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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年写洛克时就试验着用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但那篇报告今天看来是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点的，因为我没有把阶级分析的原则贯穿到洛克整个的思想里去，看起来洛克的社会与其思想还没有全然地辩证统一起来。今天写巴克莱的报告希望能贯彻阶级分析的原则。纯客观是有害的，只可以使人更陷于主观的深渊中。以前我的学习态度是力求纯客观，现在我则一边倒了，首先我倒向无产阶级的怀里，然后用唯物的观点辩证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巴克莱本来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哲学家，那时我主要地喜欢他的一边倒，表面上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命题来。现在我知道了，一定的阶级是决定着一定的思想意识，他是当时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因此他的哲学是保护着他本阶级的利益的。
研究哲学家的思想不能单纯地由其经济基础来说明，这样就成为经济决定论了，而不是辩证唯物论者。因此我们研究巴克莱除了找出他的资产根源来，作为他哲学的最后决定，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他所受的前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与同时代思想的关系。
同时，我在学习方法与学习态度上也有一个基本的转变。我认为如果单纯地由理论上去批驳一家哲学，常常使我们无法下手。这样解决了问题对于社会到底有多大用处是很可怀疑的，因此我在学习方法上是有所改变的。
以前我主要地是在理论上来了解一家哲学，然后或是反对它或是赞成它，现在我不这样了。我认为要研究某一个哲学家首先要由他的阶级出身及社会背景去了解这种思想之所以产生的原因，然后再分析他的哲学本身，最后又要回去看他的哲学思想对于社会的作用。这种研究的方法就是“由实际中来再回到实际中去”的方法。因为我想，单纯的理论固然有用，但是太狭隘、太片面了，对于解决目前的社会问题用处并不很大，如果我们能由分析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产生的社会原因，再分析他的思想对于社会的影响，这样，如果这种思想还对目前社会有着影响我们才可以有所取舍；如果没有什么影响，那么也可以训练出我们批判当前思想问题的能力。研究哲学史应该是研究哲学思想是为了什么，起了什么作用，以便指导我们解决目前的问题。
学习哲学首先是一个立场的问题。我常常想，有些哲学家的思想显然是荒谬的，但是完全由理论上去批驳它吧，常常又是徒劳无功的。现在我了解到哲学的党派性之重要。我们千万不能钻入某一个哲学体系中去，这样将使我们陷入深渊。无产阶级的哲学是由实践里得来的哲学，因此它的哲学理论是要回到实践里去，这与任何其他哲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我们批判一家哲学不单纯由理论上去批判，最后应诉诸实践的。今年写巴克莱的报告就想用这样一个方法和这样一个观点。
在我的关于洛克的报告中已经简单地说到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革命，下面我仍然要从不同的角度再叙述一下。
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说：“在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与新贵族联盟反对君主政体、封建贵族和统治的教会。”我们知道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欧洲最早的一个，在这样各种客观条件还不十分完满的时候，革命是有其一定的妥协性与软弱性的。例如，当时的大工业虽然已经出现，但是比起一百年以后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来是软弱得多了。又例如，当时的君主专制比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君主专制也是差多了，并且君主专制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被压迫的阶级反抗的情绪。又例如，科学的发达也是远不及18世纪革命时代的法国了。这些方面都表现着英国革命的软弱性。
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联合了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利用宗教来打倒了英国的封建统治。在英王亨利八世（1509—1547）时，他将英国的教会与罗马的教会分开，自己变成英国教会的领袖，这就是英吉利教会。从此英国的政教开始合一，没有以前的斗争存在了。英吉利教会或称英国国教，虽然是新的教会，但仍然保留了繁琐的礼拜仪式、主教和牧师。这时（16世纪前半叶）英国开始由单独的家庭手工业变到手工工场，工商业开始发达，到16世纪后半叶手工工场兴盛，渐渐有大的商人和工业家起来。当时英王亨利八世因急需金钱就把没收的寺院财产、土地出卖，于是这批大商人及工业家便也成了贵族。又加上旧有的贵族也有些在从事工商业，于是使得工商业变得前所未有的发达。资产阶级也就跟着出现在英国了。
17世纪时，资产阶级和新的贵族已经是“财富充盈而地位巩固，再也不需要强大的君权保护”了。于是资产阶级及新的贵族就起来夺取政权，这样好使他们更能发展，更便于他们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当然夺取政权是要利用种种的斗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武装的）、文化的甚至于宗教的，只要有利于本阶级的任何东西都将是用来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英国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自然是用了这些，而在这些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资产阶级使用了宗教来作为其夺取政权的工具。
英国资产阶级兴起时双重地利用了宗教：一方面他利用宗教部分达到其原始资本的积蓄，另外一方面他利用宗教来做政治斗争的工具。亨利八世以后的英国国教虽然是不同于罗马的旧教会，但在各种方面自然是繁琐的；因此资产阶级希望在国教中清除旧教会的残余，于是渐渐形成了清教徒。这清教徒是反对旧教及英国国教的繁琐，而主张在各种方面减省一点。这就是资本家们所要求有利于其原始资本的积蓄。在当时，英国又是政教不分，资产阶级正好利用他们的清教来反对封建贵族。当时人民受封建贵族及旧教会的压迫是日甚一日，人民要求解脱这种压迫是很迫切的，正巧资产阶级利用着清教来召唤人民，于是清教得以在民间流行，并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资产阶级为了要推倒封建的政权，当然首先得推倒与政权已有长久血缘关系的旧教会了。所以来我们以为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双重地利用了宗教。我们一般地说宗教总是唯心的，但有时宗教也能为进步阶级所利用而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基督教的起源是由于被压迫阶级对于压迫阶级的一种消极反抗，他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也是利用了新教而对于社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7世纪后半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了。但英国资产阶级中有封建贵族的成分，是一个不纯粹的混合体。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资产阶级式的，但资产阶级中有的是贵族化了，贵族阶级中也有的资产阶级化了；工业发达，无产阶级起来了，但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或者贵族化的资产阶级仍然是封建地主，他们仍然有大量土地、大量农奴。洛克的哲学是伴着英国资产阶级兴起而来的，它充分地表现着英国资产阶级的发生和长成。他政治上的妥协性、两面性，深深地影响着他学问上的妥协性及折中性。18世纪前半英国资本主义已日趋于稳固，政治上思想上渐渐也与17世纪后半叶不同。
18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转变得很大的一个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因在英国革命以后相继而起，因工业的又推进一步，各种革命的条件更趋于成熟，因此来了一个法国资产阶级的大革命。这个革命一方面结束了向上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给世界或社会带来了新的发展的方向，无产阶级渐渐成长了，世界是变了样，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转变。欧洲的社会在18世纪是一日千里，英国社会在18世纪也是一日千里。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英国的社会吧！
经过了几十年资产阶级的统治，英国变了样，工业更向前推进了，牛顿的物理学为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固的基础，统治阶级的统治权也愈发稳固。正如毛主席所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8世纪初的英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已趋于稳固，并发展着，所以必然出现的是各种维护其统治权的思想了。在这种种思想中，我们单取其宗教思想来看看。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传统是巨大的阻碍力量，是历史的惰力，但是，它是消极的，因之，必定要被打破。宗教同样地不能长期地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支持。如果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只是统治于特定的社会内的经济关系的亲近的或者疏远的枝叶，那么在经济关系根本改变之后，这些观念，也决不能长期地继续支持下去的。”恩格斯这段话虽然是指19世纪的英国，但我们由它里面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一点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同样地要消灭封建统治下的宗教，另一点是宗教如同法律一样是特定社会内的经济关系的枝叶。根据着这两点我们看看18世纪初英国的宗教。英国资产阶级夺取了封建贵族的政权，并且用与它紧密结合着的宗教来代替封建贵族们的宗教，这样新的宗教随着新的政权来了，旧的宗教也随着旧的政治失去其统治权。宗教既随着政治而来，当然也就要随着政治而发展。正如法律一样，宗教是特定的社会内的经济关系的枝叶。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法律保护着私有财产，宗教则保护着统治阶级的道德。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拖着宗教尾巴的革命，既然成功了，尾巴的功用日益重要。这抓着民心的上层建筑，这欺骗着人民的道德思想，这由于人们的分裂所成形的天堂，这深入劳苦大众心灵的魔鬼——上帝，压迫着受着苦难的人们。资产阶级利用着宗教，迷惑着人民，使人民盲目地信从他，于是新的政治与新的宗教又成了新的结合体，永远不分离，直到更新的阶级起来夺取了政权，宗教才会被消灭。18世纪的英国宗教就这样地随着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成长。它作为这种政权有力的保护者，正如恩格斯所说：“敬神的英国资产阶级，就愈加牢固地抓住宗教。”
在历史上有很多的思想体系，我们寻找他的来源和去向是有着各种不同的方面的。例如：印度的佛教在其本土与传到中国后已成为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了；黑格尔的哲学在资产阶级的领域与在工人阶级的领域里已成为两种完全相反的思想了。因此我们研究思想史或思想的发展，也是要极其辩证地看问题。如果我们研究思想史单纯地由思想本身发展的线索去找，那我们只能得到充满神秘的不可理解的一本糊涂账。这种方法就是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孤立地看问题。思想的发展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下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的各种意识形态，另外一个是前一个时代的思想影响到后一个时代的思想。马克思的学说一方面是工人运动直接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否定和发展。所以我们要研究每一个时代的思想，我们就必须把这两个因果结合起来看。但在结合的过程中我们也要认清哪一个是主要的，哪一个是从属的；并且研究出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与互相影响的关系。假若我们能这样研究一个时代的思想，就会更为全面、更为周密了。我们时常说，讲哲学史应该讲时代背景，也就是这个意思。
洛克之所以会发展成巴克莱，这是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历史条件和时代条件的。洛克的思想之所以会发展、影响法国唯物论，也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条件、历史条件和时代条件的。
洛克发展到巴克莱的思想，对于英国17、18世纪的社会情况方面的原因，在洛克的报告里已经分析过了，没有必要再重复。但我们必须要着重指出的是：培根、霍布士的思想是封建社会要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也就是在绝对君主专制下的思想；洛克的思想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它充分地代表着当时资产阶级的折中性及调和性；当巴克莱的思想出来时，英国的社会条件又变化了，随着其统治的时间而发展的是失去了革命性的一面而加强了反革命性的一面，宗教就成为反革命有利的武器，英国统治阶级利用着它麻醉人民、束缚人民，这样必然地要产生为宗教找哲学思想基础的反人民专家，于是巴克莱产生了。巴克莱的思想是利用着经验主义来达到保护宗教的目的，洛克哲学里正好有着巴克莱可以利用的条件。洛克的哲学有着充分的二元论的倾向。在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说道：“二元论永远不能满意地答复下述这个必然的问题，即如何这两个各别的、互相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本体能够彼此影响。所以，最彻底的和最深刻的思想家永远是倾向于一元论的，即借助于某一个基本原则去解释现象。任何彻底的唯心论者，正如任何彻底的唯物论一样是同等程度的一元论者。在这上面，例如在巴克莱和霍尔巴赫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由洛克的思想再往下发展必然是一边倒的问题，不倒向唯物就要倒向唯心，不会长久地停留在二元论的阶梯上。18世纪英国社会是有着足够的条件使洛克的学说倒向唯心论的。在洛克学说里的各种方面是巴克莱利用他哲学的条件。例如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分别的矛盾、普遍抽象观念的矛盾都是给巴克莱空子而取消物质走向唯心论的因素。因此就社会条件来说，巴克莱是必然出现的，就洛克哲学的发展来说，出现一个巴克莱的思想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关于洛克到巴克莱的思想演变在“巴克莱的立场和观点”一节再详细讨论。
法国唯物论产生的社会条件。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比起英国来是晚了一个世纪，这时间的因素是影响着它的革命采取了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的姿态。列宁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因此我们要了解法国大革命就必须同时了解法国唯物论。但我们要了解一种思想理论，不去对它发生发展的历史社会条件做全面深入的分析，我们是不会把握其本质的。
18世纪上半期的法国社会经过路易十四的专制，不但使国家财产耗费净光，农民也因各种压迫苦痛万分。到路易十五即位，以后各种方面仍然毫无改善，这时农民受着国家、领主和教会的三重压迫，新兴的仍然软弱的资本家们也同样地受绝对君主专制的压迫，他们都想由这重重的压迫下解放自己。但这些第三阶级（除第一阶级教会与第二阶级贵族以外，其他各种成分都称为第三阶级）只有当时的资本家们是代表着进步的力量，其他各种成分就成为环绕着它的革命力量。我们知道一个进步的阶级，例如资产阶级，在他们反对封建主义上，他们的利益是与全体人民的利益一致的。这样的情形下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出现了，而且他们的革命理论是远不同于英国的革命理论的。
在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其思想理论最主要的不同有两点：一是法国唯物论的彻底性远甚于英国，也就是他们的不自觉的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远超过英国；另一是英国革命利用了宗教，而法国革命是坚决反对了宗教。因为这个革命的理论不同，我们也可以充分地理解到法国革命的行动也是与英国大异的。
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团结着广大群众一起的革命，这是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只是由资产阶级团结着新兴的贵族利用着广大的群众有着基本上的不同。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并非当时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是不可少的，因为英国的绝对君主专制在某种意义上说远不及法国大革命前的厉害，因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于农民、手工业工人及工场工人来说并没有最大的需要。但法国却不同了，在革命前夕，一方面资本家们要求推翻封建贵族及教会的统治，就是农民及其他的非第一阶级第二阶级的人们都要求着革命。我们可以看出由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法国人民生活的困苦，农民受着教会、领主及政府的三重压迫，这就激起了一般小资产阶级及农民阶级革命的情绪。这样使各种阶级都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进行着无情的革命。统治阶级的压迫愈是凶狠，则革命的彻底性也愈是最大。为着在行动上能彻底打垮封建贵族的统治，当然在理论上先要打垮统治阶级的理论，这样必然地有新的思想起来，有革命的思想出来为革命的阶级斗争服务。这正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言：“封建制度的阻碍物被打破了，在英国是一步一步打破，在法国是一下打破。”
在革命的日子，参加革命的人们多半是直接或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人们。因为他们是在努力转换着生产关系和发展着生产力。这自然是因为他们要经常地接触到自然界和物质界，于是他们不能不去了解它、研究它、掌握它。因为他们是代表生产力向前发展着的阶级，于是物质成为重要，唯物论的思想也就兴盛起来。但是唯心论总不同，它是时常代表着保守的制度，并维护着旧的制度（虽然不一定是主观要如此，但因为它是已远离了生产劳动，自然是天上的王国了）。因为它远离了生产斗争，虽然它也有着一定的物质基础（例如巴克莱仍然是根据着经验），但它太夸大一方面，使得知识不是地上的知识，而是神的意志了。法国唯物论产生的物质基础就是18世纪法国的革命阶级，法国革命阶级因为反革命压力的强大，所以革命是最彻底的，这样其唯物论也是最彻底的。因为它要反对从前统治阶级的各方面的诋毁，所以首先要在思想上给以前统治阶级的思想以打击。于是“法国唯物论成为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自然科学的学说，仇视迷信和虚伪习气等等”。而且它“不仅表现在反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还公开地明显地表现着反对17世纪形而上学”。
在洛克的学说里含着很浓厚的唯物论成分。他首先肯定有客观世界的存在，并且在知识上又认为感觉是认识的来源。这样很自然地可以使一边倒的唯物论抛弃那不彻底的一面，而取其彻底唯物论的一面。
“这派唯物论者和当时的官式思想家进行了热烈的争辩，这些官式思想家引用他们所没有好好地理解的笛卡尔的话，断言人有某种先天的（即不依赖于经验而出现的）观念。法国唯物论者在辩驳这个观点时，实在上说来，只不过叙述了洛克的学说，洛克在17世纪之末就证明了，先天的观念是不存在的。”洛克在知识上以为观念是构成知识的分子，知识就是人心对于观念的契合或不契合，但观念是由客观的事物中来的，从这一点说他是认为没有什么先天的观念的。法国唯物论根据着他的这一点发展成为他自己知识论的系统。这样可以肯定外界的存在，肯定了物质，那么唯物论的理论就可以在这上面建筑起来了。肯定了物质，一方面是用了革命阶级与生产密切结合的结果；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反对旧的制度的原因——法国唯物论，要反对旧的政权，同时就要反对宗教，物质的地位有了保障，“上帝”的地位就大大地动摇了。列宁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中说道，18世纪无神论者天才独到，诙谐而公开地攻击流行僧侣主义的作品，它能把民众从宗教迷梦中唤醒过来。
法国18世纪的唯物论之所以能如此彻底地反对宗教，除唯物论本身排斥宗教外，还有两点使宗教已失去了其仍然为资产阶级利用的意义。
（1）18世纪的法国是极其黑暗的，教会与王权勾结，使人民对于教会深恶痛绝了。在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史》中说到一般人民并非无神论者，但是因为他们痛恨教会，也就痛恨宗教本身了。
（2）法国18世纪的资产阶级由于英国革命后一个世纪的发展使资产阶级有能力团结其他被压迫阶级一同反对当时的封建贵族，那么就根本没有对于旧势力的妥协性，自然对于教会也不需要。并且法国资产阶级的原始资本的累积根本不需要像英国那样，因为它已经后于英国一百年。科学的发达促使工业的发展早就为法国的资产阶级准备好了革命的条件。
最后可以引用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来总结上面的意思：“在基督教方面，也只有在13世纪至17世纪间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中，真正有世界性质的革命才带有宗教的性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这样）。……但到了18世纪，资产阶级强大起来，自己有适合其阶级观点的思想以后，就造成了伟大的确定的资产阶级革命，专只依赖于法律和政治观念；资产阶级只等到宗教成为障碍物时，才去理会宗教，但资产阶级绝未想到拿一种新的宗教去代替旧的宗教；人们看见罗伯斯比尔的企图是怎样失败了的。”
（1）巴克莱的立场根源。
（2）由巴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分析巴克莱的观点：
Ⅰ．绪论：反对抽象普遍观念是由洛克经验主义发展必然的结果，也是巴克莱反对“物质”确立“上帝”的基本理论。
Ⅱ．§1—§2：提出一个经验主义唯心论的帽子。
Ⅲ．§2—§3：提出存在就是被知觉。
Ⅳ．§4—§8：由抽象普遍观念的不存在来确立存在就是被知觉。
Ⅴ．§9—§16：反对PQ．与SQ．的分别，这样取消“观念”外面的来源。
Ⅵ．§17—§25：反对“物质”存在。
Ⅶ．§26—§33：存在是存在于心中或“大心”（上帝）中。
（3）结论：巴克莱的哲学是保护宗教的哲学。
英国18世纪的社会必然产生巴克莱，就如17世纪末产生洛克一样必然。社会的存在决定着社会的意识，反过来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可以影响着社会的。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着，并且代表着前进的生产力在发展，因此必然有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思想出现。它——英国18世纪初的社会——要求稳固其向上发展的统治权。这样，一方面发展它本身及发展能发展它本身的理论，另外一方面限制着有碍于发展它本身的一切力量并且麻醉着有碍于它本身发展的一切人们——即用理论来使人们失去其反抗性。英国18世纪哲学家巴克莱就是扮演着这样一个主角，他用理论来保护了资产阶级，同时他也用理论来麻醉了一切想由资产阶级解放出来的人们。
巴克莱巧妙地利用了宗教，就像资产阶级政权机构的官员们巧妙地利用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一样。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如果我们法律的哲学的同宗教的观念，都只是统治于特定的社会内经济关系的亲近的或者疏远的枝叶，那么在经济改变之后，这些观念，也就不能长期地继续下去。”这是一个对于宗教很好的说明。法律是政权保障的基本条件，是使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得到保障的条件。同时资产阶级还要有思想意识及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巩固。自然这些思想意识也只是保护着他自身，其中之一就是宗教。通过宗教，统治阶级可以使人们变成绵羊，因为宗教不但是利用人们理性的空想，而且利用着人们情感的空想。信仰是理性也是情感的产物。巴克莱在客观的效果上就是这样一个哲学家。
如果我们说巴克莱明明知道他的哲学是不正确的，单单是为了欺骗人们，我觉得这种想法也是不理智的。任何一个唯心论的大哲学家，我们可以相信他在主观上只是要求追求真理，并没有想到我要欺骗。巴克莱之所以利用着宗教——人们思想意识上最弱的一环，是为着保护他的阶级利益，这是无疑问的。但他之所以要保护他的阶级利益，主要的在于他认为这是保护真理。他因为阶级的限制看不到更远更多的东西，于是就把最近最小的东西夸大成为人类永恒的真理。我以为任何比较优秀的唯心论哲学家，他的哲学都是有其一定的物质基础的。因为他总要由客观世界里得到点什么，他才会有知识。但这些哲学家经常是只抓住客观世界中的某一部分，于是他的哲学就建筑在这个基础上，这样发展下去就成为一个片面夸大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言：“真理夸大了就成为奇形怪状的东西，而不再是什么真理了。”他们离开了世界说明世界，他们离开了人类历史说明人类历史，这样还会不发生错误，恐怕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今天，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强调实践，其意义就在纠正历史中哲学家们的错误，我们的哲学家不再是以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说明世界，而是要改变它，这个意义就是叫我们不要离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来研究哲学，要我们哲学家紧密地靠近着现实，历史上的错误我们不应该再犯。
巴克莱在主观上确实只是意味着他是拥护真理，但他的哲学在客观效果上却是对人们不利的。现在我们反对巴克莱主要地是反对他的思想意识是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巴克莱是当时僧侣们的代表，他早早就以为他对宗教的贡献很大，希望由教会得到他应得的利益。他保护着上帝，于是他就不得不排斥任何唯物论的思想。要使上帝的地位稳固，首先要消灭可以威胁上帝存在的任何思想。唯物论一般地讲的却是“无神论”。“无神”与“神”是绝对不相容的，因此消灭物质、取消客观存在是僧侣们一定要达到的目的。只有这样僧侣们才可以与统治阶级稳坐统治的宝位上。如果动摇了18世纪英国的宗教，就正如割下了统治者的左臂。巴克莱之所以要取消物质，就是因为他的出身使他无法超出他所在的阶级。巴克莱之所以如此是代表他的阶级如此，是他阶级必然的产物。
巴克莱的思想不像笛卡尔的思想那样，他并非不得已才在他的哲学体系顶上加个上帝，而是他整个体系是利用着一些科学的成果而保护了上帝。加上一个上帝是不得已的，为着一个上帝却是自觉自愿的。我们知道洛克的哲学中有很浓厚的折中性、两面性，很多地方是自相矛盾的：很多理论可以引导着别人走向错误的深渊，也有很多理论可以引导着人们走上真理的道路。确实是这样，洛克由其经验主义的立场及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再发展下去，结合着英国18世纪的社会，产生巴克莱是天经地义的事。
现在我们要一边倒，倒向辩证唯物论的怀里，这因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英国18世纪初的哲学也要一边倒，倒向主观唯心论的怀里，这是因为他们也有立场——资产阶级的立场、剥削别人的立场。普列汉诺夫在其《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说：“二元论永远不能满意地答复下述这个必然的问题，即如何这两个各别的、互相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本体彼此影响。所以，最彻底的和最深刻的思想家永远是倾向于一元论，即借助于某一个基本原则去解释现象。”由洛克的哲学必然地发展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巴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另一个方面就是法国18世纪的机械唯物论。因为这都是为了彻底由某一个基本原则去解释现象。法国18世纪的唯物论我们这里丢开不谈，我们在这研究一下巴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希望由分析他的哲学本身，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巴克莱主教是洛克哲学的一边倒，倒向主观唯心论；并且巴克莱的哲学是他阶级的产物。
巴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我希望由他的绪论分析到其文的第三十三节（§33），因为我觉得这一部分已经大体上包括了他的学说。我有这样一个思想线索：
§1和§2一方面提出了知识的对象，另一方面提出了知识的主体。这是一个巴克莱哲学的前提，同时也是他哲学的结论。由§1和§2产生出§3来，即“存在就是被知觉”的命题，这个命题的证明就是§1和§2命题的证明。于是巴克莱就用§17—§25的“没有客观世界的存在”（即没有物质的存在）来证明“存在就是被知觉”。§17—§25的证明是要依靠§4—§8巴克莱证明普遍抽象观念的不可能及§9—§16的证明PQ．与SQ．的不能分离而都是在心内。然而§4—§8及§9—§16的证明是依靠了绪论的证明。这样巴克莱反对了他的敌人。然后由§26—§33他就来积极地证明着“存在就是被知觉”。§26—§33的证明就等于§1—§2的证明。
我下面就把巴克莱的这些理论一点一点地叙述，并说出我自己的意见来。
巴克莱《人类知识原理》的绪论说明了什么。
《人类知识原理》的绪论主要内容就是反对洛克抽象普遍观念。巴克莱认为人类各部分知识中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在于人们以为“人心对各种事物有形成抽象观念的能力”。他以为我们根本不能想象，我们会有一个“非锐角、非直角、非等边、非等腰，什么都是而什么都不是的”三角形的观念。的确，照洛克以来经验主义的观点，我们是不能设想如何一个具体的、生动的简单观念可以拼凑成为抽象的观念。白羽之白只是这个含有一定时间空间性质的白羽之白的观念，白云之白只是这个也含有一定时间空间性质的白云之白的观念，我们如何可以由它们得到一个超时空的抽象观念呢？并且经验主义的洛克以为人心像一张白纸，这样看来是很缺乏主动性的，因此对于抽象观念是更难想象的了。巴克莱又以为我们根本不能存想这样一个抽象的观念，哪里会有一个普遍的广袤的观念，而这个观念是既非线又非面又非体，既非大又非小，既非黑又非白亦非其他任何颜色的这样一个观念呢？我们也不能存想有那么一个既非快又非慢的抽象运动观念。
由巴克莱这种反对抽象普遍观念的说法看，他纯粹是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他没有了解人类理性对于知识的作用。他只是用着当时自然科学分析各种具体对象的方法，而没有注意到各种具体对象中的内在必然联系。因此对抽象普遍观念的看法不免陷于狭隘的经验主义和机械形而上学的方法里。在这里我们先讨论可不可能有抽象观念，而不讨论是不是需要来源。因此我们只讨论在人的意识中是不是可能有抽象观念。
由巴克莱经验主义的立场，首先他就肯定我们知识的对象是观念，观念又是一个一个地单个的，由这些简单观念然后再构成复杂观念。这样一肯定，自然取消了观念与观念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由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自然我们不可能有什么理性的知识。抽象观念在经验中是得不到的，因此巴克莱宣布没有抽象观念。在事实上看，我们说是有抽象观念的。巴克莱说，我们根本不能想象，我们会有一个“非锐角、非直角、非等边、非等腰，什么都是而什么都不是的三角形”，我们承认在经验里是没有这样一个三角形的，因为我们知觉到的总是这个直角三角形或那个等边三角形。但是我们能否认任何三角形都有三个边、三个角和三个角的内角和为两直角吗？我想我们不能。假若是三角形它没有这样的性质，除非不是三角形。因此我们说一个三角形有这些必然的性质，这些必然的性质之间又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些必然的关系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这抽象的观念不是由感性的认识而来，而是由理性认识而来。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抽象的三角形的观念，并不是说我们有那么一个与“直角三角形、等边三角形”同性质的，而只是说关系，事物内在的联系。因此，这个抽象的观念的三角形与直角形、等边三角形不是量的不同而是质的不同，因为由感性得来的任何三角形，说是这个或那个三角形，他们的不同只是大小形态的不同，而不是本质的不同。因此我们说，由感性升到理性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这辩证的过程包括着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书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正面地提过，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注意。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和这有关的话，《资本论》第二版序言中说道：“叙述的方法，当然形而上学与研究的方法分开，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种形态的内部关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则对于现实的运动，不能有适当的叙述。不过叙述一经成功，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那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就指示出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切我们的搜集材料、分析材料等等这还是在感性的量的阶级，但当我们“叙述一经成功……就好像是个先验的结构了”，这就由量变到质变而进入纯理性的认识。由这一段话也可以充分看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不同来。二者都有纯理性的认识，但因认识的过程不同而有了分别。
在列宁的《辩证法》一文中也谈到认识论的问题，这对了解巴克莱的错误也可以有帮助：“这样，对立（个别东西和普遍的东西是对立着的）就是同一，个别的东西，不会存在于达到普遍东西的关联之外。……而自然科学也是在这同样的诸性质上把客观的自然指示给我们，指出个别的东西向普遍的东西的转化，偶然的东西向必然的东西的转化，对立的过渡推移，相互联结。辩证法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巴克莱没有了解认识的辩证过程，他把观念都认为是死的、不变的，这样机械地认识自然所得到的都是这个三角形或那个三角形，而没有什么抽象三角形。由这里看出经验主义的片面性，使人类的知识投入狭隘的范围。因此到其晚年也不得不承认有这样一个抽象观念了。
巴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1—§2说明了什么。
我认为巴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1—§2是他的哲学的基本假定，同时也是他所要求的结果。§1—§33很明显地是在打着圈子。我们可以由下两事看出来：
（1）知识的对象是观念。这里他肯定了观念有两种：一种是由感官实在得到的，另一种是由我们的记忆和想象所产生的。他又论到还有一个能知的心，这样使他肯定观念只有两种，除“能知”的心与“所知”的观念之外没有第三个。因此他是明明白白取消了物质，取消了观念的来源，而在后面他要证明的也是这点。但他经验主义的立场，即假定了知识的对象是观念，自然不必证明已经就取消了“物质”，这种前提中就包含着结果的命题，实在是片面的知识。固然巴克莱的这种看法是由于要保护宗教，但实在也是洛克留给他的空子。洛克认为有一个“能知”的心及一个“所知”来源的外界存在，由这两者引起了一个“观念”作为我们知识的对象，但由洛克经验主义出发对于外界我们实在难肯定。他的抽象普遍观念似乎是纯粹心理的活动，而与外界客观存在没有关系，这样很容易被巴克莱使用而驱逐“物质”。又因为他的“第一性”（PQ．）与“第二性”（SQ．）的分别，使巴克莱看出他们没有分别，于是全都拉到心理层面。因此经验主义的巴克莱使用着洛克的各种困难来建立他的哲学体系。经验主义的缺点，不只是片面，而且是非常机械、消极的。巴克莱不只是没有注意到理性及理性知识的来源；而且他方法上也总是由不是什么而证明是什么，他证明没有“物质”那么就应该而且一定有上帝。
（2）在他肯定了只有“能知”的心和“所知”的观念之后，他说这些观念是存在于人心（mind）或灵魂（soul）或精神（spirit）里，或是说，被它们所知觉。自然没有“物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物质的存在，观念本来离不开能知的主体，因此观念存在于人心之中也是很有理由的事。但问题不在观念是否存在于心中，而是观念的存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认为巴克莱的观念的存在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只是因为他被知觉的缘故而存在了，这样不被知觉那就不存在，因此就巴克莱的这点而言他是先肯定有知识的主体，然后才有被知的存在。这就等于说先肯定了上帝创造万物，然后再去找不是上帝创造的事物一样开玩笑。这样置“存在”于结果的理论的确是很巧妙，因为他可以使人对于至高无上的“神”有着不可倒置的信仰。知识的对象是观念，观念的可能是因为有上帝。这样自然而然地得到知识，可能就是因为有上帝的存在。如果没有上帝的存在，知识既不可能又不必要了。
巴克莱的学说看起来是由科学出发，由“抽象普遍观念”的不可能，“PQ．与SQ．的分别”不可能，“物质存在”的不可能而推到上帝存在，但实实在在他是由上帝的存在利用着经验主义推到“抽象观念”的不可能，“PQ．与SQ．的分别”不可能和“物质存在”的不可能。这种使因果倒置，在因因果果中打圈子的哲学，不能不令我们惊讶！当然由他的阶级限制这一方面想一想，也是很自然的了。
巴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2—§3说明了什么。
在§1—§2中，巴克莱主要是提出他的基本假定来，而在§3他就由前两假定推出一个命题来：存在就是被知觉。他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并不足怪，因为的的确确他的存在只能是被知觉，他在假定里就没有假定任何不被知觉的存在有可能，他的存在就等于知觉。知觉自然是人的知觉，不能存在于人心以外。因此由这样一个命题就预设着他的取消外界客观存在。巴克莱的存在只是被知觉，那么不被知觉的自然就不存在。列宁驳他说：“没有人存在以前那么什么都不存在了。”巴克莱当然回答上帝存在，因此被上帝知觉到的就存在。因此我们又可以看出来他是在为着上帝，他永远逃不脱他自己的阶级立场，他的阶级限制使他随时随地准备着为上帝服务。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
巴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4—§8说明了什么。
在绪论里，巴克莱主要的是反对有“抽象普遍观念”，在第三节里他又提出“存在就是被知觉”这样一个命题，而在§4—§8节中他把反对抽象观念用来作为“存在就是被知觉”的理由。在这五节中可以注意下列几事：
（1）他认为：房屋、山、河及一切可感的东西都有一种自然的实在的存在，并不必被理解所知觉。这纯粹是认为可感物的存在可以与知觉分开的抽象作用。我们不能把存在与知觉分开就像我们不能把色和光、热和冷、广延和形相分开一样。我们可以存想有那么一个没有颜色的形相或者说没有运动的广延吗？他认为，“我们如果不曾实在地感到一种事物，则我们就不能看到它或接触到它，因此我们却在思想中亦不能想：任何可感的事物可以离了我们对它所生的感觉或知觉”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因此，它们如果不实为我所知觉，不实存在于我的心中，或其他精神的心中，则它们更完全不能存在，否则就是存在于一种悠久神灵的心中。”经验主义的立场使得他无法不否认抽象普遍观念，抽象普遍观念的可能就是使狭隘的经验主义破产。没有抽象观念的存在，自然就不能把山河大地的存在与我们的知觉分开，这样与我们知觉的分开的作用无疑地是一种抽象作用。因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巴克莱首先就肯定了存在就是知觉，而且不仅只被知觉，知觉的内容就是存在（观念的存在），他从来没有考虑存在可以与知觉分开。巴克莱的妙计就是首先假定了片面的事实，然后由片面的事实推论下去，这样使人们沉到他的圈子里，使人们与他一起钻那似是而非的牛角尖。他是只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来看问题，因此在部分言他是合乎科学的，他根本就没有提到理性，根本就不去想观念的原因是外界客观存在，这样他由第一步就存在了问题。当他以为我们不能有抽象观念，就推论到存在就是被知觉，他事实上并不如此，有时事物并不存在于我们的心中，他就说是存在于上帝心中。很明显，他就是要取消“物质”，使“存在”只是存在于精神，给他扣上僧侣的帽子恐怕没有什么不恰当。
（2）巴克莱提出除了精神或能知觉的东西以外再没有任何实体，一切可感的性质例如颜色、形相、运动等只是感官所知觉的一些观念。又说，任何观念可以存在于不能思想的物体中，那就是分明矛盾的。站在巴克莱的立场，既然认为存在就是被知觉，知觉的内容就是观念的存在，这样观念的存在自然不能离开知觉的主体，因此只有精神才是实体，而一切可感的性质（观念）只是依附于主体的知觉而存在。他这样地来开始取消“物质”，使精神成为唯一的存在的实体，也就是确立起“至高无上的神的威信”了。巴克莱根本上就没有想追求观念的原因，他只是把观念与知觉混在一起，使观念就是知觉，存在就是知觉，如果你要分开它，他就要说你矛盾了。当然观念并不存在于不能思想的物质中，但是并不妨碍观念的来源是不能思想的物质，巴克莱先肯定了知识的对象只是观念，这样就钻入了牛角尖。我想造成巴克莱这种思想的是哲学史上一直把思维与存在对立起来的做法。如果是客观唯心论还可以有某种限度内的“客观存在”；但主观唯心论只能一面倒，只是精神而没有客观存在了。我了解的辩证唯物论是把思维与存在统一起来，思维的规律就是客观自然的规律，但它们之间的一致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一致了。我们所说的客观存在（物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并不表示它们是单纯的对立，而是表示着思维同样是物质，它们在矛盾中统一。巴克莱由于经验主义的方法，只知道分别而不知道统一。
（3）巴克莱以为观念只能与观念相似，而不能与别的相似，并且说假若它们（指观念与之相似的外物）是可知觉的，则它们也就是我们的观念。如果不能被知觉，我们说颜色和一种不可见的东西相似，是否是一种有意义的说法？当然在巴克莱已经肯定“知识的对象只是观念”的命题下，我们也只能说观念只能与观念相似，因为知觉的内容只是观念，除此之外无他。但如果我们不就他狭隘经验主义的立场看，就事实的真相看我们可以说巴克莱太片面了。我们说观念与外界存在相似只是说它有一个来源，有一个原因，因为观念本身不能是观念的原因。我们说两个观念的相似正因为有两个客观存在的相似。巴克莱自己也不否认观念不是原因，而需要有一个原因，他只不过以为上帝是原因吧！当然，一个外界的存在被我们认识并不是一个简单过程，列宁说：“认识是思维的永远地无限地接近客体。”
我们可以知觉到客观存在，并不等于说客观存在因为我的知觉而失去其客观性，变成我们主观的东西；恰恰相反，客观存在之被我们认识，正是由“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们之物”，这样愈发显露出其客观性来。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的东西而今天认识到了，我们就毫无理由说在我们没有认识它之前它根本就不存在，新的事物被我们认识正证明着“存在”不是我们主观的，而是客观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强调客观存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而人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认识客观存在，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着新的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有着在科学上最伟大的意义，它不限制科学的自由发展，而领导科学去得到新的东西。
巴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9—§16说明了什么。
巴克莱在这八篇中主要地是在说明第一性与第二性的不能分。既然它们不能分，那么像颜色、坚硬都是我们的观念——广延、形相、运动自然也不能例外了。其实他这个意思也就是根据着“抽象”的不可能、“存在就是被知觉”而来的。这几节里巴克莱也同样地进行着他的取消“物质”的准备工作：
（1）巴克莱是因着洛克哲学在PQ．与SQ．上留下的空子而来反对他们的分别，并且也因着科学的不发达而来。
Ⅰ．形相、运动也是存在于心中，而不能存在于不能思想的实体中。因为巴克莱以为如果我们离开了那些可感的性质——这些可感的性质明明是存在于心中的——我们根本不能借着思想的抽象作用，存想一个不兼及任何可感性的形相和运动。因此，形相与运动离不开可感性，而可感性存在于心中，那么运动、形相也存在于心中。
Ⅱ．大小、快慢，我们并不能承认它们是在人心以外的存在。因为它们完全是相对的，而且是根据着我们感觉器官的组织或位置变的。因此广延、运动只是我们的观念，存在于我们知觉之中的观念。
Ⅲ．数目完全是人心产生的。因为同一种广延，人心如果把它视为一码、一尺，则它们的比例是一比三，因此数目是相对的，是依靠人心而存在的。
巴克莱因着这种类似的方法证明了广延、形相、运动。一切洛克所认为的PQ．，都被他拉到心理中来了。首先因为他利用着洛克即已承认SQ．是在心中，但SQ．与PQ．根本上没有分别，于是他就一边倒，倒向心理。他之所以能倒向心理，是因为他存心要取消“物质”，又利用了科学知识的不够。巴克莱这样地来处理PQ．与SQ．，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是有很大的不妥当的。
首先他就肯定了SQ．在人心，他并不问这SQ．有没有原因，有没有来源，只是含含糊糊地根据了他的“存在就是被知觉”的理论推演下来了；其次他是纯粹由取消“物质”的愿望出发，把主观的相对与客观的绝对混在一起，于是大小快慢自然就成了主观之物。例如他说运动是相对的，是根据我们感官的组织与位置变的，他根本不考虑我们对事物的快慢的感觉的全部条件，他只单纯地抓住一两点，如果我们对于事物的感觉的全部条件不变，他的运动将不是可以快也可以慢的了，而是有着一定的速度。
巴克莱的经验主义看问题永远是片面的。
（2）巴克莱认为SQ．与PQ．都是在心中存在而不能在别的地方存在。我认为他这里所说的“心中存在”就是说，“SQ．与PQ．只是知觉的内容而不是别的”。这样说来，人的心理内容只是这些存在于我们心中的知觉内容，心理的对象将永远是这些，不会多也不会少，并且心理的活动也是非常被动，非常死板。我想巴克莱之所以要这样还是为了上帝，因为我们心理活动的有限才可以显现出上帝的无限来。
巴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17—§25中说明了什么。
上面§4—§8与§9—§16的说明就是为了要证明§17—§25。这十节中主要的问题在由“存在就是被知觉”与SQ．与PQ．的没有分别证明没有“物质”。这里正面地提出没有“物质”来，我分两个小题目叙述如下：
（1）巴克莱以为哲学中所谓的物质实体有两种意义：一个是概括的存在观念，这是抽象作用，根本上是他反对的；另一个是支撑属性的，但支撑属性的是个什么东西，巴克莱认为这是无意义的，因此“外界物体”的存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若说有那么一个外界物体存在，这是我们感官所无能为力的，因为它并不能告诉我们有那么一个外界物体的存在与我们的观念相似。就人的理性说吧，我们并不能看到有什么理由可以使我们根据自己所知觉的来相信心外有物体存在。即使主张物质说的人亦并不妄谓，在外物和观念之间，有必然的联合；相反地，我们不承认有那么一个外物存在，我们的观念亦可以按照我们常见的秩序产生出来。
要反对巴克莱这种说法最好的方法是用实践。列宁说过，我们可以给你证明在没有人类以前已经有了这个世界。当然巴克莱会回答上帝存在，因此暴露了巴克莱的哲学立场：一切为了上帝。“上帝”这个观念是因为科学没有足够地发达而存在的，而科学的光照到的地方上帝就退缩了。列宁说：“僧侣主义（即哲学的唯心主义）当然有其认识论上的根源；它并不是没有根基的，它实是一朵不结果的花，但这一朵不结果的花却是在生动的、结果的、真正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株活的树木上生长着的。”巴克莱在其认识论上是有他的根基的，他的根基是由洛克发展下来的，洛克的认识论就是巴克莱的认识论的基础。不过巴克莱是建筑在它上面而又反对了它，因为巴克莱自己也感觉到他的这朵不结果的花是与这株大树多么地不相称呀！于是他要求脱离这棵大树，投向上帝的怀抱里。列宁说：“人类的概念只有在真理成为实践的真理时，才能把握、捉住、掌握某一客观真理。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客观性的考核标准。”巴克莱使认识老是停留在感性的阶段，这样一方面使他成为一个狭隘的经验主义者，在他的认识论里根本不需要有什么理性；另一方面又使他停留在感性的阶段，使真理的标准的诉诸实践成为不必要，而给上帝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认识的标准是实践。“物质是第一性”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人类由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我们要改造这个世界就要有一个与这个目的相配合的对世界的看法。
在巴克莱的哲学里，我认为他根本分不清什么是我们感官的知识，什么是我们理性的知识。说得正确一点，他根本上就没有什么理性知识，并且他也不承认理性。由他这里谈——“就人们的理性说吧，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使他们根据自己所知觉的来相信心外有物体存在”，他是完完全全没有能力分别感性与理性的不同，因为他在感性的认识上已经否认了观念来源的问题，再往下谈根本没有必要。不过，如果观念没有原因，没有来源，我们的观念常常可以按照一定的秩序产生那倒是很奇怪的事。这正如如果一个人把重力的观念驱逐出他的脑子以后，那么他从一万米的高空跳下来也不会摔死了。因此归根到底，有没有客观世界的存在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理论的问题。上帝的观念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上帝只是因为地上人间的分裂而造成的结果，只是科学领域尚未达到的结果。
（2）巴克莱以为根本不可能有离开我们知觉思想还存在的外界，因为我们要证明有那么一个离开我们知觉思想的外界存在，那我们就得想象它们是不被存想而能存在的，这分明是一种矛盾的说法，我们纵然尽力存想外界事物的存在，而我们所能为力的，亦只是思维自己的观念。
巴克莱的这种说法正如狄德罗所言：“只承认自己存在，只承认自己以内所发生的感觉存在，而不承认别的东西存在的哲学家，就叫做唯心论者，那是一种如何荒诞的体系呀！在我看来，它的成立只能说是盲目的结果！可是，这种体系虽是最不合理，却最难驳倒，这正是人类精神的耻辱、哲学的耻辱。”的确是这样，我们如果跟着巴克莱往下钻牛角尖，那我们是永远驳不倒他的，因此在这里哲学是一个立场的问题，是一个党性的问题。我们如果站在他那个立场，那我们只有承认他。如果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那么哲学首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也就是一个改造世界的问题。在这样一个立场上我们将不必怀疑什么客观世界的存在与否，因为实践不允许我们怀疑，而且也随时给我们证明着世界的存在。的确，我们的认识并不是机械的，而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不是没有矛盾的，因为自然本身就是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过程中。
（3）并且巴克莱认为这个外界物体的存在实在没有必要，有了它也不能证明什么，反而给上帝创造事物找些困难。这充分说明物质对于一个拥有上帝观念的哲学家是一个麻烦，要上帝，自然物质就没有什么用。但相反地在唯物论看来则要物质就非取消上帝不可，这就是一个一边倒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唯心论总是有神论的，而唯物论则总是要取消神的。
“物质”对于上帝总是一种威胁，要上帝无限全能就要把物质的地位挤掉，否则上帝不能成为唯一的因。
巴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26—§33说明了什么。
巴克莱在这九节里主要的是谈到观念的原因的问题，并且把自己的要求希望证明的事实说明了。我把它分成下面三个小题目来谈谈：
（1）巴克莱认为观念是被动的，因此一个观念并不能产生或变化成别的观念，观念并不能成为另一种观念的原因或其本身的原因。但是我们常常知觉到继续不断的一串观念，其中有的会重新刺激起来，有的会变化了，或者消灭了。因此，这些观念一定要有一种原因，为它们所依靠，并且能产生它们，变化它们。这个原因就是无形的自动的上帝了。
在巴克莱的这个意思里，我们可以分析出他的两个困难来：
Ⅰ．观念是被动的。这是由于当时自然科学的结果。自然科学，例如化学，其最小的单位为分子，生物最小的单位为细胞，因此巴克莱也以为人的心理内容是由单个的观念拼凑而成，其中并没有什么有机的必然的联系。于是单个的观念只是能被我们的知觉所认识，在我们的知觉中他们联合成为复杂观念了。这种想法使他落入神秘主义的深渊。因为我们常常也会知觉到一串观念，其中有的会重新刺激起来，有的会变化了，或消灭了，巴克莱无法解释，于是诉诸上帝，因此产生了他下面的一个困难。
Ⅱ．上帝是观念的原因。因为它为它们所依靠，并且产生它们，变化它们。这样我们可以问巴克莱两个问题：首先，在他说到没有“物质”时，并不以为观念要有什么原因，而现在为什么又以为观念要有原因呢；其次，有什么理由上帝是观念的原因呢？由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知道巴克莱的哲学只是为了确立上帝的地位。因此在谈到物质时，他完全看不出观念需要什么原因，这是受了他的阶级片面看问题的限制。但到谈观念的原因时，他又只想到观念的原因是上帝，因为受他的阶级的限制，他是想不出什么别的原因的。
（2）同时巴克莱认为，意志可以产生观念，或对于他们有别的作用。这样，我们可以在自己心中刺激起各种观念来，并且可以把它们变换。我们只要一发动意志，则或此或后的观念立刻可以生起在想象中，而且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一种能力把那个观念消灭，再生起别的观念来。
这种主观唯心论已经是穷途末路了，正如列宁曾经反驳他说，如果你把重力的观念在你自己的心中消灭，那么我相信你跳进水里也不会淹死的。这种唯我论将使得科学和一切学问都死亡，于是巴克莱就有了他的下面那个最高的理论。
（3）虽然我们有能力运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可是我们凭感官实际感到的感觉，并不依靠于我们的意志，这些感觉观念是稳定的、有秩序的而且是互相黏合的，是在有规律的长串中出现，其互相衔接之妙，可以证明造物者之智慧与仁慈。这种上帝的意志就造成我们自然的法则，我们离开了这自然的法则，将会使我们永远处在纷乱中。我们万万不可不去追求上帝，反而去追求一切所谓次等的原因。造物主在我们感官上所印的各种观念叫做实在的事物；至于在想象中所刺激的那些观念则是不规则的、不固定的，因此只是事物的影像。但那种感觉观念我们并不能证明他们是在心外存在的。
在巴克莱的这种见解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最后的和最主要的企图来。巴克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上帝存在与上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他写完这本书以后，他曾经以为他自己对于宗教有着伟大的贡献，但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出巴克莱是毫无根据地假定了一些命题，又毫无根据地排斥了一些命题。如果顺着他的思想发展到最后不加上一个上帝，那么他的理论将是非常荒谬的。他自己也认为要有一定的自然法则，因此他整个的哲学的基本前提就是要有“上帝存在”，而且这个上帝是最智慧与最仁慈的，是最后的判断标准。肯定了上帝存在才有巴克莱的哲学，因此巴克莱的哲学由第一节起就是与上帝的存在分离不开的。并且，要肯定上帝存在就得否定“物质”存在，由第一节起巴克莱就没有给“物质”留余地，首先他就排挤了物质，只是讲心理。巴克莱之所以如此，主要的是他是当时社会的产物，是当时社会的维护者。
§1—§33节分析完了，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一个结论：
巴克莱的哲学是保护宗教的哲学。
就巴克莱是一个哲学家而言，我们不一定能说他在主观上是在麻醉人民，而主要的是他自己逃不出他的阶级给他布置好的天罗地网，他只能在这个一定的范围中打圈子，并且他的一切活动及理论又使得这个天罗地网更加周密了，于是愈发限制着他的阶级的出路。巴克莱的哲学是他的阶级的产物，他的哲学反过来使得他的阶级统治更加巩固。这样我们清算巴克莱，不是就他个人来清算什么，而是就他在为他的阶级的代表这一方面来严格地批判。
有些人认为，有些哲学家在行动上并没有做过什么危害人民的事，而且有些哲学家自己的生活也是很清苦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无情地批判他们呢？其实，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个人的事我们实在不必去无情地批判，但他的思想在客观上帮助了统治者，如果我们不批判，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得永远停留在不前进的某阶段。所以我们说：
“温情主义是我们的大敌人！”
巴克莱的哲学理论主要地是想给上帝找一个巩固的地位。他认为上帝是真理，这是他自己阶级性的限制，但在他为上帝找理论根据的时候则不免有些自欺欺人了，他自己理论中间的漏洞充分证明着这点。例如他在方法上主要是消极地否定，并不积极地建树，在建树理论时是非常主观，有时根本不说什么理由。这一点留在讨论方法时再说明。
总之，巴克莱的哲学是维护宗教的哲学，是当时统治阶级有力的工具。
（1）巴克莱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由他反对抽象理念谈到他的方法上的缺点。
（2）巴克莱的方法是消极地否定，但并不积极地树立。
（3）由“思想的主体”与“被思想的主体”的问题谈到巴克莱只是认识矛盾，但不能认识矛盾的统一。
（4）巴克莱在证明他的意见时已经就肯定了他的意见。
前面一章我已经简单地谈了谈巴克莱之所以否认“抽象观念”的存在，是因为他没有了解由感性认识到理性的认识是一个辩证的认识过程。这里我想就这一方面来说明他在方法上的缺陷。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主要地是一个斗争的武器，在他与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中来发展自己。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从来不是脱离实际地自搞一套，而是要在与一个具体的错误对象的斗争中来显露自己。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是制造体系的哲学，而是在具体的阶级斗争及生产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制造体系的哲学是作茧自缚，是把自己关在天罗地网里，而且真正想制造体系的哲学已经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终结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在“每当有新的构成自然科学转折时代的伟大发现时就必须采取新的形态”下发展的。因此我这里以巴克莱为对象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一件比较妥当的工作，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尝试，希望以后慢慢地来研究。
列宁的《哲学笔记》中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和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便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真实底辩证的道路。”辩证法不只是自然的规律与人的思想的规律，同时也是人的思维认识自然的规律。列宁说：“辩证法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我们研究人的认识的过程就是要研究由感性到理性及由理性到实践辩证法的过程。当我们运用辩证唯物论的理论来斗争一种哲学思想时，我们是可以比较地偏重于某一方面的（例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主要是由辩证法来驳倒杜林，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则是由唯物论方面来驳经验主义者），但并不是说把这两者（唯物论与辩证法）分开，而是更着重一方面的问题。这里我们驳巴克莱的认识论，主要是用辩证法，并由辩证法中取“量变到质变”这样一个重点来说明我们的理由。
一个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他只是注重在人类感性的认识上。本来感性认识是要根据外界客观存在的，就这点而言是有着唯物的成分。但往往因为科学的不发达、阶级利益的限制使得一个哲学家片面夸大而误入唯心论的领域，由洛克到巴克莱就是这样。在洛克的哲学里仍然有着唯物的成分，主要地是因为他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的，这样的经济基础是需要洛克这样的哲学服务的；但到巴克莱时因为英国资产阶级已失去其革命性，阶级的利益限制着他，使他必然倒向主观唯心论，当然他能倒向主观唯心论还有当时科学的条件。巴克莱的片面夸大性决定着他整个哲学体系，尤其是他的认识论。现在我们只就他的反对抽象观念这一点来研究他的方法的缺陷。
巴克莱反对抽象观念主要的理由是：任何一个观念，它总是一个具体的生动的观念，而不能存想有那么一个“既非钝角又非锐角又非直角的三角形”的观念。
这里我们主要地先不管观念是否应该有来源——当然来源是一定有的，不是上帝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先就其认识事物的片面性来说。就第一个认识的过程而言，我们的的确确得到的只是生动的具体的观念，这是因为我们感官印入的客观真实本身就是生动的具体的。因此，经验主义一般地说来（不追求其经验的来源）是合乎事实的。巴克莱认为没有抽象观念，对认识的第一过程而言是正确的，因为由我们的感官的确无法认识事物内在的联系等等。至于客观世界的物质如何印入我们的脑中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有些问题还要心理学与物理学去证明。不过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思维的规律与自然的规律是一致的，因为他们同样是物质的规律。但究竟如何由自然印入心理这也是一个要研究的问题，这里无法解决。
我们认识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到生动的具体的事物。但这还不能就说我们有了某事物的知识。我们要能认识在客观现实的过程中所制造的观念、范畴和所发现的规律，因为这样才使我们有真知识，才使我们的认识能由单个的、偶然的，变到大量的、必然的。因此，在这里首先我们要研究如何使我们的感性认识升高到理性认识。
列宁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和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便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真实底辩证的道路。”就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辩证法有四个基本原则：
Ⅰ．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成什么彼此隔离的，彼此孤立的，彼此不相依赖的各个对象或各个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做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各个现象是互相密切地联系着，是互相依赖着、制约着的。
Ⅱ．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成静止不动的状态，停顿不变的状态，而是看做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状态，不断革新、不断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产生着和发展着，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败坏着和衰颓着。
Ⅲ．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做什么简单地增长的过程，看做量变不会引起质变的过程，而是看做由不显露的细小量变进到显露的变、进到根本的变、进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发生的，而是迅速而突然地发生的，即表现于由一种状态突变为另一种状态，并不是偶然发生，而是规律性地发生，即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积累而引起的结果。
Ⅳ．辩证法所持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或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因为所有这些对象或现象都有其正面和反面，都有其过去与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而这种对立面的斗争，旧东西与新东西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与产生着的东西内的斗争，衰颓着的和发展着的东西内的斗争，便是发展过程的实在内容，是由量变到质变这一过程的内容。
斯大林这四个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但我们把它们作为批评巴克莱的武器时最好以“量变到质变”这个原则为中心。因为巴克莱对“抽象普遍观念”的不了解，主要是由于他的认识论里没有这样一个由感性认识升高到理性认识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在我们的脑子里不是先天地有一种思想的能力，相反，这种思想的能力是由感觉的量变而来。下等动物之所以没有思想，并不是说它没有思想的能力，而是因为它的感觉较人的感觉要粗糙些，它的脑子的构造与人的脑子的构造要不同些。我们的这种认识上的量变到质变，是由大量的经验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产生了人的思维。这思维是由感觉质变而来，因此我们更加知道辩证法的发展对于唯物论的说明更加方便。我们认识由感觉的量变然后引起了质变，产生了思维，这与我们的社会发展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量的发展最后一定会引起质的变化。而下等动物则与我们不同，他们的社会是永远如一的，这正如他们的感觉是永远不会进入质变而产生思想一样。
我们认为在我们的脑子里不能有一种先天的思维能力，因为“先天的思维能力”必然地引我们到唯心论的困境。我们就会因此而认为在人的思维中有先验的范畴。这样使我们脱离实际，离开科学，马克思在《资本论》上的这句话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叙述的方法，当然须在形式上与研究的方法分开，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种形态的内部关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则对于现实的运动，必不能有适当的叙述。不过，叙述一经成功，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即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句话就是指示给我们去了解感性如何辩证地达到理性。我们如果认识到某种规律或法则，是一定要由大量的感觉经验积累而来，不可能是突然产生的。但当我们一旦得到这个规律法则，它就好像是个先验的结构了。本来，在经验的积累阶段只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当它一旦变为规律法则在本质上就与感觉经验不同了，我们也就不能再拿对感觉经验的看法来看规律与法则。
但我们仍然得注意，这种理性的认识本身也只是事物内在规律与法则。如果我们要想把它因此而变成一种先验的东西，那我们将大错而特错。因为这种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是仅仅为人的认识所有，而为一切物质所有。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和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便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真实底辩证的道路。”我们认为感性的认识变到理性的认识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思维规律经过了质变不再是物质规律了；恰恰相反，我们的思维规律与自然规律同样是物质的规律，因为无论如何人的脑子总是物质的。
自然界是合乎辩证法的，因为自然界本身就是“彼此互相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不断运动着、不断变化着、不断发展着”，是“由不显露的细小的变进到显露的变，进到根本的变，进到质变”，是“对立面的斗争、旧东西与新东西间的斗争”。因此我们对它的认识也是这样的。感性认识固然如此，因为它是直接由我们的感官认识自然；理性认识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思维规律仍然是物质的规律，所以它要有一切物质应有的性质。例如自然界永远是在运动着的，我们的思维也永远不能静止；例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人的思想里也同样地有。最显明地，由抽象的思维发展到实践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这里我们再谈谈“由抽象的思维发展到实践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人类的概念只有在真理成为实践的时候，才能把握、捉住、掌握某一客观真理，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考验标准。”（列宁：《哲学笔记》）实践是认识的最高阶段，是真理的标准，因此它必然是由大量的感觉经验经过了思维的作用——是由感觉经验质变而来的，不是先天的，但好像一个先天的结构——再由思维概念的积累转化为行动。思维概念的发展变到行动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理论只有通过人的行动才会变成力量。理论与力量不是量的不同而是质的不同了，这种由理论转变成的行动力量已经不是低级的力量，而是经过千千万万的实践活动而得到的经验，再由经验经过思维的作用，而变成力量或实践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由实际中来，再回到实际中去，但再回到实际中去时已不是一成不变地回去了。
在马克思以前，因为人类不能有正确的认识论，于是在各种学问里都充满着矛盾与错误。不但在理论上，就是在各种行动上也不能避免。彻底的辩证法一定是与彻底的唯物论结合的。我们只有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正确地掌握辩证法才可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巴克莱在认识论上的错误主要是由于狭隘的经验主义产生。他全然地不了解世界，他全然不了解人如何去认识世界。狭隘的经验主义是与形而上学分不开的，它以形而上学的观点作为认识论的观念，即斯大林所说的形而上学的教条。认识论由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必然导致错误。例如巴克莱对于抽象观念的不能理解，这主要是在于他不了解人的认识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我们的认识论以辩证法为基础，不但可以解释世界，主要是能使我们改造世界。不但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是不正确的，理性主义也是片面的。康德因为不了解认识的最高阶段是实践，于是在认识论上留下了辩证法。但是他的辩证法是有限制性的，因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它是有始有限的，自然在他的认识论中仍然是莫明其妙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之所以正确，主要是它能把辩证法与唯物论结合，使它们变得彻底。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能解决经验主义所能解决的问题，同样地能解决理性主义所能解决的问题，但它不等于他们两者之和，它们之间不是量的不同而是本质的不同。
巴克莱在他的《人类知识原理》中所用的方法是消极否定的方法，而不是积极建树的方法。他在方法上只是证明“不是”什么，而对于是什么很少证明。例如他证明“存在就是被知觉”，主要地只证明了不可能“存在不是被知觉”，他不正面地证明“存在就是被知觉”，因此他这种在限制下证明的命题，他常常把它无限制地应用。不可能“存在不是被知觉”这样一个在经验中的命题，他把它无限制地应用，于是证明着他的“存在就是被知觉”。这种把部分概括全部，而且是由反对反面的部分而证明全部的方法是巴克莱在方法上的特点。
在证明没有“抽象观念”存在时，也是用的消极方法。他总是问，你拿一个抽象观念给我看，你自己去存想一下有没有抽象观念。这都是先肯定抽象观念不存在，而由消极方面去证明。对于第一性、第二性也是一样，他只是消极地证明了它们分开的不可能，但没有积极地证明它们必然地结合在一起。对于“物质”他也是一样。
总起来说，他是由消极地否定“抽象观念”的存在、“第一性第二性”的不能分开，证明到“物质”的不存在，由物质的不存在证明到上帝的存在。这样一个证明至少有两个漏洞：
（1）第一个命题的不正确，以后的都不正确了。巴克莱因其第一个“没有抽象观念”从部分概括全体，因此是不正确的，所以以后的完全是不对的。
（2）证明“不是什么”并不等于就证明是什么了。在他证明没有“物质”于是就确定地认为有上帝，这是多么不妥当。他认为“物质”作为原因，观念又不能是其自己的原因，于是就肯定上帝是原因。这样一个推论是显然的荒唐。对于上帝的存在也向来不加以怀疑，因此他以为不需要证明，并且每当问题讲不通时就提出因为上帝存在来。这样使得他的哲学是非常片面、主观的。
这种方法上的缺点仍然是与他狭隘经验主义的限制分不开的。
巴克莱常常只是认识到事物中的矛盾，因此他以为既然有了矛盾，那么就得否定一面。他没有了解在事物中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而在事物的运动中是不断地克服矛盾，然后就产生新的矛盾。例如他认为不可能有第一性的“物质”和第二性的“思维”同时存在，他认为不可能有“思维的主体”同时又有“被思维的主体”同时存在。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了解“思维”与“物质”在运动中矛盾的统一。“思维”的运动形式与“物质”的运动形式是一致的，因为思维也是物质的。
我认为对于“客观存在”与“思维”的关系的了解是认识论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还没有搞得很清楚。不过我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看法：
物质在它的运动中永远存在着矛盾，运动是物质的形式，运动的表现就是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的发展。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永远在运动着，永远在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的过程中发展着，人的思维也永远在运动着，永远在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中发展着。这因为两者都是物质的，但另外一方面是人的思维在运动的过程中要求反映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运动中要求反映人的思维。因此，人的思维在其运动的过程中认识自然界及人类社会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两者之间有着矛盾，但在运动的过程中产生了矛盾后的统一，在两个对立面的发展过程中统一起来，然后又产生新的矛盾。
在主观唯心论者是永远不能理解“思想主体”与“被思想的主体”同时存在的，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思想主体”不可能去认识一个不思想的“被思想的主体”。普列汉诺夫说得好：“二元论永远不能满意地答复下述这个必然的问题，即如何这两个各别的、互相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本体能够彼此影响。”辩证唯物论不是二元论，因为它主张物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但它却不忽略在“思维”与“存在”中间仍然有着矛盾，要求这矛盾的统一只有在运动中，在发展中。但主观唯心论，甚至一切的唯心论都因为害怕承认这个“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它们抛弃了一个而只抓住一个。巴克莱害怕这样一个事实上存在的矛盾，于是他只得抽掉了一个。因此要使得唯物论彻底贯彻，最主要的是掌握辩证法。
巴克莱的哲学体系是打圈子的哲学体系，他最初的假设中就包括他要证明的全部东西，因此他不必证明就行了。在他证明着他所想要得到的理论时，他常常是用着他的假设，但因为假设就是他的结论，因此不待证明，结论就成为正确的了。这一点我在谈巴克莱的立场与观点时说得很多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巴克莱大主教是站在僧侣的立场上，用着主观唯心论的观点、狭隘经验主义的方法，这样完成了一个很荒谬怪诞的哲学体系。他的立场要求着他是一个主观唯心论，因为只有主观唯心论才可以彻底否定“物质”而保护上帝。同样，他的主观唯心论的观点又要求着狭隘经验主义的方法，如果不是用狭隘的经验主义的方法来处理问题，巴克莱的哲学何至于那么片面死板呢？自然，他的狭隘的经验主义的方法——也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是受着当时自然科学的影响，这一方面别人谈得很多，我不想再说了。
哲学与政治永远是分不开的，我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找到过一个哲学家，他的哲学不是为某一个阶级服务的，他的哲学一定是某一个阶级的产物和为着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工作的。因此我们写一个关于哲学家的文章，它愈具有政治性，才愈能为我们解决问题。政治性愈高的论文，它一定也是哲学性最深与最丰富的论文。
今天我们强调哲学的党性，也就是强调对于哲学问题的阶级分析，因为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每一个人都是某一个阶级的人，哲学家也总是属于某一个阶级的哲学家，因为人长期地在一定的经济情况下生活，长期地受着一定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他是很难由这个阶级意识中解放出来的。因此哲学思想是阶级的，哲学的党性是根据着它本身的阶级利益形成的。我们对一个哲学家或一种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并不是简简单单说他是个什么样的阶级的产物就了事的，而是要分析这个阶级在这个时代这个地域为什么必然产生这样一个哲学家或哲学思想。分析某种哲学思想的必然产生，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我们要由这个哲学家的社会存在分析到他的思想，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由这个哲学家的思想分析到社会存在。这样来回一分析就像由绝对分析到相对，然后又由相对分析到绝对。一切旧的哲学史家们只是单纯地分析一种哲学思想本身，而从不涉及这个哲学产生的原因及这个哲学的社会影响。这样的哲学史对于人类社会用处很小，因为它不能指给人们在积极上制造什么，在消极上防止什么。德波林在他的《德波林的自我批评》中有两点说得很好，这里可以引用：
我们没有能把我们的理论的方法论的论点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的课题联系起来，我们的理论与生活脱了节，并且由于我们停留于纯粹的逻辑的范围之内的缘故，而远离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在二者之间筑起了障壁。
我们曾局限于逻辑的方法论的批判，在大多数的场合，忽视了被批评的派别或思想潮流的社会（阶级的）意义，这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是最大的错误。
由德波林的自我批评，我们可以看出来，无论我们写什么样的哲学思想的历史，首先我们得把它与我们的国家建设联系起来，与它本身的阶级根源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单纯地由思想的本身去进行工作，那我们必然是要陷于客观主义的地位。
学习巴克莱的哲学，写这篇报告，主要的意思就是使自己具有对一种错误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能力。可惜因知识的限制还不能与今日的错误思想联系在一起批判。我认为对巴克莱应做无情的批判。表面上看来这也许太刺激了，但就他对当时统治阶级的作用说来，我们这一点刺激算不得什么。
如果不由巴克莱的社会条件、阶级根源去分析他的思想，我认为他的思想的产生终究是一个秘密。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给我们指出了批判巴克莱的方法。我想只有像列宁那样批评巴克莱，才是真正地站在与巴克莱敌对的阶级——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有力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