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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全集》即将出版，该书的主编吴光教授约我写篇序，实在不敢当，但出于对马一浮先生的崇敬，我答应了。我必须说明，这篇“序”只是我学习马一浮先生著作的一篇学习心得。20世纪90年代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一浮集》，我只读了第一册，深感马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需要好好领会，但因一直没有机会细细研读马先生的著作，实为憾事。《儒学天地》出版，约我写稿，再读《马一浮集》第一册，更加感到应该对马先生的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但因时间和学识水平的关系，只写了一篇短文《论马一浮的历史地位与思想价值》，还未能真正了解马先生思想的学术价值。现在，《马一浮全集》即将出版发行，它将给我们大家提供学习和研究马一浮先生思想的最重要的文献。
马一浮先生是我国“现代儒学三大圣之一”，如果说熊十力先生是哲学家，梁漱溟先生是思想家，那么马一浮先生可以说是经学家。“经学家”与“经学史家”不同，“经学史家”可以是学术大师，而“经学家”不仅是“学术大师”，而且是“思想理论大师”，马一浮先生的思想是建立在“六艺之学”基础上的一套思想理论体系。马先生在《泰和宜山会语·对毕业诸生演词》中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见闻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这段话说明思想体系的建立对国家命脉多么重要。《马一浮全集》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马一浮学术思想体系可靠的权威性文本，其意义可谓重大。
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过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民族文化复兴的支撑，因此，20世纪末在我国出现了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国学热”。然而“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文化应如何定义，则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这或失之太宽，盖凡人创造的均可属文化；有的学者认为，“国学”即儒学，这又似失之太窄，因中国一向以儒释道三家并称；或谓“国学”即儒、释、道三家之思想文化之合称，这或并未究其源头。我想，各种对“国学”的定义也许都有其可取之处，可并存而不相悖，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过我认为，马一浮先生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的提法应为我们研究“国学”者所重视。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各种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它们的每次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时，往往要回顾（回忆）自己文化的原点，以得到“精神力量”。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如欧洲自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就是要回到古希腊；印度在争取民族独立时就提出要以继承其婆罗门教的印度教为立国之本；在我国经受了几百年的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之后，宋朝的学术界提出了“出入佛老，反诸六经”。那么，在近两百年中华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之后，我们是不是会有一“出入西学，反诸六经”的文化复兴的新时期呢？我认为肯定会有的。因此，马一浮先生“国学者，六艺之学也”的提法应受到特别重视。马先生说：“现在要讲国学，第一须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泰和宜山会语·楷定国学名义》）这里我们注意到马先生用“楷定”说“国学名义”，而不用“确定”说“国学名义”，颇有深义。他说：“学问，天下之公，言确定则似不可移易，不许他人更立异义，近于自专。今言楷定，则仁智各见，不妨各人自立范围，疑则一任别参，不能强人以必信也。”盖学术文化最忌“定于一尊”，而以“百家争鸣”为好。马先生之学术成就，正因其有海纳百川之胸怀，博通中西古今之造诣，而为世所重。
马先生提出“六艺”是“孔子之教”，盖因孔子儒学自觉地传承着夏、商、周三代学术文化，而夏、商、周三代学术文化尽在六艺之中。在《泰和宜山会语·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六艺统四部”一节中，马先生把“经部”分为“宗经论”和“释经论”二部，此二部皆为儒家典籍及其所传承“六艺”之发挥。这就是说，“六艺之学”乃孔子儒学之源头，而其后儒学皆源于此，每代在传承中发挥之，并在其间又吸收其他文化以营养之。马先生不赞同“诸子出于王官之说”，但他认为诸子中重要的流派如儒、墨、名、法、道等实皆出于“六艺”。他认为：“不通六艺，不名为儒，此不待言。”此谓传承“六艺”全体者为儒家，所以他在《因ChineseRenaissance society印书议》（《马一浮集》第二册）中说：“窃谓群籍，皆统于六艺。……儒者以六艺为宗本。诸子亦原出于六艺，各得其一端。”在《复性书院简章》中说：“书院以综贯经术、讲明义理为教，一切学术该摄于六艺，凡诸子、史部、文学研究皆以诸经统之。”这是由于“六艺”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头，其后任何学说均不可能与此源头无关，故马先生之论点无可疑议。不仅如此，外来学术文化传入中国，其能在中国站住脚也是因为它和中国学术文化必可相通，所以在《马一浮集》中多处讲到儒佛相通。说：“儒佛等是间名，心性人所同具，古来达德，莫不始于知性，终于尽性。”（《濠上杂著·答吴希之》）又在《太极图说赘言》中认为《礼记·礼运》之“太一”、《易》之“太极”，“犹佛氏所谓一真法界”。《释人大业大时大义大》和《释器大道大》两节之附语均讨论儒佛可相通。当然有些地方也言及儒佛有同也有异，如《童蒙箴》和《希言》皆比较儒佛之同异，但仍可看到马先生思想之一贯，认为六艺之学在根本上可该摄佛理。盖思想成体系则必有一贯之宗旨，必有所立高远坚定之信念，故于马先生《泰和宜山会语·引端》可见其思想体系之宗旨、信念，如谓治国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应知道本一贯，故当见其全体”，“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吾国先哲道理能“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事”。信念必高远坚定，思想必成体系而一贯，此是马先生告诫治国学之要点。
马先生认为国学（即六艺之学）为我国最古老之学术文化之源头，每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都有其学术文化之源头，如长江必有发源地，其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扩大，如长江到四川则有嘉陵江汇入，流入湖北则有汉江之汇入，流入上海则有黄浦江汇入，终归于大海。所以马先生说：“世界无尽，众生无尽，圣人之愿力亦无有尽。人类未来之生命方长，历史经过之时间尚短，天地之道只是个‘至诚无息’，圣人之道只是个‘纯亦不已’，往者过，来者续，本无一息之停。此理决不会中断，人心决定是同然。”（《泰和宜山会语·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盖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遇到如何生存与发展之问题，这些问题究其根本就在于人类在遇到时如何应对，而应对之方有多种，其最合理、最实在的则在人心之选择，此实在各民族学术文化的源头已涵蕴之，此“即吾人自所具有之义理”，“义理虽为人心所具有，不致思则不得，故学原于思”，盖因一切道理，一切德性，皆为一心所具有，当代代开发之。因此，我们应对学术文化之源头（六艺之学）不断适时思考，以推进学术文化之“日新”，此乃千古不易之真理。因此，马先生所说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是就其根源，应适时开发，日日新，又日新。所以马一浮先生说：“六艺之道是前进的，决不是倒退的，均勿误为开倒车；是日新的，决不是腐旧的。”
各民族的学术文化往往会因其所处之环境不同而在经验层面上有所不同，故而形成其特殊的表现形式。然同为人类，在其理性层面则总会有其深层之同，而其同者即是有着“普世价值”的意义。作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头的“六艺之学”，其中必有“普世价值”意义之因素，正如作为西方学术文化之源的希腊学术文化中也有“普世价值”意义之因素。任何民族的学术文化都是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都是有着特殊意义的，而学术文化的“普世价值”往往是寓于其“特殊价值”之中的。既然学术文化之“普世价值”往往寓于“特殊价值”之中，就此意义而言，正如马先生所说：“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盖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因此，我中华民族理所当然地在自身学术文化中寻求有益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因素，这并不妨碍其他民族可由自身文化中寻求其学术文化的“普世价值”意义的因素，古云“道并行不相悖”也。故马先生说：“道一而已，因有得失，故有同异，同者得之，异者失之。《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夫何隔碍之有？尅实言之，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故曰：‘道外无事，事外无道。’”（《泰和宜山会语·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
马先生的这段话有以下三层意思：第一，就全人类社会看，虽分成多种不同的民族学术文化传统，但所有不同传统的文化在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全人类社会应有的根本道理是什么？马先生认为就是“本然之善”、“性德之真”。此“本然之善”、“性德之真”乃人性所具有，“六艺之道”就是要把此人性所具有的“本然之善”、“性德之真”开发出来，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的“天下大同”世界得以实现。
第二，“道”（全人类社会的根本道理）对任何民族说都是“本然之善”、“性德之真”，所以是一致的，但各民族的学术文化中既有符合“道”的部分，也有不符合“道”的部分。符合“道”的可以说就掌握了全人类社会共同的根本道理，不符合“道”的则是背离了全人类社会共同的根本道理。如马先生所说：“因其心智有明有昧，故见之行事有得有失。”因此，我们考察不同民族的学术文化总可以发现其有相同之处，在看到表面上有不同之处时应注意到其深层上的相通点。马先生说：“西方哲人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诗》教主仁，《书》教主智，合仁与智，岂不是至善么？《礼》是大序，《乐》是大和，合序与和，岂不是至美么？《易》穷神知化，显天道之常，《春秋》正名拨乱，示人道之正，合正与常，岂不是至真么？”（《泰和宜山会语·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归根结底，人类追求的就是真、善、美的理想，无论中西都是如此。古希腊的哲学家追求的是真、善、美；印度自古圣贤追求的是真、善、美；中国的“六艺”之学是古代圣贤、明君所追求的真、善、美，自不能外此。故就各民族、各国家学术文化的根本必是同归于此，这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第三，为什么说“六艺”可以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马先生认为从根本上说“六艺”乃“人类之心灵”的体现，他说：“学者须知六艺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具足，故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泰和宜山会语·论六艺统摄于一心》）其实一切道理本自在人心，只是待你触事而开发。朱熹说：仁者，“在天地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朱子文集·仁说》）。“天道”生生不息，以“仁”为心，“天”有使万物良好地生长发育的功能，故“人道”也应效法“天”而爱护一切，这是因为“天人一体”，“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程氏遗书》）。盖“人”得“天之精髓”而为“人”，故人生当在实现“天”之“盎然生物之心”，而有“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天心人心实为一心。人生之意义就在体证“天道”，人生之价值就在成就“天命”。故马先生说：“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从来说性德者，举一全该则曰仁，开而为二则为仁知（智），为仁义；开而为三则知（智）、仁、勇；开而为四则为仁、义、礼、知（智）；开而为五则加信而为五常；开而为六则并知（智）、仁、圣、义、中、和而为六德，就其真实无妄言之，则曰‘至诚’；就其理之至极言之，则曰‘至善’。”（《泰和宜山会语·论六艺统摄于一心》）这一段话可以说是马一浮先生对“六艺”根本思想之系统的阐述，亦即是他思想所追求真、善、美体系的集中说明，盖一切学术文化不外是追求真、善、美的。
我国学术源头之“六艺”实是夏、商、周三代之结晶，是我国生民的生活经验之积累，经过三代诸圣贤明君的提炼而形成理论体系，马先生把此体系清楚明白地概括为令人易于理解的体系，实是一大功德。虽然我国的“六艺”之道从其基本精神上说可以统摄西来学术，但同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的学说亦可有统摄其他民族学术文化的功能，如印度学术文化传统、西方学术文化传统、古波斯学术文化传统等等，我们对他们的学术文化传统也要同样尊重。为此，马先生特别要我们注意：“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地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泰和宜山会语·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处在今日全球化时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因此在传承我国故有学术文化的同时，必须尊重其他民族的学术文化，必须善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之优长，这样我们才可以和其他各民族、各国家共同创造人类所理想的“天下大同”世界。
马先生把“国学”楷定为“六艺之学”，特别说明“六艺之学”不仅是我国人文学科文、史、哲的源头，也是我国社会学科政治、经济、法律之源头，并且还是我国自然科学的源头，这是颇有深义的。盖如果用今日学科的分类作为框架，是不能把“六艺”限制在某一分科之内的，我们能说“易学”只是哲学吗？我们能说《诗》只是文学吗？我们能说《春秋》只是史学吗？是不能这样说的。例如《易》，如用分科来说，它既是哲学，又是政治学，也是经济学，甚至也可以说它是中国自然学科之源头。《诗》当然是一种文学，但它包含着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所涉及的深刻思想内涵。其他如《书》、三《礼》、《春秋》三传，皆是如此。因此，我们研究“六艺”的《易》、《书》、《诗》、《礼》、《乐》、《春秋》是不能用现在的学科分类作框架的。其实今日之学术文化发展之趋势，越来越向跨文化跨学科方向发展。就跨文化方面看，正如前面马先生所说，中西学术文化从根本上说都是对真、善、美的研究，那么我们在研究中国学术文化时必须关照西方文化。如果就跨学科方面看，“六艺”诸经都是跨学科的。把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自然学科等分科进行研究是为了适应近代工业化的要求而有的，并非自古以来皆如此。我国自古以来并无绝对化的分科研究学术的传统，其实古希腊的学者和我国古代圣贤、明君一样，往往既是人文学者又是社会科学学者、自然科学学者。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也是伦理学家、数学家、文学家等等。今日，由于社会发展要求，跨学科研究已在打破原有工业化以来的分科，在物理学方面已有化学物理学、工程物理学、生物物理学等等，甚至物理学的耗散结构理论已引入到文学理论之中。既然跨学科研究已成世界学术发展的潮流，因此对“六经”的研究必须是跨学科的，对它进行综合整体性的研究，我们才可以把握其“真谛”。马一浮先生提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可以说是对我们研究“国学”的指针。今日我们研究“国学”必须对其做综合性的整体考察，才能得其全貌。
我作为前代诸大师的后辈，为马先生的《全集》写序确实是“诚惶诚恐”，很怕没有能准确地理解马先生思想的深义，因此希望各方学者对我写的序批评指正。
2012年4月30日完稿
5月4日修改第一稿
5月5日修改第二稿
原刊于《中华读书报》，2012-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