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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两句诗曾道出四川早期历史的特点：“蚕丛及鱼凫（这是两位蜀先王的名字），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交代得很清楚，古代四川“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原因，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在古代四川，巴、蜀是两个重要的古国，巴据说是周朝南土的封国，国君为姬姓（平民百姓则为“南蛮”）。蜀国则历史久远，在传说中，“蜀山氏”曾与黄帝族通婚姻，资格不算低。后来，蜀国在四川盆地持续发展，但由于地势悬隔，不但不能参加中原列国的竞争，连消息也少通，以致中原人对蜀史了解甚少。四川这一块大地方，长期湮没在历史迷雾之中。
我们看四川的盆地形势，很容易想到一种封闭发展的模式。四川盆地土地肥沃，内空间开阔，是一个又大又好的人类生息摇篮。盆地里的人们似乎可以不理会外界的事情而过自己的日子。那里的历史可以局限在盆地之中，无须与外面通人烟。这种封闭的观念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要注意到，四川的封闭，蜀道的艰难，都是相对东方中原人而言，在西方、西南方，四川的交通地理概念则是另一个样子。举两个历史地理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西汉时期，有两条信息促使汉武帝向西南开拓，一条是唐蒙出使南越，吃到一种“枸酱”，一问，只有蜀地出产枸酱，所以料定有一条道路由蜀中通到番禺（广州）；另外一条是，张骞使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布、邛竹杖，一问，是从身毒（印度）转卖过来的，可见，有一条道路从蜀地通往身毒。这两条信息改变了四川是封闭死角的观念，汉武帝于是决定取道四川，“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并征伐南粤。经若干年的开发经营，汉朝最后在西南设立了七个郡。参与过西南事务的司马迁总结这段历史时说：“西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后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
蜀道难——江崖栈道
蜀道难——绝壁栈道
第二个例子是四川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显示，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属于甘青地区氐羌民族系统的文化，礼州遗址与云南元谋大墩子文化相关。著名的三星堆遗址文化也表现出与甘青地区的深刻联系。
历史学家许倬云曾说：“蜀地发展的动能来源，似乎不是一开始即在丰裕富足的成都平原。成都平原，当是资源汇聚的集合处，蜀地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源，来自四方，而又以盆地西方的南北通道为吸纳传输的动脉。中国西南的横断山系，山高水急，然而其间纵谷平行，是南北的通道。”成都平原西侧的纵向山谷，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甘南、川西向南延伸的藏彝走廊。这条走廊上接青藏高原，下达云贵高原，连接了草原与西南山地。这一带文化面貌复杂，族群种类众多，文化碰撞多，物质交流的需求也多，“成都平原是诸种文化与经济资源辐
之处，取精用宏，自有其开展发达的动力能源”。“蜀地则是西南地区扇形的扇纽所在，东可与中原不相干涉。未与中原相通以前，蜀国已俨然雄长西南。无论在文化与经济方面，蜀地应是西南之首善。”
是秦国首先对蜀地的经营，使这个西南首善之区，超越山水阻隔，全面融入秦塞中华。为适应蜀地的多民族特点，秦国在这里创立了建立民族管理特区的先例，这种特区当时称作“道”，主要分布在藏彝民族带的东侧，大多是遵循一条河流延伸，与县的级别相当，“县有蛮夷曰道”。有学者认为，它们之所以称“道”，“当是从实际的交通道路转化”。建立民族特区的办法，一直为后世遵照，在多处地区施行，是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特色。
“西南首善”在中华世界的地理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当年秦国之所以有力量统一“天下”，得益于蜀地“天府之国”的经济支援。司马迁说：“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在后代的历史中，四川在全国地理战略上，或为上游，或为后方，均不可轻视。
无论是多元发展，还是一统建制，在这对双翼齐振的中华历史中，四川的贡献是巨大的。今天，在开发西部的战略中，四川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西部的大发展，将导致新的地理格局的出现，西南四川明天会有怎样的人文地理景象，我们拭目以待。
“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
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说文》）这是距今一千八百多年前一位文人对玉的看法。按照这样的看法，玉简直是奇了。
玉在道德上的神奇性是中国古代文化赋予的。中国人老早就喜欢玉，这是个与西方人重黄金、宝石大为不同的传统。中国古人佩玉是出名的，“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礼记》）。孔子也与子贡讨论过玉的道德，称“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
孔子说的“昔者”，原来不知要早到什么程度，现在全国许多地方（从东北到澳门）都有新石器时代的精工美玉出土，最出名的地方有浙江良渚、东北辽河（红山文化）和安徽含山。大批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发现，证明五六千年以前人们的好玉之情便已经蓬勃起来了。近年来，学术界对上古“玉文化”的讨论很热烈，收藏家也开始搜集古玉，相应之下，制假古董者也开始仿造古玉。
制作假古玉是对中国“玉文化”的玷污，玉本应是高洁美好的，中国语文中有不少讽刺挖苦的词汇，加在玉身上的几乎没有。汉字分类中有一个“玉部”，由“玉”衍生出来的多是含义雅致的字。作家经过斟酌，将人物的名字唤作“宝玉”“黛玉”，增加了人品的高洁美好，感动读者几百年。相对来说，古代中国人不推崇黄金，有时还说些黄金的坏话，如“纸醉金迷”。当然，今天的中国人喜欢黄金的很多，中国人的金店也是成色最足。不过，羡爱黄金者，多不是出于道德良心，免不掉有淫心物欲。
玉给人们带来的高洁美好联想，原因容易归结在玉石质地的温润，而忘了人的功劳。其实，“玉不琢，不成器”，各种玉器是人类加工的结果，玉器在本质上不是自然而成的，是文化而成的。只有经历了人类的工艺及观念——文化的过程，原来一块斑驳璞石，才变得温润、高洁。关于这个变化，和氏璧的故事曾讲到血的代价。因为必经琢磨，玉于是又有磨炼、培养之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这是古代思想家们由玉之成，联想到人之成。
在春秋战国时期，关于玉的讲究、礼仪、议论都很多，历史文献上有许多记载。而新石器时代大批精良玉器的发现，使我们知道在那个没有文字流传下来的时代，玉文化也是灿烂的。玉器很少做生产、生活用具，主要充作装饰或表达意识形态的材料，在那些新石器时代的玉的雕琢造型中，是否有道德联想，还不好说，但凝聚有信仰、法统、灵物的概念，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琮”是良渚文化中典型的、规范的玉器造型，其长短不一，但都是外方内圆，表面刻有很细致的纹饰。琮在当时一定有特定的意义，否则不会做得那么规范。今天的学者对琮的含义有不少推论，比较大胆的推论是：琮的方圆表达的是天地观念，即“天圆地方”。如果这个推论站得住，则琮是太伟大了。天圆地方，是古代地理观中最基本、最宏观的一个概念，古人用一大块玉石把它表达了出来。
浙江余杭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琮
另外一件相当重要的表达观念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是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一块玉版，其中央刻有两个大小相套的圆圈，内圆里刻有方心八角图形，内外圆之间有八条直线将其分割为八等份，每一份各刻一箭头，在外圆与玉版四角之间也各刻有一个箭头。含山玉版毫无疑问表述的是几何平面的均衡分割，有四分、八分，这种平面分割很有可能也被用到对地理空间的方位分割上去。说明当时的人们很可能已经突破山川地貌的杂乱形状，而建立了抽象、系统、有序的方位观念。这是地理思想史上的重要进展。
我们原来以为，新石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人们风寒饥馑，一定是全体忙于吃穿。现在知道，他们曾投入大量劳动制作毫无吃穿实用价值的玉器，由以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玉，以一块自然顽石，由人琢磨成器，赋予思想道德，被“人文”到崇高地位。所以，古玉传达给我们的，是古代人类不可低视的精神品质。
安徽含山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版
玉版上的几何图形
玉在今天的地位远远比不上黄金了，因为玉只象征道德情操，而黄金则象征汽车、洋房之属。我们今天凭温柔淡雅的古玉认识古人，而后世的人或许要凭黄澄澄的金子来认识今人了。
在我们日常的谈话中，澳门的历史往往是从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登岸开始，在此以前，澳门就没什么可说的。“现今港澳地区为亚洲最美丽地区之一，经济上龙腾虎跃，香港更跻身于亚洲四小龙享誉于世。然而，港澳地区古老文化的面貌，却一直鲜为世人关注。”这是香港中文大学考古学家邓聪先生讲的话。
的确，在澳门的殖民地“声名远播”，人们习惯于以“殖民地文化”一语对澳门的一切进行概括的年代，没有多少人有兴趣、有心情，去关注澳门“殖民地”以外的生活方式，或叩问被“殖民地”覆盖了许久的文化深壤。
现在澳门摆脱背负了百余年的殖民地身份，回归，意味着它那被禁锢的中国之魂重新腾飞，而其本来固有的在文化深壤中与母体的古老纽带，也将成为人们有趣有益的话题。邓聪先生所著《澳门黑沙》（一九九六）一书，便是以考古科学的方式向我们述说了四千至六千年前澳门一带先民生活的情景，及其与邻近地区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在澳门路环岛东面的海湾，海流带来不少黑色的“海绿石”，沙滩有黑色隐现，故称“黑沙湾”。黑沙湾呈半月形，滩面广阔，长达数里，可容万人海浴。就在这黑沙湾的沙堤之下，掩埋着一批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近年来，考古学家对黑沙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发现了陶片、石器、玉环、玉孔芯和一处加工玉石的作坊遗址。这枚小小的白玉环和玉坊遗址使澳门黑沙湾变得更不寻常，美国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评价它们是“研究华南史前玉器工艺技术的宝贵资料”。
澳门黑沙湾
澳门黑沙湾的玉器
澳门黑沙湾的白玉环、玉孔芯
从风格特征上看，澳门黑沙遗物属于“大湾文化”，而大湾文化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向南发展后的地区变体，既有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某些传统，又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主要分布在珠江口沿岸和岛屿上。其分布状况清楚反映出距今数千年前环珠江口一带人们水上来往的范围，“令人惊奇的是其规模足与现今珠江口一带水路交通范围媲美”（邓聪）。大湾文化的主人们必定已掌握了相当先进的水上交通技术，才能克服江海的阻隔，与四邻部落间展开密切的交流。
在海岸站稳脚跟，甚至踏入大海的波涛，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南方发展所面临的必然课题。学者们正在以港澳、珠江三角洲为考古重心，研究早期人类与海洋生态之相适应的历史，探索先民向海洋拓展的能力与过程。在滨海新石器文化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海洋文化的因素，如陶器图案里的海波纹饰、使用贝壳刻划的印纹等等，这些纹饰证明了先民们对大海波涛的质朴的内心感受和表现欲望。
澳门黑沙陶器 |
澳门黑沙陶器 |
再看先民在滨海对居住小环境的选择，学者们发现，“当时人类对居地的选择偏好海湾沙堤的内侧潟湖附近，遗址周围常有小溪流过，给人类提供淡水，有的遗址背后有小山环抱。这样，人类一方面可以避开风暴的侵袭，同时又宜于获取岸线附近、浅海及陆上不同类别的食物”（乔晓勤）。那么，在澳门黑沙湾设立制玉作坊有何便利之处呢？邓聪先生认为这是由于那里地近沙堤，易于采取坚硬的解玉砂（石英砂），以便剖解、研磨玉材。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多样。在远古文化中，就已然包含了丰富多样的人地关系。在黄土高原、在长城地带、在湖泽水乡，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远古文化生态区系。《淮南子·原道训》对南粤的形容是：“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珠江三角洲沙堤内众多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告诉我们，这个南方水世界，也是一个人文早醒之区。
另外，玉文化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发展得十分辉煌，在长城内外、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有玲珑古玉的出土，展现着惊人的艺术成就与不可低估的思想内涵。澳门黑沙湾里远古白玉和制玉作坊的发现，说明那里并非是一块僻远的没有文化的沙滩，在中国远古文化地理谱系上，它理所当然地拥有一席之地。