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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在断定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准确时间，意义非常重大。作为地理从业者，我们称道断代研究的同时，又自然而然地想到另一桩重要的事，即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地理空间问题，有条件的话，我们能否也做一回夏商周“断地”工程。
理论上我们把时空分开，但事情的时空属性必然是交织在一起的。“发生”一词在英文作“take place”，直译是“找一处地方”。这个词用得好，文明发生时，要找一处地方。文明的发生到底在哪里？文明的发展壮大又先后朝着哪些地理方向？文明的地盘又是如何向四面步步壮大？这些都需要做“断地”研究。而这些“地”若与“代”挂起钩来，我们的文明发生问题就更加清晰明白了。
对于中华文明的空间地域问题，历来有各种说法，混乱之状并不亚于“代”的问题。在王朝时代，生长在“文明”地域的冠带士子骄傲得很，以为泱泱华夏在舜爷、禹爷的时代，就南抚交趾、北定山戎、西抵渠羌、东尽鸟夷，“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到了蛮夷的地方）。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带头澄清了这个问题，提醒人们文明不可能一下子就坐出一片大地盘，疆域只能是渐渐大起来的。
但是，后来又有人把早期朝代的地盘尽量地压缩，压到小得可怜。比如说商朝，不过是一个以安阳为中心的“统治家族”，是个极为一般的“城邦小国”。按照城邦小国的思路去想，商朝地域范围怎么也宽广不起来。可是，我们明明读过商朝后人缅怀祖先的诗句“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我们又明明在距离中原近千里以远的湖北黄陂看到典型的商代城址。
那么，我们文明历史上这个光辉的奠基时代，即夏代、商代、周代时期的疆域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这是相当重要却又相当难断的问题。在三代以后的朝代，都设立了一套郡（州）县制度，疆域内分布着密密麻麻的郡县名称，它们大多方位记载明确，以它们为定位点，可以做很细致、很实在的古代地理研究。可是在三代时期，没有（或者说没有记载下来）如此密集准确的地名供我们方便地使用。欲恢复三代地理的本相，需要配合其他办法，诸如考古学、古文字学等。
在传世及出土的卜辞金文中，有不少三代的地名，如果将它们仔细落实，再结合许多文化遗址，可以大大增进对三代历史地理的了解，明确它们的疆域范围。另外，近二三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频频令我们吃惊，不少原以为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地方，忽然挖出精美陶玉，现出庄严鼎彝。对我国早期文明的足迹之密、放形之远，学者们又越来越不敢低估了。一些在“想不到的地方”所发现的重要遗址，都引发我们认真地去想一想：它们在古代文明大地谱系中曾占据怎样的坐标、具有怎样的人文地理属性？
由考古新材料所导致的历史地理观念的变化，几乎是“七八年来一次”。过去关于文明的“摇篮”即文明地理重心的理解，还是一元式的，只认黄河中游这一个“摇篮”，尽管其他地方也有另外类型的文化，但不称它们是“摇篮”。现在，只有一个摇篮的理解已经说不通了，因为考古研究显示，在东北、东南、西南都有强大原始文化存在，说明我们的文明最终是由众多摇篮培育起来的。
至于夏商周三代的地理问题，事实与观念也在丰富更新，除了落实新的地名定点、确认地域关系，还有如何认识早期朝代疆域总体形态的问题。我们习惯于将王朝领土想象成连续弥合的，但有专家尖锐地指出，早期国家的领土可以是插花状的。另外，对距都城远近不同的领土，势必存在不同的管理控制方式，如商代有“内服”“外服”之别，这在早期国家地域机制中有什么意义？此外，“四夷”地带的重要性不能忽略，三代时期是开放型疆域，那是一个大融合时代，在四夷地带照样埋伏着华夏文明的基因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