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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变是一场全球性的重大历史变革，从欧洲本土到美洲大陆，再到新兴的发达国家（地区），最后到占世界人口总量80%的发展中国家，所有的国家都已经完成或者正在经历着这场标志着人类发展进一步成熟的“成人礼”，无论是生育还是死亡，人类的控制能力都变得更为强大。当回顾完整个人类发展历程，特别是近二三百年以来的人口转变过程，一些重要的特点值得回味。
首先，从表现形式来看，死亡率先于生育率的下降，成为人口转变开始的标志，这是所有发生人口转变的国家都拥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无一例外。更低的死亡率是人心所向，一旦经济条件具备、技术水平成熟，遏制死亡发生的手段都在短时间内应用普及，所以死亡率能相对较快地下降。与死亡率下降不同的是，社会经济的进步不仅仅是提供控制生育的手段，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个作用过程涉及更多的因素，需要更长的时间。也正因为这种时滞的存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人口增长的特点，无论这种增长是快是慢。
其次，从影响因素来看，社会经济发展并非开始人口转变的充分条件，但是人口转变的持续进行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传统发达国家、新兴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在发生人口转变时的社会经济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许多国家甚至在殖民地时期就开始了人口转变。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国家的死亡率下降都开始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这很大程度上是医疗技术与公共卫生水平进步和传播的结果，而并不一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所以，人口转变初期死亡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源于预防和控制疾病技术的可得性与普及性，无论这种技术是来自本国经济发展的积累产物，还是直接移植自其他国家的现成成果。然而，如果死亡率要进一步继续下降，在缺乏社会经济进步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这种规律背后的启示是，人口转变可以在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发生，但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约。
最后，从发展趋势来看，现代化和本土化是贯穿人口转变始终的两条主线。人口转变在全球范围内演进时时处处打上了时间和地区的烙印，使这个抽象的过程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逐渐演绎出丰富多彩的形态。从传统的发达国家，到新兴发达国家（地区），再到发展中国家，发生人口转变的时间不断缩短，整个人口转变的进程越来越快，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趋势也越来越明确。发达国家死亡率和生于率下降过程跨度长、波动大、趋势不明显，而发展中国家的死亡转变和生育转变既快速又顺利。以至于虽然欧洲是人口转变的发源地，但其实通常在教科书上看到的经典人口转变示意图却更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因为它们的表现特征更为明显。这就是时代变迁的真实反映，技术进步随时代发展而逐渐累积，所以越晚发生人口转变的地区，影响人口转变的不确定因素被一一克服，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速度自然更快。缓解人口增长压力的方式也带有明显的时代性，20世纪以前发生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依靠开辟新大陆和建立殖民地来转移人口压力，而20世纪以后发生人口转变的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生育干预降低生育率来消弭人口压力。人口转变的本土化特色表现得更为充分，寻根究底，各国在人口转变中表现出的不同特点，总能在它们的地理条件、发展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寻找到踪迹。
通过对世界人口转变历程的回顾，可以发现世界人口转变开始于18世纪的西欧和北欧地区，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演进花费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在这期间，许多国家都先后经历了与欧洲相似的人口变动过程，但是它们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让人更为印象深刻，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更是如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今天6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过程。虽然中国的人口转变发生在全球人口转变的背景之下，许多欧美发达国家业已完成了这个过程，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经历着这个过程，但是时代和国情的特殊性赋予了中国人口转变许多新的特点，使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显得与众不同。本书之后的几章就将视线聚焦在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上，探索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