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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丰富多彩，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不仅影响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而且也影响着自然科学。若从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方面来考察，各学派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应说是儒道两家，且两家之思想和思维方式从某一角度看，在中国哲学史上形成互补的局面。儒家由孔子起大都主张于两极之中求中极，孔子的“中庸”思想就是建立在对“过”与“不及”的批评基础上，以“叩其两端”以取“中”立义。《中庸》中有“持两用中”之理论。朱熹《中庸章句》引程子的话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中庸”之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就在于两极之间取中极。而道家老子的思维方法则是以立一极以取对应之一极为特征，如《道德经》第二章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注意到事物的肯定的方面，同时更应当注意到事物的否定方面，从否定的方面了解肯定的方面比从肯定的方面了解肯定的方面更为重要。除上述这种思维方式之外，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还有两个思维方式的系统也很有意义，并且也和上述儒家道家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联系，此即《易经》系统的阴阳对立互补和《洪范》系统的五行相生相克观念。
在《盐铁论·论菑》中说：“《易》明于阴阳，《书》长于五行。”这就是说，先秦时《周易》系统是讲“阴阳”的，而《书经·洪范》系统是讲“五行”的。《系辞》中说：“生生之谓易。”李道平注谓：“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一消一息，转易相生，故谓之易。”所以在《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阴阳本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如《泰卦·彖辞》谓：“内阳则外阴，内健而外顺。”《否卦·彖辞》谓：“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阴阳表现了矛盾的两种性质，但只有通过这两种不同的性质相互作用，才可以有天地万物之生生不息，此所谓阴阳相对应而相生也。阴阳何以相对而相生，盖因“一阴一阳之谓道”也。事物发展变化之规律都是通过阴阳之极相互转化，天体六象相互消长乃有，故“阴阳不测谓之神”也。这一关于阴阳的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无疑影响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甚巨。看来《易经》系统虽然看到阴阳为一对矛盾，但它所强调的是阴阳的互补性，如《吕氏春秋·大乐》篇中所说：“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高诱注谓：“章，犹形也。”太一即“太极”分化而有两仪，而所谓“两仪”表现即为阴和阳，由阴阳的相互作用、会合才有有形万物之彰显。这里所强调的是阴阳的会合。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讨论阴阳相互关系者甚多，且多以“阳尊阴卑”立论，但从其基本思想看，仍以为阴阳之合才有天地万物之化生，如《基义》中说：“凡物必有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正是由于阴阳这对矛盾之相互配合而有万物之生成。以后继《周易》系统之哲学家，多以此为据而发挥之，说得最明白的是宋朝的哲学家邵雍。他说：“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唱。”可见，阴阳相合互补之观念在中国哲学中之重要性非同一般。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不仅与先秦道家之以一极而求对应一极有关，而且与先秦儒家之以两极中求中极有关。盖其谓有阴必有其相对应之阳，此当可归于在一极求对应之另一极之同一特征之模式；而两极必会合而互补则又表现了在两极相对之中而超出两极之上之和。这说明，由思维模式上看，《周易》阴阳系统当为儒道思想之结合也。
“五行”之系统出于《洪范》，其文谓“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云云，并以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归属于五行之系统。然而《洪范》本文中并无明确相生相克之义，但把“五行”作为一种架构来解释天地万物变化生息则不能说与《洪范》无关，故王安石在《洪范传》中说：“五行也者，成变化而行鬼神，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在先秦的著作中用“五行”来说明天地万物者颇多，特别是《国语·郑语》中史伯论“五材”一事颇堪注意：“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他因而得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之观念，此当包含着“五行”相结合而生万物者也。关于“五行”相生相克（相胜）观念构成一思想体系大概应归功于邹衍。邹衍之著作已散佚，仅散见于《史记》及其注等有限之书中，据王梦鸥之《邹衍遗说考》说：“我们认为邹衍之最大创说，是把古已有之‘阴阳’与‘五行’两种观念合而为一，使它成为宇宙诸现象之原动力。”盖《史记·封禅书》中说：“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史记·邹衍传》说：“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作《主运》。”所谓《主运》，《史记集解》引如淳注谓：“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又：“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其所胜为行。”这就是说，邹衍的所谓“五德终始”既有其“相生”的一面，又有其“相克”的一面，而其言“五德”即土、木、金、火、水之德也。《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五德终始”又与阴阳学说相配合，此即“阴阳主运”之说也。因此，大体可以说，自邹衍始，阴阳系统与五行系统逐渐合为一个“阴阳五行”系统。但因所存材料有限，对邹衍如何用五行配阴阳则无法详知。
至汉有一些学者则对“五行配阴阳”发挥甚多，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天辩在人》中说：“如金木水火土各奉其主，以从阴阳”，又于《五行之义》中多有以“五行”配“阴阳”之义，然也并不太系统。《白虎通·五行》则较为系统地论说了五行配阴阳，其文曰：“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阳也，尊故上。水者阴也，卑故下。木者少阳，金者少阴，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从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将生者出，将归者入，不嫌清浊为万物（母）（据卢文弨说补）……五行所以二阳三阴何？土尊配天，金木水火，阴阳自偶。”此篇《五行》，且以方位、四时、音律等论五行配阴阳之说，并述阴阳相生相克之理。五行说之发展而为五行配阴阳之故，论者以为正是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发展之要求，盖因五行相生相克，实是一对相对之概念（或事物之性质）的相生相克，如“金克木”（金胜木）、“木生火”之类，这就是说它不仅表现了由一极求对应之一极，而且也表现了在诸极之中必有中极，如五行中之“土”。中国哲学中之“阴阳”和“五行”这两套学说之结合成“以五行配阴阳”之思想体系深深影响着中国医学理论。那么，什么时候这种以五行配阴阳的哲学思想进入了中国医学中呢？
在先秦已有用阴阳于医学中者，如《左传·昭公元年》医和论阴阳疾病，《管子·水地》中论“五藏”已以五行相天，可以说与以后之医学理论不无关系，但这些大体都未形成理论体系。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之帛书中有《五十二病方》等医书十余种，这一批医书不会晚于汉文帝（公元前170）时，不少学者认为它成书于战国之末期，这批材料中已有“泰阴”、“泰阳”、“少阴”、“少泰”、“明阳”等，多是说脉象，但没有“五行”出现。两汉之际有纬书出，《春秋元命苞》中有五官、五藏配五行之论，文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苍龙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白虎之位也，制割立断。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为张星，火成于五，故人之心长五寸。阴（或当作舌，按：杨应阶引《子华子·北宫意章》中说：‘心之精为火……其窍上通于舌。’）者肾之写，肾者水之精，上为危虚。口者脾之门户，脾者土之精，上为北斗，主变化者也。”
《白虎通·性情》引有上文并加以发挥，谓肝像木，主青色；肺像金，主白色；心像火，主赤色；肾像水，主黑色；脾像土，主黄色。并配以东、西、南、北、中及仁、义、礼、智、信，又以“五行”配“阴阳”；明言肝、心为阳，虽未明言肺、肾、脾为阴，但均当为阴无疑，此可有《白虎通·五行》中之“二阳三阴”说和《黄帝内经·六节藏象论》为据也。这种以五行配阴阳并把方位、颜色、性质等纳入五行的框架之中的方式，不仅表现了对人的身体内外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的认识，而且也表现了对人的身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认识。这种联系的方式不仅包含着事物之间的相生相克的关系，而且也包含着先秦儒道两家的思维方式的某些特征。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存在于汉朝的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之中，而且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现存最早的医书之一《黄帝内经》之中。
关于《黄帝内经》成书于何时，有着种种不同意见，多数学者认为它大概成书于西汉中（如任继愈）。我认为，说《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中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从马王堆所发现的帛书看，像《五十二病方》等的水平都不如《黄帝内经》高，而且也还没有把阴阳五行组织在一个医学理论系统之中。在《黄帝内经》的《阴阳应象大论》及其他各论中才系统地表现了五行配阴阳的医学理论体系。现做一简述：（1）首先该论把五脏从性质上与五行联系起来，认为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这与《白虎通·五行》的说法一致。（2）五脏不仅与五行相配合，而且也与阴阳相配合，如心为“阳中之阳”，与夏相应，故为火；肺为“阳中之少阴”，与秋相应，故为金；肾为“阴中之太阳”，与冬相应，故为水；肝为“阴中之少阳”，与春相应，故为木；脾为至阴，与长夏相应，故为土。
在这里已是把五行与阴阳相配。（3）五脏与五官相配合：肺与目、心与耳、脾与口、肺与鼻、肾与舌相通。
（4）五脏又与五方、四时、颜色、声音等相配合。“心”南方属夏，为赤邑，音为徵；“肝”东方属春，为青色，音为角；“脾”中央属长夏，为黄色，音为宫；“肺”西方属秋，为白色，音为商；“肾”北方属冬，为黑色，音为羽。（5）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对五脏也有不同影响，其影响又及于筋、气、肌肉、皮毛、血液等部分。（6）由于人的整个身心内外是相互联系的，哪一部分发生问题，都往往要用“相克”的方法。（7）从另一角度看，如果人之身从内外的某一部分保护得好，也可以影响身心内外的全体，特别是影响其相对应的部分，这样其对治之术往往是用“相生”和“互补”的办法。由此可见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无论是《周易》阴阳系统的还是《洪范》五行系统的，其特点都在于特别注重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而中国医学理论可以说是最为完备地体现了这一普遍联系的精神。对此，虽然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我们相信，它一定可以解释清楚，并且会从中发现更为深刻的哲理，从而更加丰富中国哲学的理论与方法。
原刊于《长白论丛》，19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