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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周起元曾说：中国的南海通“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意思是：南方海疆贸易繁忙，生财旺盛，简直就是皇帝取用钱财的南方大仓库。
海洋对于古代中国本不是陌生之区，不应一笔把它划在“黄色文明”之外。我们有那么长的海岸线，古人怎么可能只做兴叹，而不进行政治、经济的探索。《汉书》中，除了张骞通西域以外，还有汉使到达南亚的记载。只是因为当时的东南亚没有像匈奴那样的强敌，政治上不如北边重要，朝廷不必费心，史官们的记载自然不多。我们今天如果只知道依古代史官们的记载来恢复历史，那么不会恢复出多少南海的事情。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大地域国家，社会面貌必然是多元的。中原常常是“逐鹿”的沙场，也是皇帝率领百官“面南”的基地，这里的人们满脑子都是封侯拜相的政治，如陈胜是个种地的，干活时还想着“苟富贵”的“鸿鹄之志”。在南方海疆生活的人们则没有多少政治野心，他们面对大海，想的做的是另一番事业，他们创造的是中国历史的另一个篇章：海洋开发。南方海疆闯荡海洋的勇士们，“视浮天巨浪如立高阜，视异域风景如履户外”，表现出另一种气概，却只因无政治上的轰轰烈烈，不能杀敌封侯，故从不被看作历史英雄。
如果把眼光从“大一统”的朝廷政治转到丰富多样的地域开发来看中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海洋的重要影响。在南方沿海，古时已出现为海洋事业服务，依赖海洋事业而发展的区域。在十六世纪，从福建到广东的一些地方，“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之皆海供，酬酢之皆夷产”。大海是这里的人民、社会不可或缺的经济地理因素，“海上安澜，以舟为田”。贸易活动是海洋事业的重要部分，明朝时，即使在海禁期间，仍然“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南方海疆的人们多能讲两句海外语言，即便是“闾左儿”（穷孩子），也“惯译通”。这方方面面的民间活动，虽不入经书，无关科举，却是真实的区域性中国社会史。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海洋事业的发展是中国南方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又一种动力。明朝以后，白银在中国社会大量出现，成为民间使用的寻常货币。据研究，许多白银正是通过海上贸易自南美洲辗转进入中国的。
在以中原为本位的中国历史中，可以没有南洋，但南洋诸国的历史中却常常要有中国，早期中国移民、华人村落、近代华侨商业等，都是那些国家历史的重要部分，这是中国与海洋关系的另一面证据。在当时华人的经商日志、舟师采访以及地方邸报中保留有不少关于东南亚国家早期历史的资料，弥足珍贵，例如十三世纪末中国人周达观写的《真腊风土记》就是恢复柬埔寨当时历史的重要文献。
中国古代航海图
打造海船部件
明代中国航海技术之高早已举世公认，那些高超的航海技术不仅支撑了三宝太监郑和的七次特殊航行，也必然会支撑起中国在南洋的非官方的海上势力。南洋海域华人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特征。西方殖民者东来时，在南洋地区也曾遭受海上中国人的抗击。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商船几乎绝迹于马六甲海峡以西。中国商船在马六甲海峡以西的绝迹，以及后来华人海上势力的衰微，究其原因，显然不能以“中国文化自身的封闭保守性”一言蔽之，而要考虑西方殖民者的霸海行径。据明朝张燮《东西洋考》中记载：马六甲海峡“汉时已通中国”，“后佛郎机（葡萄牙人）破满剌加（马六甲），入据其国”，“佛郎机”行径狠恶，当地旁海人原先畏惧“龟龙（鳄鱼）”和“黑虎”，“今合佛郎机，足称三害云”。在马六甲，“佛郎机”对中国商船常常“迎击于海门，掠其货以归”，致使“数年以来，波路遂绝”。
中国人在南洋的历史说明，海洋开发史的问题是一个世界历史地理问题。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在初期沿海洋进行地理扩张时，所到之处都是残酷的争夺，它借助武力推行自身的体制，排斥其他力量，从而改变了许多区域传统的社会结构、经济行为，最终也改变了全世界的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