月份回到江西。他一直以李立三跟前的大红人自居：相比其他优势，这一条代表着能将毛泽东排挤出江西共产党控制的区域。与此同时，1929年6月25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最大的影响是“立三路线”在党内成功推行，并在土地问题上通过了一份相对温和的文件。会议认为斯大林(他到1930年才实行反富农运动）无条件反对富农的路线是错误的。因此，7月中旬到8月初，李文林利用共产党官方的立场，成功地反对毛泽东在2月份的陂头会议和6月份的南阳会议通过的关于农民问题的“左”倾政策。 [94] 1930年8月，李文林领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他制定的土地政策。
我们并不了解这次长期被掩盖的政治斗争的细节，但可以确定的是李文林让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通过了一部土地法，其中有“抽多补少”，却没有“抽肥补瘦”——意思是抽取富农肥沃的土地来分给贫农——这一毛式政策。此外，“立三路线”的支持者们在土地方面并不是按照每户人家的人头数来分配，而是按照劳动力来分配。这样当然对于拥有农具和耕牛的富农更为有利。最后，该土地法第十四条还规定，贫农所分得的土地如已经有原主播种，则第一茬的收成归原播种者所有。 [95] 7月15日，在赣西南党委扩大会议期间，8名代表提出相对保守却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的平均主义路线，遭到陈毅的反对。
争论极为激烈，差点打起来。不过早在6月28日，毛泽东就带着他的人北上了，陈毅赢得了一场荣誉之战。但是毛泽东对李文林和“立三路线”的拥护者们仍然客气相待。7月底，在赣西南特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和工作会议之际，李文林对毛泽东的拥护者们发起进攻：他撤了贺子珍的妹夫刘士奇的秘书职务，自己取而代之。他支持李立三的暴动路线，并废除了毛泽东激进的土地法。同时他被李立三指定为江西行动委员会负责人。毛泽东对此听之任之：他表面上的靠山李立三很快会给他带来一次显著的晋升，让他成为总前委负责人。
10月26日，在毛泽东带部队回江西几个星期后，一次由总前委、省行动委员会联合召开的会议公布了一份由两个部门负责人毛泽东和李文林签署的声明。 [96] 这次会议在11月1日结束，10月19日通过了一份含有6条内容的土地决议，废除“对富农有利，有明显机会主义特征的土地政策”，并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陂头会议和南阳会议中提出的各个要点，毛泽东的反击开始了。
有两个错误绝不能犯：将之后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解释为反革命阴谋，会被警觉的毛泽东发现，或者从这些事件中看出党内“立三路线”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斗争的结果。前一个观点无疑是错误的，而后一个观点的影响力也正在减弱。韦斯谛根据迄今为止最好的实地调查做出了恰当的分析 [97] ，我将依据他的分析从中梳理出整个事件的经过。首先要注意的是：自从1926年秋的北伐运动传播到江西后，动乱便成了此地的家常便饭，主要由封建地主武装和湖南、云南部队在当地一些较大城镇的驻军引起。朱培德在1927—1929年担任江西总指挥，力图通过在蒋介石与桂系各将领之间周旋来保全自己的权力。后来他不得不辞职，并于1929年8月离开江西。此后直到1931年，江西由蒋介石和黄埔军人控制。他们依靠当地国民党对付第三党派和汪精卫的改组派，不畏惧政治暗杀，常常能以“AB团”的组织形式成功地深入到对手内部——“AB”是一个神秘的缩写，大部分情况下被解释为“反布尔什维克”。江西被神秘、猜疑、恶意诬陷的氛围所笼罩。
在红军8次攻打吉安的其中一次战役中，共青团书记被国民党俘虏，他向军警提供了一份被处决的战士名单。于是有传闻称他叛变了，或者说他本来就是AB团的成员。附近一个镇的共青团组织被解散，接着打入内部的特务伪造了一封李文林的信件，后者因此被牵连。在招募共产主义游击队员方面，尤其是在“北路” [98] 吉安—安富—吉水一带和“西路”宁冈(井冈山）、永新(九龙山）一带很不均匀，有残余的农民组织、当地的土匪、会道门组织成员以及从湖南来的一些共产党干部。一直以来客家人与本地人的矛盾仍然存在，再加上1929年因为歉收和饥荒，许多河南人逃难而来。
1930年秋，这种情况因为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而恶化：10月30日，蒋介石利用红军在长沙和南昌接连遭遇失败全线撤退，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并在此后的11月18日攻占吉安，给当时控制着赣江东南各镇的红军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当天，毛泽东决定放弃前线抵抗，放任敌人深入“解放区”，本地革命者无法接受这个决定，因为他们不像这些外来的湖南人无牵无挂。
毛泽东用6个月前在寻乌试过的方法来回应这场风波：他在北路一带的多个村庄开展各种调查，检验他的政治决策是否可行，并以阶级斗争为名鼓动最贫穷的人反抗最富有的人。还有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原因其实在于他战胜李文林后 [99] 推行的土地政策。在永新，一个干部向毛泽东反映富农们在青黄不接的春耕时期继续盘剥贫农。有人特别向他描述了富田的情况：自中共江西行动委员会在11月中旬由吉安搬至这个小山村以来，一个当地小资本家 [100] 从南昌通过国民党部队的重重封锁，将食盐运到当地贩卖，每斤价格翻了两到三番。他还开了一间有两台缝纫机的作坊，破产的裁缝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被当地苏维埃政府罚款了1 000元以后，他就破产了，自此一蹶不振。显然，毛泽东找到了发泄群众不满情绪的目标。
在赣州地区更南边的兴国开展的调查则更令人不安：毛泽东找到8户支持新政权的农户，想了解革命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结果不尽如人意。 [101] 一个农民开了一个小屠宰场，一年宰30多头猪，当地苏维埃政府取消他的债务后，他终于能摆脱因为母亲的死而欠下的巨额债务，勉强维持收支平衡。但他当了赤卫队队长后，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不得不放弃照看他的屠宰场，所以他想解甲归田。
另外一个农民只能在逢年过节时吃上肉，也从免债中得了实惠。但他仅仅分到一点贫田，常常抱怨土地盐碱。第三个农民租地主的土地，李文林修改了土地法之后，这个农民发现了比上次分田给的土地份额下降了一成。还有3个农民也对分到的田地的质量感到不满。有一个农民表示满意，但马上又说因为革命让地主东家的商店破了产，他失去了一份作为账房先生的工作。还有一个人是泥瓦匠，因为没有人造新房子，所以没有再接到过活干，一家人如今衣衫褴褛，靠吃红薯度日。他紧接着又添油加醋地说自己可怜，儿媳妇懒惰从来不做饭，三个兄弟游手好闲，家里的牛也误食了硝酸盐被毒死了。
报告的余下部分还证实了当地革命采取了极端暴力的行为。很多地主在革命军队烧毁房屋地契时手握着武器死去。其中一个被访问的农民说一个残忍的乡绅杀害了一个贫农，后者的鬼魂半夜闯进乡绅的房子要掐死他和他父亲。另外还有人说某个村子里面有12个富农，7个是反革命，其中有2个被杀，剩下的5人“表面上”加入了革命队伍。另一个村子有9户富农人家，其中3户人家是AB团成员，另一个富农在3个儿子被杀后跑了，其他5个人无非是投机倒把加入了革命队伍，在苏维埃政府里占了1/3的位置。
对土地革命的描写也扣人心弦：农民在集会时犹豫不决，不敢分田，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军事形势逆转，就不得不支付高额的地租。贫农只分到贫瘠的田地，但也都接受了。农民们看上去比较消极，积极性不高。 [102] 积极分子多为社会边缘人，比如有个人，靠在村子里演戏时卖点豆腐和粢饭糕为生。镇上的90个流氓，像算命先生、云游和尚、乞丐和职业赌徒都支持革命。有10个人甚至在苏维埃政府里谋得了一点职务，其中一个还当了一支游击队的队长。很多富农对这个阶级划分有所怀疑，并自称是中农。各富农可以保留必须分给贫农的土地，因为他们已经播种了，收获时将40%的收成给新的土地所有者。大部分人选择了妥协。
毛泽东还讲述了土地革命中发生的一个小小的悲剧。一个小学教员十分热忱地当起了村里传播革命的宣传员，在当地成立了一个极为活跃的农业合作组织，积极推进平分山地的工作。当地人在山上种了一种茶树，榨出的茶油在城里很紧俏。9月，在李立三当权的时期，他被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告发，说他是AB团一个小队的书记。于是他和另外11名所谓的同伙一起被处决了。毛泽东说他非常担心这位英勇的宣传员和他的同志们是被错杀的，暗示自己也是被富农们偷偷仇恨的受害者。事实上，分田常常以一种非常官僚的方式进行，会议是形式上的走过场。所有的事情在开会前就已经决定好了，仅仅靠举手表决投票。如果有人投了反对票，会议主席就把他列为AB团成员。通常只有党员参加会议，“紧密联系群众的领导人”被排除在外。此外，毛泽东还指出，曾经被共产党人鼓动起来反对税收的农民如今同样反对取得当地政权后征税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的另一个调查于8日到15日在北路进行，也注意到了同样的情况：已经分的土地占总数的七成，引发了社会动荡，削减了氏族权力，淡化了祭祖习俗，甚至改变了耕作方式，然而情况依然不好。最积极的似乎是强烈需要维护自己利益的富农们。事实上，他们地位的上升得益于推翻了他们一直想取而代之的封建地主阶层，而革命队伍中去城里上过学的干部也往往出身于此阶层。毛泽东出于对革命团体固定化的担忧，力图发动最穷苦的群众。于是他开始借助矛盾辩证法——他一生都使用，甚至滥用这种方法。他提出的政策遥不可及，但却给这个悲惨的世界带来了梦想。此外，他能调动对他的政策失望的人来对抗他想打倒的人，把不可避免的失败归咎于对手。他以此鼓动了众多志愿者为了革命斗争加入红军队伍。也许正因为如此，陈毅支持在农村实行这条激进的路线——它给陈毅提供了他所需要的生力军。
11月14日，毛泽东在吉安参加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陈毅主持会议，他说自二中全会以来，赣西南党委实行的路线是逐步完成土地革命。他认为有人经常清除忠心耿耿的同志，而把职位留给了顽固的AB团分子。所以富农仍控制着红色区域的经济，而贫农则十分失望。责任应当归于不肯实行“抽肥补瘦”政策的李文林。
然而从初夏开始的消灭“反革命”的运动发起人正是李文林，他主导的行动委员会一开始采取的手段就十分暴力。嫌疑犯受到残酷的严刑逼供，在说出同伙名字后又引发新一轮的逮捕、折磨和处决。自此江西进入了一段极端暴力时期。虽然毛泽东不是这场暴力的发起者，当他率领部队重回江西时已经察觉到它来势汹汹，但是10月26日，他和李文林一同发布声明，要求加强并深化对AB团分子和打入党内及苏维埃政府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确实，国民党部队进攻迫在眉睫，任何形式的背叛都显得不可原谅。运动在11月底到12月1日到达了第一个高潮，当时红军在黄陂一带集中，此地离前线很远，以至于有人称之为“黄陂肃反”。 [103]
12月7日凌晨，毛泽东政治领导班子骨干之一李韶九带领一队有特殊任务的红军，沿着被秋雨浸润的道路从黄陂来到富田。他带着毛泽东以总前委的名义分别写给富田革命政府主席曾山和行动委员会宣传处处长的两封信，此二人都是毛泽东的亲信。李韶九下令逮捕了行动委员会中8名“立三路线”成员，因为这些人在黄陂的同伙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他们是AB团分子。李韶九立刻包围了行动委员会所在的院子，亲自逮捕了嫌疑对象。
在3年时间里，一个最初为了解救被压迫的人民和被列强欺凌的祖国而投身政治的知识分子成长为战争领袖。他一步步上升为中共领导人，个人的命运与中国革命的命运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