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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出版的《阿Q正传》 [1] 中，鲁迅塑造了一个经历1911年革命的不知名的苦力形象，他不知道革命为何物就被新的当局斩首示众，甚至没有唱一句围观的人群想听的戏。确实，这场革命的顺序有些颠倒：以推翻王朝和宣布共和国成立为开端，以15年后的全民动员结束。事实上，要分析这场革命，需要超越这段时期，革命的过程还包括1919年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和1925年的五卅运动 [2] 。即使这样，也不能改变它的性质是流产的资产阶级革命，缺乏有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和全国民众的支持。
1919年至1921年，毛泽东开始注意到群众的力量，从最初仅限于参与政治讨论变成具体的军事活动。他的组织能力很快得到认同，同时他发现民主运动在军阀混战的中国是受到限制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汉驻军举行起义。1912年2月，皇帝溥仪退位，孙中山建立共和国，不久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反清的秘密社团和孙中山的同盟会 [3] 组织了一次起义，各省的显要和当地的军队首领接管了政府。1916年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失败死去后，军官们变成“督军”，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状态。
1918年春天，湖南的张敬尧战胜了当地的军事联盟。强盗出身的保定军校毕业生张敬尧变成北洋军将领，为曾短期担任民国总理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效命。1918年3月26日，张敬尧占领长沙。他的一个弟弟是参谋部成员之一，驻扎进入湖南第一师范。湖南遭受这个武夫的残暴统治达数月之久。长沙的教师和学生得知来自首都的《凡尔赛和约》的消息群情激动。此时新铁路的修建没有受影响，仍然在进行。
《凡尔赛和约》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人们得知1917年8月14日作为盟军参加战争的中国不但不能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拿回在青岛和山东省境内采矿和修铁路的权利，而且必须把这些让给日本时，大家指控皖系各个部长勾结卖国。1919年5月7日，新民学会的学生在长沙街道上散布传单呼吁“救中国，收复山东”。5月8日张敬尧召见了学校官员，下令他们打压学生的任何示威活动，而警察在火车站查封从北京来的报纸，并到邮政局办公室拦截从首都来的电报。
5月10日，学生联合会呼吁抵制日货，并设置了10人团负责检查商店。5月15日，湖南籍的北大学生、毛泽东在北京的朋友邓中夏从首都返回，加强动员并传播被查禁的消息。毛泽东的威信又增加了一些。5月28日，毛泽东为领导者之一的学生联合会协调几天前开始的罢课，组成讲演团向商会和新的工人协会进行宣传。学生联合会的代表组织湘潭高中的学生罢课。
镇压从6月10日开始。尽管有学生抵制，学校仍然举行了考试。请愿者被大棒驱赶。假期临近，学生不想浪费这一学年，而且打算假期回家。不过10月的时候，他们仍然会联合起来，百分之四十的组织依旧活跃。
为了在暑假期间保持动员并在9月初恢复行动，毛泽东成了一名记者，实现了他第一次来北京时的梦想。他和朋友以及张敬尧的反对者一起创办了《湘江评论》，第1期于1919年7月14日发行 [4] ，印数2 000份。第1期引起了足够的反响，为7月28日、7月21日和8月4日的三期筹集了足够的资金，每期发行5 000份，并在几个小时内售完。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功，大部分文章出自毛泽东本人。自此，他养成夜间工作的习惯，像大理石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工作数小时，早上则急匆匆赶去上班。
创刊宣言出自毛泽东之手，从中我们也能了解北京的经历后他的思想。宣言一开始断言人类的主要问题是吃饱饭的问题，人们的力量在于“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面对镇压和蒙昧主义，需要民主。接下来的详述中，毛泽东说“民主”这个词在汉语中有四种说法 [5] ——奇怪的是遗漏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使用的(不规范的）音译“德谟克拉西”。民主反对压迫者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承认强权者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要让他们清醒；第二种是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毛泽东倾向第一个解决方案。他说他希望为了一碗米饭、自由和平等进行不流血的革命，没有混乱或炸弹：“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向这一阶段自由的和平主义者毛泽东致敬！
第1期还包含了有关欧洲和美国的罢工，以及美国8个主要城市爆炸案的各种信息。它介绍了一个美国的改革派工会领袖塞缪尔·龚帕斯的讲话，谴责工业主的专制。占最大版面的是关于北京的时事，尤其是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逮捕的事件 [6] 。陈独秀在一本小册子中揭露政府与日本签订秘密条约，谴责“叛徒部长”将山东送给日本。毛泽东说陈独秀长期以来反对蒙昧主义，为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而斗争，不会遭受罗莎·卢森堡的命运。奇怪的是之后在一篇关于“俄过激党”的文章中，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没什么好感，然而，仅仅一年之后，毛泽东就加入其中：“阿富汗侵印度，俄过激党为之主谋，过激党到了南亚洲。高丽的‘呼声革命’正盛时，亦有〔过〕激党参与之说，则巳<已>到了东亚。过激党这么利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个甚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一光眼，过激党布备了全国，相惊而走，巳<已>没得走处了！”
然后是一系列简短而辛辣的文章，谴责《凡尔赛和约》，说威尔逊在“盗贼克里蒙梭、劳合·乔治和奥兰多之间非常孤立”。最后，我们读到一篇短文《女子革命军》，它将妇女描绘成“本来是罪人，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他们的刑具。还有那脸上的脂粉，就是黔文。手上的饰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 [7] 。毛泽东对1 000名妇女参加6月5日北京的游行表示赞赏，这是获得新意识的迹象。
第2期详细介绍了“健学会”的成立和发展，这个研讨会正式成立于1919年6月15日，但毛泽东认为最早的开始可以从1898年3月到10月期间谭嗣同和朋友们提出的改革算起。毛泽东借此严肃评价了这些早期的努力，虽然从前的他非常欣赏这些努力。他把同时期梁启超在上海的努力看作“滥竽教育的，大都市侩一流”的行为。而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 [8] 、陈独秀的革新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赞同。不过，这一出众的政治折中主义受到一篇《俄国革命在东西方激起浪潮》的短文非常微妙的影响。
在第2期中，毛泽东也批评了“可憎的凡尔赛条约”，这个“灰黄色的厚册”被克莱蒙梭“老头子”紧紧抱在怀里，误以为“就可当做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毛泽东为德国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惋惜，“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然后开始追溯自拿破仑以来法德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强加一种屈辱给另一个国家，几十年后都会遭到报复：“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
第3期继续讨论《凡尔赛和约》以及法国对德国没有缘由的恐惧，同时谴责湖南的警察。长沙街头老鼠剧增造成卫生隐患，当时有人在大树下躲雨，被雷击中，毛泽东痛惜他们的愚昧和迷信。还有一篇赞扬个人主义的短文。一篇研究“过激党”的论文 [9] 指出过激党的拉丁文为bolshevicki，这个名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当我们说社会主义必须采取武力从富人手中夺得土地，就比较好理解了”。
第4期于8月4日出版，包括一篇关于湖南学生联合会活动的报告。毛泽东追溯了湖南早期学生社团的历史，包括1898年的商业学校
[10]
，其中许多人参加了1900年8月的武昌
起义。这次冒险以悲剧结束，包括湖南人唐才常在内的100多人被杀。毛泽东花了大量的篇幅讨论谭延闿
[11]
1903年创办的明德学堂，这是黄兴
[12]
作为革命者暴露之前教书的地方。毛泽东介绍了1905年科举考试取消后发展起来的“官僚学校”。一方面是仪式和传统占主导地位，督察戴着孔雀羽毛装饰的帽子，所有人都有义务每月给皇帝和孔子叩头两次
[13]
，宣传皇帝法令的讲座等。另一方面是悄悄传播梁启超的新民丛书和孙中山的《民报》。这些学校的学生穿着白衣在岳麓山上参加了湖南烈士陈天华和姚宏业的葬礼，他们为了抗议日本镇压中国学生的革命活动而自杀。他还谈到了湖南英雄马福益和禹之谟，高度评价了1910年6月初中生的爱国运动会，学生们立正高唱湖南赞歌：“岳麓山高耸入云，洞庭湖烟波浩瀚，沅江边，漓江畔我们呼吸着芝兰的芬芳，在这片勇者的土地上，所有人都听到战斗在回响。”
毛泽东最后谈到1911年4月时自己的爱国行动，当时他和其他高中生一起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并写了他的第一张海报。他宣布将在第5期上写一篇关于“湖南学生军”和1911年秋季大事的文章，不过第5期被军队收缴和销毁了。
这篇杂文的目标只有一个：广泛动员民众反对张敬尧，反对军国主义。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发表在《湘江评论》的第2、第3、第4期上，题为《民众的大联合》。
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极端窘迫的境况。如何应对？通过教育人民和国家的工业化。为此，需要政治变革，人民群众反对压迫者和独裁者的大团结是历史发展的动因。1789年法国发生的革命结束了君主制的政治改革。同样，1918年 [14] 俄国彻底的社会改革也是通过全民动员实现的。毛泽东说“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即使这些胜利尚未完满，也“可以普及于世界”。
如何实现这个伟大的联盟？
“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音<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15] ”。
文章的第二部分分析“小联合”的力量，我觉得按照篇幅可以分为七个阶级。最重要的是学生，占34%的篇幅。他们的生活很苦。老师像奴隶一样对待他们，把他们作为囚犯锁起来。照明是如此糟糕，以致他们成了近视，长椅设计不当，使他们脊柱弯曲。他们要阅读大量书，教师只是一些“书呆子”，一点都不了解20世纪，向他们灌输“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国家要亡了，还禁止他们的爱国举动——“我们要讲求自救，卢梭所发明的‘自教育’，正用得着”。
其次是小学教员，占篇幅的26%。描述比较有分寸，但他们生活困难，薪水微薄，每月8元10元，嘴里尝粉笔屑，住在偏僻的乡村，交通不便，夫妻分离。
女性占19%，排在第三位：“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都门<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我们于今醒了！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身体精神的自由的恶魔！”
其他各阶级篇幅没有那么多。农民占10%的篇幅，排在第四位，虽然毛泽东承认他们的人数最多。农民缺乏土地，要向地主交租。工人占6%的篇幅，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公平分配利润，这更多反映的是手工业者而不是工厂工人的情况。剥削的问题——关于车夫被车主剥削——只排到第六，占4%的篇幅。毛泽东用4%的篇幅以警察结束了自己的列举，他提到日本人认为乞丐、小学教员和警察是世界上最苦的人。毛泽东鼓励所有人联合起来，鼓励工人们模仿欧洲工人组成工会。这也是文章第三部分的内容。
同时，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
(1)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团结到底有意识吗？毛泽东认为，1911年的革命是海外学生、哥老会 [16] 、当地新军中的一些士兵和当地势力的革命，在群众中没有得到任何真正的支持。然而，这种“大逆不道” [17] 推翻了清朝，并在1916年打倒了洪宪皇帝(袁世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群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截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 [18] ”。
(2)中国这个伟大的联盟已经有此动机了吗？根据毛泽东的看法，这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强调1911年各省咨议局和同盟会在“痛饮黄龙”中的作用。此后，同盟会成为国民党，省级咨议局变成“进步党” [19] 。每个省都建立了教育会、商会和农会，还有同乡会、校友会和研究会。知名人士(绅士）和政治家发挥了重大作用，各种协会向市民和学生开放。但是近期的联合会，例如学生联合会才是真正民众力量的组合。
(3)我们促进人民力量大团结能成功吗？中国社团经验有限，中国企业管理的困难可能让人们有疑虑。中华民族是一个奴隶的民族，数千年来屈从于某个皇帝。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1919年的夏天，毛泽东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全民动员，是全民动员的见证者和改革的参与者。尽管对俄国革命有明显的兴趣，但他仍然不相信暴力的革命道路。他是或多或少有国际主义倾向的民粹主义者，受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诱惑。不过，他已经准备好组成广大的、令人震惊的联盟来反对张敬尧和地方军阀。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被取缔后，就毫不犹豫地进入长沙的湘雅医学院——中国的“耶鲁大学” [20] ，和燕京大学——中国的“哈佛大学”地位相当。为了听这个学校的医学课，他拿了一本初学者手册继续学习英语。他接受了这所学校的出版物《新湖南》的编辑工作，把第7期变成一个新系列的第1期。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声明，表明自己批评社会、改革思想、介绍新知识和讨论问题的意图，但没有提到不需要原则，也不在乎权威(他称呼政府为“当局”）。当局立即查封了《新湖南》。后来，毛泽东被湖南最大的报纸《大公报》聘为自由记者，1919年11月14日的一则社会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名年轻女子不愿意嫁给一个富裕古董商的儿子做填房，她觉得对方又老又丑 [21] ，在从父母家去未来丈夫家的花轿上，用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毛泽东为赵五贞女士写的文章不下十篇。他对妇女地位的看法影响了从大城市到四川偏远地区的年轻人。 [22] 当然，对这一说法必须有所保留，但我并不赞同罗森鲍姆的看法，他对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提出根本的质疑。确实，毛泽东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评论这件事的人。《大公报》的主笔龙彝11月15日就评论过此事，认为这个年轻的女子是自由和爱情的烈士，必须谴责她所遭受的不公正。这件事具有典型性。赵小姐迷信鬼神，认为在从家里到夫家的路上自杀，她的鬼魂可以逐个纠缠他们。 [23] 实际上，她有可能得救。她在红十字会总部附近受的伤，如果不是家里人拒绝男医生的抢救，把正在流血的伤者送到有一段距离但有一名女医生的“耶鲁大学”诊所，那么她本来有机会活下来——女医生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死亡。然而，毛泽东没有将这点列入谴责迷信的名单，这可能有损烈士的形象。多么充满激情的文章！11月16日，他谴责由中国社会、赵家人和吴家人对赵女士形成的致命的三面铁网。11月18日，他讨论这个年轻女孩的个性问题。她的父母不顾她的意志，而她用她的行动赢得了她的人格，社会也为她高兴。“雪一般的刀上面，染了怪红的鲜血。柑子园尘秽街中被血洒满，顿化成了庄严的天衢”：天下类于赵女士父母的父母都要入狱！
毛泽东建议年轻人的现代婚姻需经双方同意，并提出对法律进行大幅修改。11月21日，他列举了各种社会弊病，赵女士是这个社会的受害人。为了回应他的朋友彭璜反对自杀的观点，毛泽东将这起自杀事件归咎于这个社会否认妇女的地位，例如长沙没有女性公共厕所，妇女独自到茶馆或旅馆时不受欢迎，第一师范没有女学生。
毛泽东还讲述了另一件丑闻。韶山一个女子违心嫁给一个姓张的坏蛋，在与情人私奔两天后她被族人抓回来，被捆绑殴打，被她的丈夫多次强奸。在这种情况下，自杀其实是一宗谋杀案。11月21日和23日的文章中，毛泽东回到自杀这个主题，正如一位读者写的，按照中国的传统，这不是一件“喜事”，也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他用了一些理由解释赵女士的自杀与中国传统的“反抗强权”无关。妇女必须解放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翻身）。必须禁止早婚，加强女童教育及妇女就业，以确保其经济独立。11月25日，毛泽东抨击谋杀爱情的包办婚姻。27日，他谴责撮合赵小姐婚事的佘媒婆。28日，他批评了婚姻中的各种迷信。
毛泽东也是一个政治记者。暑假期间，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留在中国的朋友们成立了两个旨在促进“民众大联合”的小组。除了6月建立的健学会，1919年9月1日，还成立了问题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名字回应了从初夏开始《新青年》的专栏中李大钊和胡适的争论：“问题”与“主义”之争。毛泽东的朋友邓中夏在春天的时候从北京来到长沙，10月23日在《北大日刊》第467期上提到他的朋友毛泽东从长沙将消息传达给他。 [24]
研究会列举了68个重大问题，并规定必须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倾向李大钊的立场。这些问题包括教育问题(杜威学说、田径场的建设……)、妇女问题(贞节、恋爱的问题、婆媳关系、取消卖淫和缠足、幼儿园、节育……)、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问题、孔子的问题、东方和西方文明的结合问题、劳工问题(工资、工时、失业、童工……)、国际问题。第11条到第41条涉及“如何推进民众的大联合”、联合国、印度、航空公司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班、英吉利海峡和直布罗陀白令隧道建设问题、山东、西藏等。第54条到第68条关于国内政治和经济金融问题，还有公共公园开放的问题(第68条）。这些问题都有点幼稚，但透出一股强烈的好奇心，在那个时代非常典型。
事实上，毛泽东重点关注的是两个问题：教育改革和驱逐张敬尧的斗争。关于第一点，12月1日，他提到“工读主义”的体制 [25] ，这个体制1918年已经设立，1919年春天试行。他打算在岳麓山上建一座“新城镇”，有农场有学校，将杜威的教育理念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学生的一天将被分为8个小时睡觉、4个小时放松、4个小时个人学习、4个小时上课和4个小时劳动。劳动可以是在菜园里或田里耕作，或在村庄暂住，促进当地自治运动。他认为必须介绍给学生的是：法国是政治革命的典型，俄国是社会革命的模范。柏林是街道干净的模范城市，巴黎是美丽繁荣的城市。这个受托尔斯泰启发建立的城镇将实行自给自足，通过教育和劳动改革家庭。
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各种请愿和示威游行纷纷爆发，以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的种种劣行：北洋军队士兵占领学校，土地税翻倍，向外国公司廉价出售土地。1919年12月2日，毛泽东和新民学会号召学生和日本海军士兵的福州暴行的受害者联合起来。湖南教育协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呼吁恢复抵制日货。由于检获并焚烧日货的学生纠察队遭到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转变成驱逐张敬尧运动。毛泽东连续两天两夜参加了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的讨论。12月6日，长沙13 000名大中学生罢课。但是军队疯狂镇压，逮捕并威胁处死运动的领导人。一位中学校长被张敬尧的弟弟扇了一耳光，被迫下跪。罢工者决定利用长沙商会 [26] 的资助，组成请愿代表团去广州、常德、郴州、上海和北京。北京请愿团的55名代表 [27] 由毛泽东带领，主要由第一师范的教师、学生和新民学会的成员组成。在这次事件中，毛泽东上升的影响力第一次得到承认。
12月18日，代表团乘坐火车去北京 [28] ：在汉口停留了10天后于月底到达首都，受到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的接待。毛泽东首先关注的是建立一个平民通讯社。他的家庭刚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个多月前，也就是10月5日，他的母亲去世了。在感人的悼词中，毛泽东回忆了母亲的温柔、善良和对不公正的痛恨。他似乎忽略了不久之后(1920年1月23日）因伤寒去世的父亲。26岁仍然单身，自由自在，有一些资助，他很快将在第二次北京之行中体验到自己新的地位，但是也认识到他的限制。
毛泽东将代表团和自己的住处安排在故宫护城河以北的小喇嘛寺福佑寺
，该寺位于北长路97号。这个破败的寺庙除了火盆没有取暖的东西。主屋有两尊金色或黑色的西藏神像，毛泽东在这里放了他的床和一张书桌、一盏油灯。油印机被放置在一个香案上。毛泽东总是在深夜起草揭露张敬尧罪行的通讯稿，并将其投寄给北京、上海、天津和武汉的中国各大报纸。
[29]
12月24日，他谴责湖南省的鸦片贸易，当天武昌车站截获了5吨从奉天(今辽宁）运往长沙的罂粟种子——似乎已经有2.5吨运到目的地了。12月27日，署名毛泽东和部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成员的请愿书力陈张敬尧将湖南的煤矿廉价出售给英国人。这份请愿书于1920年1月6日在上海的大报《申报》上发表。1月4日，毛泽东再次讨论走私罂粟种子的问题。1月19日，另一份请愿书历数张敬尧的十大罪行，尤其是在醴陵和攸县屠杀平民的事件、大规模销售鸦片和强制贩卖彩票等，签名者众多。1月19日，湖南教员代表要求将“让他们身陷贫困”的都督撤职处罚。2月28日，代表团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请愿。他们意识到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支持张敬尧，转而求助跟段祺瑞争夺首都权力的曹锟等直系军阀——曹锟的大将吴佩孚之前支持张敬尧，1920年3月他从湖南调走了自己的军队。
同时，毛泽东的个人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毛泽东失去了一位长辈。当他在德国医院再次看到杨昌济老师的时候，后者已经病入膏肓了。夏天时突发的胃病引起了他全身水肿和消化系统的问题 [30] ，可是老师固执地继续在北京度过寒冷的冬天，坚持洗冷水澡也加重了他的病情。尽管他在山区一个疗养院修养，而且入院治疗，但还是于1920年1月17日去世。在1月22日发布的讣告上，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蔡元培等知名学者的旁边——这证实了他在社会上所取得的进展。
此外，毛泽东与杨教授的女儿杨开慧坠入爱河。杨开慧19岁，长得像毛泽东的母亲，小个子，圆脸，白皮肤，拥有深陷的双眼和卷发。她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独立，当然也有些迂腐。萧瑜确认说是毛泽东先获得了杨开慧的芳心，而后才获得她父母的允许，而毛泽东可能曾被陶毅和蔡畅所吸引。1920年春天，毛泽东和杨开慧开始在北京试婚，非常保密，直到12月杨开慧和母亲到长沙定居之后才公开，三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在北京的时候，因为缺钱，新婚夫妻并不住在一起。
第一个孩子毛岸英于1921年出生，有人认为是在1920年
[31]
，其实最有可能在1922年10月。1936年毛泽东告诉埃德加·斯诺，他在1919至1920年冬季公开与杨开慧的爱情，然而却忘记了结婚的日期。在他看来这是微不足道的事件，显然这是当时年轻人中的潮流。1921年5月28日蔡和森与向警予在爱情基础上结合：没有仪式，和几个朋友在蒙达尼吃了一顿便饭，拍了一张合照，膝盖上放着一本《资本论》。几个月后，在给罗
阶(罗章龙）的信中，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勇敢的行为，是摧毁婚姻制度的榜样，值得学习。这一点解释了1920年他和杨开慧的关系。
毛泽东在北京的斗争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教育，对毛泽东来说教育始终是最重要的。1920年3月5日，他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一篇募捐1 000元资金的启示，为了资助一个上海的“工读”互助团。 [32] 2月，他写信给朋友陶毅，告诉她与新民学会12个成员和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组成一个“研究会”的想法，他们准备参照已经在法国适用的半工半读模式将这些成员送到俄国学习。他本身也可能参加，并和李大钊谈到此事。3月14日，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此人为毛泽东谋得了修业学校的职位——提到去国外学习的事 [33] ，他认为太多人迷恋出国留学的想法，其中只有极少数是非常好的。他表明已经跟胡适谈过，后者也同意，甚至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非留学篇》。
毛泽东表示希望留在中国更好地了解东方文化(他认为东方文化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化），武装好自己之后再学习西方文化。此外，他补充说通过译本学习西方文明比通过原文学习更快捷。为此，他想在长沙建立一个“自修大学”，实行“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一方面通过为报刊撰文、编书和上课，自给自足，另一方面通过其他手工劳动，如做饭、洗衣，减少开支。学生每星期举办两到三次研讨会，讨论知识问题，而课时限制为每周6个小时，其余时间用于自己阅读。毫无疑问，毛泽东参考了自己的经验，他对任何学校的纪律都“过敏”。他也参考了1919年10月受托尔斯泰或克鲁泡特金的启发在北京推出的一个类似项目，这个项目叫“西苑花园新村”(“黎明的曙光”）。他的朋友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和十几个湖南人参加了。毛泽东说两三年后他将派一个代表团去“世界第一个文明国”俄国。不久之后的9月23日，毛泽东起草了俄罗斯研究会的章领，并任书记干事，湖南著名人士姜济寰 [34] 任秘书长。
第二个方面是驱逐张敬尧的政治斗争。从1920年3月12日湘军开始取得胜利到6月20日控制整个湖南，毛泽东和他领导的驱张协会 [35] 共写了13封信和声明 [36] 。从4月1日开始，毛泽东成为改造促成会的改革者之一。谭延闿和他的下属赵恒惕 [37] 将湖南变成一个类似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实验地。6月，促成会在报纸上发表了几份声明建议湖南自治。毛泽东将湖南比作中国的瑞士，拥有3千万居民：“谭和赵驱逐了坏蛋张之后”，军事统治结束，士兵人数减少为一个师；建立省级银行发行货币，省政府由普选产生的议会负责；设立100万元的基金用于教育，15年内实现义务教育；完成长沙—广州的铁路建设；承认结社、集会的权利和基本的自由。
第三个方面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毛泽东其实是在寻找一个理论以引导他的政治行动。因此，他常常和李大钊见面。李大钊之后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赞同毛泽东的文章。 [38] 1920年3月，李大钊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参加了几次活动。1918年年底以来，北大图书馆组织了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组。但是，将1920年春天看作毛泽东在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介绍者）的影响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日子是错误的。 [39] 因为李大钊本身尚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阿里夫·德里克的研究表明：李大钊深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 [40] 从1920年1月开始，毛泽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不完整的中文翻译本(刘仁静 [41] 首次将它翻成中文）。其中重要的章节将刊登在4月6日发行的《每周评论》上。罗章龙、何孟雄 [42] 、邓中夏和毛泽东印发影印本。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完善是因为读了考茨基 [43] 的《阶级斗争》和一个叫柯卡普的人写的《社会主义史》。无论如何，直到1920年至1921年冬季，马克思主义大部分最基本的作品——《工资》(介绍剩余价值学说)、《价格和利润》才有中文版。 [44] 在1920年6月7日给以前的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提到他想专攻的“现代三大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伯特兰·罗素和约翰·杜威。 [45] 马克思不在其列。
毛泽东稍稍提前结束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湖南的形势发展很快，在首都他不再有很多工作要做，资金也用完了。彭璜 [46] 和萧三让他到上海与他们会合，给新民学会促成湖南改革以决定性的推动。学会位于静安区公共租界原哈同花园附近的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他有当记者的经验，大家需要他编辑一份1920年2月份创立的周报《天问》。
于是毛泽东向一位朋友借了10元钱买车票 [47] ，乘上了4月11日的火车。奇怪的是他5月5日才到上海，花了25天时间。1936年他对斯诺说他只够到达南京对面的浦口的钱，他被偷了鞋子，不得不等待一个朋友借钱给他买新鞋子和从南京到上海的车票。其实毛泽东花了三周时间旅游，攀爬了1 500米高的泰山，在山顶可以看到日出。他还参观了孔子的家乡曲阜、孔子弟子之一颜回居住的河畔，还在渤海湾的冰面上走过。这次旅游的插曲补充了1917年夏天他在湖南的游历。
也许，毛泽东想慢慢来。直到1920年6月11日，张敬尧丢了长沙才最终失势。但这种奇怪的拖延是不是有不理性的原因？毛泽东可能已经感受到在投身当地政治之前，需要与中国深厚的历史沟通。很久以后的1966年，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也秘密消失了一段时间。
在上海，毛泽东和新民学会来自北京、天津、长沙的十几个成员汇集在黄浦江畔。5月8日，他们在上海老城靠近上海旧衙门的半淞园 [48] 开会，距离西门不远。毛泽东发表了一次演讲 [49] ，鼓励赴法的会员“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他们的指导原则应该是“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互相帮助投入创造性的活动来“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特别强调妇女在这场斗争中的作用，发展社会的潜力是漫长和困难重重的过程。11日，毛泽东在航运码头为6个赴法的会员送行，其中包括朋友萧瑜的弟弟萧三 [50] 。一个女孩子惊讶毛泽东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去，毛泽东回答：“革命等不到他们回国。”当缆绳松开的时候，他最后喊道：“努力学习，拯救我们的国家！”毛泽东是新民学会唯一留在中国的领导者。
毛泽东已经收到从湖南寄来的旅费，但他一直不愿回长沙去，因为他想拜见著名的陈独秀教授，后者与几个朋友住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51] 。此时陈独秀正和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毛泽东难以吸引老师关注湖南的麻烦事。而且我们几乎不知道毛泽东和陈独秀的这次会面有什么成果 [52] ，但是这加强了毛泽东的权威，他在自己已经满满的地址簿上又加上一项。7月9日，联系簿上又加入了胡适。毛泽东给胡适写过一封短信 [53] ，告诉他湖南一切都好，并希望在教育领域里面“有多点须借重先生”。
也许是为了获得陈独秀的宝贵支持，毛泽东延长了自己待在上海的时间，虽然他不喜欢这个城市。他曾经在学会本部试验工读生活，和三个成员 [54] 开了一个小食堂，毛泽东负责洗衣和分发报纸《天问》，有时也在一个洗衣店帮忙，每个月15元 [55] ，一半用在送干净衣服的路费上。对这种没有时间思考、分散精力的生活毛泽东不无抱怨。
毛泽东的犹豫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20年6月26日，在湖南的军事行动结束，谭延闿和他的师长赵恒惕获得胜利，在上海的流亡者可以返回了。7月7日，毛泽东在武汉乘船抵达长沙。然后，他在衡阳短暂逗留 [56] ，他在那里会见他在第一师范的一位老师，国民党成员和谭延闿的亲信，他刚刚被任命为第一师范的校长。于是毛泽东被任命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校长 [57] ，同时是师范学校主要的中文老师。现在毛泽东就站在成名的门口：在北京他曾经两次被拒之门外。
7月31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宣布和易礼容 [58] 、彭璜一起开办了一个书店——文化书社。这个书店位于潮宗街56号湘雅医学院旧址的三间屋子内。 [59] 8月2日，书店开业，谭延闿亲笔写了招牌。书店不为盈利，以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中出现的“新文化”为目的。和包括著名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等许多出版社达成协议后，9月9日，书店收到了第一批书。根据10月22日三个主要建立者的第一份报告，共卖出164本书。毛泽东在这三人中并不是领导者，有一个奇怪的头衔“交涉员”。销售的书包括达尔文 [60] 、克鲁泡特金的主要中译本，柏拉图的《理想国》，《水浒传》重新标注标点的版本，还有胡适、蔡元培的书和孙中山的一本书 [61] ，以及45种期刊和3份报纸。
在介绍他的书店时，毛泽东说“新文化的蓓蕾”“在俄罗斯北冰洋沿岸”开了花。另外，我们在销售的书里面发现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概括地总结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关于俄罗斯的研究和一项报告，杂志当中有陈独秀的《劳动界》 [62] 。519元的微薄资金，有27个股东，其中包括新民学会的一些成员(毛泽东、陶毅、彭璜、何叔衡）、当地的知识分子，以及方维夏 [63] 、湖南商会的会长等名士。开张40天后，图书馆收入136元，支出101元，利润是35元，因为不支付工资。
毛泽东成了书商和出版商。他的书社也获得了何叔衡 [64] 的支持，这年夏天他被谭延闿任命为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出版《湖南通俗报》。1921年6月被查封之前，毛泽东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在1920年秋天或之后几个月，毛泽东甚至尝试办一个小棉厂，与“棉花王”聂其杰 [65] 有联系。很快，他不得不放弃。这种资本主义的尝试在当时很流行。和周策纵 [66] 的看法相反，五四时期用白吉尔的话说，正处于“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期”。企业家是现代化的代理人，受到崇敬。毛泽东尽管仍然不出名，还穿着褪了色的蓝色学生服，但已经成为湖南省的名流。秋末的时候，他将年轻的妻子和岳母安置在王夫之研究会的总部，一幢漂亮的房子里，好像不收房租。
毛泽东不再是没有钱的“流浪者”，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钱——父亲在死后仍然帮助了他的长子。我们看到毛泽东家里的田地每年能多出35担大米用于买卖，父亲的商业活动为他谋得了2 000元到3 000元的资金；但是时局的困难让这笔微博的资金只用了7个月。1920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韶山度过了一段时间。也许他将这段在乡下的日子看作休息。解决完继承的相关问题，现在他成了一家之长。
1921年2月，正逢农历新年放假，这年的新年2月8日开始。 [67] 毛泽东和妻子还有两个弟弟、一个收养的妹妹住在家里。大年三十的时候，所有人都聚集在底楼大房间的火炕边。二弟毛泽民拿出一份经济状况表，长兄不在家时他负责管家。家里的屋子需要修缮，流兵四窜，路上很危险，田地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于是毛泽东不无尴尬地开导：“国乱民不得安生，所以我们要舍小家为大家，出去做一些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工作。”“家里的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我们的牛可以给邻居耕田，他们负责来养牛就行。至于多出来的稻谷，卖掉给家里的人让他们有东西吃。” [68]
毛泽东雇用佃农耕作家里的田，收田租供他的弟妹们上学：泽民被他担任校长的学校录取；泽覃作为寄宿生进入长沙一所很好的高中；泽建通过了衡阳女子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
剩下一点钱可以让毛泽东投入政治活动。1920年9月1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在两个月内组织了一场争取湖南自治的民主运动，是督军谭延闿的主要对话者。事实上，“湘人治湘”的口号很快就被新的总督采用了，谭延闿从夏初开始宣布湖南省独立，一点都没有在意北京不稳定的权威。对毛泽东来讲，这仅仅意味着一对新的军阀代替了旧的军阀。从6月23日 [69] 开始，毛泽东用虔诚的许愿表达了他的担忧：必须感谢谭延闿和赵恒惕驱逐了张敬尧，但是谭和赵“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
9月1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当天，谭延闿宣布进行“普选”产生湖南政府，召开“自治会议”准备选举，会议参加者是30个乡绅，全都是1909年间接选举产生的省议会的成员。9月14日这个建议被天津自由人士的《大公报》抨击为骗人的把戏，旨在保留某个阶级小圈子的人的权力。9月27日，谭延闿做出让步：他要求前省议会的53个成员起草一份“湖南省自治宪法计划”，等中国国内实现和平再“建立一个全国宪法”。而就在几天以前，在这场新闻运动的影响下，省议会建立了一个“自治研究会”。
毛泽东在这场论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20年9月3日，他在一篇资料翔实的文章中分析了世界外交的形式，“湖南建设的根本问题”是“湖南共和国”。他谴责统一的大中国的概念，认为这是湖南不幸的主要原因。我们正在目睹俄罗斯、奥地利、匈牙利和奥斯曼等帝国的瓦解，新的国家纷纷建立。旧的中华帝国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热河、察哈尔、绥远 [70] )、两藩地(蒙古、西藏）：未来中国可分为二十七个自治区，湖南共和国是“救中国的唯一办法”。第二天，他写了第二篇文章认为“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
毛泽东积极评价俄国革命的胜利，因为列宁 [71] 依靠80%到90%的工人，依靠一个有100万成员的政党。毛泽东补充说一个如此深刻和全面的革命原则上需要支持，但在中国不可能，必须“由分处下手”，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
9月6日，毛泽东重提前一天在《大公报》上表达的一个想法，提出“湖南们罗主义”，禁止外省人干涉湖南的事情 [72] 。7日文章的中心主题是四千年来，湖南受统一中国的压迫，“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当湖南的改革或革命运动处在先驱地位时，中央政府都予以坚决镇压，例如1897年至1898年的谭嗣同，以及1903年至1904年的马福益和黄兴。目前的无政府状态“尚要延长七八年”，“我们的机会实在佳胜，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作“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倡”。
9月26日、27日、28日和30日，他发表了一些言简意赅的短文重新讨论这些主题：“但若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之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
然而，在9月28日的文章中，毛泽东似乎将这种全民的运动看作在野党和执政党的对峙。因此，他不是最激进的人。《大公报》询问毛泽东的朋友彭璜他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是不是一个类似美国的共和国，掌握在资本家和政要手中？彭璜写道，他想要的是一个没有阶级的共和国，外国人无法控制工厂和公共企业 [73] ，解放受压迫的民族——藏族、满族、蒙古族和回族，仿照爱尔兰对英格兰的模式，在湖南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国。
毛泽东从未在立场上走这么远，他的想法大概也是如此，但他一直寻求与当地开明人士保持接触。
事实上，这次新闻宣传导致了“公民制宪”运动的出现。10月7日，彭璜作为湖南大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召集了几个月以来出现的所有组织的代表，讨论10月5日毛泽东和一位《大公报》记者的文章。这篇文章收到377人的签名。大家批准了一项请愿书，要求谭延闿任命一名教师、一名记者、一名工会工人、一名商人和一名学生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制定湖南自治和民主的宪法草案。湖南革命政府(人们这样称呼谭延闿当局）要召开制宪会议，自由地讨论这个草案，为“新湖南”奠定基础。请愿中有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记者和开明人士。他们从美国的形成或德国的统一中得到启发，提出为各省制定宪法，最后制定一个联邦式的国家宪法。在湖南，制宪会议不由普选产生，而是由省议会、教育界、商会、农协、劳工联合会、学生会、记者联盟和律师联盟指定的代表组成。最后宪法通过全民公决获得通过，但需要8到10个月的组织时间，这在乱世似乎有些困难。总之，这是一个温和的民主运动，没有扰乱社会阶层！这篇文章中“人民”实际上扩展到在“资产阶级黄金时代”出现的新力量，包括记者、律师、教师和西化的商业精英。这些人以请愿者的形象出现，与谭延闿之前聚集的精英针锋相对。11月，毛泽东在长沙建立第一个共产党小组，他仍然是一个改革派，出现颠覆思想是偶尔的事。
10月8日，毛泽东在省教育会主持了一次新的会议，有400余人参加。富商袁家普在会议中建议组织一次游行纪念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这位富商是一位开明人士，谭延闿的亲戚，曾参加驱逐张敬尧的运动。大家组成一个15人 [74] 的委员会向谭延闿请愿，请愿书上有436个签名。9日，15人去衙门递交请愿书，并宣布上街游行，而来自22个协会的代表在教育处准备第二天的游行。标语牌上写着“普选”、“直接投票”、“湖南独立”、“湖南门罗主义”、“人民选政府”、“直选行政官员”、“农民、工人和商人属于上层阶级”、“湘人治湘”等。
10日，2万名示威者涌上街头：3 000多名工人、近8 000名高中生和大学生、100名记者、数千名商人和农民、2 000名警务人员……天气阴沉，三支队伍带着标语牌、旗帜和铜管乐队从9点钟开始游行，在市中心狭窄的街道上形成三个队列。瓢泼大雨打散了一些示威者。谭延闿亲自接受请愿书。但后来一队人马占领了不得人心的省议会，找到一面旗帜取下来撕裂：大家不想要代表北京中央政权的标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人送密信给警察，告发毛泽东是这种不恰当行为的主谋。
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了萍乡，在这个江西的山区休养，也许是为了躲避湖南当局的追捕。12月5日，他以学校校长的身份写了一封信，在《大公报》上为自己辩护，他表示他如果支持湖南自治运动，就会光明正大并遵守法律。尽管如此，12日，谭延闿在他的衙门里召集了一些学校的校长、报刊的主编、不同组织的负责人，痛斥旗帜事件。他认为这件事证明了某些人提出的自治是不可接受的。于是，运动陷入低潮。
11月1日，8个温和的组织召开制宪会议，包括自1909年以来一直休会的省议会和记者联合会。发言者都是著名人物，如章炳麟 [75] 、著名学者蔡元培、吴稚晖、张继、约翰·杜威与他的翻译曾国藩的孙子、罗素。与会的人数虽然不多，但都经过挑选：60位名人和记者，会议由国民党的报纸《民国日报》的编辑主持。大家建议各省自治实行联邦制，但没有人提及这一方案如何执行。杜威谈到美国的13个创始共和国。罗素说，他也许会接受共产主义，但他拒绝工人和农民的专政。对于那时候的真实情况，只有章炳麟写过回忆录。如果选票能限制军阀的权力，那么如何使军阀低头？我们注意到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要求湖南自治的民主运动支持者也没有参与。当民主的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名声大噪，而当浪潮退却的时候，他们就在名流的世界里消失了。
不过，章炳麟是正确的：在湖南西部爆发军事叛乱的同一天，另一个军事叛乱即将在湖南省东部的醴陵和平江县爆发。谭延闿为了保住性命逃走了，而他的手下赵恒惕或许参与了驱逐他的行动。11月中旬，赵恒惕夺取了政权。1921年，他让一些名流匆忙制定了一份湖南宪法，1922年举行了受到操纵的选举。他依照自己的利益恢复了军政府。这是民主运动的失败。毛泽东对此不感兴趣。1921年4月25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赵恒惕宪法草案的文章 [76] ，文中特别增加三项建议：允许女性有继承权，能自由寻找工作，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显然，他放弃了政治斗争，而借助公告的效应。11月的时候他对文化书社的经理易礼容 [77] 解释说新民学会在驱逐张敬尧运动、湖南自治运动中只起到权宜之计的作用。为了在湖南省创造一个更好的政治环境，除了时不时参加这些运动，还要推动新民学会在国外的成员比如萧瑜进行深入和专业的学习，或者建立一个组织，为彻底的革命创造一个基础，比如蔡和森提议的共产党。至于留在中国的成员，他们也必须提高自己的本领，参与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比如支持普选和自治的运动，同时确保学会成员的坦诚和互相帮助。
毛泽东从他领导民主运动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知道自1919年以来，各界朋友和联盟一同建立的民众力量的联合主要由中学生、大学生和教师组成，无法战胜陈旧的军阀势力。他开始看到谁持有枪支谁就无所不能。一段时间以来，他有些沮丧，但他迅速镇定下来：1920—1921年的冬季将成为他加入共产主义的机会，共产主义一定能重新改变他的整个命运。
他被迫在萍乡耽搁了一周左右。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向警予写的信中 [78] 袒露了他那时的苦闷，我们知道向警予已经成为蔡和森的伴侣。毛泽东认为湖南人民文化上的落后是造成民众运动失败的原因。湖南人不明白他们需要“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建立新湖南立宪会议的想法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有些奇怪：“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
毛泽东似乎回到了最初的想法：就目前而言，政治是死路一条，他已经确定自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并计划做两年的教育工作，虽然这不利于他的研究。因此，他请向警予引女子出国，此时仍然是去法国，而不是苏俄，多引一人，就是多救一人。在1920年11月19日《大公报》 [79]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批评湖南财政用于女子教育的经费只有总额的二十二分之一！他对新民学会的另一位成员重申 [80] ，必须让湖南省成为先锋，放弃全国性大型组织，这些组织已经造成康有为、梁启超、黄兴和孙中山的失败。确实，逃亡到日本的孙中山正处于最低谷。11月26日，毛泽东一边为湖南恶劣的教育状况流泪，一边称赞李石曾的教育“世界主义”规划，他不接受东南亚盛行的本位主义。确实，总的情况很糟糕，未来还不明朗。1921年6月中旬，毛泽东得知易白沙 [81] 的死讯，他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像诗人屈原 [82] 一样投水自杀。他感到十分痛惜，撰写挽联：“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去年追悼陈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
尽管泪水难抑，但是，毛泽东的人生已经反弹了。创作这幅挽联后不久，6月29日他乘船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此处我们不讨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产生的各种学术争辩。 [83] 我们只是简单提一下，虽然1921年7月底中国共产党才被共产国际承认，但事实上从1920年8月开始，共产党就在上海存在了，虽然它只是五四运动之后各大城市出现的各种各样教育学会的一种激进的变种。它和按照1917年苏维埃十月革命的模式建立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政党没有任何关系，后者通过工人罢工的浪潮中涌现的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
1920年冬天，毛泽东的个人活动使他加入了当时只是一个小团体的共产党。很明显，这受到了蔡和森的影响。毛泽东在长沙，蔡和森在法国，他们之间曾通信4次——1920年5月28日、8月13日、9月16日、1921年1月21日。1920年1月，蔡和森到达法国后居住在巴黎地区，直到里昂事件之后被驱逐。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的信 [84] 在我看来特别有意思。我们知道受新民学会的影响，有30个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其中大部分住在卢瓦雷、蒙达尼，其中一些在哈钦森 [85] 的工厂兼职工作。借助“勤工俭学”来法的这一小批中国留学生难以适应他们的新生活 [86] ，他们发现几乎不可能一边学习一边在工厂工作来维持学费和生计 [87] 。许多人已经放弃了，或之后很快就放弃了。1921年6月30日，中国工业银行的破产加剧了他们的困境，他们把自己微薄的积蓄存在那里。1921年9月，里昂建立了一所中法学院，很快一些按照更严格的学术标准被录取的大学生将来到这里，他们会把所有的时间投入学业。
这段时间爆发了两次尖锐的危机：1921年2月28日，学生们朝巴比伦大街57号的中国使馆方向游行，这次游行是不合法的，未能获得使馆的支持。1921年9月21日，发生了里昂事件，法国当局逮捕了125名学生，其中大部分人于1921年10月14日被送回中国 [88] 。在这两次引人注目的事件之前，蒙达尼的学生已经分裂成两个小团体，人数差不多：一些人围绕在蔡和森身边，果断地转向苏联革命的模式，并提出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旅欧党团组织。他们建立了巴黎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2月，一些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早期组织举行会议，定下这个名字。其他人围绕在深受蒲鲁东影响的萧瑜身边，他们拒绝无产阶级专政，宣扬民主和改革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和萧瑜、蔡和森都通信。1920年8月，蔡和森给毛泽东回信，回答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在俄国取得政权的共产党的性质问题。
蔡和森向毛泽东解释俄国革命的方式，他认为俄国革命是其他革命的根源，将在全世界发展起来，并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批判无政府主义是乌托邦。在谈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时，蔡认为中国将迎来它的二月革命，建议毛不要去参加，但要为未来的十月革命做准备。
毛泽东接受了这些立场。我们可以从1920年12月1日他给萧瑜等的信中找到证据 [89] ：毛泽东的信写给新民学会的70多个成员，在信中他祝贺学会的法国分会7月份在蒙达尼森林的一块空地上召开会议。对萧瑜在会上起草的“世界主义”表示非常赞成。他讲述了萧瑜和蔡和森之间的冲突，并给出自己的意见：他理解萧瑜对苏维埃式革命的反对，萧瑜更接近11月1日罗素在长沙发表的反对理由，罗素说他赞同共产主义但反对工人和农民的专政，因为他觉得教育会让有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避免使用战争和“血腥的革命”。“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他进一步肯定了1920年11月给易礼容的信中已经确认的内容。不久之后的1921年1月21日，他给蔡和森的信中清楚地肯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1921年3月至7月，当他在长沙见到回国的萧瑜时，两人曾有过数夜激烈的讨论，包括乘船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时候，甚至在上海期间。 [90] 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发动机。
同时，从1920年10月开始，他再次显示出自己的组织能力。9月份从上海秘密回长沙后，他建立了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期间他也许遇见了李达和张太雷
[91]
。他们是共产国际秘密使者的翻译，正准备推出一个理论刊物，名叫《共产党》
[92]
。毛泽东对这个被共产主义者看作革命先锋的组织表现出了新的兴趣。在1920年11月26日给他的朋友罗学瓒的信中，毛泽东表示赞成他离开蒙达尼的大学，去工厂工作的决定。
[93]
因为这样他能学习“西洋工厂里的情况”。“李声澥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作工就好。李君声澥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两个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以渐得到每月工钱十二元
。他现寓上海法界渔阳里二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你可以和他通信。”他也表明自己想到工厂做工。李声澥又名李中
[94]
，他在1920年9月26日出版的《劳动界》第7期中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用无政府主义和工会的语言激励工人们组成一个工人阶级的基础组织。他在上海期间留宿在陈独秀家中，受陈独秀的鼓励应聘成为这座城市造船厂的钳工，他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工读互助团”
[95]
。李中建议毛泽东当一名工人，毛泽东有点心动，因为这样才能进入劳动者的世界，让无产阶级意识到它的革命使命。虽然毛泽东的信中列举了托尔斯泰，他说“由劳动得来的生活是真快乐”，但他没有想过要自己去经历。毛泽东较早关注到要在学校范围外扩大人民群众的伟大联盟。所以，他的朋友张文亮在组织小学教师和中学生的过程中，在1920年11月21日的日记中记道：“会见毛(在通俗馆
[96]
)，云不日将赴醴陵
[97]
考查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98]
。
在这个冬天，毛泽东以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作为支点，负责组建一个湖南的共产主义核心。文化书社起到传播进步书籍的作用，赚取的利润用于资助政治活动。1921年4月，毛泽东撰写的第二份半年度报告显示从1920年11月至1921年3月，实现了销售额4 049元，开销3 942元，利润107元。 [99] 全省各地新开了8个门店。 [100] 销售最多的是亲共产主义的著作——陈独秀的《劳动界》5 000份、李大钊的《新青年》2 400份、《新生活》2 400本、《资本论》200本。我们也注意到还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150本、《克鲁泡特金的思想》200本、约翰·杜威的《讲演集》220本和凯恩斯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60本。
至于新民学会，1921年1月进行了好几次充满激情的辩论——1月1日、2日、3日和16日——还有2月20日，毛泽东不得不在夏天提交了一份讨论报告。 [101] 在辩论中萧瑜被击败了 [102] ，他沮丧了很长时间。共产主义的颠覆性慢慢消除了制度困扰，而各成员被社会主义青年团神秘的地下集会所吸引。在这些会议上，我们尤其发现这一代年轻人身上的天真、热情和他们的雄心壮志。很快，他们就大批投身于一场惨剧，一些人失去了生命，另一些人放弃了幻想。尽管争论很激烈，气氛还是友好的，辩论总以愉悦的聚餐结束。1月1日到3日都下着大雪，大家走出屋子拍了一张集体照，不过没有拍好。有人制订了出游的计划，农历五月、七月和八月的时候 [103] 进行了3次游船活动。
每次大家都谈到球类运动和打雪仗，虽然难以想象毛泽东堆雪人或扔雪球的场景！总之，他们还是年轻人，年纪从24岁到27岁不等。只有何叔衡47岁，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这些会议都由他主持。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1月16日的会议的21个参加者中，由毛泽东总结发言。他们中有5个女孩，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她们已经放弃了传统女性的羞怯。而且女孩子们都有从事教育的宏伟规划，除了一个想从医，不过由于缺乏资助放弃了。陶毅大概是毛泽东的第一位恋人，她说她没有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和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录取。有一个话多的男会员说他希望到达学术的顶峰，陶毅就自嘲是“采煤女工”来揶揄他，也许这其中也隐约流露出她没有实现自己梦想的遗憾。后来她在长沙周南女子学校学习英语、教育学和心理学，并寻求创建“一个妇女的联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她赞成布尔什维克的方向，但逐渐偏离了共产党，也从未加入共产党。
1月1日和2日，讨论的重点首先围绕新民学会的目标和方法，持续了两天。期间大家形成了分歧，一派是布尔什维克模式和俄国革命的支持者，另一派认为这些可能不适合中国。毛泽东认为这场争议是陈独秀主张的“改革”和梁启超主张的“改良”之间的对立——这种分割的方法非常巧妙，但不精确。他和彭璜都直截了当地说除了俄国模式，任何道路都是死路。彭璜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支持者，他表达了自己对光明未来的看法：中国物质发展不发达不是一个障碍，恰恰相反，是一个有利条件。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找不到类似于法国工会、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或国际工人组织 [104] 的组织。最后以投票的方式结束了两天的讨论，1月2日会议的投票结果中，12票赞成布尔什维主义，2票赞成民主，1票赞成“罗素的温和社会主义”,3票弃权。
然后大家讨论每个人眼前的计划。女孩子们都很失望。男孩子比较乐观，13人想学习一或两门外语，通常是英语，然后是日语、法语——两人选择了俄语，这些人打算留洋。许多人都希望上大学，除了两个人对自然科学感兴趣，一人选择物理学和化学，大多数人计划学习文学。还有两个华而不实的人认为自己是天才，滔滔不绝地谈论宇宙、空间和时间。有两个人可能受李大钊那篇著名文章 [105] 的启发，考虑到乡下当教师。
一个叫熊瑾玎 [106] 的人作了发言，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坦诚天真。他说，如果没有钱，就什么都做不成，因为必须达到某种舒适程度才能按照自己意愿行事。所以他想发财：“我看过像《十个富人》和《赚钱者》这样的书。 [107] 在中国有两条路可以致富：当官或做买卖。我不想当官，我决定经商。我想和萧瑜一起去开发满洲，但我没有资金。”
毛泽东有些严厉地批评熊瑾玎，“生活奢了，不特无益，而且有害”。毛泽东的计划是：教书或当新闻记者，但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他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因为这种工作学好了，可以“向世界任何地方跑”。“主张依科学的指导，以适合于体内应须的养料，身上应留的温度，和相当的房屋为主，这便是‘备’，多的即出于‘备’之外，害就因此侵来。”
这种非常严格的儒家道德主义将会不断在他的生活中出现。除此之外，毛泽东在1月16日会议期间打开了心扉，“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止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做事一层，觉得‘各做各事’的办法，毫无效力，极无经济，愿于大家决定进行的事业中担负其一部分，便于若干年后与别人担负的部分合拢，即成功一件事 [108] 。去年在上海时，曾计划在长沙顿住两年，然后赴俄。在长沙做的事，除教育外，拟注力于文化书社之充实与推广。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文及报志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办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
我们可以通过1921年1月28日他写给彭璜的信来完善这幅毛泽东的自画像。 [109] 因为新民学会的成员之间实行互助，促进团建，毛泽东提到彭璜的10个缺点：(1)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2)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3)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4)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5)略有不服善之处。(6)略有虚荣心。(7)略有骄气。(8)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9)少条理而多大言。(10)自视过高，看事过易。毛泽东补充说他认为自己也有这些缺陷但“1、3、5项除外”，“君子 [110] 须能改过。有心救世，须自己修治”。
这就是当时的毛泽东。1921年6月29日傍晚，他与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这可能是组织者的选择，因为他不久之前去过上海，是湖南少数知名的共产主义者。也许，也因为听说了他的组织能力。这个看起来笨拙寒酸、口音浓重的大个子在长沙经营的书店是上海和北京之外传播共产主义最好的书店。这是很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