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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传播经历了五次信息传播革命，每一次信息传播革命都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步入信息社会后，数字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发展使得传统媒介之间、新旧媒介之间的界限逐渐消解，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媒介融合不是简单的技术变革，媒介的交错或混杂释放出新的巨大的力量和能量，显在的影响是社会信息传播秩序的调整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深层次的影响是思想文化、知识传承和创新领域价值观念的变革。在此影响下，传统传媒产业和其他产业之间逐渐交融并形成新的产业形态。
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出版业不仅要凭借其产品实现对知识和文化的传承，还要通过出版企业的运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因此担负着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功能，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出版业上述功能的发挥必须依赖于每一个充满竞争力的出版企业。媒介生态环境和版权生态环境的改变使得传统出版企业面临生存环境和竞争格局的双重巨变。一方面数字传播技术和网络技术使得思想观念的表达、知识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形成了新的信息消费习惯和阅读习惯，对精神产品的需求日益个性化和多元化；另一方面新媒介和数字出版等新型出版方式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出版媒介与网络、电子、电信之间的行业壁垒，出版市场空间不断扩大。更为重要的是，网络传播格局的建立颠覆了传者与受众的地位和关系，带来出版概念本身和传统出版业务类型的消解，纸质图书功能的缺失使得传统出版产业链逐渐失去了竞争能力，而在新型的数字出版产业链中，传统出版企业则失去了主导地位和话语权。国民图书阅读率的持续下降和图书品种销售册数的持续下滑昭示着传统出版企业的竞争优势的不断销蚀。以Google、Wikipedia、Apple等为代表的IT行业的巨头和新媒体公司，凭借强大的信息技术力量或先进的商业模式建立起对新技术和行业标准的垄断地位，中国移动、盛大、北大方正、中文在线等一批通信和网络技术企业加速向出版领域的渗透。能否迅速适应和如何适应环境的巨变，成为决定传统出版企业和出版产业生死存亡的重大课题。
战略管理意义上的动态能力概念由美国战略管理学家Teece
［1，2］
提出。在资源基础理论、企业能力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基础上，动态能力理论认为，在面向全球竞争的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要解决战略性资源的易扩散性和核心能力刚性问题，企业需要更多的难以复制的知识资产，同时也需要独特的和难以复制的动态能力来产生（create）、延展（extend）、提升（upgrade）、保护（protect）和保持（keep）企业独特的资产基础（unique asset base）
［3］
。由于适应了信息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的环境变化趋势，动态能力理论在战略管理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动态能力框架逐渐替代波特的“五力”模型成为分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企业如何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工具。
媒介融合使出版企业的竞争环境发生重大变革，新的竞争机制、经济规律和经济效应构成新的出版竞争环境，这种新的出版竞争环境呈现出更强的动态特征。动态能力的作用机制在于通过重组企业的资源基础来间接创造价值，在动态的环境下，企业需要不断发现、定义和创造新的、潜在的市场机会，并将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与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核心能力的发挥有效组合起来。在完成已有的组织战略后，企业重新回到原点，寻找新的创新机会，通过对战略资源的创造、扩张、整合、重构与更新，创造新的资源结构，实现竞争优势的不断持续。因此，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比竞争对手在复制或独立开发它们之前更早或更迅速地应用动态能力的结果。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企业占有资源和能力，但是缺少动态能力，虽然在短期内也可能获得竞争回报，但是却无法长期维持高过竞争的回报，特别是环境发生动荡或商业生态系统交替时尤其如此。在稳定的传统出版环境下，出版企业的优势可以表现为某种既定优势的持续，而在媒介融合的动态复杂环境下，出版企业原有资源和知识很难继续有效支撑组织发展，某些资源和知识甚至成为企业继续前进的障碍，这时出版企业的持续优势源于一系列短暂优势的集合而非特定优势的延展。出版企业要想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先于对手不断适应出版竞争环境的变化，通过动态能力预先或反应性地改变资源基础，使之与变化的内外环境相适应，从而谋求企业健康持续地发展。目前出版企业的战略研究仍采用稳态环境下的传统战略分析工具，已远不能适应出版企业目前的竞争环境和竞争要求，将企业动态能力理论引入出版理论研究和出版企业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