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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初，当毛泽东来到上海的时候，他刚刚遭受了新的挫折。他两次在首都北京逗留期间都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被承认，在湖南自治运动中面对控制了长沙的新军阀赵恒惕，毛泽东建立了自己的名声，但没有真正巩固其在地方上脆弱的名声。很快，他被指定为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两名湖南代表之一，毛泽东继续寻求一个政治方案救中国。
这次会议草率的开端使他成为湖南省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促进当地工会的工人革命。很快他就体验到新的失败：1919年他梦想过的民众大联合在1920年面对武力时表现出它的局限性，更强大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加入也没有增强它的力量。不久以前，这种社会力量出现在工厂、矿山和铁路车间里，被共产党人看作革命必不可少的先锋。在中国的政治中，民主运动的基石是13 000名大中学生和1 200名教师，工人的力量在他们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毛泽东受到通缉，不得不逃走。他一直拒绝这种模糊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1923年春天他躲到上海，后来到广州避难。得益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孙中山接受了国共统一战线，毛泽东可以展现自己作为组织者和记者的才华，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服务。
1925年5月30日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对帝国主义提出的一次警告。此时，毛泽东回到了他在韶山的老家。秋天的时候他满怀信心地到了广州：在中国，主要的革命力量不在城市，而在广大农村地区，数以百万计的贫穷农民都愿意站在反抗旗帜的后面为了土地和尊严奋斗。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战略几乎在同时期吸引了彭湃、方泽民和罗启元 [1] 等其他共产主义战士，以及沈定一 [2] 等一些民族主义者。
按照1919年夏天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3] ，共产国际打算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联盟，发展民间力量——包括正在形成中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汲取自19世纪末以来在全球出现的巨大能量。通往伦敦或柏林的革命道路，也通向了新德里和上海。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20年春天，位于伊尔库茨克的远东国际派格里戈里·维金斯基抵达北京。维金斯基化名为吴廷康，他的任务是寻找中国革命者组成共产党的核心。维金斯基先遇到了李大钊，之后与陈独秀在上海碰了面。陈独秀因为五四运动进了监狱，出狱后居住在上海。维金斯基有一封共产国际的推荐信，共产国际允诺给组建中的小组以物质帮助。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秋天，维金斯基还会见了国民党的领导孙中山，后者准备返回广州重建联合政府。1919年7月，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通过《加拉罕宣言》放弃了沙皇俄国在“不平等条约”的背景下于中国取得的一切权利和特权。1920年9月，《加拉罕宣言》通过具体的建议得到实行。此举促成了苏俄和年轻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和解。对于苏俄来说，帮助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为了加强苏俄的外交，使其摆脱孤立的困境。 [4]
1920夏天到1921年夏天，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上海、济南、武汉、广州、长沙 [5] 纷纷成立，东京和巴黎也有。一些杂志，例如上海的《劳动界》、《共产党》，北京的《劳动音》让大家知道了俄国革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6] 著名的《新青年》和它的创始人陈独秀一起回归共产主义。北京附近的长辛店铁路仓库工人俱乐部的活动、上海小沙渡纺织区工人夜校和李中建立的工会使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接触了城市无产阶级。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 [7] 于1921年6月3日经海路到达上海。接待他的俄国家庭住在汇山路6号——现在的华山路，位于国际租界内，在上海东部的杨树浦。他在那里遇到了苏俄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办公室派来的尼科尔斯基。经过与当地的共产党人李汉俊、李达的激烈讨论，马林匆匆准备成立中国共产党。
本次大会的两个主要宣传共产主义的人都没有出席。陈独秀当时在孙中山的广东政府任教育厅厅长，李大钊留在北京，派了他的副手刘仁静和张国焘参加。这意味着马林能够控制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无序的活动——1923年6月，马林在给季诺维耶夫、拉狄克和布哈林的信中惋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些早。
正如范德文所说，对最早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的诞生，这一点在1927年陈独秀被赶下台后才实现。这个复杂的知识分子秘密社团出现了大约一年后，得到了正式承认。这个社团的努力主要集中于教育工人阶级，建议其成员维护工人的利益。创立新党的13名参与者的个人资料显示出五四运动之后大量出现的社团的一些基本特征。所有代表都是年轻男性，平均年龄28岁，比如毛泽东，最年长的45岁(何叔衡），最年轻的19岁(刘仁静）。他们都是知识分子，4个师范学校毕业生(毛泽东、王尽美、何叔衡和包惠僧），两个高等师范毕业生(李达、陈潭秋),5个中国或外国大学毕业生(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此外，董必武出生于1886年，是个秀才。邓恩铭，水族，来自贵州，16岁随家人到山东谋生，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在那里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时代的另一个标志是，许多人能讲外语，或有意向学习。李汉俊和周佛海能用日语阅读；陈公博、李汉俊、张国焘和刘仁静会说英语，陈潭秋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院，在武汉一所中学教英语；那时候毛泽东提出为了去苏俄要学习俄语，他的英语属于初级水平——一生都这样。
13名参与者中的10名被安置在博文女校 [8] ，因为假期学校对外关闭。他们以北大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住在学校宿舍里。会议地点距离这所学校很近，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位于望志路的拐角 [9] 。12名成员代表了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和东京共产主义小组50多名党员。巴黎没有派代表参加。包惠僧是陈独秀的代表 [10]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代表”，所以参加会议的15人中，只有12位代表，另外两人是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
对于这次会议的总结可以从这些创立者的命运中看到答案：事实上，只有少数如毛泽东、董必武和王尽美到去世的时候仍是共产党员，没有和党断绝关系。 [11] 在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两人被国民党枪毙，即李汉俊和邓恩铭分别在1927年12月和1931年遇害。陈潭秋在1943年被新疆军阀杀害。何叔衡被转移时经过福建，为了避免被捕跳崖自尽。李达1923年脱党，做大学教授，1949年重新入党，1966年8月24日被红卫兵揪斗致死，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仁静1930年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1951年1月15日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自我批评 [12] ，重新入党。至于包惠僧 [13] ，1927年脱党，1931年成为国民党的高官，1948年隐居澳门，后来回到北京任内务部研究员，1979年7月去世。张国焘在1938年长征结束后脱党，加入国民党，1979年12月3日在隐居的多伦多去世。最后，陈公博因为与日本人合作在1946年被国民党枪毙。周佛海也以叛国罪被国民党逮捕，1948年2月在南京监狱中自杀。这些命运的多样性是1919年到1949年中国革命史的缩影。
会议于1921年7月23日开始，由李大钊派来的张国焘主持。会议分成了两派。李汉俊或多或少受到李达、陈公博、周佛海的支持，希望在组织工人革命运动之前，由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工人进行长期的意识形态培训。他建议在党内进行辩论，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路线之间选择一条最佳路径，并结合中国实际建成一种灵活的结构。他不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想把马林的角色限制为单纯的观察员，认为革命是一种远景，共产主义者可以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例如孙中山的广州政府。面对这种观点，代表正统流派的是张国焘和刘仁静。刘仁静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辩护，拒绝对资产阶级的任何妥协，主张吸收工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入党。刘仁静和李汉俊为马林做英语翻译，马林谈到他在爪哇工作的经验以及与萨拉喀特回教会建立联盟的经验，并强调组织工人的必要性。然而，马林傲慢、教条，虽然同情亚洲被压迫民族，但在“亚洲幼稚病”面前隐约显露的优越感使他无法令人信服。
制定纲领和工作计划时，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没有参加。7月30日，一个陌生人借口弄错地址进入会场，其实这是法国巡捕房的一个探子。马林预计警察会来检查，要求代表们撤离。第二天，代表们聚集在50公里以南的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继续开会。他们批准了党的名称，选举陈独秀为书记，李达负责宣传，张国焘负责组织。党的纲领在7月31日和8月5日期间通过，8月5日可能是会议结束的日子。纲领要求通过“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断绝与知识分子阶层的所有联系。
新政党必须首先关注工人工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比较混乱，只接受了原则。然而，这是个有组织的新政党，书记的权力相当大。卡尔·拉狄克在1924年指出，由于某些原因，陈独秀采用了集权主义和家长式的领导风格。直到9月初，陈独秀才从广州回到上海开始履行书记的职责，之前他似乎把权力委派给了周佛海。至于马林，他不满新党拒绝支持孙中山的政府，这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他没有让大会的文件公布。但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建立了一个有等级制度的机构，之后可以依靠它推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即建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
此外，8月11日，马林从陈独秀处得知新政党建立了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焘领导，包括李启汉、包惠僧、李震瀛和许白昊 [14] 。成立宣言发表在第6期《共产党》上。书记部自1921年英美卷烟厂罢工开始就非常活跃。这次罢工的胜利令马林印象深刻，让他肯定了自己的路线 [15] ：一个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诞生，将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斗争 [16] 。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是如何表现的呢？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料，但这些材料能够相互印证。萧瑜确定代表们散会之后他和毛泽东乘火车去了嘉兴，住在旅馆的同一个房间里。 [17] 毛泽东参加完南湖的会议后满身大汗回到旅馆，还不肯去洗澡，让萧瑜有些不舒服，他们一直谈论政治到晚上。虽然睡了个懒觉，但他下午没有去开会的地点，宁愿和朋友在杭州游玩。这样的态度，至少可以说反映了一些不安，还证实了后来刘仁静的回忆是对的 [18] 。
刘仁静回忆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言很少。和其他代表一样，他只是介绍了长沙当地共产主义小组目前的情况和初步的成绩。他对与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印象深刻，他销售这些人的书或读过他们的文章，李汉俊是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中国人，也读过李达或刘仁静的文章。毛泽东和从莫斯科来的领导人坐在同一张会议桌上，当他们发言的时候，毛泽东像听到了十月革命的阵阵回响。他充满敬意专注地听着，吸收理论依据，坚定了自己的政治选择，同时保持他的自主判断。据萧瑜说，毛泽东曾对他讲，这些代表不错，有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可以读日语或中文的文章。 [19]
不过，毛泽东有点觉得这个环境让他想起了在北京的不适应。而他充满乡村气息的行为让他的新同志们惊讶或不快。当他们写回忆录的时候，这些人大都已成为他的政治敌人。张国焘说毛泽东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了解很少。毛泽东穿着他的布长袍马褂，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从乡村来的道士。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得笑起来。 [20]
如果这幅苏格拉底式的毛泽东的肖像对我们来说还算给人好感 [21] ，那么李昂所做的描述打破了这个形象：“他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乡村青年的质朴：他穿着一双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的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是很难发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名士派的气味。他的头发和老兵一样长，他的脸给人的感觉从来没有彻底清洗……所有人都把他看成一个怪人，开始叫他毛疯子。从高兴变成愤怒不需要理由，随口乱说话，跟每个人讨论自己烂熟于心的东西，讨论到要动起手来。”
而且他补充说，虽然每个人都原谅他“粗暴的坦诚”，但这种坦诚掩盖了一种“狡猾”。1921年夏天，在这些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说话有些不注意的西化知识分子中间，毛泽东确实找不到他的位置。而且1921年8月中旬回到长沙之后，毛泽东就病倒了，这次会议对他来说如此艰难。他得回到韶山冲去休息。
一如往常，他恢复得很快，并有了中国共产党驻湖南主要代表这个新身份。毛泽东接受的任务是在湖南建立一个共产党组织，它已经吸收了当地的16个小知识分子，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人是新民学会的干将，但是他从上海回来后不久新民学会就解散了。
从1921年的秋天开始，他按照这种规划安排他的生活，成为上流社会边缘的一个红色名人。事实上，他有足够的收入，在北郊租了一幢雅致的房子，它原是一个当铺老板修的，叫作清水塘。屋子周围是菜地，有一个“污水塘”，就建在通往小吴门的路边。交通非常方便，很容易淹没在人群中摆脱赵恒惕派来的警察的监控。 [22]
此外，共产党仍进行地下活动，1921年10月10日，清水塘成为湖南省委机关——毛泽东很快和妻子开慧、岳母、他的儿子岸英一起搬进清水塘，从10月开始一个保姆也搬了进来。这里靠近船山学社。这个学社是一些名流为了纪念王夫之 [23] 而建立的，1911年革命后重新启用，按照古老书院的模式运行。毛泽东经常去听在船山学社举办的讲座。从1921年5月开始，船山学社由曾和毛泽东一起参加共产党一大的何叔衡领导。这个学社由省里任命会长，每个月收到省里拨的400元经费。从8月16日开始，毛泽东在这里办起他的“自修大学” [24] 。
事实上，刚开始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改变毛泽东的活动轨迹。他继续投入主要精力致力于民众教育，即使私底下他为自己的政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成员，对青年人进行培养。当然，作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他继续举办平民夜校和针对进城工作的文盲农民的补习班。用这种方法将衣衫褴褛肮脏的苦力引入当地的学校。这些人咀嚼葵花子，随地吐痰，在他们的火盆上炸煎饼。主事这种奇怪的行为使他在同事们心中的形象受到损害。
晏阳初推动的长沙基督教青年协会夜校的成功让毛泽东很感兴趣。1922年3月，夜校颁发了1 200本毕业证书，从夏天开始为1 500人“扫盲”。不过，毛泽东谴责千字教材有宗教性质，让他的朋友李六如编写了另一本千字教材，介绍人类从石器时代到机械化时代的变迁，强调劳动的神圣：工人创造所有的财富，但他们在寄生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一文不名。这部四册的教材于1922年10月出版。
他自己也上一门洋溢着民族自豪感的中国历史课。9月29日在申请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25] 的申请信中，他写到自己的职业规划在于教育领域，职业生涯于1919年7月在湖南开始(实际上是4月6日），为了领取月薪，获得写文章的酬金(记者）。三四年后，他将到国外去，到莫斯科去，在那里度过5年。这与1919年的规划相比没有什么改变，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
然而他对伟大的自修大学计划仍然踌躇满志。毛泽东在之前的教育计划中将这种机构设计成一个为革命运动培养干部的学校。如此，毛泽东为不久之后在广东举办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机构预先做了准备。1923年4月10日，在自修大学的第1期报纸《新时代》上，毛泽东发表了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26] ，第一次对自己的计划做了一个总结。他描述了古代教育的体制，为科举做准备的书院在1905年已经消失了。后来的新式学堂都有一个缺陷：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商业关系，教师要钱，学生要文凭。而且这种体制刻板又脱离现实，教学计划繁重，只注重书本。毛泽东设想的新式大学必须打破这些精英主义传统，精英主义让学阀们 [27] 培养一些“少爷”、“小姐”或“思想麻木或糊涂的人”。我们需要一所面向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大学。毛泽东将大学的主要任务交给图书馆和小组讨论。他提出，必须打破学术上的因循守旧，要根据每个人的资源调整学习期限。自修大学将在尽可能多的中国城市以及纽约、伦敦、巴黎、莫斯科和东京设立通讯员，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这是一种对当代社会的“深刻改造”，设两个系，一个是文学系，一个是法律系。
科学在这个计划中是不存在的，可能是因为实验室的成本高，也可能是毛泽东在这方面眼光保守，在这一点上他一直如此。唯一教授的外国语言为英语。大学由11人组成的董事会领导，学生会起了重要作用。招收高中毕业生，但也收具有同等基础的非毕业生。实行一种持续性评估，一季度有一个测试，最后有一个毕业测试。
毕业生的数量也值得商榷。金冲及计算过第一师范附属补习班的学生后来从自修大学毕业的数量，总共有24人，这是非常少的。当然，自修大学在1921年9月低调开学了，当时只有一个学生夏明翰。他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6年后的秋收起义 [28] 中成为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者之一。1923年11月，赵恒惕查封了这所“有害治安”的学校。学校共培养了200多名学生 [29] ，大部分成为湖南省的共产党干部，其中包括毛泽东最小的弟弟毛泽覃，他跟随两位兄长的脚步，不过有些跟不上。“我年轻时，对毛泽覃脾气很坏，有一次还操起一根棍子要揍他，只因为他说共产党不是毛家的祖宗堂。”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风趣地回忆道。 [30]
因此，1919年毛泽东打破家庭束缚的意愿此时服从了党的要求，他毫不愧疚地“滥用”作为长子的权力！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生活中产生了两个问题，它们都和缺席有关。
首先是一个男人的离开——一个名叫贺民范 [31] 的人，中国共产党官方历史学家们对他持怀疑态度，他没有在任何官方文献中出现过，但在湖南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许比毛泽东更重要。他出生于1861年或1862年，是一位湖南学者，曾留学日本。1919年至1920年曾任长沙船山中学校长，住在校内。他接受了新思想，和陈独秀有联系。他的智慧和积极，引起了彭述之的注意。1920年9月，彭述之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其他团员一起赴上海，在外国语学校里学习俄语，为去莫斯科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做准备——贺民范推荐了其他湖南人参加这个培训，包括中国共产党未来的领导人刘少奇、任弼时和萧劲光 [32] 。彭述之说贺民范和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将船山中学改造成自修大学，毛泽东将这个学校变成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然而，贺民范是一个传统文人，出于精神的原因被马克思主义吸引，但难以接受粗鲁的农民，在他眼里，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整个夏天这个人不是都打着赤膊，腰上围了一条毛巾吗？1922年到1923年冬天，厌恶战斗精神的贺民范离开共产党 [33] ，放弃了联席校长的职位——这个插曲也许预示了自尊心已经极强的毛泽东难以和人共事，除非他是上司。
其次是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由陈独秀主持，毛泽东没有出席。毛泽东后来解释说，他没有参加是因为他到上海之后忘记了会议的地址。 [34] 虽然这次会议是秘密进行的，但毛泽东熟悉上海，在那里他住过两次，还在洗衣店送过衣服。除非他没有花任何努力找过，就像他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一样，他一点也不喜欢这种场合。
也许他认为自己在职业生涯中已经崭露头角，不必卷入分裂弱小共产党的冲突中。实际上，当时马林决定强迫中国共产党接受一大曾经拒绝的路线，共产国际倡导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密切合作。马林将这一路线解释为共产党的“加入主义”。他说，共产党员必须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及劳动组合书记部都拒绝了马林的提议，倾向于“关门”策略，强调党的成员必须经过精心挑选，并向产业工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灌输“阶级意识”。
在1922年4月6日给维金斯基的信中，陈独秀把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政党，非常不愿意与之联盟。 [35] 马林为了在会见孙中山之前让中国共产党的成员接受自己的观点，于1921年12月10日去了南方。他在武汉做了停留，见了陈潭秋和包惠僧。12月19日在长沙会见了赵恒惕，赵恒惕介绍了他的湖南省宪法草案，并提供了一小队人马护送他去见孙中山。那时孙中山在桂林领导北伐。
在经过湖南省会时，马林在文化书社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做了一场“阶级斗争和俄国革命”讲座，与毛泽东谈了几句。马林在桂林逗留了两个星期，和孙中山见了三次面，对孙中山很失望。因为孙中山似乎迷恋军事问题，他的政府不承认苏俄 [36] ，而且他觉得年轻人向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人寻求社会主义很荒谬，在中国古代已经有不同的思想家提出了这一点。1922年1月23日，马林到达广东，对广州海员的罢工印象深刻，那时罢工者已经组织了151条船上的30 000名水手，一个月后这个数量翻了两番，罢工运动延伸至香港，并吸引了这个英国殖民地所有的工人。
3月3日，拥有50 000名会员的海员工会和英国、日本的海运公司达成一项协议——在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上取得重大的成功。这次大罢工得到了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和军阀陈炯明的支持，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国民党的支持，共产党没有真正参与。 [37]
1922年夏天返回莫斯科后，马林于7月11日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一份十分悲观的工作报告，中国工人运动受到行会、秘密社团和“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农民的抑制。马林对共产党人的作用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幼稚无知，但对国民党充满热情。他认为这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相对民主和革命的”四个社会团体的集合：知识分子、海外华人、南方的士兵和工人。两党合作唯一解决的方法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带着这个任务，8月12日马林抵达上海。
自从1922年6月被陈炯明(得到以陈公博 [38] 为首的广东共产党的支持！）驱逐以来，孙中山在上海莫里哀路避难已经好几天了。直隶军阀吴佩孚在内战中获得胜利，似乎将要统一中国。很快，中国共产党将实现这一切，虽然此时它甚至没有真正诞生。1922年7月16到23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除了有保留地支持国民党，没有决定什么东西，共产党可以考虑“党外联合”，但保留各自的主权。
数天前，不满意的马林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同意接受共产党员进入他的政党，以换取苏俄的经济援助。马林提出1922年8月28日到30日在杭州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尽管张国焘反对，但马林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推行“党内联合”，就是说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从9月4日开始，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和蔡和森宣布他们已经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政党的成员。
此时，毛泽东没有效仿他们，他一直和劳动秘书处一样对国民党持敌对态度，直到1923年3月到6月间才加入国民党。他参加了杭州的全会，根据哈罗德·艾萨克斯的回忆，毛泽东让马林印象深刻 [39] ，因为马林没有说服他。无论如何，他巧妙地避免了直接面对共产国际的代表，而是实行了马林给陈独秀的指示。1921年11月，陈独秀给各级共产主义组织传递了下列指示 [40] ：招募和训练武装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培训工人组织，和已经建立的工会建立真正的 [41] 联系，重点建立铁路职工的工会。
毛泽东将他的自修大学变成一个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初步建立了一批工人夜校。他亲自招收学员，两次前往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支部。1922年2月，他出席了安源矿工支部的第一次会议。1922年5月，湖南有30名共产党员，包括当时属于江西的萍乡安源煤矿。毛泽东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协助他的有自新民学会以来就交好的何叔衡与易礼容，还有安源煤矿的负责人李立三 [42] 和铁路工人负责人郭亮 [43] 。杨开慧负责党的联络工作。当时在全中国范围内，共产党员只有195人，其中人数较多的上海50人，广东32人，北京20人，武汉20人，这样湖南就排在了第三位。而且毛泽东在组织工人阶级 [44] 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仅是湖南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负责人 [45] ，从1921年8月初开始也是湖南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第一负责人。
作为忠实的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努力寻求进入工人的世界。于是，他多次脱下书生的长袍，穿上粗布外衣和草鞋融入人民群众。他常去小酒馆，在那里，工人、工匠、学徒和苦力坐在凳子上一边吃着煎饼，一边谴责工头奢侈的生活和嚣张的气焰。1921年9月至1923年4月，他甚至多次乘坐从株洲到萍乡运送安源煤矿无烟煤的火车去安源。1921年12月，他下到矿井底部，就像一个优秀的记者，记录数据，进行现场调查，补充在图书馆里得到的知识。 [46]
毛泽东从黄爱和庞人铨 [47] 身上意识到自己在工人中所扮演的角色。黄爱和庞人铨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1920年11月，他们建立了湖南劳工会，有3 000到7 000名会员。1921年11月21日，在它的第一个周年之际，毛泽东应黄爱的邀请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发表在这个组织的周报《劳工周刊》上。 [48] 他说，这种组织自五四运动以来非常时髦，“劳工神圣”，劳工会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现在要开始写第二页，因为“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嫁接到一个佛教用词“觉醒”上，而这印证了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的重视！他补充说要依照西方工会的模式，有一个权力重大的执行委员会，摆脱旧的行会制度，并拒绝权力的分散。最后他强调，要由工人自己组织和资助工会，打破将业主、熟练工和学徒混杂在一起的行会传统。
毛泽东为劳工会提供了重要的共产主义理论作为支持。1921年2月，它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劳资纠纷，这将是毛泽东在工人世界中的第一次斗争体验。 [49] 湖南大部分是农村地区，被一条南北交通线贯穿，交通线上的城市是活跃的商业中心和手工业中心。国家的开放以及铁路的到来促进了铅矿、锑矿和无烟煤矿的发展。1908年汉冶萍公司在江西—湖南—湖北地区拥有汉阳铁厂(武汉）、长江边的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安源煤矿）。安源煤矿位于江西省萍乡市附近，挖煤炭80万吨，有12 000名矿工，其中1 500名铁路工人负责运输。全省共有10万名工人，其中5万名矿工，大部分使用古老的采矿技术——大多数人都做苦力。1927年春季，湖南省总工会有约35万工人，但这些人不属于现代意义的无产阶级。因此，在1923年7月1日的文章《省宪下之湖南》中，毛泽东记录在现代工业中只有30 000名工人，其中包括11 000名萍乡矿工。 [50]
这些工人包括长沙第一纱厂的工人，第一纱厂1913年建立，后破产，1920年年初得到督军谭延闿亲信朱姓人家的投资，成为华实公司。11月在新督军赵恒惕的支持下重组，引入了一个江苏的经理，后者免费获得十二分之一的股份。次年春天，纱厂开始生产。1921年3月18日，新的老板带着自己的干部和工头到达，这些人全是江苏人。
此时湖南自治运动引起很大轰动，正处于高涨时期。从1920年11月开始，劳工会在《大公报》上掀起了一场关于工人自治的运动(“工厂属于工人，是未来的主人”）。劳工会用请愿书和街头示威将自治变成一场有效的骚动，要求纱厂雇佣3 000名湖南工人，其中包括妇女，每月工资16元。1921年4月下旬，2 000名愤怒的工人抓住了老板，拖到省政府前面。军队驱散了示威者，逮捕了黄爱，让一个劳工会的会员加入公司董事会。1921年5月1日，劳工会举行游行争取工人的权利。毛泽东和黄庞二人取得联系，邀请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秋天，长沙的文化界都在谈论“马”(马克思主义）和“安”(无政府主义）的结合。毛泽东在劳工会的刊物上发表宣言解释这种合作，但很快这种结合受到考验。1921年12月31日，酝酿了几个月的罢工在第一纱厂爆发，抗议老板不支付相当于一个月薪金的农历新年奖金。1922年1月13日，机器被砸。赵恒惕派来军队镇压，造成3名工人死亡和30人被枪托殴打而受伤被捕。然而，1月16日，赵恒惕提供了一个妥协的协议，似乎被罢工者接受。同时赵恒惕逮捕了“无政府主义者和麻烦制造者”黄爱和庞人铨，17日早上将二人斩首，劳工会被查封。
忧虑的毛泽东直到1922年11月才开始组织自己的湖南劳动组织联合会。在1922年5月1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一份声明中，毛泽东隐晦地提到最近发生的悲剧，说希望人人讨论的独立湖南不背弃工人。 [51] 他补充说，没有工人，就没有资本家来窃取他们的劳动成果，只有共产主义能结束这种情况。在此期间，我们必须争取改善工人的命运，包括确保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俄国资本家和贵族的命运是一个警告，这些都可能发生在中国，因为“殷鉴不远” [52] ——这句话引自《诗经》。1922年7月，毛泽东和邓中夏等6人签署了一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请愿书，要求北京政府设立一项关于劳动的法律，包括结社自由、享有罢工的权利和妇女在生产前后6周享受带薪假期。 [53]
1922年，毛泽东在10次罢工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或者设计战略，或者亲自参加，至少两次运动是他亲自参加的。这10次罢工鼓动了22 250人参加，共损失工作时间294 550小时。1923年7月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月刊《前锋》上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湖南的介绍，其中包括对这些罢工的分析。这份短命的周刊是由马林领导创办的。罢工波及5个传统行业(剃头师傅、公共作家、裁缝、木匠和石匠、丝织工人），传统和现代的矿工(安源煤矿和水口山铅矿），只有一个现代行业铁路——株洲—萍乡矿业线和长沙—汉口线的技术工人参加了罢工。3次罢工获得完全胜利，6次获得部分胜利，1次完全失败。这些罢工都要求增加工资。只有铁路工人罢工增加了政治要求，即驱逐军阀张敬尧。1922年9月8日、10日和12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为长沙—汉口铁路工人罢工撰写宣言。1923年2月20日和23日谴责2月7日吴佩孚杀害工会成员。1922年10月6日、13日和25日，他为木匠和泥瓦匠呐喊。1922年12月14日，声援印刷工人。1922年12月15日、16日和17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3篇文章介绍12月11日至13日他作为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和当地官员以及省长赵恒惕进行谈判的内容。
仔细研究这些毛泽东参与的罢工过程，可以发现他的行为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第一，在许多冲突中，尤其是那些发生在现代或半现代工业领域的冲突中，毛泽东设定战略重点，委派代表，例如铁路工人和萍乡安源矿工的斗争。1921年9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这些煤矿，待了一个星期。他在湖南劳工会负责人的陪同下，走访了两省之间的边界，这是传统的土匪出没的地方。1 500名铁路工人属于年轻的无产阶级，12 000名矿工中绝大多数人还用篮子往外掏煤。只有1辆矿车和300个焦炉。焦炭是为汉阳铸铁厂(武汉）生产的，但大部分要送到日本再加工。矿工是附近的农民，大部分是文盲，年轻的单身汉。在这个世界中几乎没有妇女。他们用工资赌博、抽大烟以及和附近村庄来的人打架。有400个包工头负责招募和管理矿工，从矿工的工资中提成。矿工们都被哥老会吸引。哥老会是三合会的一种变身，所有工长和工头都参加。
各种资料显示矿工显然不信任打扮成工人在贫民窟停留数天来接触他们的大学生。12月，当地铁路工人给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毛泽东写信，请他派一位教员。这些来自长沙的铁路工人比野蛮的农民同胞更能接受现代社会。于是在弟弟毛泽民的陪同下，12月，毛泽东从煤矿返回。他走后，李立三留在那里。李立三开办了一所学校。1922年3月，在萍乡副乡长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工人俱乐部。这位副乡长很高兴看到自己管辖土地上的文明有了进步。那一年农历新年从1922年1月28日开始。2月初，毛泽东第三次秘密来到安源，参加中国共产党支部成立会议，支部书记是李立三。1922年5月10日到19日，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他带来了第二位老师蒋先云，一个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吸收的年轻共产党员。之后还有两三个其他学生来帮助李立三，包括毛泽东的两个弟弟。工人俱乐部庆祝5月1日的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竖起一面“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旗帜。毛泽东听取年轻支部的报告，并警告说，现在共产党的活动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共产党人必须非常小心，团结工人面对镇压的威胁。工人俱乐部越来越壮大，1922年夏天，工人俱乐部与矿业公司的领导人关系有些紧张。1922年8月下旬，张国焘和秘书处从上海派了一名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学生刘少奇来帮助李立三。
1922年9月初，毛泽东第五次到安源。为了进行一次不可避免的罢工，必须巩固在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会。毛泽东和当地的负责人一起分析当时的情况。毛泽东建议采取“哀兵必胜”的策略，让矿工和铁路职工们意识到自己悲惨的命运，寻求公众舆论的支持，通过离间矿山和铁路的负责人，孤立雇主而削弱其权威。9月10日，粤汉铁路(实际上是株洲—汉口）罢工被军队镇压。毛泽东以铁路工人工会的名义发表了许多文章，谴责镇压举动，但仍然非常谨慎，没有提到组织工人团结。 [54] 9月12日，刘少奇主持了矿工和当地铁路工人的联合会议，9月13日与李立三一起领导了罢工，从矿井开始，并一直持续了近20天。
罢工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结束了工头制度，取得了更高的工资。工人俱乐部由工人管理。俱乐部确实遵守纪律：罢工开始时有暴力事件，工人们破坏劳动工具，这在任何新兴工人运动中都能看到，剪断发电机的电线，将矿车推到坑里。不过，工会领袖很快说服矿工保持最低的电量抽水，通风，并给周边社区提供电力。因此，出现了一定的罢工艺术。 [55]
1922年的秋天，毛泽东第六次返回安源。他主持了一次工会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整个中国的劳工运动发展的报告。在此次会议之前，作为积极的列宁主义活动家，他召集了工会中的共产主义者和支部，推动招收新成员的行动。1923年，共产党有13个支部、300个党员，受一个党委会的调配。有26个社会主义青年团、500名成员。三分之一的矿工参加了工会，其中10 000人经常参加俱乐部，发展了消费合作社。在这个江西山区偏僻的角落里，人们纪念列宁的诞辰，哀悼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死亡。1922年11月7日，庆祝布尔什维克攻占彼得格勒的冬宫。有传闻说，萍乡市安源是“小莫斯科”。确实，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工会要求改善劳动纪律，提高生产质量和数量，同时要求工作的现代化——这一点得到了干部的欢迎，却让年轻的共产党矿工气得咬牙。
毛泽东想必批准了这种倾向。1923年4月，他第七次访问安源。1923年2月7日，吴佩孚血腥镇压了粤汉铁路劳工罢工。运动的一周以前，毛泽东在长沙集合了安源的共产党领导者，要求他们格外小心，避免罢工，同时加强俱乐部的文化和经济活动，巩固工会的基础。毛泽东化用唐朝诗人韩愈的一首诗中的话来说明他的观点：“弯弓待发”。刘少奇的谨慎符合这种清晰的实力分析。1923年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没有波及安源，江西的军阀认为军事行动太困难，赵恒惕不是不愿意采取镇压工人的行动，但他不能在湖南之外采取行动。因此，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成了少数工作总结做得较好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这无疑有助于毛泽东快速的升迁。 [56]
这次罢工的影响也相当大。当距离衡阳南部50公里、昌宁附近的水口山铅矿和锌矿工人从一个技工(他家里有一个亲戚是安源的矿工）处得知罢工的消息时，他们凑份子送毛泽东去安源了解情况。毛泽东和李立三、刘少奇进行会谈后返回。蒋先云陪同他一起去。蒋先云是毛泽东派到安源的一个共产主义教员。在四个工会会员的帮助下，蒋先云帮助水口山的矿工建立了一个工人俱乐部，并起草请愿书。1922年11月初，水口山铅锌矿罢工爆发，赵恒惕派了一个团的炮兵来恢复秩序。但是，这个团的军官采取中立的态度，也许去年《大公报》上关于外国人对管理不善、工作条件不完善的矿山虎视眈眈的新闻有一定作用。毛泽东参加了这个活动，12月下旬罢工胜利后，派他的弟弟毛泽覃去由俱乐部开办、矿山办公室资助的学校任教。
在另一个现代经济领域的一次劳资纠纷中，毛泽东也发挥了他的影响力。这是京粤铁路长沙—汉口支线铁路工人和新河(长沙）、岳州(中途）、徐家棚(汉口）三个有修理车间的火车站举行的罢工。1921年10月，他们举行了5天反对残酷英国工头的罢工，取得胜利。此时列强正准备召开华盛顿会议，该会议从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超级大国妥善解决亚太地区的竞争，而不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不过日本从山东撤出。1921年12月，毛泽东和其他组织者一起准备长沙大游行反对这次华盛顿会议，有近10 000人参加。但共产党没有起作用，第一次罢工的成功是由于铁路工人对正在四川打仗的吴佩孚的后方造成威胁。冬天的时候，毛泽东和新河仓库的工人取得联系，按照安源的模式办了一所夜校。他在矿工中遇到的困难更大：铁路工人对这个打扮成工人的书生有戒心，而且大部分人讲毛泽东不会说的粤语。工人俱乐部勉强维持，于是毛泽东和湖北共产党员取得联系。他们也正努力在徐家棚火车站建一所夜校和一个工人俱乐部，对他们来说困难更大：铁路工人来自广东和天津两个不同的地区。天津人集中在一个工人研究所，由一个监督员和一个与黑社会、哥老会有联系的翻译员组织。
不过，毛泽东派到岳州仓库的第一师范毕业生郭亮胜利完成了任务：1922年8月，他建立了一个铁路工人俱乐部，自己任秘书，并宣布放弃由“工贼”组织的各种形式的非法买卖。9月6日，毛泽东在赵恒惕的秘密帮助下建立了由三个俱乐部组成的联盟。事实上，赵恒惕和吴佩孚关系交恶。吴佩孚控制着湖北，势力范围一直到湖南边界的岳州，而且开始往南发展，威胁到赵恒惕。在军阀战争中，对铁路的控制至关重要：公路状况很糟糕，铁路是运送军队和军火唯一可以信赖的方式。于是，毛泽东判断形势对加薪的要求有利。9月9日，一场罢工突然爆发，在岳州和汉口225公里铁路线上开展起来。
工人在长沙和赵恒惕的代表进行接触，他们重新提及“湖南们罗主义”的话题，一年以前，毛泽东还很看重这个主义。赵恒惕保证只要铁路工人不阻碍运输军队，就付工资。罢工非常有纪律性，组织了一些巡逻队防止蓄意破坏的行为，还有一些小组负责维护火车的运行秩序。但是9月10日，工人研究所的“知识分子们”在一个团的北方士兵的护送下组成了一支小队前往岳州。途中，郭亮带着1 000多名参加罢工的妇女儿童堵住了去路。军队开了枪，人群四散，一些人掉进附近的洞庭湖淹死。造成1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几十人被捕。毛泽东谴责这是“少数天津籍工人”的行为，因为他们和工人们要求撤职的两个“工贼”有联系，同意“像狗那样被利用，还怂恿军队支持”。
9月11日，罢工者占领了铁路：新的镇压造成6人死亡，200名示威者被捕。长沙民众情绪激烈，赵恒惕却听之任之。9月22日，中国所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代表在汉口集合，威胁如果不制裁枪击者，29日就发动总罢工。此时吴佩孚在北方任命了6个共产党员为铁路督察，在对手地盘上举行罢工。28日，吴佩孚放弃。11月1日，罢工取得总胜利，在新河车站举行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本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
第二，即使是在长沙的各种劳资纠纷中，毛泽东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尤其是涉及非工业工人时。在这些罢工中，他作为发言人或工人谈判代表直接参与，随着斗争的继续，他变成与当局进行沟通的中间人。当社会出现矛盾时，知识分子经常起这样的作用。
这是长沙泥瓦匠、木匠罢工的情况。1922年6月1日，泥瓦匠、木匠同行会在鲁班庙内提出增加4 000名熟练工和学徒的工资。自1919年以来，尽管生活成本急剧上升，但军阀张敬尧规定工资不变动。当地名流不同意这次罢工，他们还得到了官署的支持。谈判在鲁班庙开始，手工业行会成员选择了鲁班庙的两个负责人去和相关的人员交涉。工人们出了3 000元，宴请256个名流，但是徒劳。一个叫任树德的木匠1921年秋天在船山书院的露天工场认识了毛泽东。8月初，任树德在鲁班庙召集了800人，赶走了浪费他们钱财的鲁班庙负责人，再也不相信“资本家”——毛泽东上的课有了效果。第二天任树德集合了最亲近的12人，跟他们讨论这位“有思想”的毛先生。9月5日，他们组成一个长沙土木工会，拒绝任何老板的加入，毛泽东编写了章程。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由工会组成的10人小组张贴海报，派发宣传单，有一些用箭射进了军营，还和警察发生冲突。一组年轻的同业会员闯进一个富人家里，坐在他的桌子上吃饭。《大公报》发表了一些支持罢工者的文章，这些都出于龙建功的笔下，他曾和毛泽东一起参加湖南自治运动，是毛泽东的朋友。报纸转向挑衅赵恒惕，谴责他和想要攻打湖南的“北方人”有联系，反对“不准工资上涨”令，维护营业自由，丝毫不掩饰对谭延闿的同情。1922年8月，谭延闿逃到上海，在那里与孙中山取得了联系。
9月底，同一批名流们宴请同行会，同意熟练工增加工资6%，即每天工资26.7分，其他人21.6分。受到第一次退让的鼓励，毛泽东让工会从10月6日开始罢工，要达到每天工资熟练工34分、非熟练工26分的目的。他写了一张奇怪的海报，上面没有罢工的字眼，但是声明工人和老板一样都有不工作的权利，这是他们的自由。有组织有条理的罢工马上蔓延开来。工会害怕运动变质，10月19日，示威人群向当局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毛泽东重演了湖南自治时的剧情。
17日，官署任命了一个由名流组成的委员会，宣布每天统一增加到工资30分，希望能分裂罢工者。10月21日，在教育协会院子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罢工者宣布10月23日由16名代表递交请愿书。官署禁止这次游行，指责16名代表为“麻烦制造者”，几个月前杀害黄爱和庞人铨的时候也用了这样的字眼。22日午夜，毛泽东在罢工委员会上讲话，他谴责这种恐吓，坚持继续罢工。
23日上午8时，2 000多名抗议者冒雨开始行动。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装扮成穿着对襟 [57] 的工人。他们走到衙门，发现门前挡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两块布告板：“所有人工资固定为30分”和“宣布戒严”。16名代表和官员谈判，没有结果。示威者占领了衙门的院子。夜幕降临的时候，支援的代表团大批到达：他们带来喝的东西、吃的东西和抵御寒冷的衣物。凌晨3点，代表们呼吁示威者回家，并宣布代表们将在当天下午3点面见赵恒惕。在上午晚些时候举行的会议上，毛泽东坚持湖南宪法对营业自由的保证，他将此解释为承认罢工权。
正如预期的那样，湖南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会见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6名代表，他打扮成一个木匠，衣服有些下滑。很快他质疑吴厅长：如果冻结工资，为什么不冻结价格？工人们罢工难道不是省级宪法承认的权利吗？这种说法让吴厅长感到惊讶，他问毛泽东是谁。毛笑着回答道，亚当·斯密，并赞扬斯密的经济思想。有人报告吴厅长说，1 000名罢工者聚集在教育协会的院子里，正准备抗议，但他只有一个团的力量。于是，晚上8点吴厅长做出让步，宣布赵恒惕下令冻结工资是违法的。
毛泽东立刻写了一份宣言，介绍给周围热情的示威者。10月26日，20 000人上街游行，陪16名代表到总督府签署每天增长到34分工资的协议。吴尝试在协议中加一句话，即让同行工会有权仲裁。示威者显得有些急躁，于是吴签署了协议。建筑工人有了近30%的工资增长，他们的工会得到承认。示威者高呼：“劳动万岁！世界工人团结起来！”“营业自由万岁！”同行会的头头要任树德向他们解释，找了27个打手抓他。数百名工会会员陪着任树德，当他大声谴责同行会的“封建”态度的时候，这些工会会员堵住了扣留他的鲁班庙的门。同行会已不复存在，2 000名建筑工人加入了工会。
此外，1922年秋季，传统劳动领域的争议越来越多。在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都会介入，谴责行会扼杀宪法认可的自由。年轻的建筑工会的领导会帮助其他工人组成新的组织，扩大合作的领域。例如，10月份500名剃头师傅举行了20天罢工，争取行会禁止的开店的权利。人力车夫冲击了想要强制涨租车费的车行。还有裁缝、织工和东莞的陶艺工人、鞋匠和笔业工人。罢工者将营业自由作为攻击行会的主要口号。毛泽东引导的是五四运动的极端自由主义的力量，罢工者们好像被遥远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席卷了，虽然在沿海大城市这种浪潮已经结束了短暂的“黄金时代”，失去了力量。
毛泽东以笔替罢工工人说话。相对于赵恒惕控制的《湖南日报》，《大公报》是自由主义的发言者，为毛泽东开辟了专栏。不过在罢工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300名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在11月25日和12月10日之间举行了罢工，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天8个小时，并获得了更高的工资。13日，《大公报》的主编因为罢工影响他的报社感到不快，攻击回来工作的罢工者，指控他们被意识形态分子操控扰乱公共秩序，并认为职业病和肺结核是因为他们不讲卫生。14日，毛泽东以罢工者的名义感谢这些“穿长袍的君子”的关怀，认为如果他们仍想得到工人的尊重，那么这样的态度是不合适的。
毛泽东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冲突中获得了勇气，这一点可以从几天后毛泽东与赵恒惕令人惊讶的对话中得到证实。《大公报》12月15日、16日和17日的专栏刊登了他们的对话。 [58]
在毛泽东主持的新河火车站会议上，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实际上是株洲—汉口），湖南所有与劳动组合书记部有联系的工会都派出代表团参加。株洲—萍乡铁路工会建议趁此机会建立一个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11月5日，联合会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在他身边的人中有郭亮和任树德。联合会很快就聚集了15个工会近40 000名成员，其中主要是办工人俱乐部的教师和大学生，有少数工人。联合会在鲁班庙对面的宝南路8号办公，加紧介入工厂的运动，越来越多的工人们倒向它。此时，只有40 000名士兵的赵恒惕军事形势不妙：吴佩孚的北方军队控制了湖南的北门——岳州，对湖南施加压力，南方的情况非常混乱。赵恒惕不允许长沙的社会冲突蔓延。他采取了镇压的解决方案：他的警察摘下了人力车工会会牌，类似的威胁笼罩着与传统的行会起冲突的其他工会。工会会员被称作“极端分子”。
因此，毛泽东与湖南的党组织利用现状先发制人。1922年12月11日，毛泽东作为工团联合会的总干事和20余位工会代表一起会见了长沙知事周瀛干。第二天，代表团会见了刚刚介入建筑工人冲突的吴厅长，目的是在赵恒惕颁布的宪法框架内找到一个方案，解决持续不断的冲突。 [59] 这两次筹备会议促成了决定性的会面——当面会见督军。这件事发生在12月13日，从中午开始持续一个半小时。赵恒惕声称保护劳动者，不想镇压他们。虽然他听说了“总罢工”，但认为这是“没有基础的传言”，没有采取“任何恐吓措施”。黄爱和庞人铨事件不能被视为“反劳工的镇压”，因为这两个人“向土匪私买武器，打算在造币厂罢工，将士兵的军饷熔掉”。
毛泽东马上反驳：“您说的黄庞二人私自购买枪支的事情完全是假的。他们俩被杀是因为他们站在工人和工会一边，罢工虽然造成了损失，但没有停下他们必要的工作。”
然后毛泽东用了上一次和吴厅长交涉时同样的论据：省宪法第12条保障结社和集会自由的权利。吴厅长说他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当局需要进行干预以维持秩序 [60] 。毛泽东回答说，“除非有人的行为违反法律”，否则不能有任何政府干预。他举了英国和法国的例子，“那里的共产主义政党是合法的，有自己的国会议员”。毛泽东甚至代表工人发言，“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
赵总督和吴厅长说了几句关于社会主义的话，他们认为这种进步学说适应遥远的未来。吴厅长强调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合作，而总督认为工业化是必要的，涉及“一些牺牲”。这引起了毛泽东新的评论：“但愿政府带领资本家和店主做出让步，那么工人不会再跟他们起冲突！”
工人和政府达成协议，建立一个仲裁办公室，调停“类似广东省的那种”资本和劳动纠纷。至于正在进行的各种冲突，如关于人力车夫工会的事情，毛泽东说这违反了宪法，尴尬的警察局局长说他并没有被告知，承诺解决这次误会。至于剃头师傅的罢工，长沙知事主动承认行会的老做法违反了宪法，它必须停止。对于其他正在进行的冲突，也以同样的精神探讨。赵恒惕说想到几个月前他下令处死了黄爱和庞人铨，觉得这次会面相当令人惊讶，他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
毛泽东的成功是脆弱的，是局势造成的。当然，他揭示了民众力量的潜力，但因为他们处于城市中，很容易面临被镇压的风险。匆忙建立的新工会往往是以老乡关系、会道门或秘密社团的传统网络为基础的。因此，1923年2月7日吴佩孚进行血腥镇压后，共产党组织的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失败。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湖南大多数工会被禁止或解散，而赵恒惕试图在严格的行会基础上重建湖南工人组织，虽然1922年1月他处决了这个组织的首领。
军国主义势力的反扑被“六一惨案”证实，一场新的危机在长沙发生。商会、工会和学生会发起抵制日货运动，要求收回日本在华盛顿会议后应该归还的亚瑟港(旅顺）和大连。1923年4月5日发起的运动在5月份扩大发展起来，以纪念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旨在成为中国保护国的“二十一条”这一耻辱。在长沙港口，一个学生想检查货物，遭到日本水兵的殴打。6月1日，日本水兵打死两名示威者。
第二天，20 000人举行游行，导致赵恒惕宣布戒严(6月5日），同时发出逮捕多名运动领导人的命令，毛泽东包括在内。事实上，从4月初开始，毛泽东已经被悬赏通缉，在长沙街头的布告上他被描述为“极端派” [61] 。4月中旬，为了不遭受黄爱和庞人铨的命运，他秘密从长沙来到上海。1923年1月，陈独秀调他到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李维汉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永久干部，并领取薪水，他的命运是全国性的，何况现在他已经失去了作为教师和报纸记者的工作。知名“造反者”的阶段已经过去，孔子在《论语》中说，三十岁的时候，君子经过学习最终选择了他的道路(三十而立)。 [62]
毛泽东回上海这个决定在局势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毛泽东恢复接触在上海的党中央时，曾有一段时间他持怀疑态度，主要原因是共产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1923年6月，只有420名成员，其中包括37名妇女和164名工人。
产生这方面的疑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1923年2月7日吴佩孚血腥镇压工人工会后，工人们缺乏强烈的反应。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达到那个高度，能完成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赋予它的使命。 [63] 第二个是苏联最近数月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提供明确的支持。1923年1月26日，年轻的苏维埃外交官阿道夫·越飞和孙中山签署了一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声明。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在广州被驱逐 [64] ，逃到上海。当时，苏联本身不受西方国家认可，这份声明事实上确保了苏联对孙中山政府的支持。孙中山没钱支付桂系部队的军饷，一旦桂系军阀允许他返回广州(1923年2月21日），苏联准备给孙中山400万金卢布。很显然，当共产党要求加入国民党时，他得接纳。
毛泽东此时回来得正是时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他的辩论和组织才能。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的报告中只有湖南的成绩让他满意。毛泽东曾经支持张国焘、蔡和森的“关门主义”路线，但是1923年2月7日的悲剧和工人运动的无力抵抗动摇了他的想法。现在，他对自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支撑他政治活动的两个关键产生了疑问：一个是联邦制民主中国的建立，一个是工人阶级在革命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各种资料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在马林推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前锋》第1期上发表文章《省宪法下的湖南》，分析了湖南的政治形势，公开清晰地指出由于湖南的地缘政治局势，不可能出现一个自主的湖南(1923年7月1日)。7月11日，毛泽东在共产党周刊《向导》第31至第32期上的文章中大胆提出：“我们一贯反对腐败的军阀和政客炮制的宪法”——对民主失望后，幻想又一次破灭。
与此同时，1923年6月，毛泽东放弃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起主导作用这一信条。托尼·塞奇在斯内夫利特(马林）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本体论的疑问。 [65] 为了给共产国际(1923年7月1日）准备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马林让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一项调查，了解1923年2月7日后革命力量的状况。因此，项英 [66] 写了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包括湖南在内的京汉铁路穿越地区的情况。6月初，项英在广东向湖南省的负责人毛泽东了解情况。后者描述的整体情况非常灰暗：大学只有单纯的爱国者，尽管他们对新的教育形式感兴趣。农民对公共生活或政治问题不感兴趣。至于工人，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生活条件的改善，对政治不太重视。另外，毛泽东说：“根据中国国情，父权社会旧的传统仍然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发展一个现代政党，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民族主义者。国民党军事活动结束后，这个政党只剩下一个名字。如果军事联盟依赖一个军阀来统一中国，那么他能够成功。如果没有军阀之间的协议，他们则只是地方势力。结果取决于各军阀的行为，而不是民族主义者或阶级组织的行动。帮助中国运动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苏联提供外交和军事上的帮助：应在西北建立一支军事力量。”
赵恒惕的宪法带来的是1922年5月被操纵的选举，毛泽东举了这个例子，然后说“人们对最近成立的政府的民主形式感到失望”
[67]
，“三百万工人中只有三万人在现代形式的工厂中工作”
，“商会只召集大的贸易商，支持抵制日货，因为日货和中国产品竞争。教育协会只为了得到教育项目的经费而斗争”。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期间马林应该见过毛泽东。他逐字逐句地确认过毛泽东的话：“毛泽东曾经告诉我说，工人们主要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日常问题，而不是政治……我并不像他那么悲观。他认为只有世界革命的胜利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才能成功。……毛泽东同志说，湖南有30万人口，只有3万至4万现代工人。他花很多时间试图组织工人。他是如此悲观，他认为，中国唯一的救赎是苏联的干预。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成功，即使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安全的。世界革命胜利后，中国革命才会胜利。” [68]
基于这一点，马林认为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湖南省代表将投票反对陈独秀的观点。既然这是没有前途的，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他们反对的基础和张国焘、蔡和森不同。张蔡二人反对加入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不可能进行重组，而且这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很危险。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学生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失败感到失望，对陷入行会主义圈套、缺乏政治愿望的工人阶级感到失望，对军阀背后父权社会的力量印象深刻。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撬棍，恢复受阻的革命进程。尽管有所保留，但他认为改组的国民党有可能在苏联的支持下，引导爱国主义的潜力，成为这个撬棍。
因此最后他和马林、陈独秀的立场一致，虽然湖南和湖北代表因其权责促使他们投票反对陈独秀的提案。陈独秀的提案得到了瞿秋白和李大钊的支持。这个提案赞同杭州全会的提议：共产主义战士必须加入国民党，“只有国民党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党”，因为“工人运动”的弱点不允许它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然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据马林(而不是张国焘）回忆，经过激烈的辩论，这个提案被接受，21票赞成，16票反对。 [69]
40名代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体现了新的力量关系：陈独秀40票，蔡和森、李大钊各37票，毛泽东34票，张国焘只有6票，没有连任。毛泽东自然成为政治局 [70] 5位成员之一。由陈独秀领导，还有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任秘书。我们很快发现他和各种政治尝试联系在一起，这体现了他的新地位。
因此，在6月25日致孙中山的信上，他是签名人之一。这封信是马林的提议，建议孙中山利用曹锟在北京的军事政变造成的政治真空(6月23日)。 [71] 毛泽东也是大会决议的起草者 [72] ，号召“小农、佃农和农业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当地豪强”。这样模糊的口号证明此时他并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在党的报刊上写了一些文章。例如7月11日《向导》上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他很高兴地看到上海商会一改往日的冷漠，关心政治，声讨曹锟等直系军阀。1923年8月29日，在《向导》第38期上，他强烈谴责指控北京政府在外国人面前的奴性：“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帐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73]
他还写了几篇反对他的克星赵恒惕的文章。9月16日回长沙后，他和杨开慧一起重新在漂亮的清水塘住下来，此时杨开慧怀上了他的第二个孩子。长沙因为打仗动荡不安，9月1日 [74] ，面对谭延闿的军队，赵恒惕撤离长沙。
正是在这种混乱的氛围下，毛泽东经历了政治上真正的升迁。1923年6月，他加入国民党，之后开始在国民党内迅速崛起。 [75] 他很快来到广州，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共中央6月至9月暂时设在广州，直到搬回上海。毛泽东有多么不喜欢上海 [76] ，就有多欣赏广东，虽然他不会说广东话。上海这个大都市有太多外国势力的存在。广州的外国人被限制在沙面岛，香港还隔着一段距离，广东海员大罢工胜利的回忆激起了他的爱国情操，而孙中山国民政府的宣言使这种情感复苏：中国在上海蒙羞，但在广州抬起了头。
毛泽东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参加了和国民党领导廖仲恺 [77] 的会谈，为国共合作奠定基础。 [78] 他结交一些国民党执政的领导，仔细研究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谭延闿位于花园街培正路的住所，他去了好几次，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和之前保护过自己、现在成为孙中山政府高官的人重新建立起直接联系。此时孙中山想要北伐统一中国，此举必然要经过湖南。国民党在湖南只有一个党员，名叫邱维震。因此毛泽东显得非常有用，因为他在长沙建立了大量的关系。国民党总部派元老覃振 [79] 去长沙时，毛泽东给他一封写给继任者李维汉的介绍信。因此国民党重组委员会中的共产党成员林伯渠 [80] 让毛泽东负责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 [81] 1923年9月16日，毛泽东以这样的名义回到长沙，化名毛石山 [82] ，进行秘密活动，中共中央要求他在长沙贯彻三大的决议。在吴佩孚的支持下，赵恒惕反击谭延闿获得胜利，11月重新占领长沙。毛泽东不得不结束这次长沙之行，这也表明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很高。
这种快速的政治崛起伴随着严重的个人生活危机。他与杨开慧的关系开始恶化。1923年6月毛泽东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杨开慧正处于孕期。自2月来，她怀上了第二个男孩——岸青(1923年11月出生)。9月份，毛泽东回到妻子身边，但这几个月的分离正逢赵恒惕和谭延闿的部队在长沙开战。杨开慧有很多痛苦的责备。毛泽东不得不在妻儿身边留一段时间，没有出席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不过他寄了一份关于湖南严峻情况的报告 [83] 。共产党命令他参加1924年1月底在广东举行的新国民党成立大会。1924年1月2日 [84] 当他出发的时候，杨开慧向他倾吐了积累数月的不满。我们可以在12月毛泽东的这首词中看出端倪：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环宇。
重比翼，和云翥。 [85]
1924年2月，毛泽东移居上海，6月初将杨开慧、岳母、两个孩子和一个保姆接来，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的甲秀里 [86] 。不过他经常不在家，因为1月份在广州的国民党大会让他的职业生涯有了飞速的发展，他必须面对自己新的职责。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由孙中山主持。苏联的顾问鲍罗廷 [87] 1923年10月6日到达广东，对国民党按照列宁主义的模式重组起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1923年11月10日至13日孙中山遭到陈炯明部队袭击时，鲍罗廷起了重要的作用。经过激烈的辩论，会议接受共产党加入重组的国民党。湖南代表毛泽东在会上非常活跃。 [88] 他的发言结束了毫无意义的讨论，拒绝了一项修订案——这个修订案否认几个月来通过痛苦的协商达成的协议，旨在设定国民党的目标是“组织一个全国政府”而不是一个“好政府”的提议也没有通过。毛泽东与李大钊一样反对“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提议。李大钊的发言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其他两点上，他必须站在胡汉民、戴季陶一边，将问题提交给下一次会议。第一点是国民党右派提议采用比例代表制以保护少数人权利，毛泽东认为这样做存在“破坏革命”的风险：“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第二点涉及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个研究部门，毛泽东提出反对，他认为在一个革命党内，难以区分研究和执行。
正如预期的那样，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党内占第39的位置。 [89] 1月31日，2月1日、6日和9日，他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办公室的四次会议，建议给当地国民党组织提供更多的资金，而不是在北京、上海、哈尔滨、汉口设四个臃肿的执行部。
2月中旬，他被调到上海执行部，在那里他负责组织、文档和书面报告。总部设在法租界内的环龙路44号，在这里组织了很多活动。这里有一些重要的国民党领导，如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叶楚伧，但也有国共两党的混合成员，如毛泽东本人、沈泽民、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等等——有些人把这个地方称为“国共群英会”。
很显然，毛泽东非常重视这项繁重的任务。作为国民党办公室和共产党的秘书，他并没有忘记由他经手的事件中的政治博弈。因此他借助自己的身份反对国民党中的两个右派——覃振及其朋友，不允许他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承担责任。罗章龙在回忆录中 [90] 描述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场景：有一天，一名男子突然来到环龙路的总部，胡汉民和汪精卫立即上前迎接。三人急切地讨论起来。这个人名叫谢持 [91] ，是国民党元老，他说自己有十余年的党龄，没有必要填写重新入党的表格，而国民党重组要求所有人都重新填写入党表格。毛泽东坚持原则，谢持拂袖而去。不过，毛泽东随后派了一名秘书带着表格去谢持家中。谢持被这种尊重所感动，就填写了表格。
毛泽东刚柔相济，想“净化”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右派，这是毛泽东在国民党中的路线。国民党右派为了获得上海第四区(闸北区）的领导权，雇用打手扰乱由国民党员兼共产党员邵力子主持的会议。为此毛泽东召集了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和国民党左派共产主义工会的负责人，组织了一支由强壮的工人组成的执勤队。
1924年5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毛泽东在国民党中保持这种态度与此次会议上提出的政治路线相一致：团结国民党左派，孤立右派。这条路线实际上促成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分化。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种意见。这份通告有“陈委员长”(陈独秀）和“毛秘书”的签名，由毛泽东执笔 [92] ，通告被暗中寄给中共干部，要求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毛泽东指出，“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他说：“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
“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 [93] ，”毛泽东继续写道，“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派政策，都不可以隐忍不加以纠正。”然后文章提出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国民党左右派政见不同，需要进行讨论，“今后凡非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以保持指挥各团体的实权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最后，通告要求“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它们是“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
由这两人签字的其他通告都采取了类似的方向，旨在将国民党改造成进行反帝斗争的政党。因此，9月10日的第17号通告谴责江苏和浙江的军阀为了争夺利润丰厚的鸦片贸易控制权在上海郊区交战。毛泽东认为是帝国主义在背后操纵的结果，而孙中山支持浙江的军阀。11月1日签署、11月6日修订的第21号通告讨论孙中山参加东北组织的和平会议的问题。
1924年10月23日，“基督元帅”冯玉祥转而反对吴佩孚，导致曹锟政府和直隶军阀溃不成军。鉴于这一政治真空的情况，孙中山没有咨询任何人，便放弃了他自己准备的北伐，并打电报给不同的军阀，请他们组织全国统一会议，他自己应邀北上。11月12日，他离开广州，17日到上海，24日到日本神户，12月4日到天津。孙中山同意向国民党重建以来一直与之斗争的军阀妥协，此举让他的朋友们不解，也引起了共产党人的第一次反对。但这种反对并没有持续多久，共产党人相信事实上国家统一将有益于反对帝国主义。总之，毛泽东和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近期前景都抱着悲观的态度。1923年6月，毛泽东就已经有这样的看法了。中国共产党非常弱小，1925年1月只有994名党员。国民党的基础更坚固，国民党如果能动员大众，就可以转化为反帝国主义的有效力量。
孙中山先生1924年1月做的决定正符合这个方向：他成立了一个农民部，它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部在广东建立了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将其委托给共产党员彭湃领导。1924年7月，第一批只有38名学生，但10月份开始的第二批共有225名学生。彭湃在广州和汕头之间的海丰和陆丰县组织农民联合会，以减租为口号，这种机构为广州政府在农村打下了基础。
廖仲恺对工会的支持也是如此。1924年7月15日，法国和英国的领事机构在广州沙面岛的外国租界采取安全措施，强迫进入的中国工人持有护照 [94] ，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引起一场总罢工。罢工得到了广州政府的支持，8月20日取得圆满成功。1924年10月10日至14日，广东商人建立了一支50 000人的自卫民团，对抗广州政府。孙中山指责商团受英帝国主义和军阀陈炯明的支持，在黄埔军校学生的帮助下镇压了叛乱。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蒋介石 [95] 任校长。苏联提供武器，并派出了100多名教官。
毛泽东不抱任何幻想，正如他的第17号通告中写的那样，他观察到国民党中存在反对共产党的力量，但是他看不到别的出路。他在国民党中积极表现不是因为他感觉到民族主义的限制，而是以人民力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可能导致社会的变化。只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动员大众，受益的恰恰是代表民族革命的国民党。毛泽东陷入了一个陷阱，无法逃脱，只能孤注一掷。此外，毛泽东曾是一个反叛的学生，现在他必须接受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双重纪律。从5月10日至15日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开始，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六七月间，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在党内存在的攻击越来越激烈。孙中山已经病入膏肓，大家试图采用放射治疗。他被邀请去苏联时，让蒋介石代替他，这对党内的争论产生了影响：谁将会是国父的继承者？
毛泽东左右为难，也许还有失望，就像在他一生中发生过的情况一样，他病倒了。12月毛泽东因疲劳过度向国民党请假，年底去了长沙。叶楚伧很高兴他离开，邀请上海国民党右派“庆祝喜事”。 [96] 1925年2月6日 [97] ，毛泽东回韶山疗养，缺席了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张国焘暗讽他为国民党的事务忙碌，李立三背弃了他，说毛泽东是“胡汉民的秘书”，但我们清楚地看到其实他和胡汉民并非如此。
从1925年2月到9月，毛泽东没有写过一行字。彼时正是1925年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是周期性地影响现代中国历史的运动浪潮之一。毛泽东没有出现在运动发生的地点。运动的缘起 [98] 是2月份以来上海日商纱厂日本工头和中国工人在经济罢工中的各种冲突。5月15日，一名共产党罢工工人被杀害。在他的葬礼上，大家谴责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各种民族主义团体反对上海公共租界通过各种法令强化它的权威，损害中国政府的利益。
群众谴责帝国主义警察使用暴力，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1925年5月30日，学生和工人在南京路示威游行，英国警察开枪镇压。商界、学校和工厂在环龙路国民党总部开会之后举行大罢工。罢工委员会很快就被共产党主导，特别是被毛泽东介绍到安源的李立三。6月23日，广州保护沙面租界的英法士兵向响应上海罢工的示威者开枪。作为回应，一场抵制外国货和罢工的运动让香港殖民地陷入瘫痪，50 000中国工人逃到广州，在那里接受有关当局的帮助。
夏天，上海的总罢工逐渐结束，收效甚微。香港的罢工持续到1926年10月。继五四运动后，五卅运动证明了由国民党引导和共产党推动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此外，中国共产党——11月拥有了10 000名党员——从5月份开始领导了一个100万成员的工人总工会。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癌症去世。1925年夏天，关于孙中山的继承斗争公开化，戴季陶提出没有社会革命的民族主义理论，11月各元老和国民党右派组成“西山会议派”，要求驱逐共产党人，将鲍罗廷送回莫斯科。
毛泽东去长沙附近的板仓看望岳母，然后带着50公斤的书籍回到韶山的农场。他从报纸上得到这些事件的消息，接待了不同的密使。由于过年是家庭团聚的时候，因此没有引起当局的怀疑。他的家人成年的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与妻子、两个儿子、两个兄弟和养妹庆祝农历新年。当时，毛泽民领导上海的共产主义刊物的发行。毛泽东还接待了四个毛氏堂兄弟，与邻居聊天，和田间耕作为春种做准备的佃农交谈。他有足够的钱过6个月悠闲的乡绅生活，这似乎是湘潭农民调查的开始阶段。
即使在偏远的农村，毛泽东无疑也感受到了五卅运动的冲击，对“洋鬼子”的罪恶感到愤怒。1925年6月中旬，在曾是父母卧室的阁楼房间里，他和32个村民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第一个农村支部。其中有族人毛福轩，他在安源当矿工时加入共产党，和钟志申在韶山组织了一个夜校，为农民协会建立了基础。 [99] 钟志申是一名小学教员，是首批党员中重要的人物。通过这个小型的人际网，毛泽东开始搜集农民情况的信息。我们可以从1960年他事后的回忆中了解这灰暗的6个月：“我流连在茶馆和赌馆里，跟人讨论，询问所有让我惊讶的事情。我经常询问村子里的小农户，他们没有饭吃，生活没有指望。我特别请一个农民玩牌，然后请他来我家吃饭。饭桌上的谈话中，他让我第一次了解乡下阶级斗争的残酷。他愿意和我说话，因为我把他当人看，给他饭吃。不过也可能是因为他想赌博时赢一些我的钱。最后我给了他一块还是两块银元，他很高兴。他有困难的时候都来见我，我给过他三块钱，不要他还。” [100]
6月中旬，毛泽东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从贺尔康的日记中可以得到证实，贺尔康是长沙自修大学学生，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其日记提道：“今日到韶山李氏祠开会。我到会时才八点钟……到下午七点钟闭会，共开会四次，讨论有三项：一、党务问题；二、反帝国主义问题；三、乡村的教育问题”。
8月1日的日记记录的是晚上8点到10点，毛泽东在附近村庄主持十几个人参加的国民党会议的情况。
[101]
7月10日，毛泽东在韶山建立了国民党第七区党部，由当地学者和少数教师组成，秘书恰恰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钟志申，他也是韶山第一批共产主义者。显然，对毛泽东而言，共产党集合了最坚定的活动家，而国民党则是以共产党为领导内核的“群众组织”，两个政治结构几乎合并。贺尔康7月12日的日记写道：“下午润芝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
。九点钟，国校
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虽(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
7月21日的日记写道：“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三时润之才回来，此时C
人也随时到了几个”。8月4日“下午到南岸润之处，是C·Y·的常会期”。“晚同润之到玉提凹小毛氏祠，民校开会，十二点钟时才返。”
毛泽东的活跃更好地解释了1925年6月在上海和广州的事件。当时正值反帝国主义的高潮，民族主义的口号比其他任何口号更能鼓动人。因此毛泽东和他的共产主义团队在韶山建立了二十几个“雪耻会”，成员包括教师、学生和农民。农民的出现使毛泽东推出了首个针对农村的行动。7月中旬，干旱导致粮食减产价格上涨，毛泽东得知一个名叫成胥生的韶山地主和团防局头头准备把粮食运到湘潭出售，获取巨大的利润，这让他想起自己的父亲1910年夏天做过同样的行为！在他的建议下，毛福轩和朋友带领数百农民，手持锄头，半夜拦住了运粮到银田镇的车队。几天后，他们强迫成胥生打开粮仓，低价卖粮(开仓平粜)。 [102]
显然，毛泽东的活动引起了乡绅的注意。特别是成胥生给军阀赵恒惕写了一封密报——后者刚刚恢复对湖南省的控制。8月28日，赵恒惕给湘潭团防局发了一封电报要逮捕毛泽东。一个在湘潭县工作的开明文人郭麓宾在县委看到这封密令，马上让人带口信到韶山。毛泽东不在家，在隔壁村参加会议。他的弟媳王淑兰 [103] 转告他这个消息。毛泽东一边吃开水泡饭，一边等弟媳叫来的轿子。毛泽东告诉轿夫如果有警察拦住，就说抬了一个郎中。一切都很顺利，团防局的局长拿了几块银元之后，事情便不了了之。
9月初，毛泽东给党中央做关于韶山农民情况的报告时，他已经在长沙了。7日左右，他离开湖南，这里是危险的地方。离开长沙之前，他创作了我放在本书开头的这首著名的词。他重新投入政治斗争，在6个月中，他深入中国内陆，确切地了解到一个新的情况：中国革命的命运取决于革命者调动农民巨大潜力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