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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为农耕社会，古老的农耕文明曾经孕育并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但近代以还它在内外多重压力的逼迫下，不仅失去以往的活力和优势，而且渐至衰败破产边缘，从而引发一系列农业、农村问题。复因西方工业文明浪潮冲击，以及西方强权政治压制，中国农业、农村日益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而步入一个亘古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其结果是，中国农业渐次脱出中古时代相对封闭和守成状态，日益与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接触，趋向全新的生产经营模式和农村组织样式。探寻中国农业、农村问题出路，无不受此时代大势之影响和制约。近代历史演进表明，单纯以“科学化”改善生产条件，难以寻得农业的真正出路。反而，整体改造农村社会，根本变革农村生产关系，转变土地私有制度和分散的小作农样式，实现农业社会主义，全面建成现代新农村，是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由此而言，这也是近代改造中国社会的主要取向与表现样态。
本课题通过中华农学会的具体史事，致力于近代中国接引域外现代农业知识及制度体系，用以解决本土农业、农村问题的取径及变化研究，再现其由技术问题演化为社会改造问题，以及与变革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历史过程。有人认为近代农业相比于古代农业有以下三种特质：一是进取的，不是退步的；二是革新的，不是守旧的；三是科学化的，不是信鬼神的。具体而言：“是由顺天稼穑，进而为科学的种植；是由粗放的农作，渐进而为集约的农作；是由自然的生长，渐进而为人工的栽培；生产方面，乃由少量而增至多量；品质方面，乃由恶劣而改为优良，病虫害的程度渐次而消灭了；工作的效率，渐次而增加了。”质言之，“近代的农业，处处象征着农业的科学化，惟其如此，所以近代农业的进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远非古代保守性的农业所可比拟”。
此论以“科学化”为准判分世界农业之性质与特征，进而揭示科学化是中国农业获得新生的必然选择。
近代农业科学化诉求的产生，既是西学潮流激荡使然，同时缘于对农业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特定认知。1891年，孙中山有感于西人“农功有专学，朝得一法，暮已遍行于民间”的实际效果，呼吁清廷“委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畜牧、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泐为专书，必简必赅，使人易晓”。
1896年，陈炽刊刻《续富国策》，专辟一节详陈欧洲诸国“讲求农学”情形：英国“农民亦大富，足以与工商相敌”；法国“田少功勤，国亦大富”；德意志诸邦，“略与法同，国中聚集讲求，各有农学之会，则田主不富，不用新机，而亦可以自收大利”。由此主张“兼收并采，择善而从”，将中国旧农书“删繁就简”，择其精要刊行，更为重要的是“翻译各国农学，取其宜于中国凿凿可行者”，“散给生童，转教农人之识字者”。
孙中山、郑观应、陈炽等趋新人士，皆表达了移植西方农学知识，借以改良中国传统农业，实现国富民强的宏愿。
晚清时期是中国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对固有农业进行变革的历史起点，集中体现为对域外农学知识的移植、应用以及农作物新品种的引入、试种与推广。在认知层面，时人把农业问题看作生产问题来解决；在实践层面，这与海通以来农业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有关。中国农村腹地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广阔原料产地后，其农产品逐步融入国际农产品市场体系，整体而言，大宗农产品因生产技术落伍、生产效率低下而价格高昂，加之品质低劣，在国际竞争中日处不利地位。“土不抵洋”窘境激发朝野“兴农抵洋”，以堵塞漏卮、挽回利权的“农战”观念。在具体应对上，他们期于将中古式的“经验”农业臻于西方式的“学理”农业，借此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农产品质量，以扭转国际贸易之恶局。在中西竞争而西方明显占优的情势下，“科学化”成为时人寻求农业出路的唯一选项，因为，18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农业与科学“一天一天的接近起来”，而收获量与生产品质均较前有“充分的进步”；而“我国农民生活简单，经营方法，还是因袭着几千年以来的古法，与近世科学差不多还不曾接触着”，所以，中国应以近世“科学的农业”，撤换“古代式的农业”，以增进农民的“工作能力”。
正如沈宗瀚所言，“中国采用外国科学新法谋改良农业者，初由学校教育入手”。
晚清农业“科学化”乃因袭西人做法的产物，纯从农业学校和农事试验场着手。
清季设立农业学堂和农事试验场，旨在移植域外的农学知识体系，所以，“学堂”与“试验场”是农业科学化在中国的原初样式。此外，农学会和农会是晚清以来引入、研究与推广域外农学知识的重要管道，它们皆是外来的新事物。农学会是清季众多专门学会之一种。追根溯源，中国本无现代意义上的“学会”，
其相关观念首先由清季来华西方传教士引入中土，而后为趋新士大夫所接受；次为清廷外派使节和游历官绅的直接观察和迎受；海外留学生继起鼓吹并创建学会组织。这三种不同身份的人士在不同时段充当了引入或实践域外观念的要角，他们的认知、思想和活动不甚相同，导致农学会在中国的缘起及进展未必与此完全对应。今人追溯农学会起源，或言广州的农学会，或主上海农学会，均各有理据。比照中外学理及事实，发现中国的农学会虽是模仿西人成例的产物，相比其他专业学会，其复杂性是农会一系与之关联。
孙中山的新知识体系主要源自欧美，其对农学及农学会的认知亦然。1890年，他提出关于“兴蚕桑之利”三条建议：一是“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二是立会劝诫鸦片；三是“学校之设”，“先立一兴学之会”，逐渐于邑城设“大学馆”。
无论动机若何，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首创农学会是历史事实。是年10月6日，他在广州《中西日报》发表《拟创立农学会书》，明言：
某也，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弱冠负笈外洋，洞悉西欧政教，近世新学靡不博览研求。至于耕植一门，更为致方〔力〕。诚以中华自古养民之政，首重农桑，非如边外以游牧及西欧以商贾强国可比。且国中户口甲于五洲，倘不于农务大加整顿，举行新法，必至民食日艰，哀鸿遍野，其弊可预决者。故于去春，孑身数万里，重历各国，亲察治田垦地新法，以增识见，定意出己所学，以提倡斯民。伏念我粤东一省，于泰西各种新学闻之最先，缙绅先生不少留心当世之务，同志者定不乏人，今特创立农学会于省城，以收集思广益之实效。首以翻译为本，搜罗各国农桑新书，译成汉文，俾开风气之先。即于会中设立学堂，以教授俊秀，造就其为农学之师。且以化学详核各处土产物质，阐明相生相克之理，著成专书，以教农民，照法耕植。再开设博览会，出重赏以励农民。又劝纠集资本，以开垦荒地，此皆本会之要举也。
以上陈述似与事实出入不小。
孙中山此前已表明有志于农，郑观应荐函称其“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植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谓：“孙逸仙医生拟自备斧资，先游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而后返中国，与同志集资设书院教人。”
荐函本受人之托，未必可尽信。但孙中山对欧洲各国的农学及农学会确有所留意，是其重农思想的主要知识来源。他所立农学会的蓝本源自欧洲，尤以效法法国为高的，说明他已认识到“农学会”对讲求农学、发展农业的功用。
康、梁师徒从功利主义学说立论，强调会集新学人士讲求农学，将会嘉惠民生社稷。谭嗣同等认为，讲求农学、推行农业改良的首要事务是组成“士群”。1896年，罗振玉、徐树兰、朱祖荣、蒋黻等在“合群”观念驱使下在上海设立农学会，“讲农法，开民智”，实开近代中国农学会风气之先。
12月5日，罗振玉、徐树兰等联名声言：“近年西学大兴，有志之士锐意工商诸政，而于农学绝不讲求，未免导流塞源，治标忘本。蒙等不揣固陋，思召集同志创设务农会，以开风气，以浚利源。”
次年3月，梁启超主持之《知新报》评论道：“农学为富国之本，中土农学，不讲已久。近上海同志诸君，创设农学会，拟复古意，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甚盛举也。”
此会虽被目为“复古意”，本意却在“开新风”，如言：“古人农事最重，《周官》所载，任土辨物，理教粲然。后世以农为贱业，于是有农事，无农学，一切辨土宜，兴水利，制肥料，防螟蟘等事，虽叩之躬亲南亩者，亦茫然不能措对。不知其法，遑论其理。今本会翻译欧美日本各种农书农报，创立报章，俾中国士夫，咸知以化学考地质，改土壤，制肥料，以机器省工力，精制造之法之理。”
梁启超认为农学会之意义，体现在改变中国“学者不农，农者不学”状况，重续古来“农学之统”。
是年，马相伯在《务农会条议》中提及：“本会之设，则仿诸外洋。然风气未开，不能尽仿，亦第就目前所可行者而推广之。”“外洋”主要指日本，旁及欧美各国：“报中所译书，先就日本，取其同于我也。英、法、德、美，其种植粪溉与我迥异。异故难以取法，同则易以为功。”
农学会所介绍的农法新理多取自日本，农学会在组织上效法日本也极有可能。农学会同时亦有称务农会、农务会、农务总会、农学会、上海农学会、江南农学会等，即便在同一时期所用名称也各异，这也许反映出内部对于结社宗旨和发展方向尚存歧见。通观农学会历史，有向日本式农会发展的趋向，但终未能实现。
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将现代“学会”比为古之“士群”，或许意味着士绅在保留功名前提下转变其知识结构。因之，农学会特别注重争取各地官绅入会，以为整个官绅体系树立新政典范。
上海农学会初步具备现代学会基本要素，由其所办事业可见：首推立农报，译农书；
次则延农师，办学堂；
再次为进行农事试验，如蚕种试验等。《农学报》所载各文，多是对域外农学知识的简明介绍。受其影响和带动，1907年农工商部准予直隶知府李映庚所请，通饬各省设立农学会，此后各类农业社团遍及南北诸省。
它们各自联合同人，传播农学，切磋农艺，对于推动地方农业科学化做了有益尝试。
民国初期的农学社团发展进入一个新境界，中华农学会于1917年应运而生。此后，全国各地样态各异的农学社团竞相成立，但其规模与影响力均无法与之相比。它沟通南北，融汇众流，由东南一隅的区域性组织扩展为全国性农业学术团体。1917—1952年，它在长达30余年的活动中，
个人会员近5000人，中央机关会员52个，各省市机关会员43个，各农业学校会员36个，各金融企业、农场团体会员40个，北京、南京、广东、浙江以及日本、美国等地设有分会。
它是近代历史最久、会员最多，组织最为稳固，会务最为活跃的全国性农学团体，最大程度地吸纳了与农业相关业界的人士，农业学校师生、农事机关人员、农场经营者、农业行政部门人员、实业家、银行家，甚至外籍人士悉数囊括。从学缘论，它融会不同学术背景的日本、欧美各国留学生以及国内农学生，被公认为国内农学研究之“总枢”。它还长期把持农业行政要津，左右政府决策，其影响力超越学术自身，因而在近代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华农学会见证了近代中国寻求农业问题出路由“技术”转向社会组织改进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历史。此期，农业问题的认知逐渐让位于农村问题观念，使其与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相连，由此导致解决的路径和方式发生社会转向，侧重从农村社会入手，解决整体问题。同时，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造成近代农业问题的根本因素，职是之故，提出了农业问题的最终出路在于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废除土地私有制，“建成社会主义的农村”，实现农业社会主义。中华农学会对此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应和表达。由于会员思想源出众流，不同历史时空下的各种农业、农村观念和主张在此交汇和碰撞，世界潮流和时代大势交互激荡下的多元思潮得以集中展现。本课题旨在考察和解读作为重要参与者和当事方，中华农学会因应时代大潮，融入这一历史进程的缘由、表现以及影响等情形，从中透析近代中国探求农业问题解决之道的艰辛曲折。
关于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如下所示：首先，从上文对中华农学会在探索近代农业问题出路历史进程中地位的解析，得见研究价值之一斑。但长期以来海内外缺乏深入研究，即便在史料运用方面，也存在不少错漏。以中华农学会为研究个案，既可深究知识界乃至全社会对当时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认知、论争与应对的复杂历史，以及各自路径的渊源、内涵、变化和历史结果，解读农业知识、农业制度接引与破解农业、农村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深刻揭示学术团体与其他各方在农业现代化、社会化进程中错综交织的关系，从中亦可透析近代社会变迁的某些重要面相。早在1970年代，王尔敏便认识到近代农业改良与农村重建运动“深广幅度的重大问题”的研究价值，认为这是“以务农思想为动因而展开农业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论题”，它的发生是“基于思想家现实的（pragmatical）观点，比较新文化运动更深入更具重大意义，但却难激起较多知识分子的认识与兴趣”。
其次，借此清理近代中国农业知识和农业制度转型过程中，朝野观念主张、行为方式，以及对解决农业问题所起的实际作用。桑兵认为，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是“近代中外冲突融合的产物”，即“外部世界移植到本土，并且改变中国基本面貌的产物”。可是，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活力十足，“其巨大张力所产生的延续性，对于近代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发生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在西潮冲击下，朝野以西度中，认定既需要移植域外现代农学知识体系改造传统的“经验型”旧农法，也需要引介其农业制度体系相辅之，实现传统农业的现代变革。中华农学会大多数成员具有海外留学背景，恰是移植域外农业知识和农业行政制度体系的要角，他们试图通过农业科学化和建立现代农政制度，找到一条解决农业问题的切实要道。由此展示其从首创农学研究所，接引域外作物遗传、病虫害、农业化学、农业工学、农业经济学等现代农学知识体系，到推广优种、施用化肥以及引入机器耕作等，对传统靠天吃饭的“经验农业”进行“科学化”“机械化”改造的历程，以及全方位嫁接西方农业行政制度、农业金融及合作制度、美国式农业教育建制，推进中国农业制度典范的整体转移情态。
第三，亦可对在追求农业科学化、现代化，“再造中国农村”进程中，在农民、政府和学术团体之间，农事、农政和农学各自的功能定位及其相互联系增进了解。中华农学会处于连结农民和政府的枢纽位置，扮演着沟通两者的中间桥梁的角色。它通过自身的组织和事业建设，将民国时期农事、农学和农政连为一体：一是从农事的实际问题中汲取资料，广为研究，再将研究成果推广于农事实际；二是将研究成果建言于政府，通过各级农业推广组织，指导农民，促进农事生产与经营的改进；政府对中华农学会又有赞助、指导之举，并吸纳其参与国家农业建设。
第四，既可再现各方对于变革中国农业和寻求农业问题出路的多元化取向，亦可深刻揭示由技术转向社会经济及制度变革，即社会主义何以成为后人言说中的历史必然性。中华农学会会员构成复杂，既有国民党、中共等党派人士，亦有“中国农村”派、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各派等，各种思想观念契合与分歧并存，异彩纷呈，反映了近代革新农业进程中的多元而复杂的取向。而且，它与朝野各党派社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互动。应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冲击是近代农业的根本问题，各方争论聚焦于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存废。而废除土地私有制，走合作化、集体化之路，实现农业和农村社会主义，渐成时代言说的主流，最终导致以社会主义作为解决近代中国问题的归宿。
此外，本课题对于了解中国人探索民生问题解决之道，尤其是重新认识1949年前后中国农业发展道路，具有相当的启发和学术价值。由此总结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于现今的国情认知和决策，特别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必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时间断限。本课题研究时段始于中华农学会的酝酿筹备之年，即1916年（相关背景追溯至晚清时期），截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如此划分，并非以政治标准断限，而是从这时起它所面临形势、所肩负使命和所开展事业与此前相比，发生较大差异，具有鲜明的战时特色。抗战期间，粮食、棉花等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配合国民政府统制经济政策、保障战时军民衣食供应是其第一要务。简言之，此期中华农学会的活动主要围绕“农业抗战建国”展开，具有明显的战时特征。而且，中华农学会的活动，并没有随战事发生而全面削弱，有的方面还较以往有了新的推进，尚需另外的研究著述来加以专门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