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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到达武昌时，中共中央刚刚撤退到这里，到处是一片灾难的氛围。6月23日，第一批苏联顾问已经乘火车离开汉口。鲍罗廷生病了，闷闷不乐。7月初，中央决定让“共产党部长”苏兆征和谭平山辞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中共建议将所有的农协和工会交给当地的国民党党部管理。
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在武昌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湖南的情况。 [1] 会议由陈独秀主持，其他与会者是李维汉、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彭德怀和张国焘，和毛泽东一起到达武昌的湖南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刘志勋受邀参加。蔡和森第一个发言。他认为最近长沙事态的发展是何键和唐生智之间冲突的结果。何键让他的下属许克祥去镇压革命运动。之后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他也认为马日事变反映了何键“夺唐生智政权”的企图：“长沙事件为何键夺唐生智政权。唐生智本欲拉我们反何，但见我们没有力量，遂拉拢何键部下打何，但唐仍然需要我们，因为他的力量不足以既打何键又打许克祥。故唐不能打许克祥。虽然我们力量薄弱，应促成唐生智和何键分化。”
接下来的讨论也同样模棱两可。陈独秀不仅想加剧何键和唐生智之间的分歧，还想“拉拢唐生智，消除汪精卫、邓演达和张发奎的影响”——自蒋介石的政变以来，共产党人要寻找一个“好将军”，所以有了非常奇怪的想法！张国焘比较清醒，担心唐生智“已经决心消灭共产党，并与何键达成妥协”。会议决定支持唐生智，反对蒋介石，好像4月12日以来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随后，会议讨论关于农民协会和可能设立的“农民自卫武装”的问题。蔡和森认为他们应该转入地下。李维汉不同意，因为据他介绍，叛乱的农民只不过是土匪而已。陈独秀也许是因为斯大林6月1日建议创建共产党军队的电报，坚持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为了保证这些新兵的阶级本质和革命性，利用革命军中所有政治部门内存在的共产党员”，因为这样可以“武装”农民。除此之外，剩下的都是“空话”。
对此，毛泽东说，湖南的农民协会有两种策略：第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此条实难办到。第二，此外尚有两条路，一为上山，二为投入军队中去。 [2] “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经过短暂的争论，张国焘和陈独秀似乎更倾向于加入正规军和革命分子渗透进军队的方法。毛泽东再次发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是过去6个月他的思想变化中最具有决定性的想法，同时他也对中国共产党软弱的策略感到痛苦。
很快在革命阵营中爆发了所有人都担忧的事：7月12日至15日，就像蒋介石3个月前一样，汪精卫通过武汉当局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系列决策，终止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驱逐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7月12日，何键的军队进入武汉，宣布戒严。他在湖北的部下和湖南的唐生智一同大肆逮捕并开始处决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躲藏起来或到张发奎的第二军控制的地区寻求庇护。张发奎还没有像他的同僚一样采取行动。
罗易匆匆离开武汉。7月13日黎明，鲍罗廷偷偷到达庐山的牯岭 [3] 。他建议由瞿秋白接替陈独秀担任中国共产党负责人。 [4] 前一天，中共中央获悉共产国际撤销了陈独秀的职务，陈独秀很快辞职。他被认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引导这一战略的斯大林是不能犯错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要求撤出他们在武汉临时政府的两位部长，而共产党员则接到指示，想留在国民党内争取举行大会选举出新的领导层。
新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贝索·罗米那兹 [5] 7月23日达到武汉，他认为中国的形势需要直接革命。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深得许多共产党领导人的赞同，他们想让叛徒付出代价，并利用这个目的仍然保留在军队中的职位。7月下半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罗米那兹紧锣密鼓地准备从张发奎的第二军开始起义。张发奎的总部设在江西北部的南昌。驻军司令朱德是中共党员。这一起义必须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并打着他们的旗帜。这不是一场政变，而是一种提供军事支持、重振革命的过程。
7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民部签署关于农民问题的第9号通告 [6] ，证实了这一点：共产党员应该引导农民获得武器，或者加入军队为以后的兵变做准备，或者加入传统的自卫民兵组织——通告中提到“挨户团”、“保卫团”和“联庄会”——或者躲入山中，加入秘密社团或土匪。我们注意到关键的句子出自毛泽东之手：“一个革命的武装是必不可少的”。8月初，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给湘南的命令 [7] ，此时他试图组成一个师的军事单位，与湖南东南部汝城诸多反对唐生智的部队会合。其中浏阳、平江的郭亮手下有1 000多农军 [8] ，5月份起义失败后从海丰来了一小支农民部队。
8月1日，8 000名南昌驻军发动起义。 [9] 尽管斯大林提醒要谨慎，但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以及周恩来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我们还看到一些缺席的人的名字，如邓演达、孙中山遗孀宋庆龄、陈友仁，以及张发奎。张发奎立即否认，并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22个委员或候补委员发表声明，谴责“新军阀蒋介石、冯玉祥和唐生智”，并号召尽快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右倾。在签名者中我们发现毛泽东的名字，这是他最后一次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发表意见。
这次准备不充分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被人数多得多的敌方追击，起义武装从8月3日开始往南撤退，9月底到达汕头。剩下13 000人溃散，两支1 000人的小部队分别到达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地区，以及湖南、江西、广东交界地区，在朱德和陈毅的率领下打游击。
8月7日，罗米那兹和少数共产党领导人试图在起义尚未成为灾难之前努力一把。他们聚集在汉口日租界里，俄罗斯经济顾问提供了宽敞的豪宅，为了安全起见，窗户紧闭。22名代表，其中包括15名中央委员会成员，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选出了包括彭湃(未出席）、蔡和森在内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是候补委员。会议通过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和谭平山的右倾投降主义，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下准备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此背景下，新的领导人必须去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这四个出现农民革命的省份，准备秋天的时候进行起义。秋天是传统的收获季节，起义的计划已经制订，在长江中部地区湖南和湖北的62个县、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按照“传统农民起义”的方式进行。这些武装行动导致在城市中出现一波针对官员和知名人士的恐怖暗杀。在湖南，起义军于9月13日占领南部的衡阳、西部的常德和北部的长沙。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并在长沙建立了一个革命政权，从而动摇了武汉政府。 [10]
毛泽东在本次紧急会议上发言。他的话值得我们注意，证实了自春天开始，他的政治观念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 [11] 在评论罗米那兹“重要的”报告时，毛泽东首先谈到国民党问题。他认为这是共产党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因为共产党总是认为国民党不属于自己，自己是国民党内的陌生人：“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
显然，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甚至是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名字。
其次是农民问题。虽然农民和一些党员要革命，但党的领导层不是这样：“当我未到长沙之先[1926年12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
党中央甚至还有一些反对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
因此，党中央像许克祥一样，夸大了长沙暴动期间被起义农民损毁的军官房屋的数量。
最后，毛泽东谈到军事问题：“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然而，蒋介石和唐生智是拿枪杆子起家的。“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伴随着毛泽东的整个职业生涯，毛泽东用这句话结束了生命中的第一个阶段。1919年，他满怀激情地投入五四运动。在10多年的政治培训中设想以“伟大的民众大联合”这种民主形式进行政治斗争。1925年，他把政治斗争从城市扩展到农村。政治斗争的形式是街头游行示威、罢工、请愿、集会、占领行政办公室或知名人士的家，用语言和毛笔做武器。在这近10年间，毛泽东已被证明是一个出色的记者、一个优秀的辩手，甚至是机智和灵活的政治家。但是1927年春天，中国中部发生的针对农民运动的残酷镇压改变了毛泽东的想法——从此他认为人民的暴力行为是必要的，必须应对有产者的暴力，不能让他们垄断武器。革命需要军人，它必须依赖农民建立自己的军队，正如他7月20日写的那样，不再依赖“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军官”。
毛泽东认为必须给最可能继续革命的贫苦农民以土地，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因为结果可以解释手段。8月7日，毛泽东再次谈到这个问题。 [12] 他建议应该没收50亩以上的土地，并说：“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自耕农问题，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即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让农协有谷子可以磨，从富农那里取得部分土地。”
8月9日，罗米那兹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任命毛泽东、彭公达和其他9人组成新的湖南领导班子。 [13] 根据苏联驻长沙领事马也尔 [14] 的报告，罗米那兹认为湖南省委内没有无产阶级，其维护的是大地主的利益。因此，他委托(毛)泽东同志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负责人解释八七特别会议的决定。
因此毛泽东作为莫斯科的代言人，在铁路工人的帮助下，于8月12日上午乘上一列开往长沙的货运火车。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负责准备秋收起义。 [15] 几天前，他拒绝了瞿秋白请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建议，说：“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16] 。”
8月12日，毛泽东抵达长沙，但是直到18日才去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彭公达主持建立了新的湖南省委。 [18] 彭公达比毛泽东早一天抵达长沙，并取代了易礼容。在8月9日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为易礼容辩护过。他是不是想避免像易礼容那样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受排挤？12日到18日这一周，官方传记作者向我们肯定毛泽东在长沙郊区的板仓 [19] 岳父家度过了五六天，让妻子和他的三个儿子在这里安顿下来。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杨开慧。 [20] 他利用这个机会在两天内见了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并重新调整了土地革命的计划。
8月16日，彭公达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湖南省委领导会议。 [21] 他向与会者通报了中央的决定，他被任命为秘书，还公布了其他8个负责人的任命，其中1/3是农民或工人。毛泽东之后才与他的战友们会面，为制订起义的计划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22] 19日，计划得到通过并上报中央。20日，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起义的方案考虑到了最近军事事态的发展。许克祥占领了从衡山开始的湘南地区，唐生智派遣部队防范许克祥。必须区分长沙附近的中心起义点和湘南的起义点，使长沙成为运动的中心，进而向西和向南蔓延。
毛泽东在信中显示出他对成功毫不怀疑，并热情地说明了两点。 [23] 第一点是苏维埃的问题：“某同志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俄国革命]1917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在1905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
第二点是起义者打的旗帜问题：和南昌起义不同，不应该再打国民党的旗帜，因为蒋、唐、冯、阎等新军阀的大屠杀，它已经成为一面黑色的旗帜，应该立刻树起红旗。最后，毛泽东总结了湖南省委两天来刚刚进行的辩论，提出土地革命的方案。他说自己亲自在省委开会的清泰乡进行了调查，并与来自韶山的五个农民进行了讨论，已经应农民的要求对方案进行了调整。
这个计划非常激进，不符合共产党的正式路线。它预计没收所有富农和中农的土地，农协根据家庭的劳动力和消费需要进行再分配，人口过多和人口过少的各乡镇之间进行迁移。贫瘠的土地分给被征用土地的地主。
8月2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和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常委会，会议听取了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 [24] 的汇报。他介绍了起义的计划和毛泽东的信。23日，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领导们几乎对所有问题都提出了批评，除了在长沙开始起义这一点。他们尤其强调了“两个错误”。第一是过于依赖军事力量来夺取长沙，忽略了农民起义的准备。他们认为这是军事冒险。不应该依赖毛泽东提到的两个团来支持农民起义。结果中央取消了长沙起义的第一次号召。第二是只注重长沙，而忽略湘南等省内其余地方。
中央的复信还批评了几个细节，并强调了另外两点。首先，苏维埃的和红旗的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仍然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没有达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水平。 [25] 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导致社会主义的要求。关于土地问题，口号仍然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减少小地主和富农所收的田租。这封复信大约在8月底，即28或29日到达长沙。
在此期间，湖南省委继续根据自己的计划准备起义，同时根据当地条件的变化进行调整。在土地问题上，绝大多数负责人都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是权威的中央特派员，而且去年冬天在湖南进行过调查，是土地问题的专家——必须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消灭地主阶级，不论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取消地租，依靠贫农，“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在起义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把暴动范围缩小到长沙周边地区 [26] ，这一建议也得到了大多数干部的支持。
此外，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接到安源市委的一份报告，肯定了他们的方向。湖南和江西边界地区的平江、浏阳、醴陵、安源历来是农民、土匪和矿工起义的地点，例如1905—1906年的起义。这些地方被视为“相对有利”于进行首先起义。省委的据点是安源附近的一个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易礼容指挥一个行动委员会领导农民起义，协助军事行动。在上任前，毛泽东以书面形式向中央作出回应。他在当地更了解情况，而瞿秋白则在远距离指导一个几天前已经宣布的运动。他认为，必须夺取长沙进行农民暴动，两个团的支援是必不可少的。 [27]
毛泽东认为中央的意见“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省委的计划忽略了省内其余地方，这是错误的说法。毛泽东继续说，力量分散，不能把衡阳作为第二个出发点会导致失败，因为当地缺乏军事力量。
9月5日，中央听取了彭公达的口头汇报之后再次回信：起义的计划不好，因为它不依赖广大人民群众，而依赖假想的军事支援。在湘南没有做任何准备，长沙起义胜利时将无法抵抗来自南方的反攻，湖南近代的军事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应该“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毫不许犹疑”。
这封信大约在8日或9日到达长沙，当时一切都如同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计划的那样准备好了。8月31日黎明，毛泽东装扮成农民乘火车到达安源，进行一次没有受到中央批准的运动。他在株洲转车，从英国轨距的铁路换成米制轨距的铁路。在株洲他见到了当地的共产党负责人，听取了他们的报告，要求他们破坏株洲—安源白石港的铁路桥，4天后有一名专家从安源赶来帮助他们，与此同时他们需要采取措施让团防局保持中立。
9月初，毛泽东到达安源。他立即在张家湾组织军事会议。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 [28] 、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江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毛泽东传达了八七会议的决定、湖南省委的改组和秋收起义的计划。经过一番讨论后，他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3个团，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
毛泽东终于见到了这支数周来他口中的为革命服务的军队。但是，这支军队成分复杂，不怎么可靠。 [29] 只有第一团是真正的军事单位。 [30] 这原是张发奎著名的国民革命第二军的警卫团，因为耐力不俗和军事素质优良而号称“铁军”，它驻扎在武汉，由共产党员卢德铭指挥。他们接到中共中央开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的命令，但是到达时为时已晚，错过了南昌起义，于是南下。后来，卢德铭不再听命于张发奎，与包括广东人组成的侦察连在内的一些人叛逃，途中与余贲民领导的湖南平江当地农民武装会合。这支武装刚刚攻打武宁重镇失败，想寻求装备更好的军队的帮助。在奉新发生的叛变迫使卢德铭将领导权交给一个营长余洒度——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北伐夺取武昌的战斗中发挥了作用。为了维护颜面，卢德铭被派往武汉请求中央指示。此时，余洒度再次率部往西南方向朝湖南湖北边界前进，到达重兵把守的修水城。这里驻扎着邱国轩的一个团，5月份他们拒绝一位共产党师长攻打武汉的命令。从8月份开始，团长邱国轩和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联系。余洒度机智地收编了这个团，获得了粮食和弹药，将队伍人数从700人增加到1 300人。安源前敌委员会要求他夺取平江，发展农民起义，然后奔赴长沙。第一团必须和第三团配合行动。
第三团驻扎于江西的铜鼓镇，在修水以南约50公里。这是一支农民军，有1 000新兵，加上邱国轩带来的余部。除了邱国轩带来的数百条枪，大部分人都以长矛或镰刀做武器。招募的新兵来自浏阳、醴陵和平江，这些村庄生产鞭炮，很容易制造炸药，1905—1906年马福益的反清起义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支援。这支队伍还吸收了长沙马日事变的幸存者，他们由曾是哥老会首领的苏先俊带领，自5月份之后就流窜掠夺。起义计划要求第三团夺取浏阳，在周边的4个乡掀起农民起义，然后奔赴长沙。
第二团在安源地区集合。王兴亚任指挥，包括安源工人纠察队，自1925年闭井以来失业的安源矿警队，江西的安福、永新、莲花和湖南的萍乡、醴陵农民自卫武装。第二团有1 000人，能够使用炸药，有500支步枪，后来变成1 210支。第二团的任务是攻取萍乡和醴陵，留下部分力量防止敌人的反攻切断后路，奔赴长沙形成夹击，包围城市。毛泽东补充说，随着3个先遣队的胜利，长沙可能爆发起义，主要参加者是人力车夫、郊区的农民和在医院休养的500名受伤士兵。
9月5日，一封来自安源的信到达彭公达和长沙湖南省委的手中。毛泽东在信中提议11日在安源开始起义，18日攻打长沙。然而，省委的起义计划原定9月10日暗杀3个长沙的主要官员，但是该计划被警卫团截获，并于8日登载在当地报纸上。必须加快计划的实施：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起义，15日长沙暴动。马也尔提醒前敌委员会和中央之间必须消除分歧，至少在文件上是如此。
9月6日，毛泽东与从长沙坐火车来的使者见了面，命令他的3个团将计划付诸行动。在确保安源的一切按计划进行之后，他和潘心源步行到铜鼓指挥第三团——第三团是部署的中心。他打扮成一个来安源采购煤炭的商人，穿着白色的褂子和长袍。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天他仍然坚信起义能成功。
失败来得很快。
如预期一样，起义的信号从第一团开始传出。9月9日黎明，第一团离开修水，沿着砾石路前往80公里以西的平江。部队打着镰刀和铁锤标志的红旗，这是夜里请居民特别赶制的。傍晚到达30公里以外的渣津，第一团的指挥部设在这里。
同时，60名游击队员在南面和北面破坏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破坏不大——9月12日各处恢复交通。9月8日，毛泽东从浏阳去铜鼓，在离铜鼓40公里处的张家坊被当地巡逻的清乡队逮捕。他们迫他脱了鞋，押送他到民团总部。他知道凭自己的身高很容易被认出来，在这段日子里，他会被就地处死。于是他拿着从一个同志那里借的十几块钱，求押送他的士兵让他逃脱，但是队长不同意。在离总部不到200米的地方，孤注一掷的毛泽东闪到一旁，奔过田野——那一天，也许是在师范学校严格的体能训练救了他的命。他躲在一处草丛里，避开了被民团强迫来搜寻他的农民。趁着黄昏，毛泽东连夜赶路，赤脚走出了血。他遇到了一个农民，被收留住了一晚，并被送上路。途中，他用剩下的7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雨伞和吃的东西。当他到达铜鼓附近的萧家祠时，口袋里只剩两个铜板。 [31] 浏阳的民兵驻扎在铜鼓，刚刚改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这次集会是在9月10日晚上，毛泽东向聚餐的游击队员传达了战斗的部署和八七会议党的决议。 [32]
同一天，卢德铭从武汉返回，任驻扎在渣津的第一师总指挥。 [33] 11日，第一团想攻打距离平江一天路程的龙门厂，但是后卫部队遭到邱国轩的攻击。几天前，他的部队被收缴了粮草和大部分枪支。叛乱部队有100多支枪，第一团拥有1 300支枪，却慌乱四散。卢德铭和余洒度艰难地重新集合队伍，派人通知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 [34]
同一天黎明，第二团(主要由安源矿工组成）强攻重镇萍乡失败。此处盘踞着国民党一个团的总部，负责监督江西边界，另有一个3 000人的团留在长沙，唐生智的主力位于东面，夹在控制武汉的桂系军阀和来自南京的宁波军阀蒋介石之间。矿工们搭上火车，轻易拿下醴陵。之后因敌军反扑，放弃醴陵，因为没有接到命令，而向浏阳方向前进，16日占领浏阳。一支60余人的农民武装控制了重要的铁路枢纽株洲，但无法坚守这座城市。不过，这一短暂成功的消息12日晚在长沙引起剧烈反响。第二团离开浏阳，当日陷入埋伏，被数量远胜于自己的部队包围。17日，第二团溃逃。同一天，余洒度成功撤退到江西边界的文家市。
9月11日天刚亮，苏先俊的第三团也朝浏阳进发。12日，夺取了东门市——一个土匪们想掠夺的地方，没有警惕毛泽东预先提醒的反攻。 [35] 14日，第三团被西边来的敌人包围。苏先俊艰难撤退到浏阳市和文家市之间的高地，在那里他得知第一团失败的消息。晚上，毛泽东致信湖南省委(彭公达），要求放弃在长沙的起义。
9月15日，省委撤销原定16日上午的起义，马也尔非常愤怒。几天前长沙郊区的警察局或政府民团受到农民的攻击。马也尔称这次攻击是“闹剧”，农民解除了300个民团士兵的武装，但当其中一人笨拙地操纵步枪走火，打倒了自己的一个同伴时，这些农民吓得逃跑了。马也尔在报告中还说，彭公达和翻译窃窃私语议论马也尔，为自己的懦弱辩护：“他什么也不懂，这是个学究、书呆子……客观条件很不好，我们不会成功的。”
17日，第一团和第三团从不同途径撤退到浏阳孙家塅会合。在离文家市不远的孙家塅，毛泽东召集了前敌委员会的成员。他分析了军事形势，建议放弃继续起义的计划。余洒度不同意，坚持遵守前往长沙的计划。19日，第一团、第三团及第二团余部合编，组成1 500人左右的一个团。晚上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毛泽东提议放弃攻打长沙，夺取两省交界处几个防御薄弱的城镇，让战士们休整几日。余洒度仍然反对，不过这个建议得到了卢德铭的赞同。毛泽东似乎已经得知长沙取消起义的消息，湖北南部的秋收起义以失败告终。 [36] 湖南有一个团的敌军准备从浏阳出发、江西的一个团从铜鼓向萍乡出发追击起义军，“共产党首领毛泽东”的脑袋标价5 000元。
事实上，接下来的几周非常惊心动魄。不过，和他一生中的其他机遇一样，这次败北反而体现出毛泽东的优点。虽然失败似乎是致命的，但是运气和才华使他能够好好利用失败的机会。
20日，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场上对1 500个疲惫、沮丧、受伤或生病的士兵 [37] 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在这段话中看出“持久战”战略的雏形似乎为时过早！ [38] 这不过是对严酷现实聪明的适应，为了让一直溃败的军队能够幸存下来。大约是在此时，毛泽东写了一首关于这次起义失败的词，以鼓舞士气：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39]
词中沉重的忧虑减弱了表面上的热忱。可能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是军事问题的门外汉，他自己和起义的所有领导刚刚证明了这一点。部队之间缺乏协作，沟通不良，不能知己知彼，不善打仗，这些都导致了灾难的发生。9月16日，马也尔给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9月30日刊登在《中央政治信息》上日期为9月16号、17号的两封信抨击了彭公达的懦弱和无能，没有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还肯定起义在前两天取得的胜利。
暴风雨的阴云围绕着诗人，说明他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幻灭。九个月前，他在一篇著名的报告中颂扬的农民的革命美德在这次起义中几乎消失殆尽：一切还需要等待。中共中央负责调查失败原因的领导人任弼时 [40] 在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文章中引用了湖南领导之一夏明翰的话：“当我们的军队和当地农民取得联系时，他们已经感觉不到北伐时同样的热情。大部分农民被吓怕了，不敢动。白色恐怖的灾难悬在他们头上。”
这是十分出色的诊断。但是，这样的诊断应该在毫无希望的冒险开始之前进行。
接下来的几天，南下撤退步步惊心：雨下个不停，道路湿滑，追兵就在身后。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的带子割伤，戴着竹斗笠难以挡雨，步履艰难。人们放弃伤员和病人。粮食短缺，各个乡镇都严防死守。开小差的人很多。晚上害怕敌人的侦察而不敢生火。9月25日黎明，在前往江西莲花的路上，毛泽东得知几天前发生了一起农民暴动，负责后防的第三团侦察不力 [41] ，陷入埋伏，损失了包括卢德铭在内的两三百名士兵。当天晚上，毛泽东从当地负责人口中得知，9月18日当地起义遭到保安队的进攻，于是决定清晨进攻莲花县。因为突袭和人数上的优势，莲花县很快被攻克——保安队溃逃；救出被关押的农民70余人，缴获的钱和粮食分给农民，士气大振。毛泽东听取了一个叫朱亦岳的人的汇报，得知1927年1月当地的永新和宁冈发生过暴动。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得到了井冈山两支武装的帮助。其中一支武装有200人，50支枪，被称为“农民自卫军”，设在茅坪——一个700人的村庄里，靠近宁冈县。首领叫袁文才，是马刀会成员，他和另一支占领高地的队伍首领王佐有联系。不过毛泽东1927年四五月间在武汉时已经听说过这些“井冈山土匪”，当时他主持最后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一个学员陈慕平是袁文才的左右手。
确实，袁文才不是一个普通的匪徒。 [42] 他出身富裕农民家庭，曾在中学读过一年书，1927年初夏加入共产党。他了解外面的世界，与当地客家人 [43] 有接触，他的机智和政治素养——这些从他给队伍定的名称中可以看出一二——影响了另一个匪徒。 [44] 王佐是客家人，出身穷苦农民家庭，是个粗俗的文盲。他住在井冈山南的大井村一个逃跑地主的大房子里，有3个内院，12间屋子。为了南部赣州附近3个县的分割问题，他与一个叫尹道一的人不合。井冈山海拔500到1 500米，密林丛生，缺少耕地，易守难攻，几百年来都是亡命之徒的藏身处，只有2 000居民——土匪们得扩大活动范围到远方寻找战利品。
此时毛泽东隐约从江西井冈山这块“水泊梁山” [45] 中看到了出路，但是他和余洒度之间的不和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毛泽东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队伍，而余洒度是这支队伍名不副实的师长。在夺取莲花县的当晚，余洒度召开参谋部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他放走了保安队队长，这个草率的决定威胁到大家的安全。余洒度气急败坏地质问他：“你怕死。你死了，我轻而易举就能取代你！”第二天，毛泽东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决定每天行军延长十几里地，他抱怨说：“我是什么师长，我的权力都影响不了十里路！”毛泽东赢得了这场小小的“战斗”。28日，部队朝永新三湾方向前进，这里没有驻军。红军到达时，当地群众以为来了土匪，逃到山里去了，这支1 000人的部队筋疲力尽，终于可以稍事休息。
在三湾的五天时间里，毛泽东重新掌权。29日晚，他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同时考虑大量缩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陈浩任团长，下设两个营，第一营和第三营，共700个人，再加上一个特务连、一个军官队和一个卫生队——在一周之内，人员减少了一半。支部建在连上，营团设党委，由毛泽东统一指挥。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30日，毛泽东重新召集战士，动员说：“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两把菜刀起家 [46] ，现在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还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打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同一天，毛泽东写信给袁文才和宁冈的共产党负责人龙超清，希望得到他们的邀请前往宁冈。10月初，毛泽东通过陈慕平与袁文才取得联系，陈慕平曾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同时又是袁文才的亲信。红军可以驻扎在离宁冈15公里的古城。袁文才赞同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但是对外省来的陌生人有些疑虑。10月3日，毛泽东在古城一座破烂的宫殿里召集当地负责人举行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为期两天，讨论当前的形势、与土匪的合作以及在茅坪的部署。茅坪坐落在一个小山谷中，有一条小河，有一条沙子路经过这里通往井冈山，共有居民700人。大家讨论在茅坪建立后方留守处：一间商店、一个弹药库和一所后方医院，在周围的3个县(湖南酃县、宁冈和江西遂川）发展游击队。会议没有决定是否长期停留，因为这需要两位“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的同意。
10月6日，毛泽东带了少量随员到大仓村与袁文才会面。毛泽东送给他100支枪，而袁文才赠送了几百块银元、一些粮食，允许他们在茅坪安置下来，建立一个小型野战医院。10天后，毛泽东派了3个共产党干部帮助袁文才对下属进行政治教育。袁文才分别委任他们为连长、副连长、排长等职。10月7日，陈浩领导的团在茅坪落脚。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他组织了数次游击战。毛泽东住在当地一个祠堂内一间朝院子的房间里，那里有一个奇怪的八角灯笼塔，被他用来当作办公桌。
与此同时，他委派何长工 [47] 去长沙和衡阳向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报告他领导的部队的情况，希望打听南昌起义的后续情况并请求上级指示。何长工历经艰难才完成任务。镇压破坏了湖南省接连几届党委，党委领导由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担任。我们不清楚毛泽东是否知道9月28日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长江局5位人选时，瞿秋白坚持毛泽东入选。 [48] 无论如何，这个决定从来没有实行过，因为政治局常委在罗米那兹的压力下很快改变了态度：从11月9日和10日的会议 [49] 开始，他肯定“不断革命”的战略，批评湖南、湖北和广东的失败是因为“机会主义”。11月14日的纪律处分撤销了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然而，11月底或12月初，当何长工最终能向这些因为被追捕而四处躲藏的领导汇报时，他们也许还没有收到这些处分的通知。于是何长工继续他的任务，辗转周折，终于在12月，在回湖南的路上发现在广东北部附近的村庄里留着南昌起义的几百人，由陈毅和朱德领导。他马上和这些人取得联系，回到茅坪后，毛泽东派他做王佐的军事顾问。
直到1928年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鲁才到井冈山——这一匪巢已经成为一块红色根据地——带来去年11月政治局撤销毛泽东的职位的决议，还有开除出党的假消息。 [50] 如果这个处分传达及时的话，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当时没有什么影响：1928年3月份的时候，局势已经得到恢复几个星期了。
1927年10月13日，被毛泽东批评的余洒度和苏先俊借口向省委汇报脱离了红色革命队伍。苏先俊陷入埋伏造成卢德铭的牺牲，余洒度在莲花放走了保安队队长，他们俩一直拒绝承认错误。为了消除这一事件的不良影响，10月15日毛泽东隆重举行了6位新党员的入党仪式。共产党员开始调查当地社会的组成情况，和人民群众建立联系。10月中旬，毛泽东率团部、第三营、第一营一连、特务连去湘赣边界解决给养问题。10月23日凌晨在大汾镇突遭地主武装三四百人的袭击，队伍被打散。第三营往南前进，与团部失去联系，毛泽东率剩下的战士撤退，艰难聚集失散人员，到达井冈山脚下。当这一小队人马到达荆竹山下时，王佐派人接应。10月27日，毛泽东赠送给王佐70支枪表示感谢，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 [51]
这段插曲显示出毛泽东还不习惯做一名战斗中的军官。根据罗荣桓的回忆 [52] ，逃脱了10月23日致命的伏击之后，幸存的战士筋疲力尽，纪律松散。他们用手抓着泡菜、辣椒和从农民那里买来的粮食狼吞虎咽时，毛泽东突然站起来，让罗荣桓“立正”，可能这重新给了逃兵们军人的感觉。毛泽东双脚流血，行走困难，拄着拐杖。到达山顶之后，他向部队作动员讲话：“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也许毛泽东永远不会忘记这次危险的经历和体验到的兴奋。
在和袁文才、王佐形成更加信任的关系之前，毛泽东已经能够结束随军的生活。11月9日和10日，在远方的中共中央决定剥夺他所有的权力。这一天，他在茅坪象山庵里召集莲花、宁冈和永新3个县的负责人开会：决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增强党的力量。他把根据地比作人坐下来需要的“屁股”。同时决定招收战士，没收土豪的土地和财产。几天之后的11月18日，陈浩攻克了50公里以外的茶陵县。毛泽东在那里建立了工农兵政权，谭震林 [53] 任主席。11月底，在宁冈创办军官教导队，为100名学员办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学习班。毛泽东作了一场政治讲座。
12月，因为何长工的联系，朱德和陈毅到达江西南部的上犹地区。他们马上派毛泽覃与毛泽东联系：大家准备在井冈山迎接流浪了几个月的战士。此时被打散的第三营终于联系上第一营，回到茶陵。随着军事力量的恢复和加强，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的名义给湖南省委写了一封信，提议由7人重组前敌委员会，包括他自己、“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和袁文才同志”。
但是毛泽东面临新的叛变威胁，这让他想起根据地基础薄弱。12月下旬，国民党湘军第八军和地主武装的十几个连进攻茶陵，陈浩的部队与敌军力量悬殊，本应该退回井冈山，但是他命令向南撤退，企图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12月27日，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在茶陵湖口让部队回头，将他们带回宁冈砻市，将茶陵200名赤卫队员编为第一团第二营，再次改编了他的队伍。 [54]
当晚召开的前敌委员会揭发了陈浩叛变投敌的行为，并下达了新的任命。会议期间，毛泽东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沟通能力，讲起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同官方的兵打了几十年交道，通过绕圈子避免接触。毛泽东改了这句话：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即“避实就虚”。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开始露出雏形，用一句大白话说：“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55] 也许刚刚和毛泽东联盟的土匪就是这么说的。
很多作者把这个刚刚过了34岁的毛泽东描写成井冈山的“第三位山大王”。少年时期他热衷于《水浒传》英雄豪杰的故事，现在不得不打游击，在城市里经历了政治失败的毛泽东变成一位传统的“绿林好汉”。虽然他的衣服又脏又打着补丁，个人卫生也叫人怀疑，但是他身上散发着自然的威严，他的智慧和能言善辩又增强了这一点。他的风度吸引了很多人。他的头比很多同伴大，裸露的额头和不整齐的厚实头发让人印象深刻。他不带武器，如果注意观察，则能够看到他从脱线的口袋里拿出一本唐诗或一册经典。因为毛泽东不愿意只成为一个好打抱不平的土匪——这个叛逆的人已经成了一位革命者。
当然，他已经不是10年前去北京的湖南小学教员——感觉自己智慧超群，急切地想一展抱负。第一次的北京之行令人失望。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对民主的渴望使他成了长沙报纸上最优秀的论战者之一，一个杰出的民众组织者，一个维护苦力和妇女的名流。他再也不是湖南省的一个小乡绅、学校的负责人、社团的组织者，住在舒服的房子里，娶一个上流社会的妻子，和当权者关系良好——如果不是提早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切就都可能实现。但是这位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追随者在共产党内的生涯很快就走入了死胡同，他先是一位积极的书商，后来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者，更倾向于行会主义而不是革命，最后为农民在解放战斗中没有起到先锋作用而感到幻灭。至于他在国民党中的生涯，虽然更有前途，但是国民党的反革命转变把这样的生涯结束了。
少年时他反叛父亲，想脱离农民的世界。青年时他反叛孔子，想打倒令人窒息的传统。自从国民党转而镇压人民运动，毛泽东成了一位革命者。从此以后，他曾经相信过的民主渐进的改革道路在他看来已经行不通了。也许他对革命的概念仍然是1919年时愿望的延续。事实上，正如斯图尔特·施拉姆所说，这位革命者更像是民粹主义 [56] 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拒绝把城市无产阶级看作先锋，面对摧毁他价值观的资本主义，他颂扬抱成团的农民的作用，更何况资本主义来自国外。
20世纪末的历史证明民粹主义未必革命，因为通常民粹主义都伴随着对传统盲目的欣赏，变成沙文和排外的民族主义。这是20世纪初中国义和团的情况。1919年时，毛泽东和陈独秀的看法 [57] 不同，他只看到号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中积极的部分。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初是改良主义的，当时他支持湖南的一部分精英推动湖南自治运动。在1925—1927年他变得激进，但仍然守法。国民党军官在城市和乡村镇压民众运动，尤其是1927年五六月在湖北和湖南的镇压造成了针对农民的大屠杀。这些教给他在中国，革命必须以农民为基础，但是权力只有通过枪杆子才能获得。从此，对毛泽东而言，革命和军事斗争联系起来，也和一支红色军队的存在息息相关。他很清楚对于一个土匪而言，即使他有时能充满社会正义感，也是一个损害农村居民利益的捕猎者。随着阅历的增加，他也同样清楚，一个将军哪怕在口头上自称革命，以人民的名义代替人民行动，更吸引他的其实是手中握有进行革命的工具。
毛泽东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即使在1927年秋天军事撤退最困难的时刻，也仍然注意和党中央重新联系。1928年3月初，他得知党中央对他的处分，感到很意外。 [58] 很快他就建立了一个活跃的机构，能让他对当地社会进行分析。虽然独自远在偏僻的山区，但他仍与自己的关系网保持联系，首先是家人，然后是“家乡”，父亲和母亲的家乡，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新民学会，以及在北京和上海遇到的知识分子。 [59]
他在一生中遇到很多机会，他知道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些机会。他坚持接触和分析，很早便显露出卓越的策略预见能力，这让他能最好地适应形势的变化。随着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失败，毛泽东不再相信他们的远见卓识，正如瞿秋白所言，毛泽东成了少数能进行独立思考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虽然他已经显露出不能容忍自己竞争对手的苗头，不过他仍带着全然的政治天真投入勇敢战斗的新阶段。而这种天真，他很快就会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