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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变理论是西方的“舶来品”，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才逐渐开始将人口转变理论引入中国。他们对西方人口转变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历史发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梳理和评论，并且对国内人口转变理论研究予以及时的关注和总结（李辉、于钦凯，2005；刘爽，2010）。这些研究认识到200年来人口发展经历的深刻变化、世界各国人口状况与趋势的巨大差异都与人口转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并且可以由人口转变理论得到解释。在世界人口变化的实践中，人口转变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研究者们从最早的理论阐述、争论与评价、补充和修正等多个方面回顾和总结了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过程（陈卫、黄小燕，1999）。在这些研究中，有的介绍了人口转变的含义、判别标准及模式（葛小寒，1999），有的对西方人口转变的描述与解释进行了介绍（刘传江，2000），还有的以现代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历程为线索，对该理论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争论予以总结，试图为今后的人口转变理论研究提供思路（王艳，2008）。
在对人口转变理论有了清晰的认识后，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转变理论的缺陷进行了研究，并对西方的人口转变理论做出了补充和发展。有学者认为人口转变的研究是西方视野的，缺乏比较研究和系统论述（王学义，2007）。有学者讨论了人口转变中的古典问题和新古典问题，即人口转变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解释问题，认为两者都忽视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李建民，2001）。生育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把生育转变中生育这个因变量进一步明确化，成为一个包含数量、时间和性别三方面特征的“三维性”变量（顾宝昌，1992）。在人口转变基础理论研究中，还有一个领域研究非常集中，那就是讨论现代化和人口转变的关系。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人口转变进程是由现代化进程所决定的，人口转变过程的不同是由于现代化道路的不同；而人口转变进程则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李建新，1994；刘传江、郑凌云，2002；王岸柳，2002；朱国宏，1997）。
可见，中国学者对人口转变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三个方面的实质性飞跃：从无到有，从全面接受到分析批判，从学习了解到补充发展。但是，这些研究还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一是接受多批判少。直到现在仍有许多研究只是停留在对西方人口转变理论照搬照抄的层面上，对其在中国应用的具体情况和条件缺乏分析。二是破多立少。在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文章中，很多人只是点到了西方人口转变理论的缺陷，但是在纠正这些缺陷方面所做的努力却很少。三是零散多系统少。面对中国实际，对人口转变基础理论的修正还都只是小修小补，着眼于局部，分散在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上，缺乏系统的观点和清晰的逻辑。四是研究现代化的多，研究本土化的少。虽然运用现代化理论对人口转变进程进行研究是一种具有系统性、综合视角的，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发展的很好尝试，但是现代化和本土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代表事物发展方向的两种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过于强调现代化而不谈本土化是分析视角的明显缺失。所以，本书拟从现代化和本土化两个发展方向出发，系统全面地研究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寻找出与西方相似的一般规律和体现中国时代特征及具体情况的特殊规律，补充和发展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是根据实际经验发展而形成的产物，这使其具备了很强的实践指导性。随着对西方人口转变基础理论的逐渐了解，中国的人口学者们热切地希望能将这些理论运用到本国的人口发展实际中，一时间在这方面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掀起了一阵人口转变理论的应用“狂潮”。
在全国或全体人口的研究层面上，主要应用体现在根据人口转变理论对中国人口转变进程进行阶段划分和判断。根据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研究重点，学者们把中国的人口转变阶段划分为两阶段、三阶段或四阶段等。两段论者认为，中国的人口转变可分为以人口死亡率变动主导和以人口出生率变动主导的两大人口阶段（穆光宗、陈卫，2001）。而部分学者则根据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将中国的人口转变划分为“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和“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三个阶段（王胜今，1998）。也有部分学者根据中国实际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把人口转变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7年），在此期间，人口规模迅速扩展；第二阶段（1958—1961年），由于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失误和大范围的自然灾害，造成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生育的推迟，死亡率猛升，出生率剧降；第三阶段（1962—1973年），由于补偿生育使出生率在1963年达到建国以来的峰值，死亡率恢复原有的下降趋势，是我国人口高速增长时期；第四阶段（1974—1997年），由于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妇女生育率下降，人口规模扩展速度减缓（尹勤、高祖新，1998）。还有部分学者根据布莱克（C.P.Blacker）或彼得（Carrie Peter）和拉金（Robert Lakin）的五阶段理论将我国人口转变划分为高位静止、早期扩张、后期扩张、后期减速、低位静止五个阶段（陈剑，2002；罗淳，2002；朱国宏，1989）。在阶段划分的研究中，讨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是否完成了人口转变和完成标志问题。有一部分研究者根据人口本身指标、经济动因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转变尚未完成，认为我国的人口转变并未完成（王振东、明立群，2003；向志强，2002），另一部分研究者则根据人口的一些关键性指标判断，认为中国已经在20世纪末完成了人口转变，并开始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李建民，2000）。
在地区或亚人口的研究层面上，对人口转变理论的应用则显得更为丰富。不仅包括对东西部人口转变特点、差异和对策研究（梁宏，2002；罗淳，2008；田雪原，2000；王必达，2002；原新，2000），还包括对部分省、市人口转变的进程、原因和特点研究（刘观海，2010；陆杰华、闵学文，1993；孙常敏，1997；杨宗贵，2004；夏怡然，2004）以及少数民族人口转变的状况研究（何景熙、李艾琳，2006；罗淳、和勇，2004）。
总体来说，我国学者对人口转变理论的应用研究远远要多于对人口转变理论本身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是对西方人口转变理论的简单套用，并没有密切地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调整。对中国人口阶段的划分，无论是两段论、三段论或者四段论，都还是直接引用西方现成的人口阶段划分理论，这样的划分固然能够方便比较，但是并没有针对中国的实际去确定发展阶段，会失去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而且，划分标准也比较单一，主要以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动为划分标准，未考虑到其他因素的情况。比如，同样表现为生育率下降，可能是由不同原因或不同机制造成的，如果单纯用人口变动情况进行划分，会过于粗略简单。为此，本书拟将人口转变放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结合人口本身的变动特点与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发展特点进行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阶段划分。
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对中国人口转变特点的研究是人口转变研究中比较成熟的一个研究领域，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而且存在着许多共识。综合这些研究成果来看，得到普遍认同的中国人口转变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超前性，即生育率在社会经济指标还处于较低水平时就发生下降，存在阶段的超越性；二是干预性，即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引导人们的生育行为发生转变，进而影响到人口转变进程；三是迅速性，即中国用短短几十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四是不平衡性，即人口转变过程中城乡、地域间的差异很大（李建民，2009；宋杰、刘秀莲，1992；谭晓青，1989；颜峰、胡文根，2009；原新，2001）。
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去研究中国人口转变的特点，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查瑞传（1996）通过对生育资料的仔细分析，提出中国生育转变存在着起始水平高、趋势始终向下和变化缓慢波动多三个特点。李建新等学者认为，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生育转变至少滞后了10年，造成了之后的转变在时间和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压缩性（李建新，1995，2000；李建新、涂肇庆，2005）。穆光宗等学者则认为“十年一转变”的周期性是中国人口转变的一个显著特征，存在着不稳定和不彻底性（刘泰洪，2001；穆光宗、陈卫，2001；穆光宗，2006）。
这些研究以欧洲传统的人口转变过程为参照，总结了一些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特殊之处，为研究中国的人口转变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研究仍然存在着以下两点不足之处：第一，许多研究集中在生育转变上，对死亡转变的特点却很少关注。人口转变理论是包括死亡转变和生育转变的，而中国的死亡转变也是有其特殊性的，应当对其加以研究。第二，只研究表象，缺乏深入的分析。大多数研究只是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加以描述和概括，并没有注意到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才是中国的特殊性所在。比如，中国人口转变的快速性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经历，并不能体现出特点来。如果深入分析，则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转变与它们相比是更为快速，而这种超快速性与中国的社会制度、政策实施模式和文化传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才是真正与其他国家所不同的特点。所以，研究中国人口转变的特点，不仅要研究现象本身的特殊性，还要研究造成这些现象背后原因的特殊性。
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研究的深入，才逐渐把文化、制度等因素纳入考虑的范围。而中国人口转变原因的研究有所不同，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开始就被作为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许多研究都认为，中国人口转变的原因中，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是同等重要的（林富德，1987；南忠吉，1993；邬沧萍、钟声，1992）。有些学者更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是从宏观视角，例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城市化水平、粮食和医疗产品的供应等角度（陈友华，2010；彭希哲、黄娟，1993；宋瑞来，1992；田心源，1996；张车伟，2000），还是从微观视角，例如孩子的成本效益视角（罗丽艳，2003），或是从综合视角，例如从生育需求、生育供给和计划生育政策相互作用、现代化五因素（公共医疗保健、教育、城市化、新消费品生产、计划生育工作）对孩子的供给、需求和控制成本的影响等角度进行分析（陈萍，1990；谭晓青，1988），他们都认为中国的人口转变原因中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更为基础。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制度因素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强有力的人口控制是导致中国人口转变的关键因素，人口政策和家庭计划生育的出生抑制效果比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更为显著，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正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对人口转变过程的干预性影响，并使之通过生育率的转变来引致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邓志强、李文艳，2007；侯东民，2003；李通屏、郭继远，2007；李仲生，2003；穆光宗、陈卫，2001；邬沧萍，1986；邬沧萍、杜亚军，1986）。正当学者们就发展因素和政策因素孰重孰轻以及不同阶段何者为重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之时，又有新的因素被加入到这场讨论中来。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人口转变亦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助长人口增长的因素，也有利于计划生育开展的因素，特别是生育文化对中国人口转变作用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长期渐近、复杂交融、多因素并存各有作用的过程，而作为现代生育文化重要内容之一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又大大缩短了中国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变过程（吕红平，1996；石海龙，2001；王树新，2001；杨魁孚，2001；杨子慧，2001）。
本书认为，目前对中国人口转变原因的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对影响因素的理解过于狭隘。制度因素不仅仅局限于计划生育制度，而是应该包含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等，文化因素也不仅仅指生育文化，而是应当指文化整体。第二，对各因素影响的分析过于分散。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各个因素是相互联系并且都是自始至终发挥作用的，并不存在谁为主或哪个阶段谁为主的情况，人口转变原因在不同阶段的表现不同是由各因素作用力的方向和限度造成的。第三，分析不够深入。大多研究往往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各因素是否有影响，却很少讨论影响因素对人口转变到底是怎样起作用的。所以，针对以上问题，本书将运用现代化和本土化两种维度对中国人口转变原因中应该包含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各因素进行系统的整合，着重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对人口转变影响的具体作用机制。
目前关于我国人口转变社会经济结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龄化和人口红利两个方面。
学者们认识到，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和生育率的相继下降使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这是经历人口转变国家的普遍规律。一般而言，人口转变初期会出现人口年轻化的趋势，转变中期生育率下降为主导形成底部老龄化，转变后期死亡率下降为主导形成顶部老龄化（陈卫，1993；罗淳，2002；吴忠观，1988）。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转变的快速性和超前性，中国的老龄化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老龄化的速度快，二是在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老龄化的进程（袁蓓、郭熙保，2009；林宝，2009）。还有学者对人口转变可能带来的老年人问题，如老年贫困、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压力等进行了研究（陈岱云、赵德铸，2006；孙祁祥、朱俊生，2008；杨菊华，2007）。
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也是人口转变经济影响研究的热点问题。人口红利理论一经提出，就被迅速地引入中国，将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联系在了一起。研究者们认为，基于世界经验，人口转变会在一定时期内带来劳动力供给充裕、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科技进步、储蓄效应等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这就是人口红利，并对中国的人口红利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蔡昉，2004；王德文、蔡昉、张学辉，2004；王金营、杨磊，2010；许非、陈琰，2008；于学军，2003）。随着中国人口转变过程的完成，根据人口红利理论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以及中国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实际情况，又有学者提出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判断（蔡昉，2010；都阳，2010；汤向俊、任保平，2010）。
由于西方人口转变的过程早于中国，自然也就更早地经历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发展出许多新的理论。而人口转变对中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的过程中，总体而言，中国学者对人口转变影响的研究主要还是借鉴和运用西方的理论。一方面，对于有些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并没有进行很好的分析；另一方面，缺乏中国自身特有现象的理论分析。例如，人口转变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这是在亚洲一些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而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时间和程度都是世界罕见的。国内对出生性别比现象与人口转变关系的规律性研究却很少，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陈卫、李敏，2010；李树茁、闫绍华、李卫东，2011）。目前对这种规律的一般适用性、特殊性和形成的根本原因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
模式是指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即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的高度。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人们针对这些问题应用了多种方法和措施去解决。不同于具体原因、特点、问题，中国人口转变的模式是指对这些特点、原因和问题，特别是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过程的理论抽象。
对中国人口转变模式的研究起始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人口转变过程的比较研究。有学者将中国的人口转变方式与欧洲的人口转变方式进行比较，认为区别于欧洲的先发展后节育的自发性方式，中国的方式属于先节育后发展的政策性方式（王涤，2000；原新，2001）。虽然同属于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条件下开始人口转变的“亚洲模式”，但也有学者对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进行了对比，发现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强有力的政策控制（孙怀阳、武超，1994；王桂新，2002）。
由此，人口转变的中国模式被贴上了大同小异的标签，或者与欧洲的自发型相对，称为诱催型或诱导型；或者与内生型相对，称为外推型；或者与自然型相对称为干预型；或者与社会经济发展主导型相对，称为制度型、人口控制型或者社会自觉控制型（洪英芳，1985；刘泰洪，2001；吕荣侃，1999；宋瑞来，1991；田心源，1996；王学义，2006；杨子慧，1992；朱国宏，1989）。这些模式的描述表达了共同的含义，即中国的人口转变基于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加快了人口转变的进程，最终成功促成了人口转变的完成。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去认识人口转变的中国模式。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的特点在于多了低生育的稳定期（叶明德，2008；邬沧萍、穆光宗；1995），有学者认为“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与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的“三结合”模式是中国的特殊模式（杨子慧，1998），还有学者根据一些地方经验总结出如“苏南模式”等转变模式（刘洪光，1992；穆光宗，1993）。
可以看出，目前对中国人口转变模式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的特点和原因描述的层面，对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的研究过于粗略。利用计划生育政策干预生育行为，在许多国家已采用，所以这种概括并没有抓住中国模式的真正特殊之处。研究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于什么原因、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和如何实施这些方法，才是人口转变中国模式的研究重点。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应是一整套系统经验的总结，而不是简单的“计划生育政策”或“干预控制”能够概括的。要对中国人口转变的模式做出准确的总结，就必须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细致的分析。
对中国人口转变的研究浩如烟海，其内容也十分广泛，涉及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进程、特点、原因、结果和模式等多个方面。但是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缺乏系统性。对各种人口转变内容的研究散见于各种成果中，但是都只是触及中国人口转变的某一方面，始终缺乏一种系统的研究视角将这些内容进行整合。已有研究中，有的只是研究中国人口转变的阶段，有的只是研究中国人口转变的原因，有的只是研究中国人口转变的特点，并没有从更高的一个层面上来看待这个问题，没有认识到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是一个包括探索过程、基本进程、基本经验和演变规律等一系列内容的完整体系，必须系统地对整个人口转变道路加以总结和概括。
第二，缺乏深入性。许多研究只是对人口转变理论加以简单应用，缺乏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例如，研究中国人口转变的原因时，只是套用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分类方式，将其归纳为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几个方面，至多对影响人口转变的主要原因或某时期内的主要原因进行判断，并没有进一步地深入研究这些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作用范围和作用机制等内容。又如，在研究中国人口转变的模式特点时，往往停留在“干预性”等简单概括的层面，浅尝辄止，没有深入挖掘这些概括背后更为丰富的信息，包括干预的背景、手段、调整、效果等内容，而这些才是中国人口转变模式的特点所在。
第三，缺乏创新性。一方面，太过依赖于业已形成的西方人口转变理论，没有注意到由于世代的变迁和中国实际情况的不同，对这些理论的应用缺乏适用性的分析；另一方面，缺乏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没有根据对中国特殊现象的研究形成新的理论。例如，在研究人口转变的结果时，重点还是放在“老龄化”、“人口红利”这些西方业已成熟理论的应用上，没有从人口转变规律的角度对一些目前中国较为独特的、不同于西方人口转变过程的人口现象（比如出生性别比长期升高、偏高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
所以，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缺陷，本书将从一个更为综合的视角，对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包含中国人口转变的主要内容、探索过程、基本经验和发展规律等）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在研究探索过程时，始终强调系统性、深入性和创新性。在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探索过程的研究中，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结合人口本身的变动特点与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发展特点进行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阶段划分；不但研究中国人口转变现象的特殊性，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导致这些现象产生原因的特殊性；从现代化和本土化两个维度来整合影响人口转变的力量，着重考虑各力量的相互关系、作用范围和作用机制；从人口转变规律的角度去研究人口转变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关系问题。在对探索过程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归纳中国人口转变的基本经验和演变规律。对基本经验总结的研究，要将标签化的“干预型”或“计划生育政策”研究细化、深入，研究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于什么原因、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人口调控和如何实施这些方法，是一整套经验的系统总结。对演变规律的研究，要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进行区分，深入开发挖掘中国特有的人口转变现象，构建中国化的人口转变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