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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口经历了一次有史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巨大变革——人口转变。虽然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已经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相似的过程，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显得与众不同，体现出许多不同于别国的特点。
这是一条气势恢宏、声势浩大的道路，在政府的领导和号召下，数以亿计的干部和群众投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去，用自己的热情和坚持书写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是一条千回百转、艰难玉成的道路，在充满艰辛和曲折的探索过程中，历经几代人的奋斗，从党和政府到普通干部、民众，无一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是泪与血的代价；这是一条荡气回肠、灿烂辉煌的道路，尽管曾经遭遇过种种困难和挫折，但最终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还是取得了成功，在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上又增添了璀璨的一笔。
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巨变。占世界人口规模1/5的人都参与到了这场转变之中，转变的完成为缓解世界人口不断迅速增长的压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变进程也开启了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的新纪元。以中国为代表的人口转变过程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人口发展的独特规律，一种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转变过程的新模式正在逐渐形成。这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划时代事件。
今天，当我们处于完成人口转变的这个特殊历史时点之上，回首60多年来中国人口转变的历史，对这条道路进行系统的总结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现在也是千载难逢的进行回顾和总结的最恰当时机。因为当中国的人口转变还处于进行过程中时，谁也无法明晰它的发展趋势，更无法断言它的成败。在这样的条件下连转变过程都尚未完整，谈何系统地总结！现在我们业已见到了胜利的曙光，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达到了较低的水平，许多亲身经历人口转变过程的人口政策决策者、基层执行者和作用对象对整个人口转变过程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丰富而宝贵的一手资料。如果现在不趁热打铁，系统地梳理这段历史，以后这项工作会变得日渐困难。因为原本清晰的事实会随着光阴荏苒而变得日益模糊，原本明确的议题会在时间的流逝中充满争议。历史在这方面已经留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教训，一些往日的重大事件如今却成了未解之谜，这充分说明了人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常常需要及时回首，才不至于迷失方向。所以，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系统研究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包括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主要内容、探索过程、基本经验和发展规律等是恰逢时机和尤为重要的。
中国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历来是人口学者们热衷研究的问题。提及中国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政策干预性”。但如果作为对中国人口转变特殊模式的一种概括，这个答案显然过于简单和过于粗略了。中国的人口转变是涉及世界1/5人口的伟大实践，历经60多年的探索而且取得了成功，其中有大量丰富的信息以待挖掘和开发。中国人口转变的模式也应该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它需要回答更多的问题，包括：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和出于什么原因选择了何种干预的方法？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是什么？效果如何？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调整和取得什么经验？等等。目前已有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或者粗略带过、语焉不详，缺乏细致、深入的分析，或者零乱分散、各自为营，缺乏具有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观点。所以，对中国人口转变的实践过程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有助于从中国60多年来的人口转变过程与干预人口转变过程的实践中概括和总结出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模式，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转变提供一种新的范例。
目前对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研究大多停留在应用西方人口转变理论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的层面，缺乏对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规律的探索和人口转变理论的创新。通过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研究，将有助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规律，构建中国化的人口转变理论体系。实践的特殊性决定了理论的独特性。中国的人口转变规律中不仅包含了符合全体人类发展的普适性规律，也包含了一般规律与时代背景和中国国情结合后产生的特殊规律。这些规律构成了中国化的人口转变理论体系，它既包括对原有人口转变理论的深化，也包括中国特有的人口转变理论。对原有人口转变理论的深化是指中国的实践符合原有人口理论，但根据中国的实践使对原有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入。中国特有的人口转变理论是指中国的一些实践是原有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中没有论及或者与原有理论有所不同，并从这些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特殊规律。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梳理和总结将有助于从理论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特殊的人口转变进程，对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规律进行探索，并厘清这些规律的逻辑关系，构建中国化的人口转变的理论体系。
恩格斯曾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他认为思想进程是历史过程经过规律修正后的反映。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整个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思想进程的演化史，也是一部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史。如果说历史规律是散布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有待人们去搜寻、发现和采撷的奇珍异宝，那么关于人类自身的发展规律无疑是这其中最耀眼、最诱人的一颗明珠。5 000多年前，镌刻在德尔斐阿波罗神殿上的那一句“人啊，认识你自己！”为人类这种对探索自身规律的迫切渴望做出了最直接的诠释。对历史规律特别是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探索是人类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命题。
所以，人口转变理论的诞生对人类而言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这是人们第一次联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和人口发展过程，对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规律做出的系统性总结。人口转变理论的集大成者诺特斯坦（Frank W.Notestein）吸收了早期研究者兰德里（A.Landry）、汤普森（Warren S.Thompson）等人关于人口发展类型、发展阶段划分的观点后，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人口转变的阶段、条件和原因。这对人口学发展的意义丝毫不亚于牛顿系统总结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研究成果，得到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运动三定律，构建出经典力学的完美大厦对物理学发展的意义。由于人口转变理论在描述和解释18—19世纪欧洲人口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加之受到欧洲文化传统中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原本从欧洲历史经验和实证资料中总结得到的经典人口转变理论被认为是一种“标准解释”，人们认为它普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转变理论中隐含着一个假定，那就是或早或迟，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发展必然会遵循欧洲的道路（马力、姜卫平，2010）。在已有的研究中，有关欧洲人口转变道路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对人口转变的类型、发展阶段、划分标准、影响因素和发展规律等做了完整而系统的论述。而且研究者们认为，欧洲的人口转变是世界人口转变的前奏，人类必将走上一条与欧洲相同的道路。
但是，“时过境迁”，当20世纪的中国在经历人口转变的过程时，所走的是一条与欧洲大为不同的道路。这种不同来源于两个方面，即它的时代特征和国情特色。从欧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人口转变理论并不能完全概括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受到现代化（modernization）和本土化（nationalization）两种力量的影响，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体现出不同于欧洲道路的过程、特点和规律。即当人口转变进程在中国启动之时，时代和国情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有别于西方的、新的特点和规律。在这个实践过程中，一条中国道路逐渐形成。然而在现有研究中，几乎没有系统全面地对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进行梳理和总结的研究。
人口转变理论作为对人口发展历史和趋势的科学概括，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它并不是亘古不变的教条，而是需要在实践中向前发展、不断丰富的，这也正是其生命力所在。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包括基本进程、实践模式和理论规律等，都是人口理论发展现代化和本土化的产物。而且，中国是一个拥有世界1/5人口的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的人口转变道路对人口理论发展的意义就更为重大。对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进行研究，将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人口转变理论。把中国的实践模式和理论规律放在整个人口转变理论发展的背景之下去认识，是对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的继承、补充和发展。
人口转变理论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人口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范围的转移与扩大，我们要根据变化的实践不断验证、修正和深化原有的认识，从而得到新的认识成果。
唯物辩证法认为，所有人类发展的规律都是历史的产物，它们的正确性是有相对意义的，要认清和承认它们的发展性。这些规律既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魔药，也不是亘古不变的永世真理。马克思认为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了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恩格斯认为，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和绝对的人类状态。没有最终、绝对、神圣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只是暂时性的，总是处于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状态之中。所以，任何理论思维都是时代的产物，理论的正确性只是具有相对意义的，人口转变理论亦不例外。欧洲的人口转变和中国的人口转变发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历史的车轮在两者发展的过程中留下了不同的时代痕迹。举例来说，欧洲国家死亡率的下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后来经历人口转变的国家，无论是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时代的发展，医学知识技术和医疗卫生事业不断进步，死亡率下降的速度都普遍快于欧洲各国。这就是时代发展的特征，受它的影响，人口转变在不同的时期将表现出不同的特点。20世纪中叶中国才开始人口转变进程，此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与18、19世纪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就决定了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也将体现时代的烙印，呈现出有别于欧洲人口转变道路的特点。
唯物辩证法还认为任何事物包含着共性和个性即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事物向前发展。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是从欧洲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必然既包括适用于人类全体的具有普遍性的关于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是属于共性和普遍性的内容），又包括属于欧洲的体现当时各国国情的具有特殊性的东西（这些是反映时代特点和本土状况的内容）。当一般规律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受到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政策和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与欧洲道路不同的新的形态，那就是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从哲学上说，人口转变理论的现代化和本土化就是属于唯物辩证法所说的个性或特殊性。
需要说明的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区别，并不是正确和错误的区别，而是绝对和相对的区别。就人口转变理论而言，并非指从欧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人口转变理论是不正确的，而是指对于当时的欧洲而言它可能是适用的，而在当代的中国它可能有一些不适用的地方。而且，共性并不可能脱离个性而孤立存在，它始终寓于个性之中。正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各国人口发展的不同特质，才不断修正、更新着人口转变理论，使人们对它的认识更丰富、更深入和更完整。
所以，研究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既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精神，也符合认识的基本规律。从欧洲人口发展实践中总结出的人口转变理论之中，既有普适性的一般规律，也有反映18、19世纪欧洲特点的特殊规律。对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进行研究，就要将原有理论中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进行区分，寻找中国的特殊规律，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人口转变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