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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哲学上，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句话的意思是，为政者如果能以道德人格来主持、治理政务，或管理社会，就会像北极星被众星拱卫一样而得到众人的拥护。管理者不是以权势、地位，而是以德养、人格，使人心悦诚服，为同僚、下属所拥戴。实际上，每个部门、每个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如果自己行得正，身体力行，带头严守规范，以身作则，而且有毅力，有理想，有胸怀，能包容，这个单位就有凝聚力。这不是反对法规、反对制度。制度架构、法规的管理非常重要，然而制度、法规仍然是通过人来执行的。在现代社会，必须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孔子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句话是说，如果治政者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治老百姓，老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却没有羞耻之心。而如果治政者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乐文化来教化老百姓，老百姓不但会懂得廉耻，而且会心悦诚服。在管理中仅靠政令与刑罚行不行呢？当然可以，但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不能唤起民众的羞耻之心。根本上宜以内在的道德加以诱导，要用成文或不成文的企事业单位的文化、规范、制度、行为方式来训练、调节企业员工，使员工有羞耻感、有羞耻心，并心悦诚服地效力于事业，尽心尽力，敬业乐群。员工的内在自律、道德精神，企事业单位的道德氛围、内部文化的养育，十分重要。这种以自我管理为中心，调动人的积极性，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形成团队，构建文化精神的方略，有利于凝聚人才。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较早的经典是《尚书·洪范》，记载周武王向殷遗臣箕子请教国政时，箕子所讲的治国的九条大政方针。箕子说：政治要树立大中至正的标准，这个标准称为“皇极”。具体来说，标准的内容是：为政者不能结党营私，不欺侮孤苦无依者，不惧怕显赫的贵族，任用正直的人，不要有偏私、偏心，要遵守先王的正义。王道是宽广、平坦、正直的。有了这样一个标准，大家就会向这个方向去努力。三德以正直为主，守正不阿，有刚有柔，求得刚柔互济的中正平和。
孔子一贯提倡中正平和的治政理念。孔子以“正”来讲“政”，强调平正。“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讲为政的中正平直，不偏不倚；第二层是讲主政者带头做到中正平直，不徇私情。孔子认为，治世者要“安民”“平正”“同仁”“无私”，在管理工作中做到公平、公正，反对恶恶、亲亲、贵贵，强调正身、正国、正天下，以爱心与德政来化解矛盾，诱导上下相亲，慈爱和睦；又主张教育感化，德刑并举，不杀无辜，无释罪人，善于区分并适度处置违法犯罪现象，使得政平而人和。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主政者、管理者的人格风范好比风，老百姓的风气好比草，风往哪里吹，草就向哪边倒。风气、氛围、环境的培育很重要，这就是社会文化资本或文化能力。
礼治不是单纯的德治，也不是单纯的法治。孔子强调正名。子路问孔子，假如卫君请您去当宰相，治国政，您最先做什么呢？孔子说，首先要正名分。子路说：“老师，您太迂腐了，为什么要先正名呢？”其实孔子说的并不迂腐，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意思是，管理者既负有责任，就一定获得某种授权。而一定的名分就标志着他获得了相关职位的授权，因而有了一定的责任。一定的名分规定了其职责，规定了所管理事物或对象的范围、界限与责任。权与责，名分与实务要一致。我们说话要恰如其分，这样才能办好事，才能振兴礼乐文明，使刑罚公正合理适当，这样老百姓就不至于手足无措了。官员要名实相符，言行一致，说话不能太随意。人主、官吏必须“取信于民”，这是一条治国的原则，也是对从政者的要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即治理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不太大的诸侯国，都要严肃认真，信实无欺。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孔子对齐景公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这也是正其名，使名与实匹配，权利与责任、义务相符合。景公同意这种说法，说如果不是这样，秩序乱了，即使国库里有粮食，自己也是吃不到的。孔子在这里就体现了有层次、秩序、原则、规范的管理思想，要求不越权，层次分明，分级管理。孔子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臣关系，今天已经没有了，但有上下级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单向度的要求，所谓“君惠臣忠”“君仁臣忠”，即彼此尊重、相互对等的要求。
孔子注意到分配正义、社会公正问题，反对贫富过于悬殊，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孔子主张“举贤才”，从平民中提拔英才，知人善任，尤其强调：“举直错（措）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即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放置在邪曲的人之上，能使邪曲的人正直，也才能使百姓信服。子夏对樊迟解释老师的这句话，说：“舜有了天下，从众人中挑选、任用了皋陶；汤有了天下，从众人中挑选、任用了伊尹，坏人都难以存在了。”孔子主张，人无弃人，才无弃才，对于人才，不要求全责备，可以“赦小过”，即不计较人家的小错误。他批评“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反对小肚鸡肠，嫉贤妒能。儒家强调德、位、禄、用的相称。荀子说：“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荀子·富国》）管理者对各种人才、各级员工，应使得人人的德、才、位、禄、用相称，使之各遂其性，各显其能，而不致有不平之感，亦是儒家治平天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在现代社会与企业的管理中，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先之劳之”“无倦”，即服务大众，忠于职守，公正廉洁，勤政爱民，劳而无怨。“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里把恭、宽、信、敏、惠五个方面，即庄敬自重、宽宏大度、诚实守信、勤劳敏捷、慈心施予，作为“仁”的内涵与官德。孔子讲“仁”，主要是针对有禄位的诸侯、卿、大夫、士，用现在的话来说，主要是对管理层的要求。因此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要庄敬自重，才有威严，不会招致侮辱；君子宽厚宽容，有大气度、有包容性，会得到大家的拥戴；君子诚信无欺，会得到任用；君子勤劳敏捷，办事效率高，会贡献大；君子施恩惠予人，才能用人。他还提出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顺着人民的利益使人民得到幸福的“利民”思想。从安民济众的根本出发，他强调以庄敬的态度尊重老百姓，爱护老百姓。“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大学》）一个是目的（德，服务社会），另一个是工具（财，聚集财富），不能本末颠倒。有仁德，会做大生意的人、大手笔的人，把财产作为发展自己及其事业的手段与基础（这叫作以财发身）；反过来，没有仁德、鼠目寸光的人，为发一点小财，结果把性命都给赌上了（这叫作以身发财）。孔子的主张是“以德服人”，而且不断提升治政者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