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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校系调整以来，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容虽然也在不断改进，但是不可讳言，就其内容说，资产阶级方向是十分明显的。长期以来，我们教研室的成员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并且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毛主席的著作很少谈到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问题，因此不必大力学习。我们经过讨论，彻底粉碎了这种极端错误的意见。很多同志指出毛主席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很多原则问题早已提出马克思主义论断，我们的错误主要在于有些教师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没有得到稍微认真的批判，因此对于有些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了。这样我们的哲学史的教学就不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而是被引导到资产阶级的方向去了。现在我们首先概括地提出一个过去中国哲学史教学内容中的问题，其次着重谈一谈如何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纲来改造我们的教学内容。
在我们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容中所表现的错误最主要之点就在于它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哲学史的束缚，特别是没有摆脱冯友兰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的影响，因此就其总的结构和总的倾向来说是资产阶级的。
提纲和教学内容表现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客观主义”和无党性的倾向。这一表现是在强调所谓对古代哲学思想只做“客观”的介绍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在我们对哲学史上的问题的选择、材料的取舍、人物的分析上就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而是基本上沿袭了资产阶级学者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我们没有去分别哪些是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所需要的，哪些是原来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所需要的。例如，宋明一段大量地论述了封建道德的问题；对董仲舒几乎把他所谈过的全部问题不分主次地加以叙述；对于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例如王阳明）总希望找出点什么合理内核来；对于所有古代哲学家都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态度，即只做了客观主义的叙述，而没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加以评论。所有这些，都是符合资产阶级哲学史的要求，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背道而驰的。
我们的提纲和教学内容中还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采取修正主义的态度。不管动机如何，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其效果总是很坏的。我们的教学中通过强调所谓中国哲学的特点，而得出什么中国哲学史中的世界观问题不多，企图证明中国哲学史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斗争并不是围绕着恩格斯所提出的哲学的根本问题进行的；在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问题上也不是根据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而是把主张“人欲”、“民主和科学”都算成是唯物主义；还有用对史料歪曲的方法，论证了所谓中国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者在政治上并不一定是进步的，反之，唯心主义者也并不一定是反动的这样的结论；企图论证中国哲学思想中早已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成分（如管子、韩非），以达到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列宁说：“先前一切历史理论，至多不过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却没有考察这些动机究竟是由什么所引起的，没有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性，没有认定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
在我们的哲学史的教学中没有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教学中往往只是形式主义地提到一些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在这方面下过功夫，就很不能说明问题（例如：为什么由先秦哲学思想转入两汉，由两汉转入魏晋，隋唐转入宋明，明清之际哲学思想产生之原因等等）。特别是在讲到每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时，就更加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了，有些地方竟用唯心史观概念的发展来说明一些哲学问题变迁的原因（例如宋明“理”、“气”和“心”、“物”的问题）。
在我们的教学中对唯心主义的看法上也有着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我们有些教师认为唯心主义可以起进步作用（例如王阳明）；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是互相补充、互相渗透的关系（例如程朱对张载的关系）；或者直截了当地把唯心主义说成是唯物主义（例如认为先秦儒道两家都是唯物主义，北宋五子都是唯物主义）；也有教师把唯物主义在实质上说成了唯心主义（例如说周易在自然观方面是唯物主义，可是却把周易中的阴阳说成不是物质性的，而是两个概念）。这样就不仅不能阐明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混淆了两者的界限，而且更坏的是把唯心主义看成和唯物主义一样是哲学上的两种同等地位的流派，这正是无党性的表现。列宁说：“现代哲学是有党性的，正如两千年前的哲学一样是有党派性的。”因此，对唯心主义的颂扬就是对哲学史上的反动路线的颂扬。
在我们的教学中充满了“厚古薄今”的精神。首先，哲学史缺少现代部分，并以我们擅长古代、不擅长现代为借口，来遮掩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对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轻视；其次，认为中国哲学史的近代部分没有什么哲学思想，因此在全部讲课时间中仅占七分之一；最后，认为中国哲学史先秦时代特别丰富，因此应大讲特讲，只有先秦讲得详细，后面的哲学思想才能讲清楚。这样我们的教学就完全违背了“厚今薄古”的精神。
在教学中没有认真贯彻列宁和毛主席的两种文化的观点，不仅把一些反动的统治者的哲学当成精华来加以颂扬（例如对董仲舒的看法，对宋明时代封建道德的看法）；而且根本无视去研究和讲授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革命的思想（例如原始道教中的合理成分）；并对与科学发展相联系的唯物主义思想也不予重视，我们很少注意科学的发展对唯物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
最后，我们的教学也还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态度。例如对哲学家进行阶级分析不是由其思想代表的阶级利益出发，而是简单地由其家庭出身、官职、生活作风等方面看（例如对张载的阶级分析）。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了解也是简单化、庸俗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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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纲来改造我们的教学内容。
任何哲学史都是按照其作者所属阶级的需要写成，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哲学史，也必然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需要写成。毛主席早就指明：“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很明显，毛主席教导我们研究历史（包括哲学史）的目的在于服务于今天革命的需要。具体地说，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史就应当是为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的哲学史问题的选择、材料的取舍、人物的分析都应与资产阶级哲学史不同。
任何阶级的哲学史家在他写的哲学史中对于过去的哲学所提的问题都是经过他的观点选择的。黑格尔的哲学史主要选择了那些能证明他的绝对观念的发展的；冯友兰的哲学史是围绕着“极高明而道中庸”写成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的哲学史应该选择什么问题呢？恩格斯早已提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且根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而构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我们的哲学史就应该围绕这个问题来阐明科学唯物主义的发生、发展，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就正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揭露出历史上哲学思想斗争的基本规律，并能以此作为指导我们当前思想斗争的武器。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哲学史应根据恩格斯的思维对存在的关系揭露出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上斗争的规律，并且揭露出世界是否可以认识和如何认识问题上斗争的规律；在历史观方面就是阐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问题（即什么推动历史发展）上的斗争规律。离开了这些问题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要求，就是无党性的表现，就必定是对哲学史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
根据这一要求来衡量我们过去哲学史的教学，应该承认，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倾向非常严重。无论是讲授孔、孟、老、庄，还是讲授程、朱、陆、王，都是标榜所谓按照其自身的体系来叙述，其实是按照资产阶级的要求来叙述。我们只想举董仲舒为例来加以简单说明。在我们的教学提纲中对董仲舒的思想共分成九个问题来讲，这样不仅很难看出董仲舒的中心思想，而且会使人错误地认为在董仲舒的思想中还有什么合理内核。甚至于有的教师提出来，因为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就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是对劳动人民有利的。其实，董仲舒是不折不扣地代表着当时最高统治者汉王朝的利益的，对劳动人民完全是用最反动的刚柔、威惠并用的中庸之道加以统治的。有的教师认为董仲舒的思想很丰富，好像他把自先秦以来的全部思想都包括在他的体系中了。这些观点是适合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需要呢，还是反映无产阶级的要求呢？显然是有利于剥削阶级。我们认为如果根据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讲董仲舒的这些思想就应该是紧紧围绕着他的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来讲授。这样就可以阐明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剥削阶级当他们一旦成为统治者，就立刻走向反动。作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封建地主的思想家荀子、韩非等是唯物主义者，他们反对神秘主义；但到汉武帝时，作为已经形成了的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思想代表——董仲舒的思想——就必然是反动的，完全接受了宗教的神秘主义，是反理性主义的。第二，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把唯物主义加以歪曲，纳入他们的体系之中，为他们的唯心主义服务，反对唯物主义。虽然在董仲舒的体系中也有元气、阴阳、五行等等原为唯物主义的概念，但他却把这些东西给以精神的性质，并放在“皇天上帝”之下，作为他论证天人感应的工具。第三，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是直接为当时帝王政治服务的（天人三策）。
根据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认为中国哲学史大体上是围绕着下述问题发展的：在先秦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天道观”（天人关系）进行的；西汉时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主要是表现在目的论和反目的论（元气一元论）的问题上；魏晋到隋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主要阵线是佛教有神论（神不灭论）和反对佛教有神论（神灭论）的斗争；宋明时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主要围绕着气和理、心和物的关系进行。
由此可见，要想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来选择问题、取舍材料、分析人物，而且也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党性和科学性一致的。这样处理哲学史就能既为无产阶级服务，又能揭露出哲学发展的本质。
毛主席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主席的这一观点是根据了列宁的两种文化的观点而来的，我们今天所要继承的只是“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也就是属于我们民族的“劳动的和被剥削群众”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这是继承文化遗产，处理哲学史的阶级路线的问题。
过去一个阶段，有些教师认为哲学史中没有代表劳动人民的思想，因为劳动人民不能产生自己的思想家，因而就把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描写成为中小地主和大地主之间的斗争。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哲学史上不仅劳动者没有哲学思想，就是最反动的统治阶级也没有哲学思想，因此中国哲学史中的哲学家都是中小地主的哲学家（由董仲舒到王阳明）。照他们的看法，我们所谓继承哲学遗产的问题只是继承中小地主的哲学传统。这不仅是直接违反了列宁和毛主席的两种文化观，而且也是直接反对在阶级社会中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把我国封建社会中的思想斗争看成只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集团直接的斗争，公开否认劳动人民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我国长期以来劳动人民留下来的丰富的哲学遗产呢？我们初步考虑有两种办法：
第一，我们应该努力发掘直接代表劳动人民的哲学思想。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很长，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有着数百次的农民革命，因此我们就必须重视这个特点，应该去研究指导农民革命的思想。例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作为其起义的思想武器的原始道教，抛去其宗教迷信的外衣，我们就可以找到其中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如平均主义的思想、元气论等等。其哲学思想不仅包含在原始道教的著作中（例如《太平经》），而且在作为地主阶级在原始道教中的代理人的著作中也可以由相反的方向反映出来（例如葛洪的《抱朴子》、魏收的《魏书·释老志》中所记载的寇谦之的思想），因此我们认为今后应该大力研究反映农民革命的要求的思想。
第二，我们认为要善于分析历史上的一些不是直接为劳动者（包括农民革命）服务的思想家的思想，区别其思想中哪些是受当时统治思想的影响，哪些是在实际上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利益；绝不能笼统地由这个思想家的出身、官职就来断定其思想的阶级性（固然这方面是判定其阶级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王充的思想，过去我们教研室有人认为是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他们的理由是，王充也歌颂汉王朝，其哲学中也包含着一些定命论和非科学成分。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但是王充之所以歌颂汉王朝，一则是因为其所生活的时代是汉王朝相对稳定的时代，而更重要的是他以此来反对是古非今的复古主义。王充思想中包含的命定论和非科学成分是受其时代和当时统治思想的影响的。如果我们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由王充思想的本质方面来看，无疑他是反映了劳动者的利益和要求的。他那么坚决地反对天人感应的目的论的正统思想，当然是劳动者的要求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必须以历史上的劳动的和被剥削的群众的思想发展为主流，这种思想是在反对当时的统治思想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必须坚持这一条继承遗产的无产阶级路线。
在讲到对待文化遗产时，毛主席说：“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可见，不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革命精神对待历史，就必然是用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来对待历史。《〈红旗〉发刊词》中也说：“无产阶级要在这个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就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破除迷信，厚今薄古，打破旧传统，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从而把中国人民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下面完全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是对一切旧制度、旧思想的批判的革命，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哲学史，也就必须贯穿对一切旧思想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这样才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上的根本的变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主义，但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历史主义。因此，对于古人我们不仅要十分公正地估价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要站在共产主义的高度来评论他们。毛主席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范例，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的。例如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就是既给予公正的评价，又以共产主义的风格评论他们。在《青年运动方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对孔子也是这个态度。但是我们过去在处理古代哲学家（特别是对一些包含有唯物主义或辩证法思想的人）时，大体上有以下两种态度：
第一，盲目地颂扬古人、迷信古人，只是在古人的思想中寻找好东西，甚至把糟粕也说成是精华，根本忘记我们的任务应是由更高的角度来批判古人。例如，对于宋明理学家就是采取这样的态度。有人说程朱提出理来是有贡献的，可以补张载之不足。然而只要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就会看出程朱提出理来正是为了打击歪曲张载的唯物主义，说程朱有贡献还不是很明显地站在为唯心主义争地位的立场上吗？甚至还有人想在封建地主的道德中找合理内核，其结果只能是混淆两种道德的界限。
第二，用所谓客观介绍的方法来叙述古人的思想，认为对古人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来衡量就是非历史主义。荀子当然是一个在当时的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但他毕竟是封建社会形成时期的唯物主义者，比起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来说简直是沧海一粟。在我们的教学提纲中对荀子就很少有评论，特别是没有指出他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不同，没有指出其思想中的反科学性和为剥削阶级服务的观点。韩非的思想在当时虽然是革命的，但是站在共产主义高度就应对其反人民（对人民采取暴力）反科学（人性论等）的地方进行批判。在讲到老子的辩证法时，好像老子的辩证法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还要丰富，甚至认为研究老子等人的辩证法就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使辩证法的规律增加几条。其实，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已经吸取了中国哲学史中辩证法的全部精华，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老子以来的辩证法加以对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前无古人”。毛主席以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观点，反对由老子以来认为矛盾的统一是绝对的之观点。李贽的思想中有着反封建的因素，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却没有指出其世界观方面的唯心主义，认为真理在每个人的心中，因此没有客观标准，矛盾的意见可以并存不悖，这样就必然引导人民走上向封建主义妥协、投降的地步。
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我们不但能正确地解决哲学史上的问题，即对哲学史上的问题做出真正的历史主义的论断，而且可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
毛主席指出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党性的表现。过去有些教师怀疑教授中国哲学史能否联系实际，认为这样做会造成简单化、庸俗化的情形；或者认为哲学史是历史，本身就是实际，因此，本来就没有联系实际的问题。近来陈伯达同志根据毛主席的研究历史是为了解决当前革命问题的原则提出“厚今薄古”的口号，更加推动我们考虑这一问题。我们感到讲授和研究中国哲学史是可以而且必须和当前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归结起来大体上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讲授中国哲学史联系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哲学史观。如胡适、冯友兰等都有以资产阶级观点写的中国哲学史，我们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就必须批判这些哲学史观。“不破不立”，胡适、冯友兰的哲学体系是唯心史观的体系，对古代哲学家的估价，例如胡适对王充的思想给以很大的歪曲，我们必须批判；冯友兰对张载、王船山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有意贬低，而对朱熹的唯心主义思想有意抬高，必须批判；朱谦之认为王阳明的唯心主义思想有进步意义，也必须批判。通过对他们的批判，一方面揭露其伪科学性，肃清他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影响；另外一方面，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中国哲学史中插上红旗。
第二，联系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中国……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新文化。”不难理解，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学者多半是接受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哲学。帝国主义哲学是反动的，当然就很容易和封建主义的哲学结合在一起。因此，就有把西方的新实在论与中国的程、朱思想结合在一起的程朱学派（新理学）的冯友兰；把西方的新黑格尔与中国的陆、王结合在一起的新陆王学派的贺麟；还有那些基本上是封建哲学的代言人，只不过抓住了资产阶级哲学的片言只语的所谓真正孔孟儒家哲学的继承者熊十力、梁漱溟。当然，在我们用批判的革命精神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就一定要联系批判他们，这样做是一举两得的。
第三，联系批判学生中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思想的改变总是落后于现实的变革，因此，在很长时期内，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思想还是会影响我们青年同学的，我们有必要去联系学生思想来讲授哲学史。例如，根据大字报的揭发，有不少学生很欣赏庄子逍遥的人生观，我们就应该在讲庄子时着重批判庄子人生观的反动性。
第四，联系批判修正主义思想。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也换上一套马克思主义的衣衫，内脏腐朽了的自由派，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现在，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已经远远超过了列宁那时所谈的理论上的胜利，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只要一有时机，就会巧妙装扮所谓“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来扩充他们的阵地。因此，今后，哲学领域中的反动思想，将主要是以修正主义的姿态表现出来。自1956年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思想十分流行，归纳起来，他们都是在反对哲学的阶级性（哲学的继承问题），反对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关系是互相修改、互相补充的关系），反对恩格斯所规定的哲学根本问题（中国哲学特殊性）等，今后当然还会以其他的花样翻新的姿态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因此在讲哲学史时就必须联系这些问题进行批判。
第五，联系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来讲中国哲学史。例如在讲范缜无神论思想时，就可以联系潮汕地区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大辩论；讲某些唯物主义者（如稷下黄老学派、王充、范缜、柳宗元、王船山……），他们之所以战胜唯心主义，把唯物主义推动向前发展，就在于他们能由唯心主义的旧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以说明我们今天思想解放的重大意义，等等。
总之，可以联系的方面、每个方面可以联系的问题多得很，只要我们真心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古为今用的方针，就一定能把哲学史讲授得很生动活泼，有战斗性。
毛主席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这一精神来研究农民革命的思想，把这一部分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主要部分（已如前述）。此外，我们还应该根据毛主席这一原理来处理中国哲学史分期问题。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分期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来加以处理。这一方面，毛主席在很多文章中都做出了范例，如《新民主主义论》的论新民主主义文化一节中分析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就是光辉的一例。因此，我们认为哲学史的分期应该大体上根据社会分期。我们国家的历史有一个特点就是封建社会特别长，因此，在封建社会中根据封建社会自身发展的段落，其中哲学思想发展的段落也可以分成若干时期。但如何划分这个段落呢？我们认为应该考虑到农民革命，因为农民革命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我们认为哲学史应分以下几个时期和阶段：
（一）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由殷商到春秋时期）。
（二）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哲学思想（由春秋到秦统一）。
（三）封建社会的哲学思想，其中又可分若干时期：
（1）秦汉时期的哲学思想（由秦到东汉末黄巾起义）。
（2）魏晋到隋唐时期的哲学思想（由三国到唐中叶以后黄巢起义）。
（3）宋元明时期的哲学思思（由唐末到明中叶以后的农民革命及市民阶级的兴起）。
（4）明清之际的哲学思想（由明末市民阶级兴起到鸦片战争）。
（四）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思想（由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即近代哲学思想史。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思想（由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即现代哲学思想史（上）或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上），其中又可以分成若干时期，可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分的四个时期加上解放战争时期分成五个时期。
（六）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思思（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即现代哲学思想史（下）或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下）。其中又可分若干时期，目前看至少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政治上思想上革命的准备时期（1949—1957），一个是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时期（1957—1958）。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过去的哲学史分期是采取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分期方法，是没有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革命是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动力等原则来处理分期的。
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只能择其主要的、与研究中国哲学史关系重大的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第一，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一般来说，我们过去研究中国哲学史不是干脆采取否认阶级分析的修正主义态度，就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地对待阶级分析。形式主义的阶级分析就是资产阶级所谓对阶级进行分析的特点。且不论毛主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各阶级所做的科学学分析，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我们只想举出毛主席对武训和孙中山所做的阶级分析为例来检查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分析武训不是简单根据其出身、原来的社会地位，而是根据其思想行动所代表的是什么阶级的利益，为哪一个阶级服务。但是我们过去在处理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物时，就没有运用毛主席这种由本质方面去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根据一些现象来对哲学史上的人物进行阶级分析。例如认为王充不是出身劳动人民，因此他的思想就不是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反映，而是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反映。特别可笑的是对张载所做的阶级分析。在讨论张载时，一些教师提出张载家有田几百亩，宋亩比今亩小，宋时田产量又比今日低，加上张载家人口众多，因此张载的思想不能是代表大地主的思想；但是张载毕竟有田有地，因此其思想也就不可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结论是张载的思想是中小地主的思想，他的哲学是中小地主的哲学。这简直是拿“阶级分析”来开玩笑。照这样来进行“阶级分析”，武训就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美国有些工人手中有几块钱的股票也就应该要算资本家。这样的阶级分析当然不可能是真正的阶级分析，这样只能混淆阶级界限，扰乱思想阵营。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在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同阶级和不同宇宙观的人，可以提出相同的口号来。但是，他们之间在提口号的目的和达到这目的的手段上却可以完全相反。根据这样的方法，我们就不会把董仲舒分析成为中小地主的思想家了。（见前）
第二，学习毛主席研究和解决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知行问题的范例。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宋明以来知行关系问题已是当时哲学家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因此我们在讲授这个问题时，一定要充分利用毛主席对这一问题所做的科学的分析，并通过讲授上述问题来论证毛主席对这一问题解决的伟大意义。
第三，应该学习毛主席研究和解决矛盾的斗争和统一的问题的范例。我国至少由老子以来就提出了事物的对立面的统一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从来没有科学地解决过。道家讲事物的对立面最后是达到矛盾的调和、相对主义，儒家讲事物的对立面也是达到矛盾的调和（中庸、中和），只有毛主席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才科学地解决了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的问题。因此在我们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应该根据毛主席《矛盾论》的精神来分析这一问题，并应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而不是旧哲学的简单的继续。
第四，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在中国哲学史中也有着各式各样的功利主义，特别是宋明以来对功利（人欲）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我们根据什么原则去分析功利主义呢？就是毛主席的上述精神。魏晋时代《列子》一书中的功利主义思想，就是反动的完全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宋明时期为反对“天理”而提出“人欲”的功利主义（陈亮、叶适）是有进步意义的，而那些反对功利的（例如王阳明）反而是“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
第五，毛主席在上述同一文章中说：“‘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人性问题也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以来争论而未解决的问题，由孟子和荀子一直到王阳明和王船山，其中虽有进步与否之分，但都是没有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将这一问题彻底解决了，因此在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必须根据毛主席的精神来加以处理。
以上六点意见很不成熟，也没有什么系统，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无产阶级的不系统，比起资产阶级的系统来要高出千百倍。
这篇文章是根据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一部分青年教师、进修教师、研究生和同学的意见，并在教研室讨论后写成的，其中错误一定很多，希望得到批评。
原刊于《新建设》，19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