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建设全国性农学会的努力

中华农学会立会之初的影响力仅限于江浙一带，但其立会视野着眼于全国农学界，致力于建立一个融会不同学派、覆盖不同地域的综合性学术研究团体。

一　扩设分会

为改变拘于东南一隅的地方性状态，确立其在农界的领袖地位，中华农学会将沟通海内外学人，建立全国性农学社团，作为会务扩张的首要目标。所以，征集会员，扩展组织，成为其立会初期会务的重心。而此项会务的展开，也是其确立在农界领袖地位的过程。

中华农学会成立伊始，会务为江苏省立第一、第二农校留日生控制，首任会长王舜成之后，陈嵘连任四届，再由王舜成连任三届。 期间国内政局动荡，会所多不固定。 1917年，为交通便利起见，会所（总会）暂设于上海江苏省教育会，事务所暂设苏州省立第二农校。 1918年8月，第二届年会以后事务所迁至南京三牌楼模范马路，会所仍驻留在沪，“俟会务发达后再行指定交通便利之处为机关”。 1921年4月4日下午，事务所因邻居失火被焚，转迁至三牌楼南京省立第一农校。 10月，总干事部开会决定盛建勋负责筹备会所及募集基金。

1918年8月，中华农学会会员从50余人增至169人，来自全国15个省、市以及日本留学界。通过联络北京农界人士以沟通南北农学界，对改变中华农学会的“地方性”别具意义。清季以来，日本留学生一直把持北京农学界，多人任职政府中枢，并成立农学会，沟通政学两界。这些人中不乏饱学名士，不少人既有新学文凭，又有旧学功名。进入民国，这一群体继续执掌京师农界要津，其声望与势力皆甚可观。 论学术渊源，南北农界日本留学生多有师友同窗之谊，在天然上易于沟通。京、沪农界的留日派人士早有联络，如他们中不少人同为中华殖产协会会员；金邦正等留美派与过探先、邹秉文又为同窗旧友。基于以上人脉，许璇、梁希、钱穟孙、金邦正、韩安等率先加入中华农学会。 此后，苏籍会员庞斌、周圻奉调北上京师，任职于内务部中央防疫局、农商部棉业处，有助于增进南北流通。原北京农学会会员周建侯、章鸿钊、叶基桢、邓振瀛、黄艺锡、唐有恒、葛敬中、刘家璠、孙宗浩等相继入会。 1919年8月中华农学会第三届年会召开时，会员总数达到275人，会员覆盖全国17个省、市，新增河南、湖北两省。其中，江苏地区会员增加最多，浙江、北京居次，均增加13人，其中不包括庞斌、周圻二人。从其第二届年会始，各省始设干事，许璇、梁希、金邦正、钱穟孙、周建侯被推为直隶省干事。

1920年以后，北京农学界赵济舟、王棱、尹聘三、程跻云、盛其音、金价人、楼瑞贤和虞宏正等人相继入会。 8月25日，中华农学会在无锡举行第三届年会，修改学会章程，调整机构及人事，这对其北上拓展组织产生重要影响。在机构方面，总干事部作为决策中枢，选举总干事11人，互推总干事长1人；在人事方面，学会决策层改变宁地留日派一脉独大的状况，开始注意吸收北京留日派，梁希、钱穟孙进入总干事部。设立推广会务的专职总干事，分别由王舜成、袁希洛、梁希、周清、钱穟孙等南北学者充任，梁希、钱穟孙负责京直地区。庞斌任北京干事，负责与总干事部联络。 翌年，总干事部将征集会员作为会务中心，“本会事业之发达，全视会员之多寡以为衡，故总干事部对于征求新会员一层颇视为重要”，随即展开全国规模的会员征集活动。 据统计，从1920年8月至1921年7月，共征集新会员208人，会员共计540人（殖产协会会员未计），新增人员大多来自北方地区。 北京新入会员有吴宗栻、胡宗瀛、陈训昶、黄以仁、林佑光、汪扬宝、张宸、徐钟藩、佟藻宸、杨肇、陆费执、余贻倬、朱文樑、韦可德、赵连芳等，时在北京任职的日籍人士宫地胜彦、山本喜誉司亦加入，共32人。

中华农学会北上之际，北方农学界却陷入空前混乱，北农学潮不断，校政动荡；农林行政部门不时卷入政争，总其事者更迭频繁，南下加盟东南大学农科者不乏其人，留任者也难以重整京师农学会。由此，两会合并时机日渐成熟。1921年9月9日，中华农学会第四届年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水榭举行，一致赞成两会合并，并设立北京事务所，推举许璇、黄立猷主其事。 原北京农学会会长陶昌善当选总干事，许璇、吴宗栻、钱穟孙、谢恩隆等其他京华学者亦然。总干事数由原来的11人，增至15人，北京学者占三分之一。此外，叶恭绰任名誉会长之一；陆费执、周建侯和章鸿钊为学艺专员。 1922年，许璇等人以事务所名义开展活动，会所设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下分总干事部及学艺专员七股。 北京农学会全体加盟对推进中华农学会会务向全国性扩张的效果显而易见，“其时所有会员几限于江浙两省，自得北京诸同志之联络呼应，会务乃骤见发达，始由东南一隅而推于全国，所谓中华农学会者，渐得名副其实”。 至此，南北农学界在形式和组织上实现了融合。

1922年7月，中华农学会在济南召开年会，决定在鲁、晋两省各设分事务所，推举郭葆琳、赵煊比照北京分事务所筹备。 次年，鲁、晋两省分事务所成立。此后，陕西、湖北等省亦筹设分事务所。 1923年11月10日，安徽省立第二农校吴庶晨邀集当地同志20余人，计有各道尹公署实业科长周海南、第二农事试验场场长胡蛰庵、第三农事试验场场长朱伯康、通俗教育馆长后孟宣等，决定先行组织芜湖农业改进会以与总会连成一气，通力合作。 各地增设分会，会员数量因此大量增加。据统计，到1923年上半年，会员总数骤增至733人，基本会员446人，通常会员287人，另有机关会员37个，见表2-2。 会员遍布全国21个省及欧美、日本等国。

〔2〕《本会职员一览》，《中华农林会报》1919年10月第5集，第22—24页。

〔3〕《会务报告》，《中华农林会报》1920年9月第10集，第24—26页；《中华农学会第三次年会报告》，《中华农学会报》第2卷第1号，1920年10月，第4—6页。

〔4〕《第五届职员一览表》，《中华农学会报》第3卷第1号，1921年10月，第136—137页。

〔5〕《本会职员一览》，《中华农学会报》第3卷第11号，1922年8月。

〔6〕《本会职员一览》，《中华农学会报》1923年2月第37期。

〔1〕刘季英在《中华农林会报》第5集《会员录》中未见，却列于“各省干事”栏。

中华农学会同时注重加强海外联系，推进海外会务扩展，借以沟通国外农学界。中华农学会与留日中华殖产协会的成立时间大致相当，联系亦紧密，人员互有交叉形成诸多“跨会分子”，如后者首批会员约70人，其中王承钧、卞晓亭、梁希、高维巍、萧诚、饶发枝、杨镇坤等为中华农学会会员。 此后，陈嵘、许璇、唐昌治、吴桓如等陆续加入，1919年其会员近140人，中华农学会会员“实居大半”，包括会长张谦吉、副会长赵煊等。有人因此认为，“两会之缘起则不约而同，工作则殊途同归”，二会合并则“双方互有利益”。 顾复、陈方济分任中华农学会日本东京、北海道干事后，两会合并正式启动。

是年，合并议题得到中华殖产协会正面回应，顾复、胡昌炽代表两会商洽合并事宜。 1921年9月，中华农学会在北京议决，正式与留日殖产协会合并，在东京设分事务所。 陈植记道：“余于民国十年，与徐君孝恢长殖产协会时，以殖产协会与国内之中华农学会宗旨相若，不如合并，以冀群策群力，共图猛进，会友亦颇韪是议。暑假余返国，即代表赴宁与中华农学会诸干事，面商合并办法。返东后，遂实行合并，改为东京支部。” 10月12日，日本事务所开临时大会，组织日本事务所，选举陈觉生为正干事，武振凯为副干事，钱仲南为书记，葛敬铭为会计，黄农为庶务。

次年1月，日本事务所同人在东京开临时大会，议定分会章程和应办事业。其《章程》规定：组织定名为中华农学会日本分会，以旅日中华农学会会员组织之，旨在“联络同志，协助总会，共图农学之发达和农事之改良”，会址设于会员多数所在地。事业包括刊行杂志及报告、编著书籍、实地调查、促进农业事宜、研究农业教育、学术讲演、答复总会及一般农事咨询和建议农业改进，以尽介绍辅导之任务。会员分为四种：基本会员，凡研究农业或从事殖产事业，辅助本会进行者为之；通常会员，凡赞同本会宗旨及补助本会会务进行者为之；赞助会员，凡捐助本会经费在200元以上或于他方面赞助本会事业者为之；名誉会员，凡于农学或农业上著有特别成绩者，公推之。分会设立总干事、副干事、会计、书记和庶务各1人，每年改选一次，在冬假前后举行，任期1年，连选连任。集会分为例会和临时会两种，前者分送别、欢迎和改举三种，后者有特别事行之。

1920年，王兆麟等12人联系中美在读农科留学生，发起中国农业会。关于组织缘起，“并不是因为那时有经济会、工程学会等等相继成立而趋时髦，实在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学农的人有合作的必要。合作的目标并不是为我们个人找饭吃，实在是深深地承认改造中国农业的责任非群力不为功”。是年秋，会员即达31人，遂借中美学生会年会召开之际，在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首开年会，通过收集美国农学出版刊物、设立介绍职业部、发行每月通告等案。次年，此会接受世界农会（World Agriculture Corporation）委托，编辑《世界农业》（ World Agriculture ）“中国号”。1923年，会员增至80人，时在美游历之范源濂途经爱母市（爱沃瓦农专），因慷慨赞助会务被举为名誉会员。 1922年，中华农学会在欧美设立通讯处，黄枯桐、赵连芳分任留法、留美通讯处干事。 1919年赵连芳在清华学堂就读时，便发起组织“农社”，1921年加入中华农学会，次年9月入美国爱荷华州立农工学院（Iowa State College），攻读作物土壤科。

通过以上举措，中华农学会初步建立起联系南北及国内外农学界的会员网络和组织体系，为学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脉和组织基础。

二　募集经费

经费是结社的基本保障。中华农学会扩展组织之时，将多渠道开辟经费来源列为会务要项。因此，征集会员既在于沟通国内外农学界，也意在多方筹集会务活动经费。

中华农学会经费来源有限，“惟会员特别捐及会费是赖”。 初创时期，会费分为入会费和常年费，入会费在入会时缴纳，基本会员缴银2元，通常会员缴1元；常年费在开常会时预缴，基本会员每年缴银2元，通常会员为1元。如遇特别开支或会费不足时，向会员临时募集。 其他进项包括会报销售收入、广告收费等。以上所有收入对于维持会务仍显捉襟见肘，出版刊物需费尤巨，常为经费拮据所困的中华农学会时载启事，催缴会费：“本会所需印刷等费颇巨，入会费暨常年费有未缴者，希即惠下，俾资维持。”

1920年8月，中华农学会第三届年会修订章程，规定增加赞助会员一类，凡捐助经费200元以上或于他方面赞助本会事业者为之，通常会员常年费增至1.5元。 通过四项经费捐助决议：机关捐助，凡各省农林公私团体热心赞助本会事业进行者，酌量缴纳补助经费，当日10余处机关允诺补助；会员认捐，凡会员除缴常年费外，提倡各自认捐（本届到会会员认捐10元、20元或介绍新会员10人）；提倡终身会员，基本会员如一次缴银35元，终身免纳常年费；临时募捐不限。 次年，江浙等地27处农业机构缴纳补助常年经费，最高为50元，最低为10元，详细情况见表2-4。此后陆续增加东南大学农科棉作改良委员会（20元）、江苏省昆虫局（20元）、浙江余杭浙西植牧场（10元）、松江松隐园林产种子店（10元）等。 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亦各补助常年费30元。南北补助常年经费的机关，均为机关会员。

1921年9月，中华农学会北京年会通过募集经费决议，项目包括基本金、特别捐及机关补助费。 为切实推进此项工作，新一届总干事几乎全都分担经费募集任务。工作分工如表2-5。

中华农学会制定第一次募集基金目标及办法，1922年3月1日—8月31日，募集经费总额2.6万元。（1）会员方面，拟募集永久会员百人，每人35元，共3500元；（2）机关认捐，暂定50处，每处50元，共2500元。此两项由全体会员承担。（3）对外募集，分20队，每队任募千元。设总队长1人，分队长20人，每队队员10人。经总干事会议定，叶恭绰任总队长，第一分队长谢恩隆（北京），第二分队长钱穟孙（直隶），第三分队长吴宗栻（直隶），第四分队长赵煊（山西），第五分队长周清（浙江），第六分队长袁希洛（江苏），第七分队长邹树文（上海），第八分队长李寅恭（安徽），第九分队长吴恺（江西），第十分队长杨熙光（山东），第十一分队长张天才（广东），第十二分队长李明夫（南通），第十三分队长顾倬（无锡），第十四分队长石家麟（四川），第十五分队长韩烺（江苏），第十六分队长方竹雅（湖南），第十七分队长温良（四川），第十八分队长杜嘉瑜（河南），第十九分队长钱天鹤（南京），第二十分队长季闳概（南通）。

规定凡会员捐助35元以上者为永久会员；非会员个人捐助在200元以上者，为赞助会员；非会员个人捐助在500元以上者，为名誉赞助会员；分队长募集500元以上，队员募集百元以上者赠送纪念章。订定《基金保管办法》《募集基金收款办法》，募捐款项以中华农学会基金名义存于国家银行，非经保管员提议、干事会赞同，不得移存别处；基金只准取用利息，用途由干事会议决，并报告常年大会认可；基金保管员任期6年，每2年举1人，连选连任。 干事会公举蔡元培、黄炎培和郭秉文为基金保管员。

是年底，第24次总干事会决议：尚未担任募集队长、队员的总干事及各省干事分任募捐；机关补助由各总干事及各省干事分任接洽，向官厅募捐用公函托各省干事或干事以外名流。 直奉战争爆发，致使中华农学会募捐计划受挫。这对本已困顿的财政状况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1922年7月，财政亏空已达600余元。他们坚信“会务之进行，悉赖会员之赞助，会员愈发达，进步愈速”，故将下年度应征会员名额定为4000人，不限男女，各省分队长或机关竭力进行原有基金募集计划，以期完成预定任务。 经努力，1922年年初补助常年经费机关达40余处。 中华森林会、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上海合众蚕桑改良会、山西省农会、吉林农业学校、安徽滁县省立农林畜牧场等成为常年补助机关。 第八分队长李寅恭从安徽募得首批款项76元。 但到截止时，只募得400多元，与所定目标相差悬殊。

1923年，为缓解经费紧张，中华农学会决定呈请农商部请予补助经常费，同时增收入会费。 第六届年会为此再次修订章程：凡农业机关赞成本会宗旨，愿协助进行者为机关会员，其会费为10—100元，由各机关入会时酌量认定；常年费基本会员每年缴银3元以上，通常会员每年2元。 按照此章，此前缴纳常年费的公私团体均为机关会员，共计39处。 这样可在会员基数大体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收入，以解燃眉之急。总体言之，经济拮据困扰始终，成为制约中华农学会发展的一大要因。

三　组织影响

受中华农学会影响，南北学人相继发起各种农学社团，校园专门团体尤为活跃。因此，1920年代以来各地创立的农学社团多数与其有所牵连，或由其会员直接发起，或有其会员参与其事。

中华农学会名义上是日、美两国留学生联络的结果，但短时难以消除派系扞格。首先，前者人多势众，长期主导学会中枢，后者尚处较为边缘的位置；其次，两者在学会路线方面分歧明显，留日生重视与日本学界的交流，对欧美等国则颇显疏离。英美一系另辟他途，自立统系，他们以沪、宁为据点，首先发起全国性林学团体，进而成立综合性农学社团；次为筹建东南大学农科，组建校内团体从事活动。

留美生以创立中华森林会为契机，取得林学界领袖地位。从凌道扬等人发起中华森林会，至姚传法创建中华林学会，均由留美人士主导。中华森林会的发起和创立与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有密切关系，凌道扬为其灵魂人物。凌道扬清季赴美先后获麻省农业大学农学士及耶鲁大学林学硕士，1914年回国任农商部技正，后凭借与留美同窗王正廷的私谊转至上海公共租界，负责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讲演部。 凌道扬以沪、苏、浙为中心，辗转南北各地，进行林业宣讲、普及与调查工作，1916年11月赴天津讲演“森林仪器”； 1917年3月赴长沙青年会讲演森林， 时评谓：“森林讲演会之组织，诚足以启迪青年智识，唤起国民精神。” 他在《美国林业》（第22卷第266期）发表《在浙江进行演讲》一文， 并著《森林学大意》一书，谓其缘起：“中国自地官守禁之政令不讲而后，已有之林木，旦旦而伐之，荒芜之山麓，一任若彼濯濯耳，故所谓森林，遂未之见；所谓造林，尤未之闻。时至今日，直接则实业之母材缺乏，间接则地方之保安寡赖。膏腴大陆，沦为贫瘠之邦，有心人何忍漠然置之，此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讲演部所以有森林科之设也。余膺其任，年余以来，到处讲演，不外本所学以献诸国人，期尽天职于万一……兹故就美国耶鲁大学曩年诸师之教我者，参酌亲历各省调查所得之情形，辑成《森林学大意》一书。”张謇作序称：“学森林而有实行之志，其所述林学大意，于世界森林状况言之甚详，且深知中国木荒之痛。” 此书最初作为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次年再版，至1948年再版8次。

凌道扬同时借助在青年会积累的人脉，筹备创立森林团体。1917年年初，唐绍仪、张謇、梁启超、聂云台、韩国钧、史量才、朱葆三、王正廷、余日章、陆伯鸿、杨信之、韩竹平、朱少屏、凌道扬等在沪联合发起中华森林会。1月16日，于座英大马路外滩惠中西饭店开首会，推唐绍仪为主席，商讨领山营造模范森林问题；2月12日，在上海青年会食堂开第二次会，商讨造林计划，推举凌道扬、朱少屏、聂云台为干事。 该会仿照欧美各国例，以结合同志，振兴森林为宗旨， 既重视林业知识引介，同时亦重林业实务，会务分为：（1）提倡，以讲演、杂志灌输国人林学常识，研究各种造林法，以备造林者咨询；（2）造林，造成模范林场，种植模范苗圃，以应国人取需；（3）保林，以公函广告通知民众治虫、防火防盗方法。 4月，此会通告全国官民，力陈林政大要，以唤起国人重视林业。 又将学会宗旨修订为“集合同志，共谋中国森林学术及事业之发达”，会务包括：刊行杂志，编著书籍；实地调查，巡行讲演；促进森林事业及森林教育；答复或建议关于森林事项。 此会积极在海内外发展会员，以扩大组织影响力。1921年年初，金陵大学林科高秉坊、李顺卿、鲁佩章、李代芳、吴觉民等27人，成立金陵大学林学会，作为中华森林会支部。6月，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的安事农、吴恺、蒋蕙荪、谢鸣珂等11人成立清明社，作为日本支部。 中华森林会与中华农学会合作还表现为共同办理《中华农林会报》，1920年3月至1921年9月，共出5集。从1921年3月起，中华森林会开始单独编辑出版《森林》杂志，至1922年9月，共出刊2卷7期。后因东南政局动荡，会员离散，其会务走向衰落，组织无形解体。

江苏省各地相继成立地方性农学研究社团，如扬州农业研究会（1920）、武邑农学会（1922）、东台农学会（1922） 、崇明农学会（1924）等。以上团体或与中华农学会有密切关系，或由其会员直接倡导发起。此外，东南大学、金陵大学农科占据长江流域农学结社的中心位置。

邹秉文不仅是中华农学会的创始会员，也是东南大学农科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通过农事试验场改良中国农业计划受挫后，转向农业教育以造成农学专才。 是时，以张謇为首的江苏省教育会直接插手南京高师校内事务，其门生江谦亲任校长。此后，黄炎培、沈信卿等在江苏教育界崛起。他们主张扩充甲、乙种农校，以推进职业教育，还与南京高师商定筹设农业专修科。其时，南京高师的实权派人物郭秉文负责农科事宜。 1917年春，郭秉文以留美同学邹秉文为农科主任，协同陈立素、过探先、李仲霞，筹办农科。当年秋设立“农业专修科”，形成留美学人聚集的另一个高地，与金陵大学农科比肩而立。邹秉文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为蓝本推进农科建设，在人事任用上，以留美农科生为班底，尤偏于吸收康奈尔一系。1922年，南京高师改组为东南大学后，农科师资大为充实，教授骤然增至26人，中国科学社总部移步东南大学后，其农林科会员亦加盟入会。他们仿照美国农科建制，设立农艺系、畜牧系、园艺系、蚕桑系、生物系和病虫害系等，每一系均由数位教授组成，并由有声望的教授担任系主任，全面主持教学、研究和推广工作。

以上人员在加入中华农学会之时，亦参与校内农学社团活动。1917年南京高师农科师生共同成立农业研究会，旨在“研究农业”。 嗣后该会隶于校自治会执行部学艺科，凡本校农业专修科及其他各科同学均可志愿加入。 郭秉文、邹秉文、李炳芬、汪启愚、何尚平、吴耕民、秉志、胡先骕、孙恩麐、原颂周、张巨伯、费咸尔、过探先、葛敬中、杨炳勋、叶元鼎、钱崇澍、吴伟士、王直卿、王善佺、胡经甫、陈桢、陈焕镛、张海珊、王兆麒等留美人士，均任指导员。其事业：一是研究，（甲）指导员出题，会员选定一题研究，以文字或讲演发表；（乙）自由研究，由会员自行拟题研究；（丙）翻译外国名著；（丁）读书团。二是调查，包括假期调查、特别调查和通信调查。三是编辑，分为单行本和丛刊。四是演讲，分为名人演讲、指导员演讲和会员演讲。 1921年11月5日，学会更名为“东南大学农业研究会”。至1922年12月，会员发展到190余人。编辑丛书是其活动要项：主要有冯泽芳《棉花栽培》，张季良、尤其伟、吴宏吉《南京植物图谱》，杨开道、胡培瀚《最新实用农具学》，黄绍绪《电气化学栽培法详解》等。

东南大学与金陵大学农科地缘相邻，学派相近，学生之间联合成立学会一度十分盛行，由外省籍学人在宁创办的学会十分突出。在异乡创办以本省冠名的学会，原由湘人率先在北方开创，但川人后出而突前，在南京另立组织，南北呼应。1920年代初，旅宁川籍学子分别发起两个同名学会，皆称蜀农学会。1922年暑期，东南大学农科川籍学子余沛华、张季良、黄绍绪，金陵大学农科刘雨若，清华学校程绍迥等联合发起蜀农学会，以期互为联络，研究、改良与推广四川农业。在开过第一次年会后，此会便偃旗息鼓。 1924年，东南大学张文湘、赵孝清与金陵大学同学漆联璧等组织同名学会，由王尧臣担任名誉会员。到1928年左右，因受人事变迁等因素影响，此会亦告辍。

留美人士注意借助外力发起组织，以增进国内影响。1921年10月17日，美国麻省农科大学校长兼世界农学会（World Agriculture Society）会长白特斐来华参观，与留美学人在金陵大学设立世界农学会中国支部，钱天鹤当选会长，卜凯（John Lossing Buck）为书记兼会计，陈嵘、过探先、邹秉文为交际干事。次年，留美生即将南京中国支部升格为中国总部，另在各地设立支部。 此后，留美生举旗北上，联系欧阳良设立燕京大学支部，发展会员近20人。

中华农学会向南拓展会务，影响力远及珠江流域。岭南是中国农学会的发源地，直至1920年代左右才出现学术意义的农学会，分属粤港两地。1917年，岭南大学设立农科之始，农学会亦宣告成立，不过“略具形式”而已。 香港皇仁书院简壮涛、香港圣保罗书院罗明允等入学后，其会员增至14人。正式定名为“岭南农学会”，以“推行农业教育，发明农学奥理，振起农业精神，考察农业状况”为宗旨，会员分为正式（岭南大学农科生）、普通（岭南大学学生）和名誉（本校监督、农学部员以及各界有心农业者）三种，凡各界有心农学者皆可通函加入。郭以逊任总理，郭仲棠任副理，刘继祖任书记，陈公辅任编辑部长，刘荣基任扩张会务部长，卢宝永任会务部长。 至此会务面目一新，呈现勃勃生气。

受美国传教士文化背景影响，岭南农学会以美国农学为学习之鹄的。如其所述：“环顾列强，参观各国，农学有科，农学有会，农学有报，分门别类，立说著书，温度雨量，占乎天时，区域土性，辨乎地利，汽机轮轴，代乎人工。举凡种植培养之方，牧畜孳生之法，罔不研求新理，默运精思，用能本其学，以分饷西欧，且能推所学以灌输东亚。此岭南农学会所由发起，即农学报所由刊布也。” 本着以“农学上应有之常识，输于未受教育之农民”，该会特设“扩张会务部”，专向附近农民灌输农事新知识，向其散发数千册年报。

从人事与会务看，它与中华农学会并无直接渊源。与此不同的是，香港的中华农学求新会有不少人加入中华农学会。1920年10月26日，冯其焯、张玉阶、胡炯堂等人，在香港联络同志，发起组织农业研究社，旨在研究农学、改良农业、增进农产。后改名为“中华农学求新会”（C.A.R.A.），志在求新，以“推广农业研究，改良实地试验，以收效果”为宗旨。选举胡炯堂为会长，黄碧荃为副会长，张玉阶、胡竹朋为总务部正副主任，冯其焯、陈少荃为理财部正副部长，何品良、刘志真、陈鉴波为研究部正副部长，何乐琴、黄凤石为试验部正副部长，李翰墀、唐爵为撰述部中西文部长，欧兆明、陈雨泉为调查部正副部长，刘景初、曹仲谅为展览部正副部长，茹灼文为书楼部长，邓星池、梁伯赵为司数部正副部长，潘兰甫、彭广福为稽核部正副部长，黄碧泉、高浩文为交际部正副部长，源仲霖、吴子美为货品部正副部长，席道明为庶务部长。 冯其焯强调改良农事从实验始，借化学以为补助，特设立化验科，谢益芳为主任。 此会确立研究、进行与代理三项事业，以“研究为第一要义”，先读书，次试验，再调查；进行则首在鼓吹，唤起农家、各省试验场和普通社会民众考求农学兴趣，次联络各省试验场及农学会互为资益，再通过办报、办学，造就专门人才。

根据粤港农事实际，此会重点办理事项：（1）谈话会（农务演讲），专为研究农事、交换新识所设，先后演讲者有唐爵（农书），李超禄、杨卓民（北方及琼崖一带之农事），曾中瀛（美国制皮厂及制火酒厂），邓树森、毕侣俭（上海、杭州、南通及安南一带之农事），何亮（中国农务之情形），谭锡鸿（中美人工孵卵之比较）等。（2）化学部，理论与实习并重，如胡竹朋、冯其焯等侧重化学与农务之关系。（3）农事试验场，“本我国之旧法，参以外国之新法”，供会员研究、实习之用。（4）阴阳学，研究《易经》及其他阴阳学书籍，以助农智发达。（5）童子团，令会员子侄辈组成模范团，学习化学，听农学家讲农场管理法，每周定期到场实习。（6）棉花展览会。 （7）劝农部，尽劝农之责。 （8）面向农家子弟，在九龙筹办农业工读讲习所。 （9）开设国语班，教授会员及非会员，以俾于农务。

中华农学求新会成立以来，积极与广州、北京、南京、杭州等地同人沟通，还与美国华盛顿农林会建立学术联系。事实上，组织名称虽然冠以“中华”二字，其实活动范围不出粤港两地；会员主要来源于岭南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及广东农林试验场。中华农学会会员邓植仪、欧华清、郭华秀、张天才等均入会。

中华农学会对北方农学重镇北京农业大学影响颇大，但其自发结社的热情依然高涨，并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政治关切。1920年5月，学生群体发起“醒农社”，编辑《醒农》半月刊，以“促人民之觉悟，谋农业之改进”为宗旨，提出两个严肃的问题：一是要彻底解决社会问题，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事情，为什么一般人竟忘却了多数的农民？二是空谈玄理于实际无所裨益，为什么不实事求是谋人民的福利？ 相形之下，已入中华农学会的乐天宇、杨开智等人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他们所发起的社团实际成为中共的外围组织。

1921年，乐天宇、杨开智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小组。邓中夏来年在此基础上，联络李启耕、左正元、胡求仙等人，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农业大学支部”（简称S．Y．）。9月，乐天宇、杨开智等人发起“农业革新社”，詹乐贫、林孔唐、徐大昌、彭树范等50余人入会。 此社目的是发动学生开展农民运动，于是提出“本互助精神，以砥砺学问，促进校务，及改造社会”宗旨，成立学生会，直接走进农村，开办农民夜校。 1926年，会员仍有70余人，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 这些社团虽然多由中华农学会会员发起或参与，但因双方立会本意迥然，并没有建立组织层面的联系。

同期，校内不同籍贯学生各以乃师为凭，发起社团组织，形成川、湘竞争格局。1922年2月，中华农学会会员、川籍学生胡子昂，邀集赖宪伯、郑昌明、胡继康等人，倚重许璇、周建侯等教授，发起农声社，提出要“研究农学，改进农业”。 他们目标宏大，欲将本校教职员、毕业同学及各地农界同志吸收为名誉会员，在读学生为普通社员， 共同“研究致用的农学”，觉悟农民改进农业，转移社会上的“贱农”风气。 胡子昂以超强的组织活动能力广为联络，在短时间内征集各类会员近200人，以本校师生为主体，名誉会员80余人，涉及农业行政、教育和试验等部门，如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广东农林试验场、山东省立第一甲种农校等，知名者有吴宗栻、许璇、梁希、刘子民、刘运筹、董时进、赵济周、毛恩旭、周建侯、杨景辉、吴景澄、尹炎武、唐有恒、陈宝钧、邓振瀛、朱惟杰、唐廷秩、章祖纯、刘先、章鸿钊、刘家璠、钟赓言、王邦巩、万勖忠、张福延、曾济宽、王璞、侯过、林骙、殷良弼、夏纬瑛、丁棫、刘增辉、任乃强、姚鋆、周汝沆、周桢、张孝先、谢恩隆、胡宗灏、王彦祖、庞斌等人。其中，刘运筹和董时进分别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

此会发行机关刊物《新农业》，成为刊登会员言论及研究成果的园地，从1922年2月至10月共刊发4期，作者群以北农学生为主，次为该校教员，还有部分校外撰稿人。许璇、周建侯、王邦巩等均有稿件刊发，如许璇《论中国宜速废出口税》；王邦巩《日人在郑家屯经营畜牧之状况及于政治上之影响》《满蒙牧羊业之状况》《兽医警察为畜产之保障》《牛乳在卫生上之价值》《马之原产地与其进化》；周建侯《农业和肥料底关系》《酦酵作用和糖类底分解》《最近世界各国底肥料是怎样的状况》《地方要如何维持又当如何增进》；刘子民《玉蜀黍之研究》《乌桕之二三研究》；刘运筹《英国近日发生之牛病》；杨景辉《大丰盐垦公司调查记》；金陵大学特聘美籍植棉专家郭仁风（J．B．Griffing）《种植美国棉花浅说》。

川人试图建立由本省人主导、统领全校师生的新组织，激起他省学人争胜之心。湘籍教员刘子民、杨景辉等人尽管亦名列其中，但内心显然更倾向于本省学生发起湖南农学会，“冶全省农林人才于一炉”。5月28日，该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成立，刘子民出任总务主任。6月，胡子昂等人借“驱吴（宗栻）”排挤湘省团体，刘子民、杨景辉等人被迫离校，会务跌入谷底。是年底，大力鼓吹“农村立国”的湘人章士钊主持校政，亲任总务部主任外，亦捐资赞助，甘为湘人之“靠山”。 刘子民等人返校，令湘省组织声势大振，确立“联络湘省农界同志，共图农学之发展及农业之改进”宗旨，决定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刊行杂志、学术讲演和答复农事上咨询及建议农业改进等事务。为和川人争夺资源，对会员资格的规定更为宽松，凡有志农学及有农业经验者皆可为本会普通会员，凡热心赞助本会者，经干事会表决可为名誉会员。 机构方面，设立总务、学艺和推广三部，章士钊、张伯言任总务部主任，杨景辉、曾公智为学艺部主任，刘子民、廖训榘为推广部主任。 章士钊有意将其办成湖南人在京聚集讨论农学的团体，故呈文湖南教育司、实业司备案。 至1926年，在京会员和驻省会员100余人，还有湖南第一农校等4家机关会员。

胡子昂离校后，1924年5月14日，川籍学人蓝梦九、周建侯、彭家元、尹静夫等，以北农为总部，联络乡党，成立四川农学会，立其宗旨为“本合作之精神，联络四川农界同志，共事研究，以谋本省农业之发达”，确定实地调查、学术研究、学术讲演、发行刊物、提倡农业教育、促进农林事业六项事业。 基本会员以毕业或肄业于国内外专门以上农业学校者为限；凡热心赞助本会会务进行者为名誉会员；凡有志农学或富有农业经验者，经会员1人以上介绍为普通会员。 12月16日，在第一次秋季常年大会上，尹静夫、刘可强、周建侯、彭家元，分别当选总务部、研究部、出版部、推广部主任。为确立川人组织地位，胡子昂提议应筹募基金，以固根本。随后成立募集基金委员会，由周建侯、胡子昂、杨仲虞、彭家元、廖沛然、刘运筹、曾济宽、何澄清组成。资料显示，募集基金、接洽省内农学人士、调查各地农业成为他们事业的主项。此会吸收60余名会员，以校内川籍师生为主，骨干成员如刘运筹、曾济宽、周建侯、彭家元、蓝梦九皆为中华农学会会员。 未久，北京政变致其会务中辍，影响亦波及京内其他农学团体。

1923年，“改大”后的北农学风由日本转向欧美。 表面看，章士钊是推行“新政”的前台主将，但邹秉文才是幕后之操盘者。因为，章士钊之本意志在“根本改组”，故坚拒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而取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盖当时章氏内心已存步武欧美的想法。他聘韩安为教务主任，然后亲自奔赴南京，敦请邹秉文北上筹划改革蓝图。经邹秉文擘画，农大的学术建制美国化走向愈趋明朗。 首先，施行学系制，组建农艺系、森林系、畜牧系、园艺系、生物系、病虫害系和农艺化学系。其次，农科建制架构确立试验、教授和推广的三位一体模式，分设三部，由各系分任之。 再次，着力引进欧美留学生，尤以留美生为主角。先聘定唐有恒、陆费执、章祖纯为教授。后经邹秉文协调，东南大学钱崇澍任生物系主任，讲授植物学、植物生理学、植物分类学、树木学等课程；广东农业专门学校沈鹏飞、张天才分任森林系和畜牧系主任；岭南大学谭锡鸿任畜牧系教授。 经此改组，北农大面貌确焕发出新气象，带动了校内结社讲学之风。1923年5月25日，农业化学系学生本着“欲求学术进步，非互相切磋不可”，自发组织农业化学学会，以“应用化学原理，解决农业上一切化学问题”为宗旨，内分事务、调查、研究和编辑四股。28日午后4时，该会敦请糖类化学专家、工业教授陈仲韩，讲演“糖类与农业之关系”。

综上，陈嵘、王舜成长会时期，中华农学会南下北上，东西并进，发展成为民国时期历史最久、会员最多、组织最为稳固、会务最为活跃的全国性农学团体，被公认为农学研究之“总枢”。即便如此，终究没能改变农学界内部因派系与利益纠葛而导致的社团分立互竞的实际状态，甚至它自身即是其中的割据者之一。 qH5KpwTLyzYJiiKcyi+RN7E9/j4Jhj9SPdLmDPq0Hn7iEuaxAGO8GWOt/VL4Tj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