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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撒谎，或者对真相保持沉默”
西塞罗，《论雄辩家》
[1]
毛泽东如同神祇一般，是一位可靠的向导、全体人民伟大的导师。对于一些人来说，斯大林借助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是伪社会主义，而毛泽东体现了正宗的社会主义。在某些地方，他成为一个脱离真实历史的神话，人们在他身上寄托了对社会正义的期望。
虽然在中国有人有理由不喜欢他，但大部分人仍然尊重他，他的形象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受人瞻仰：他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仍然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的纪念堂内供人瞻仰；他的巨幅画像挂在红色城墙的南门上方，似乎注视着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他的形象被印在纸币上，被农民供在祖先的神坛上，放在财神和福神的旁边，或者做成护身符。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原则，出现在所有官方发言中。毛泽东自己是关于矛盾的理论家，他的形象也具有矛盾性，这一直困扰着他的传记作者：对于他们而言，替毛作传不易理清头绪。我的一段亲身经历说明了这个问题。在最近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 [2] ，中国内地两个主要的官方传记作者逄先知和金冲及 [3] 也受邀参加。逄先知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兼管毛泽东的图书，“文革”初期因为似是而非的理由被逮捕，并在特别恶劣的条件下被拘禁了五年。有一次某个发言的投影演示中出现了讽刺画，他的反应非常激烈：这些画触动了非理性的情结，仿佛是对神明的亵渎。 [4]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毛泽东不再是一个人：他是该国历史上区分贫弱中国和胜利中国的纪念碑，一个永不褪色的象征。20世纪初中国的伟大学者，后来成为革命者的李大钊是毛泽东的思想导师之一，他说中国落后于人类进步的车队。自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来，中国已经加入了车队，现在甚至处于领先地位。不管毛泽东在这次赶超中真正起到什么作用，他都是重要角色，而中国人感谢他，不论对或错。人们在毛泽东身上找到了一个曾经备受侮辱的国家的骄傲。
作为历史学家，为毛泽东写一本传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开展这样一个项目一直是必要的。最终推动我接受的原因是这一任务在过去的20年里变得可行。“伟大舵手”的大部分文章或讲话可以查阅，即使一些资料科研质量还有待提高，而《毛泽东年谱》也还有一些盲点存在。
我解释一下不得不克服的两个障碍来证明我的难处。
(1)混杂的历史。首先是传记体裁本身所固有的问题。20年前历史传记成为蓬勃发展的体裁，但1988年《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第2期的社论启发大家思考这种体裁的欺骗性和陷阱。各位历史学家在这篇社论中强调，相信或多或少杜撰的轶事会产生虚幻的“真实效果”，而某些具有完美一致性的“乌托邦式传记”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几乎是神圣的清晰度。基于这个原因，历史传记在使用资料时对来源要求特别严格，必须将这个人物放在他生活的复杂背景下，放在他的社会关系网的中心，无误地还原他受到的政治、经济、知识和文化的影响。因此，我试图在这部毛泽东传记中将这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放在他生活的时间和空间里。历史传记确实是一种“累积”，要避免落入小说套路。小说是传记最相似的竞争对手。同时要避免像苏维托尼乌斯那样把传记写成生平记事，或像普鲁塔克那样写成道德说教。但是这是任何传记性文章内在的矛盾——虽然作者的方法客观，但他的情感必定被研究的这个人物同化，这是极其可怕的。这就需要借助常用的“历史专业” [5] 以外的工具。如何通过某个文献或某种类型的调查来解读某个伟人为何做了某个决定？这样或那样的特定事件如何影响了他的看法，如何干扰了他的记忆和想法，进而影响了他的行为？
此时，历史学家不再是学者。如果他想让他的英雄有一定的深度，而不是一幅纸板图，就得变成小说家。一些传记作家，尤其是北美的传记作家滥用重建或虚构的对话就是这种需要的体现。我拒绝使用这种方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有时小说家比历史学家做得更好，他们能再现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头脑中出现的风暴。例如，伊斯梅尔·卡达莱在小说《音乐会》 [6] 中描写1971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理查德·尼克松之前曾隐居在一个山洞里。小说中的毛泽东在脑海中回想起藏族僧人密勒日巴的《死亡之书》中的片段，他在大地中感到安全，思绪飞越了世间的纷乱，听不见任何喧嚣。这些完全是虚构的：延安时代结束后，毛泽东没有再住过山洞。1966年6月17日至28日，他在韶山时居住的“滴水洞” [7] 其实是陶铸为了满足“伟大导师”的心血来潮而建造的别墅。不过，这种小说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让我们窥探到毛泽东未知的内心、非理性的冲动、接触大地的力量和童年时母亲传授给他的原始图像。因此这也是一种真相，这种真相传记历史学家永远无法在资料中找到。一个人个性形成过程中的这种非理性的、情感的、无意识的部分不同于普通的概念工具，可以在艺术创作中找到。好在毛泽东写了一些美丽的诗篇，我在这本书中用了几首，它们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8]
自然，在历史叙事中夹杂虚构的成分有时是富有成效的，但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小说会扭曲历史。更糟糕的是，有人会把小说当作历史。1910年，一名所谓的英国翻译家出版了一位名叫景山的清朝高官日记，它讲述了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太后的宫廷阴谋。这本书一直被推荐给想了解中国政治的人，直到1936年才被揭穿为欺世盗名之作，1940年被确认。 [9]
(2)正史和外史。中国传统文化鼓励这种现实与虚构的混淆，这是历史学家必须跨越的第二重障碍。这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事实上，中国历史分为正史和外史。正史由史学家编纂，可资借鉴，显示上一个王朝已经失去了天命，被合法取代；外史 [10] (轻率的历史)由私人编纂，是非官方的传闻和轶事，但也可能补充官方历史抹去的重要历史事实。外史可能转变为纯属虚构的故事，但这些混乱、无法核实、捏造或隐蔽的事件中往往可以还原出历史的真相。这些“私家编年史”也被称为野史、“不正规的历史”或稗官史，不是出自史学家之手，而是由小吏编写。明代时稗官为皇帝搜集街谈巷议，类似现在的民意调查！这些特点在一些专业的历史学家编撰的“纪实文学”中也能找到，它们包含了有据可查和没有经过验证的事件。 [11] 应用到传记中就变成外传。不用说，真正的历史传记难以在钟情丑闻和八卦文学的“通俗”出版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人物的传记！然而，我不得不偶尔借用此法，参考之前优秀的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学家的作品，尤其是因为有关毛泽东临终时的官方资料远远不够。有时候，一些真正的历史学家出于审慎而不表明出处，以免别人找他们的漏洞。
关于毛泽东，最早的传记是一个共产主义版本的正史。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了关于红色中国的报告《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 [12] ，1938年7月由纽约兰登书屋出版，书中第112~177页是毛泽东的传记。毫无疑问，这部著名的传记建立在真实稳固的基础上，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料。随着这次采访，毛泽东也已经开始建立他这一生的最终目标。他开始重建他的过去，他的讲话经过他亲自仔细检查和批准，其中关于长征的部分有标准的说法，1942年到1945年，伴随着他获得党的完全领导权所开始出现的内部斗争也有了正统的介绍。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采纳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斯诺对于这篇文章的形成也有贡献。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投票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36年后延续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问题的第一项决议。它对于毛泽东的历史作用给出了官方的评估，邓小平用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方法来评价毛泽东：七分功劳，三分过失。和1945年的情况一样，这项决议在领导层内经过了长期和复杂的讨论。它对于中国内地的历史学家具有法律效力，属于正史。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关于毛泽东的正史作者。也正是得益于斯诺，毛泽东在中国之外为人所知。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发生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他的两个将军发动兵变绑架）中共产党所扮演的角色让他们的主要领袖引起了时人的注意：昨天还是偏远地区“亡命之徒”的头头，今天他的手中握着中国的主宰者蒋介石的命运！毛泽东带着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撤退到坐落在荒凉的陕北平原的延安，让北美读者想起乔治·华盛顿带着忍受饥饿但坚持战斗到底的军队在1777年的冬天撤退到瓦莱弗戈的过程！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出完美的沟通艺术。1938年，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开始流传《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译本，同时流传的还有毛泽东在1935年秋写的史诗《长征》。 [13]
毛泽东的红色传奇诞生了，很多作品取材于此并传播他的传奇。中国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对世界政治的干预(1950—1953年朝鲜战争，1954年日内瓦会议，1955年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和重建的速度引起了观察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出版了许多专著，但不是毛泽东的传记，恰当地分析了毛泽东真正的政治角色。这当中有些仍然有价值，除了一些细节要修改。比如1951年本杰明·史华慈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很快，关于毛泽东早期生活的传记就出现了：它们关注其进入政坛之前的生活，那是他人生中最不“敏感”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三本传记，奇怪的是涉及了上文提到的三种历史流派：萧三1949年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可以归为正史，不是很有趣。他的哥哥(和政敌）萧瑜1959年出版了《我和毛泽东行乞记》 [14] ，作者记述了其学生时代和青年毛泽东进行的自由交谈，1917年夏天他们在湖南流浪，风餐露宿或在长沙第一师范同学的父母家留宿。这本书是一本典型的外传，因为这是数十年后的回忆。虽然文字引人入胜，但使用过于延后的证据时必须谨慎。毛泽东的秘书李锐的书《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于1957年在北京出版，1977年翻译成英文，如果我们不纠缠于某些向官方历史作出让步的既成说法，则这本书是更接近真实的历史专著。王枫初(Nora Wang)的《毛泽东的童年和青少年》1999年出版，参考了其他作品，还利用了研究人员最近能查考的资料集，几乎为毛泽东的第一段人生经历画了一个句号，我稍后会提到。值得一提的是，乔治·曼提斯1981年在罗马出版了毛泽东1919年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研究人员得到的文本越来越多，他的红色传说就越来越接近历史事实。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文章只有官方的版本：40年代在延安写的文章和后来的四卷毛选
。50年代，出于政治需要，此版本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做了修订，改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话语。
1970年到1972年，竹内实在东京出版了10卷精心挑选的《毛泽东集》，包括这些文章的原始版本和许多未发行的文章。
1963年至1964年，斯图尔特·施拉姆在介绍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作品已成为经典，尤其是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他也介绍了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于1962年出版。1963年出版了《中国“不断革命”论文献》。《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毛泽东》分别在1963年和1966年发表。斯图尔特·施拉姆除了发表大量的文章，还写了《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的一章，出版于1986年，题为《1949年前的毛泽东思想》，还写了一本百花运动以来毛泽东未发表的文章集《没有彩排的毛泽东，1956—1971》,1974年翻译成法文，题目为《毛泽东对人民说的话》。斯图尔特·施拉姆在哈佛大学有条不紊地自1992年继续承担艰巨任务，和中国社科院合作出版毛泽东1949年以前文章的英文版集子。在《毛泽东的权力之路》中我们已经可以读到10卷中的7卷，涵盖了1912年至1941年整个时期，每卷700至900页。第8卷为1942年至1945年，已经在印刷，对博伊德·康普顿不完整的著作《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党的改革文件(1942—1944)》(1951)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补充。由于斯图尔特·施拉姆和他的合作者们做了很多的注解和修订，这10卷本成为一部具有科学价值的毛泽东传记。高英茂和梁剑辉等已经开始了类似的工作，涵盖时间为1949年至1976年，这是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罗得岛州)政治科学系一个项目的一部分。他们迄今只出版了两卷，标题为《毛泽东的著作》：第一卷出版于1986年，关于1949年至1955年这段时期；第二卷出版于1992年，关于1956年至1957年这段时期。1960年，法国的梧桐影木出版社(le Sycomore)发行了由让·谢诺作序的《毛泽东选集》，共有两卷，大部分内容是之前未知的，由“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披露。这样的来源使得这两卷书的科学素养较差，题为《未发表的大跃进：1958—1959》和《未发表的黑色三年：1959—1962》。胡绩溪于1975年发表了《毛泽东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或者中国的道路：未发表的文章》。这是毛泽东1958年和1959年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和1960年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评注。1976年，雄鹿出版社(Le Cerf)出版了一本文集，题为《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1989年，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吴出版了《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到大跃进》。1996年沈迈克出版了《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69：不是请客吃饭》，此书包含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重要文章。毛泽东在生命最后十几年中的指示可以从宋永毅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找到，含有光碟，200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纪念历史学家斯图尔特·施拉姆的研讨会上，一位中国学者说中国的历史学家掌握的英文文本将超过中文文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有人曾经打算出版毛泽东的全集，这一想法在1981年到1989年有了初步的进展。1982年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984年出版了《毛泽东书信选》。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整个项目在1989年下半年被放弃。然而，它促进了1989年前后许多精心准备的文本的出版。1993年出版了6卷《毛泽东军事文集》,1993年至1999年出版了8卷《毛泽东文集》。在过去的15年里出版了诸多年谱和传记，参考了现在还未出版的手稿，如1993年顾龙生的《毛泽东经济年谱》。199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辑，由湖南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199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外交文选》。更不用说那些自称是“全集”的诗歌集，其中包括1958年西格斯出版社在“当今诗人”这一系列中翻译出版的18首毛泽东的诗词。因此，研究者开始不那么依赖红卫兵胡乱标注日期或杜撰的资料，包括美国弗吉尼亚州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和15卷《毛泽东非官方作品》，以及其他类似的没有科学严谨性的出版物。虽然2006年玛丽安巴斯蒂布鲁盖尔在道德和政治科学学院的演讲中过于悲观地认为我们只掌握了毛泽东著作的三分之一，但对于传记来说，已经有足够的谷物磨出好的面粉，如果作者是历史学家的话。
传记作家们描写“伟大舵手”时，笔下的崇敬之情不再桎梏他们，有两本书在这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对毛泽东的亵渎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中国政治生活的演化：如果说中国之外的地方对“大跃进”仍抱有幻想，那么“文化大革命”在多数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眼中是一场灾难，这最终使毛泽东的形象褪去了光环。
第一本书是西蒙·莱斯(本名皮埃尔·里克曼斯）《毛主席的新衣》，于1971年出版。这本书资料翔实，书中对当时依然受到极力恭维的偶像表现出极大的不尊重，体现了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吕西安·毕仰高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工人运动传记辞典》中对毛泽东进行了贴切的评价。1976年9月10日他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一书1987年第一次再版时的结语。我们在伊夫·热维利叶1993年出版的小册子《毛与中国革命》和克劳德·修德罗2002年出版的《毛泽东的人生和传奇》中找到了同样的评价。大约在同一时间，在英语国家中，各位毛泽东的传记作家做了真正的历史学家的工作。例如，1965年陈志让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爱德华·赖斯1972年出版的《毛泽东之路》，后者很快就过时了，我更青睐前一本书。其他的书籍有理查德·所罗门《毛泽东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白鲁恂《作为领袖的毛泽东》、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雷蒙德·F·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最近有2007年出版的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和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一个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肖像》。这些作品的标题就显示出它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评论毛泽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丰富了我们关于毛泽东政治和哲学思想的知识。雅克·安德里厄2002年出版的那本有争议的小册子《毛泽东的心理》更是属于这种情况。有些学者的研究局限于毛泽东在各种事件中的作用：胡绩溪1982年出版的《红军与毛泽东的崛起》关注江西的苏维埃，罗兰·卢1981年出版的《1949毛泽东掌权》关注解放战争的决定性阶段。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尤其如此，如1966年约翰·E·鲁《在野的毛泽东：1927—1935》。许多其他作者进行的具体研究更多的时候关注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一个特定区域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其他地方没有的毛泽东的指示，以及他与共产党其他领袖之间的通信。这些书都不是严格的传记，但这些烦琐的资料搜集有助于历史资本的原始积累，能让毛泽东走下主席台的神坛。渐渐地，毛泽东成为一个政治家，他的命运不同于常人，但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他们掌握的丰富信息使过于逸事化的历史传记迅速过时，如迪莉娅·达文1997年出版的《毛泽东》和迪克·威尔逊1989年出版的《毛泽东：1893—1976》。更加边缘的作品有1982年劳拉·博寿和亨利·博寿的作品，以及1975年阿兰·布克的《毛泽东》和韩素音的几本书。这些书是“毛泽东神话”最后的表现，只有题目有意思。终于到了新一代毛泽东传记作者的时代。
他们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受益于一本书，这一次是一本外传。1994年李志绥的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在巴黎出版，同一年在台湾出版中文版，随后在纽约出版英文版。毫无疑问，这位1954年至1972年担任毛泽东私人医生的人夸大了自己与主席的亲密程度。他在“文革”初期出于谨慎毁掉了他所有的笔记，而不得不依靠记忆来写这本厚厚的回忆录，我们可以怀疑他详细叙述的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的真实性。他于1988年在美国定居，直到1996年去世。很显然，他受到其合作者安妮·瑟斯顿和她认识的美国汉学家的极大影响。因此，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部分需要历史学家谨慎对待。而且我们在这位据他说受到汪东兴保护的医生笔下得到的更多是确认已知的历史事实，而不是新揭示的真相。书中还能找到一些美国专家犯过的错误。 [15] 但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这本书描述了毛泽东搬进中南海那间乾隆年间建造的宽敞书屋之后的人生轨迹。
在某种程度上，李志绥的书对传记作者们产生了类似的效果：他把毛泽东交给了他们。尤其是像我之前所说，现在学者们有丰富的文献可以查考。罗斯·特里尔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传》资料翔实，但书中充斥着复原的对话。相反，史景迁1999年在美国出版的《毛泽东》严谨、出色、有说服力，却过于简洁。该书于2001年翻译成法文。菲利普·肖特1999年在伦敦出版的《毛泽东》2005年翻译成法文，我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毛泽东传记。肖特是英国广播公司一名优秀的记者，先后驻香港和北京，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平衡和严谨的视角，尽管它也包含了一些错误。 [16] 当然，你可以认为作者没有为毛泽东的著作提供足够的篇幅，也没有太多涉及“伟大舵手”的政治远见和他旨在改造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肖特比之前的作者更平衡地看待写作的对象：他没有掩饰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但也没有忘记他所取得的成就。众多历史学家对长期掩盖的敏感话题进行了共同调研，似乎也印证了毛泽东的传记作者现在可以是史学家，而不再是理论家或史官。
其他的传记虽然出版时间比较近，但似乎没有肖特或史景迁的书那么有意义。李芾甘在2005年写了《重新认识毛泽东》。他在书中将毛泽东写成斯大林的心腹和现行政策的发起人，这引起了所有评论家的质疑，长期以来大家一直认为斯大林在1938年时选择了王明，但事实是他选择了毛泽东(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不得不自问：“王明，他有多少个师？”)。我认为李芾甘的错误似乎在于，没有看到毛泽东在他不得不做出重大选择时，也在同一段时间内捍卫了相反的看法。不过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加快推行他的总路线，他在最后的分析中做了错误的选择。诚然，他在取得政权时发展的“新民主”可以被认为是1978年12月由邓小平发起和深化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起源。但是，如果说毛泽东是创始者，那么他也是早期固执的破坏者。从1953年11月开始，他下令国家垄断粮食贸易，1955年下半年实行土地集体化，并在1957年夏天和1959年夏天两次发起“反右”运动。他对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负有主要责任。李芾甘刻画毛泽东的视角单一，没有说服力。迈克尔·林奇的传记题目很简单，即《毛泽东》，该书2004年在伦敦出版。它证明了研究当代中国时中国历史学家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仅满足于粗通中文和大量阅读英语资料就能展开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幸的是，迈克尔·林奇的中文资料仅仅来自斯图尔特·施拉姆的翻译。过去这样做足够了，现在就行不通了。林奇还和他之前的许多优秀西方历史学家一样继续写道，毛泽东批评邓小平在1956年9月的八大期间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凡是参考了“毛泽东思想”的部分都删掉了。中国历史学家逄先知是与金冲及一起负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2007年6月，他在法国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研讨会“历史研究对象毛泽东”上介绍了中共中央宣传部1954年12月19日的一份文件。文件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指示不再使用会引起混乱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术语”，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的应用”，甚至干脆只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毛泽东没有等到苏共二十大才表现他的谨慎。
中国的历史学家不能再被忽略，虽然他们受到种种限制：他们在历史的要求和特定时期的限制，以及正史和外史之间左右为难。外史经常产生淫秽文学，充斥着或多或少未经证实的逸事，对历史学家而言没什么意义，通常是毛泽东的警卫、亲戚或假亲戚写的。 [17] 不过在这堆粗制滥造的书中，至少有一本是精品：1997年在香港出版的四卷传记，由一个叫辛子陵的人所写。这本《毛泽东全传》是第一本用中文写作而没有止步于1949年的传记，包括了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作者似乎在解放军中有可靠的信息提供者。但不幸的是，除了极少数例外，他没有列出资料来源，专业历史学家无法使用他的资料，即使他们认为某个特定的事件可能比官方版本更可靠。在该书第四卷第162~163页，辛子陵介绍了1959年4至5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7至8月庐山会议之前召开的。辛子陵引用了彭德怀的发言。彭德怀认为“大跃进”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并补充说：“说是不够的，必须采取措施来补救……否则，人们将会失去共产主义信仰。”这样的发言比1959年7月13日他写给毛泽东的那封著名的信更严厉，能更好地解释后者的激烈反应和那封充满尊敬之情的信似乎不相称的原因。但可惜的是，作者没有透露来源。1996年金冲及在北京出版两册《毛泽东传(1893—1949)》，有时引用了一些未发表的文章，有时插入某些重要文件的复印件。然而，这个故事到1949年结束，没有给读者带来新的东西。它像是一篇巧妙的辩护词，为1942年至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康生的所作所为开脱。2004年金冲及和逄先知一起出版了另一部《毛泽东传(1949—1976)》，两卷本共计1 798页，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1976年。书中对资料经常是全文引用，有些新的照片。但我们看到书中常有奇怪的沉默，存在各种缺失和同样的辩护趋势。
得益于新的文章的出现，弗雷德里克·泰伟斯和孙万国搜集到了一些严肃的作品，2007年出版了《毛泽东时代的终结：“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国政治，1972—1976》对毛泽东的晚年做了总结。泰伟斯勾勒了一位被一种可怕的疾病(卢伽雷氏症 [18] )折磨但直到1976年6月还完全清醒的中国领导人形象，他长期处于麻木迟钝的状态，但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无论它们有什么样的缺点，这些传记都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因此班国瑞于2007年出版了四卷本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大胆搜集了之前几乎不可能得到的文章和资料，研究多年来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演变，与此同时，对此感兴趣的学者们的做法也都如出一辙。 [19]
我没有提自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之后发行最多的那本毛泽东传记，它也是在电视中被长时间介绍的唯一一本毛泽东传记。电视催眠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并决定了一本书的命运。这是张戎和乔·哈利戴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它2005年在伦敦的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出版，2006年伽利玛出版社推出系列传记，其中包括这本书的法语版。
我承认我很尴尬。看到盎格鲁撒克逊的专业媒体 [20] 对这本书的报道时，我发现所有的书评者和我有相似的苦恼，除了一两个例外和一些记者。大家都记得张戎之前的畅销书《野天鹅》(Plon,1992)，她的祖母、母亲和她自己的故事将我们带入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各种悲惨事件。没有人能够忘记“大跃进”时四川数十万农民患了水肿饥饿死亡的可怕场景，一些不人道的干部逼迫奄奄一息的可怜人交出所谓私藏的收成。所有人也都承认乔·哈利戴在如今已经消失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研究方面具有杰出的才能，他几乎能阅读所有的东欧语言：他为中苏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不能被忽略的新内容。另外，大家都同意历史学家能在这844页(法文版844页，原版814页）的著作中找到“金矿”，我们能在书中找到一些全新的信息：中国、朝鲜和苏联领导人就中国1950年加入朝鲜战争的谈话(原版第371~395页)、1950年12月斯大林和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会面(第360~370页）、中国的原子弹研究(第500~506页），或主席奢侈的生活方式(第336~347页）。此书使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批评方式：85页笔记、363页访谈、26页中文传记和23页西方语言(包括阿尔巴尼亚语和匈牙利语！）的参考书籍。但是，如果我们更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组合，有主要来源于苏联的独家档案、可信的信息披露、严谨的实地调查，但也有八卦、扭曲的记录、无法证实的小道消息和煽动性的翻译。我们很快发现这是所有关于中国的外传所具有的特点。例如，作者在第562页引用了据说是林彪见异思迁的妻子叶群和当时的情人黄永胜之间充满爱意柔情的对话记录，它来源于1993年一个叫肖思科的人写的揭发“四人帮”的一本小册子，他们没有验证这个令人怀疑的来源。这种明显缺乏严肃性的材料比比皆是。正如黎安友在《伦敦书评》中写的：“张戎和乔·哈利戴被所有闪光的东西吸引，没有区分玉石和塑料仿制品。”十分严谨的墨尔本报纸《年代》也与张戎和乔·哈利戴一样针对1935年5月29日长征期间泸定桥事件进行了调查。 [21] 张戎声称已找到该事件唯一尚健在的证人，一位93岁的老太太。她告诉张戎当时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战斗。3年后《年代》的记者再次采访她时，这位非常容易受影响的证人详细描述了同一场战斗！但我们知道这是毛泽东告诉埃德加·斯诺的长征中最有名的战斗：老吊桥的木板已被烧毁，23名共产主义战士在枪林弹雨下拉着铁索过了桥，用手榴弹攻克了国民党驻军的堡垒。19世纪太平军在同一个地点全军覆没，而红军在包围圈的威胁下突破重围得救了！张戎和乔·哈利戴认为能够通过一个年老妇人的证词认定从来没有泸定桥战斗。不需要战斗就能通过这座古老的艺术作品，因为蒋介石为了救自1925年以来被斯大林挟持在苏联的爱子蒋经国，想推动长征获得成功。牛津大学的教授曾锐生进行了两次调查研究，查询了国民党档案后，在《年代》上发表文章，认为确实有泸定桥战斗，即使这个故事的共产主义版本被严重英雄化了：蒋介石下令当地军阀守住泸定桥，直至10万名国民党追兵赶到。但这个军阀不愿意受蒋介石控制，将守卫这座具有巨大战略意义的桥梁的任务交给一支“两根杆”(枪杆和烟杆）分队。他们胡乱抵抗一阵就逃走了。至于蒋介石对儿子的爱是否能使他宽容共产党人这个问题，毛泽东传记作者迪莉亚·达文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提到这样的爱没有阻止蒋介石1927年4月在上海对共产党人进行屠杀，自1925年以来，他心爱的儿子已经在莫斯科当人质了！事实上，一切都足以加强作者在书前47页的论点：毛泽东是一个比希特勒或斯大林更凶恶的“魔鬼”，想要不惜一切代价使中国成为超级军事大国，满足他的虐待狂和淫乱的欲望。他自青年时代就过分自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充满激情地阅读和批注了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翻译版。因此，这两位作者在第13页上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格言，他们认为这句话承载了最黑暗的罪行，即“像我这样的人只对自己负责任，不欠任何人”。然而，为什么他们没有注意到在同一本笔记本上的另一句话——“相互支持是完善自我。照顾好自己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但它不应该停在那里：是我们的天性扩大我们帮助别人的兴趣”？他们怎么没有注意到年轻的毛泽东只是复述了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当时青年学生中流行的想法？这些愤怒的年轻人颂扬个人、个人的权利、自由婚姻，不尊敬父母和传统，抨击儒家思想的枷锁，认为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也知道1919年一位年轻姑娘不愿意接受包办婚姻，在婚礼的花轿上自杀。当时的毛泽东引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两位作者更倾向于将他变成一个喜欢奢华和享乐，没有任何管理才能(第15页），没有深厚的信仰，依靠苏联提供给年轻中国共产党的金卢布生活的人(第32页）。同样，毛泽东在1926年冬天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身份负责湖南省的农民运动，并于1927年2月写出了他著名的报告，这样的经历在张戎看来反映出毛泽东看到起义农民屠杀村霸时施虐的快感！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被敌人的巡逻队截住，在作者的眼中成了一起绑架事件(“劫持了一支红色力量”）；毛泽东接手一支小部队，被写为成为当地一个强盗(第51~65页);1930年12月富田事件被描述成一场血腥清洗(第92~104页）。但张戎显然不了解实情，她如果了解的话，就会知道毛泽东不是事件的发起者，是当地李立三的支持者挑起了针对他的攻击。此外，张戎完全忽略了斯蒂芬·埃夫里尔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出色工作，他再现了当地的背景、当地共产党人和来自湖南的共产党人的复杂冲突！ [22] 一切都起作用！同时，这两位作者将历史学家熟知的事件作为新鲜事来介绍，例如1938年斯大林对毛泽东晋升的支持、各地军阀(而不是蒋介石！）在长征胜利中起到的作用。为了不受蒋介石派出的追捕“赤匪”的中央军的控制，他们让共产党顺利地经过他们的地盘，一些军阀在长征胜利中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张戎和乔·哈利戴揭示的内容没有任何根据。相反，国民党在台北开放的档案中没有任何资料证实蒋介石曾经帮助共产党长征。长征中没有战斗是荒谬的说法。作者们认为解放战争最后阶段共产党的胜利完全归功于共产党放置在国民党军队高层的“地下党员”的行动，蒋介石在接连战败时仍然信任他们，这无异于把蒋介石看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军事历史学家都知道在参谋部中有“地下党员”，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作者提到的三个人是地下党员。同样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肯定中国于1962年在苏联的暗中支持下进攻了印度，事实恰恰相反。这就导致了对正史的颠覆，毛泽东从神变成“魔鬼”，不过仍然是“超人”。其他中国领导人，也许除了刘少奇和彭德怀，多是可怜的木偶。确实，批评张戎和乔·哈利戴这本书的历史学家中有些人也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魔鬼”，这对破坏在中国长期存在的“毛泽东神话”是有益处的。因此，他们认为这本书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工具。他们难道没有意识到将历史工具化的风险吗？而同时毛泽东的传记家们开始超越长期盛行的目的论视角，用虚假的问题充塞最终向研究者们敞开的领地，这难道不是一种退化吗？
通过大量的信息、思考和最终能够查考的资料，我尝试以最审慎的态度跨越布满地雷的领土，按照时间顺序描述。这种做法有点像中国传统的“年谱”。我尝试通过精确穿插各种事件，克服结构不够紧密和逻辑过于分散的主要缺点。
更确切地说，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作为主要的衔接，是我这本书的中心。就在此时，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明晰了他的思想方针。他依照这种模式在建设他梦想的新中国时遇到了困难。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江青，他在信中告诉江青要发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告诉她自己性格中有奇怪的二重性：“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们知道正如毛泽东同一封信中所说，老虎是“山中之王”。因此，毛泽东拥有绝对的权力。我们对猴子的了解较少，它是更加复杂的生物。它的一些功能来自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神猴哈努曼，哈努曼曾经解救大神毗湿奴的化身、阿逾陀国王子罗摩。猴子在中国戏曲中神通广大，深受人民喜爱，在神仙宴会上靠着神奇的棍子成名，并且长生不死。它是孙悟空，公元627—645年护送玄奘 [23] 去朝圣，16世纪中国流传最广泛的小说之一吴承恩的《西游记》 [24] 中的主角。它聪明，擅长变化之道，排除了求取佛经路途中的重重险阻，为睿智和真理服务的正是不择手段的聪明。
猴气？虎气？毛泽东是中国的一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