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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韶山度过6个月激动人心的日子之后，1925年9月，毛泽东回到广州。他似乎已经完成了转变，去年初冬时让他烦恼的策略问题已经解决了。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努力将这种确信变得更加清晰，证实它，并付诸实践：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农民，否则不会成功。
此外，在湖南时他填了一张少年中国学会 [1] 的表格，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当被问到他抱何种主义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自己信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路线，直到1927年8月离开国民党：“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 [2] ，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在民众大联合的范围内寻找共识的努力已经结束，必须打败“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让人感觉到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已经诞生了。最能承担这个任务的是国民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的左翼。关于个人经历，毛泽东指出他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他告知自己“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他对农民问题的兴趣可追溯至1925年的春天和夏天。带着坚定的信念，毛泽东重新变成国民党的中央干部，虽然此时他在中国共产党内不再有任何职务。他和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并力求把新生的农民运动置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主义者的掌控下。经过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他坚信农民革命有不可阻挡的力量。
1927年5月下旬至8月上旬，毛泽东放弃了最后的幻想，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过渡到现代国家。自1919年以来，军国主义和“黄金阶段”的资产阶级没有民主主义冲动，新生的工人阶级提出过诉求，农民阶级为了挣脱痛苦有了新的尝试。1927年，农民战争又一次困扰中国农村，并在接下来的20年里伴随着毛泽东。
在8个月内，毛泽东的政治活动主要发生在国民党内部 [3] ，他不仅仍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还被指定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25年10月5日，时任宣传部部长的汪精卫推荐毛泽东任代理部长。直到1926年5月28日，毛泽东一直担任这一重要的职务。他作为顾问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介入这个组织的常委会，并对国民党的报纸和中央刊物有一定的控制权。1925年9月至1926年春天，他负责国民党每周的政治报刊《政治周报》 [4] ，写了许多文章。他还经常为国民党其他一些报纸撰文，包括粤语版的《民国日报》。自从1919年他表现出有效组织和笔锋犀利这两种素质以来，他的这些优点在为国民党左派服务，攻击右派的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知道国民党右派的理论从1924年夏天发展起来，主张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将鲍罗廷送回苏联，并拒绝阶级斗争的理论。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有贫穷的人民，他们全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戴季陶是这一理论的提出者，在孙中山去世后这一理论得到了加强。人们认为这个右派要对廖仲恺的死负责，至少是因为他的理论，胡汉民的一个远房表亲刺杀了廖仲恺(1925年8月20日)。
当毛泽东回到广州的时候，他可以在共产党的周刊《向导》上读到陈独秀言辞激烈驳斥戴季陶论点的文章。1926年1月5日到1月10日，毛泽东至少写了5篇重要的文章反对国民党右派，并将其发表在《政治周报》第1期到第4期上，当时正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举行。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成立了“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控制了上海国民党的组织和刊物《民国日报》，并在这个城市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因为没有达到法定人数，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认为这次会议是不合法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合法的第四次会议在广州召开，之后举行的国民党二大对左派和共产党来说是一次胜利，36位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员中有7名共产党人、9名左派。9名常委中有3名左派、3名共产党员和3名中间派，包括蒋介石、胡汉民(远在莫斯科）和谭延闿。毛泽东得173票，当选为候补委员，这是个不错的成绩。汪精卫有248票排在第1位，李大钊收获192票。
1926年3月19日，毛泽东被任命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这使他成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领导。农民运动讲习所是1924年7月按照鲍罗廷的列宁模式重组国民党时建立的。毛泽东成了国民党的新星，日程安排非常繁忙。因为他的神经失调加重，失眠的毛泽东在晚上看书，他惊喜地发现了神奇的安眠药。后来他把安眠药的发明者列入对人类作出最伟大贡献的伟人之列。
作为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毛泽东主要在三个方面参与这场激烈的斗争：政策分析、宣传组织和理论思考。这些努力产生的影响在国民党二大上达到顶点，于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打击共产党的事件 [5] 之后减弱，但影响仍然继续。
不过，1926年3月30日，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表现出敌意的短短十几天之后，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会上通过了他的三项议案：第一个议案是指派一名共产党员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人。第二个议案是决定招收30名广西学生进行培训，之后可以在梧州开展农民运动——我们看到毛泽东丝毫不掩饰他的意图。尤其第三个议案特别明显。下面是部分原文：
“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运动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考虑到农民运动目前在几个省的发展，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江西、湖北、直隶 [6] 、山东、河南这些省的农民运动，将来北伐要经过这些省份。”
这个议案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当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仍然反对北伐的时候 [7] ，毛泽东就已经考虑北伐的成功了。另一方面，他巧妙地提醒蒋介石，如果他想成功打击数量更多、武器更好的对手的话，他需要毛泽东及其在湖南的人脉。蒋介石的势力主要集中在韶关，如果想到达湘江攻占长沙必须翻越崇山峻岭，需要农民作为搬运工和路探。蒋介石间接地表示已经收到这个信息。1926年四五月，蒋介石重提他1925年东征陈炯明时曾得到海丰和陆丰农民组织的帮助，他指出武装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扮演了比军队更重要的角色。 [8]
一直到1926年5月28日，毛泽东都在宣传领域担任重要职责。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中全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其真正的意图很清楚——决定“其他政党的成员”即共产党员不能领导国民党的部级单位。5月20日，也正是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做了最后的报告《关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期间的宣传活动》 [9] 。之后他辞去宣传部长之职，留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和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直到1927年初夏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决裂。
政策分析方面，1925年10月27日，毛泽东以宣传负责人的身份出席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闭幕式，并发表演说。他将国民党左右两派之间的斗争归结为对于“中间派”的直接进攻。毛泽东认为，自从国民党支持“贫下中农”减租和打倒“土豪劣绅”以来就出现了中间派。毛泽东引用廖仲恺(“革命派团结起来”）和汪精卫(“革命者向左转”）的口号指出，中间道路不存在。从1925年11月至1926年1月8日 [10] ，这个主题不断出现在他的文章中。
在1926年1月10日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历数国民党历史上的数次分裂：他说1912年的国民党不是一个革命党，而是一个“小地主的政党”。因此，面对依靠“大地主”的黄兴，孙中山创办了革命党。当孙中山再次让位的时候，这个党落到了“买办的手里”。因此，当1924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成依赖“工人和农民支持”的政党时，他得到了这个政党“包括汪精卫在内的二十多位领导人的支持”。在大会的闭幕晚宴上毛泽东说，孙中山先生曾抱怨不能够将“民生主义”实施至今。毛泽东认为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似。孙中山让共产党人作为革命青年进入他的政党，共产党人自然觉得在国民党内有他们的位置，因为它的本质发生了变化。
仿佛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在1926年1月10日的《政治周报》 [11] 上报道了1925年12月20日在广州进行的反对段祺瑞和奉系军阀的示威游行。他详细介绍了13个标语，其中第5个是“支持革命的国民党”。为了体现人民的力量——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和士兵，10万名示威者包围“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和工会的红旗海洋中”。毛泽东花了大量笔墨描写游行从东部操练场开始，经过老城区，到达城市西边荒地“西瓜园”举行最后集会。这份充满政治宣言的严肃刊物上出现了“人民”。
此外，在1926年3月18号巴黎公社纪念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党校做了一次讲座，回顾了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以汉代的建立者“流氓”刘邦和短暂的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为例，强调中国历史上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他认为，洪秀全依靠“无土地的农民，后来被地主的民兵杀害”。
不过，特别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宣传组织工作。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提交了宣传部的工作报告。 [12] 他批评上海《民国日报》等国民党右派控制的报纸和刊物费用过高。宣传部下属的广州《民国日报》的发行量从1 000份增加到11 000份，他作为主编的《政治周报》每周发行40 000份。他的部门还在上海出版了一份双周刊，用于“批评国民党右派”，名叫《中国国民》。最后，宣传部出版了“30种书共发行393 959本”，几乎有一半是孙中山的著作。
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宣传部引导的13个运动的口号。最后，他感叹这些行动的一大弱点是太专注于城市而忽略了农民，同时强调需要通过图片和漫画在90%是文盲的农民中进行宣传。1926年1月16日，大会投票通过关于宣传的决议，我们在其中找到相同的信息：“如果我们想使国民革命成功，必须捍卫农民的利益。宣传部要发出一个指令，规定只有那些支持农民解放运动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这项决议的结论是：“国民党的重心隐藏在被剥削的农民群众中。宣传部必须经常提醒国民党员关注这个问题，鼓励他们更多地依赖这个重心。”
另外，毛泽东还参加了大会的讨论。一名代表建议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公开身份，并且允许国民党加入共产党，毛泽东坚持认为在军阀混战的中国，这样公开身份会让共产主义战士招来杀身之祸。虽然他谴责“西山会议派”，但他建议对违纪的“西山会议派”成员采取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斯图尔特·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促进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认为民族主义占优先的地位：在他眼里，接近这些激进分子比远离他们重要。 [13] 我认为那时毛泽东对国民党的革命意图已不抱任何幻想，他知道很快他也会“违纪”：他鼓励宽容，也许不久后他自己也需要宽容。
经过这番紧张的唇枪舌剑，毛泽东又一次精神衰弱，至少表现出明显的疲劳。1926年2月16日，他请了两个星期的假，然后将宣传部的工作交给他的朋友沈雁冰(笔名茅盾）。后者在他的回忆录中证明毛泽东去了广东和湖南的边界。前一年夏天，毛泽东发起了一项农民运动，他去那里会见赶来汇报农民运动进展的人员。
毛泽东确实从那个时期开始提出农民问题的理论，即使第一次发表处于摸索阶段。1951年对原来文本的修订 [14] 使得我们对原文不得而知。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的半月刊《革命》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 [15] 。
虽然从文章的题目看像是社会学研究，但内容完全是政治性的。1919年，毛泽东评估和定义过革命的敌人和朋友，在1923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文章的开头是一段声明，几乎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一段在1951年的修订版中消失了：“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 [16] 然后他将中国人分为五类，农民出现在对每个类别的描述中，这体现了农民问题的特殊性也证实了概念上的某种尴尬性。
第一类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毛泽东认为这些人依赖外国，主要包括大银行家、商人和工业家，都或多或少与买办有关，还包括官员、大地主和“反动派知识阶级”，共有100万人。
“中产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是第二类。毛泽东将在日本和西方的留学生、大学学者、小地主和工匠归纳在内，约400万人。总体而言，他们都禁不住中央集权和戴季陶思想的诱惑——“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并不能成为持久的中间力量。面对白色的反革命大旗和赤色的革命大旗，他们选择了白旗。大约有500万是或多或少有些革命性的敌人。
接下来的三个类别构成潜在的革命阵营。首先，是“小资产阶级”组成的第三类，毛泽东估计大约有13 000万人，包括1亿自耕农，其中少数人有“余钱剩米”，被反革命阵营吸引，但是广泛动员的时候会加入人民阵营，例如1925年5月30日的五卅运动。应该指出，毛泽东认为中农是革命运动潜在的盟友，但这个时候陈独秀与共产党的领导层打算仅仅依靠贫苦农民。毛泽东把“小知识阶层”纳入第三类。
第四类包括一半的人口，约2亿人。这些是“半无产阶级”,5 000万半自耕农、6 000万半益农和6 000万贫农，还有小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这是农民问题的所在，农民必须将全部或部分收获交给地主，是高利贷的受害者。他们的土地越少就越革命。
第五类是“无产阶级”。4 500万人，拥有200万有组织的工人，形成了革命的先锋，在海员罢工、铁路罢工，以及开滦和焦作煤矿 [17] 罢工中显示了力量，还包括300万苦力、2 000万雇农和2 000万游民无产者。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明显偏离了共产党的正统路线：事实上，他看到了被马克思主义作家贬低的“流氓无产者”身上战斗的勇气，如果加以引导就可以称为革命力量。
他进一步指出，游民是招募士兵的基础，尤其是乞丐，其次是盗贼、强盗和娼妓。 [18] 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先锋。《水浒传》中反政府的绿林好汉因此加入了无产者的世界，胸前挂着红色共产国际刊物上的标识！毛泽东一直强调这些失去社会地位的人被秘密社团网罗，根据最近在韶山的经历，他按照地理位置列举了一长串秘密社团 [19] 。毛泽东说，处置这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最后他号召39 500万人团结起来反对500万敌人。
虽然毛泽东对农民的理论分析仍然模糊，但他有了一次决定性的重要经历。1926年3月16日，国民党决定由毛泽东担任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20] 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从1924年5月3日起担任主任，之后的三期主任由同是共产党员的罗绮园和阮啸仙担任。1925年10月，第五期讲习所由彭湃和罗绮园领导。在毛泽东担任所长之前，共有454名学员拿到讲习所毕业证书。之前讲习所领导的职位称为主任，所长的职位比主任高，这一改动体现出对学术地位的正式承认。从第六期开始，办学地点选在当地一个更著名的地方——位于市中心大东门的番禺学宫。
第五期有43名来自湖南的学生，占总学生数的三分之一，其中10人来自毛泽东的家乡包括毛泽民。1926年1月，毛泽东在这里上了一堂课，是关于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的内容。1926年5月3日至同年10月5日，毛泽东自然而然地成为第六期农民干部培训的领导，录取了来自20个省的327名学员，湖南人又一次占多数。蒋介石需要农民，北伐必然经过湖南，如果他想动员湖南省的两万名国民党员必须借助毛泽东。事实上，这些国民党员主要是毛泽东在各个共产党员的帮助下亲自招募的。
第六期的预算为65 000银元，课程安排比以往几期更繁重。教师主要由15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授课23个小时讲解农民问题，除了借助自己在当地的经验，他在自己简陋的住所里一直保存着在韶山进行第一次农民调查时的笔记。他还负责其他三门课程：9小时“在农村如何进行教育”的课程、关于世界地理的讲座，以及有关卫生的课程。军事培训也很重要，学生们组成两个连共6个排，周恩来教军事策略，黄埔军校的教员教战术训练课。8月份，学生到海丰和陆丰进行为期两周的实习，参观彭湃领导的农民组织如何运作。
这种实习是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或从一定的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的第一个已知的例子，是群众路线的基础，后来毛泽东往往利用调查来启动他的政治运动，根据当时他的政治理念进行解释。实习由萧楚女 [21] 组织，持续两个星期。在汕尾，受到学生们热烈欢迎。汕尾离汕头不远，在红海湾沿岸，那里的海盗非常有名。彭湃作为指导，介绍了他在海丰和陆丰组织农民协会长期斗争的事。这里是彭湃的家乡。他的家庭将土地租给300户佃农，共1 500人，每年交租60吨。
彭湃在公共场合发表宣讲，逐步扩大他的影响，到1923年5月建立了20 000名农民组成的农协，管理十几所小学和一些诊所，调解冲突，用公平秤加强粮食市场的道德性，结束了“红”“黑”两派秘密社团几百年的恩怨。因为台风摧毁了农作物，要求实行减租70%。1923年8月，陈炯明军队镇压了这些早期的农民协会，彭湃被迫逃往广州。1925年，成为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副委员长的彭湃借蒋介石领导的两次东征作了反击。之后，他在海丰重建农协，两次军事镇压期间70名干部被地主的民兵杀害。海丰实行减租25%的政策比国民党严厉得多，不过符合国民党的纲领。
也许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坚定了自己的直觉，去年夏天他在湖南第一次感觉到农民运动的力量时就有这样的感觉：“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 [22] 。毛泽东尤其对海丰官员和税吏的不安感到高兴。当官的谁也不敢“伤农”，税吏也不寻求“额外括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1926年农作物歉收，农协要求减租60%。陈村的一位妇女去官员那里申诉独生子被杀，面对官员的冷漠，她带着一面葬礼用的白旗跑到衙门里，上面写着“我请彭湃同志主持公道”。彭湃成为一个正义之神。毛泽东对此印象深刻，满怀感情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
根据这样的经验和以往湖南的经验，毛泽东筹备他的课程并主编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斯图尔特·施拉姆认为这套刊物是研究毛泽东农民革命观点起源“最有启发性的作品” [23] 。这是一套供内部使用、作为讲习所学生教材的书。序言出自毛泽东之手，日期为1926年9月1日，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封建地主阶级，“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
在第五期讲习所的课程上，毛泽东讲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24] 的相关内容。毛泽东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阶级，分析其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强调由农业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带来的收入只有小部分属于农民。因为中国还缺少资本主义农业，他估计拥有500亩以上(33公顷）耕地的地主占农民的0.1%即320 000人。他回顾了海丰农协50万家庭在反对陈炯明斗争中扮演的角色。他不赞同“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的看法，因为买办只在某些沿海地区存在，而地主遍布全国各地：“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
“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毛泽东从而得出一个决定性的断言，必须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组织约3 000万农民。从这个断言出发，形成了本杰明·史华慈所称的“异端行为”，而不是他自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25] ：“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
这样，决定革命斗争的中轴线从城市转向农村。
施拉姆还指出这套书最精彩的部分是介绍广东省农民阶级斗争的5章，共300页，有3卷——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决议，由彭湃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产党负责人撰写的海丰、广宁、普宁农民运动的3份报告，以及广东省农民运动概况的介绍。书中还包含另5个章节，共134页，形成第4卷，描述了中国农业生产、农业商品化、农民的组织和行政机构、目前世界上的农业进步、中国农业生产的问题。最后134页是关于意大利、德国、日本，特别是俄国的农民运动，其中有一章为“俄国农民与革命”。
从此，毛泽东选择了斗争中希望动员的力量，虽然他预计到斗争非常艰巨。蒋介石1926年3月20日制造的事端没有引起毛泽东的回应，他对这个将军不抱任何幻想。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相信革命的希望在农村，他梦想像彭湃那样建立群众基地，抗衡国民党日益壮大的军事力量：黄埔军校前5期培养7 000多名军官，而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1 272名干部 [26] ，其中只有800人回到农村。占军官数量不足十分之一的干部将面对4亿农民。为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重新取得了联系。1926年11月上旬，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这个部门是在中央委员会的授权下成立的，管理人员中没有一个是农民。
农委的存在有些模糊，甚至不能肯定毛泽东是否去过上海上任 [27] ，但他肯定这样的战略选择是正确的。自1923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比较关注农村世界，是为了顺从共产国际的要求。1925年5月30日的一个重大变化帮助毛泽东在党中央找到一个位置。1922年11月，陈独秀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设置任务的时候，并没有忽略农民问题。 [28] 他在报告中总结道，如果共产党脱离农民，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党。他首先想到的是12 000万贫民，在他看来他们等同于无产阶级。1923年7月，陈独秀先于毛泽东分析中国的农民阶级。同年12月，陈独秀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他观察到“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他们有强烈的私有财产意识，“如何能做共产主义的运动”？受彭述之的影响，几个月后他在《新青年》上补充说无产阶级必须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民革命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农民只是工人阶级可疑的盟友。 [29]
当然，1923年10月，国际农民组织在季诺维耶夫的影响下成立之后，共产国际的领导层有了不同的态度。在1923年5月给中国共产党的指令中，共产国际已经强调农民问题必须在党的政策中发挥核心作用。季诺维耶夫认为这种方法能让革命立刻取得成功。布哈林从1925年3月开始发展了一种亲农民的政策：进入农民世界的时候，革命者必须适应一种不同的革命。被陈独秀和毛泽东等同于小资产阶级的中农变成盟友。布哈林认为国民党作为一个农民党，在这个新政策中应起核心的作用。从此农民就是主要的革命力量，只要国民党的政策允许，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必须积极活动。
因此毛泽东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成了布哈林主义者。确实，中国共产党在农民世界中的存在非常不起眼：1925年年底，共有500名共产党员活动在农村，主要集中在广东省的东部，全部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出现。运气再次眷顾毛泽东：他发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符合中国共产党领导者最近确定的需要，符合1926年11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因此，这个发现非常及时，甚至非常必要。此外，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中心作用得到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明确肯定。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 [30] ，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合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当然共产党需要继续附属于国民党。
1926年7月11日，北伐军攻占长沙。9月7日，占领汉口和汉阳，顺利横渡长江。8月31日开始进攻武昌强大的防御工事，10月10日获得胜利。只有东战线的蒋介石在江西南昌比较困难：占领后又丢失，11月8日才进占南昌。1926年12月，国民党临时政府离开广州迁到武汉，现在它控制了7个省，在6个月前已经控制的60万人口基础上再加上110万。工人尤其是农民的帮助促成了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在8月下旬湖南平江城汨罗江铁路桥的艰苦战斗中，农民提供给国民党参谋部的信息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上完课，将实习生派往各自的工作地点之后 [31] ，毛泽东于10月15日至28日在广东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在胜利的背景下讨论接下来的政策。 [32] 这次会议汇集了80人，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或候补委员、各省和地区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参加会议的有甘乃光、谭延闿、徐谦、张人杰、吴玉章、丁惟汾 [33] 、宋庆龄(孙中山的遗孀）、宋子文、孙科(孙中山的儿子）。毛泽东几次参与讨论，发言很有威信。四分之一的与会者是共产党员，一半是国民党左派。以戴季陶为首的中间派和右派在旁听席上沉默不语，远离风暴，也许他们认为新的力量平衡的建立有利于蒋介石——胜利之师的元帅。因此孙科说：“在本次会议上，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 [34] 寻求调解，足以确保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35]
要注意的是，此时毛泽东不是因为好争辩而是因为他的灵活和善于谋划引人注意。他反对宋子文为了北伐预征钱粮的建议，认为这样和军阀无异。毛泽东认为额外的税收难以被农民接受，“预征钱粮不过仅收得二三百万元，何苦以此区区之数使数千万农民或大多数人民怀疑我们的决议案是不能实行呢。本席仍旧主张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向殷实商人募集”。不愧作为负责仲裁的七个成员之一，他提供了一个奇怪的妥协方法：为什么不按农历来进行1925年已经预计的最后一次征收？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是阳历1926年2月13日。
在棘手的民团 [36] 问题上，毛泽东也表示出调解的态度。10月25日，扩大会议拒绝了湖南代表要求取消民团的一项议案。毛泽东支持湖南代表，三天后，扩大会议重新拟了一项新的议案，限制民团的权力，将它们纳入国民党的掌控，并将它们的作用限制在打击土匪上。
毛泽东似乎要不惜一切代价与国民党分离。此时陈独秀将蒋介石1926年3月20日政变的很大责任归咎于国民党对共产党广州领导人的渗透。在陈独秀与广东共产党负责人以及鲍罗廷的冲突中，毛泽东似乎站在共产党总书记的一边。对他和陈独秀来说，的确存在一个国民党左派需要发展的问题，以此来避免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关系的破裂，并动员农民。面对明显的革命军事化倾向，毛泽东开始为自己的政党做长久打算。
1926年11月上旬，得知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之后，毛泽东让杨开慧带着两个儿子从广州回到湖南。他自己乘船离开广州去上海，领导农民运动委员会。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农委拟定了《目前农运计划》，主张沿着铁路线发展农协，后来这些铁路线也成为北伐的轴线。这样实现了农村社会运动和武装革命力量的有效合作。
此外，他还得出结论，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促成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37] 为了建立这个讲习所，他与国民党在江西、湖南、湖北的党部联络。与此同时，他根据上海办公室搜集的资料和剪报写了一篇文章，于11月25日发表在《向导》第179期上，题为《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 [38] 因为工业和商业发展而闻名的这两个省内，农民的命运与别处一样悲惨。
长江三角洲地区崇明岛的农民用自己的工具耕熟新涨的沙田，地主管田的所有权，每四年租一次，每千步田要交500斤甚至以上的谷物。官府和地主勾结在重量上弄虚作假，农民借债时还要受高利贷的盘剥。这种情况导致了1922年，“并没有什么赤党、过激党煽动他们”，他们自己成群起来烧毁警察局，割去地主一只耳朵。尽管干旱，地主坚持要收相同的田租，但亩产只有三四百斤。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在长江上游江阴的一个村庄，一个在无锡省立师范学校毕业、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于1924年组织了“佃户合作自救会”，要求降低田租。1925年1月，他被军阀孙传芳的部队枪杀。成千上万的农民参加他的葬礼，现在对他的怀念引导农民重新开展减租的斗争。在丹阳，土匪掠夺一家当铺，当铺主人即鸣枪报失，说典当的衣物都被抢去了，同时秘密将衣物乘夜移藏他处。这些衣物的当户即近镇各村农民闻讯，邀截于路，找到一部分衣物，但已被移藏的衣物没有找到。典物的农民于是组成了“当户联合会”，结果，当铺赔价900块钱。在同一个城市的另一个村庄，地主装了戽水机器，农民必须支付1 400元的费用才能使用电机泵灌溉农田。农民组成了一个“农民促进会”，凑钱买了自己的戽水机器。地主们用种种诬词告到孙传芳那里，结果孙派兵下乡逮捕了合作社负责人，强迫村民使用地主的机器。
在无锡的一个村子里，农民和“面粉大王”荣宗敬的弟弟荣德生起了冲突。荣氏兄弟开办了保兴、茂新面粉厂，又开了申新纺织厂。 [39] 这位“民族资本家”想拆掉农民的房子，抽干一条河修路。农民们得到水田每亩200元、新植的桑苗每株1角钱的赔偿，并得到不破坏房屋的承诺。在上海西部的青浦，地主在官员的帮助下想将荒地的租金翻三番，农民们组织垦务联合会进行反抗。在长江以北的泰兴，30个要求减租的农民被捕。在苏北地区徐海的一个镇，洪水连绵，农民组织(连庄会）归入红枪会，很多农民流而为匪。
在浙江宁波，那里的农民“本来是很强悍的”,9月13日上午，聚积2 000多人到警察局，把警察局焚毁了，又转至乡绅地主家“吃大户”，把他们的屏画古董门窗壁络都捣毁。第二天，逃到城里的乡绅获得了军警的支持，镇压了一次“完全没有组织，又没有指导”的“原始的暴动”。
毛泽东没有进行任何理论分析，这些生动的小场景却完全符合当前的政治：民族资本家让人理解，而军阀和乡绅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和帮凶。至于农民，他们的斗争是为了较低的租金，而不是激进的土地改革。因此毛泽东认为如果这样的运动能够由共产党组织和运行，它就能维持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合作框架内。我们还注意到他已经对农村世界中失去社会地位的边缘人和秘密社团感兴趣，这些人既没有信仰也没有法律，他赞赏他们的革命潜力，虽然列宁主义领导人认为他们属于流氓无产者。
这篇文章发表的那一天，毛泽东来到武汉，中途曾在江西南昌停留。蒋介石在南昌建立了他的军事参谋部和政治服务机构，南昌开始挑战武汉作为北伐首都的地位。我们从林伯渠11月26日的日记中看出，这位程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遇到了“润之”(毛泽东) [40] ，他们一起拜见了第二军军长——毛泽东的旧相识湖南人谭延闿。谭延闿刚刚到达江西，和他一起的还有第二军的副党代表李富春。
晚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设宴接待林伯渠、李富春和毛泽东。这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第一次会面。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此时毛泽东给他的印象“状貌如妇人好女”，让他觉得有点像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 [41] 这样的描述不无意义，如果我们将这段文字和毛泽东33年来的照片作对照，我们会感到震惊，他近乎女性的魅力和温柔的性格与农民的粗鲁、邋遢的衣服、糟糕的个人卫生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这样的魅力起了作用。29日，毛泽东、林伯渠和李富春从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处得知：江西选派了150名学员去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并负担经费12 000元。12月初，毛泽东离开南昌前往武汉 [42] 。
在汉口，他建立了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湖北党部讨论建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住在武昌一座富商建的漂亮别墅里，离长江不远，灰色的砖墙隔开喧嚣的街道，有一个内庭院，房间装饰着垂直的黑木板。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和岳母住得很舒心。彭湃有一个房间，毛泽东有一个书房。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兼课，讲习所办在不远处的一个贵族宽敞的住所内，大厅由红色的柱子支撑，朝向优雅的拱廊。这座建筑坐落在黄鹤楼北面几百米处。
12月13日至16日，毛泽东作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这次会议在汉口举行，鲍罗廷和维金斯基出席。会议的气氛很紧张，陈独秀在开幕报告 [43] 中指出，军阀仍占据中国的三分之二，在这种情况下与国民党决裂将是不可理解的。广东区委认为1926年3月20日国民党已死，“牢牢抱住一个臭气熏天的尸体无用”。陈独秀批评他们犯了“左稚病”，这些同志在1926年3月的危机中对国民党采取“一种傲慢的态度”，滋养了狂妄的想法，认为国民党不存在左派，中国共产党应单独控制所有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由左派占主导地位的国民党临时政府自12月11日起离开广州迁到武汉。
陈独秀提议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团结国民党左派。鲍罗廷和那些相信土地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的人过于乐观了。那时，农民只想要较低的租金，禁止高利贷，用结社和武装自己的权利来抵抗土豪，反对随意收税。他们不要求“耕地农有”，而要求保留国民党左派纲领中的改革。陈独秀继续说：“以想象的极左为名义，忽略真正的左派，好比今天拒绝吃酱油蔬菜，等着明天有大鱼大肉。”这种幼稚的态度伴随着脱离群众的行为，激怒了商人和小雇主，例如发生在武汉的纠察队工会和商人之间的冲突。相反，必须“加强左派，扩大统一战线，扶持汪精卫”。12月18日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这一倾向的决议。
毛泽东也许对这次辩论感到困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和越来越多的人一样反对家长式作风的陈独秀。陈独秀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为自己也不认同的政策辩护。李维汉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毛泽东支持湖南省委的观点 [44] ，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同意解决土地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成熟” [45] 。湖南省委在李维汉的领导下认为必须依赖全省农民运动的持续发展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好像曾对李维汉解释过，李维汉回忆说：“他不同意陈独秀的观点，但经过讨论，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将这种分歧坚持到最后。”毛泽东提请中央委员会注意一点，“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然而，他的提醒没有起到效果。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缄默地屈从大多数人的意见，看得出来毛泽东有很强的洞察力，也许有些加工的成分，因为这是一位老将暮年的回忆。此外，幸运之神还让他避免了对陈独秀提出的决议进行投票。因为他刚刚收到一封电报，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电请毛泽东到湖南对大会进行指导。电文称：“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 [46]
12月17日，中央委员会继续开会，此时毛泽东在一位名叫卜礼慈 [47] 的国际农民组织代表的陪同下离开汉口前往长沙。12月20日下午两点，他受到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欢迎大会的高规格接待。钟响之后，一个叫刘惊涛 [48] 的人主持了这次在长沙幻灯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他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湖南湘潭人”，“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回到湖南“系专为考察农运”，应邀来这里“指导”。他还向与会的300名代表介绍了国际农民组织的代表，这位代表将会谈到“俄国农民的情况和苏维埃对农民的态度”，并“对中国的农民运动进行评价”。
毛泽东用回忆开始了他两个小时的演讲：“我去湘仅一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会有这种大会的。在去年是军阀赵恒惕的政府，今年，是较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一百二十万有组织的农民了。这是各位同志努力的结果。”然后，他描述了自己最近的文章中提到的中国革命的力量和中国的社会组成。最后，他保证说：“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或者，是要发展工业、商业或教育事业，都必须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休息5分钟后轮到卜礼慈讲话：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造成12万人死亡，改变了很多东西。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农民就不会革命，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合作很困难，这也解释了德国和保加利亚革命失败的原因。之后在担任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的老朋友易礼容主持的会议上，毛泽东回答了代表们的问题。然后大会进行表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通过了40项决议，其中有一项支持使用暴力“打倒土豪劣绅”，这是“革命斗争中必取的手段”。
另一项决议明确提出目前的任务是“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奠定农民政权的基础”。毛泽东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肯定地说这些目标“很快会实现”。事实上，“打倒地主”的时机并未到来：“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 [49]
精明的毛泽东已经懂得在实践中如何控制政策偏差。经过这一次辉煌的成功，毛泽东开始调查湖南农民的情况。一方面，他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他向中共中央委员会提交报告），另一方面，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另外，他还参加了国民党湖南常委会的一个会议，湖南省党部决定派戴述人 [50] 偕往，并会同考察所要调查的6项内容，以协助实施调查。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开始展开调查。 [51] 穿着一贯的蓝布长衫、粗草鞋，手拿雨伞，毛泽东和他的国民党同伴经过32天时间，步行700多公里，考察了5个地方：他的家乡韶山所在的湘潭、童年时常去的外祖父母家湘乡、作为师范生开启政治经历的长沙、通往安源煤矿的醴陵，还有衡山(1922年他到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建立党支部时攀登过的圣山就是这座城市名字的来源）。而且，毛泽东意外地去了距离韶山40公里的邻县宁乡，因为他得知当地国民党将一个农协会员投入监狱，并控诉他扰乱公共秩序。
因此，毛泽东对于全省农民运动的看法是局部的。当时湖南有75个县，毛泽东只去了5或6个，方圆40公里 [52] ，其人口只占农村总人口的八分之三。这样的考察也是不全面的，仅限于湘区的山谷和毛泽东的同学任教的村庄。然而，此行与1917年夏天他的朋友萧瑜带他从西到北一直走到洞庭湖的旅程不同。一位当代的传记家写道：“农民革命的风暴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毛泽东。” [53] 事实上，毛泽东此次经过的村庄都是北伐战士将要经过的，农民组织将利用军事胜利扩大它们的影响力。
此外，他使用的调查方法也值得商榷。毛泽东在县委召集农协负责人或1925年调查时安排的信息员——对调查者的选择对调查结果有影响。毛泽东还访问偶然遇到的普通农民，湘潭西乡的张连初细致地介绍了农民的生活条件，提供了很多细节。虽然记录的时间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但我觉得应该是在1927年1月抄录的。 [54] 这样搜集信息增加了调查的当地色彩，但是也突出了记录的客观性。无论如何，即使这次调查属于人种学研究性质，毛泽东少年时与农村社会的亲密接触让他比其他出生于城市的领导人更好地了解他的对话者。
就这样，毛泽东在共产党的两所学校或共产党、共青团、各种委员会的总部内开会、记录、演讲，好像逐渐被一种革命的狂喜抓住了。在韶山，他听说农民们躺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在湘潭马家河附近的村庄，15 000个农民闯进6个被老百姓鄙夷的地主家中大吃大喝，宰了130头猪，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当他听说宁乡的国民党支部把“三民主义”变成“二民主义”，不承认在他看来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民生主义，还把一个低价出售库存粮食的鞋匠投入监狱时，毛泽东吩咐戴述人去国民党宁乡县党支部揭露“二民主义”破坏农民运动的错误。银田寺就在毛泽东家附近，从前他经常从韶山去湘潭看报，路上经过银田寺。1925年8月，韶山的农民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在银田寺拦截了一个投机商运米的车队，抓住了团防局局长汤峻岩。据说民国以来，汤峻岩和另一个同伙杀了50多人，其中4个是活埋的，最先被杀的是两个无辜的乞丐——这让我们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中阿Q的命运。在湘乡，有人向他汇报有个坏地主逃到长沙准备反攻，把农民运动的干部看作“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粪臭”，“弄得乡里不安宁”。落后的小地主为了加入农民协会，偷偷给农协负责人塞了10块钱——毛泽东高兴地发现权力阵营转移了。在衡山白果村，妇女们闯入祠堂，坐在族长和元老们的桌子旁吃饭。毛泽东表扬这种对父权制传统的反抗。醴陵发生了一起戏剧性的事件，在当地颇有势力的哥老会“龙头老大”归顺了革命。几个月前，一个叫易萃轩绰号“乡里王”的人和农协斗得不可开交。冬天的时候，他送了一锭金子给农协买新的三脚架，送他的儿子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毛泽东觉得可疑，派以前的同学罗学瓒担任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揭露敌人隐藏的阴谋。自1921年秋天从法国留学回来后，罗学瓒一直在湖南工会工作。在许多村庄，人们强行让乡绅土豪戴着纸做的高帽子游街，帽子上写着他们的罪行。在宁乡、岳阳、华容、湘潭、醴陵、益阳，有打死、斩首或枪杀特别残忍的乡绅的事件。共产党湖南当局试图遏制暴力，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对统治阶级的合法回应。他还补充说，在全省的每个县打死一到两个劣绅是好事，可以铲除封建主义的罪恶。
毛泽东每到一处给的“指令”都引导农民协会在政治上打击地主，在经济上对他们处以罚款，迫使他们降低田租，不准驱逐农民。毛泽东还提醒农民用梭镖 [55] 武装自己，在路上巡逻放哨，确保当地的秩序，监视乡绅民兵团。农协禁止吸食鸦片和赌博，应用富人的钱修复道路、桥梁和水坝。随着人数的增多，农协的力量也越来越大：1926年4月全省只有40 000名会员，来自铁路沿线的28个乡镇。1926年11月有1 367 727名会员，是原来的30倍，来自6 867个乡农协、29个县农协，平均每个乡有约200名成员。
1927年2月4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很快向中共湖南党委交了几份报告。彼时，湖南党委正寻求纠正农村政策。2月12日，毛泽东回到武汉，开始写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把主要的内容归纳在2月16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 [56]
“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毛泽东提出，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反驳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接下来毛泽东提出十大建议，在调查途中毛泽东已经付诸实践了。结论是：“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
如此，毛泽东公开反对陈独秀和1926年12月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由于写给中央的报告没有收到任何答复，他匆匆结束了20 000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文于1927年3月5日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3月12日的《向导》上只有报告的前两章，毛泽东在第三章论及农民的暴力，而陈独秀和彭述之坚持要删掉这一部分。4月初整篇文章在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发行，瞿秋白作序，赞扬毛泽东、彭湃是“农民运动大王”。事实上，1926年10月份斯大林要求赞扬适度农民暴力，避免触怒国民党。11月份中旬，为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和托洛茨基反对派作斗争 [57] ，同样是斯大林却接受了农民暴力——我们可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看出：“害怕农村阶级斗争升级会削弱反帝国主义战线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害怕中国部分资本阶级的合作的不确定性和不彻底性而拒绝促进土地革命是错误的。”
毛泽东再一次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他及时防止了偏差。自从1927年5月和6月《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了《向导》刊印的报告后，报告的部分内容从1927年6月15日开始在共产主义报纸上发表。虽然莫斯科和上海之间通信很难，但根据蔡和森的回忆，从1月份开始，中共领导层已经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的精神。2月中旬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的谭平山和罗易抵达广州，消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所有的疑虑。
这份报告解释了2月16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的结论，风格时而生动，时而抒情，反映出毛泽东非常热情地面对农民世界反传统的暴动。报告的一开头就提出了主题——“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领导他们、批评他们还是反对他们，这是所有的革命者必须迅速作出决定的三个选项。毛泽东很清楚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第二个选项，国民党选择了第三个选项。对他来说，他主张第一个选项，这场运动中一切都是好的，连偏差 [58] 都是如此，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只要能达到中国革命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说推翻封建主义，我们不应该抱怨“过分”。
毛泽东接着讲农民起义是孙中山的梦想，但他未能实现，因此不应该质疑暴力。毛泽东再次提及5个县的农民运动，并肯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易做文解，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59]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因此，“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农民打倒地主阶级中的所作所为并不过分，这不过是他们所处的位置必然的结果。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60] 毛泽东这样说是为了赞扬他眼中的“暴徒”(痞子），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敢于“站起来反对欺压村民的劣绅”，现在“组织基层的农民协会”。在如火如荼的革命中，农民协会禁止吸食鸦片和赌博，他们已经改正了自己(除了15%的人，毛泽东补充说）。在农协控制的地区，土匪已经完全消失，农协的工作人员70%是贫农和社会边缘人 [61] 。农民革命不是一团糟，好得很。毛泽东请他的朋友们不要模仿传说中的叶公好龙。叶公喜欢龙，在他的家里画满了龙。但是有一天，当天上的龙把鳞片状的尾巴伸进他家窗口时，他吓得要死。毛泽东用雄辩的语气请党内的同志们不要害怕在农民革命中看见真龙。
然而，他夸大了这场革命的范围和凝聚力。继罗易·霍夫海因兹 [62] 后，不同的学者对毛泽东的运动观提出质疑。湖北34个县只有287 000名有组织的农民。江西有50 000人，人数最多时是1927年5月的82 617人。其他省份几乎没有或很少。我们如果仔细看1926年12月毛泽东附在报告内的湖南农民协会图，就会注意到他们的农民组织只覆盖了22个县、1 000 000人，其中50.63%(692 609人）在湖南南部的三角洲，三角洲的底线从湘乡到浏阳，三角洲的顶部是洞庭湖畔的湘阴。因此农民运动优先在南方士兵多的地方发展，这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能够为革命提供更多的支持。霍夫海因兹研究了1924年出现在广东省西北部广宁县的农民运动，指出这里的农民受到来自广东的大学生的动员，国民政府提供资金和军事资源。当士兵被征召去北伐之后 [63] ，当地的革命浪潮再次回落。
与此同时，毛泽东低估了传统社会的抵制力。毛泽东没有提到在醴陵地区起决定性作用的秘密社团(主要是哥老会），他们招募的成员比农民协会更多。4个月后，革命在该地区遭遇失败。毛泽东尤其低估了团防局和其他民兵的斗志，例如在湘潭地区活跃的“保护财产团”，其领导人与不少北伐的将领有良好的关系。从1926年11月开始，湖南国民党不再是年初的情况：赵恒惕的支持者、1909年省议会成员、当地的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只控制了三分之一的省级行政职务。
而且，许多出身地主家庭的国民革命军被农民协会对自己的财产，甚至他们的家庭成员所构成的威胁吓坏了，在定性这个运动的时候非常想镇压那些“暴动的农民”。而且北伐蓬勃发展，众多军阀的士兵和军官投诚，但保留了作为雇佣兵的行为和想法。毛泽东的报告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等革命者被农民运动所吸引，比预期更倾向于采用社会革命的方法。
不过，我们可以思考蒋介石和北伐的将领们是否曾听到另一种来自农村的反革命呼声，来自失去地位的乡绅、忧心的地主，甚至小规模的农户。这些中农的态度后来成为毛泽东关注的主要问题，显然他们不倾向于加入农协 [64] ，因为他们害怕贫农在农村制造的恐怖事件，最终会波及他们。中农只占农协的8.43%，他们在湖南农村的人数比这个数量多两三倍。
一些担忧的共产党领导人注意到这个来自基层的相反的推力。1927年1月8日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北伐军占领的湖南、湖北、江西，群众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革命性阶段，已经渗透到乡村革命工作……处死土豪劣绅的事件仍然在继续。目前的社会运动比1911年的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深入。军事失败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暴力反应” [65] 。
1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出，“国民党的力量日益强大。现在国民党内反对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倾向非常明显。这种趋势首先是因为蒋介石和张静江……他们认为必须禁止阶级斗争，不需要中国共产党。第二个原因是国民革命很快就会占上风，阶级革命将发展起来：现在主要的敌人不再是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而是共产党。由于这些原因，一个反共产主义的浪潮席卷着国民党” [66] 。
更何况在农民组织内部，事情也不像毛泽东说的那么简单：“假”农会越来越多，里面的干部取代传统的干部剥削农民。
因此我们读到一个令人担忧的报告，它出自一个叫作吴健仁的人笔下，描写湖南最南端的情况。 [67] 他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被派往蒋户建立一个农民协会。他依靠当地组织者推动教育，在县委见到了几个军官。1927年2月，当局召开大会在该县建立农协，10个新加入共产党的党员成为领导核心，负责人仔细列了清单，决定降低地租，没收寺庙的土地，禁止吸食鸦片和赌博，让失势的小乡绅戴上滑稽的大纸帽游街。不过只要一离开县委到了村庄，就是另一种情况。吴健仁说没有任何农民跟他说话，因为他是陌生人。他之所以能在村里建起一个基础农协，是因为调解了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恨。另外，他坐着轿子，由一个小分队的军队护送，和以前的官员一样。
1927年6月6日，湖南西部邵阳以南的新化县县长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描述了当地相似的情况：“在这里，一群人控制了革命的机关和执行死刑，没收的财产在他们之间共享。在一个‘红色星期’中，为了解决私人恩怨，处死了十个人。杀死了当地负责补助金的人，他本来应该到省会受审，正等待押送。最后，县里的警察杀了大多数暴徒，但他们的头头跑了。” [68]
农民革命有了传统的农村土匪的特点。在几十万人居住的湖南省，1926年12月农协有4 714名成员，1927年有13 000名成员，中国共产党主要在城市，在广袤的农村影响不大。没有国民党的中介，共产党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国民党日益敌对。协会中的积极分子中包括77 897名小学教师，他们组织和领导很多农民协会，占所有成员的6.36%。 [69] 尽管如此，在这个冬天结束的时候，在家乡强烈的体验仍然对毛泽东有影响：他认为从年少开始梦想的农民革命出现在眼前，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这成为他的政党活动的中心，通过他在国民党的职位来实现。在3月和4月上旬，湖南农会控制了许多村庄，手持长矛的农民自卫团也越来越多。
尽管国共矛盾越来越影响民众运动的浪潮，不过支持北伐的运动浪潮继续席卷长江以南。这股浪潮冲垮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领导人草草建成用来疏通潮水的堤坝。
城市里的人和知识分子一样，总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全面恢复中国的主权。1926年9月4日，英国炮舰耀武扬威地轰炸了四川万县和广东港口海军，这些都提醒人们与帝国主义列强对抗的危险。1926年10月10日，香港和广东的罢工与抵制结束。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想消除以邓中夏和苏兆征为首的共产党人的纠察队继续对临时政府构成的压力，到1926年3月20日已经解除了他们的武装。
这个问题刚刚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1926年的夏天和秋天，基督教传教士的财产被工会成员或者士兵查封，醴陵、长沙、南湘 [70] 的天主教和新教学校都关闭了。然而，国民革命军阻止任何攻击汉口避难的外国人的行为。11月19日，蒋介石保证说：“我与基督教没有分歧，传教士将一如既往地在中国受欢迎。”这次事件平息以后，又出现了西方侵略者在清朝获得的特权存废的问题：12月下旬和1927年1月初，共产党人在许多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下，动员武汉的工会要求收回汉口的英租界。 [71] 1927年1月4日，人群聚集起来，冲过保护英租界的路障，但很快又被安全疏散。1月6日，江西九江的一小块英租界也发生了类似事件。鸦片战争以来，骄傲的英国国旗第一次降下，而公共建筑的桅杆上飘着中国国旗。1927年2月18日，国民党当局与英国签订协议，确认这些胜利，开始解除不平等条约。
这个运动显然会延伸到上海的租界，英国立即从印度属地派出一个舰队和一个步兵师。2月19日至24日，共产党在上海几个中国控制下的区举行起义，起义的目的是驱逐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因为准备不充分，起义失败。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北伐战士为了尽快重渡长江，一边撤退一边战斗。私底下，蒋介石尽力安抚担心他们特权的外国势力，并从长江下游大都市的商界精英那里获得经费支持。其他的联盟、其他的权力关系已经明确。 [72] 1926年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多数派和到达广东的临时政府在武汉组成了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称为“武汉政府”。12月31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称为“南昌政府”，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少数派和监察委员会多数派的支持。
正是在这一紧张背景下，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1927年3月10日至17日，会议在汉口召开，蒋介石缺席，与会者33人，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是多数派——人数为30人。这次全会利用集体领导，废除蒋介石在政府、国民党和军队中所占据的重要职位，任命流亡的汪精卫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在汪精卫回国之前，谭延闿是武汉政府的第一负责人。两个共产党人进入政府，谭平山任农民部部长，苏兆征任工业部部长。各项决定反映了领导人调整工人运动的意愿，即通过组织正式的调解机构解决劳动争议。彼时武汉的罢工越来越多，长江航线的几乎停滞、外企的撤离使经济陷入瘫痪：已经有10万失业工人转而参加红帮或哥老会而不是共产党人匆忙建立的没有基础的工会。
3月15日，全会通过一项决议，“以改善农民的处境” [73] 。该决议引起的讨论使毛泽东确认，自己从去年初冬开始已经颇有影响力。毫无疑问，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起了很大作用。 [74] 我们可以从文中看出毛泽东的灵活性。 [75] 他对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实施一年前通过的改善农民命运的决议案、没有使农协免于被镇压感到遗憾，不过为北伐“给农协吸引了500万农民”感到高兴，并提出了10项具体措施：第一，政府应立即着手建立区乡自治机关；第二，区自治机关内应设立土地委员会；第三，所有乡间不属于政府军队之武装团体，必须隶属于区或乡之自治机关；第四，减租25%；第五，区乡公地及庙产，政府应下令饬其交给区乡自治机关管理；第六，政府应严重处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并应依法没收其土地财产；第七，改革旧有田税法；第八，政府应明令禁止高利盘剥；第九，政府应准区乡自治机关有管理粮食出口及保存一部分粮食之权；第十，政府应加紧实施民主司法制度和解决贫农土地问题之具体办法。
这些改革的提议符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建议。192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把这些建议强加给中共中央。纸上的文字表述很温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土地改革。而且我们可以在国民党这样或那样的决议中找到这样的建议。不过，它们几乎从未被官员和北伐军在其控制下的城镇和村庄内实行过。毛泽东的讲话和在湖南时的发言一样，针对国民党的言行不一，担心国民党能否维护和加强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因此，在他和邓演达 [76] 为全会起草的一份针对农民的声明中，毛泽东重新提到他的10个建议，并得出结论，这些建议将帮助贫农实现孙中山的计划“耕者有其田”。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在土改的问题上，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些微区别。
1927年3月18日晚，毛泽东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欢迎河南和湖北的1 000余名农民代表。他们在孙中山像前对民国国旗行礼3次，而后读孙中山的遗言。毛泽东发表激昂的演说，要求惩治“土豪劣绅”。为了纪念“赣州
[77]
和阳新
死难烈士”——3月6日，蒋介石在江西赣州处死了一个工会领导，共产党员陈赞贤
[78]
。3月26日，毛泽东在讲习所举行追悼会，号召与会者谴责蒋介石和一切屠杀工人和农民的反动派。然而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揭发还属于用“新军阀”影射阶段。3月28日，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议，被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委。同为常委的还有谭平山、邓演达、陆沉、谭延闿。这表明1927年四五月间，随着胜利的进程，革命因为内部的矛盾陷入了僵局。
虽然毛泽东在危险之中进退，在共产党内受到“左”派和右派的各种批评，但是他的观点仍然没有变：土地改革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79] 当然他是不自在的，1958年，在评论当时写的《菩萨蛮·黄鹤楼》 [80] 这首词时，他承认：“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毛泽东坐在武昌的蛇山上，在1884年焚毁的黄鹤楼废墟前，面对着长江北岸汉阳的龟山，向我们倾吐他的焦虑：
茫茫九派 [81] 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82] 。
烟雨莽苍苍 [83] ，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84]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如果我们了解一下武汉政府领导者之间关于农民问题一波三折的讨论，就能理解毛泽东的痛苦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建立了由5人组成的土地委员会。4月2日，负责执行全会决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确认了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主席为邓演达，徐谦、顾孟余是国民党左派，谭平山 [85] 和毛泽东是共产党员。 [86] 从4月19日的第一次会议到22日，毛泽东仍处于上升阶段。他经常在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言，促成了一项关于土地改革的决议草案。武汉当局与南昌的冲突日益严重，结果仍然不明朗。我们可以相信虽然前期遇到挫折，但武汉的革命热情仍然高涨。3月22日和23日，上海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在上海的两个区 [87] 建立了中国权力机关控制的临时市政府。但是，蒋介石26日抵达上海后不承认这个组织，而由他的将领来接管这座城市。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伴随着抢劫日本、美国和英国领事馆的场景，在不明情况下杀死了6个外国人。 [88] 英国和美国的炮舰借口保护外国人离开，同时也出于恐吓的目的，烧毁这座城市的街区，杀死了大约50个中国平民和士兵。外国的海军陆战队和军舰封锁了上海的两个租界。4月5日，终于从法国回来的汪精卫在租界内和陈独秀签署了一份联合宣言。而蒋介石公然在法租界与黑帮老大杜月笙和他的青帮筹划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2日，1 000多名青帮流氓冒充工人，用卡车运输武器通过两个租界，袭击了工人纠察队，蒋介石的军队袖手旁观。蒋介石的军队用机枪扫射数千名从公共街区赶来游行的手无寸铁的示威者，所有的抵抗在两天后停止。月底，5 000名共产党人、工会成员和国民党左派被打死或逃亡。
蒋介石的部下在各个城市的做法如出一辙，尤其是4月15日的广州。白色恐怖持续了整个夏天。而在北方，军阀张作霖4月6日违反与外国公使馆的协议，闯入李大钊避难的苏联大使馆。4月28日，这位毛泽东年轻时代的思想导师被绞死。当共产国际的新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之后派出的印度人马纳卡德拉·罗易 [89] 4月份从广东到达武汉的时候，他可以看到数百名农民被支持蒋介石的军阀绞死，吊在树上。蒋介石成了长江下游和中国南方的新主人。
蒋介石离开南昌，于4月18日在南京与一些国民党元老组成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政府，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对手。同一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他开除出党，并解除其所有职务。4月22日，在武汉的所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共同发了一封电报，谴责蒋介石“背叛革命”，毛泽东是署名人之一 [90] 。这些决定被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看作国民党左派对正确趋势的肯定；而且他们认为此时共产党人不适宜离开国民党，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议会”，由“四个阶级组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工人和农民的要求不过分，群众尤其是农民施加的压力能把国民党变成一个人民的政党。 [91]
遵循着这条模糊的路线，罗易参加了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迷茫的大会决定不作出任何决定。没收政策仍然针对超过500亩(约33公顷）的土地，这么大面积的土地在中国南方相当罕见，而且不涉及参加北伐的将士。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但他和彭湃、方志敏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被陈独秀拒绝，没有进行任何真正的讨论。这份决议重新提到毛泽东在国民党土地委员会上的建议，扩大没收土地的范围。
像往常一样，毛泽东实际上在努力绕过共产党内的障碍。他在党内的权威依然边缘化，一方面是因为他因生病没有参加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会议，农委主任被瞿秋白取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国民党内的活动。4月初毛泽东甚至忙得没有时间去看他的第三个儿子。4月4日毛岸龙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4天后毛泽东才去看他。事实上，4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还主持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学典礼。 [92] 当时时局混乱，739名学生主要来自湖北、湖南、江西，每天有2个小时的军事训练，每周有场地演习，熟悉汉阳兵工厂提供的新步枪的用法。4月12日之后，每天4个小时军事训练，直到6月底毕业后被派往各个村庄。
尽管政治环境恶化，但毛泽东仍在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内继续他的抗击。4月19日，他请委员会考虑没收什么土地、如何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而官方立场是坚持政治没收，也就是没收“土豪劣绅”、公开的反革命者、军阀、寺庙和宗族的土地。根据苏联专家沃林和岳尔克在广东进行的调查 [93] ，毛泽东肯定地说农民的苦难和农业生产率的下降将导致饥荒，只有解放农民才能增加生产，挽救革命。
此外，废除“封建制”能提高农村的工业化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因此，毛泽东毕生追求建立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联系已经出现。而且毛泽东还支持邓演达的建议，在农村里发展农民的自治机关，拥有民兵武装，兵工厂保留农民5%到10%的生产收入。
4月20日，该委员会免征军人和他们亲属的土地，这大大限制了征地的范围。毛泽东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在4月22日该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介绍了他的政策。这是汪精卫第一次参加土地委员会的会议。这篇报告是清晰思考和空想的奇怪混合物。毛泽东似乎意识到4月12日以来形势突然变化，他正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一如当时在黄鹤楼时的心情：“现在所决定的政治没收，是没收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此为第一步。进一步再没收一切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土地 [94] ，此为经济没收。经济没收在湖南已不成问题，农民已经自己分配。 [95] 湖南的军阀剥削农民。国民政府在湖南建立之后没有能力完全消除这种剥削。因为战争不得不继续原来的税收政策。 [96] 这种情况和现在革命目标相矛盾。如果找不到出路，会导致革命的失败。在现行的税收制度下，连注册税都无法征收，如果在很多情况下土地税也无法征收，其他税费更不可能。解决土地问题是于全般革命有利益的。如果在湖南继续现在的税收政策，年收入大约为1 000万元，1925年为1 500万到2 000万元。如果解决了土地问题，10%的土地税有超过5 600万元，如果将抽取15%，就没有财政问题。因此，不解决土地问题，财政困难就没有出路。自耕农、中农的土地不没收，富农是要没收的。如果10个农民中有5个是富农，必须将5个富农的土地分给另外5个人。在湖南，农民正在自己分配土地。开一些分配土地的会议。因此，专就湖南的状况说，用政治没收的形式是不够的，但就一般而论，只能用政治没收。所以，国民政府应明定一般的法规，同时又须颁行单行的法规，如湖南。湖北不能与湖南比，河南和湖北也不能比。其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当然不同，全国都实行经济的没收，则是空想。你们可以读一读中国土地分布调查，相当有价值，可以作为参考。” [97]
湖南的革命示范性让人回忆起从前毛泽东参加湖南“独立”运动时的话。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非常乐观，认为农民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这也是一种纠正的委婉方式。湖南是不是例外？这也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布尔什维克的模式是在首都而不是一个单独的省份夺取政权。
汪精卫对这个报告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我们必须坚持政治没收大面积土地，革命军人和家属的土地除外。毛泽东的建议是只要条件允许，对所有未开垦的土地进行直接的经济没收，这样对富农有威胁。 [98] 这个建议由审查委员会重新讨论，这个委员会由15名成员组成，包括5个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汪精卫和谭延闿。然而，后来该建议被遗忘。
4月23日至5月6日，土地委员会召开最后一轮会议，毛泽东改变了态度：为了保留他的计划，毛泽东以退为进。4月26日上午，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召开，陈独秀和鲍罗廷应邀参加，重申他们对于委员会建议的支持。毛泽东一言不发。在晚上的会议中，他建议在7月1日召开的农民大会 [99] 上继续讨论。
5月6日的最后一次扩大会议上，土地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土地问题的温和的决议草案：坚持“政治没收”，以50亩(约3公顷）良田或100亩(约6公顷）一般的田地为上限，超过这个上限可以“研究”，可能没收。并补充说如果农协有足够力量建立村委会，则甚好。5月9日，土地委员会的5位成员将毛泽东起草的这份报告提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时，加了一句评论，反映出所做的巨大让步：“土地问题，从目前政治形势和农民本身的力量，均不许可全数收归国有，只能做到政治没收(部分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障，地主及佃农制度还不能完全消灭。”
被击败的毛泽东知道怎样留在游戏中。罗易曾经描述过这几个星期中的毛泽东，虽然这是很久之后的事，但我认为他的描述证明了这个不同寻常的领导者已经具有一种奇怪的威望：“毛泽东来到汉口[应该是武昌]，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他[可能是5月26日]。午夜，我们正在中共政治局办公室热烈地讨论。鲍罗廷坐在我旁边。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悄悄地进了房间，脸庞黝黑宽阔，长直发往后掠，饱满的高额头，神情高傲。‘毛泽东。’鲍罗廷喃喃说道。他没有注意到鲍罗廷。我们两个外国人交换了一下眼色。鲍罗廷低声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很难对付。典型的中国人。’” [100]
毫无疑问，罗易、鲍罗廷和瞿秋白、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彭述之一样，当他们遇到毛泽东的时候，都意识到这个人非常坚持自己的意见，但还没有很大的权力，因为自己的才能远高于他的同事和朋友却不被赏识而痛苦。虽然毛泽东有各种情绪，但此时他们似乎都已经迷上了这个不让任何人置身事外、不讲究穿着、说话有口音、长着一双细嫩的手的大个子。
毛泽东希望的反省来得很晚。农民运动因为地域的限制，难以被少数农运积极分子控制。即使在武汉，不论是文职还是将军，在军国主义的环境下，权力都无法避免地转变成军国主义。事实上，自春季以来从蒋介石控制的省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等省）开始的反革命举动也影响了武汉国民政府下属的省份。5月14日，唐生智和张发奎的士兵在豫南驻马店战胜了吴佩孚的军队，5月28日在豫北打败张作霖派出的援军。但这些胜利没有激起群众运动。相反，在中国北方平原的地缘政治真空引来了冯玉祥。虽然他和苏联关系好，苏联是他的武器供应商，不过这位“基督将军”有自己的打算。
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的主力部队开赴北京之后，在长江以南留下真空。归附武汉当局的各种卫戍部队和蒋介石的密使联系。5月初，驻守宜昌的夏斗寅来武汉追捕共产党人，5月19日才被艰难击败。毛泽东匆忙派出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起了很大作用。
这些战斗孤立了湖南，那里的政治局势迅速恶化，长沙驻军指挥许克祥很快与湖南省农民协会和省总工会发生冲突。5月19日，湖南省会成了抗议士兵的示威现场，军长何键 [101] 的府邸被占领。5月21日发生了“马日事变” [102] ，许克祥让他的部队攻击农民协会和省总工会，造成30人死亡。鲍罗廷和唐生智急忙派了一个由谭平山带领的国民党中央查办代表团。代表团受到许克祥的威胁，到达湖南边界的时候就可怜地打道回府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罗易的意见下做出反应，5月26日发表了一份尴尬的声明：要求加强工作，跟士兵们解释土地问题，农村的自治管理掌握在农民手中而不是乡绅手中。5月31日，中共湖南省委动员农民协会的民兵组织奔赴省会，重树革命影响力，惩罚许克祥。但省委书记李维汉取消了这个危险的决定，也许是陈独秀、谭平山的要求，也可能是毛泽东的意见。不过命令撤销得太晚，浏阳县的民兵带着几百支枪和数千支长矛进攻湘潭，在几个小时之内被长沙赶来的援军全部枪杀。 [103] 士兵们在浏阳、湘乡、湘阴这三个县进行了数天的大屠杀。2月份毛泽东曾将农民运动的主力放在这块三角地区。然而，湖北的情况更糟糕。革命运动在中国中部农村加速崩溃。
1927年6月7日至13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农协 [104] 撰写的训令反映了他对军队的镇压感到愤怒 [105] 却无能为力。他承认，“没有消除运动第一阶段农民最初的游行”，“有一些农民协会是假协会，不良分子的行为伤害了大众的利益”。他说某些农民协会以打击迷信和不良传统为由，决定禁止娱乐及吸食鸦片或打砸群众崇拜的神像，但这本应该先进行一个长期的宣传工作。
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一再强调镇压非常残忍。几周来湖南和湖北的士兵在农村犯下一系列可憎之事，让他有理由要求严惩罪犯。同时，这残酷的现实打碎了他1919—1920年产生的梦想，即通过有分寸的改革和教育，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和平与民主的变革。农村大量的流血事件一直没有停止。“在湘潭和常德一万农民被打死或受伤。”毛泽东引用湖南湖北两省农协报告中的数字写道。在湖北，社会上的红帮、黑帮或白帮的流氓作为帮凶烧房子、强奸、抢劫、活埋数百名男女村民。在20多个村庄，有人“挖眼睛、拔舌头、挖内脏、剥皮、肢解、铁烙，女性乳房被‘扎铁子’，被迫‘赤裸游街’：湖南、湖北、江西至少有一万人死亡” [106] 。
6月，情况越来越糟。6月5日，罗易认为应该让汪精卫读一读6月1日斯大林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种灾难性的政策环境下仍留在国民党内，为了“依靠国民党左派继续土地革命”，同时“加强工人和农民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的存在”。斯大林特别要求陈独秀和鲍罗廷尽快建立一支军队，以应对目前武汉当局越来越不可靠的情况。共产党军队必须有2万名战士 [107] 和5万名革命工人、农民。
这个建议既有煽动性又不切实际。 [108] 汪精卫得知了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命令，第二天，他开始在河南郑州与冯玉祥进行政治谈判。13日，冯玉祥得到武汉的同意，可以在唐生智和张发奎的势力退出之后进驻河南。6月20日，冯玉祥和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并归附于他。21日，冯玉祥向汪精卫、谭延闿发出最后通牒：驱逐鲍罗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前往南京进行党的统一和净化工作，其他人去国外度长假！这样他们可以“铲除军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恢复“国内和平”。
9月29日，何键发电报给武汉要求驱逐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并派人逮捕知名活动家。即使在武汉，军队对民众运动的威胁也越来越大。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召开，国际红色工会建立的劳动组织——泛太平洋劳动大会秘书处于建立的第二天开始工作。最棘手的问题是解除李立三领导的民兵武装的事宜。这个强大的准军事组织有几千人，配有制服和小型武器。6月28日至29日的晚上，武汉驻军的军事分队占据工会总部，并没收了民兵的2 000支武器。第二天工会总部重建，但是没有武器。有人说这是误会，但是所有人都想到了1926年3月20日的广州中山舰事件和蒋介石当时的态度。
毛泽东在为这场风波寻找出路。6月3日，他发电报要求将许克祥撤职查办，并在蔡和森的陪同下在汉口的一个租界里(法租界？）会见了躲在这里避难的湖南农协和工会负责人。他请他们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恢复工作，并拿起武器：“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109] 6月13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报告湖南马日事变的情形是许克祥的一次非法事变。6月17日，军事问题负责人周恩来向共产党中央介绍了湖南暴动计划，激怒了罗易。
受到各方指责的陈独秀想派毛泽东去四川，在6月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蔡和森建议派毛泽东去湖南确保湖南省委的领导。6月25日，毛泽东抵达长沙同一天，唐生智也返回这个城市，武汉当局派他重新控制形势，但“不诉诸暴力”，而许克祥归附蒋介石之后躲在该省南部。26日，唐生智发送了一封电报给武汉，强调“指使农民运动的人”对马日事变负责，因为他和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地位一样，所以这份电报更具有权威性。毛泽东这一边则想要恢复中共在湖南长沙以及南部的衡阳和西部的常德的共产党组织。
在衡阳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马日事变是“四一二”上海事件的继续。因此他将唐生智，这个仍然追随谭延闿支持武汉当局的最后一批将军之一列为革命的敌人。他要求尽快集合工人和农民民兵的武装，“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唐生智于6月25日已经下令解散工人和农民组织，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提出，在政治和经济上与他作斗争，借助工人纠察队和民兵的力量；必须保存武器，有三种方法，或者建立挨户团，或者上山 [110] ，或者把武器埋起来。这种备战的态度刚一宣布，7月初陈独秀就将毛泽东召回了武汉。
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接下来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对不能合作、已经反动的国民党分子要严加处置。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