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世纪初，国内对于“农会”与“农学会”两个概念的界限基本区分清晰。农会作为农政要项渐次在全国推行，到民初基本确立从中央到地方的体系。
关于此的专门研究起于1980年代，主要有朱英《清末直隶农会述略》（《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清末广东农会述论》（《学术研究》1990年第1期）、《清末全国农务联合会述略》（《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10期）以及《辛亥革命前的农会》（《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等，是为早期农会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综合考察了直隶农会、广东农会和全国农务联合会等个案，着重阐释清季农会的渊源及发展等情况。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考察晚清农会中士绅权力和功能的演变。李永芳研究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不同时段农会组织的样式及其特点，认为，晚清农会是“旨在农业改良的农会”；民国早期的农会则成为“政府咨询机构”；国民革命时期，农会又“具有政权性质”；国民党控制下，农会成为“基层政权补充形式”；在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农会又成为“政权执行机关”。
近年来的研究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案研究不断增多，如颜浩《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鄞县农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宁波大学，2008年）、李应龙《东北农会组织述略（1908—1930）》（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张建和《国民政府时期的陕西省农会研究（1944—1949）》（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等；二是法史视角下的农会组织研究，如衷海燕《近代中国农会立法之演进及其乡村治理之价值判断》（《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尹二喜《中国农会法律制度之构建》（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等。
较早专门考察上海农学会的文章，是潘君祥《我国近代最早的农业学术团体——上海农学会》（《中国农史》1983年第1期）。该文叙述了此会成立的大致背景、经过和开办《农学报》等活动，不同意吴觉农“中华农学会——我国第一个农业学术团体”观点，主张上海农学会是中国首个农业学术团体，而孙中山在广州设立的农学会主要还算“政治性质的团体”。洪震寰《清末浙江的“瑞安务农会”》（《中国农史》1985年第2期）一文，专门考察其“支会”——瑞安务农会，包括组织的成立、活动及其与总会的关系，认为此会已经越出学术范围而对当时政治也造成影响。邹德秀在《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发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业科学略述》，梳理了近代农业学会渊源与进展的大体脉络，认为孙中山最早组织中国的农学会，以及张謇、罗振玉等与上海农学会的渊源以及办报等活动，认其是一个“宣传、普及组织”。亦有从人物角度切入进行研究，如鲁益国《罗振玉与农学会》（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
朱仁华《中国近代科学农学的萌芽与发展（1840—1937）》（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农业大学，1998年），从中国自身追溯写出去，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农学”萌发及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考察组织发起宗旨、《农学报》内容以及社会作用和历史意义等。与此选取角度不同，郭欣旺《清末西方农学引进述论——兼论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的作用》（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04年），将其置于近代西方农学在华传播的历史脉络，通过具体史实梳理展示其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位置；从内容上看，农学会为其重心所在，较详细考察该社团编撰《农学丛书》内容、价值以及藤田丰八的贡献。王鸿志《晚清兴农与经济民族主义》（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历史系，2006年），将其放在晚清“兴农”与经济民族主义脉络中，详述组织创立前相关社会思潮、创立经过、主要活动以及影响等。近有研究认为，清末最早倡设农学会者是康有为，他在1895年5月“公车上书”中首次提及。实行者是孙中山，也就是同年在广州设立的农学会。关于上海农学会，此文着重于过去研究未予足够关注的《农学报》的推广与农学会的宣传。
中华农学会在其成立15、20和30周年之际，均有专人撰述会史。陈嵘于1932年、1936年分别撰写《中华农学会成立十五周年之经过》
《中华农学会成立二十周年概况》
；陈方济于1947年撰写《三十年来之中华农学会》。
这些与其说是其历史的早期记录，毋宁说是亲历其事者的事后追忆。类似文字展示出会史大体面貌的同时，其中内容互有抵牾，混淆史实者亦复不少。
长期以来学界对此并无关注，直到1980年以后，国内始有一部分成果陆续面世，而国外尚无人问津。当时健在会员开始撰写回忆文章。吴觉农《中华农学会——我国第一个农业学术团体》（《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第2辑）一文，
是1949年以来中国内地第一篇专题文章，叙述组织的发起、成立与会务活动，以及人事、经费和会所等情形，重点介绍了陈嵘、邹秉文长会期间的情况。1983年，中国农学会举行66周年会庆，编写《会庆专辑》，后由《甘肃农业科技》汇总编成《中国农学会的创建与六十六年来的发展》，在该刊第12期刊发，重点介绍此会创建前农学学术活动及其创建、变迁、会报发行、奖学金等情况，相比其他文章其内容最为详尽。1985年，华恕征集史料编成《中国农学会66周年纪念刊——我国农业学术团体之沿革与现状》一书，由中国农学会内部发行，专列《“五四”前夕成立的中华农学会》一节，着重概述创立和发展历程，以及历届会长、年会的重要活动等情形。
1987年，中国农学会70周年“会庆”之际，其会员又撰写若干篇回忆文章，集中发表于《中国农学通报》1987年第3期。包括裘维蕃《庆贺中国农学会成立七十周年》、王善佺《回忆中华农学会》、周汝沆《在上海筹办研究所及试验场始末》、王烜之《回忆十三届年会上蔡元培先生的讲话》、吴福祯《中华农学会的早期科学事业活动回忆》、柯象寅《往事忆语》。至此，中华农学会渐入学术研究视野。1985年，章楷发表《略述中华农学会》（《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概述其从成立至1948年间组织、活动和事业，以及与其他专业社团关系，认为它与上海农学会“没有任何联系”，但此后合并留日中华殖产协会、留美中国农业会以及北京的农学团体。令人遗憾的是，文中所引资料皆无出处。
曹幸穗在《抗战时期的中华农学会》（《中国农史》1986年第4期）一文中，首次专题讨论了抗战时期此会西迁经过、主要会务活动以及刊物发行情况，辑录1938—1947年间会员历届年会提交论文篇目。1992年，邹德秀《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业科学略述》（《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一文，着重解析其与上海农学会相异之处，认为它是“正规的学术团体”。
1998年，朱仁华在《中国近代科学农学的萌芽与发展（1840—1937）》一文中，揭示其与留日中华殖产协会、北京农学会关系，它“不仅团结了国内农林界大多数人士，且也把留学日本、欧美的农科生联络起来了”，其出现标志中国近代科学农学的萌芽与发展。郑林《中国近代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中的技术供给源研究》（《甘肃农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一文，从科技史角度考察其作为“农业研究机构”“技术供给源”之一，在近代中国“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作用。王思明《中华农学会与中国近代农业》（《中国农史》2007年第4期）一文，运用现代化理论阐释其与中国现代农业和现代农学关系，认为它是中国现代农业和农学兴起的重要标志，推动了中国现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建立。
2008年，中国农学会、中国林学会分别组织编写《中国农学会史》和《中国林学会史》，列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学会史丛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两书均采用通史的结构和体例，分为“学会史”与“大事记”两个专题，附录学会历任机构组成、职员和出版情况，叙述这两个学会自晚清以迄2007年发展简史，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出现的首部专书。前书首先叙述农学会兴起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即传统农业面临的危机和挑战、西学东渐与近代农学的兴起以及晚清农务总会、农务联合会情况，介绍广州农学会、上海农学会基本情况，认为中华农学会是在这些社团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第二章叙述此会1917—1949年间会史，简述学会筹建背景与过程、宗旨与组织机构、年会与学术出版、农学研究与技术推广、人才培养与农学奖励、科学咨询与信息服务、国际会议与对外考察。与以往相比，其关注范围拓宽，内容较全。后一书叙述了中华森林会（1917—1922）与中华林学会（1928—1949）历史，简要介绍凌道扬、姚传法、梁希情况。近年关于中华农学会研究出现1篇专题论文，为张丽阳《民国时期的中华农学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大学，2012年），此文从科技史的角度切入，其结构与内容分别为中华农学会的成立、发展的阶段性、作用以及评价，述及其科学理念以及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但其征引资料明显不足，甚至无证立论。
总体而言，这些成果详略不一地呈现了该团体的历史演进脉络，初步考察了其在中国现代农学和现代农业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其不足之处：一是史实错漏甚多，须重新考订和澄清，以便于深入解读。二是相关史料丰富，尤以未刊“中华农学会档案全宗”为代表，但未予充分利用，使得视域有所局限，对于组织源流语焉不详。三是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有进展余地，此社团在现代农业知识与农业制度接引进程中，观念与行事紧密围绕应对农业、农村问题展开，对此的探讨尤显薄弱。
1980年代初，学界出现若干篇关于中华农学会重要成员的介绍性文章。周慧明在《梁希教授解放前在教学科研方面的业绩》（《林业科学》1983年第4期）一文，叙述梁希在林学教学和研究领域的活动与成绩，认为他是传播中国林业科学的先驱者、实干家和中国林产制造化学学科创始人。1986年，许世铮《我国现代农学奠基人之一——许璇》，简要介绍其生平与事业，该文收入潘善庚主编《历代人物与温州》（1986年版）。此文又经作者增补，名为《近世中国农学泰斗——瑞安许璇字叔玑先生》，刊于台北《温州会刊》1995年12月第11卷第6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相关著述有所增加。章楷《邹秉文和我国近代农业改进》（《中国农史》1993年第12卷第4期），较细致叙述邹秉文从赴美留学至抗战时期改进中国农业活动。同年，华恕撰成《高山仰止——邹秉文博士评传》（刊于《邹秉文纪念集》）长文，叙述邹秉文作为“科学农业的创始者、先行者”及“社会活动家”，其一生中留学、办学、行政等方面活动与事业，以及与政界、学界和实业界联系，因与传主过往较密，并有机缘整理其文稿，因而是著成为迄今邹秉文研究最为翔实和深入之作。周邦任《中国农学界的先驱过探先》（《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15卷第2期）一文，梳理过探先与中华农学会的渊源，以及在学会中的任职和活动，认为过探先与邹秉文、王舜成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农学会，参与组织中华林学会。中华农学会成立后，“受到孙中山的赞赏和支持”，以及农林界的一致响应，发展成为团结全国农林界人士，探讨农林科学“最广泛的群众学术团体”。此后，赵英东《过探先——中国现代农林学界先驱者》（政协江宁县委员会编：《江宁人物·现代篇》，1999年版），概述过探先一生活动与事业，但对其在中华农学会的活动梳理较为简略。蔡曾煜《王舜臣的农业教育思想与实践》（《古今农业》1996年第1期），专门考察王舜成
的农业教育思想及其实践，认为他是中华农学会“首任会长”。
此外，王郁风《吴觉农——20世纪我国茶业的奠基者》（《中国茶叶》2003年第6期），介绍吴觉农发展中国茶业的活动和思想。同年，王旭烽著《茶者圣——吴觉农传》，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叙述吴觉农一生的主要活动和事业，并论及他由中华农学会通讯员到总干事之经历。
近年相关人物研究成果渐多，梁希研究尤为集中。代表性著作为胡文亮《梁希与中国近现代林业发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12年），详述梁希林业思想成长与中国近代林业发展关系。此外，还有若干篇文章分别论述其大林业思想、群众林业建设思想、人文林学思想、生态美学思想及其人生智慧与道德品格等方面内容。
陈嵘研究，较有代表性论文为李文静《陈嵘林业思想与实践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林业大学，2014年）。以上各篇对梁希与中华农学会关系未有足够关注。许璇研究的代表性论文为张建华《我国近代农学界的先驱许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09年），其中专辟一章论述1924—1934年间许璇与中华农学会之关系，涉及此期会员、年会、会刊、农学研究与推广、科学咨询以及对外交流等内容。
1970年左右，王尔敏倡导开展“近代农业改良与农村重建运动”研究。
此后，海内外相关近代农业改良、农业现代化以及乡村建设运动研究著述不断推出。近代农业改良涉及知识、制度以及行为等各个层面，以下分别从农业改良思想、农业政策和具体行为列举大要，以窥其进展的大体脉络。乡村建设运动相关研究将根据具体内容展开，有针对性地加以介绍。
1．近代农业改良思想。代表性论著有：陈炯彰《近代农业改良思想》（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1975年），以知识界与官方思想为论述重心，分别论述近代农业技术改良论、农产品商业化思想、农务改良理论（如“拓土观念”与“护土观念”）以及农政革新的理论等；陈仲瑜《民国初年农业改良思想（1912—1937）》（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1985年），将民国初年知识界的农业改良主张，分为改良农业技术、促进农村组织与解决土地分配问题三个方面，揭示其对于解决农业问题，促使传统农业改变，达到中国农业发展的意义。
2．农业政策相关。饭塚靖《南京国民政府の農業政策と農業技术专门家》（《近きに在りて》1992年11月第22号）、《中国国民政府と農村社会：農業金融·合作社政策の展開》（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阐述南京国民政府与农业专家之间关系以及同时期之农业金融与合作政策等情形。刘椿《中国近代农业现代化研究——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业政策为重心》（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00年），主要以南京国民政府土地政策、田赋及附加、农村信用合作以及农业金融政策为考察对象，认为其土地改革、减租减息法律法令、政策方案未能“贯彻始终”，土地问题严重，整理田赋失败，所以，国民党政权的失败首在农村政策的失败，其中土地政策最为关键。薛金艳《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农业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通过国共农业政策比较研究，揭示两者“阶级特质”以及各自对中国政局影响。
3．农业改良具体举动。杨明哲《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与农业改良——以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探讨（1928—1937）》（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1998年），叙述建设委员会“以电动抽水机为改良农业的着力点”，设立模范灌溉场，推进农田水利建设活动。此外，汪巧红《晚清新政时期的农业改良》（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从农业政策、农业教育、农会及民间行为方面考察晚清新政时期农业改良情况；张俊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农业改良（1912—1928）》（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考察政府、农会、农业试验场等的农业改良举措及效果。 [1]
4．近代乡村社会研究。近年来，围绕20世纪乡村社会变迁、乡村与城市社会历史变迁主题的研究论著大量涌现。代表性著作有罗朝晖《富农与新富农——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角》（人民出版社，2010年），曾耀荣《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贷款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安宝《离乡不离土：二十世纪前期华北不在地主与乡村变迁》、张启耀《民生维艰：田赋负担与乡村社会变迁——以二十世纪前期的山西为范围》、任金帅《聚同道于乡野：华北乡村建设工作者群体研究（1926—1937）》（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
通过以上梳理，可见中华农学会既有成果系概括介绍，深入系统研究阙如。为此，本课题在充分发掘史料基础上，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其一，搜求并比证多元史料，发覆历史真义。充分挖掘包括中华农学会自身在内的各方留存史料，尤其是其周边相关党派、社团以及个人的历史记忆，拾遗补阙，比勘同源与异源史料，纠正既有成果史实错误，在重建会史基础上，深入探讨其组织渊源、变化、人脉关系、思想以及活动，揭示其不同时段的历史特质与实际影响。其二，重现其探寻农业农村问题出路的历史过程，考察其在近代农业知识和制度转型历史脉络的位置和作用。以此深化认识近代中国解决农业问题路径的演化，剖解与之相关的古与今、中与西、因与创关系。其三，透过此个案考察近代中国解决农业农村问题诸种方案的渊源、特质与演化，由单纯追求科学化的技术路径，变为从技术、经济和组织等层面改造农村社会，进而要求变革社会制度的整体性思路，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加以全面探究。其四，跳出会史介绍的窠臼，前后左右梳理它与各党派团体之间的人脉联系和观念影响，从自身认知变更和外部因素作用两方面的互动，解读此会组织发展及其关于解决农业问题路径的前后转换。既关注会员他种身份、思想和活动与学会整体的关系，又注意非会员人士与会员及学会的复杂纠葛。此外，兼顾它与外部世界的横向联系。一是发现并解析它与各政派、机关、社团以及人士之间的联系；二是廓清其自身思想、活动与世界大势、时代潮流、政局变动以及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之间关系。总之，本课题立基于前人成果，将研究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