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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画唐代的官方传播网络，不能不涉及交通；单就信息流通而言，交通中最值得关注的又在于唐代的一整套驿传系统。
陈鸿彝先生在《中华交通史话》一书中，写下一句简明而不无深刻的话：“交通，说到底，就是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交换与流通。”
对现代人来说，交通的信息传播功能已不明显。因为，从传播的角度看，交通无非是人际传播的延伸，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传播信息的直接形式。而在资讯发达、媒介兴盛的现代社会，人们通过报章杂志、广播电视、电话电传以及新兴的互联网，便能及时便利地获得潮汛般的滚滚信息，无需等待远方的行旅之人亲自捎来的口信，往昔许多亲身交往当面沟通的机会已被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媒介所取代。然而，对古人来说，交通却是信息得以流通传播的唯一通用形式，“在人类发明电报之前，‘通信’问题基本上等同于交通问题”（吴伯凡）。道路不通、交通断绝不仅意味着人员与物资的阻隔，同时也意味着信息的阻隔，所谓“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赠卫八处士》）。这里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乘唐朝陇右驻军东调之机，占领了河西走廊，切断了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此后大约五年，朝廷与西域之间彼此都不知对方的情况，以致守军仍旧沿用已经更改的年号，而当朝廷后来得知他们忘身报国、坚守西域的通报后，上下无不为之“酸鼻流涕”
。
唐代的交通，是一个包括道路、桥梁、车船、旅店、驿传等多项因子的大系统；其中，最富有传播意味的还是驿传，即一个由驿路、驿站、驿卒、驿马、羽檄、符节等名目构成的子系统。整个唐代的官方传播网络，就是由这一系统支撑起来的。马克思曾将中国皇帝与其官吏间的交往，说成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
，而支撑这一联系的现实基础不是别的，正是那“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驿传系统。它犹如一套精密高效的神经传导网络，将中枢——朝廷及其所属的全身大小部位，有机地连为一体，从而形成“大一统”的格局。
所谓驿传，区分起来基本上乃由驿路与馆舍两个相连而相别的部分所组成。前者是以官道为主的交通“网线”，“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王维《陇西行》），便是其形象写照。馆舍是驿传系统的“网结”，作为驿路上的中继站供途中往来人员歇宿休憩。
《太平广记》收有这么一则文坛轶事：
刘禹锡赴姑苏，道过扬州。州师杜鸿渐饮之酒，大醉而归驿。稍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己有也。（女子）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司空）特令二乐妓侍寝。”
这里说的“大醉而归驿”的驿，其实就是驿馆。至于刘禹锡醉中所赋的那首诗，便是司空见惯一典的出处：“高髻云鬟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驿路与馆舍，仿佛一串不可分开的珍珠项链，一者是珠，一者是链，二者总是彼此相连，就像岑参《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绛》一诗里所写道的：
西原驿路挂城头，
客散江亭雨未收。
君去试看汾水上，
白云犹似汉时秋。
下面先谈驿路，再说馆舍。
说到唐代的驿传，让我们先来看两首隽永的小诗：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陆凯《赠范晔》
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
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
这两首小诗一为南朝人所作，一为唐朝人所作。很显然，两首诗的意境一脉相通。不过，我们感兴趣的不在诗的艺术，而在诗中历史画面的相似与相承。事实上，唐代的驿路交通正是从前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如高适在《陈留郡上源新驿记》一文中对此所做的简要概括：
周官行夫掌邦国传遽之事，施于政者，盖有章焉。唐皇之兴，盛于古制，自京师四极，经启十道，道列于亭，亭实以驷，而亭惟三十里，驷有上中下，丰屋美食，供億是为，人迹所穷，帝命流洽，用之远者，莫若于斯矣。
细考起来，唐的驿政可上溯到西周时期的置邮传命制度。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记载，西周初年，姜太公在齐，欲对两位“贤士”行刑，周公听到消息后，立刻“乘传”前往齐国去劝阻。所谓“传”，即后世常说的“驿”。借用颜师古的解释：“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
周代担负传驿事务的，称行夫。他们在天子与诸侯之间，在各个邦国之间穿梭往返，传递各种官方信息，“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周礼·秋官·行夫》）。行夫传命分徒传与遽传，前者步行，后者乘车。《诗经·小雅·大东》篇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之句，《孟子·公孙丑上》篇引孔子的话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据此可知当时驿路之畅和遽传之迅。周人有“师行三十”的说法，意谓部队行军每天以三十里为程，故三十里又称一舍，舍有支帐露宿之意（“凡师，一宿为舍”
，退避三舍之说便由此而来。周人定制，后人因之。正因如此，历代多将两驿之间的距度定为三十里
，而传舍、客舍、馆舍等名称的由来也与此相关。
当然，对唐代驿制产生直接影响的还得首推魏晋南北朝驿制，二者的亲缘关系在前引两首小诗上得到传神的体现。南朝的驿传体制在秦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中较突出的一项就是南方兴起的水驿。水驿最早出现于孙吴时代，两晋以后日渐普及，日趋发达。当时江南地区的公文传递与官员赴任，大多经由水驿。另外，北方的驿路也四通八达，十分畅通。下面一则轶事，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驿传情形：
（陈）元达少有志操，（刘）渊尝招之，元达不答。及渊为汉王，或谓元达曰：“君其惧乎？”元达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过三、二日，驿书必至。”其暮，渊果征元达。
1972年，在嘉峪关的魏晋墓里，出土了一块画像砖。上面绘着一个驿使骑在红鬃马上，一手持缰，一手举着文书疾驰飞奔，生动地再现出当时的历史情景。东晋的蔡谟，在谈及后赵的驿传时说道：
大军未至，声息久闻。而贼之邮驿，一日千里，河北之骑，足以来赴。
前秦苻坚建都长安后，在王猛的辅佐下，建立起一套更加严密规整的驿传体系：
自长安至于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
当他听说西域有一位名叫鸠摩罗什的高僧时，下令大将吕光：“若获罗什，即驰驿送归。”所谓驰驿，是与乘驿相对而言的。如果把乘驿比作普快，那么驰驿就是特快；一者在普通情况下使用，一者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北齐时规定，陆驿日行二百里。有一次，北周宣帝从长安到洛阳，“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
。
魏晋时代的这套完备发达的驿制，为隋朝所直接继承，而且继承得顺畅自然，天衣无缝。这并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因为隋之取代北周本来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于是，公元580年当杨坚派心腹韦孝宽，前去接替北周元老重臣、时任相州总管尉迟迥的职务时，韦孝宽便很自然地利用北周的驿传系统，导演了一出小小的喜剧。当时，尉迟迥已知杨坚“将不利于（北周）帝室”，准备“举兵讨之”
。韦孝宽行至中途，察觉形势不妙，赶忙打道回府。为防追兵，韦孝宽想出这么一条妙计：
每至亭驿，尽驱其传马而去，谓驿司曰：“蜀公（尉迟迥）将至，宜速具酒食。”（尉迟）迥寻遣仪同大将军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追者至驿，辄逢盛馔，又无马，遂迟留不进。孝宽与艺由是得免。
隋唐之际，戎马倥偬。从杨坚称帝到杨广被弑，三十多年间兵革不息，烽火相连，内外战事此起彼伏。结果，驿传系统总是加班加点忙得不亦乐乎。翻开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乘驿驰传之类的字眼触目皆是：
（公元584年）吐谷浑复寇边，西方多被其害，命（贺娄）子幹讨之。驰驿至河西，发五州兵，入掠其国，杀男女万余口，二旬而还。
（公元590年）秦王（杨）俊为并州总管，（王韵）仍为长史。岁余，（王韵）驰驿入京，劳敝而卒，时年六十八。高祖甚伤惜之，谓秦王使者曰：“语尔王，我前令子相（王韵字子相）缓来，如何乃遣驰驿？杀我子相岂不由汝也？”言甚凄怆。
（公元590年）上（文帝）以（杨）素久劳于外，令驰传入朝。（杨）素以余贼未殄，恐为后患，复请行，遂乘传至会稽。
（公元602年）朝廷恐（蜀王杨）重生变，戊子，以原州总管独孤楷为益州总管，驰传代之。
…………
车辚辚，马啸啸，驿道上滚滚的烟尘惊扰得行人惶惶不安，一阵阵急促的马蹄声潮水般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地响过，为隋唐之际的大动荡平添许多喧嚷惶乱的声息。以至于天台宗创建人智
，都不得不向曾驻江都的东南总管杨广上诉，“请求地方上两座保存高僧圣骸的寺庙不受嘈杂的驿站交通的打扰”
。智
不知道这种打扰已经接近尾声了。隋朝的覆亡始于杨玄感的叛乱。在镇压这次突如其来的兵变时，驿传作为朝廷的神经传导系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此后这一系统便随王朝的分崩离析而改换门庭。大业九年（613），当隋炀帝在高丽前线苦战之际，后方督运粮草的杨玄感举兵反隋，一时应者云集，天下竦动。炀帝慌忙派遣身边的“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武卫将军屈突通等驰传发兵，以讨玄感”
。当时率领水军正准备由东莱直趋平壤夹攻高丽的大将来护儿“闻玄感围东都，召诸将议旋军救之。……即日回军，令子（来）弘、（来）整驰驿奏闻”
。正是在这一派兵慌马乱乘驿驰传声中，李唐王朝的身影开始从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显现出来。
唐朝开国元勋魏征，当年奉使出关时，写下一首沉雄慷慨而启盛唐之风的名作《述怀》：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
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
对于此诗及其本事，人们都很熟悉，但对他“驱马出关门”是乘传而行便未必清楚了。那是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魏征随（李）密至长安，久不为朝廷所知，乃自请安集山东，上（即李渊）以为秘书丞，乘传至黎阳，遗（李密旧将）徐世
书，劝之早降。
于是，徐世
便投降了李唐王朝，被赐予“御姓”，成为凌烟阁上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李世
。但他的孙子后来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又被削夺李姓，复还原姓，这就是赚得骆宾王一纸千古檄文的徐敬业，而徐敬业兵败被杀后，他的首级还是由驿马载入洛阳的。
唐代疆域辽阔，气魄恢宏，文化昌盛，声威远播。它的水陆交通线覆盖全国，通达四邻，为大唐帝国空前规模的人员来往、物资交流和信息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陈鸿彝先生所概括的：
唐政府除对上述国家干道倍加注意外，在各州郡之间，还修筑了地方干道，各县之间，也有大道相通，这样层层级级，构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巨大而稠密的交通网络，水陆通联，江海并举，使全国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起来。……“忆昔开元全盛日，远行不劳吉日出”，讲的就是交通形势。
与之相应，唐代的驿传也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完美程度。据柳宗元《馆驿使壁记》一文所述，唐代以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重要的驿道，呈放射状通往全国各地，“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寓望迎劳之礼，无旷于日”。驿道不仅平整宽阔，而且夹道绿树成荫
，往来使者，通行无阻。
在驿道沿线一般每隔三十里设一驿（馆
，唐朝极盛时期“天下驿凡一千六百三十九”，其中水驿二百六十个，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个，水陆兼驿八十六个。
李白流放夜郎时，乘的就是水驿。这个“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余光中）的浪漫诗人，如今被押解着去荒远之地，心情自然十分苦闷，因而途中作诗写道：“扬帆借天风，水驿苦不缓。”（《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
而当他突然遇赦获释时，那心情又像飞流而下的小船一日千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般来说，水驿备船，陆驿备马，所备船马数目如下：
陆驿驿马，京城都亭驿七十五匹，诸道之驿视其繁闲分六等，依次为六十、四十五、三十、十八、十二、八匹；水驿驿船，繁者四只，次三只，再次二只。
另外，“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
，就是说每个驿站拨给四百亩驿田，专门用于种植饲料。
唐代驿传系统的最高管理部门，属尚书省六部中的兵部，具体说是兵部所属兵部、职方、驾部与库部四个部门中的驾部。驾部有郎中一员，从五品上；员外郎一员，从六品上；主事三人，从九品上；此外，令史十人，书令史二十人，掌固四人。其中，“郎中、员外郎之职，掌邦国舆辇、车乘、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簿籍，辨其出入，司其名数”
。除中央部门外，地方诸道各设馆驿巡官四人
，诸州由兵曹司兵参军分掌
，诸县令兼理。为督促这些常设部门的工作，唐玄宗开元年中，又“以监察御史兼巡传驿”，至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正式定“御史一人知馆驿，号馆驿使”
。唐中期后，宦官势力猛增，窃权弄柄无所不为，从8世纪后期开始，他们进而插手“管理驿传、馆舍”
，频充馆驿使。
在驿道上乘传驰驿，决非随心所欲如郊游旅行，而是有一整套严格的规矩。首先，任何“搭乘”人员，不管是驿使还是往来迁黜的朝廷命官，都必须持有通行证——“传符”
。在京人员的传符，由中央三省中的门下省审批
，在外则由各军州颁发。
其次，什么级别的干部乘什么级别的车，都有定制：
给驿（马）者自一品八匹递至七品以下二匹，给传（车）者一品十匹至八九品一匹，有特敕始可限外加马。
最后，最要命的是，驿道上的各色人等每天应走多远，也有法定的里程，若在指定的时间不能到达指定的位置，就要受到轻重不等的相应处罚。如驿使传递公文，耽误一日杖八十，若耽误的是军事情报，则处一年徒刑。
根据唐制，“乘传（车）日（行）四驿（一百二十里），乘驿（马）日（行）六驿（一百八十里）”
。这种驿传的定程化，其便利统治的优越性不待多言，如对一切属于官事范畴的人员流动实施严密的监控，若想越雷池一步立刻就会露出马脚。再如，“对于京师的当权者来说，那遍布全国的驿站和驿道，便有如拴着一串串蚂蚱的绳子，若是心血来潮，要追加什么处置，只须顺便提起一串，指点着其中的一只，说一声‘钦此’，缇骑顺藤摸瓜，省心极了”
。由于时速、里程、停靠地点等都有定式，因而一上驿道就如列车开行般准时正点。白居易在一首忆念元稹的诗中写道：“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而这一天元稹恰到梁州驿站。
驿传的功用很多，远不仅限于递送公文。下面就是一些具体的实例：
秦王（李）世民自河北引兵将击圆郎，会上（李渊）召之，使驰传入朝，乃以兵属齐王（李）元吉。
（李）建成死，诏遣通事舍人崔敦礼驰驿召（建成心腹李）瑷（时为幽州大都督）。……（李瑷密谋起事）发驿征兵。
唐永淳（高宗年号）之后，天下皆唱“杨柳杨柳漫头驼”。后徐敬业犯事，出柳州司马。遂作伪敕，自授扬州司马。（不久徐敬业兵败被杀，首级被）驿马驮入洛（阳）。
（698年，狄仁杰率军击突厥，获胜后）散粮运以赈贫乏，修邮驿以济旋师。
（中宗之子李重福谋反） 自均州（湖北十堰）诈乘驿与（洛阳人张）灵均继进。……（乱平后）诏曰：“……私出均州，诈乘驿骑，至于都下（洛阳），遂逞其谋……”
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为南海祗洹寺维摩诘须，寺人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取之，又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遂绝。
（史）思明本不识文字，忽然好吟诗，每就一章，必驿宣示，皆可绝倒。尝欲以樱桃赐其子朝义及周贽，以彩笺敕左右书之曰：“樱桃一笼子，半赤一半黄，一半与怀王（史朝义封怀王），一半与周贽。”小吏龙潭进曰：“请改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则声韵相叶。”思明曰：“韵是何物！岂可以我儿在周贽之下。”……郡国传写，置之邮亭。
（安史之乱爆发后），（封）常清乘驿赴东京招募，旬日得兵六万，皆佣保市井之流。
…………
从以上这些遍布典籍、随手拈来的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驿传的“多功能”面貌。除去大宗的物资转运，中央与地方的任何大大小小、正常异常的交往，可以说都无不经由驿传系统。这种形形色色无所不包的交往，概括起来无非两大类，一属人员流动，一属信息传通。人员流动主要涉及官员之入京、赴任、出使、贬谪，此外是朝廷特命征召的各色人等，如贤士、僧道、罪人等。
至于信息传通，后文将做详细探讨，此处暂不多谈。
上文提到，驿传包括驿路与馆舍两项。驿路的情况明朗之后，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馆舍。
山不转水转。如果把驿路比作流动的水，那么馆舍就是恒定的山，山水相依才构成一套完整的驿传网络。玄宗朝设立的馆驿使一职，可谓名副其实地折射出这一山光水色交相映衬的历史图景。那么，何为馆舍呢？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是一首童稚都能脱口背出的诗：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进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诗中的“客舍”，即指驿道上的馆舍。它的叫法很多，在各种文献中，下列名称都不时可见：客舍、邸舍、邸店、邸肆、邸第、传舍、亭、驿亭、邮亭、驿等，其中一些如“邸”并不专指官方的驿馆，有时也兼谓私家的旅店。在所有关于驿馆的称呼中，使用最频繁的是驿，或是传舍。这里的驿，就是人们现在常说的驿站，各驿站的正式名称都带驿字，如都亭驿、蓝桥驿、上源驿、敷水驿、铜台驿（曹操所置铜雀台之处）等，最为人知的当然还数杨贵妃“宛转蛾眉马前死”的马嵬驿。据《杨太真外传》记述：
（杨国忠死后）上乃出驿门劳六军。六军不解围，上顾左右责其故。高力士对曰：“国忠负罪，诸将讨之。贵妃即国忠之妹，犹在陛下左右，群臣能无忧怖？伏乞圣虑裁断。”上回入驿，驿门内傍有小巷，上不忍归行宫，于巷中倚仗欹首而立。圣情昏默，久而不进。京兆司录韦锷进曰：“乞陛下割恩忍断以宁国家。”逡巡，上入行宫。抚妃子出于厅门，至马道北墙口而别之，使力士赐死。
从里边看，驿站是丰屋美食的楼堂馆所；从外面看，驿站又是城楼森然的军事堡垒。《中国青年报》上曾刊登过一篇介绍我国现存最大也最完整的古驿站——鸡鸣驿的报道，其中对这座建于明末位于京郊的驿站所做的描绘比诸唐代驿馆的形状规模，可以说虽不中亦不远：
古驿系砖包土城，高十余米。四面城墙下均布角台。墙体外侧每间隔三五米便密布垛口，似隐含重重杀机。垛墙下有望口、射孔与排水孔道，内侧亦有相应之女墙，在南角“马面”上则各建魁星楼。驿站城内曾经是繁华大场面，当时日杂、酒店、当铺、面食店遍布，老爷庙、灶神庙、城隍庙、戏台等一应俱全，并有慈禧西逃时住过的贺家大院。院内紧靠墙体有5米的环城驿道，平素便利交通驿递，战时集结设防。……鸡鸣驿边长一里十三步（相当于400多米）的古城墙，崩坏速度每年超过15米……丞署北端的龙王庙更是破败……
以鸡鸣驿为参照，也能推想唐代驿站的大致格局。
根据重要与繁忙的程度，唐代的驿站分为六等。一般来说，驿站外面都有门墙，里边则有厅堂、厨房、马厩、仓库等。一流的驿站犹如高级宾馆，不仅宏大宽敞、设施周全，而且草木葱茏，环境幽雅。其中规模较大者，简直像一座“长烟落日孤城闭”的城堡。对这等“合土以峻墉，攻木以高户”（高适《陈留郡上源新驿记》）的驿站，唐人在诗文中经常谈及。如刘禹锡在《管城新驿》中的名句：
门街周道，墙荫竹桑，境胜于外也。远购名材，旁延世工，既涂宣皙，领甓刚滑，求精于内也。
大意是说，院里的道路宽敞整齐，周围遍植桑竹，驿内的景致胜过外面；所有的建筑都选用名贵材料，装饰得精美华丽，驿内的装饰精益求精。
唐代最壮观豪华的驿站，应为汉中的褒城驿。中唐文人孙樵在《书褒城驿壁》中曾盛赞：“褒城驿号天下第一。”这所驿站墙垣高大，门楼壮伟，人来客往每岁“不下数百辈”，驿站里面厅堂崇丽，屋舍勾连，庭院间还有池塘逶迤，绿波荡漾，可泛舟，可垂钓，应有尽有，舒适安全。从下面这则令人忍俊不禁的小故事里，也不难想见此等驿站的气派：
江南有驿使，以干事自任。典郡者初到，吏白曰：“驿中已理，请一阅之。”刺史乃往，初见一室，署云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一神。刺史问：“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余也。”又一室，署云茶库，诸茗毕贮，复有一神，问曰：“何？”曰：“陆鸿渐（《茶经》作者陆羽）也。”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腌菜）库，诸菹毕备，亦有一神，问曰：“何？”吏曰：“蔡伯喈（蔡菜谐音）。”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唐代驿站引人注目颇富诗意之处，当属驿楼。驿楼之于驿站恰似皇宫门楼之于整座皇宫。唐人歌咏驿站的诗文，一般都少不了驿楼的意象，如：
山槛凭南望，川途眇北流。
远林天翠合，前浦日华浮。
……
张九龄《候使登石头驿楼作》
朝来登陟处，不似艳阳时。
异县殊风物，羁怀多所思。
……
孟浩然《人日登南阳驿门亭子怀汉川诸友》
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
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
……
岑参《题金城临河驿楼》
去时楼上清明夜，
月照楼前撩乱石。
……
元稹《西县驿》
明朝便是南荒路，
更上层楼望故关。
李德裕《盘陀岭驿楼》
诗文中的“城”字，其实是指驿站。对唐代驿站的形象把握，莫过于把它看成一座类似前述鸡鸣驿的城堡。这样，才便于理解隋唐典籍中许多现在觉得语焉不详而当时看来却不言自明的表述。像“令所在发人城县府驿”（《隋书》卷4），“郡县驿亭林坞皆筑城”（《资治通鉴》卷182）等，都隐含此旨。下面这首李商隐的诗，可以说是对驿站风物一个全景式的素描：
庙列前峰迥，楼开四望穷。
岭鼷岚色外，陂雁夕阳中。
弱柳千条露，衰荷一面风。
壶关有狂孽，速继老生功。
《登霍山驿楼》
建筑的式样，说到底总是由建筑的功用决定的，唐代的驿站也不例外。从职能上讲，驿站犹如兵站，缀于唐帝国各条驿道上的大大小小的驿站，其实都是军事或准军事单位。在现代人眼里，驿站可能仅仅是公差人员中途歇脚换马的招待所；但在古代，驿站却是军务关紧不容儿戏的兵站，只是这种兵站不负责转运粮秣兵员而已。
唐代的驿站都设主事的驿长或称“驿将”、“驿吏”，
驿将手下又有多少不等的“驿丁”或称“驿卒”，而各驿站又统归尚书省的兵部管辖。驿吏，属下级官员，品秩不高，故正史多不传，只在一些野史小说中偶见其身影。如下面这则关于武周朝名相娄师德的传奇：
纳言娄师德，郑州人。为兵部尚书，使并州，接境诸县令随之。日高至驿，恐人烦扰驿家，令就厅同食。尚书饭白而细，诸人饭黑而粗。（师德）呼驿长责之曰：“汝何为两种待客？”驿将恐，对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书曰：“卒客无卒主人，亦复何损？”遂换取粗饭食之。
…………
（后为纳言平章事）使至灵州。果驿上食讫，（师德）索马。判官谘，意家浆水亦索不得，（驿将）全不祗承。纳言曰：“师德已上马，与公料理。”往呼驿长责曰：“判官与纳言何别？（你竟）不与供给。索杖来！”驿长惶怖拜伏。纳言曰：“我欲打汝一顿。大使打驿将，细碎事，徒涴（wò，为泥土所沾污）却（我的）名声。若向你州县道，你即不存生命。且放却。”驿将跪拜流汗，狼狈而走。
李商隐有首诗专写驿吏，名为《戏题赠稷山驿吏王全》（《全唐诗》卷540），题下还有一段小注：“（王）全为驿吏五十六年，人称有道术，往来多赠诗章。”李商隐这首赠给驿吏王全的玩笑诗这么写道：
绛台驿吏老风尘
耽酒成仙几十春。
过客不劳询甲子，
惟书亥字与时人。
由于具有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特性，驿站也就难免萦绕着杀伐之气，闪烁着刀光剑影。隋唐五代的驿站同样不知见证了几多血泪交织的惨剧，以至于提起它来总免不了联想到赐死、谋杀、攻伐、算计等名目，杨贵妃在马嵬驿的香冢便是这一幕历史的象征与投影。《资治通鉴》最后一条的记述，就是一幕骇人的驿站刺杀镜头：
契丹主遣其舅使于（南）唐，（后周）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刺）客使杀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于清风驿，酒酣，（使者）起更衣，久不返，视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与唐绝。
明确此点大有必要，因为唐代官方的新闻传播正是在这一体制中运作，在这一背景中发生，它的内蕴与表征不能不与此丝丝相扣，息息相通。
由前述驿路和馆舍所构成的唐代驿传系统，说到底其实就是一套官方的交往系统。除去朝廷食粮所系的漕运系统，一切事涉官方的交往活动——不管是黄钟大吕的军国要务还是鸡零狗碎的荒唐之举，最终都无不依赖于驿传系统。
上文提到，这套系统所承担的包罗广泛的交往活动可分为两大类，一属人员流动，一属信息传通。而所谓的信息传通，实际上主要系于驿骑。
驿骑，是驿传系统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子。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驿骑的驿传系统，正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血液的血管。唐代的官方传播活动，正是由千万无名无姓的驿骑支撑起来的。所以探讨唐代的官方传播，不能不勾勒驿骑的群像。
驿骑，又称驿使，驿子
，负责传递一应军政公文、物件及递送过往官员。敦煌壁画中有一幅晚唐时期的《宋国夫人出行图》，描绘了驿使身背布袋行色匆匆的模样。不管骄阳似火还是寒风刺骨，也不管是暴雨倾盆还是风沙弥漫，驿道上总有驿使纵马驰奔，急如流星。“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岑参），已成为他们身影的历史定格。至若杜牧《过华清宫》一诗中的驿骑形象更是广为人知：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此诗的内容人所共知，不待多言。只因贵妃娘娘爱吃鲜荔枝，于是每年荔枝成熟季节，君王便不惜动用驿骑，千里迢迢地从四川涪州飞速将此鲜美水灵尚未变色的佳果送进宫来。结果自然出现这么一幕荒唐可笑的画面：但见风尘滚滚，驿马狂奔，不知情者以为又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紧急军情，殊不知原来竟是君王为博美人欢心而让人送来的一点水果。无独有偶，不久史思明也如法炮制，利用王朝的驿传网络将鲜樱桃从洛阳送给在河北的养子史朝义，这也算一种上行下效吧。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当年“一骑红尘”所经的路线，系由今天的四川涪陵，经万县，再从陕西商洛、蓝田一线抵达长安
，全程二千三百多里
，即使快马加鞭马不停蹄怎么也得五六天
。另外，据宪宗朝的翰林学士李肇记载，贵妃娘娘吃的荔枝也有从南海（今广州一带）送的：
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
看来不管驿骑如何快马加鞭，也是无济于事了。
唐代驿骑分“普快”与“特快”。前者传递例行公文，后者传递火急公文；前者日行六驿，即一百八十里，后者日行十驿甚至更多；前者是“日旰山西逢驿使，殷勤南北送征衣”（韦应物《突厥三台》），后者是“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高适《燕歌行》）。常人心目中的驿骑，多为后者，亦即唐人所谓的急递、急脚、急脚递。正如一位当代作家所描写的：
感觉深处的驿站，总是笼罩在一片紧迫仓皇的阴影之中，那急遽的马蹄声骤雨般地逼近，又旋风般地远去，即使是在驿站前停留的片刻，也不敢有丝毫懈怠，轮值的驿官匆匆验过火牌，签明文书到达本站的时间，那边的驿卒已经换上了备用的快马，跃跃欲试地望着驿道的远方。所谓“立马可待”在这里并非空泛的比附和夸张，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形象，一种司空见惯的交接程序。……驿卒的神色永远严峻而焦灼，那充满动感的扬鞭驰马的形象，已经成为一幅终结的定格。
更如当代一位诗人所咏歌的：
驿骑的马蹄声
似开堂密鼓
琵琵铮
由远及近
踏碎黎明的山径
最后几粒寒星
只见城门洞开如电
烟尘掠过如风……
这里描写的，都属驿骑中的“特快”——急递。
急递固因其戏剧性紧张感而为人瞩目，但在传驿舞台上大量活动着的还是扮演群众角色的“普快”。由于人卑事碎，他们的面目早被时光的流水漫漶得模糊不清了。好在从后代与之相承的人员身上，我们尚能依稀辨认出一些他们的特征。闻名于世的瑞典现代探险家、楼兰古城的发现者斯文·赫定在其内涵丰富、才识兼备、文笔优美、引人入胜的系列西域考察著作中，曾记述了一位骑马送信的邮差：
（从塔城到乌鲁木齐的）路上，遇到一位邮差，是个独居的柯尔克孜人，他骑在马上，两个邮袋挂在马鞍两侧。这样行走一天一夜，到下一站，交给另一个继续传递。从塔城到乌鲁木齐有620公里路程，邮件要走7天。
倘若让时光倒回一千年的话，那么斯文·赫定笔下的这位邮差同唐代的驿使当彼此难分。而且，二者行走的速度也是如此接近，即日行一百八十里。
不管是“普快”还是“特快”，驿骑传讯都必须遵守一系列严格的纪律。《唐律疏议》中对此有详细的规定，大略如下：
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
诸驿使无故以书寄人行之及受寄者，徒一年。若致稽程，以行者为首，驿使为从；即为军事警急而稽留者，以驿使为首，行者为从。其非专使之书，而便寄者，勿论。
诸文书应遣驿而不遣驿，及不应遣驿而遣驿者，杖一百。
诸驿使受书，不依题署，误诣他所者，随所稽留以行书稽程论减二等。若由题署者误，坐其题署者。
诸乘驿马者，一匹徒一年，一匹加一等。主司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勿论。
诸乘驿马辄枉道者，一里杖一百，五里加一等，罪止徒二年。越至他所者，各加一等。经驿不换马者，杖八十。
诸乘驿马赍私物，一斤杖六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二年。驿驴减二等。
这一切如山的律令，旨在确保驿传系统的高速度、高效率与高保真，以使置邮传命成为国家安危所系的一大要务。有一次，太宗李世民对侍臣说起，安西都护郭孝恪日前奏称“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安西都护府时治交河——今吐鲁番西），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到矣”。结果，“言未毕，驿骑至！”
据人计算，焉耆距长安七千里，驿骑在路上二十八日，平均每天行二百五十里。
再如，《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新宥州（内蒙古乌海市）”条写道：
又顷年每有回鹘消息，常须经太原取驿路至阙下，及奏报道，已失事宜。今自新宥州北至天德，置新馆十一所。从天德取夏州乘传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师。
而据同书同卷“天德军”条，天德“至上都一千八百里”，按四日推算，则每天平均奔驰四百五十里。如此神速，怎不令人叹服！怨不得后世之人，提起唐代的驿传便总是称赏备至。如宋代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里就曾写道：
唐开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权楚璧等作乱，时明皇幸洛阳，相去八百余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师按问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邮传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议，盖亦未尝淹久，后世所不及也。
明清思想家顾炎武，在“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的《日知录》一书里，以严谨的考辨缕述了汉唐驿传之利：
《续汉·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史记》：“田横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是也。
唐制亦然。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一程即一驿）是也。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到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是也。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宫，六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翔府，一日而达（《通典》卷173：凤翔府“去西京二百七十里”）。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古人以置驿（站）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而有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由于这个缘故）。曷一考之前史乎
唐代驿传的急速高效，最终还是源于军政泛化的需求。事实上从一开始，驿传系统及其运作便无不为军事意图所制约，进而成为征伐诛讨一统江山的一把利器。以行草隶篆中的草书为例，这个在后人看来纯属书法艺术的事物，最初却是由于军情紧急刻不容缓的传驿需要而形成的，正如梁武帝《草书状》引蔡邕的话所言：
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盖今之草书是也。
明乎此，则不难理解驿站何以为兵站，传驿中人何以名驿将、驿卒、驿骑，而为隋唐五代画上休止符的事件——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发生在陈桥驿，也便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象征。 [1]
[1] 意大哲学家克罗齐尝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管此论如何奇崛，当代史之为历史的沉积当无疑义。因而，从当代反溯历史应不失为揭示历史的方法之一。以唐代的驿传、馆舍、驿骑为例，下面一段近世历史的情景便为此提供了活的参照：
说是很孤单也不见得，只要你骑着租赁的马从这个驿站到那个驿站地走下去。因为总有一马夫陪着走，准备再把这两匹马带回去的。租马得出几个克兰，晚上住栈房价钱亦相若。每站都换一次马和马夫。所以只要你有气力，日夜奔驰都可以的。每站的距离从二十公里到三十公里。（[瑞典]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亚洲腹地旅行记》，1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