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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与方法是治史之大要，二者配合恰如其分，庶几接近历史真实。杨联陞“充实而有光辉”，胡适“精细而能见其大”，无不是得道之士的治史经验谈。
中华农学会在30余年的活动中留下了大量史料，除自身载记外，关联资料极多。晚清以还，涉农报刊大量创办，充当引介现代农学知识的重要载体；及至民国，农业机关团体、农业学校以及个人创办农业报刊大量涌现。此外，相关文集、年谱、传记、日记、回忆录等史料亦很丰富。本课题史料范围不受分科局限，竭力搜求包括留存档案、公私文献在内的各类史料，借以多元史料的比勘互证，多视角解析其发展演化脉络，进而显示其解决农业问题的思想、活动及其影响的“近真”面相。
1．未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华农学会档案全宗（1917—1949）。从内容分布看，涉及此会及其分会的组织、人事概况；会员入会申请书及会员名单；年会及理事会、监事会、干事会会议记录；农业学校及农业机关调查表；农业经济、作物育种、农艺化学等方面学术讨论文件及论文；农业专家调查表；此会各种出版物；经费收支及各种募捐文件；学术奖励文件等。还涉及民国农林部、工商部、农商部、农工部、实业部等相关档案。从年代分布看，多为1930年代以后，特别是1936—1948年间。此外，北京档案馆、中国农业大学档案馆、北京林业大学综合档案室收藏部分相关档案。到目前，这批档案未被利用。
2．已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5辑、《光绪三十三年留学生史料》等。
1．地方志、年鉴、文史资料。如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江苏省志·出版志·社团志》《南京社团志》，全国及各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等。2．报刊。中华农学会机关刊物《中华农学会报》
，1918年12月—1948年11月，共出190期。前期“述学”与“记事”合一，后期二者功能分开。1940年5月，《中华农学会通讯》创刊，专门用以记事，至1949年1月停刊，共出刊83期。会员文章散见于各种报刊，如《殖产协会报》、《农业周报》（农业周报社）、《农业周报》（中国农学社）、《农林新报》（金陵大学）以及各地方农学会创办的《会报》等。其他综合性报刊，如《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东方杂志》等刊载相关资料亦复不少。3．资料汇编。如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中国科技史料》等多种。4．文集、年谱、传记、日记、书札、回忆录及口述史料。由于会员数量众多，个人史料散漫，多方搜求，难以竭泽而渔。目前所见《过探先先生纪念文集》《陈嵘纪念集》《梁希文集》《梁希纪念集》《穆藕初文集》《穆藕初先生年谱》《邹秉文纪念集》《吴觉农纪念文集》《沈宗瀚自述》《沈宗瀚先生年谱》《七十年来之中华农学会》等，有助于解析相关史事。5．时人著述。包括中华农学会会员在内的时人农学著作，从研究角度看，这些著作有助于分析农学知识引介的脉络，也可从中发现相关学理与人事联系的雪泥鸿爪。
社团研究是海内外学者颇为关注的领域，近代各类社团几乎均有涉猎。既往成果最为普遍和通用的做法是“专题化”，此法类似于作“社团志”，先将社团整体分解成若干部分，分门别类加以阐述。在谋篇布局上，通常首章叙述社团成立时代背景、发展简史，接下来逐次将史料对号入座，放入切分好的各个单元，最后写历史影响或现实意义。
以学界研究较多的中国科学社为例，先后有3篇博士论文、2篇硕士论文，单篇论文更多。博士论文如下：冒容《科学的播火者——中国科学社述评》（南京大学，1997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剑《民国科学社团与社会变迁——中国科学社科学社会学个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2年），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书名《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范铁权《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文化》（南开大学，2003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书名《体制与观念的现代转型：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还有两篇硕士论文。
冒著共9章，首章为“缘起”，次为1914—1949年间发展史，接下来分别为《科学》月刊、生物研究所，科学社与国内外科学界、教育和实业、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系，最后是历史启示。后两著在史料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突破，在做法上大体同前，内容上则着重加强科学社与“科玄论战”及“科学化”运动部分，弥补了前人研究不足。张著全文共3编，凡10章，首编“中国科学社在激变社会中的演化”，包括科学社创建、发展与消亡；次编“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科学体制化”，分别写组织体制化、年会与科学交流体制化、生物研究所、科学宣传、科学家角色形成；第三编“中国科学社社员群体与领袖群论”，分别写社员群体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领袖群体。出版时去掉编次，章节题目略有更改，如第8章由原题“中国科学社与科学家角色的形成”改为“中国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及其变异”，第10章“领袖群体论：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将前半截改为“领导层分析”。类似研究还有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从最初的理想认同到政治思想的激烈论争》（中国社会科学院2001年博士论文，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四川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2006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书名《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等。
社团研究亦为文学研究领域所重视。陈思和、丁帆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团队，相继研究了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南社、栎社，以施蛰存等为核心的文学团体。
其做法也是分专题进行。
以上做法看似纲举目张，条理清晰，却如陈寅恪警醒：“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人为打乱历史时空序列，按照主体逻辑重加条理拼接史料，未免主观先行，强史就我，结果反会不同程度背离事实。以事实推演事实，非以逻辑条理事实，或以逻辑统驭事实，应为治史者应有之自觉。矫枉易于过正乃学术与人事常态。在回归依时叙事后，不免陷入另外误区——“通史式”路数，问题意识或研究主题湮没于枝蔓赘述中。实则二者共同局限在就社团论社团，拘于局部，难及整体。过多聚焦团体自身，疏于前后左右上下关联；难以在把握整体的前提下透析局部、贯通整体，以一叶见千秋，以己意度古人，坠入再造历史的歧途。再者，淡化人与事的叙述与辩证，看似围绕团体进行，实则南辕北辙，事倍功半，无助于展现全息性历史图景，研究深度亦受局限。近年走出既定社团研究窠臼的探索已有进展，如台北学者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呈现中国红十字会从萌芽创立至1949年发展演变历史，按照时间顺序梳理由民间团体到官商共治，再演变为“国家机构”的历史脉络，论由史出，不越雷池，应为社团研究中的规矩之作。
本课题首先致力于整体观照下的社团个案研究。依照时空顺序厘清中华农学会发展演化历史脉络，发现并解析这一“小世界”与近代解决农业农村问题方案、路径及转换的联系。详言之，以时间为经，以人与事为纬，探讨不同时空下的组织演化，以及解决农业问题的努力（包括态度倾向、观念主张和实际行动等），尤其注重言、行（学术的和非学术的）两面及其相互关系，据此探讨其他相关重要问题。
其次，力求突破社团固有研究路数，以问题为主轴，前后左右考察并解析社团与其周边人事、组织及机构的联系与互动。中华农学会通过多种方式与外界联系：一是征集会员，建立人脉。其内部成员构成多元，不仅有来自其他社团、机关的普通会员，还有相当数量的机关会员。其经费来源很大程度上依赖实业团体、金融组织和政府机关赞助，它们之间在思想与活动方面也多有互动。二是沟通国外农学界。在近代的世界知识体系日益一体化的情势下，它注意与域外农学界互通声气，建立联系，设立海外分会，还与日本农学会结成定期交流机制。三是沟通政治。此会虽为学术社团，但亦时而针对时局发表意见，建言政府，以期影响其决策。当局也试图通过经费赞助、派员指导年会、吸纳会员参与农业行政等方式加以掌控。党派力量介入，展开人脉争夺和思想竞争。以上诸项共同构成其内外关联的复杂性，使其既“在农言农”，究心学术研究，也越位论政，凸显事功一面；既浸淫于学理研究，也注重农业、农民、农村实际问题之解决。唯有多视角考察它与其牵连各方，才有可能愈来愈接近它，以尽可能地达到真了解。
再次，力求突破分科治史局限，努力回到历史现场。本课题不以各门专史为疆界，由虚即实，将思想还原为历史，按照社团组织本来面相正向呈现，以期上溯渊源，下察流变，展示过程，探究问题。不以分科为壁垒，以更为宽广视野，关注社团与其周边相关人事关系，考察近代中国农业农村问题及其解决之道，以及与中华农学会之间的联系。
总之，本课题另辟蹊径，详人所略，依时叙事，纵横交错，将中华农学会置于近代农业现代性因素接引、乡村社会变迁的时空背景下，通过多元史料重建其发展演变的全景式历史，全面深入探讨其组织源流、人脉关系、思想活动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揭示其不同时段的历史特质和时代影响；以清理近代农业知识与农业制度等现代性因素接引的基本内涵和过程，朝野对农业、农村问题的思想认知和应变机制的历史演进，阐释其如何最终演变为根本变革农村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即打倒帝国主义势力，扫除农村封建残余，废除土地私有制，“建成社会主义农村”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启示。在尊重历史整体性前提下，努力从较广阔视野考察其发展演化脉络，展现其丰富历史内涵。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诸项均为心向往之理想境界，对学人的功力与天分均是极大考验，恐自己力所不逮，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唯有下“笨功夫”孜孜以求焉！
[1]
弁纳才一：《南京国民政府の合作社政策——農業政策の一環として》，《东洋学报》1989年12月第1号；《中国の農業近代化に対する抵抗——1920—1930年代浙江省の蚕種改良事業に見る》，《社会经济史学》1993年7月第59卷第2号；《抗日
争前における浙江省の稻麦改良事業について》，《史学研究》1996年10月第214号；《20世纪前半中国におけるアメリカ棉種の導入について》，《历史学研究》1997年3月第69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