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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的官方传播网络中，进奏院一直是新闻史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因为，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最古老的报纸可上溯到唐代。而“唐代报纸的孕育和发展，是和唐代邸务和藩镇制度的发展紧密联系的”
。另外，经方汉奇先生考订并确认的一份现存最古老的报纸，也正出自归义军进奏院。
如此说来，唐代进奏院在中国新闻传播发轫史上的地位便显得十分突出，乃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讲，唐代进奏院的面貌，决定着中国乃至世界最原始的报纸的面貌。
那么，唐代的进奏院究竟是怎样一种面貌呢？遗憾的是，对这一关键问题，对唐代进奏院的由来与发展、构成与运作等环节，迄今为止传播史家尚未厘清，其间尚存一些语焉不详、朦胧恍惚甚至矛盾混乱之处。因而，我们需先就这一问题做一剖析，以期廓清唐代进奏院的“庐山真面目”。
应该承认，关于唐代进奏院，当时和后来的文献中都没有留下多少详备的记录，似乎史家对此都惜墨如金，不肯浪掷一词。这也难怪，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的编者在谈及“史料的问题”时所言，许多在近代历史学家看来极为重要的人类活动领域，“当时的史官或因视为理所当然，或因认为与公认的历史标准内容无关，所以就干脆轻易地放过了”
。
目前所见的一份较全面记述唐代进奏院的材料就是常被征引的柳宗元的《邠宁进奏院记》。“邠宁”指邠宁节度使，邠宁节度使设置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四年，即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当年正月，史思明在河北魏州自称大圣燕王，三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师六十万大战史思明于相州（今河南安阳），不料竟溃不成军，眼见胜利在望的战局又陡然逆转。正是在这种严峻局势下，“六月，丁巳，分朔方（节度使）置邠宁等九州节度使”
。邠宁的辖区约当今西安北至延安一带，它的进奏院在长安城内的宣阳坊。
柳宗元的《邠宁进奏院记》一文，对唐代进奏院的由来与职能做了如下叙述：
凡诸侯述职之礼，必有栋宇建于京师，朝觐为修容之地，会计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则皆邑以具汤沐；其在汉制，则皆邸以奉朝请。唐兴因之，则皆院以备进奏。政以之成，礼于是具，由旧章也。……宾属受辞而来使，旅贲奉章而上谒，稽疑于太宰，质政于有司，下及奔走之臣，传遽之役，川流环运，以达教令。大凡展彩于中都，率由是焉。故领斯院者，必获历阊阖，登太清，仰万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历来地方官进京朝觐述职，都得有个居住的地方，以便上朝时修整仪容，相聚时有处商讨。这在周朝，就是“邑”；在汉朝，就是“邸”；在唐朝，就是进奏院。进奏院的官员受各地方镇的委派出使京城，带着奏章面见皇上，同时就疑难事项向有关部门咨询，并与各方相沟通，以使朝廷的政令畅达。凡是想在首都一展风采者，大都经由此道。所以，执掌进奏院的官员，肯定可以获得登朝堂，历宫廷，拜见皇上从而通悉内外之情的机会。
柳宗元以寥寥几句便勾勒了进奏院的概貌，以及进奏院仰藩镇之威而通天听之势，笔法简当，令人叹服。只是讲到进奏院的起源时，仅以周之邑和汉之邸与之进行类比。这种类比如同现在人们常将进奏院与各地驻京办事处所做的类比一样，固然便于直观了解进奏院，但于唐代进奏院的由来及职司未免显得过于笼统，不得其实。
认真追溯起来，唐代中后期出现的进奏院或许应从唐初的朝集使说起。
朝集使不是常任的官职，而只是对一种临时性使臣的称谓。唐承隋制，每年的岁末年初，州级以上的各行政长官如都督、刺史等，必须轮流到京城集中，这些聚集京师的封疆大员便是朝集使。倘若某地遭受自然灾害，或遇军情紧急，那么主官不必亲行，可以委派上佐幕僚充任朝集使。另据《唐会要》卷24“受朝贺”云：“（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灵、胜、凉……等五十九州为边州，扬、益、幽……等十二州为要州。都督刺使并不在朝集之例。”朝集使的任务是“汇报所属官吏考课情况，进纳本地贡物，聆听皇帝敕命”
。具体的日程安排为：
凡天下朝集使，皆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京师。十一月一日，户部引见讫，于尚书省与群官礼见，然后集于考堂，应考绩之事。元日 （正月一日），陈其贡篚于殿庭。
尤其是新年元旦这一天，皇帝要大会群臣，在朝堂举行隆重的庆典，谓之“元正朝集”，朝集使的参拜活动至此达到高潮。此后，朝集使们便可收拾行装，陆陆续续打道回府了。
由此看来，朝集使在京城逗留的时间长达两个多月。
其间，住宿一项自然成为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唐朝开国之初，由于百废待兴，许多运作程式尚不完备，不少典章制度还在草创之际，各地朝集使来京后都没有专门住处，而只能临时租房，与各色闲杂人员混居。就像《资治通鉴》中所写到的：
先是，诸州长官或上佐，岁首亲奉贡物进京，谓之朝集使，亦谓之考使。京师无邸，率僦（租赁）屋与商贾杂居。
这种状态对高人一等的朝廷命官来说，难免尴尬；对朝集使所履行的差命，也多有不便。故而唐太宗有一次对侍臣专门提及此事时说道：“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邑，刍禾百车，待以客礼。汉家故事，为诸州刺史郡守创立邸舍于京城。顷闻都督刺史充考使至京师，皆赁房，与商人杂居。既复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
太宗以先秦的邑和汉朝的邸为先例，自然不堪忍受这种朝集使（考使）与末流之辈（商人）杂居的局面。
于是，贞观十七年（643）十月，李世民下诏，“令就京城内闲坊，为诸州朝集使各造邸第三百余所。”
建成后，李世民还亲临视察。这三百余所朝集使在京的官邸，与当时全国358个州的总数相当，
大约合一州一邸。从此，地方官进京办事，就有了一个固定的居停之所，对此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各州的驻京办事处。不过，好景不长，不到半个世纪，至高宗永淳元年（682），由于“关中饥乏，诸州邸舍渐渐残毁”
。到中宗神龙元年（705），更有朝臣上奏，请求将诸州邸舍变卖
，朝集使的职任仿佛可有可无了。
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安史之乱爆发。这个凸现于唐代中叶的天崩地裂的事变，将有唐一代的历史拦腰断为两截。从此，中央与地方、朝廷与藩镇之间的明争暗斗，便构成唐代下半期的一条历史主线。
正是在这一中央权威日衰而割据势力日隆的背景下，当年唯恭唯谨、贡奉述职的朝集使便从历史的画面中悄然淡出
，取而代之的便是作为“唐五代诸道方镇及直隶州在京师长安所置办事处”
的进奏院。进奏院大约出现于兵荒马乱之际的肃宗与代宗时期，最初的情形已不可考，想来当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一些主要的军镇如郭子仪的朔方军、李光弼的河东军等，为加强同中央及各地的联系与协调而临时设立的应急机构，所以开始都叫“上都留后院”
。至代宗大历十二年（777）五月，“诸道邸务在上都名曰留后，改为进奏院”
。这是进奏院的正式设立。主持各进奏院事务的一般都是节度使麾下的大将，称进奏官，又称进奏吏或邸官、邸吏。笔者所见最早一条提及进奏官的材料，出自郭子仪的《祭贞懿皇后文》。贞懿皇后为代宗的宠妃，大历十年去世，“追谥曰贞懿皇后，殡于内殿，累年不忍出宫，（大历）十三年十月方葬”
。下葬之年正是上都留后院改名为上都进奏院的第二年。郭子仪在这篇祭文中提到的“上都进奏院官傅涛”，大概是见诸文献的第一位进奏官了。
作为“藩镇和朝廷间的联络机构”
，唐代的进奏院不仅随着藩镇势力的崛起而出现，而且随着藩镇势力的发展而变化。到了9世纪初叶，全国节度使已发展到48个
，与此同时各道进奏院也差不多达到相当于此的数目。据清人徐松撰述、近人李健超增订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一书记载，唐代设在长安的进奏院至今可考的共有53家，详细情况与具体分布如表1—1所示：
表1—1 唐代上都进奏院详情一览表
资料来源：据《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编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
由表1—1不难看出，约占总数2/3的进奏院都集中在崇仁坊与平康坊，其中尤以崇仁坊为盛，达到23家。这一布局的形成当然不是偶然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下面不妨先简单谈谈唐代的长安。
长安，居唐代“五都”之首
，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长安的城市布局十分规整，整个城市呈坐北朝南之势，颇具王家气派。其中位于北端居高俯瞰的，就是皇宫。这与明清皇宫位于市中心的格局形成明显而有趣的对照：一者是开放吐纳的，一者是局促封闭的，其间所表露的不同文化心态耐人寻味。唐代皇宫由两部分组成，即南部的皇城和北部的宫城。皇城主要是政府各部门如尚书省所在地，“百僚廨署列乎其间”（《唐六典》）。宫城是皇帝、后妃等居住活动的地方，其主体便是唐人习称为“西内”、“大内”的太极宫，而它的北门正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的玄武门。
除太极宫之外，在长安宫城东北龙首原上，还有唐时称为“东内”的大明宫。这里是皇帝朝见群臣、处理政务的地方。朝廷的最高权力机构——中书省与门下省也都设在此处，也就是说唐朝的宰相们都在东内办公。所以大明宫堪称唐王朝的政务中枢。在大明宫以南皇城以东，还有被称为“南内”的兴庆宫。它原是唐玄宗做王子时与兄弟们同住的宅邸，号称“五王子宅”，后来他当了太子还住在此处，开元初遂令将这一片潜龙之邸扩充为兴庆宫。以上犹如“品”字鼎足而立的大内、东内和南内，就是唐人常说的“三大内”，亦即柳宗元《邠宁进奏院记》所称“历阊阖，登太清，仰万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的场所。
三大内外围的长安居民区称外郭城，在统一的设计下被整整齐齐地划分为一百零八坊（或说一百零九坊）和东西两市。从皇城中门的朱雀门起，由北而南的朱雀门大街犹如一条中轴线，将长安城分为东西两半，东边属万年县，西边属长安县，两县统归京兆府管辖。城内的十四条南北街和十一条东西街垂直交叉，将全城切割成一个个独立而又相连的坊，其中东市与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坊是长安市内的基本住宅区，除皇室及其侍卫之外的几十万长安人，包括官员、百工、市民、商旅等都散居在这一百多坊之中。每坊四周都有高大的夯土围墙，四边各开一门，坊门晨启昏闭，城区实行宵禁。坊内为一宽敞的十字街巷，连通四门，巷内有曲，将每坊隔为十余区，其间遍布王府、官邸、寺观、店铺等。一般说来，达官显宦、文士名流大都喜欢居住在朝市附近（朝指皇宫，市指东西两市），东城万年县更是首选之区。
理清了唐代长安的基本格局，也就不难理解进奏院的分布特征了。对照唐代长安的地图，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各进奏院所在的坊都在东城，并都紧挨着品字形的三大内。其中集中了最多进奏院的崇仁坊就在品字的两个下口之间，具体说就在皇城与南内之间，往北隔三个坊正对着品字上口的东内，往南依次为妓院云集的平康坊
与宣阳坊（以进奏院数而论，两坊分居第二位和第三位），而这两坊的东面正是长安城最繁华的东市，或称唐代长安的王府井。难怪“选人京师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
。同样，毫不奇怪，2/3的进奏院也自然都集中在祟仁坊一带。既然进奏院要代表地方藩镇同中央王朝打交道，既然作为常设机构进奏院除公干之外，还免不了有大量的生活起居之需；那么，在长安城里，还有哪里比崇仁坊这类既靠近宫廷又毗邻闹市的里坊更便利更合适的呢？答案不言自明。对进奏院的官员来说，这样的地方显然是进退自如，左右逢源。顺便提一下，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
后来入朝为官，朝廷赐他的一处宅邸就在平康坊
，而归义军进奏院所在的街坊却湮没无闻了。从这一情况可以推断，上列“唐代上都进奏院详情一览表”中的五十三家进奏院，并不代表进奏院总数，而仅仅代表目前坊里可考的进奏院总数。当然，实际数目应该距此不远。
关于唐代进奏院的职能，唐史专家瞿蜕园先生曾做过精炼的概括：
唐代藩镇均于京师置进奏院，以进奏官任呈递公文，探报消息之责，有似明、清督抚所派驻京之提塘官，但进奏院初名留后院，以大将主之，得以入见皇帝陈述事件，非提塘官之为低级武弁可比。
新闻史权威方汉奇先生又进一步阐明：
（进奏院）既为所代表的地方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政府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
下面我们就从进奏官入手，来探究一下进奏院的日常事务。
如前所述，主持进奏院日常工作的是进奏官。进奏官由藩镇首脑委任，多为亲信，“因此只对派遣他的藩镇和诸道长官负责，不受朝廷管辖”
。鉴于藩镇在唐代尾大不掉、各自为政的局面，称雄一方的割据势力常似独立王国、各行其是的史实，类似下例的情形便不足为奇了。昭宗龙纪元年（889），权势倾天、不可一世的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温），在刚被封为东平郡王之后不到一年又要求兼领盐铁使这一肥差，结果遭到嫉恶如仇、欲振朝纲的元老重臣孔纬的断然拒绝。孔纬声色俱厉对宣武军进奏官说道：“朱公须此职，非兴兵不可！”
完全是一副两国交兵最后通牒的口吻。
不管是上都留后院，还是上都进奏院，从传播的角度看，其功能都不外乎通风报信，即向朝廷禀报有关事项和向藩镇传递有关信息。前者正如朱全忠求盐铁使一例所示，后者则更频见于史籍记载。比如唐昭宗天复三年（903），盘踞开封的朱全忠准备向山东淄青镇节度使王师范发起攻击，但又害怕他的老对手、山西军阀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于是，他就在长安故意放出风来，说我与李克用本没有太大嫌隙，希望朝廷善待他，多加抚慰云云，摆出一副和好的姿态。这个政治气球立刻由李克用的进奏官传到了山西，狡黠的李克用一眼就识破了朱全忠的用意，笑道：“这个老贼想用兵淄青，说这番漂亮话不过是怕我从背后袭击他罢了。”
随着朝廷的日渐衰败与藩镇的日渐强横，进奏官的形象也一天天地从循规蹈矩、奉命唯谨变得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比如，进奏院出现之初的德宗贞元元年（785），三朝元老李泌在单骑抚定陕虢叛乱前，曾召集“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长安者”谈话，气氛好像一场国务院的记者招待会。
时隔不到半个世纪，至文宗太和七年（833），当朝廷加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为检校吏部尚书时（当时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的地位最高，一向为“大尚书”），杨志诚的进奏官徐迪便已是咄咄逼人地面见宰相，辞令傲慢地故意说道：“军中不识朝廷之制，惟知尚书改仆射为迁，不知工部改吏部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这等于明言，宣诏的敕使一到卢龙必被拘留。听到这种放肆的言论，宰相也无可奈何，只能“不以为意”。胡三省忍不住地写道：“徐迪敢诣宰相出是言者，直以下陵上替，无所惮耳。”
谁知更加无所忌惮的还在后面。昭宗光化三年十一月（900），宦官刘季述等发动宫廷政变，囚禁皇帝，矫诏令太子继位，而策划这场政变的核心人物中，就有朱全忠宣武军的进奏官程岩。当时他“率诸道邸吏牵帝（昭宗）下殿以立幼主”
。不过，这场政变很快破产，刘季述等被诛。此前，朱全忠在开封曾召还程岩，等听到昭宗复辟的消息后，便“折程岩足，械送京师”。后来，程岩与其他同谋一起被斩于长安。这场闹剧虽然未能成功，但进奏官（邸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十分引人注目。在中国古代的历次废立行动中，由进奏官参与策划的大概唯有这空前绝后的一次。当时进奏官之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进奏官的权势说穿了不过是狐假虎威，挟诸侯以令天子而已。所以，藩镇强，其腰板就硬，如上述李克用的河东进奏官，朱全忠的宣武进奏官等；而藩镇弱，则其说话就软，如归义军进奏官代张淮深求赐节度使旌节达十几年而毫无结果。至于哪个藩镇一旦被朝廷宣布为叛镇，号令举国共讨之，那么其进奏官可就成了过街老鼠。如武宗会昌三年（843），河北的昭义军叛乱时就是如此。当时入唐求法寓居长安的日本和尚圆仁，对此有过生动的记述：
河北道潞府节度使刘从简（应为刘从简之子刘稹，时刘从简已死——笔者注）叛，勅（敕）下诸州府，抽兵马都五万军，打潞府。……潞府（即昭义）留后院在京左街平康坊。潞府押衙畺孙，在院知本道事，勅（敕）令捉，其人走脱，不知去处，诸处寻捉不获。唯捉得妻儿女等，斩
（杀）破家。有人告报：“潞府留后押衙畺孙剃头，今在城僧中隐藏。”……近住寺僧，不委来由者尽捉。京兆府投新裹头僧于府中，打
（杀）三百余人。
唐代与进奏院相关的事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发生于李师道东都进奏院的一次流产暴动。李师道是淄青节度使，他设在洛阳的进奏院是史书所载的少数几家东都进奏院，地处城区南端的兴教坊
，傍依伊水，前临嵩岳。我们推想，这家进奏院当与东都的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形同虚设。如果不是一次有名的历史事件，李师道设在洛阳的这一莫名其妙的进奏院八成也消失在历史的云雾中了。关于此事，史书多有记载，下引的一段出自《旧唐书·本纪十五》元和十年（815）：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阴与嵩山僧圆净谋反，勇士数百人伏于东都进奏院，乘洛城无兵，欲窃发焚烧宫殿而肆行剽掠。小将杨进、李再兴告变，（洛阳）留守吕元膺乃出兵围之，（贼众）则突围而出，入嵩岳，山棚（山民）尽擒之，审讯其首，僧圆净主谋也。僧（圆净）临刑叹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只在进奏院所起的作用上，可惜这部分内容偏巧缺失。现在唯一知道的一点就是进奏院里藏匿了数百兵丁，表明其建筑规模相当可观，非一般的宅院官邸可比。
以上我们从不同角度对唐代进奏院的起源、演化及职能做了概略的描述。总括起来说，唐代进奏院源于唐朝初年的朝集使。起初，“京师无邸”，朝集使只能租房与商贾杂居，至贞观十七年，太宗“始命有司为之作邸”。安史之乱后，各藩镇开始陆续在京师设立上都留后院。代宗大历十二年，诸道留后院正式更名为进奏院。现在坊里可考的唐代进奏院有五十三家，此数距进奏院的实有数目相去不远。此外，在东都洛阳还有淄青等几家进奏院。进奏院除了通风报信之外，还经常干预朝政、拨弄是非。
至于进奏院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特殊地位，则待后文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