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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变”是在人口研究领域中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是不同研究者对其的理解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些学者认为人口转变是指伴随现代化过程而发生的死亡率和生育率相继下降的过程（Frank W.Notestein，1945）。有些学者认为它仅仅是指一种与生育有关的转变（马力、姜卫平，2010）。有些学者认为经典的“人口从出生和死亡在相对高水平上的基本平衡向极低水平上的基本平衡的转变”强调的社会变化是“第一次人口转变”，基于观念、文化和生活态度的变化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D.J.Van de Kaa，1987）。还有学者认为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变化是前两次人口转变的主要内容，而由迁移和民族引起的人口变化是第三次人口转变的题中之义（David Coleman，2006）。
对人口转变概念的认识差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口转变理论是基于历史事实和经验概括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它就不具备清晰的理论边界。人们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可以把各种人口要素和人口过程加以综合，将人口某一方面变化的问题都归入人口转变的范围之中进行研究。
尽管对人口转变的认识角度存在差异，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对人口转变理论研究的开展，因为学者们关于人口转变理论至少存在着以下两点共识：第一，人口转变理论是对19世纪以来发生的人口模式转变过程的一种描述性的解释（米歇尔·斯·泰特尔鲍姆，1992）。第二，这种过程虽然最先在西欧和北欧发生，但其所蕴含的基本规律具有普遍共性（Frank W.Notestein，1983）。
所以本书所研究的“人口转变”仅指经典意义上的、已获得广泛认同的人口转变过程。它是指从包括欧洲各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口发展经历中已经观察到了的人口从一个以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为特征的状态向一个以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为特征的状态的转变过程（IUSSP，1982），并不涉及“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甚至“第三次人口转变”理论所拓展出的新内涵。
人口转变理论的形成是从将人口发展过程进行不同类型或者不同阶段的划分开始的，而且早期人口转变理论最主要的研究内容就是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及其划分标准。所以对人口转变类型阶段和划分标准的研究，是人口转变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人口转变理论的先驱们似乎都对“三阶段论”情有独钟，但是他们对于具体的阶段划分和划分标准的认识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第一个试图去描述人口转变过程的是兰德里，他更多的是从经济意义上进行划分，将人口转变过程视为三种经济体制，划分的标准是经济因素所处的地位。在原始阶段，经济因素通过影响死亡来控制人口增长；在中间阶段，经济因素通过婚姻影响人口增长；在现代阶段，人口、经济的互相影响仍在，但经济因素不再扮演早期的角色（United Nations，1982）。相比之下，汤普森和诺特斯坦的注意力从经济因素转向了人口本身，他们都根据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增长速度的不同把世界分为三类地区。不同的是，汤普森认为存在死亡率下降慢于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先于生育率下降和两者都不受限的三类地区（Warren S.Thompson，1929）。而诺特斯坦则把世界分为已完成转变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正在转变中的生育率虽下降但人口仍在增长的国家和未开始转变的未来增长动因是死亡率下降的国家三种类型（Frank W.Notestein，1945）。
诺特斯坦提出的转变模式有力地概括了人口发展的不同阶段，受到广泛的认可。在此基础上，他在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四阶段模型”。该模型突破了单纯对人口变量变动的分析，而是联系工业化发展进程，将人口转变分为工业化前、工业化初步发展、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和工业化完成四个阶段（Frank W.Notestein，1953）。这篇文章最终奠定了诺特斯坦作为人口转变理论创始人的地位，形成了人口转变理论的基本框架。后续的许多关于人口转变的研究大多都是在这篇文章的框架下展开的。
虽然与诺特斯坦同期或其之后还有许多关于人口转变阶段划分的研究，但与其所提出的模型大同小异。比如，柯尔和胡佛1958年在分析印度等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时，划分的四个阶段与诺特斯坦的四阶段模型几乎是一致的（Ansley J.Coale，Edgar M.Hoover，1958）。而布莱克（C.P.Blacker，1947）提出的五阶段模型中，前四个阶段也与诺特斯坦的模型相似，只是最后比其增加了一个减退阶段。
从关于人口转变阶段划分的研究中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第一，由于人口转变理论是从实际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并不是理论演绎的结果，所以，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不同、考察的地区不同、研究的重点不同，总结的人口转变过程也会有所不同。第二，人口转变理论发展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早期的研究传统，较为常见的划分方法还是根据生育率、死亡率的变动特点来进行人口转变阶段的划分。
早在进行人口阶段划分的同时，研究者们就对影响人口转变的原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要使人口转变理论从一种对人口实际发展历程的概括真正转变成为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回答这种特殊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总体而言，对人口死亡率下降的解释似乎相对简单，认识比较统一。诺特斯坦在其1945年的研究里就提出了对死亡率下降原因的两点解释：一是由于工农业的技术创新，食物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都提高了；二是医疗卫生事业和医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疾病的控制能力增强（Frank W.Notestein，1945）。虽然后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死亡率下降的进程大大加速了，但究其原因也不外乎以上两点。
与死亡率相比，对生育率下降的解释则显得异常丰富多彩。这类研究浩如烟海，几乎所有研究生育率变化的研究都可以纳入其中。这可能是有些学者将人口转变研究视为生育率转变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以下只是选择了其中一些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观点。
首先可以从宏观、微观的角度来对人口转变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划分。宏观研究一般是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解释生育率下降，微观研究则从人本主义的视角来解释（王渊明，1995）。前者强调人口转变的结构背景，例如现代化、工业化等，比如诺特斯坦提出的现代化生活剥夺家庭功能、传统压力的减轻、人们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理念的更新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Frank W.Notestein，1953），这些都是属于结构主义视角的。后者研究人们的行为决策过程，如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就是一项典型的研究（Gary S.Becker，1988）。当然，也有将宏观背景和微观行为两者联系起来的研究，例如邦嘎兹的中介变量理论（J.Bongaarts，1975）和伊斯特林等的生育率供给—需求理论（Richard A.Easterlin，Eileen M.Crimmins，1985）。
其次，也可以用影响因素的类型来进行划分，导致生育率转变的原因可以分为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多个方面。早期的人口转变理论大多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解释生育率的下降（Frank W.Notestein，1983），新家庭经济学甚至建立起了一个生育率转变的经济分析框架（加里·S·贝克尔，1987）。但是，这些观点遭到了社会因素论学者的强烈批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考德威尔，他的研究强调了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John C.Caldwell，1976）。还有一些学者从文化（Ron Lesthaeghe，Dominique Meekers，1986）和制度（Geoffrey MeNieoll，1975）的角度去解释生育率的下降。另外，也有许多学者在将各种因素融合方面做出了努力，他们认为生育率下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ichard A.Easterlin，1978；Keith O.Mason，1992）。
从以上众多研究成果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影响生育率下降的因素远比影响死亡率下降的因素复杂得多。研究生育率的转变是人口转变研究的重点。在研究中，不但要注意将社会背景和它们对微观个体的作用机制相结合，还要考虑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当对人口转变动因的讨论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时，许多学者将眼光投向了欧洲以外的地区。一方面的原因是，欧洲的民族主义传统使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认为欧洲的人口转变历程会成为整个人类发展的标准道路，其他国家或地区或早或迟都必然会走上欧洲的道路；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人口转变理论来源于实践，其正确性还需经过实践的再检验，而此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人口转变过程之中，正好成为人口转变理论的验真器。
除了已经提到过的柯尔和胡佛1958年对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家的人口转变进行研究外，还有许多研究对亚洲（R.Leete，I.Alam，1993）、拉丁美洲（J.M.Guzman，S.Singh，G.Rodriguez et al.，1996）和非洲（T.Locoh，V.Hertrich，1994）的人口转变进行了仔细的考察。
这些研究的结果发现，从高死亡率、高生育率模式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模式的转变似乎是这些发展中国家人口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的过程，尽管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国家的人口转变进程大多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比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发展中国家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大大加快。学者们用社会经济发展、技术传播和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开展的计划生育服务等来解释这种加快的人口转变进程。但是，也有些规律的普遍性未得到证实。比如，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会促进人口转变的观点就受到一些挑战，因为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研究表明，极为不利的条件也会刺激人口转变；又如，转变一旦开始就会继续的观点在一些国家也遭遇失败，许多国家的生育率在未达到较低水平时，下降已经停滞（马力、姜卫平，2010）。
人口转变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符合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规律。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是从欧洲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必然既包括适用于人类全体的、具有普遍性的、关于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包括属于欧洲的、体现当时时代发展特征和各国国情的具有特殊性的东西。当一般规律与欧洲以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实践相结合，受到特殊时代背景和特殊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政策及文化的影响，就会形成新的规律，而人口转变理论就在此过程中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尽管人口转变理论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是对它的批评和讨论也层出不穷。目前来看，这些批评和讨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适用性和理论性。
适用性的问题在讨论人口转变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时已有所涉及。批评者的主要观点是，人口转变理论是根据西方特别是欧洲人口发展的经验归纳得出的，它并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地区。有的学者认为即使是欧洲各国，它们本身的历史和人口发展过程就千差万别，怎么可能得到一致的规律呢（E.Van de Walle，J.Knodel，1967）？有的学者认为各国具体情况的巨大差异导致了社会经济等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是非常模糊的，意义并不明确（L.Van Nort，B.P.Karon，1955）。还有的学者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认为不同的经历使苏联在社会转型的同时开始人口转变过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巨大差别（United Nations，1982）。
对人口转变理论的理论性的争论是指许多学者认为人口转变理论根本不是一种理论，而是对发生在西方国家的有相同规律的事件描述。对人口转变的转折点的解释缺乏一致、清晰的逻辑体系（Hauser，Duncan，1959）。但也有学者认为，人口转变理论至少提供了一种令人满意的、适合更广泛范围史实与经验归纳的框架和方法（Rupert B.Vance，1952）。
其实，人口转变理论与其批评者之间的观点并不存在实质性的矛盾，之所以会形成针锋相对的观点，是因为没有厘清人口转变理论中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如前所述，从欧洲实际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人口转变理论中既包含一般的普适性规律，也包含与欧洲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特殊性规律。既不能因为各国人口历史差异、社会经济背景及各因素影响机制的不同而全盘否定人口转变理论的一般规律性，也不能将所有从欧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都视为普遍真理而全盘接受。正确的认识方法是区分人口转变理论中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将原有的特殊规律作为参考和对比的坐标，将一般规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研究新的规律来丰富发展原有的理论体系。
对人口转变理论的评述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背景和研究视角。从对以上研究成果的评述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尽管存在着认识上的一些差异，但学者们就“人口转变理论主要研究人口从一个以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为特征的状态转变为一个以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为特征的状态的过程、原因和结果”这个观点是存在一定共识的。
第二，人口转变理论是从实际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所以，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不同、考察的地区不同、研究的重点不同，对人口转变过程的认识也会有所不同，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
第三，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地区，各种因素的作用机制是不尽相同的，并不存在着一个一致的模式。
第四，人口转变理论既包括适用于全体人类的具有普遍性的关于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包括体现时代发展特征和各国国情的具有特殊性的东西。一般规律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具体情况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特殊规律，修正和深化对一般规律的认识，这正是人口转变理论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