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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欧美教育与科学密不可分，任鸿隽论道：“以见教育之事，无论自何方面言之，皆不能离科学以从事。若夫智育之事，自科学本域，言教育者当莫能外，无容吾人之重赞一词。”
他将学校、学会视为建立“科学的学界”重要手段，学校为先。1916年，蔡元培在杭州总结“欧战”教训时，亦强调“军事皆出科学，非有教育不为功”，农学之于农业重要性而言：“吾国农业自古发达，然终不及欧洲者。彼之生产力有方法使之增加，通人皆有科学知识也。初等、中等农校甚多，其良法传播于学校之外。中国恶习，农家子本多服劳，入校则安坐读书，惮于作苦。欧洲农学必实验，一一皆手自试之，故其传播也易。”
中华农学会希望步武欧美国家，以学校为输入科学新知、实现农业科学化的媒介，农业教育因之成为发展农业的先决条件，
故将其列为重要事业之一，以期为“农者有学”“学者业农”开出一条新路。
近代趋新人士移入域外现代农学知识体系，开启本土“经验农业”科学化进程。在路径选择上，清季仿行日本教育成例，建立农业学校教育统系，从京师到地方依次设立农科大学，高等、中等、初等农业学堂以及农业教员讲习所，还有茶务、蚕丝等专门学堂。民初学制体系大体因袭于此，但在形式与内容方面有所调整，其重心转向中等、初等教育。
1913年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令》，要求各省普遍设立甲、乙种农业学校，并下移至县城与乡镇，较之清季自是一大进展，但笼统规定以教授“知识技能为目的”，立学宗旨不甚明晰。甲、乙种学校的区分，仅为彼此课程上的“普通”与“简易”之差。若将实施效果比照于欧美范例，发现不仅没有造就大家想象中的“新式农人”、农村“中坚力量”，反而滋生诸多流弊。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激起包括中华农学会会员在内各界人士对晚清民初新学制的空前质疑和不满。
1922年，时任中华农学会会长的王舜成，阐述民初以来教育与农业的相互关联：
吾国农业教育始自二三十年前。民国纪元以先可目为发端时代，姑不具论。而近十年来，高等、中等、初等之农业教育学校殆遍各省诸县而皆有，近且农科大学相继而起，不可谓非农学教育之发端时代，一进而为发展时代矣。如此进程宁非至幸，而反观农界现象，其事业之进行每不能随教育之行程而向上，此进彼退，各不相关，原因奚在，大足引起吾农学同志之研究，且为本会所急欲求其解决者也。盖教育为改进事业之先导，无教育而事业不进，犹可自为诿解，至教育进而不能影响于事业，则又奚辞。吾人既深信教育万能，亦惟有仍求诸教育而已。
若单从学校数量上论，农业教育的进步无可怀疑。可是，这种进步对农业发展推进效果不但不明显，反而呈现“此进彼退”的诡异现象。从逻辑推论，其缘由约有二端：一是农业教育自身出了问题，有量无质之教育难以对农业发生积极效用；二是从教育到农业中间过程断裂，各行其道之两者不能有效结合。王舜成作为旧制度受益者，显然顾及其校长及留日生身份出言有所保留，重事实描述、提示问题而隐去判断。但他在与黄炎培私人谈话中透露其治校“昔以普及改良农事知识为目的，今新变方针，一以开发社会经济为目的”，故除农学外，颇注意于农艺化学，“将使学生毕业后得以些微之资本，自食其经营之力”，得到黄炎培之赞许。
与王舜成相对含糊的态度不同，留美的邹秉文直指教育部农业学校规程之弊，“吾国农业学校之所以无所成就者，其根本病源，在教育部所定之各种农业学校规程。其中有办法不良，决难造成所希望之农业人才者；亦有宗旨错误，不适于吾国之农业情形者。坐前说之弊者，为吾国之农业专门学校及乙种农业学校；坐后说之弊者，为吾国之甲种农业学校”。
他通过梳理中国近代农业教育演进史，明确进展得失，将矛头指向教育制度：
吾国农业教育，略可分为三时期。第一时期，约在前清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纪元，其时各省虽设立农校农场，然仅可视为大吏敷饰门面之举，充任校长场长者，类多候补府道，缺乏农事智识之人，其于农民及农业，可谓无丝毫影响，故吾名此时期曰：政治的农业教育时期。此时期对于吾国所有之贡献，仅为目前留下数所规模较大之农校，如北京农业大学、山东农业专门学校、保定农业专门学校，皆成立于此时期也。第二时期，约在民国纪元以迄于近今。在此时期内，中级农校与初级农校，各省均增加不少，各场场长，各校校长，大半皆能采用农林出身之人，惟学制过于拘束，农场既无成绩，故农校亦无从采取教材，而本身又不事研究，其结果只能贩运东西洋外国讲义，以为应付。既非本国事实，当然无改良效用。此时期之最显著事实，即为注重书本教育，故吾名之曰：书本的农业教育时期。本时期对于吾国农业教育最大之贡献，即为发见以前农业教育制度办法之恶劣，不可不图一根本改革。
邹秉文批评中国农业教育第一、二期分别为“政治的农业教育”“书本的农业教育”，看似诟病教育背离农事之弊，其实是抨击晚清以来形成的以日本为典范的教育体制。清季农业科学化从学理到制度无不以日本范式为圭臬，留日生把持农业教育、试验和行政各部门；留美生相比归国时间较晚，人数亦不占优，更无论权力分配。欲改变此状况，唯有釜底抽薪、颠覆晚清以至民初的教育制度。换言之，破日制是立美制的前提。留美后的沈宗瀚亦加入批判旧制度行列，对昔日母校亦“冷眼批评”，
办学质量稍好之笕桥农校“教员多为日本留学生及京师大学农科毕业生，故多以日本资料解释学理”，“多译述日文笔记充教材”，无非“纸上空谈，不切实际，于国何用”；最高农业学府之北农“教授均为中国籍，多系日本留学生及京师大学农科毕业生；仍多摘译日本课本以为讲义，购用日本动植物标本以代本国实物；农场实习不过播种、除草、施肥、收获等普通简单工作。教授与学生对于中国农业认识甚少，遑论研究与改良”。
可见，对国内农学教育的失望是以沈宗瀚为代表的知识人赴美求知的动因。他所谓“第三时期为农业教育之新作风”，
实指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为典范的金陵大学农科和东南大学农科的建立。
邹秉文、王舜成各自言论，显示了欧美、日本学术派分与权势的攻守势易。民元西方崇拜心理蔓延，农界的学习榜样亦从东瀛转向欧美。
留美生地位大幅提升，留日生地位则陡降。
为因应世风流变，留日生转学欧美者不在少数。
稍老一辈的黄炎培也不免跟从此时趋，“中国兴教育几二十年矣，然皆纸片的、书本的，而非实际的”，“亟须研究改良，锐意进行”，其认知与邹秉文观念相暗合，也将矛头指向“日本式教育”。“九年前，哈佛校长爱里哇德氏东来，盛讥日本式教育之未善。维时同人微有所省悟，亟欲探讨欧美教育。”
王、邹二人均与黄炎培交往甚密，他们对农业的职业教育意见颇多契合，为中华农学会与中华职教社的合作奠定了基调。
留日生虽然在社会舆论上不抵留美生，但实际权势未必被削弱，双方仍需互相借重。同时，留日生的某些观念亦渐向留美一方靠拢。因此，中华农学会内部基本一致认定旧有农业教育方针与制度不合中国实情，变革势在必行。其间约有两条路径可循，一是彻底告别过去，另立统系，诸如建立乡村学校，推行农村职业教育，直接教育乡村子弟；二是保留大体，改革局部。总体言之，中华农学会等试图融会以上两条路径，尽管各有所重，亦可协同配合，互为补充，殊途而同归。
1919年，吴元涤指陈清季以来农校与社会隔绝之流弊，“今者国内士夫，亦岌岌焉知贫弱之足以自亡，而农业之足以救贫弱，于是农业教育也，农业科学也，奔走号召，经之营之，日不暇给。然今日之效果何如者，将来之希望何如者。前清之季，早亦设农科大学及普通之农业学堂于各省矣，然其时社会锢蔽，不知农业为何事，几亦视为士子利禄进身之阶，与耕田掘土之农完全无与者，是以学校是学校，农业是农业，与社会与农民无关痛痒，复有何效果可言”。及至民国，“农业教育特为注重，增学校，订规章，研究教授，较前大进。然至今社会上漠然如故，毕业生之无进路如故，而农业之颓废，国立之穷蹙，且较前犹甚焉”。
他将农业与教育脱节的责任归于“社会”一方。因为，晚清趋新人士、民国政府与社会之间在对农业教育的认知上，存在着传布农业科学知识论与追求“利禄之途”工具论的对立和冲突，民众对农业新知的漠视与排拒，使得上层的科学化努力变为单向启蒙。
吴元涤与王舜成大体同调，着重剖析制约农业教育发挥实效的社会因素，而非制度本身问题，实则持“外因论”。
翌年，曾济宽亦呼应此论，“英才无实用所学之地”，不良社会环境应“分其责”。首先，“政治之窳败，社会之堕落，官绅之把持，大地主之冥顽，以及乡民之愚昧，在在为农业改良前途之障碍”；其次，旧思想作祟，“人心之急功好利，而鄙视农业为微贱迂缓之事业，复格于数千年士农分途之恶习，即毕业于东西洋农科大学之有数农林专家，语以改进方法，亦以成效未易实现，难引起一般人之信仰”；再次，旧势力强大，“大多数农村，近犹受制于旧人势力之下，彼等视后进之农学生，不啻冰炭之不相容”，国内农校毕业学生“服务社会，著有相当成绩者，虽不乏人，然彼等问世日浅，势力未固，对于地方，绠短汲深，亦莫能有所发展”。而其对于农业教育全部认知，是“多因论”而非“单因论”。在解析社会因素的同时，并不规避农业教育自身问题，但强调后者之改善取决于社会环境的改良，“欲改进农业教育之先，当研究农业界四围之情况，求其不易改良之病原所在，而谋改革之”。
相形之下，更多人侧重检视农业教育自身的问题，研讨相应的解决办法。1921年8月18日，刘子民在八校公共学术讲演会批评部章造成农业教育与社会的隔绝，“农业是应用的科学，农业教育是与社会连成一片的，不是和社会需要隔绝的，如果社会和教育隔绝，那就学校教育是学校教育，社会是社会了，可说学校可有可无，与社会毫无关系。这种毛病何在，就在部章规定农校各种科学的钟点，不管各省各地风土如何，出产如何，社会上需要若何，要办农校，非照部章支配钟点不可。好比先前所说，医病不管病的种类，病的原因，身体的强弱，总是一个陈方吃到头，你说与病人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这个陈方来自日本，在日本能不能应用还是一个疑问，何况中国地兼三带，各省各地风土不同，出产不同，社会上的需要因之不同，要以一样的规定，使农校教育与社会的要求连成一片，那里能够做得到呢？”
教育部照搬日本成制，不求吸收转化，片面求其整齐划一，终致流弊滋生。
此类言说颇能迎合社会大众弃旧趋新心理，引发舆论跟风现象，进而演化为社会批判思潮，要求对整个学制体系进行改革。
民国学制在日制与美制间权衡取舍。吴元涤则不以为然，“盖一国有一国之国情，一国有一国之习尚，即欲舍己从人，亦宜辨别其利弊得失，或变通损益而应用之，绝非削踵纳履，而可希冀功效于万一也。”改革须统筹全局，谋定而动，全力施行，避免旋起旋灭，所谓“学术思想，尽可随世界之趋势而变迁，而事实之进行，决不能旋起旋灭，以合时尚，亦不能朝令暮更，以眩新奇。故研究农业科学者，其思想言论不妨时有易，而办理农业事务，身任农业教育者，自当认定目标，洞明情势，坚决施行，则于事实可有济”。
曾济宽亦言，农业教育“原为谋农业社会之发展而设施，则其所取方针，自以适应于农业社会之程度为正当。虽办理方法，固可因时、因地以制宜，然设校方针必有确切不易之理”。教育方针游移不定，朝令夕改，办学者自难适从，如言：“时而采用日制，时而采用美制；时而设立农科大学，时而停止。教育当局，漫无规划。”他认为，除农科大学研究学理、造就农业科学人才外，专门及甲、乙种农校皆应以养成实业人才为主、培植师资为辅。
因此，刘子民提出改造农校教育方针，必须“因地施教”、因需设校，而非先设校后找出路。
美国学制进据舆论场中心，与此期美国教育家来华之影响不无关系。1917年，康奈尔大学农学院院长贝莱在华批评中国甲种农校“无宗旨、无办法”；1921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孟禄（P．Monroe）在江苏省教育会，认其为“无教育目的之学校”，“既非造成农业专门人才之大学校，又非造成乡间农夫之乡村小学”。
邹秉文看到，当时来华调查教育的外国人对甲种农校皆持否定态度。
外国人的负面评价激发了国内知识界对此问题的关注。方希立指出甲种农校设科“皆无一定之目的”，且“非就地方情形设置之”，毕业生徒“不适用于社会”，“几成为废才”，当因地设科，兼收农家子弟为生徒，注重实习等。
刘子民认为，“农业上的中坚人物，就是中等农校卒业的学生”，
故中国以中等农业教育最为重要，事实上，由其经营农业的“十不得一二人”，绝大多数或升学或另觅他职（如做教员、普通文官）或服务于农校、农事试验场。
按照欧美成例，甲、乙种农校本应培养农家子弟、造就农村人才，中国情形则往往脱离此轨。曾济宽陈其数弊：其一，分科繁多，且不切当地实际，甲种农校本应注重地方上普通农事实施，乙种农校则注重地方上特殊农事发展。其二，视乙种农校为升入甲种农校的预备，所办事项几同于高等小学，视甲种农校为升入专门学校的预备，或增加普通学科分量几等同于普通中学，或教科偏重理论类于专门学校。乙种农校本为收纳欲从事农业而望速成之贫苦子弟或地方有志业农者而设，毕业后即各就所学经营农业；甲种农校则为收纳地方农家子弟及有志农业青年而设，毕业后独立经营或就职于地方公私农业团体。其三，学校设备不完全，且与实业机关缺少联络，学生实地练习、实验机会少等。
1914年，黄炎培批评乙种农校，“辟校旁土阜为试验场，面积仅数亩，似未敷用。所授讲义，系自编油印。虽非专事发挥理论，其材料之多少繁简，文义之浅深，是否适用于乙种农业，未敢知也”。
两年后，蔡元培强调西方国家农校作用在于“其良法传播于学校之外”。
邹秉文认为，农业教育宗旨约有两种，一种为“人才教育”，专以造成各种农业专门人才，为农业专门学校或农科大学之责；另一种为“职业教育”，专以造成“良好之农工”，运用新知识改进农业，此为乙种农校或程度更低学校之责。中国乙种农校相较其他发达国家，不仅学校和学生数量少，且毕业生实际从事农业者甚少，农家中受过农业教育的不足万分之一。而且，乙种农校与中国小农制不相符，其规定程度太高、课程太过普通、在校费用太大。相反应是：学校程度不宜固定、职业课程不必固定、注重公民教育、修业期限不必固定、教员宜少；学校应设于乡间等。
既然学校教育不能与农村社会相衔接，于是有另立乡村教育统系之提倡。南京高师仿照丹麦乡村学校制度，于江宁县沙洲围创办乡村农校，便是积极矫正的表现。
章太炎对此颇表赞成，言教育要“适用”，乡村教育尤要“以养成农村人才为宗旨，化除阶级，镕合城野”。
吴元涤认同改革现有农业教育的同时，更应兴办乡村教育，“现在勠力畎亩手足胼胝之农民，皆有农事之旧经验，而乏农事之新智识者也。然农产之良窳，农事之成败，实此辈农民直接左右之，故欲农业之改进与发达者，则兴办乡村教育，以教育农民，实为当务之急。乡村教育之功，实较学校教育为巨。彼学生所习者，未必即见诸实行，而农民有知，即能施之实用”。
李寅恭认为，甲种农校科目繁杂，且偏重理论；乙种农校养成实地操作者及工头，为数太少，应仿照美国多开办乡村学校。
另有主张，用“农业的平民教育”解决农民的科学化问题，并视其为“救中国农业衰败的唯一妙法，不二法门”。
无论是以外在社会视角审视，还是从内在理路分析，诸人最终会聚于部章学制规定过于“固定”僵化，不能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相应建立富有弹性而又务实的美国式学制已刻不容缓。留美生及“研究—教育—推广”三位一体的美式农学建制渐成新权威，促使东、西与新、老知识人的派分与人脉，以新兴社团为纽带分化组合。中华农学会与各团体趁全国学制改革思潮勃兴之机，结成同盟，彼此声援，促成既有体制新旧代谢。
中华农学会由“坐而言”到“起而行”，通过人脉与社团纽带聚合民间力量，推动政府将其农业教育改革言说付诸实践。
近代中国相当一部分教育资源渐被各种民间精英集团所掌控，教育会便是其中重要一种。各省教育会借组织声势左右一省教育事务，教育行政机关的决策如没有教育会的实际参与已难推开。换言之，各省教育权力资源被教育会和教育行政机构所共享。江苏省教育会在各省组织中极富代表性，其影响力一度越出本省界，号令全国，风头与权势甚至有超越教育部之势。中华农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全国性社团均与其有着复杂的人脉和事业瓜葛。当学制改革已成不可阻挡时代潮流之时，它们乘势而起，挟团体联盟之余威，以充当民国农业教育改革的先锋与要角。
1925年，吴稚晖在《致张仲仁书》中，纵论江苏省教育界派分格局及走向：
省教育会诸公从前利用张季老，以其久不适用，弃之。今又有利用先生之必要，因复以东南大学校长浼先生……如黄任之、沈信卿、袁观澜诸先生，皆贤者也，年来因欲维持其特殊绅士之地位，遂朋串把持，反复谄附，所谓患得患失，竟流而为鄙夫者耳。弟辈激急暴徒，自安其为世俗诟病之素。先生北洋旧雨，亦守其稳健士夫之常，皆予人以共见之底里。惟彼所谓“阳性十姊妹”也者，营狡兔之三窟，图三元之不败。败风俗，患乡里，彼等亦不自知耳。东南大学者，彼等出官之花；省教育会，其大本营；郭秉文、邹秉文之徒，为其出张之傀儡而已。
吴氏由此勾画出江苏省教育界在代际兴替之时，绅士老辈与留学新进、教育会与大学彼此关系谱系。在江苏省教育界，沈恩孚（信卿）、袁希涛（观澜）为同辈人，曾同在上海龙门书院就读，长期执苏省教育界之牛耳；若以年龄论，黄炎培（任之）自属晚辈，事功与地位却不输前辈，其身份复杂而多元，出入于新旧官民，既有举人功名，又是革命先锋，为中国同盟会会员，一度出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还是民间社会活动领袖，因此，他在江苏省教育界能够脱颖而出，拔得头筹。吴稚晖不仅将三人并列，通称为“特殊绅士”，更将黄炎培列于首位，由此可得而证之。
浸染欧风美雨的留学青年异军突起，而思想并不保守的宿儒老辈依然举足轻重，前者立足上升必先借重老辈，后者欲巩固势力亦须提携新进。因此，留美人士进入江苏任教职后，附丽于省教育会几成任事之必需。
郭秉文在年龄上与黄炎培相当，在教育界任事却属新辈，但在西学势头正盛之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的头衔成为他进入教育界上层的通行证，先后出长南京高等师范及东南大学。行辈足足比郭秉文低一代的邹秉文，具有世家子兼留美生的双重出身，掌控东南大学农科，性喜交游，勇于任事，深得老辈赏识，在教育、实业乃至政界广结善缘。
黄炎培亦十分关注农业农民问题，无意间拉近二人关系。从《黄炎培日记》得见，邹时常为黄的座上宾，交谊非同一般。欧美新进与绅耆老辈结交，使得民初知识界在总体趋新的大势下，愈益呈现代际交叉的气象，改变了地方或全国教育界格局。
江苏省教育会融汇新旧人士，借助于组织的扩张开疆辟土，使其势力激增，主导全国教育界。在此过程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生是主力之一，尽管时人对其褒贬不一，讥评之声不绝于耳，但他们推动中国教育学习对象从日本转向美国，增加学制的弹性和灵活度，则不可轻忽。如1921年郭秉文、蒋梦麟，以及康奈尔大学农科毕业生、时任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金邦正等人，联合黄炎培、范源濂、张伯苓等，创立实际教育调查社。类似团体还有郭秉文主导的中国教育扩张会，由邹秉文发起并任农业组组长的江苏省教（教育厅）实（实业厅）联合会，由廖世承发起的中国中等教育协进社等。这些团体均不同程度介入民初以来的农业教育改革，且有农学人士直接参与其事，如邹秉文、过探先担任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职业教育”栏目编辑，大力鼓吹引入美国农学教育体制，确立研究、教育与推广为一体的新模式，以便于打通农学与农事，不仅造成专门人才，且能担负解决农业问题之责。
新老知识人结盟互助，固然有维系并巩固自身权势的一面，但也是协力推进共同事业的联合阵线。尤具现实意义的是，知识界内部以留学国别为分野形成的派分壁垒松动，并有效整合了制衡教育当局的在野力量，使得京、沪两大改革重镇趋于融合。中华农学会会长王舜成以及担任该会会务推广总干事的袁希洛，皆是清季留日生，黄炎培数度莅临江苏省立第二农业学校，就此二人建立深厚交谊；
后者为袁希涛胞弟，亦为中国同盟会会员，在江苏省教育界举足轻重，也曾被外界视为江苏省“学阀”之一。中华农学会的成立，与江苏省教育会的支持当有不小关系。5月，黄炎培、范源濂、袁希涛、郭秉文、聂云台、穆藕初、宋汉章等人，以江苏省教育会和浦东同乡会为骨干，联络张謇、梁启超、严修、蔡元培、蒋梦麟等社会名流在沪发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邹秉文、王舜成、袁希洛等中华农学会会员加入为正式会员，并一度担任董事及议事员。人脉的交叉渗透，为两会联合推进共同事业奠定了基础。
中华农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皆重视农业教育，分别视其为改进农业的“入手工作”与“救济农村”的突破口。仔细分析，具体缘由约有其二：一是，受晚清以来以“教育”实现农业科学化思潮之涤荡，他们迫切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以推进现代农学知识传播和传统农业制度现代转换；二是，他们有感于因袭日本的农业教育已百病缠身，民初尽管突出强调农学的本土性、实用性，将“农科大学”改为“农业专门学校”，在县、镇一级广设甲、乙种农校，然而，现实情况非但未能造就“新式农人”及农村的“中坚力量”，反而，农业问题愈趋严重，农民生计濒临破产。鉴于此，各社团将目光投注于农业与农业教育问题，黄炎培因此说“实业教育问题惹起一世之研究”。
针对农业教育现状，“变”已成各方共识，但对于“怎么变”又各执一词。中华农学会强调普通学校教育与乡村教育需双管齐下，协同配合，既要推进农学研究，也要让农人掌握必要知识。在立会之始，便将“研究农业教育”列为八项事业之一，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进和发展。1920年学会修改章程后，会务虽有所调整，但仍列其为重要事业之一。
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为“办理职业教育，尤以农为重要”，所采取的路径是直接针对农人的“农业的职业教育”，也就是，将职业教育施诸农业，对农民进行技术训练。而且，在实际行动中，职教社捷足先登，于1919年率先开始调查各地农业教育实况，以备于具体推开。
中华职业教育社力图从观念与制度两个层面矫正民初以来甲、乙种农校的办学之弊，显示出职业教育与普通实业教育各自在办学旨趣及培养目标方面的差别。反过来，也说明旧式农业教育在增进农人技能科学化方面并无有效作为，亟待另辟蹊径。黄炎培的思想认知对于职教社的事业方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兴学以来的教育，特别是农业教育，“皆纸片的、书本的，而非实际的”，求学者不谋实事上之应用，于是，学业与事业，分为两橛，永无联合之期。正确的做法是：“一切事业，须从科学上解决；而一切学问，须从事实上研究。”
他将此衍生为“科学化”与“平民化”的结合，并谓此为“新教育”之特色。中华职教社“高唱职业教育的动机”，旨在“科学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无论中国外国都起于承认科学，用科学解决，百业有进步；不用科学解决，便无进步。外国用科学较早，占了先着；中国落后，就〔因〕为不早用科学”。放眼欧洲历史，“盖十八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为最近全世界一种最大的变化。因此动机，而愈感科学的权威，有不可一世的倾向。所以，关于物质的问题，皆将用科学解决；关于人事的问题，皆将用科学方法解决；而教育不啻为扩大科学运动的先声”。职业教育“欲与两者成连锁的形势，就是一方要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一方要用职业教育解决平民问题”。具体落实到农业，就是“农艺化学和农业应用科学问题”。
1917年5月，黄炎培、袁希涛、沈恩孚、蒋梦麟、郭秉文、庄俞等人，联合教育界及实业界名流，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
黄炎培、袁希涛、沈恩孚、郭秉文等人，均为江苏省教育会要员。邹秉文、袁希洛一度担任该社董事、议事员。为切实推进科学与农业相结合，中华职教社筹备成立农业教育研究会，并阐述理由：
吾人业农者，居百分之八十五，国内外之贸易物，殆几为农产品，如何而施行一种教育，使业此者能应用新知识及发明，以改良品质，增进产量，因而以致全国农业之发达，农民生计之充裕。使此希望而可满足者，则三万万同胞生计问题，及各国最重大之实业，均得有圆满之解决矣！故办理职业教育，尤以农为重要。本会既确认农业的职业教育，关于吾国前途之巨，故欲竭其全力，以图鼓吹提倡之方。
1920年10月4日，黄炎培、郭秉文、邹秉文、王舜成、沈素生、李敏孚、沈恩孚、郑云卿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农业教育研究会”，推定邹秉文为主任，杜以芬、过探先、盛梦生、唐昌治、林侠农、袁俶畬、陈凤文、储雄伯、原颂周、潘子英、葛敬中、季子峰、杨喆甫、张镠等为委员；公推邹秉文、王舜成就近调查乙种农校状况。随后，二人共同起草《宣言书》，通告全国农业教育机关。
1921年年初，在黄炎培主持下，此会公开征求农业教育改进意见，包括农业专门学校，甲、乙种农业学校各自立学宗旨、课程设置办法和能否实现其宗旨及理由，
拟就高等、中等及初等农业教育计划，并酝酿实施。
从以上名单看，参与者绝大多数是中华农学会会员，邹秉文、王舜成为骨干成员。盖受中华职教社影响，同年9月，中华农学会第四届年会议决于本年寒假举行农业教育研究会。王舜成、唐志才积极与各学术团体联络，拟定每年4月开讨论会，研究实际问题，发行“农业教育研究专刊”。
上海是中华农学会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知识社团活动的大本营，引领全国农业教育改革，与北京呈南北呼应之势。1921年12月，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编辑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以“教育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的改善”为口号，在北京创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专设“农业教育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
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教育会相继加入为“机关会员”，中华农学会会员许璇、李寅恭、金榜正、郭葆琳、徐廷瑚、邹秉文、葛敬中、谢家声等加入为“个人会员”，并起主导作用。随着关注重心转向乡村教育，“农业教育委员会”不久易名为“乡村教育委员会”，葛敬中任主任，谢家声列为四位委员之一。至此，南北知识界社团基本合流，他们趁全国学制改革思潮勃兴之机，积极谋划参与范围更为广阔的组织联合，促成体制的革新。
综合考量，代表当时教育界新动向的两个外部因素的影响非常关键。其一，以美国麻省农科大学校长兼世界农学会会长白特斐为代表的外籍人士来华及其言论；其二，学制改革浪潮高涨，全国教育联合会制定“学制系统草案”。二者因缘际会，促成各社团由分立到结盟，共同探究农业教育症结，制订并实施改进计划。
白特斐为美国农学大家，素以倡导农学专家下乡“深知而躬行”闻名于世。
1921年，他以“英美调查中国教育团”成员身份来华，考察中国农业教育状况，国内农学界借才域外，渴望其为农业教育的改进提供一个有效方案。中华农学会负责具体接待事宜，10月18日，唐昌治在金陵大学农科约见白特斐，双方探讨了中国农业及农业教育问题，推进中外农学交流机制化。
他半年多走访调查10余省，广与教育界同人探讨，撰成《改进中国农业与农业教育意见书》，就中国农业及农业教育问题，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
此文由中华农学会会员傅焕光译成中文，在南北多家报刊连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通观全篇，白氏主要围绕“组织”和“教育”两个中心展开，且互为联系，不可分割。在组织层面，他积极倡导建设现代的“农夫社会”。为此，需要“联合政府中之行政及教育机关，与社会中之商会、铁路协会及其他重要会社为一强有力之组织”，即“农业讨论会”，作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之总机关”，以与“农夫社会”相配合。具体而言，联合政府、农会、教育会、商会代表及个人留心农业者，协力订定各种农业改良计划，妥筹实施方法，再在各地实行。
在教育层面，侧重从组织与教育的关系切入，强调农业“资用科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其谓：“以解决农业及农村生活问题，盖教育诚为凡百事业之根本。倘无智识充裕，及经验宏富之指导员，则虽欲组织良好之机关，何从组织之方。今世界各国均注意资用科学，中国欲农业之进步，何能遗此？”
他以为，从学制入手解决农业教育问题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凡乡村儿童所受义务教育，须与城市儿童所受程度相等；训练农业领袖，使其愿为农民解决问题；以研究及试验手段，取得各种新知识、新方法；教育成年农民，学习最新农业方法，实行“农业组合”。
在此要件基础上，他为中国拟就“农业教育大纲及其进行程序”，如将此后中华农学会等团体制定的类似方案与此相比较，发现二者多有雷同之处，与其说白氏意见书在国内教育和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力，毋宁说是它的忠实追随者。
中华农学会等的相关思想与活动，表达了知识界改革教育体制的集体诉求。民元以来，学制改革的呼声随着知识界集团力量兴起变得愈发强烈。1914年，直隶教育会首倡由各省教育会及特别行政区域教育会组成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各省教育会予以响应，并于次年4月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年会，湖南教育会提出改革学制系统议案，因分歧过大未予表决。此后几年，陆续又有相关议案提出。
1919年，第五次大会召开时，浙江省教育会提出师范教育改革案，议决“请分区设国立农业专门学校案”。
1920年第六次大会时，安徽、奉天、云南、福建等省再提改革学制系统案，会议决定请各省、区教育会组织“学制系统研究会”，研究结果制成议案。1921年10月27日，第七届联合会在广州召开，广东、黑龙江、甘肃、浙江、奉天、云南、江西、湖南、山西、直隶等省代表，提出11个学制系统改革议案，大会以“广东案”为主，吸收其他方案部分内容，推出“学制系统草案”，同时决定拟订各级课程草案及实施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此会尽管由北方学人发起，而江苏省教育会很快跃居领导者地位，直接主导第七届及此后几届年会。12月8日，黄炎培又连续召集新学制讨论会、农业教育研究会，研究具体实施办法。
“学制系统草案”空前颠覆了旧有制度，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各界的极大关注。中华农学会迅速做出反应：其一，发表关于“学制系统草案”建言，对案件施加影响。王舜成等人编成《农业教育专刊》，于1922年5月出刊，
粤省会员欧华清、沈鹏飞分别发表《根本改造中国农业教育制度的商榷》
《我国高等林业教育课程之商榷》
等文章。其二，加入新学制学程研究会。是年7月，江苏省教育界展开具体实施计划，筹备组织新学制学程研究会，邀集各科专家草拟各科教材、各学程所需大纲标准，陈嵘、葛敬中、顾复等人被推举为分科委员。
其三，与中华职教社、中华教育改进社联合发起全国农业讨论会。先由邹秉文、袁希洛、王舜成与黄炎培、袁希涛等沟通中华农学会与中华职教社的农业教育研究会，然后联合中华教育改进社，共同促成会议召开。换言之，探讨农业以及农业教育问题的全国农业讨论会，是在国内教育界联合助推下举行的。白特斐本为此论调的始作俑者，学制运动风起云涌则对其见诸实事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因此有称：“前因美国农业博士白特斐，来华考察农业，建议吾国宜组织农业讨论会，著为专书。因是，中华职业教育社暨中华农学会深韪其言。”
此外，正如邹秉文所指“社会之大觉悟”与“农林界之大觉悟”，认识到农业为“国家富强之根本要图”是为内在动力源泉。
中华农学会之意，固然想将各派意见“归于一致”，找到一套破解农业难题的具体方案，但更意在敦促当局切实解决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1922年5月19日，中华农学会、中华职教社的农业教育研究会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讨论实施全国农业教育计划大纲及筹划经费办法，决定联合中华教育改进社，发起全国农业讨论会商讨农业上一切重大问题，由邹秉文、陶行知、王舜成、郭葆琳、唐昌治等分途筹备。
为确保会议按时顺利举行，中华农学会等团体推举张謇为名誉会长，借以扩大社会影响力；派遣会员分赴各地大力宣传，王舜成、唐昌治赴沪杭，郭葆琳赴京津，邹秉文赴皖、鄂、豫、直等地；
又在各地报章刊发《发起全国农业讨论会宣言》，阐发大会宗旨，营造社会舆论。
7月4日，全国农业讨论会在济南山东省教育会举行成立大会暨第一届讨论会。出席大会的全国各界代表共计17省约207人，包括各省教育厅、实业厅、教育会、农会、农校、农场代表，以及农商部代表陶昌善、钱穟孙、章祖纯、唐有恒，交通部代表刘式训，张謇代表周百朋，梁启超、张仲仁、袁希涛等政要与名流。
大会虽然体现出较为广泛的社会参与性，但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教育界人士居于主导地位。他在开幕词中阐明：“我国向以农立国，何以农业之不能改良，盖半由于教育上无研究之缺点，今组织此会，即可讨论农业教育如何改进，农事试验用如何之科学方法以促成之。鄙人对于农业，虽无研究，然对于农业教育颇加注意，曾行调查全国之农业学校百分之七十六设在都市，故农业教育无确切的研究可知矣！今日聚全国人士于一堂，对于农业教育、农业科学有一确切之讨论，明日即可有决心之实行，此本会所以组织之宗旨也！”这番话为会议定下主题与基调，也就是以探讨农业教育为中心。与会者又以教育界人士为主体，各省教育会会员尤多，故被视为“纯为教育改进年会之副产品”。
会议所涉农业议题十分广泛，在102件相关案件中，计有农业行政41件，农业试验改良22件，农业教育21件，农业意见书14件，包括会后收到的“职业的农业教育”3件、农田水利1件。数量不是最多的农业教育议案却成为中心议题，充分说明“教育”与“农业”之关系或农业教育问题已引起知识界广泛关注。按照会务日程安排，依次讨论农业教育、农业试验改良和农业行政及其他各议案；上午讨论并表决结果，午后开审查会，分组审查。农业教育议案放在首日讨论，会议由邹秉文主持，内容涉及高等、中等和初等农业教育，诸如分划大学区、筹办农科大学、农村学校改造等；
审查会由王舜成主持，举出11位审查员，均系农业学校校长。会员对此不仅存有狐疑，而且颇有异议，后邹秉文提议由与会者自由签名，选举产生，争议方告平息。时任河北省立农事试验场场长邓宗岱对此情况记录颇详：
表2-8 全国农业讨论会农业教育议案审议情形一览表
其中，第7、10号案最受关注，可合并为农专改大学问题。在会议召开前夕，全国已经掀起声势浩大的“专门改大学”运动。应该说，这场运动席卷南北也是事出有因。蔡元培早于1917年1月27日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大学改制议案：大学专设文、理二科，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名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
不啻为“改大”之先声。教育部原则上同意蔡元培之方案，9月27日发布的《修正大学令》规定：“设二科以上者，得称为大学，其单设一科者，称为专科大学”，但未付诸实施。
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次大会反其道而行，议决“请分区设国立农业专门学校案”，招致坚决反对，诸如邹秉文等留美人士皆力主按照美国学制改革农业专门学校。
全国的农业专门学校大都认为，“专科大学”既经教育部确认就应名实相符，将“农业专门”改为“农业大学”，热情高涨之师生成为“改大”的急先锋。11月21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成立“大学促进会”，学生领袖胡子昂为会长，以驱逐校长吴宗栻推进“改大”进程。
他们发表《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全体学生请改建本校为农业大学理由书》，力陈改办大学的理由及可行性，在京津地区宣传并动员社会力量助阵。经胡子昂、尹聘三等奔走联络，梁启超、严修、张伯苓等社会名流明确表示支持。
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涉及教育界新一轮人事变动与利益再分配，也牵扯朝野竞争态势移易。故而，相比各专门学校的急迫心态，教育部态度淡然，并以经费短缺虚与委蛇，致使运动难有实质性推进。学生对政府渐失耐心，手段亦由平和而激进，不惜鼓动风潮，迫当局就范，强烈要求“更换校长”。
1921年广州年会推倒前案
，所通过的“学制系统草案”，对于大学“相对取义”，“设单科者亦得以大学称之，不限定集合某某等科而始成”。
这无异于认同蔡元培方案，而且直接影响次年由教育部召集的全国学制会议，所以，由其折中各案形成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以及由江苏省教育会主导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届年会的决议案，尽管表述各有其异，但基本上继承了此前精神。后者谓：“大学校设数科，或一科，均可；其单设一科者称某科大学校。”
可见，朝野大体形成“单科（或某科）大学”共识，故有言：“是项新学制，旧设专门学校与新制单科大学无甚区别，于是引起专门学校升格运动，而大学于是滋多焉。”
在学制运动推动下，海内外赞成“改大”的舆论连成一气，如山东、湖北等省教育会、黑龙江实业厅等，还有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等的海外留学生相继通电驰援。
尽管相关各方在“改大”立场上大体趋于一致，但在落实的细部上仍有分歧。值此全国农业讨论会的态度和立场显得十分重要，因此成为各方竞相争取的对象。譬如，胡子昂等人恳切请求大会援手，另有教育部人士也试图施加影响。农业讨论会左右权衡，最终决定因应全国形势和学生诉求，通过“全国应设立农科大学八处案”与“全国农业专门学校应酌量情形改为大学案”，
认为：“北京农专，民国元年本为国立农科大学，农林场三千余亩，规模宏大，设备尚称完全，以之改办大学，实有驾轻就熟之益，旷观全国农林人才之缺乏如此，极应将该校提高程度，改办大学。”同时，电函教育总长：“昨大会议决北京农专应改为农科大学，用敢电达务乞俯准照办，以崇教育而重公论。”
此举直接促成教育部于10月底允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升格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并导致其学术建制由日本模式转向美国化。
大会通过的议案均是涉及农业和农业教育改进的重要议题，如何由“纸面”见诸“实事”，对于知识界努力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按照此会执行部章程，组织执行委员会，负责修订会章，筹划经费，督促实施所通过各项议案，补助或指导各地农业教育及农事设施的改进等。执行委员会事务所附设于中华农学会总事务所，选举邹秉文、郭葆琳、金邦正、陶昌善、王舜成、唐昌治、许璇、唐有恒、何尚平、赵煊、张恺11人为委员，邹秉文为主任。
可见，各团体对于农业教育改革并未停留于言论鼓动，更意在将其落实到实际行动，乃至制度层面，不啻为“正对当时的弊病下的猛药”。
总之，全国农业讨论会集中反映了知识界及其新兴团体变革农业教育体制的集体诉求与行动，在全国范围引起不小反响，亦对后来农业教育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因而，邹秉文总结自经此次提倡鼓吹，农业教育“已渐知其本身责任”，“应为农业与农民努力”，非仅以“毕业生人数为一种之成绩”，并渐入为“有改进农业教育时期”。
进而言之，民初农业教育典范整体由日本转向美国，以及中央政府于1922年年底颁布“壬戌学制”，最终将新农业教育思想落实于制度安排，均与知识界社团的结盟和集体努力有着重要关联。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学制系统草案”公布后，朝野反应不一，显示了学制改革的多极化走向。教育部出于维护中央教育行政最高权威出台新案，但毕竟不能摆脱前者影响，转取折中调和主义，颁布“壬戌学制”。中华农学会等利用学制改革之机，建言立论，施加影响，重新树立农业教育的宗旨与样式，以为农业改良和发展开先路。
在南北分治的情势下，教育部无暇亦无力整合全国教育资源，失去学制改革主导权乃势所必然；民间知识团体乘机攫取地方教育主导权，结势以与中央相颉颃。以“学制系统草案”出炉为标志，朝野之间的角力由幕后移至台前。其实，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决定召开第六次年会时发出邀请，“请部派专员发表关于学制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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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部而言，参会无疑确认对方主导、自为配角，权衡左右，未予出席。全国教育联合会形成的“学制系统草案”亦未告知教育部。理由是：其一，“议决之结果有通函各省区教育会者，有通函各省区行政机关者，有函驻外公使者，有发布宣言书者，有函书肆者，有函北京总税务司、银行分会，及整理外债委员会者，而独无陈请政府施行之文件”，并言“抱研究态度，多留实施机关以讨论斟酌余地”，教育部不在此列。
其二，施行方法上，“第一步之进行方法，由事务所通函各省区教育会、各高等教育机关，征求意见……并声明请集各教育机关代表及教育行政机关代表组织讨论会，详尽讨论，期得适当妥洽之结果。事务所同时并将本草案函寄全国各报馆、各教育杂志社，请其披露，并征其意见。其第二步之进行方法，如各省区认为可行，应各邀集相当人员，拟订各级课程草案及实施方法，提出于下届联合会。届时酌量添推各项专家，同赴会，将课程草案分别讨论”，最后指定某校实地试验。
从整个过程可见，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均绕过教育部，自唱独角戏，终于引发对方不满。
教育部即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次年会前，邀集各省及特别区教育行政机关、教育会代表，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以及教育总长延聘人员等，召开全国学制会议予以反制，各省反应冷淡，附和者甚少。
开会期延至1922年9月20日，报名者仅98人，实到58人。
会议形成了“学校系统改革案”。10月11日，教育部派陈容、胡家凤携案赴济南，将此案提交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次年会。教育部本想维持原案，至少不大改。孰料，对方趁机发难，会员情绪激昂，攻击教育部，几乎使场面失控。胡适倡导调和主义，会同姚金绅等从中周旋，最后以广州案和学制会议案为底本，草就修正案，
几易其稿，方经表决通过。
实际上，此案只对“学制系统草案”部分修改，保留大体，所以两案出入并不大。
表明位居中枢的教育部不愿听命并受制于民间社团以及地方挟持，但在对方日益占据舆论高峰之时，顺势而为反是可取之道。11月1日，徐世昌以大总统令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定为“新学制”，亦称“壬戌学制”。
中华农学会借与江苏省教育会沟通合作，对学制改革施加影响。广州案出台后，邹秉文规划未来新学制下农业教育蓝图，亦即全国农业讨论会通过的“实施全国农业教育计划大纲及筹划经费办法案”蓝本。
它以贯彻美国学制为核心，将广州案中农业教育层级具体化。与此同时，过探先、王舜成、郭葆琳、唐昌治、唐志才、顾复等人各就农业教育改革发表意见，综其大体，其核心精神与整体架构趋同性明显，均主张以美国学制为基准改进中国农业教育，留日与留美人士观点相当接近。邹秉文融会各人意见，草成《实施全国农业教育计划大纲及筹划经费办法》（简称《大纲》），提交中华农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召开的农业教育研究会适当调整后，作为“实施全国农业教育计划大纲及筹划经费办法案”，提请全国农业讨论会审议通过。总体看，全文提纲挈领，文字简约，将各人观点和最后订定的《大纲》以及朝野各方主张和方案，纵横比较分析，可显现相关思想的源流及变化。
时人认定既有教育制度脱离实际、规定僵化，建立符合本国实情且富有弹性的制度呼之欲出，尤为留美人士鼓吹。广州案中等教育采取“纵横活动主义”，顺应时趋，多为人首肯。胡适在全国学制会议前放言，学制由“硬性的变成有弹性的”是一大解放，似在提示广州案已是既成事实，应在此新学制基点上关注课程设置、中学部分。
这两点正是广州案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好的部分。此外，诸如高级中学设科表述笼统模糊
、甲乙种实业学校没有具体改进规定等均引发争议。
1922年2月，蔡元培提出将乙种实业学校并入小学二年级，甲种实业学校并入高级中学。
中华农学会历来重视初等、中等农业教育，并视其为农业改良和农村建设的基础工作。
陈宰均认为甲种农校“非驴非马”，实可“裁去不设”。
类似观点合于主流意见，但众人的设计各有不同。邹秉文赞同将其改为高级中学，以发展中等农业教育，培养农村小学师资，担负农业推广工作。具体言之：专门造就所在区域农村小学农业教员及所在区域农村农业指导员，还特为强调，学校造就何种农业教员及指导员，应视所在区域农业情形及大学或其他研究机关能否供给适当教材为定；认定某区域为特别注意及服务之所，调查其农民及农业情形，确立发达改良该部农业计划，并实行之，派员下乡演讲农事改良或组织农产品赛会；与省内农业机关联络互助，共为农民谋幸福；可将有成绩的乡村农业教育改为乡村师范学校，以造就农村小学师资。
与此相类，唐志才认为中等农业学校以高级中学为“最善”，宜与省立农事试验场合办，设置农村教员养成科与实科，以造成乡村学校教员与实际农业指导人才。
过探先同意将其改为农科高级中学，设立“三部”：第一部为预备“升学”学生；第二部为预备“做乡村教员”学生；第三部为毕业后预备“做事”学生。他主张在教课之外，应负农业推广之责，与邹氏观点无异；所不同的是，学校与农事试验场联络合作，以使推广工作有的放矢。总体看，“三部”说较邹秉文之主张，其功能设置多样且全面。
顾复言论与过探先观点颇契合，主张其改为农业高中后，以初级中学毕业生为生源，培养农村中坚人物、乡村小学教员、试验场下级技师、县乡农会办事员、农业推广人员，亦可升读农业专门学校及农科大学。
但唐昌治指出，时人对农科高中学生并不预备升学，基本已成“确定之论”。但他认同过探先之论，确定未来新制下农业高中功能极为繁多。
如此安排使得农业高中又有变为农科大学或农业专门预备之虞，混淆普通科与职业科的区分。甲种农校设科漫无边际，滋生流弊；功能设置过多，且将升学与教授、推广合而为一，不仅难以统筹兼顾，而且彼此多生龃龉。当时主流倾向以功能定学校，即先有需求后立学校，将升学任务归入普通科，将农、工、商等设为职业科。至于职业学校开设普通科，不过基础知识教育而已。过探先、顾复等人持论，似与当时改革主潮不合。
而且，众人对广州案中等教育中职业部分亦有异议。原案定有三种职业科，可相应设立三种中等农业学校，即一年期、二年期、三年期的完全农业科；渐减普通、渐增职业的四年期、五年期农业科；完足三年普通、继续三年农业科的农业科。过探先建议不办前两种，而主张后一种，即“三三制”，如其办理得当，则办法尚佳。
唐昌治亦认为，第一种模式“决不适用于农业职业科”，“三三制”“方合于农业高级中学”，主要因为科目繁杂，“绝非单纯及短少时间所能收效”。
顾复也极认同“三三制”，但可缩短为一二年。
众人对乙种农校的去留及改革方向分歧极大。
陈宰均认为，此为“传布农业知识，养成良善农夫”的初级机关，不仅应以保留，且“数当大增”，唯其内容与课程须改革，并将其移设乡间以致用实际。
当时“取消论”占据上风。邹秉文认为，初等农业教育机关为当时条件下施行农业职业教育的唯一机关，地位极为重要，但乙种农校办法不良，改良办法是：取消乙种农校之类专门学校，在乡村小学增设农业教员1人；为施行农业职业教育起见，如赋予乡村小学农业的职业教育功能，新学制中应在初等教育项下说明：乡村小学不论何年均可增加农业学程；儿童入学年龄应在10岁以上，附设农业补习学校。全省乡村农业教育应由农科大学负责，根据农业调查及农业门类，将全省农村划为若干区，全区乡村小学设立该门类教员；未施行农业教育前，须先筹备教材与师资，前者由专家研究发明，后者由大学专科或中等农业学校造就。乡村农业教员应为大学农业推广部部员之一，担任农业教课外，指导当地农民改良农业。大学对于全省乡村农业教员应负指导辅助之责。
郭葆琳赞成广州案规定在小学课程第四年后，斟酌地方情形，增置职业准备之教育，聘高专或农业中学毕业生一二人专教农业课程；为农业职业教育计，将乙种农校改为小学校；农业补习教育附设小学内。
颇为不同的是，过探先强调乙种农校立校目的不是造就“新式的农夫”，而是一般有知识的人，因为，谋农业发展、农民福利，最应当注意的是“教育农家子弟”。所以，应多设乡村学校，传授农家子弟普通天然学和农业知识；将乙种农校改为农业补习学校，以谋农业知识之普及。
其中，多数主张小学之农业科应以“陶冶”性情、灌输基本知识为主，并不主张以职业培训为目的。唐昌治赞同将其改为农村补习学校，但科目不以农科为限，农村自治、卫生、经济及家事均应兼顾；
还强调，为“养成有相当智识之农民”，应一律在小学设农业科，以培养重农观念。
与此相类，唐志才主张在义务学校设立前，急宜设立农夫补习学校，小学添设“陶冶”性质农业科。
顾复的观点颇不同，主张将其改为初级农业中学，招收小学毕业生，以教育中农、小农子弟耕种及改进法。在改设初级农业中学同时，设立高级农业中学，使二者连起来，前二年专教普通科，第三年教博物、化学等科，以便升入农业高中后与专门科学联络，第四年后注意专门科学。
王舜成对新学制关于初等教育的一些僵硬规定不以为然，认为举凡乡村农校、农村补习学校、小学校农业科及农民讲习会等，皆可视为初等农业教育设施，其种类、校数、编制、入学资格与年龄，尽可适应需要，不加限制；凡经营农业而未受教育者，皆有就学机会，不必特设学校，所有乡村小学皆有附设兼办责任。
邹秉文提出高等农业教育改进意见及方案：高等农业教育机关概称大学，唯有专办农科之一部，毕业期限不出3年以上者，概称某种专门学校。大学本科五年毕业，俟中学程度增高后，改为四年，毕业可得农学士学位；农科专门学校毕业，概称某种得业士。另可根据社会需要，办理各种短期讲习科或专科，毕业期限1—3年，毕业后概称某种讲习科或专科得业士。每一科行政组织应分研究、教授和推广三部，科主任之下，每部设有行政专人主其事。全科教授均须就其所长进行一种或多种研究，为农民解决问题。全科各学系中，每系至少1名教授进行农业推广事务。采用选科制，第一、二年多为普通科学、农业基础科学，第三年有少数学分供选择，第四、五年逐渐增加选修学分。每省各设一所完备农科大学，在北京、南京、武昌、成都、广州先行设立。应负责任：制订各省农业发展改良计划，促进实行；解决各省农业上重要问题，协助各省农事试验机关；造成各省所必需农业人才；主持各省农业推广事业，提倡乡村农业教育及农业组合等。
时人颇为鼓吹“分区立系的农业教育”。
不同于邹秉文的依省设校，过探先主张将全国分为东、南、西、北、中五部，每部各分若干区，每部设一所农科大学，逐渐扩展为每区一所，均为最高研究农业机关。
王舜成类似提议并合数省为一区，每区设一所完备的国立农科大学，每省设一所省立专门学校；大学分部，部分学系；专门分科，科有必修和选择之分。同一高等农业教育，一则设部分系，做系统研究，其任务为发明创造；一则设科分必修与选择，完足专科必备知识，做部分研究，其任务为研究改进。
但二者亦有差别，过探先主张废止专门，独立逐次发展大学系统；王舜成则主张区、省协调，大学与专门并存，求其相互配合。唐志才服膺白特斐之论，主张大体同于王舜成，有高级大学、初级大学之分，前者为最高学府，以研究纯粹学理为目的，依区域划定创立8所农科大学为高级大学；后者以研究、教授和推广为目的，每省设一所，侧重技术、科学与经济三方面；在边省设置两所拓殖大学，侧重畜牧及“机器农业”，以培养拓殖人才。
最后由邹秉文执笔，以其方案为底本，融会其他会员意见而成的《大纲》，总体反映了中华农学会的主流改革思路。因《大纲》的指导性，故条文内容简约，多为原则性规定，为因地变通实施预留空间。其核心为研究、教育与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教育新典范，规定农科大学、农业中学及乡村农业教育三个层级，形成“全国农业教育计划图”，其“最后目的”在于“改良发展全国农业，增进三万万农民之幸福及国家之富力”。
其间的损益更动亦可显示各方权衡折中的取舍：
农科大学设立推广部，协助乡村农业教员、农业指导员指导农民改良农业；教授部，造就农业上的研究人才、推广人才、行政人才、实用人才，农科大学教授、高级中学农业教员以及其他农业人才；研究部，负责解决各种农业上的困难问题。各分部“联络互助，分工进行”，供给师资与教材。取“大学”与“专门”并存的双轨制，没有反映过探先等人单发展大学一系的思想。
大学功能定位主要吸收邹秉文“教、实联合”思想，未能反映“最高研究农业的机关”，“研究纯粹学理”等以学理研究为核心思想，明确其为“改进发展全国农业之总机关”，既为教育机关，亦为实业机关，故应设立董事会，由教育总长或其代表，农商总长或其代表，大学区各省省长、教育厅厅长、实业厅厅长、省议会会长、省教育会会长、省农会会长，大学区各省农业专家及其他热心农业教育者，农科大学校长及大学教授会所选出代表等组成。关于农科大学分区制的调整，主要在过探先“分部制”和王舜成“分区制”基础上适当取舍，取代邹秉文原仿照南京高师的方案。按地域划分全国为八大区，每区设1所农科大学，负有解决全区农业困难问题、改良全区农业及农民生活之责。
应办事业方面，将邹秉文原案中造成“必需农业人才”一条，细化为造就“农业领袖人才及研究专家”；新增“推广成人的农业补习教育”及“提倡襄助改良中国农村生活之组织”条；新增“设立大学研究院，奖励研究事业”条。将农业推广职责归至中等农业学校及乡村农业教育机关，大学仅居辅助地位，反映了大部分人的意见。
农业中学分设推广部，协助乡村农业教员及农业指导员指导农民改良农业；教授部，造就乡村农业教员、乡村农业指导员及其他农业实用人才。在功能上，将两部同样规定为单一的“推广农业机关”，负责实施农业推广，并造就推广农业人才，也就是取邹秉文原案中“教授”与“推广”条，否决过探先、唐昌治等人提议的“升学”条。机构设置上，相应设立教授部、推广部，分别任之。将邹秉文原案中培养“农村小学”各种农业教员，概括规定为造就所在区域“乡村农业教育”各种农业教员。较邹案新增“辅助各乡村农业教员及农业指导员等所进行事业”一条。
由于众人在初等农业教育方面意见分歧较大，故《大纲》只笼统规定乡村农业教育设立乡村农业教员和乡村农业指导员。具体改进意见：一是基本采用邹秉文等人不特设专校主张，只设农业教员原案。改进处为：实行学区制，教授和指导功能分离，新增指导员项。具体方法：每县分为若干学区，每区设农业教员及指导员各一人，或暂以一人兼任，负责教授校内农民子弟农业新知识、新方法，指导校外农民改良农业。二是与农科大学、农业中学联络，即农业教员及指导员将本乡农业问题，报告农科大学研究解决；农业推广方面，则报告农业中学研究解决。
中华农学会等团体共同确立未来中国农业教育的大旨轨辙，伸缩性及对实际操作的指导性较旧制度显著增强。（全国农业教育计划图，见图2-1）其主旨在于沟通教育与农业、学农者与业农者、农学学理与农事实务，教授、研究与推广环环相扣，将三者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连为一个体系，消除以往学校教育脱离农事实际，各不相谋之弊，并对农业教育行政产生积极影响，如教育部学制会议建议案及决议案对其甲、乙种农校改革方案予以部分吸收，明文规定：现有乙种实业学校，得改为职业学校；甲种实业学校得改为高级中学农、工、商等科。
“壬戌学制”对济南决议案略有调整，但总体维持原貌：其一，选科制得以贯彻落实，新制规定中等、高等教育层级均行选科制。其二，实现甲、乙种农校改革，“改革案”以附注形式，明确规定甲种实业学校酌改为职业学校，或高级中学农、工、商等科；乙种实业学校酌改为职业学校，招收高级小学毕业生，但依地方情形，收受相当年龄初级小学生。
学制系统改革面向全国整个教育统系，完全反映中华农学会等在野团体的思路显然并不现实。但通观全案，已然体现民间团体农业教育改革的核心精神与主体内容，基本符合胡适等人所秉持的“择善而从”原则，
实现了美国化的学制变革诉求。
图2-1 全国农业教育计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