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华农学会的创立

学术社团的创立与学界内外人气的聚积、人脉的建立关系至大。中华农学会首先是江浙农学界人士精诚合作的结果。晚清至民初，江浙地区因农科留学生、本土农校毕业生大量会聚，形成一个人数不少的农学者群体，为中华农学会的孕育和创立营造了必要的学术环境和人际网络。

一　江浙农业社团与人际网络

民国以来，江浙农学人士各自依托现代大都会上海，发起各类农业农学团体，征集会众，开展活动，以推进现代农学知识的引介、推广与应用。

1912年2月，丁辛垞等发起中国农业促进会，它是民国开国后上海出现的首个农业社团。4月28日，在沪会员开第一次谈话会，推丁辛垞为临时干事长，张养儒、贺庆澄为临时书记员，孙功甫为临时会计员。 通过宣传鼓动，组织迅速扩展至奉天、安徽、福建等省，先后在南京、扬州、清江、绍兴、昆山、华亭及日本东京等地设立支会，会员达500余人。丁氏等人热心会务，但对于驾驭迅速膨胀的组织却力有不逮，寻求政界同道的援手显得尤为必要。6月29日，丁氏抬出高凌霨任临时正会长，程祖福、黄庆澜为副会长，同时增添文牍、会计、交际、庶务等职员10余人，实行分科办事。 该会标榜研究学术、发展实业，实际其政治底色颇重，如高、程及黄皆是前清旧臣，在民初政坛颇具影响力，高、程加入章太炎等人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该党经数度改组，先后为统一党、共和党与进步党），程祖福取得孙中山赞同，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实业联合会”，黄氏则任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又有前清农工商部数人加盟，加速了组织扩张，到同年7月底，各支部会员猛增至3000余人。

7月16日，此会在上海爱而近路纱业公所开成立大会，来自社会党、进步党、统一国民党、大同民党、国计民生会、明礼教社等党派团体参加，做派与政党性质实无二般。会上，由清军将领反正为革命者的徐绍桢当选正会长，黄祖徽、徐国安当选副会长，范言为评议长，丁辛垞为干事长，评议员10人，干事员20人。遂即，致电农林部，阐明其结社旨趣：

民国初建，百端待举。吾国之大患在病，方今之现象，尤急饮鸩止渴，识者忧之。海通以来，各国以工商战胜，吸我脂膏，循是以往，涸可立待。夫各国富强由于工商，工商发达基于农业。我华幅员辽阔，气候适宜，人民勤耐，远为各国所弗及，而转日即于贫弱者，良以农政不讲，倡导未宏，一般农民又复墨守旧法，无从进步，坐令天然沃壤大利抛遗荒土，饥民触目皆是，甚可痛也。同人等不揣县弱，发起斯会，冀借群策群力，全国一致，研究提倡，力谋改良，将以外竞列邦，内纾经济，以为富强本计。

农林部的反应出人意表，认为它名为“研究学术而促进农业之进步”，实为保守人士聚集之政治大本营，拒绝为其立案，并称：“所订章程宜有一定范围，不可稍事逾越一切，进行方法尤宜力崇实际，毋尚虚声。” 究其根源，政治派系之分当首在其列，农业促进会显然为政治“保守派”，时农林部被以宋教仁为首的“激进派”所掌控，双方之间天然划上一条鸿沟。但情况因前清旧臣陈振先出长农林部发生逆转，很快获得部批、备案。

此会被中央政府认可后，南北分进，拓展组织。高凌霨以名誉会长身份在北京组建支会，周嘉琛作为文牍科长襄助。 在其影响下，山西等省开始筹办类似组织。 在苏浙一带，王重民、张宽、王大同等人组织苏属吴江农业支部，倡设农业学校； 绍兴等地也纷纷响应，主动发起分会。 农业促进会由小而大推进各项事业，先从农品赛会和陈列入手，着重普及农业知识，又增编译农书（由周嘉琛、陶菊缘组织编译所）、筹办垦务调查演说团、发行杂志等项。农业银行进展较速，会员华侨兴业银行经理徐经明将上海地产计价100余万元，设为该行基本金。 9月16日，通过银行章程，公举徐绍桢为总董，清季农工商部职员黄小农、徐经明等为副总董。 农林部与之声气相投，以为创立金融机关“为农业上必要之举”，批准其立案，同时推动了江浙民间商贾的投资认股。

在中国农业促进会的带动下，上海其他团体组织亦“仿照办理”，张庆理、王焕文、俞芝珊、张澂涛等人发起全国农圃公会即为显例，“各界具有党会，以谋求进步，农界同人亦宜结合团体，研究改良……参考各国种植精理，考察各处土地肥瘠以为张本”。 7月4日，选定章水天为正会长，倪学宽为副会长，臧永锡为评议长，程扫涛、方桂卿、高俚庵、顾本鋬为评议员，陆近朱为文牍员，张维新为财政长，胡芝珊为会计员，俞耀朱、沈林为干事员，戚瑞生、王焕文为调查员，张进生、俞锡麟为内外务长。 该会通告全国说：“我国土地之大，物产之博，甲于各国，惟种植一门，纯出自天然，从未加以学力而研究其真理。章水天君素抱民生主义，以农圃为民生根本，故极力组织全国农圃公会，专事研究农圃，改良精进方法，并通告全国农家，速图进行，以期早日发达。”该会立足上海总部，着眼在全国拓展组织，先后在余姚、上虞、镇海、富阳、桐庐、绍兴、桐乡、丹阳等地设立支会。 至年底，分部达50余处。 农圃公会在宣讲农学知识的同时，也热衷于党派政治活动。

沪上立会人士多数出身士绅，相对缺乏农学专门知识，而意在关注实业，所立团体离学术团体标准尚有距离。是时，较早回国的过探先、金邦正和陈嵘等人，占据江浙地区农业教育、行政等要津。

江浙地区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农校办学成绩总体较他省为佳。据统计，1907年江苏省实业学堂共有16所，居全国之冠，在校生993人，位列全国第二；1913年共有实业学校31所，位列全国第一。 江苏省立第一农校原为1903年创办的江宁高等农业学堂，1912年改易其名，由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林学实科毕业生吴桓如长校，学制4年，预科1年，本科3年，设农、林两科。 过探先1915年返苏后，先受当局委派调查本省农业教育，后出任江苏第一农校校长。 过探先引进海外留学生，师资力量大为扩充。 唐昌治任农科主任，陈嵘为林科主任，并担任造林学、测量学的教学与实习课程。 曾济宽、萧诚、黄希周等留日生亦来任教。

江苏省立第二农校原为清季苏州官立农业学堂，1907年知府何刚德命人在吴县设立。 辛亥革命后，江苏省临时省议会委派汪扬宝在苏筹办省立第二农校，1912年汪氏转任农林部后，王舜成出任校长，设立农学、蚕学两科。 王舜成，字企（契）华，江苏太仓人，诸生出身，由京师大学堂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获农业硕士。1908年“江北农事试验场”改为“江北农林学堂”，设于淮阴清江浦，1913年复又改为“江苏省立第三农业学校”，教员也以日本留学生为主。 1915年，张謇创办的南通乙种农校改办甲种，1919年改办农科大学。此外，苏省的宜兴、淮河、丰县、六合、涟水、如皋、江阴、句容、武进、太仓、泰兴、盐城、沭阳等地相继创办乙种农校。

同期，浙江的甲、乙种农校取得长足进展。 笕桥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源于1910年创办的浙江农业教员养成所，1912年更名浙江中等农业学校，设立农学科，学制5年；1913年迁入笕桥新校舍，添设森林科，改称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1915年，定学制为4年，预科1年，本科3年，设研究科1班，为原有农学、森林科学生延长1年；1918年添设兽医科，由日籍教员授课。沈宗瀚于1913年考入该校，时校长吴庶晨、教务长余良模均为留日生。同年夏，吴氏辞职，由刚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农科毕业的陈嵘继任。在此，沈宗瀚与吴庶晨、陈嵘等人建立私谊。

陈嵘（1888—1971），字宗一，浙江安吉人，1907年从当地致用学堂东渡，先入东京弘文学院日语速成班，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考入北海道东北帝国大学，专攻林业，后被派遣与黄炎培等5人至天津从事革命活动，革命后返回北海道继续学业。 陈嵘长校后，开设林业课程，开辟苗圃、林场为实习场地。 1915年7月，陈氏赴宁后，黄勋继任1年，由周清接任，并兼农事试验场场长，直至1922年7月。 周清，浙江绍兴人，原名周幼山（友山），号越农，16岁考取秀才，后赴杭州学习日文及理化等，1913年从北京大学农科毕业，获农学士，始任杭州高等师范学校生物教员，继入笕桥农校任教。 同期，与周氏既为浙江同乡又是校友的陆水范亦来任教，1922年7月接替周清任校长兼农事试验场场长。 陈嵘、周清长校以来，笕桥农校进展较大，培养了吴觉农、陈石民等一批农学才俊，早期毕业生如施泽、陈浑、梁尔嘉等均入南京一农任教。此期，江浙两省农界间通过毕业生就业而相互沟通，以江苏省蚕桑界为例，职位几被浙人（多为浙江蚕学馆毕业生）所垄断；相应苏省农校不少毕业生进入浙省任事。

与此同时，江浙留美生的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1911年9月，金陵大学算学教授裴义理和张謇等人在南京组织“义农会”，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召集安徽等地灾民在南京紫金山开荒造林，“教以改良农事及园艺之法”，因农林技术人员缺乏，决定在金陵大学开设农科。 1914年，农科正式开设，裴义理任科长，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毕业之芮思娄（J．H．Reisner）任教授。 翌年，增设林科。1916年，农、林两科合并为农林科，芮思娄出任科长。他梦想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为蓝本，在中国“造成一个研究中国农业与训练中国学生的农学院”，将“研究、教育、推广打成一片”。 这对留美生来说颇具吸引力，邹秉文欣然受聘植物病理学教授，兼任普通植物学和植物育种学课程，自言“学而得用，差还满意”。 此后邹树文、凌道扬、谢家声、钱天鹤等亦来任教。

随着欧美及日本留学生返国，江浙地区农学者群体形成并逐渐壮大。这一群体与此前发起上海农学会、中国农业促进会以及中国农圃公会人士不同，皆为学有专门的新派人士，且多获得学士以上农学学位。他们在留学时代就多提倡创立学会，并发起组织以为实践，如过探先、邹秉文等人均具有办会经验。他们日益感到联络同人，创建全国性农学会的必要。1916年，过探先、王舜成和陈嵘等人齐集苏州，中华农学会的筹备工作遂即展开。 由此及见，中华农学会可谓江浙农学界兴起的直接产物。

二　中华农学会的创立

民初，尽管南北农界分别发起组织农学社团，并都有向全国扩展的苗头，但终未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专门学会，使之处于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直至中华农学会成立，才渐有改观。关于其组织创立，既有研究存在大量史实错漏。亲历其事者的事后追忆，也往往与当时的实际情形不符。

中华农学会究竟成立于何时？由于尚无原始资料直接确证，故今人多采信会员的回忆文字。一些会员的回忆却各说各话，不但亲自参与的各主要人物表述不同，就连同一人的说法，先后也不一致。1932年，陈嵘写道：“民国五年秋间开始筹备，六年六月开成立会于上海。” 时隔4年之后，陈氏却又言：“辛亥鼎革，民国肇建，我中华农学会亦应运而生，计自民国五年成立迄今已届二十周年矣。” 1947年，陈方济在同一文本中对此问题就有两种说法，一种为“民国六年一月正式成立”，另一种则呼应陈嵘的前一种说法。 如果“正向”考察历史，回到距离“当时”较近的“现场”，所见情况则大为不同。1917年2月5日，《申报》报道其成立时间为1917年1月30日。 参照对比以上诸说，可以确定《申报》所载时间较为可信。众所周知，新闻报道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一般出于事实发生之时，或者发生之后，偶有提前报道者，也只是预告性质，而并不是实际状态已然。报纸报道此类消息，如无其他外界因素主导篡改，其主体事实多可征信。基于此，可以判断没有哪一家报纸会在2月份刊发6月份的未来“事实”。以此推之，中华农学会成立的时间至少是1917年1月份。陈嵘等人所说的6月，应为刊印之误，抑或本人记忆有误。

关于中华农学会的缘起，据《申报》载：

我国农业古来称盛，洎乎今日，世界交通，相形日绌。揆厥原由，非业之不振，实学之不昌。盖现今世界列强之实业竞争，实学问竞争之结果。学理之研究愈精，斯实业之进行愈速。而研究学理，尤以集思广益为功，匪集同志智识终孤，匪设机关研究无自，爰敢求呼将伯。创举斯会，冀收教学相长之效，藉尽鼓吹提倡之职。学理昌明，影响自大，则是会或足开农业改进之先声，亦意中事，宁止侈谈学理而已耶！世有同志，曷胜欢迎。

这表明中华农学会的发起是基于实业竞争实为学术竞争的基本认知，也是农学界对民初以来实业思潮的回应。换言之，欲以研究农业学理促进农业改进与发展。这与晚清以来朝野追求农业科学化和学理化的思路一脉相承，即均期望在“农艺”方面突破传统，开创新局。

据吴觉农回忆，早在1916年秋，王舜成、过探先、陈嵘、唐昌治等人便会聚苏州，发起并筹备成立中华农学会。 由于相关记载付之阙如，尚不能复原具体细节及过程。但透过相关信息可以大致确定，时任江苏省立第一、第二农校校长的过探先和王舜成的作用非常关键。其一，王舜成是清季留日学生，回国较早，资历稍长，在苏省农界已有人脉基础，地位举足轻重；过探先为留美归国新进，结交广泛，与美、日留学生均有密切交往，二氏各有千秋，堪为苏省农界领袖。其二，过探先为人持中，少派系成见，于美、日留学生间善于周旋调和。其三，江浙农界以日本留学生为主体，由王舜成等留日资历稍长人士任事，更易号召群英，见之于行事。陈嵘则因由杭来宁尚不久，本身又为浙籍，一时难以打开局面。

据《申报》载，1917年1月30日，中华农学会成立大会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召开。上午9时，大会推举王舜成为临时主席，宣布开会宗旨，次即讨论会章内容。下午，会议选举王舜成为正会长，余乘为副会长，林在南为事务部长，过探先为研究部长，邹树文为编辑部长。各科主任由会长及各部部长推举，皆各省的著名学者。

关于首任会长问题，历来有不小争议。杨显东在《深切怀念陈嵘教授》的回忆文章中写道：1917年陈嵘被选为中华农学会第一届会长。 与此相类似，陈方济在中华农学会30周年纪念号中梳理会务领导人谱系时，是从1918年起始，即陈嵘主持会务的时间。而1917年1月至1918年7月这段时间却是空白，不免让人误以为陈嵘即首任会长。既然《申报》登载的关于成立学会的基本事实大体可以征信，没有确凿反证当可定案。换言之，王舜成理所应当是首任会长，而非陈嵘。如果各自按照“届”与“任”的标准来划分，把第一届年会选举的会长，即陈嵘，称为首届或者第一届会长，似不无道理，但是其时间要推至1918年8月24日（第一届年会时）始，而不是1917年。沪上媒体对中华农学会第一届年会情形的相关报道，当可印证此说。1918年8月25日，《神州日报》第6版的《农学会第二周年大会纪略》，载上任会长为王企华（王舜成字），而这届年会（即第一届年会）新选出的职员分别是，会长：陈嵘（11票），副会长：王企华（7票），编辑部长：过探先（4票）； 同日，《时报》第3张第6版的《农学会第二届年会纪略》，尽管标题略有偏误，但刊载内容同于前报所载。

据吴觉农回忆，当时的创始会员多为美、日留学生，计50余人。 主要创始会员有：王舜成（东京农业大学农学士，江苏省立第二农校校长）、过探先（康奈尔大学农科硕士，江苏省立第一农校校长）、余乘（日本东京农业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农校农科主任）、陈嵘（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林学士，江苏省立第一农校林科主任）、吴桓如（东京帝国大学林实科，上海南菁中学农科主任）、唐昌治（东京农业大学，江苏淮阴农校校长）、王承钧（东京帝国大学兽医实科，江苏省立第一农校教员）、邹秉文（康奈尔大学农学士，金陵大学教授）、周清（浙江省立甲种农校校长）等人，且多为留日中华民国殖产协会、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中国学生农学会和旅美中国农业会会员。居于北地的邓宗岱观察到江浙农学界的复杂性，认为已显现东西洋之派分，两派“在表面观察故在联络，其实二派之暗斗力极强”，实力上“东洋派胜于西洋派”。 中华农学会名义上是日、美留学生“联姻”的具体结果，但究其实，留日生人多势众，居于主导地位，而留美生尚处较为边缘的位置。如1917—1918年，中华农学会各省会员总数为169人，其中留日生69人，而留美生只有7人，之后留美人士有所增加，但在整体实力上仍不抵前者。中华农学会成立以来，会务实际被宁地留日一脉控制，直至1924年许璇长会。这期间，学会中枢人物均出自江苏省立第一、第二农校，王舜成为首任会长，陈嵘随后连任四届，之后再由王舜成连任三届。如从地缘上言，初期中华农学会会员几限于江浙两省，在169人中，苏籍77人，浙籍45人。

按照学会《章程》确定，其宗旨为：（1）研究学术，图农业之发挥；（2）普及智识，求农事之改进。研究范围“以关于农林畜牧蚕桑水产诸学术为限，并联络各省农界人士，协力进行，以期农业之平均发达”。确定举办事业：刊行杂志报告，编辑教科书籍，研究农业教育，学术演讲，实地调查，答复农事咨询等项。此后又经修订，“本会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农学之发达及农事之改进为宗旨”。 中华农学会生逢乱世，军人割据，政派林立，存活与发展皆不易。故从一开始，中华农学会与南北各政派皆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揭橥独立自主的纯学术大旗，赢得了发展空间。其主要领导人屡屡声言：“中华农学会乃纯粹研究学术之清洁的会，并无何种党派关系，希望他日成为中国研究农业学术之中心，更希望成为研究世界农业学术之中心。” 从而，确立了无党派背景的纯学术办会路线。

按照学会《章程》规定，暂设事务、研究和编辑三大部，各部均设农、林、蚕、畜、水产五科；事务部负责会计、庶务、文牍、书记及书报发行等事；研究部负责试验、调查、教育、演讲、建议、咨询等事；编辑部负责书籍、杂志、报告等的编辑。职员方面，设会长1人，副会长1人；事务部长1人，干事2人；研究部长1人，分科主任5人；编辑部长1人，编辑5人。以上职员任期均为1年，每年开常会选举，可连选连任。会员分为基本会员、通常会员和名誉会员，基本会员条件：（甲）受过中等以上农业教育；（乙）在国内外专门以上农学校肄业；（丙）素来研究农学确有成绩，曾在农学界任教务、技务等职。通常会员为志愿研究农业者，名誉会员为负有时望，赞成本会宗旨，并协助进行者。

1919年8月15日，中华农学会第二届年会修改会章，调整学会的组织及人事。首先，不再采用会长的名义，办事取合议制，设事务、学艺二部，事务部的名称与职责未作变更；整合原来之研究部、编辑部新设学艺部，负责编辑、调查、演讲、建议、咨询等事。其次，事务部设干事5人，互选1人为部长（即为本会代表）。学艺部设学艺专员11人，互选1人为部主任。按照此新章程，选举陈嵘为事务部长，过探先（会计）、唐昌治（书记）、曾济宽（经理会报）、邹秉文（交际）为干事；周清为学艺部主任，凌道扬（林）、高维巍（农）、王舜成（农）、陈嵘（林）、刘子民（农）、过探先（农）、孙恩麐（农）、张公镠（水产）、方悌（畜）、余天御（农）为学艺专员。 到1920年，会员种类新增“赞助会员”一项，共四种：基本会员，“凡研究农学或从事农林事业，辅助本会会务进行者”；通常会员，“凡赞同本会宗旨，志愿研究农学者”；赞助会员，“凡捐助本会经费在二百元以上或于他方面赞助本会事业者”；名誉会员，“凡于农学或农业上著有特别成绩者”。

1921年6月，中华农学会总干事部禀请教育、内务、农商三部立案。8月，教育部准其立案，其他二部由江苏省长咨转。 这标志着中华农学会已被认可为合法的学术团体。

三　农科留学生之“总汇”

中华农学会会员绝大多数是留日学生，次为本土毕业农科生，再次为欧美留学生。从学缘论，具有留学背景会员主要毕业于美国的康奈尔大学（Cornell）、伊利诺伊大学（Illinois）和威斯康星大学（Wisconsin），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农业大学、东北帝国大学等。因此，中华农学会成为农科留学生之“总汇”，标志着东西留学人士走向沟通合作。由表1-10，可见其会员学术渊源所自。

中华农学会与日本农学界渊源甚深，会员早年赴日求学始于晚清的留日热潮。明治日本学习欧美特别是德国农学，用以建立“日本的农学”，其成功范例对中国朝野产生深远影响。复受甲午战败和日俄战争刺激，一股向日本学习的潮流迅速蔓延，负笈东瀛留学人数快速增长。留日农科教育始于1896年，是年驻日公使裕庚委派理事官吕贤笙在上海、苏州一带招生，唐宝锷、戢翼翚、胡宗瀛、朱光忠、冯訚谟、吕烈煌、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赵某等13人成为首批留日学生，后4人因“日本食物难以下咽”和日本人嘲弄等原因归国；金维新、刘麟中途退学；剩余7人“以良绩卒三年之业”，唐宝锷、戢翼翚、胡宗瀛转入专门学校就读。 胡宗瀛系目前所见最早的留日农科生，他先入宏文学院习日文及普通科，卒业后入读东京农业专门学校农科， 1905年回国后被授予农科进士。

此后留日习农人数激增，据1901年12月《同瀛录》统计，时日本留学生总计269人。 东京帝国大学农、工、法三科共15人，农科7人；东京专门学校17人；蚕业讲习所3人。 1905—1906年，赴日留学达到最高峰，但各种资料对其确切人数的记载相差悬殊。 有人辑录1901—1939年毕业于日本11所农校的中国学生人数， 各年分布如下表：

〔3〕因辑录者的主观选择性，导致这些数字与当时实际情况出入较大：“本名簿原则上不著录满洲人，以及有海陆军身份与中华民国国籍不明者”，因之东北各省毕业生大部分被漏掉；二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数字不包括农实科毕业生，北海道帝国大学不包括水产专业毕业生。

1897年冬，浙江蚕学馆派稽侃、汪有龄赴日习蚕，后汪有龄改习法科，稽侃初入西原讲习所，卒业后至农科大学专研蚕学。 1899年，上海农学会建议南洋大臣派遣东文学社学生王国维、樊炳清、沈纮、萨端4人赴日学农， 但似未成行。据考订，1902年2月，王国维始入东京物理学校肄业，后因脚气病发而归国。 此期农科留学生由地方官零星派遣，尚难形成规模。1901年8月，张之洞拟定《奖励出洋学生章程》10条，根据东西洋留学生考验等级授予功名。 12月，刘坤一、张之洞在“劝农学”中提议，“学生有愿赴日本农务学堂学习，学成领有凭照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官职；赴欧洲、美洲农务学堂者，路远日久，给奖较优。自备资斧者，又加优焉，令其充各省农务局办事人员”。 官方政策有力带动了民间农科留学的发展。1903年，张百熙从京师大学堂速成科选派31人赴日留学，其中之王舜成、朱炳文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科，吴宗栻、成寯、黄艺锡入东京帝国大学农艺化学科。 1907年，日本外务省存档记载中国农科留学生在籍人数：札幌农科大学19人，盛冈高等农林学校9人，东京帝国大学农科10人，仅次于法科的18人。 据统计，1905—1914年留日农学生合计272人。 他们归国后通过学部考验，分授功名和官职。

民元教育部暂停选送各省学生出国留学，直至1914年关于留学事务的《规程》颁布，才重启留学教育之门。早先赴日的农学生在留学期间不少已加入中华农学会，其他多数人则在回国后入会，所以，留日生是其名副其实的主力军。

中华农学会会员另外一个重要来源是留美生，其人数较留日生少。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早期留美教育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行为多属民间个体行为，数量有限。 从所见资料看，1872—1875年清政府派遣的四批赴美官费幼童中，未见有习农者。 1881年，谭锡光自费赴美学农， 应为近代留美习农的历史起点。此后，留学欧美人员渐增，尤以粤人为最。1901年陈振先自费赴美国加州大学学农；1902—1903年谭天池、王建祖、郑垣、黄日升、梁赉奎等至加州伯克利大学学农。 1905年，两广学务委员陈锦涛遣送15人赴美留学，其中之唐有恒、冯庆桂习农科。同年，叶可樑（自费）、唐虞杰（公费）赴美学农。1906年有谢恩隆、黄振华、瞿宝文（耶鲁大学林科）；1907年有韦颂冠、陈华、韩安（康奈尔大学林科）；1908年有章祖纯（加州大学土壤学），吴维勋（伊利诺伊大学），陈天杰（俄亥俄大学），黄义清（佐治亚大学）。

1908年，中美双方商定“庚款”计划，此举有力推进了留美教育发展。按规定庚款生所习科目，“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 据统计，留美生从1900年10余人、1905年30余人，猛增至1910年600余人，1911年700余人。 1909—1929年，清华留美学生中有67人习农，涉及农业、畜牧、园艺、森林、渔业等门类，占清华留美总人数的5.2%。 另据统计，总数为137人，涉及农、林、畜牧、园艺、渔业、植物、兽医等门类。 两相比较，相差悬殊。

留美中华农学会会员留学目的地较为集中。康奈尔大学的秉志、金邦正、邹秉文、过探先、郭守纯等人；伊利诺伊大学的邹树文、竺可桢、欧华清等人；威斯康星大学的邓植仪、裘昌运等人。 三校均为美陆名校，以名师荟萃、教科完善、设备先进而为中国学生青睐，近代颇有影响的几位农学家均与其有重要渊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康奈尔大学，其因有三：一是其毕业生数量较多，人才辈出，且对中国农业教育、研究及行政皆有影响；二是1920年代以后中国农业高等教育以美式教育为学习的典范；三是邹秉文等毕业生长期充当中华农学会的精神领袖。

康奈尔大学农科雄居北美农科之首，“背山临湖，风景为世界大学之冠，校中各科都备，而以农科、土木工程、机械工程，三科为最著。其他医、律、化、理、哲学诸科，虽亦称健者，然都为此三科所掩”。 有称，其最具优势科目为“农学、土木工程、水力工程”。 另有调查表明，其最著名科目为农学和工程。 他们认为，康奈尔农科“在美国农校中当称首屈一指，各门皆甚完备，而尤以园艺（含花艺、果木、园林、蔬园）、奶酪、植物病理、植物进种、家禽诸门为最优”。 加之，因受赠地学院属性影响，康奈尔大学将农、工两科作为优先发展方向，农科尤受纽约州政府特别基金扶持。相反，哲学、历史及政治等文艺科学（Arts and Sciences）地位要相对逊色。 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农学总体上不比康奈尔大学，但也各具优势。 伊利诺伊大学“尤以农科、工程科著”，若“以农事言之，固中美一最著名之大学也”，最具优势的是稼穑学、畜牧学，奶酪学则不如威斯康星大学，树艺则不如康奈尔大学，森林不如耶鲁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校友穆藕初则认为，该校“农科、机械科两分校为尤著，大学之成实基乎是。农科之卓有声誉者，曰土质学，曰畜牧学”。 缘此认知，1911年他从威斯康星大学转至此，“该大学之教授精神，不亚于威士康辛，而该大学之农科各教授，尤为著名，学问淹博，启发后进，成效卓著，名震遐迩者尤以土壤学主任教员霍泼根斯为最”。 留美生虽然人数相对较少，但其学术程度较高，多数人取得学士以上学位，其社会声誉整体也较留日生为佳，故能发挥后发优势，在中华农学会和各自任职部门迅速打开局面，如康奈尔大学“研究—教育—推广”三位一体的思想和体制很快主导中国农学界。

留欧生是中华农学会会员另一个重要来源。其人数相比最少，但作用不可小觑。欧洲大陆是现代农学的发源地，晚清留学虽以日本、美国为首选，但赴欧洲习农亦不乏其人，尤以法国为重要据点。1889年，浙江海关税务司遣江生金、金炳生赴法国蒙伯业养蚕公院学习蚕病防治，二人回国后充任浙江蚕学馆总教习。 此后，福建派郑仲甫、贰伊赴法学习蚕桑；1902年李石曾入法国蒙伯利埃城农业学校学习，后入巴斯德学院进修生物学；1903年湖广总督端方选派杨荫蕖、吴国良、汪锺岳、罗葆寅、胡秉柯、魏晨组、贺子才、史青、黄大伟、禄崇、姚业经、杨循祖、邓凤池、刘祥云、许熊章、喻毓西、程光鑫、刘荫茀、李光驷、王治辉、胡瑞年、李以祜、陈宽沅、李彪等24人，赴比利时学习农林、工商和路矿等实业。 同年，湖北派姚家振、周树廉等8人赴德国，10人赴英国，4人赴俄国，学习农工商实业。

蔡元培等人服膺法国文化学术，“吾国恒言各国科学程度以德人为最高，同人所见法人科学程度并不下于德人。科学界之大发明家多属于法德人，则往往取法人所发明而更为精密之研究，故两国学者谓之各有所长，则可；谓之一优一劣，则不可”。 1912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组织留法俭学会，促成大批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蔡元培认为：“我国本重农之国，惟不究农学，致少进步。清季罗君振玉等曾发行《农学报》数年，此报停后，迄无嗣音。又今世农业之发达，首推美、法二国，惟美国偏重大农业，而法国则偏重小农业。输入法派农学，似于我国尤为相宜。” 国内舆论界大力鼓噪摄取欧洲学术文化精义：“欧洲学术以法德二国执其牛耳，而拉丁民族之开化较早于条顿民族，故德国不过专精形而下学，而法国则无论形上形下皆有登峰造极之观。我国近年以来，艳称德国，而法国文化艺术殆无人研究，深可致惜。” 重新审视并发现欧洲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学术的价值，对留欧农学教育具有重要推进作用，中华农学会内部服膺法国农学者亦复不少，若干人留日后又转道欧洲大陆游学或考察。

1912年川人罗世嶷赴法入蒙伯利埃农校，学习研究法国小麦品种分类，编辑《农学杂志》。 1913年居励今入沙落民农校；1917年贺康入蒙伯利埃农校蚕桑专科学习。据统计，1919年3月—1920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人数达1576人，其中在国内农校及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赴法者30余人，曾在国内农场服务及实习者2人。1919年12月26日《时报》载，赴法的浙江东阳学生蒋步瀛、许奉璋为农科生；1920年11月27日、29日《时事新报》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所在学校及人数情况，农校及农学生为伍德农校（Oudes）1人，南锡农校及农专（Nancy，又译朗西）9人，蒙伯利埃农校（Montpellier）1人。 至1923年6月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122人，农科生5人，分别为傅定堃（朗西农校）、皮作琼（林业专门）、杨广陶、韩俊、黄人俊（农业实习学校）。 法国留学生在求取域外新知之时热衷参政，分属不同政派，他们在加入中华农学会活动同时，发起新中国农学会以与之相竞。

此外，赴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以学习林科为主。主要有：朱惠芳（普鲁士大学森林部）、梁希（萨克逊森林学院）、林渭访、周桢至（德累斯顿塔朗大学）、王毓瓒、王正、贾成章（慕尼黑大学）、皮作琼（巴黑林业学校）、陈泮藻（耶拿大学农艺化学）、张荣光（柏林农业大学）、周昌芸（柏林大学土壤化学）、陈翰笙（柏林大学农业经济学）等。 比利时、意大利、丹麦、瑞士、奥地利、荷兰等其他欧洲国家，也有少数中国农科留学生。以上诸人，或在求学期间或于返国后加入中华农学会，其中留日生人数最众。总体看，中国农科留学生从域外不同国家引介互有差异的现代农学知识，并以此为分野，创立各自社团。中华农学会融会日本及欧美留学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不同学派的联合和组织的统一，成为探讨农学和研究农业改良的“总枢”，并对中国农业科学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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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别会员：彭清鹏、李华、熊退、金庆章、罗国是、朱世英、金之铮、宋仲佳、杨清汉、黄宗麟、连天祥、王运麟、黄统、马鸣銮、李济东、张联魁、刘逵九、杨汝钺、朱建章、易象、张锡澍、庞斌、李殿卿、申周勋、徐梦鹰、徐 瑾、李长元、陈嵘、武振铎；普通会员：刁本立、卞晓亭、井炽秦、文宗潞、方希立、方舜华、王业、王承钧、王仁锵、王曾元、王谟、王祖尧、王邦巩、王荚生、朱羲农、朱文精、朱凤美、米文兴、江春、吉增彰、何德辉、何光澄、何光恩、何缵、何品良、吴耕民、吴桓如、吴焕炎、吴宾駧、吴宗栻、吴蒹伊、吴谦、沈觐鼎、李红、李剑农、李茹涵、李毓茂、汪传祯、杜嘉瑜、竺华云、林骙、林万烺、杜霆肃、周潮、周建侯、武克恭、胡昌炽、俞其能、俞爕、段器之、施景崧、柳汝祥、陈景新、陈应谷、陈方济、陈立干、陈端智、陈时臬、陈振、陈修贤、陈洪畴、陈谋琅、陈怀德、徐尔耕、徐渭贤、孙文卿、孙宗浩、夏树人、夏斗寅、梁希、唐熙年、唐昌治、唐志才、殷良弼、崔麟法、陆瑷、高维巍、尉鸿谟、郭璠、曹绂、张恺、张孔怀、张福延、张谦吉、张子仁、张祖谊、张福仁、张廷钺、童守玉、许璇、黄杏祺、黄德 、傅文震、彭廷润、彭芝英、曾祥橿、曾希陶、曾厅惠、杨凯、杨镇坤、杨景辉、杨梦兰、程鸿书、汤惠孙、贺世杰、万秉璘、路孝植、赵经之、赵煊、赵之成、邓郧、郑勉、郑贞吉、郑玙、蔡多祥、刘子民、刘范征、刘刚、熊作舟、蒋继尹、蒋士健、钱元、龙继平、钟宝璜、钟毅、谢申图、谢楠寿、韩士淑、韩树德、缪嘉祥、萧诚、萧雨苍、饶发枝、苏琼春、顾复、昌云骞、朱培栋。《会员录》，《殖产协会报》1917年第1卷，第163—167页；1918年第2卷，第288—298页。 g1TvU0rmqDQ6WXabOrX05E1de/4dD7s0uPxt4UnFmIl5BpfnbisXOS7y4hE96rQ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