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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韶山冲 [2] ，它隶属于湘潭县 [3] ，距离省会长沙有两天的行程，虽然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在老家农地与湘潭和湘乡(湘潭以南15公里）这两座小城市辗转度过一年过渡期，1911年春天，18岁的他才最终离开这个大村庄，经过两天的步行，然后乘船抵达省会。
毛泽东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过着一个农民子女的生活：从6岁到17岁，11年间他帮助父亲种地。孩提时代，他的工作主要是饲养家里的水牛。少年时，他很快学会用一根扁担挑粪桶。结束一天的锄草、采摘豆类和照顾生猪的劳作后，总是腰酸背痛。硬秸秆做的斗笠难以抵挡烈日的暴晒，连续数个小时踩水车把河水运上来，保持稻田中的水量：水太多，稻子会被淹没；水不够，会被晒伤。年轻的毛泽东和其他耕种着湖南20万平方公里农田的2 200万到2 300万农民一样，从事着单调的劳作，为初春霜冻或夏季风暴 [4] 引起的洪水而忧心忡忡，担心收成受到影响。
他是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的长子。他的父亲毛顺生(1870—1920)出身贫困，身材高大。因为债务缠身，毛顺生参加过李鸿章的淮军。淮军出于湘军，1864年曾国藩带领着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是青年毛泽东崇拜的英雄之一：可能毛泽东的父亲曾经跟他提起过这个人物。带着一点点返乡的遣散费，毛顺生做过买卖，设法买了一公顷的耕地，成为“中农”。据他的儿子所说，这个大胆的人从事粮食的运输和贸易，购买破产农民抵押的农田。到1907年，他有了一片面积2公顷、每年生产水稻57.50公担的田地。家里有7到8口人，包括一名长工和一个冬天在磨坊帮忙的短工，自家需要消耗稻米22.50公担 [5] 。毛顺生将剩下的35担用于出售。他儿子还说，他因此晋升为一个“富农”。家里的房子很大，盖着红瓦，不像旁边的邹家是茅草房。毛家有一个牲畜棚，至少有一头水牛、一个谷仓、一个猪圈、一个小磨坊和2 000至3 000元的资金。年轻的毛泽东多次替父亲收债。1907年在湘潭骚乱期间，父亲驾着一车稻米想卖个好价钱，结果出了县城就被骚乱分子扣押，粮食被瓜分了。
年轻的毛泽东没有经历过他的许多同胞经历的物质困乏，但是他生活在一个文化贫困的环境中。他的父亲几乎是文盲，只在村里的私塾读过两年书，连算盘都打不好：基于这唯一的考虑，他让他的长子念书，想有一个会读会算的帮手，具备他所缺乏的做买卖的初级技能，而且基本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他跟县衙里的老爷进行沟通。
从我们拥有的仅有的几张家庭相片上可以看到深色结实的家具、粗壮的横梁和扎实的地板。我们没有发现达官贵人家里刻在进口座钟的两侧作为装饰的儒家格言。唯一的亮色事物是红辣椒。这些辣椒夏天在栅栏上晒干，从秋天开始便一直挂在房梁下。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尊佛祖的铜像，毛夫人在铜像前日夜点着香烛。毛泽东的父亲是众所周知不信神佛的，一次在乡间偶遇一只老虎，受到惊吓后，他也开始上香。我们永远无法得知主人房的煤油灯是否为唯一的现代元素。毛泽东在屋子上层的一个小房间里借着烛光读书。5岁以前，毛泽东在湘乡县唐家圫的外祖父母家生活，他喜爱那里的热情和友善，5岁末才住到父母家中。他从6岁开始在屋后的池塘里学会游泳。我们知道他在一生中多么钟情游泳，哪怕是在危险的大海里或河流涨水时也要下水。
因为高大健壮，这个孩子很早就帮家里干农活了。但他觉得家庭环境难以忍受，因为他的父亲很专制，也许还因为在他出生三年后，他的弟弟降生了，而他似乎难以接受这样的存在。在他之前有两个男孩子和两个女孩夭折，因此毛泽东是“幸存下来的长子”(斯宾塞）。他出生的时候，母亲文七妹(1867—1919)已经快27岁了，常担心无法为丈夫传宗接代，所以毛泽东的出生对她来说就像是上天的礼物。根据当地的习俗，她带着儿子去附近的一个小山上，在一块两米高的石头面前俯身叩拜，据说那里能涌出神奇的力量，这样这块石头就能收她的儿子作养子。这种和石头之间的结缘能保佑他趋吉避凶，并且汇集两个早夭的哥哥身上的力量。所以毛泽东有一个绰号叫“石三伢子”，石头的第三个儿子。事实上，这个盼望已久才得到的儿子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了。
事实上，毛泽东很快就和他的父亲对着干了，棍棒教育的场面颇为壮观。 [6] 他得到母亲谨慎的支持。他的母亲虽大字不识一个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18岁时嫁给毛泽东的父亲，那时丈夫15岁。她裹着小脚，乐善好施，常常领着毛泽东到她家附近凤凰山上的一个庙宇里去，毛泽东在她身边跟着她祈祷，因为他爱他的母亲。1919年10月5日肺结核将她带走了 [7] ，毛泽东献给她一篇《祭母文》，他说“吾母高风，首推博爱……头脑精密，劈理分情”，她热心佛教，“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相反，毛泽东痛恨他的父亲。 [8] 后来他经常遇到两个“政党”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他的父亲领导的“执政党”，另一方面是由他自己组成的“人民政党”，还包括两个弟弟和母亲，但母亲一直在寻求和解，并谴责暴力。
毛泽东和他父亲之间的冲突原因总是相同的：父亲希望儿子到村里的私塾学会农业管理和销售农产品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同时接受儒家的教育(忠孝礼义）和打下传统道德的基础(“三纲” [9] )。但是，毛泽东想要去学习了解世界，摆脱这个试图锁住他的农村世界。15岁时(1908)，家里安排他与邻村比他年长的罗姑娘成亲，他拒绝这桩包办婚姻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根据某些资料，婚礼似乎举行过，毛泽东可能屈服于这些仪式，在他未来的岳父母面前磕过头，但没有任何得到证实的子嗣。他拒绝和自己年轻的新娘生活在一起。这个妻子在1910年之后过世。
当他在我们面前像个小学生一样反叛和失控时，为什么不相信他呢？从1902年到1906年，他被交给奉行传统教育的夫子，这是一位科举考试的失败者，他的才能仅限于背诵和抄写从儒家经典里抽取出来的文章，这些文章使用一种已经晦涩难懂的语言 [10] 。毛泽东拒绝尊重这位夫子，他不能忍受夫子随意用竹板或教鞭惩戒他。一天，坐着的夫子让这个男孩到他面前站着背一篇文章，毛泽东带着自己的凳子，挑衅地坐在老师面前。因为害怕被鞭打，也担心父亲的惩罚，10岁的毛泽东离家出走在山上转了三天，徒劳地想走到湘潭，走到城里，那里意味着解放。
不过，恰恰相反，对私塾的敌意并不是对教育的否定：毛泽东阅读一切到手的书籍。两本雅俗共赏的小说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甚至能背诵其中的一些内容，与村里的老人或亲戚交谈时能引用某些故事。这两部小说流传到了文化贫瘠的韶山，小说里的英雄丰富了他的想象：《水浒传》 [11] 中的一百零八将都是不公正司法的受害者，在首领宋江的带领下占领了山东梁山泊，与当权者作斗争；《三国演义》 [12] 讲述了诸葛亮、刘备、曹操和其他英雄人物神话般的壮举。1910年，毛泽东在目瞪口呆的老师们面前仍然坚持认为这些是历史事件。
毛泽东与他的父亲进行了沟通，赢得一些空闲时间来阅读激动人心的作品：挑完水、除完草或整完地后，他利用傍晚的闲暇在田埂边或墓碑旁如饥似渴地读书。1907年，毛泽东的父亲将他从私塾领回来，从此家里多了一个不用付酬劳的长工。但是他不愿意成为农民。他想要去城市，他现在知道路怎么走了。他去了离居民聚居处不远的银田寺好几次。那是驿马信差会经过的地方，偶尔会带来有关于长沙、武汉甚至北京的信息。
1910年毛泽东开始在“新式学校”求学，他先后在不少学校就读，是一个难以归入某个年级的学生，聪明但是缺乏相应基础，文科出类拔萃但是外语和科学很差，勤奋但是散漫。这种状态持续到1918年，当时25岁的他终于拿到了迟来的小学教员的文凭。对知识盲目的渴求永远无法餍足，还有明显的恋母情结都从深层次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跳出“农门”。年轻的毛泽东将这种情况归结为源自一次阅读。他的表哥也许被这个聪明又好奇的年轻人天真的政治观打动，借给他一本郑观应的小册子《盛世危言》。它的作者是一个买办，也就是说，一个为外国公司工作的商人。他预计如果中国没有现代化铁路、蒸汽工厂、电报系统、良好的道路、商业银行、技工学校、公共图书馆，如果它不引入英国议会君主制，中国的命运将会很悲惨。不久，毛泽东发现了一份匿名的传单，这份传单的开头将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唉，中国将被奴役！”从经过银田寺的驿马和流动商贩口中，他开始隐约知道20年来影响这个国家的种种风暴。
于是，他听说了1898年变法的失败。光绪皇帝命康有为主持新政，百日后以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重新掌权。康有为的几位顾问不想逃走而被斩首，其中谭嗣同是湖南人。这个世纪末的另外一件大事也传遍了湘江流域，中国北方出现一些仇视外国人和基督教的秘密社团，其中义和团运动在北方昙花一现后被八国联军击败(1900—1901)。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美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和葡萄牙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第二次占领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提醒中国不再是一个强国，但是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使得它幸免于被肢解的命运。因此，陷入绝境的统治阶级再次进行改革。1909年，2%至3%的男性——传统贵族和新兴富人——进行了议员选举。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聚集北京要求国民议会实现有限选举。同时由流亡的孙中山建立、湖南人黄兴发展壮大的同盟会与过去反对清朝统治的秘密社团取得联系，准备渗透到大清帝国的军队中，通过起义推翻这个异族血统的无能王朝。
所有这一切，毛泽东隐约知道一些，但非常模糊，毕竟北京那么远。因此，大概直到1910年他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皇太后两年前已经几乎同时死去！不过，他肯定知道1906年湖南西部和江西的萍乡、浏阳、醴陵地区的暴动，首领马福益被逮捕后处死，矿工和瓷器工人在哥老会的组织下发起了暴动。
1906年的冬季，韶山哥老会在彭石匠带领下通过暴动来抗争一个不公正的判决。这个判决袒护一个和当地官员有关系的显贵，哥老会的几个成员败诉。韶山哥老会甚至一度占领了刘山附近的一些丘陵，直到被乡里地主的护院抓住。彭石匠被指控杀死了一个孩子来祭旗，被关在村口的猪笼里示众。毛泽东把这些事件看作梁山泊好汉揭竿而起的后续，他对这些亡命之徒的同情导致了母亲的反对，同时坚定了父亲的看法，他的长子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败家子。关键的1910年在毛泽东一生的革命活动中留下的影响是不确切的，但可以看出一个大概。 [13]
毛泽东首先是一个叛逆的儿子，反抗父亲的意见。1910年的春天，他一头挑着一些换洗的衣物，另一头挑着最爱的两部小说，徒步约20公里到达湘潭附近的一个城镇。
毛泽东向家人借了几十元，加上时常帮两个老师的忙得到过一些报酬。这两位老师，一位是老学究，一位是失业的法律系大学生。一位给他介绍了传统经典，另一位让他读到了新闻得以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件。自此他认识了数以千计的汉字，脑海中杂乱积累了一些名字、逸事和名言。也许这短暂的经历说服他重新开始学业。不过，这是几个月后的事情了，他已经答应在父亲认识的一家米行里做学徒。
不久，父亲突然寄给他一笔钱让他回家。夏天回到韶山时，他对愤怒的父亲宣布说，他想进“洋学堂”学习，那是国家被迫开放之后出现的教授新学科的学校。他听说最近在附近另一个小镇湘乡开办了这样一所学校，东山高小。湘乡是他母亲的出生地。毛泽东从一个远房亲戚——一位有新思想的教员王季范那里借了12块钱交给父亲，作为雇用代替他的长工的费用。他在家里筹集了1 400个铜钱的注册费和一个学期的住宿费。最终他获得了父亲的批准。因为亲戚们跟他父亲解释：受更多的教育能让他儿子给他挣更多的钱。初秋的时候，他挑着扁担，穿着草鞋重新上路了。
毛泽东与现代化学校的第一次接触令他相当失望。他被门卫看作乞丐或小偷，没有受到友善的接待，而且他来自别的县城，文化基础相当薄弱，只能做试读生。他写得一手文言文的好文章，总是对经典，尤其是历史经典感兴趣。毛泽东满怀激情地发现了自然科学、地理和世界历史。他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当时流行的书籍之一《世界英雄豪杰传》。他热烈崇拜华盛顿、叶卡捷琳娜、格莱斯顿、彼得大帝、拿破仑、林肯、孟德斯鸠、卢梭。一位曾在日本留学的老师剪了辫子，戴着假发表明自己对清朝的敌意。这位老师和他谈论日本，教给他一些赞歌，并颂扬这个战胜了沙俄的亚洲国家。他的表哥让他了解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他俩都赞成按照日本在明治时代的模式，建立一个经过改革的君主立宪制度。
毛泽东对这两个人充满了真正的崇拜，熟记他们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梁启超是这份报纸的主编，他对西方的介绍虽然相当笼统，但是非常出色，既包括从苏格拉底到康德的哲学思想，也没有忘记亚历山大大帝、瑞典的古斯塔夫二世和拿破仑这些幸运而固执的战争领袖的思想和事迹。虽然此时毛泽东和萧氏兄弟 [14] 萧瑜、萧三交好，但是被其他同学歧视。这些富裕的名流之子穿着考究，大部分都是小东家，除了对他的强壮和高大有些敬畏外，他们看不起这个粗鄙的农民。毛泽东的褪色衣服打着补丁，说话的时候带着乡音，把湖南说成funan,“n”发成“l”，“che”发成“tse”，“ji”发成“ghii”，再加上湘潭地区独有的方言特点，有些话即使在湘乡也不好懂。
他只做基本的个人卫生，很少洗澡，而且一生都是如此。在学生时代，他的同学们讨厌他身上的味道，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他不刷牙，还开玩笑说，老虎不刷牙牙齿照样那么锋利！每天早晨，他只用冷茶水漱口。饮食习惯上好吃红辣椒和红烧肉。 [15] 很快，毛泽东对老师们明显的不尊重使他们不快。他喜欢阅读书籍，但不遵守学校的纪律，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5个月后他就离开了东山，虽然他第二个学期已经被录取了。这一次，他在萧瑜的陪同下搭乘一艘小轮船来到长沙。如果后者的回忆可信的话 [16] ，路上花了两天时间。他大概听了那位戴着假发欣赏日本的老师的建议，去省城一所专门接收湘乡弟子的高中就读。他参加了入学考试，轻而易举地名列前茅。此时是1911年春天，这座城市正谣言四起。
当时的长沙 [17] 有30万居民，自从开埠以来，有近4 000个洋人，包括日本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是商人、传教士、医生、教师和领事官员。1910年的4月，长沙爆发了抢米风潮，当地都督下令在衙门前用机枪扫射造成14人死亡，引发了一场排外运动：数十间洋人的房屋、宗教机构和商铺被毁。长沙坐落在湘江右岸，湘江左岸是岳麓山，山上有一座著名的岳麓书院。此时的长沙并没有受到多少现代化的影响：北京—武汉铁路在1918年9月才修到这里 [18] ，只有几条石板街，夫子为避免道路泥泞乘轿子出行。电力是在1909年才被引入的，每天晚上10点就会断电。只有位于中央大街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第一师范）才是外国风格的建筑，装饰有意大利式样的拱廊。衙门设有一个旅，是袁世凯在帝国垂死的最后几年中组织的新军。“长沙耶鲁大学”和“湖南—耶鲁医学院”则主要为几百个富家子弟提供质量尚可的英语教育。在新的商务部，传统乡绅名士和少数新兴企业家一起分享新的权力。这些企业家投资了现代碾米厂、发电厂和位于湘江上游的加工锑、铅和锌的工厂。世纪之初，离乡背井的农民形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群体：无产阶级(游民）在上一年的抢米风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活动往往是由同盟会或半秘密的反清联盟组织，驻地部队里也有几位军官经常匿名参加这些活动。
《湘江日报》助推着这种狂热的气氛，让年轻时期的毛泽东非常激动。他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为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殉难的七十二烈士义愤填膺，他在学校的墙上贴了一张布告，提出建立一个以孙中山为首的共和国，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他的政治修养仍然有许多欠缺！他剪断了自己的辫子，和其他一些学生一起为不坚定的同学剪了辫子。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爆发后——长沙在13日白天得到消息，他与几个同学打算去湖北参加革命军，并考虑到了实际层面的问题，想找到橡胶鞋来抵御湖北的湿气。这几个志愿者刚要动身便得知在长沙爆发了起义。10月21日毛泽东被关在城门外，在岳麓山斜坡上的爱晚亭眺望衙门附近的战斗。当他看到衙门周围升起写着“汉”字的白旗，代替了代表清朝的红龙镶黄旗时，毛泽东高兴得跳了起来。与哥老会和同盟会有联系的两个起义者焦达峰、陈作新自封为都督和都督助理。10月31日，一场因未领到军饷而引发的驻军兵变让他们丢了性命。省议会主席谭延闿是这两起谋杀案的幕后人。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显贵，出身于官宦家庭，想在驱逐满人的同时维护旧秩序。他成了新的都督。此时，毛泽东加入正规军一直服役到1912年2月15日辞职那天为止。因为他相信革命已经结束，三天前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毛泽东只尽驻军的义务：进行一些基础训练，做做烦琐的内勤工作。7元一个月的军饷让他能买到报纸如饥似渴地阅读。在报纸上他第一次遇到“社会主义”这个词。江亢虎 [19] 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个词进行了非常简单的学术介绍。
复员后的毛泽东于1912年3月至1913年秋天一直过着飘忽不定的流浪生活，期间在各地穿插求学，这段求学经历将在他的教育生涯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没有固定的收入，对于他的学生身份——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是初中生的身份——非常自豪。因此，他必须尽快在一所学校注册。同时，如果他想从他的父亲那里得到生活费的话，他就需要选择一所职业学校。因此，毛泽东遍读各种招生广告，并先后支付了这些学校的注册费(通常是1元），但他从没有去过，其中有一所警察学院、一个培训制皂的中心、一项担保能在三年后成为政府工作人员的法律课程……他在一个商业学校中学习了一个月，这为他赢得了父亲给他的生活费。但课程是用英语授课的，他听不明白。毛泽东无法胜任学习任何一门外语，他的一生都是如此。
最后，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一所省立中学，从1912年秋季到1913年春天学习了完整的一个学期。这里的老式教学让他厌烦，只有一位老师让他喜欢。这位老师推荐他阅读大名鼎鼎的乾隆《御批通鉴》，另外这位老师可能将毛泽东用文言文写的一篇文章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过。因为偶然机会我们收录了这篇文章 [20] ：这是一篇短评，毛泽东评论了司马迁 [21] 在《史记》中关于商鞅的一段文字。商鞅是最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 [22] ，他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绝对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儒家的理念是以道德为基础来治理国家的 [23] 。商鞅担心人民可能会拒绝严厉的新法，于是采用了一个策略：他在城市的南门竖了一根10米高的木棍，宣布如果有人将它带到北门，就赏他10金。结果没有人响应。他又宣布把赏金提高到50金。然后，有人试着完成了这一“壮举”，商鞅就赏了他50金，从而获得了毛泽东称为“愚民”的人们的信任。不论如何，年轻的法家爱好者离开了让他窒息的学校。
毛泽东住在由湘乡同乡会管理的湘乡会馆，住宿条件艰苦，能吃两个米饼，有时在街上遇到以前的同学或朋友，晚上还能有花生和瓜子再加上一杯湖南的好茶。白天，毛泽东在省图书馆度过整整一天，最早进入，最后离开。他告诉斯诺，在这段自修期间，他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他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还读了卢梭 [24] 的著作、斯宾塞 [25] 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的同时，他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他在一生中一直怀念这段10到20个月的时光。那时他是一个自由自在的自学者，没有任何束缚，完全投身于发现知识的世界。他对他的朋友萧瑜形容自己是“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子，见到遍地青菜，拼命地大嚼大吃，嚼个不停”。但他的钱花得很快。于是，毛泽东找到一则招生广告，1912年开办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第四师范）招收学生，培养小学教员。只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学费全免，伙食便宜，毕业后能保证找到工作，最后这一点使得毛泽东可以期望从他的父亲那里得到一些资助。此外，他的表哥王季范也在那里任教。最后，教员这一职业可以获得一些文人的名声，人民教育似乎已经是毛泽东年轻时期最关注的事情之一了。他通过了考试并名列前茅。此时已是1913年秋天。1914年春天，这个师范学校与享有一定声誉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合并。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5年时间，在那里他驳杂的知识和模糊的志向将在杰出的教师、好朋友和特殊事件的影响下逐渐成形。
师范生夏天穿白色的统一校服，冬天穿黑色的统一校服，有一个“师”字的鸭舌帽，领子上绣着四个字，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简称。合并后的学校约有600名学生、30名教师。1903年，有人建议模仿法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向人民传播必要的知识，进行民主教育，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这所学校是在这种教育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学校的学制安排为一年预备班、两年通识教育和两年教育学为主的教育。4位老师负责教体操，包括1小时的舞蹈课和军训。毛泽东认为教学方案太轻松，每周只有35个学时，每天从8:00点到16:00点有课，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做作业和培养个人文化修养。事实上，这是教育部部长蔡元培 [26] 的要求，追求的是“修身”，虽然他的在职时间很短。
毛泽东一直是个勤奋但散漫的学生。他对朋友萧瑜解释说他有自己的教育计划 [27] ，当然普通教学计划也包括在内 [28] 。他上课之前读英语，熄灯后做体操。事实上，他拒绝每天10分钟由教师带领做体操，他看不起那些老师，宁愿独自到山上散步，在池塘或湘江里游泳，长时间躺在阳光下。夏天，他常常睡在院子里的星空下，裹着一条肮脏的蓝色棉毡。个人开支 [29] 的三分之一用来订阅报纸(每月1元）。他把报纸剪下来，分好类，用英语做上地理注解。但他仍然学不好外语，数学和科学知识非常薄弱，素描很糟糕，他最擅长做中文文章，一直最负盛名。在他20至22岁之间，我们有三份关于他的肖像。第一份是萧瑜提到毛泽东做自我介绍时对其所做的描述 [30] ：“一个年轻人，身材高大，笨拙，穿着脏衣服，鞋非常需要修补……他有相当胖的脸，鼻子相当高……匀称的耳朵，嘴巴很小……洁白整齐的牙齿在他笑的时候有一种自信的魅力……他走路相当缓慢，双腿略微分开，好像鸭子摇摇摆摆的……还有他的书法很糟糕 [31] 。”
第二份是杨昌济日记中的一段，这个老师曾于1915年4月5日在他的办公室接待过毛泽东 [32] ，对毛泽东知识的构成有决定性的影响。“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但第三个肖像不那么完美。1915年8月，毛泽东在给萧瑜的一封信中摘录了自己的一段日记。 [33] 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够完美，所以这样质问自己：“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接下来是一大段牡丹和葫芦的对比，牡丹长着美丽的绿色花萼和朱砂色的花，但不会结果，不起眼的葫芦不开花，但能结果实。“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猥用自诡曰：吾惟匏瓜之是取也，岂不诬哉！”虚荣，需要被欣赏，强烈的欲望……除了这些已经令人担忧的特点，毛泽东在1916年7月18日给萧瑜的一封信中加上了玩世不恭这一点。他让萧瑜看完后把信烧了，免得给他惹麻烦。 [34] 事实上，湖南的独裁军阀汤芗铭几天前刚从长沙逃走，因为他的暴行，老百姓给他起了个绰号“汤屠夫” [35] 。毛泽东替他找了另一个借口，因为“汤在此三年，以之严刑峻法治，一洗以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张树勋为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布政之饰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这样的断言让我们重新看到那个崇拜法学家商鞅、具有国家意识的毛泽东。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这个平庸的演说家，衣着随便，带着可笑的农民口音，却吸引了很多人想尽办法认识他。也许关键在于：毛泽东在五年内结识了一群忠实的朋友，获得有影响力的保护者的支持，这个半自学成才的人最终甘心融入体制。他的粗鲁和对严格形式主义的摒弃激起了文人的愤怒，但他的智慧、倾听的能力、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又让人欣赏。他的特别之处引人注意：他和彭德怀 [36] 、朱德、彭述之一样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少有的农民出身、没有精神遗产的人。几乎所有其他领袖都出身乡绅，甚至书香门第和官宦人家。虽然遭遇各种挫折，但是这些人在逆境中继续与统治阶级分享着同样的品位和行为。 [37] 在《多余的话》 [38] 中，瞿秋白谈到了一个“衣租食税”的少爷的心态：“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相反的是，1918年冬天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向参加会议的年轻人提出为他们洗三天衣服换报酬。 [39]
1915年似乎是很关键的一年，青年毛泽东建立了基本的人际关系网。春天时他经历了一次危机，他开始冒着被退学的危险逃课，这些课程包括科学课、数学课、绘图课和体操。但最终杨昌济对他的“劝学”说服他继续求学。这一点在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给一个不知名的人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学校试验今日完，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 [40] 。毛泽东补充说他通过读曾国藩日记以及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例子得到启发，还参与为了纪念一个因病去世的同学而写的一首长诗，以及他的一位老师编写的文集，其中提到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41] ，实属民族的耻辱。毛泽东回到他的位置上，或许在心里已经有了一些挫折感：在1915年6月25日的那封信中，他提出想申请湖南高等师范学校。那里最近开设了文学和历史的课程。他想报名参加，并邀请他神秘的笔友也这样做，因为“真研古好处也”，教师是首屈一指的，并有自己读书的时间。毛泽东没有提交他的申请，也许他的申请被拒绝了，显然他的水平不够，他的古典知识杂乱，字迹散漫，不懂任何外语 [42] ，这些都是进入这所新式高等学府的障碍。11月9日他给黎锦熙的信中表明他甚至会去上自己最讨厌的课。 [43] 不过我们也看到他希望有另一种教育将他引出困住他的“黑暗山谷”。当他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同学蔡和森(蔡和森是毛泽东除了萧瑜之外最好的朋友）被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录取的时候，也许彼时的毛泽东已经在梦想北京，他的笔友黎锦熙刚刚被任命为教授。空闲的时候，他都会在图书馆发奋地读书，做笔记，写文章。以前，他意识到自己不想当一个农民。现在，他觉得他的价值超过了一个小学教员。
由毛泽东建立的人际关系网中，杨昌济教授是促成他命运改变的基石 [44] 。然而，杨教授并没有什么能吸引一个不怎么文雅的农民！绰号“长沙孔子”的杨教授在第一节修身课上用单调的嗓音照本宣科，让学生们大失所望，学生们甚至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撤换他。他出行的时候坐着轿夫抬的轿子，冷漠又疏远，欣赏他需要花一些时间。然后，大家得知他是曾经在国外长期留学的新文人之一。他效仿英国的教授，每周日邀请毛泽东共进午餐。他的妻子做得一手好饭，大家喝着酒，讨论老师博学精彩的话语，有时毛泽东偶尔瞥一眼教授的女儿充满朝气的面孔。杨开慧由他的父亲教养长大，偶尔会参加讨论。这样的讨论更像孔子和他的弟子之间的谈话，而不是苏格拉底的模式，因为和运河边摧毁信仰的智者不同，湘江边的智者分享他的信仰。参加午餐的有毛泽东、萧瑜、陈昌和熊光祖 [45] 。
杨昌济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他引荐毛泽东加入当时在中国青年人中发展迅速的一个社团。这是一个研究17世纪明朝爱国者王夫之的研究会 [46] 。王夫之拒绝归顺满族征服者，归隐之后思考历史的意义。 [47] 杨昌济教授的思想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可以从毛泽东当时写的各种文字中找到 [48] ：1913年秋天，他在第四师范预备班的笔记中三分之二涉及杨昌济的课和袁忠谦的中国文学，剩下三分之一是关于诗人韩愈(768—824)的。杨昌济自称是泡尔生的弟子，1917年到1918年，毛泽东阅读了弗里德里希·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 [49] 中译本，并在空白处写了批注。青年毛泽东曾写过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 [50] ，因为杨昌济的推荐，1917年4月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权威杂志《新青年》上。
在阅读这些文献时，我们发现，这个快要24岁的年轻人已经有了非常鲜明的个性。
他深爱着国家，《体育之研究》的开篇在这一点上特别明显：“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袁忠谦(“袁大胡子”）广征博引的课程和毛泽东长期在图书馆里的阅读起了决定性作用：孔子、孟子、王阳明、宋朝的理学或庄子，他从先人身上找到许多现代化的特点。他充满希望地说，我们国家两千年积累的智慧，是一种无意识学习的结果。毛泽东还从泡尔生含糊的达尔文主义中找到其他的理由相信中国未来是有希望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死亡是其表面的变化。其领土不被破坏，人民也没有遭受迫害。国家状态的变化是复兴的种子，是社会进化必需的。 [51] 中国处于危险之中，但可以被拯救。
与此同时，他也是理想主义者，受到杨昌济赏识的文章讨论的是新理论。 [52] 他指责所有压制发展的东西，并颂扬个人主义：“没有比压制个人更大的犯罪。因此，我国必须消除对三种东西的依赖：教堂、资本主义、君主制。它们和国家形成了目前世界上的四个邪灵……我觉得我们只对自己有义务，对别人没有任何义务。定义道德的方式不应该与其他人有关。像我这样的人想充分满足自己的心。这样做才能自动选择最佳的伦理准则。当然，世界上还有其他人和事，但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我。”这最后一句话应该放在泡尔生思想的背景下来理解。对于后者而言，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是同一个东西。我们帮助别人是为了让别人来帮助我们。“既有利于我，也有利于他人的方式，是相互帮助。”毛泽东评论说。 [53] 我认为这种挑衅性话语首先是一种极端自由主义的要求，而在当时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这是相当普遍的。张戎和乔·哈利戴认为毛泽东一生中“毛氏自恋”处于中心地位，因为他们运用了目的论的做法。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义很大程度上源自新儒家王阳明“对良知本能的了解”。“帮助有需要的人，”毛泽东写道，“带来人道的完美，无畏地面对危险和牺牲自己挽救别人无非责任，我要完成这些行为，这样我的心灵就能安宁。”这不是自负的疯子的话，而是一个积极的战士，英雄般的战士，站在无知的人民前面，必须使他们清醒。
此时的毛泽东对社会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对伟人感兴趣，对“有德行的英雄”寄予希望。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叁。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54]
这种依赖英雄的精英主义让人回想起1915年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的结尾。 [55] 然而，这仅仅是表面上的。毛泽东实际上早已远离儒家思想，而表现出一定的反智力至上主义倾向：“中国的文化过于注重知识……当我们自问教育者的意图时，会怀疑他们设计如此繁重的课程，是为了耗尽学生，践踏他们的身体和毁坏他们的生活……没有身体我们什么都不是……身体强壮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知识和道德方面获得长足的进步。” [56] 因此，毛泽东在军人中寻求他的英雄并不奇怪。
事实上，这个在文章中署名“二十八画生” [57] 的人在头脑中正酝酿着一场思想革命。他正逐渐抛弃依赖有德行的领导人的传统看法。1917年冬天，毛泽东转向反对儒家道德的个人主义反抗，并开始采取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立场。正如他在泡尔生的书上写的注解 [58] ：“我害怕我们中国遭到破坏，但现在我知道它不会发生……不必担心，唯一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这些变化。”毛泽东每天阅读报纸，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在他周围聚集起一些也想“挽救中国”的朋友，寻找解决国家危机的出路。因此，1917年3月7日，他和朋友萧三通过杨昌济给在日本的著名知识分子宫崎寅藏(1870—1922)写信。宫崎是孙中山的老朋友，当时经过长沙，在师范学校举行了一场演讲。 [59] 毛泽东偶尔读孙中山创办的《民报》，他到长沙后就和师范学校的一位教师徐特立(1877—1968)建立了友谊。徐特立是一个积极的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试图通过大众教育挽救中国。对现实失望的毛泽东认为，道德伦理的目的是实践而不是学习。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毛泽东迅速投入行动，展现出他独有的天赋——吸引、聚集、组织、架构，简言之，他开始成为一个领导者。
抵达师范学校后，毛泽东结识了两个在学习上比他优秀的同学萧瑜和蔡和森 [60] 。他们把三人的关系比作《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三位英雄，称为三豪杰。杨昌济在日记中将他们视为三个最优秀的学生，萧瑜第一，毛泽东第三。 [61]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期间的信超过三分之二是给萧瑜的。1915年萧瑜毕业后在汨罗山谷的平江县任教，距离长沙东北120公里。在书信中我们发现毛泽东饱受湖南风波的折磨。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各路将领纷纷借机占领省会。在1916年6月24日的信中，他说：“早起晚宿，三饭相叠”，因为路上不安全，土匪出没，暑假没有能够回家。“独有军士相邻，洸洸之众，来自岭峤，鸟言兽顾，不可近接，亦既知之矣。心目所遇，既多可悲，遽闻篥一声，刁斗再发，余音激壮，若斗若击，中夜听之，不觉泣下。”在1916年7月25日的信中，毛泽东谴责日本让中国蒙羞：“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他梦想在将来某一天“乃十年以后”中国和美国先后对日本从陆地和海上发起攻击，采取报复行动并彼此建立有利的商业关系。
毛泽东和萧瑜经常晚上在乡间散步，像旧式文人一样规定主题和韵律作诗。1917年夏天，两个人背着包袱，像佛教僧侣那样剃了头，穿着短裤和草鞋，在6个星期内走了400多公里，走了湖南的5个县。当他们到达沅江时，夏季的大暴雨迫使他们乘船完成旅程。他们被人当作乞丐，靠卖书法赚些钱，分享了最后的2元4角。他们在星空下过了几个晚上，有时睡在寺庙中，经常受到乡绅或同学家人的接待。此外，何叔衡的父亲还给他们安排了一次真正的宴会。
此次旅行没有进行农民社会状况的调查，但已经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毛泽东时常与萧瑜彻夜长谈，他向往中国昔日的辉煌，想象自己是伟大的传奇帝王。后来他进行过别的路途较短的旅行，走了50公里拜访杨昌济的故乡，看望已经工作的同学们。他还和另一个朋友蔡和森徒步走过洞庭湖的南岸。蔡和森身体虚弱，患有哮喘，有两个突出的牙齿，他的智慧、广博的文化底蕴和出身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蔡和森出生在湘乡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是曾国藩的亲戚。这位平定太平天国的将军一直是毛泽东崇拜的英雄。蔡的母亲葛健豪为了摆脱贫困成了小学教师，她给失去父亲的6个孩子提供了良好的教育。蔡的妹妹蔡畅(1900—1990)由母亲送到长沙逃避包办婚姻，就读于一所女子学校，徐特立曾在这个学校担任过一定的职务。蔡和森以出色的成绩毕业后却找不到就业机会，他不愿屈尊求职，便隐居在岳麓山坡上一间四面透风的茅屋里，忍受着饥饿和寒冷。毛泽东和萧瑜经常去看望他，三个朋友彻夜长谈，休息的时候吟诗作赋。
此外，毛泽东自1915年以来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一些小广告，请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年轻人联系他。虽然没什么效果
[62]
，但他有条不紊地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其中一个叫张昆弟(1894—1932)，他在日记中写道
[63]
：“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芝、彭则厚作一二时之旅行。……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下，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山上有寺……寺有和尚三四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又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余甚然其言。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
[64]
可炼心力之说”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芝游泳。游泳后至麓山
[65]
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
[66]
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山<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句钟矣。”
很快，毛泽东的活动不仅仅是写田园诗了。从1915年11月开始，毛泽东成为“学友会”、“自进会”执行委员会秘书。他组织了一些关于诗歌和哲学的讨论。
同时，1917年9月，毛泽东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我们看出这是法国的模式！）二年级建立了一个汉语教学计划，受到他老师的好评。他还作为学生会主席负责工人的夜校事宜，如发广告、招生和安排课程。他趁机宣扬用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也在这里亲自教课。102个工人分为两个不同层次的班级。他在夜校由他主编的报纸上抱怨那些担任教师的师范学生“一进入学校，就高高在上地看人，好像他们是从天上下来的”。有一阵子他想办一个自修学校，把古典教育与现代学校的优势结合起来，教师们甘愿清贫，“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
1918年4月，从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在长沙发起“新民学会”，毛泽东是负责人之一。我们知道这些社团在改革浪潮中的启蒙作用最后促成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知识分子出现并代替了旧式文人。 [67] 为了使这条漫长的路途圆满，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与包括蔡和森在内的其他13个年轻人一起组建了“新民学会”，成员都是学生或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例如萧瑜、他的弟弟萧三、张昆弟、何叔衡。几乎所有人都是杨昌济的学生。只有一个是看了毛泽东的广告加入的，即罗章龙。他于1896年出生在浏阳市，毕业于浏阳高中。毛泽东很高兴，1918年3月罗章龙赴日读大学途经长沙(事实上他后来去了北大）的时候，毛泽东在长沙的一个饭馆里组织了一次兄弟般的聚餐，并受庄子的启发献给他一首诗。
新民学会很快有了三十几个新学员，包括数名妇女——葛健豪、蔡畅、向警予 [68] 和陶毅 [69] 。每周日下午，这个学会的成员会在第一师范的教室或餐厅里聚会。在当时的中国，女孩子在学会中是不同寻常的存在。浪漫的爱情和真挚的友谊，谈吐自然，无拘无束，为所有人都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氛围，大部分成员一直怀念这个学会。聚会时大家评论《新青年》上的文章或讨论时政。很快，也许是因为萧瑜认识张静江 [70] ，在他的倡议下，大家准备参加林育英和蔡元培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 [71]
从1918年6月开始，蔡和森在北京为这次远途旅行做最初的准备工作。他在首都重新找到8月末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教授的杨昌济老师。大家决定由1918年6月末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到北京联络蔡和森，担任湖南学生的联络员。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20多个人一起乘船到达岳州或是汉口 [72] ，之后乘坐火车去北京。
出发之前，他为患了肺结核的母亲四处奔忙。他在给七舅和八舅的一封信中说，他想让母亲到长沙住院，“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不过他又“请人开来一方”，他觉得母亲在家能治好她的胃溃疡 [73] 。之后他补充说如果到了秋天她的病还没有好转，他将让弟弟泽民把母亲接到省会医院住院。
他在北京的行程像是旅游。他已经获得了一个文凭，喜欢他的同学认为他是“有头脑的人”，不喜欢他的人认为他是“巫师”。 [74] 在一次调查中，他的同学评他当模范生，因为他有“道德、勇气、口才和文笔”。他已经在一本著名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将在首都受到杨昌济老师的接待，未来在召唤他。在一封日期为1918年8月11日的信中，他对新民学会的骨干罗学瓒 [75] 保证，他“赴法二百元能筹，旅保一百元无著是一问题”。那里开了赴法前的预备课程。不过信中的一句话透露出他的悲观：“后路空虚，非计之得”。在赴法前的几个月，这种断言让人奇怪。 [76]
如果毛泽东希望在北京找到一个让人尊敬的、有助于自己成长的职位，他肯定很快就失望了。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经过4天旅途抵达首都，陪同的有萧瑜、罗章龙、张昆弟和李维汉 [78] ，蔡和森在北京迎接他。两人暂时被安置在杨昌济教授在豆腐池胡同9号的家里，它位于鼓楼的后面，处于老北京的中心地带。其他50个湖南人中，准备去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或者住在首都，或者分散在河北保定育德高中、保定以南的蠡县布里村，以及京郊的长辛店。
两个月来，毛泽东负责照顾四散在各处的晕头转向的朋友们，同时酝酿一些半工半读的计划试图获得旅行的资助，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自己却没有注册任何法语课程。 [79] 邓中夏、张国焘和罗章龙等湖南人成功地考进了北京大学。毛泽东不仅不准备去法国，也没有参加这次考试，这让杨昌济很失望。 [80] 毛泽东官方传记的作者金冲及对这种行为有几种解释：“首先有一些经济原因。 [81] 不过这也跟毛泽东一直以来注重自学有关。此外，还有教育署的规例，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不能立即考大学，必须先做几年小学教员 [82] 。”难道毛泽东没有想到杨昌济的影响能让他跃过这些障碍？他与蔡和森、萧瑜一起拜见过北大校长蔡元培——他的谦逊吸引了毛泽东，并接触了在2月份刚被任命为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 [83] ，但毛泽东只谋得一份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的职位，薪金每月8块钱，比1911年参军时的军饷多不了多少 [84] 。在他的老师看来，这是一份助学金。
于是毛泽东每天12个小时坐在一个小房间里，那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面朝阅览室的一个窗口。每天他要打扫阅览室，负责15种中文和外语期刊的登记和出借。这是地位低微的小职位，当他用浓重的南方口音想跟人聊天时，没有人回应他。他拜读过这些名人的文章，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却让他感到疏远，这对来自湘江边的新秀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痛苦。看着他们翻阅他不明白的外语报纸——英语、日语、法语……增加了他的苦恼。他也感到自己和同样来自湖南的大学生之间存在着鸿沟，他认识其中的一些人，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通过了北大的入学考试，从家里得到足够的钱交注册费和在首都的生活费。这一次在学术殿堂门前的失败成了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杨昌济也为学生们找到一处住所。吉安东夹道7号三眼井胡同，8个人 [85] 合住四合院中面向内院的一间小屋子，没有什么生活设施，但离北大图书馆所在的红楼不远。每天晚上，毛泽东沿着古老的紫禁城周边狭窄的小胡同散步，被废除的皇帝溥仪还住在里面。毛泽东常去天安门南边的一个小公园，从前外国使者为了能觐见天子在这里对清朝的高官卑躬屈膝。每天晚上，大学生和首都的名人习惯来这里的小亭子里谈论时事。他也去附近的有一尊白色宝塔 [86] 的北海公园，满怀激情地参观了许多让人想起伟大中国的建筑。趁着新年假期，毛泽东甚至和萧瑜、罗章龙一起乘火车去了天津。在渤海海湾，他为大沽口千里冰封的场景而惊叹。他还参观了长辛店的铁路修理车间，作为现代化的象征，火车头吸引了他。
但这些并不能缓解住所简陋的情况，冰雪肆虐的首都让他体验到冬季的严酷。他和几个没有钱的同学住在一个两居室中，一间用于吃饭和白天起居，另一间晚上睡觉，大家挨在一起睡在一张炕上，盖着一条沉重的棉被。炕经常是不点火的，因为没有钱买煤饼。三个人共用一件棉袄，轮流出门。在长沙的5年内只花了160块钱的毛泽东体会到在北京生活的昂贵。我们可以想象他母亲的病耗尽了家财，因此毛泽东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没有得到家里任何资助。杨昌济教授因为自己的新职位，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邀请以前的学生。年方十八的开慧温柔的目光让毛泽东坠入爱河。两个年轻人相爱了，他们经常一起散步，但是毛泽东太穷，结婚的事想都不敢想。
当萧瑜和蔡和森催促他为一起赴法做准备的时候，他为不去给出的解释也是贫穷。他无法凑齐200块路费，而一年以前他说能够凑齐这个数。确实，这笔钱靠他微薄的工资要攒起码两年的时间，因此他希望找一个更好的工作。
虽然毛泽东职业生涯的规划落空了，但是在毛泽东的一生中这段时间与在湖南第一师范的5年时光同样重要。
消极的方面：从此，毛泽东知道他不再是一个得到承认的文人。诚然，他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学生旁听一些课程。但是，当他在讲座后提出问题时，年轻的哲学教师胡适 [87] 要求他报上姓名，因发现毛泽东不是注册学生，而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积极的方面：毛泽东参加了两个学术团体。因为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聚集在北京，这样的学术团体在首都与日俱增。一个是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的新闻学会，由消息灵通的《京报》创办者邵飘萍 [88] 在一次讲座中号召创建。或许毛泽东在这个失意的冬天开始想以记者为生，因为他知道自己文笔不错。大约50年后，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他这样吐露心声：“在十三年学习过程中，我学会的东西对于革命没有任何作用。我只是找到了一个工具：语言。能够写文章，就掌握了一个工具。” [89] 另一个是哲学研究会，旨在“研究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孕育出一个新的知识”。毛泽东聆听过杨昌济、梁漱溟、胡适和陈公博的报告。那时他打心眼里佩服陈独秀，不过他也喜欢朱谦之这个无政府主义学生的来访。后者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2期的封面上是巴枯宁的肖像，第16期则是克鲁泡特金的肖像和“组织自由、结社自由、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口号 [90] 。
毛泽东的脑海中充满了从全世界汹涌而来的新思想旋涡。在言论最自由的大学中，他有一个小房间，可以反复进行思考。北京仍然是一个处在“中世纪”的城市，肮脏的街道，黑色的城墙，夜里没有什么照明，没有什么下水道体系，兵营和警察局分区治理，每天早上听到军号、喇叭和小号的声音，穿着外国制服的士兵在使馆区升起各色旗帜，除了仆人或苦力，其他中国人被驱散开。毫无疑问，毛泽东读过李大钊 [91] 的文章。1918年4月15日，这位年轻的图书馆馆长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今》的文章。文章受柏格森的生命激情的启发，提出矛盾促进了历史的发展，这一观点吸引了毛泽东。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中比较了东西方文明。虽然他沿用《新青年》的主编们对东方文明的批评，即“保守、被动、向天时、自然支配人间、贱女、敌视个人主义”，而西方“立地、支配自然、鼓励科学、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观点，但是他用令人惊讶的方式总结出应该为第三个文明的诞生而努力，这个文明将战胜东方的传统，加强西方的价值，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深表赞同。同一个月，在同一份杂志上，李大钊比较了法国和俄国的革命：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国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宣告了第三种文明的诞生。俄国构成了东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李大钊甚至用悖论的方式补充说明俄国的优势在于蒙古的西侵割断了它和欧洲其他地区的联系。想必毛泽东欣赏这一点。10月15日，李大钊写了两篇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是中国第一人。他对这次革命抱有好感，而以陈独秀为领袖的《新青年》团队 [92] 显然更接受1917年2月俄国的民主、反专制革命，对十月革命持谨慎态度。不过这些出现了马克思的名字的文章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李大钊还没有理解这个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哲学思想，就已经参加了它的革命。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受到这种几乎不出名的主义的影响。从1916年开始，李大钊通过阅读古田光的日语著作逐渐了解这一学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我们将1918年年底作为李大钊创建一个小型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时间，也没有任何人说过毛泽东经常参与其中。毛泽东当然对自己能读到的关于十月革命的东西很感兴趣，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自己景仰的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陈独秀猛烈攻击腐朽的“孔家店”的文章。反对传统家庭和女子童贞的胡适将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和其中有争议的人物娜拉介绍给国人，塑造了一个被美化的自由美国妇女的形象。比起马克思和列宁，毛泽东听到更多的是大学生们热烈讨论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1905)和广义相对论(1916)、伯特兰·罗素的逻辑学(《数学原理》,1910—1913)、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以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1913)的作品。
此时毛泽东接到家人的来信：母亲病重，希望再次见到他。于是他在1919年3月12日借钱买了火车票，坐上了离开北京的火车。14日到达上海，在法租界码头为赴法学生送行，开往马赛的远洋轮上有90位年轻的中国人，其中42个是湖南人。新民学会的半数会员被送往国外！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韶山。在一封日期为1919年4月28日 [93] 的写给七舅父、七舅母和八舅父、八舅母的信中，他感谢他们照顾他的母亲：“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亲侍汤药，未尝废离”。毛泽东估计母亲的病有了转机，喉咙痛已经痊愈，但胃溃疡仍未痊愈。事实上，他准备在长沙长住。师范学院的一位同学周世钊在修业小学谋得一个职位，毛泽东便住在那里，每周教16小时的历史课，一直到同年12月。薪酬是微薄的，但毛泽东有时间从事新民学会的工作，投身社会运动。
毛泽东充满幻想地北上首都，最后似乎屈从了外省人的命运，不得不放弃这种无法实现的上升之路。但命运之神关照他，一个月后爆发的五四运动 [94] 给了他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