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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活动，从古至今，传播活动都受到社会政治层面的制约和影响，传播制度本身就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复杂性的最好注解。因此，政治环境对于出版企业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具体而言，政治环境由传播制度、资金援助、减免税率、内容管制、准入限制等构成。
（1）管制和规制放松。国家的管制和规制对传播业的发展起着主导与关键的作用，通过对媒介数量的限制与否，可以改变出版生态系统种群的构成和出版媒介的稀缺情况。在不同的时代政府对传媒产业的规制表现出不同特征。库伦伯格与麦奎尔将现代传媒政策按照出现时间的先后次序划分为三个范式。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到二战爆发，管制目的是促进市场竞争，遏制企业垄断局面；第二阶段是自1945年到1980／1990年，政府的政策取向侧重于充分发挥传媒的公共服务职能；第三阶段是1990年至今，仍处在演化的时期，其基本特点是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企业需要政府放松管制以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政府慢慢结束管制者的角色，并逐渐从干预市场发展的管制中退出，给予经济更多的优先发展权，我国也是如此。这一转变不但鼓励了媒体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而且还成为宏观上推动媒介融合的关键力量。但与此同时，国家仍然会对媒体企业有不同程度的限制，以规范媒介融合并有效掌管整个媒介市场。
（2）产业政策调整。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取决于该产业在政府经济战略中的地位，国家对文化产业政策导向和资金分配直接影响到出版产业的资源配置方式。改革开放前，国家严格限制广电媒体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发展，也不允许除国有企业以外的其他资本进入传媒业。改革开放后，国家层面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已基本建立，文化产业支持体系已经涵盖了广播电视行业发展中的体制机制改革、市场体系建设、金融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2000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政策：数字出版产业扶持政策，其目标是促进我国落后地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缓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区域数字出版产业调整政策，帮助有关出版组织实行有序的跨区域经营、扩张，或是引导资本向某些地区高效率的新兴数字出版产业部门有效转移，寻求聚集效益和高效率，突出表现为对动漫和网络游戏的支持、调整；对数字出版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产业调整政策推动了出版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及从主要依赖传统纸介质出版物向多种介质形态出版物的数字出版产业转型。
（3）管理制度制衡。媒介融合带来的不仅是技术变革，也意味着媒体体制、机制和市场规则的重建，甚至是对媒介属性的再确认。在我国文化产业采用的是竖井式管理模式，传统媒介按照行政体系设置，隶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报纸、电视、出版之间严格划分、壁垒森严。这种竖井式管理模式的缺陷和跨媒体经营的冲突在融合中会不断升级。地方市场同样存在着垄断壁垒，使得各种媒介在行政管理体系下很难通过市场力量进行融合。随着媒介融合发展的深入，媒介管理制度面临着从竖井走向融合的变革，它将打破行业性垄断，建立以宏观调控、经济政策扶持和法律规范为重点，开放、统一标准和知识产权保护为特征的新型管理制度。
（4）出版企业体制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非政治、非经济的关系到人民大众基本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采取“事业体制”管理。出版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内容，实行事业管理体制，出版单位的属性为事业单位。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出版管理体制也进入了边发展、边改革的轨道，经历了“社长负责制”、集团化发展、政企政事分开和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等阶段。目前，出版企业已全部完成转企改制工作，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出版市场环境的变革主要体现为媒介融合对传媒产业格局和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1）传媒产业格局的改变。2005年以前，图书出版业是传媒产业中产值规模（实洋）最大的门类。从2006年开始，市场格局发生变化，移动媒体收入跃居第一位，图书消费已经被移动媒体（手机电视、手机广播、手机短信、手机游戏、手机电子书、移动电视）、网络媒体（网络游戏、网络广告、网络视频、博客、网络出版图书）、电影电视等文化产品所替代，图书出版的渠道和承载的介质更加丰富，产业边界日趋逐渐模糊，形成了新的产业链和市场边界，同时改变了出版市场结构。
（2）消费需求的变化。首先是读者信息需求模式的改变。在新的信息寻求模式下，读者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方式更为多元化。例如开放存取出版学术成果得以广泛传播和共享。其次是传受关系的改变，表现为受众的中心化。在文字媒介和电子影像媒介时代，传播者处于强势和主导地位。各种媒介逐渐进入融合阶段后，按照麦克卢汉“重归部落化”的观点，新媒介应是传受身份模糊化或者说传受身份合一的。因此，融合媒介时期的传播活动处于去中心化传播与中心控制传播、垂直传播与扁平化传播共存的状态。
（1）社会的媒介化。社会的媒介化肇始自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介的出现，迅猛发展则自电视普及之后开始。但在网络技术出现之前，媒介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依然是有限的。网络技术大大加速了社会的媒介化进程，其重要特征就是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人们通过媒介来获取对于世界的认知，甚至依据从媒介获取的信息来指导现实生活，这也恰恰验证了Lippmann ［114］ 关于“真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的预言。媒介化社会从其本质上讲，意味着人的媒介化，即每个人都是在媒介深刻影响下的“媒介人”，不仅对于世界的想象主要由媒介来构建，其思维方式、个体意识也打上了媒介化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融合成为推动媒介化社会形成的核心动力。
（2）消费文化与符号霸权。图书产品是特殊的文化产品，图书产品的差异化需求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外，还受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因素的巨大影响，并由此表现为消费者在心理上所产生的主观感觉的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需求差异。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中国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受到西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广泛传播和示范作用，使得消费文化正在渗透到社会的日常生活领域中。同时，支持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取得文化主导权地位。消费文化的盛行标志着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过渡，符号、符号媒介与影像成为文化的主要控制力量 ［90］ 。随着媒介融合的演进，传播的影响力将会更加彰显。
（3）从大众文化到分众文化。当传播媒介主要是由传统的报纸、图书、广播和电视构成时，受众研究针对的是大众接受行为本身，并不深入涉及传播渠道扩张带来的受众分化。随着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传播渠道的开发应用，原来传播意义上的大众出现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全媒体语境下，受众的“分化”更加“小众”，受众的内涵也会延伸，除了读者和听众外，还可能会外延至观众、感众（阅读盲文的受众）。如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言，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传播渠道数量倍增，而新闻传播媒介的服务对象逐步从广泛的整体大众分化为各具特殊兴趣和利益的群体。当大众传播意义上的大众被全媒体意义上的小众取代时，个性化的定制和一对一的信息服务模式成为可能。市场所要提供的不仅是各种多样化的文化产品，还包括产品组合的工具。这种组合工具不仅能在一个单一的界面中完成信息的浏览，而且具备一种信息的智能分发能力，将多种信息接收终端有机联系起来，使受众在任何方便的时候用方便的终端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内容与服务，并在根据受众需求的差异性进行分众传播的同时实现“分众”的聚众化。
（1）技术与媒介形态协同演进。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认为技术不是孤立、自主的，而是与社会其他因素相互作用中产生的过程 ［115］ 。从基于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来理解技术与媒介形态变化关系可以发现：一方面传播技术发展是媒介形态演进的重要推动力，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技术体系与媒介形态发展呈现对应关系，媒介融合正是数字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媒介形态；另一方面媒介融合的演进又推动了技术本身的发展和不断创新。科学技术与出版业的发展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一方面技术变革特别是出版技术的变革在出版业的每一次重大跃迁中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出版业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同一时期出版技术的发展水平、性质、特征相适应；另一方面，出版产业的发展在技术变革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作为承担着人类文明传递与传播等重要功能的产业，出版的兴盛受多种综合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技术变革并非出版兴盛的唯一条件与必要条件。
（2）技术融合与产业变革。新媒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媒介的消亡，新旧媒介之间存在着互补和共存的关系。新旧媒体技术系统融合的过程也是不同产业分享共同的知识与技术基础的过程，当不同产业技术的一体化（即共享相同的技术基础）显著地影响或改变另一产业中产品、竞争、价值创造过程的本质时，就意味着技术融合的产生。因此，产业融合也可以看做是新技术不断替代以前技术的过程。通信、信息技术的融合使得任何类型的终端都能够获取任何类型的数据，消费者可以通过一个单一的设备以无缝方式整合计算机、娱乐、音像，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以前独立的产业或市场边界，合并成一个新竞争环境。电子图书可以看做是数字出版技术的创新并整合计算机硬（软）件产业、通信产业、电子商务消费产业等产业技术的结果。
信息环境对于出版业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即是出版资源的提供者，也是出版资源的消费者，信息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出版活动的重大变革。纵观人类的信息传播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演进规律，就是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往往引发信息革命，而信息革命往往又成为社会变革的前导力量。
（1）信息时代的传播演进。Web 1.0代表着信息总量剧增、全球信息互联的网络泛传播时代，实现的是人与信息的连接。Web 2.0代表着媒介形态多元化、个体传播强化和网际协作普及的网络社会时代，实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其信息提供模式从形态上看是以视频信息为主的多元媒体形态的融合，从信息传播的渠道上看是以移动网络为主的宽带网络的应用，从信息传播目标上看是以满足人的多元社会需求而进行的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从网络信息的结构的演进功能上看是网络社会结构的形成。Web 3.0代表着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全方位连接的信息交互网络时代，实现的将是人与物质世界的连接。互联网平台所承载的信息采集技术、信息导航技术、信息整合技术、信息诠释技术将把每个社会成员与人类的数字世界连接起来，从而推进每一个生命的能量与整个人类文明能量之间的沟通与交互 ［116］ 。在这种新的信息传播的形态之下，出版企业的位置、社会责任的实现途径和方式都将面临新的挑战。
（2）信息爆炸与信息匮乏。在电子与数字并存的时代，各类印刷符号、声像符号等的大批量生产和制造形成信息爆炸，由此带来信息超载和信息匮乏效应。一方面信息量大大超过了人们的处理能力和有效应用的需要，大量无关的没用的冗余信息严重干扰了受众对相关有用信息的准确分辨和正确选择。另一方面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中严重缺乏受众所需要的有价值的、可了解事情真相的以及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表现为真相信息匮乏、重要信息匮乏和知识信息匮乏。在这种环境下，出版企业需要更加有效地辨识读者的需求，并准确地将知识传递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