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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夏，我去比利时访问鲁汶大学，该校的一位女同学Vanessa Verschelden写了篇论文《汤一介为什么不说自己是哲学家？》。她把这篇论文送给了我，可我不懂比利时文，所以至今我都不知道她写的内容。但是，在鲁汶，我们谈了两小时。现在，对于当时谈了些什么，我大都记不清了。但我却记得对她的论文发出的问题（即“为什么不说自己是哲学家？”）所做的回答，因为这也是我常常问自己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得由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来回答。1949年后，当时有个普遍的看法：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一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领袖（各国共产党的领袖）才可以被称为哲学家，而其他人只能是哲学工作者，他们的任务只是解释这些伟大人物的哲学思想。这样的思想紧紧地缠绕着我们的头脑至少三十年。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开始对此有所怀疑，而后逐渐摆脱这一思想的困扰。但是我们真能从这种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吗？我们这一代学人，甚至我们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学人中，谁也难以明确回答。”
但是，是不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哲学家呢？不是的，我曾经也想要做一个哲学家，而且想做一个有创造性的哲学家。
1947年，我选择读北大哲学系，就是想做一个哲学家，能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我曾写过一些文章，如《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等等，可是这些论文的手稿都已丢失了，但我手头还保存了一些当时写的文章的手稿，如《我所认识的玄学》、《对维也纳学派分析命题的一点怀疑》、《论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等等。后一文，贺麟先生曾看过，并有个批语：“认柏拉得列所谓内在关系仍为外在关系，甚有道理。对内在关系的说法，亦可成一说，但须更深究之。”以上这些文章都未发表过。近日我又翻看所存的这些文章，虽深感其幼稚，但却也感到自己是在独立思考一些问题。另外，我还写过几篇散文和诗，其中也反映出当时我确实在思考着一些宇宙人生的问题。1946年至1948年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大变动，许多青年人不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前途，很容易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而这种情绪正促使他们去思考。现在我重读这些诗文，深感自己再也写不出这样有真情的东西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把许多人都变得很实际，没有幻想，没有激情，不再有发自内心的爱与恨了，这难道是人们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应有的生活？
1949年，一切都改变了，由于感受到毛主席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震人心弦的强音，我们绝大多数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当时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接受的实际上是苏联的列宁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自此，也许是心甘情愿地或半心甘情愿地抛掉了“当哲学家的梦想”，而自愿地或半自愿地做个“哲学工作者”或者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确实，在1949年后，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的感染，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决不是假的，而是真心的接受。1951年初，我被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市委党校工作，在那里我认真地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斯大林全集》、已出版的《列宁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部分。我努力做笔记，讲课很认真，不仅在市委党校受到学员的欢迎，而且在市委机关讲课也受到欢迎。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教条式的解释，我所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的篇章字句，没有一点创造性，也可以说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这样下去自然不会成为“哲学家”，严格地说连“哲学工作者”也算不上。
1956年，我越来越感到在党校教书，没有什么前途，今天教《联共（布）党史》第九至十二章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明天又换成教“中共党史”，后天可能又要去教“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一个专业，这样下去可能连混饭吃的资格都没有了。于是我于1956年10月回到北京大学，想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1957年至1964年的八年中，我写了三四十篇文章发表在报刊杂志上，也参加了当时所谓的“学术讨论会”。我写的文章大概分两类：一类是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例如我写过批判冯友兰、吴晗等先生的文章；另一类是有关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人物的文章，这类大多是根据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批判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哲学家，给每位哲学家戴上“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帽子，定性为“进步”或“反动”。这样的研究根本算不上什么学术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只能把自己养成学术上的懒汉，败坏“学术研究”的名声。上面说的这两类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学术作为现实政治的工具。这简直是对“哲学”的亵渎。
“文化大革命”给了我非常深刻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后，我总结了一条教训就是：“我今后不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一直在清洗自己头脑中“教条主义”的毒素。但是真要清除那些“教条主义”的毒素也并不容易，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又自觉受困于那些“教条”。自80年代起，我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哲学史”，但我实在并不甘心，也时常提出一些“哲学问题”，不过都没有成系统。现在我已年近八十，要想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为人们所公认的“哲学家”已经是不可能了。不过我仍可自慰，至少我还可以算得上一个“哲学史家”。“哲学家”是要创造出一套思想，让别人来研究；而“哲学史家”是研究历史上哲学家的学者。而尚可告慰的是，我仍在不断地研究着“哲学问题”。我探讨着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所在，我思考着中国现代哲学的走向，我关注着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文化问题，甚至我还雄心勃勃地设计着创建“中国解释学”。我想，活着就应该不断地想问题，生活才有意义。
今天想来，我没有能成为一个“哲学家”，从我自身说，也许我没有这个天分，但更主要的是我没有完全摆脱中国现实社会政治对我束缚的勇气；从社会环境说，20世纪后半叶缺少产生“哲学家”的条件。我们回想一下，这五十年是否产生了哲学界大多数人公认的有创造性的“哲学家”？而且在三四十年代所出现的一批有创见的“哲学家”，为什么后来也没有能继续发展他们的哲学思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最主要的是缺少“思想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这样怎么能产生真正的哲学家？哲学思想的发展往往是由“异端”突破，而开创新的局面。因此，必须打破束缚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才可以真正实现“百家争鸣”，从而推动哲学的发展，而且这样才可能避免使思想“教条主义”化。我们期待着“哲学的春天”早日到来，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福祉所在。
原刊于《北京日报》，2006-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