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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表述。这些表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价值取向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和倡导，这对凝聚精神力量、达成思想共识、促进文化认同，动员人们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的三个倡导，对人民群众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念和取向，具有重要的引领和助推作用。在对三个倡导的理解和解读过程中，有一种观点值得商榷，这种观点认为，第二个层次的倡导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接受了全世界通行的所谓“普世价值”。对此，欢呼者有之，视之为认同全球人类的共同价值，或至少是所谓“民主国家”的普遍价值；批评者有之，认为这是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是向西方国家讲的所谓“普世价值”缴械投降。我们认为，这些理解都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恰当的。
首先，所有的价值观都是生活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人们的价值取向或价值愿望，都必定反映着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价值观都具有历史性。譬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在大多数奴隶社会不可能出现，即使被认为在当时最民主、最自由的雅典，人人拥有同样的“自由”权显然也不是当时的社会共识，连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哲人也认定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在封建社会，“平等、公正”显然也不是普世的价值，农奴怎么敢与农奴主谈“平等”？在那个时代如果有人想与君主平起平坐，显然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在相信“君权神授”的专制制度下，“法治”甚至是许多未经启蒙的群众的难以理解的，在许多时候和许多地方存在着“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当时还是被认为是“正常的”。我们当然可以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以道德的眼光去批评那些“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但历史就是历史。在奴隶社会出现时，它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而且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宝贵性使许多原本要被杀掉的俘虏保全了生命。我们可以批判封建制度不文明，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这种制度恰恰历史地适合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保证了人类的历史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只能提出适合这个社会需要的价值观，适合这个发展阶段的价值观，才能成为当时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可的主流价值观。
其次，许多价值观念尽管有相同的概念术语，但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其内涵的规定和理解是大相径庭的。譬如，在古希腊，柏拉图也讲公正，但他所理解的公正是统治阶级、保卫者与劳动人民各司其职、不僭越的公正。在那个时候的希腊，自由只是少数自由民的特权，而社会主流价值观认为不同阶级都要安分守己地扮演自己的角色，社会才能有秩序，才能达到和谐的状态。在一定的意义上，封建社会可以说也讲法治，如中国古代就经常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那时讲的法是公开维护统治阶级特权地位的“王法”，而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从法权的角度提出每个人的平等权利问题，由此，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进入了现代社会。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确实在人类历史进步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它不仅将希腊时期的权利适用范围大大扩展了，而且还在法权的形式上确立了抽象的人人平等。不过，权利的法权形式的抽象性使资本主义社会也很难一开始就实现它所允诺的普世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失去生产资料的人除了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之外，也没有多少能力行使其他的自由权；西方国家所看重的投票权，一开始也有财产的规定，不要说因为革命的妥协性使英国贵族长期保持某些政治特权，即使在自认为最平等的美国，在建国之后的很长时期内，拥有财产的白种男人才拥有投票选举的权利，妇女和黑人直到20世纪初才获得了投票权这一形式上的政治权利。在古希腊，少数奴隶主拥有自由和民主权利。历史地看，自由、民主、人权不仅在不同的欧美国家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即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国家，它们也不是普世的。
再次，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核心价值观不是超历史的，而是适应时代需要的呼声，是引导历史前进的旗帜。封建社会等级制的核心价值观，显然不同于奴隶社会视奴隶为会说话的工具的价值观，因此它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推动封建社会取代了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法权抽象平等的核心价值观，显然比封建社会的等级价值观要先进，因此它们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和战斗口号。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拿到奴隶社会去讲，它可能因为没有现实的社会基础而根本不为人所理解，因而也不可能发挥价值引导作用。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历史引导作用，就必须是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价值观，而不是适应所有社会的其他什么价值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观与其说是普世的，不如说是适世的，即在历史发展的特定时代发挥了价值引导的理想力量。
最后，不能因为核心价值观具有历史性而否认其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恰恰是这些价值观反映了历史和时代问题，是在社会历史之中的，因而也发生了历史性的作用。只有在历史中的，才能够发挥历史作用；只有在社会中的，才能发挥社会作用。超越历史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在任何历史之中发挥作用；不在社会现实中的东西，也不可能发挥社会作用。因此，只有基于历史发展现实的价值理想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基于社会发展现实的价值理想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引导力量和历史进步的呐喊声，由此，它们就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自人猿相揖别，人类文明就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不仅不能把较高历史发展阶段的价值观用于较低发展阶段，而且即使在那个时代有类似的价值观也不可能成为历史的主流，因而也就难以发挥历史作用并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观。
当然，我们可以从现在的价值观去反观历史上的价值观，通过价值观的变迁看到历史的发展与进步。正因为我们通过价值观的变迁可以看到历史的发展与进步，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基于历史的发展与进步。由于价值观的变迁反映历史的进步，因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就不是脱离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道而无中生有的，而是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文化成果。因此，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虽然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的进步性，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之下，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语境之中，自由不再是基于资本的自由，而是基于人民主权的自由；平等不再仅仅是法权的抽象平等，更不是仅仅周期性投票权的平等，而是人与人之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全面的平等；公正也不再是序列上低于资本自由和个人自由的程序性和第二位的价值观，而是规定着社会主义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反映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核心价值观。正像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彻底抛弃封建社会孕育出的诚实、勤劳等价值观一样，社会主义也没有必要彻底抛弃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的价值概念，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平等，等等。社会主义孕育于资本主义的母胎之中，与资本主义社会分享着同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因此社会主义对许多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不是抛弃，而是继承其内在精华的扬弃。这种扬弃，有时是充实其实质而改变了原有价值理想的表面性，有时是充实各方面的内容改变了原有价值理想的片面性，更多的则是转换了价值取向改变了原有价值理想的方向性。譬如，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中，自由不是资本的自由、纯粹个人视角任意的自由，而是社会和谐视角下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倡导的价值观，尽管有些与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有共同的概念，但却有不同的外延和内涵。
我们倡导的价值观不仅与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有不同的内在规定性，而且社会主义还必须在核心价值观上与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截然区别开来。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制度的本质和意识形态的主要价值规定，它决定着其他价值观内涵和外延的规定性。譬如，当自由与公正相遇时，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把自由置于公正之上，由此观之，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公正则不是。社会主义把公平正义放在第一位，它要求个人的自由必须建立在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上。显然，公平正义或公正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必然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但大家对怎么表述这种价值观还有不同的看法。顾名思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处于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中的核心位置，起着关键作用。这就使我们倡导的价值观尽管与其他社会的价值观有相同的术语，但却有非常不同的社会规定性、思想内涵和理想取向。
三个倡导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是这为我们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价值理想和规范，作为基本遵循使大家有共同的规范和追求；二是这为我们进一步凝练更加明晰而简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划定了范围，使价值观的讨论进一步聚焦；三是这给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共识留有空间，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澄清成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
既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的体现，那么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任务。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看，核心价值观的竞争，不只是概念之争，而且是谁引领历史发展趋势、谁掌握文化前进方向的话语权、谁占领文化软实力和道德制高点的争夺。谁有了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核心价值观，谁就能够创造出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制度，从而激发出公民的首创精神、自主的创造力和生产效率。这种核心价值观就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观，只有更具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观，才能成为中国人民为之骄傲的价值观，才能对全人类产生吸引力和感召力，才能成为时代的旗帜和新文化的精髓。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必须是真正目标性、理念性的价值，而不能是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我们要把奠基核心价值观的目光投向反映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本质和代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征的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标志，也是一个政党能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标志，更是动员群众、凝聚力量的旗帜。有了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我们才能占领意识形态和道德力量竞争的制高点，才能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