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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口转变进程究竟始于何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直是众说纷纭。死亡率与生育率的变化是进行人口转变过程判断最为明显的依据。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正处于一个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战事连连，政权更迭不断，根本无力实施全国性的登记或普查活动。所以，这个时期缺乏完整、连续、可信的统计资料。人们只能通过其他证据进行间接推测，所利用的证据不同，推测的方法亦不相同，结果自然无法统一。
有学者认为，人口如果加速增长且趋势不发生逆转，则可视为人口转变的起点；我国17世纪后半期自然增长率为3‰，此后增长到18世纪前半期的10‰，最后到18世纪后半期的16‰，所以可以认为从18世纪初中国开始了人口转变的过程（姚新武，1992）。也有学者认为清朝的人口增长是由于赋税改革、外来作物引进导致产量增加和安定的社会条件而造成的，但是这些都不是近代工业化的成果，很难想象人口在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主义国家能实现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社会性质发生转变，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开始渗入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有所发展，对人口发展产生影响，所以中国的人口转变应该开始于民国初期（雷安，1993）。
上述两种观点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首先，仅凭自然增长率或人口的增长数量来判断人口转变的开始不免有失偏颇。人口数量犹如潮汐般波动的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中国的人口增长也具有“台阶式跃迁”的特点，在新政权建立初期人口开始增长，在各个朝代的晚期则迅速下降（张研，2008）。这种“跃迁”并不是周而复始的简单循环，人口总量会因人口基数的增加而出现螺旋式的上升。所以清朝的人口增长只是处于周期上升阶段的表现，因为当时人口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条件并没有发生突破性、根本性的变化。况且，许多学者认为由于种种原因，清代的人口统计数量并不准确，他们推测的清代人口的平均自然增长率应为5‰~7‰，并不比历史上汉、唐等一些朝代出色（曹树基，2001）。其次，工业化并不是人口转变的充分条件，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也并不代表人口转变的开始。人口转变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是因为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惠及大部分的人口，比如营养状况得到改善、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能力增强等，这才导致了人口死亡率下降，开启了人口转变进程。只是抽象的工业产业或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并不能说明人口转变的开始。民国初期，中国依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帝国主义国家和官僚资本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依然得以保持，民族资本发展微弱，试问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业或资本主义的出现又何以成为人口转变的充分条件呢？事实也证明，普通百姓的境遇并没有因为西方工业革命成果的引进或者中国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得到改善。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为25‰~30‰（路遇、翟振武，2009）。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众的主要病因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说明这些疾病在新中国成立前根本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朱汉国、耿向东，2010）。
本书认为，中国人口转变的起点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它标志着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长期战争的历史状态得以结束，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独立、和平、安定的新时期；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彻底终结，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必将促进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它标志着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的到来，一种发展成果惠及大众的制度安排成为现实。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水平得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医疗技术快速进步，卫生事业逐步发展，这些才是人口转变起点的应有之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旧有势力在中国仍有残存，国民经济由于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疯狂压榨和剥削以及长期的战争破坏而变得残破不全。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进行了一系列社会经济的改革，为人口转变的启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
1949—1952年期间，中国通过回收海关主权、实施对外贸易管理、抗美援朝等确保了新生政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地位；通过清剿土匪恶霸等恶势力和镇压反革命等运动肃清了社会环境；通过继续完成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解放了农民，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取缔卖淫、嫖娼、赌博等活动净化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建国初期这一系列对旧有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理，保证了战后的平稳过渡，为人口从战乱的创伤中恢复创造了稳定、和平而有序的环境。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1953—1956年期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和平过渡方式，限制、利用和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扶持个体手工业，调整私营工商业。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全国人民继续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之中。新的社会制度在中国这片沉睡已久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在各族儿女的共同努力下繁荣壮大。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走向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物资供应匮乏，物价飞涨，财政举步维艰。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在尽可能利用原有基础的前提下，对旧经济进行了改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没收残余的官僚资本，以此扩充和壮大国营经济的力量；通过对民族资本主义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利用与改造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经济力量；通过实施金融管理、控制主要物品供应、加强市场监管和实施统一的财政政策使经济恢复到良性运行的轨道上来。在这些措施的强力作用下，国民经济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并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随之逐渐提高。1949—1952年，社会总产值从1949年的548亿元增长到1952年的1 015亿元，年均递增22.8%；国民收入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为1952年的589亿元，增幅达到64.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4）。1949—1952年间，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达到了60%~120%，农民的年均人收入也增加了30.1%（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司，1987）。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和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同步进行。通过“三大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平稳快速过渡，生产关系的进步解放了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使中国的工业基础在短时期内初步形成，改变了旧中国落后的工业面貌，工业生产能力飞速发展，工业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工业化基础的初步形成，一方面为技术研发和生产率的继续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产品的生产能力，使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改善。
通过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改革，神州大地显现出一番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全新景象，经济快速恢复并发展，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生活改善，人口转变的种子由此孕育。
在社会经济改革捷报频传的同时，新中国政府却不得不面对一场人口领域的艰苦战斗。建国初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各种传染病仍在肆虐，给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死亡率居高不下。这可以说是新中国党和政府面临的第一次人口危机。试想，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在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的政党的领导之下，如果发展的成果不能惠及人民，不能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甚至不能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那么再快的社会经济发展又有什么用呢？对这个新生的政权而言，这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令世人瞩目的是，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中国政府和人民就在这场与瘟神和病魔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向世界展示了发生在中国的“人间奇迹”。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仅仅8年时间死亡率就从20‰的水平上下降了一半。相同的一步，法国用了100年，日本用了30年。毫无疑问，时代的进步在这场胜利中有着无法抹杀的功劳，医学科学的进步程度、计划免疫方法的大规模使用、近代卫生概念的普及，都是18、19世纪发达国家在进行人口转变时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在这种“超快速”的死亡率下降过程之中，透露出更多的是一种“中国式”的胜利。这种胜利源自严密的组织体系、对已有资源的最大程度利用和对群众力量的广泛发动。这些似曾相识的词汇正是我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经济建设过程中所常用的手段，这是一种执政经验和政府与人民之间默契的积累，它们将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中的胜利完整地延续到了人口领域。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提出了“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及“卫生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国家除了扩建和新建省、市、县三级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以外，把大量的人力财力投入到了建立卫生防疫站上，形成了遍及全国的卫生防疫体系，为建国初期的疾病监控、卫生监督和健康知识宣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中国千年文化和智慧结晶之一的中医药学也受到重视和保护，国家将民间中医资源进行整合，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批中医院，缓解了建国初期卫生资源缺乏的状况。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培养“赤脚医生”是卫生领域群众运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开创的壮举。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有利于各部门在卫生工作中的协调配合，更能组织动员群众参与周边卫生环境的改善，这种被广泛动员的群众力量是非常强大和全面无死角的。在群众性卫生运动中，一大批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积极分子被“短期速成”、“就地培养”成农村卫生员，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农村地区防病治病的能力一下子得到彻底的改观。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部门还改造了一大批旧产婆，大力推广新式的接生方法，在技术还不成熟的条件下，通过限制人工流产来保证母婴健康。
血吸虫病是一种在我国特别是在南方地区十分普遍的急性传染病，建国初期，我国大约有几十万晚期和新感染病人。为了消灭血吸虫病，中共中央于1955年11月在中央层面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把消灭血吸虫病列入到了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之中，并提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消灭血吸虫病”的口号，开展群众性的灭螺活动。毛泽东主席听闻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血吸虫病后，甚至还特地写下了著名的《送瘟神》诗篇。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人对一种传染疾病如此高度重视，而且全国上下能够动员这么庞大的社会群体参与疾病的防治和控制过程，这的的确确是在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上的罕见景象。天花也曾在中国大规模流行，人们闻“痘”色变、避之不及，甚至清代有许多皇室成员死于天花。20世纪50年代，由于采取全民种痘的计划免疫措施，我国天花的患病人数迅速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6万多人下降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的不足百人，最后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彻底消灭了天花。另外，其他急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例如疟疾、结核病等都得到了有力的控制，患病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大大下降。组织起全民的力量来对抗瘟神和病魔，这样的神话只有在“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中国才能成为现实。
20世纪中期，中国的死亡率迅速下降，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也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死亡率从1949年的20‰左右的水平降至1958年的11‰左右的水平，几乎下降了一半。婴儿死亡率从40年代末期的200‰左右下降到了60年代初期的84‰左右的水平，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10岁左右（路遇、翟振武，2009）。
如果以欧美国家的死亡率下降速度作为标准，那么日本等新兴发达国家的速度可称为“较快速”，其他发展中国家可称为“快速”，而中国的死亡率下降速度绝对是属于“超快速”的。50年代初期，世界的平均死亡率为20‰左右，发达国家为10‰左右，发展中国家为24‰左右，这时中国的死亡率水平大致处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用了短短8年时间，中国的死亡率水平就达到了10‰左右，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种“超快速”的死亡率下降过程是多种有利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它是时代特征的显现，是世界范围内技术进步和传播的结果。二战期间，医疗技术不断进步和公共卫生知识的传播速度与范围大大增加，例如青霉素的研制成功和广泛的临床应用极大增强了人类抵抗细菌性感染的能力，死亡率迅速下降。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瓦解使世界的资源分配趋于平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可以享受到食物增产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果。其次，这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共有特征。战后和平的环境、民族独立运动的成功和各国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的努力都对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最后，这更是中国独特的国情的体现。早在《共同纲领》中，我国的国体就被确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只有在这种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政府才会把人民的健康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社会、经济和发展的成果才能最大范围地、平等地、快速地普及全国人民。建立严密、完整的组织体系，最大限度地利用原有基础，广泛发动群众的力量，这些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多年反帝反封建的战争中形成的斗争经验和手段，它们经历了战争和炮火的洗礼，通过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运用，发展得更为成熟。这些手段和方法对于在较短时间内、较差条件下实现既定目标特别有效，而建国初期尽快控制和消灭传染病、创造良好的卫生环境的情景正好符合这些条件。另外，将健康卫生问题上升到爱国层面，激发了中华人民文化传统中素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这也是建国初期能在较短时间实现死亡率大幅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仅仅在死亡率的下降过程中，新中国就已经震惊了整个世界，向世人展现出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神奇力量和新的生机。死亡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转变的起点，而实现死亡率超快速下降的过程是探索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起点。这场战斗中所表现出的特点和所采用的方法手段已经透露出一些日后已臻成熟的中国特色人口转变道路所具备的关键特质。但是，此时的人们只是将对死亡的抗争看成一种独立的人口危机处理过程，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做法将在未来有更为宽广的施展空间，也没有意识到这些都将成为人口转变中国道路的原始元素。至此，中国的人口转变才刚刚拉开帷幕，之后仍将面对着更多未知的困难和挑战。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充满希望与活力地踏上了向现代型人口转变的伟大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